但是为什么斯库菲这个肥胖的、长着獒狗脸的男子，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比别的人浮动得更为频繁呢？也许是因为他穿着一套白色西服的原故吧。它在我的记忆里，已经留下了一个鲜明的白点，这就好象当人们打开收音机时，虽然有着轻微的爆裂声和干扰声，但仍可听到一个乐队的滇奏或一个音色优美的歌喉……我还记得这套西服在楼梯上经过时所留下的亮点，还听到那根顶端饰有球形物的手杖在楼梯台级上所留下的沉闷而有节奏的响声。他在每一层楼的平台上都要停下来。我在到德尼兹的套间里去时，有好几次就同他交臂而过。我此刻能够清楚地看到那楼梯的铜扶手、淡灰褐色的墙壁和套间的深色双重木门。每层楼的小支光路灯，阴影中显现的那个獒狗般的脑袋、那温和而痛苦的目光……我甚至觉得他走过时还同我打了招呼呢。在罗马街和巴蒂尼奥尔大道的拐角处，有一家咖啡馆。夏天的时候，人行道上总是排满了露天座位。一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某个傍晚，我在等着德尼兹。落日的余辉映照在停车场建筑物的门面和玻璃上，停车场的边上是一条铁路……突然间，我看到他正在穿过林荫大道。他穿着他那套白色西服，右手拿着那根顶端带有球形饰物的手杖。他走路有点跛。他向克利希广场走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白色的、僵直的身影，它在土台的树荫下移动着，慢慢地、慢慢地缩小，最后消失了。于尾我明了一口薄荷水，心里想：他到那里去找什么呢？是谁约他去的呢？德尼兹常常迟到。她在拉博埃蒂街的一个妇女时装店里工作(由于看到了林荫大道上这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身影，我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那时，妇女时装店刚刚开张，老板是个瘦高个子，头发金黄，后来很出名。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雅克，而且如果有耐性，我一定能在于特办公室里旧的《博坦》上查到它。拉博埃蒂街……当她来到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同我相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着薄荷水，我是还可以坐下去的。我宁肯在这露天座位上等，也不愿到就在附近的德尼兹的小套间里去。晚上九点钟了。他象往常的这个时候一样，穿过了林荫大道。他的西服好象闪着磷光。有天夜里，德尼兹和他在土台的树萌下说了几句话。他那令人目眩的白色西服，那茶褐色的獒狗般的脸，以及那灯光闪耀的绿色树丛，显示着某种似是夏季的却又并非现实酌东西。德尼兹和我走上库尔塞尔大道，这条路同他走的那一条方向正好相反。我们两人在那个时候置身其中的巴黎，正同期库菲那套发着磷光的西服一样，也有着某种似是夏季的但又并非现实的东西。当我们经过蒙索公园的栅栏时，我们简直是飘浮在充满女贞树芳香的夜色之中。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就象棕榈树在悄悄地、有规律地摇曳着一样，红绿信号灯徒然地也在悄悄地、竹规律地变换着它们的颜色。在几乎快走完奥什林荫大道但还没有到达星形广场之前，在这条大道的左侧，可以看到巴齐尔·扎哈罗夫爵士公馆，它二搂的大窗户一直亮着灯光。在那以后——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我常有机会登上这幢公馆的二楼：那里都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总会有很多的人，有些人三五成群地在说话，有些人神情激动地在打电话，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所有这些人都很匆忙，连大衣也不脱下。为什么过去的一些事情象一张照片似的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呢？我们以前是在维克多·雨果大道那边的一家巴斯克餐馆吃晚饭的。昨天晚上，我想再找到它，但是未能如愿。不过，我还是在整个衔区里兜了一圈。那个餐馆，从前是在两条很宁静的大街的拐角上的，前面设有露天座位，旁边摆着一个个种着葱翠草本的大木盆，座位顶上遮着红绿相间的大帆布篷。门庭若市。我听到谈话的嘈杂声和杯子的碰击声，还看到里面有张桃花心木的酒吧柜台，在它后面上方的长长的壁画上，画着白银海岸的风光。我还记得一些人的脸。德尼兹在拉博埃蒂街为之工作的那位头发金黄的瘦高个子老板，有时也到我们桌上来坐一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棕发男人，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另一个头发棕黄而卷曲的男人(他不停地笑着)，……遗憾的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些人的名字了。酒吧间一个秃顶的男侍者在调制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如何配方的鸡尾酒。只要想起这种鸡尼酒的名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就是那家餐馆的名字——，那样接下去就可以回忆起别的事情来了。但是怎样才能想起来呢？昨天晚上，当我打这几条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我明明晓得它们就是以前的那些大街，但怎么也认不出来了。建筑物并没有变化，人行道还是那样宽。但当时的灯光同现在不一样，另外在空气个还飘浮着某种东西的气味……。我们以前总是从原路回去。我们常到街区里的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现在把它找到了，它就是莱维广场上的“罗亚尔-维利埃”。莱维广场上，有许多长椅、海报柱和树木。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电影院的门面，才使我能够认出这个地方的。如果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断定那是哪一个时期了。但是关于这些电影，我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一个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个穿着小礼服的男人走进大型客轮的船舱，在一扇落地窗后面掠过的跳舞的人影……我们又走上罗马街。昨天晚上，我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到了栅栏和铁路，看到了在铁道另一边上盖住一幢房子整堵墙面的迪博内①广告牌(它从那以后，肯定变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当年那种苦恼的情感。________________①一种开胃酒的牌子。座落在这条衔99号的“芝加哥”宾馆，现在已经不那么叫了。而且，即使是问讯处的人也无法告诉我旅馆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97号是一幢很大的长形建筑物。如果斯库菲是住在六层，而德尼兹的套间应该是在它的下一层，这也就是说，是在五层。这两个套间是在房子的右边还是在左边呢？这幢楼房每层至少有十几扇窗子，因此可能有两三个套间。我久久地望着这幢楼房的正面，希望能认出或者一个阳台，或者一扇窗户的样式和百叶窗。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楼梯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从前的扶手是用铜做的，它闪闪发光，而现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样的了。套间的门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别是定时楼梯灯的灯光，它已不再象当年在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显现时那么朦朦胧胧的了。去问门房也是白费劲。门房会起疑心的，何况跟别的东西均己变了样一样，看门人也已换过了。斯库菲校暗杀时，德尼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当时是住在楼下，这样的惨事还是会记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记亿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德尼兹在罗马街97号没有住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我当时是同他一起住的吗？抑或当时我在巴黎还有别的住处？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回来得特别晚。斯库菲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两手交叉放在拐仗项端的球形装饰物上，下巴支撑在手上。他的脸色非常沮丧，獒狗般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我们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真想同他说说话，扶他到楼上，他自己的套间里去，但他象一尊蜡像人体模型一样，一动也不动。定时楼梯灯熄灭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闪着磷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有这一切，想必是发生在德尼兹和我刚刚相识的时候。二十五我关上了于特办公室里的电灯，但并没有立即离开，在黑暗中又呆了几秒钟。按着，我又打开电灯。然后，再关上。我第三次开亮电灯，又第三次关上。这样做，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我眼前又出现了在一个说不准的晚上，在一间同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我关上电灯时的情景。那时，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都要做几下这样重复的动作。尼埃尔林萌大道上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制写字台和扶手椅。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关了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好象害怕走出屋于去似的。在房间的深处，靠墙放着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有一面镜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写字台，靠窗还有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它上面看书。窗子朝着一条种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开着。这是一幢小公馆，是南美某个国家公使馆的所在地。记不得我当时是以什么身份使用这个公使馆的一个办公室的。我仿佛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邻近的办公室里，听到他们正在打字的声音。我接待的人不多，他们那是来要求给他们签发签证的。我在翻看瓦尔布勒兹花匠给我的那个饼干盒、检查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那些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来了。我在干被我从办公室里取代的那个人的工作。他是一个领事？抑或一个代办？我记得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哩。他是谁呢？首先，这个公使馆在哪里，我花了几天功夫把第十六区跑了一遍，因为记忆中的那条长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同这个街区的街道完全是一个样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细观察着测摆的每一个微小摆动那样，我站在每条大街的尽头，希冀那些树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忆起一点什么来。在走到莫利托尔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时，我感觉回亿起来了，我一下子断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时，我就是从设在附近的一个公使馆里走出来的。夜色昏沉。沿着与楼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听见打字的声音，便从虚掩着的门探头往里望去。那个男的已经走了，剩下那个女人还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道了晚安。她停下工作回过头来。她是一个美丽的褐发女郎，我可想起她那张热带人的面庞来了。她同我用西班牙语①谈了几句，对我笑笑，便又工作起来。我在前厅里停留了一会，然后就下决心离开了那里。________________①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均讲西班牙语。我肯定我是在沿着米拉博路往下走，这条马路笔直，它是这样的阴暗和荒凉，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着，我害怕被人发现，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行人。在更低一点的地方，在凡尔赛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广场上，有一家咖啡馆还亮着灯。我有时也会踏上一条方向相反的路，穿过奥特伊尔的宁静的街道。到了那里，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我走上米埃特路。我还记得埃米尔——奥吉埃大道上的那些多层建筑和我从右边走上去的那条马路。在它的底层，在一扇象牙科诊所那种磨砂玻璃窗的后而，总是亮着灯。德尼兹在从那里还要过去一段路的一家俄国餐馆里等着我。我不时说出一些酒吧间和餐馆的名字。但是，若不是路牌或者霓虹灯制成的招牌常常出现在面前，我怎么可能辨明方向呢？餐馆延伸到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通过一个窗洞，可以看到里面张挂着红色丝绒帘子的内厅。当我们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时，天还亮着。有一个人在弹齐特拉琴。这种乐器洪亮的音色，映照着花园的落日的余辉，以及也许是从旁边的布洛涅树林里吹来的草木的芳香，所有这一切都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种神秘和凄凉的气氛。我努力想重新找到俄国餐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米拉博路倒没有变样。我在公使馆里呆得很晚的那些夜晚，我继续走凡尔赛林荫大道。我可以乘地铁，但我宁愿在露天之下走一走，帕西码头。比尔一哈基姆桥。然后，就是那条我一天晚上同瓦尔多·布朗特一起走过的纽约林荫大道。此刻我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难受。那时我不知不觉地循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在走去。有多少次我曾沿着纽约林荫大道朝前走啊……德拉尔马广场．——那是第一块绿洲。然后，就看到了长满树木、空气清新的库尔拉雷纳。穿过协和广场以后，我就快要走到目的地了。亲王大道。我向右拐入圣奥诺雷街。左边，就是康邦街了。只有不知从哪扇玻璃窗上反射出来的略带紫色的光线。除此之外，康邦街上就别无灯火了。人行道上响着我的脚步声。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又一次感到害怕起来，就是每次走上米拉博路时感到的那种害怕，害怕有人发现我，害怕有人截住我，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证件。此时此刻又产生这种心情，这可真叫遗憾，因为还差十几米就要走到头了。特别要紧的是，可别跑。不要乱了步伐，一直走到头吧。卡斯蒂耶旅馆。我跨进门去。问讯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走进小客厅，很快地喘了口气，抹掉额头上的汗水。这天晚上，我又避过危险了。她在楼上等我。唯有她在等着我，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失踪了，也唯有她才会感到焦急和不安。一间浅绿色墙壁的房间，红色的窗帘已经拉上了。床左边的床头订花老。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浓郁刺鼻，但除了地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那颗漂亮的痣点以外，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二十六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和他的儿子一起从海滩回来，这是一天中他最喜爱的时分。他或者拉着孩子，或者让孩子在自己的前面跑着。林荫大道根清静，还有一点阳光照到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的连拱廊下走着，在“阿丝特丽丹女王”甜食店前面，孩子每次总要停下来。他自己呢，老是看着书店的橱窗。那天黄昏，橱窗里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皮上的石榴红标题中有一个字是“卡斯蒂耶”。他用手拉着他的儿子，在连拱廓下走，高兴地在铺满一条条太阳光带的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就在那个时候，“卡斯蒂耶”这个字使他想起了在巴黎，在靠近郊区圣奥诺雷那个地方，有一家旅馆也叫这个名字。有一天，一个男子约他在卡斯蒂耶旅馆里见面。在那以前，他在奥什林荫大道的办公室里、在那些低声谈着生意的怪模怪样的人们中间，就见到过他了。那个男人当时因为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所以想向他兜售一枚首饰别针和两个钻石手镯。兜售者把放在一只小皮盒中的首饰交给了他，他们商妥次日再去卡斯蒂耶旅馆见面，那男人就住在那里。他又回忆起问讯处，它的旁边有一个小酒吧间和一个围着绿色棚栏的花园。看门人用电话作了通报，然后把房间号码告诉他。那个男人躺在床上，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神经质地向外喷，弄得满屋烟雾腾腾。头天晚上，在奥什林荫大道上，这个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自称是“南美洲一个国家公使馆的前任商务专员”。他没有说他姓什么，只说他的名字叫“彼得罗”。这个名叫“彼得罗”的人坐在床边，对他腼腆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并不认识这个“彼得罗”，但却很同情他。他感觉到“彼得罗”因为正被迫捕才住到旅馆的这个房间里来的。他随即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了“彼得罗”。他头天晚上已经很顺利地把首饰卖出去了，赚了一大笔钱，“拿着，”他对“被得罗”说，“我把多赚得的钱也分给您一半。”“彼得罗”说了声“谢谢”，就把信封放在床头拒的抽屉里去了。这时，他发现床对面衣柜的一扇门是半开着的。有几件连衣裙和一件皮大衣挂在柜子里面的衣架上。这样看来，这个“彼得罗”是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的了。于是，他又一次想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彼得罗”的处境一定是很不安定的。“彼得罗”一直在床上躺着，又点着了一支香烟。这个男子感到自己得到了信任，因为他说；“我越来越不敢上大街了……”接着，他甚至说：“有几天我是那样的害伯，以致成天躺在床上……”过了这么久以后，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彼得罗”用低沉的声音说出的那句话。当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最后，他笼统地说了一句大致是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这样，才总算摆脱了困境。那时，“彼得罗”突然对他说：“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离开法国的办法了……有了钱，就一切都能做到了……”他还记得当时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片片很小的雪花——几乎是些雨点——正在飞舞。那纷飞的雪花、窗外的黑夜和狭小的房间，使他产生了一种窒息的感觉。即使有了钱，是不是就能逃到某个地方去呢？“可以，”“彼得罗”悄悄地说……“我有办法进入葡萄牙……可以取道瑞士……”“葡萄牙”这个字眼使他立即想起了绿色的海洋、金色的阳光和人们在遮阳伞的下面用麦管吸着桔子汁的情景。“在夏季的某一天，”他这样想道，“这个‘彼得罗’和我能不能在里斯本或者伊什图里尔的一家咖啡馆里重逢呢？”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许可以漫不经心地喝着苏打水……而卡斯蒂耶旅馆这个小房间，雪花、黑夜、凄凉冬季的巴黎，他为了脱身而正在进行的非法交易……这一切又使他们觉得是多么遥远啊。他离开房间时，对那个“彼得罗”说了声：“祝您走运。”那个“彼得罗”后来怎样了呢？在夏季的这个黄昏，这个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在人行道上大步跨过残阳光斑的孩子，他祝愿这个他在很长时间里只见过两次面的男子能同他一样安宁和幸福。二十七亲爱的居伊：谢谢您的来信。我在尼斯生活得很幸福。我找到了从前祖母经常带我去的隆尚街那座古老的俄国教堂。也就是在那时，在我观看瑞典国王居斯塔夫打网球的时候，我在这方面产生了爱好……在尼斯，每条大街小巷都使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在我正对您谈到的这座俄国教堂内，有个房间里摆满了玻璃书橱。房间中央，有一张很象弹子台的大桌子和几把旧的扶手椅。从前，每星期三，我祖母都要去那里取书，而我总是陪着她。那些书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出版物。此外，这个地方还保持着那个时期阅览室的陆力。我花了很多功夫阅读我已经淡忘了的俄文书。那座教堂占地很大，花园里绿树成荫，挺立着高大的棕榈树和桉树。在这些热带的树木中间，挤着一棵银白色树干的白桦。我猜想，人们把它栽到那里，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遥远的俄国。亲爱的居伊，我要不要对您实说了呢？我正在谋求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如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能够如愿以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在我度过童午的一个地方接待您。经过了种种曲折(我不敢告诉教士我以前当过私家侦探)，我终于回到了老家。您非常正确地对我说过，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至于您向我打听的那些亭，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问问“家史服务处”。我刚给德·斯威尔特发了一封信，我认为他能够回答您的问题。他会很快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您的。您的于特至于那个我们一直未能查明、名字叫做“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我现在可以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了。下一个邮班，您就可以收到一封信，它将告诉您一些情况。由于我认为“弗雷戴”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象俄国人——或者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的名字，所以随便找了一些以前曾在尼斯的俄国侨民区里居住过的人问了问。非常走运，我碰到一位卡媛夫人，她还记得这个名字。可是这些回忆是令她不快的，她真想把它们从她自己的记忆里抹掉，但她应允我给您写信，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统统告诉您。又及。二十八姓名：德尼兹·伊韦特·库德勒斯。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黎。父保罗·库德勒斯，母昂里埃特(原姓波加埃茨)。国籍；俄国。她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第十七区区政府与吉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后者一九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生于萨洛尼卡(希腊)，希腊国籍。库德勒斯小姐先后住在：巴黎第十三区奥斯特利茨码头9号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7号巴黎第八区康邦街，卡斯蒂耶旅馆巴黎第八区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库德勒斯小姐用“米特”的名字拍过一些时装照片。随后，她可能在拉博埃蒂街32号的JF妇女时装店当过模特儿；接着，她可能同一个叫做范·阿伦的人合伙，后者是一个荷兰人，他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巴黎第九区的巴黎歌剧院花园广场街6号开过一家女式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存在时间很短，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关闭。库德勒斯小姐可能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在企图偷越法国-瑞士边境时失踪的。对此，在麦热夫(上萨瓦省)和昂马斯(上萨瓦省）进行了调查， 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那还是在皮埃尔-卡尤街的当铺里，我就认定我将永世厌恶贫穷。有人会认为我缺乏理想。刚开始我的头脑也很天真浪漫。但这一切在人生路上丢掉了。——《夜巡》二十九姓名：吉米·彼得罗·斯特恩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生于萨洛尼干卡(希腊)，父乔治·斯特恩，母吉乌维雅·萨哈诺。国籍：希腊。他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第十七区区政府与德尼兹·伊韦特·库德勒撕(法图籍)结婚。斯特恩在法国的住址不明。只有一九三九年二月份的一张卡片指明有一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他当时住在：巴黎第八区贝亚尔路24号林肯宾馆这个地址也出现在第十七区区政府的结婚证书上。林肯宾馆现巳不复存在。林肯宾棺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如下的情况：姓名：吉米·彼得罗·斯特恩住址：(意大利)罗马，睹店街2号职业，经纪人。吉米·斯特恩先生可能在一九四〇年失踪。三十姓名：彼得罗·麦克沃伊无论是在警察署还是情报局，都很难搜集到关于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的情况。我们接到报告，一个叫做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的多米尼加人在多米尼加驻巴黎公使馆供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时住在纳伊(塞纳河畔)的朱里安-波坦路9号。但自那以后，就杳元音信了。各种迹象表明，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在上次大战时就离开了法国。象当时所常有的那样，这个人可能用的是化名和假的证件。--后来，他还思忖，这种感觉，也许不过是他的青春，这种一直压抑他的感觉，终于脱离他了，犹如一块岩石缓缓滚向大海，击起一束水花便消失了。——[法]莫狄亚诺 《一度青春》三十一德尼兹过生日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巴黎上空飘落下来的雪花，一着地便成了泥浆。人们涌进地铁的入口，加快脚步地走着。圣奥诺雷区一带的玻璃窗里都亮着灯光，圣诞节快到了。我走进一家首饰店，又看到了那个男子的脑袋。他留着胡子，戴着一副镜片上过色的眼镜。我给德尼兹买了一只戒指。我从商店里走出来时，雪还在不停地下着。我担心德尼兹不来赴约。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在这些匆匆忙忙地走动着的人影中，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是会互相错过的。那天晚上，我的名字究竟是叫吉米还是彼得罗，是姓斯特恩还是麦克沃伊，现在可回忆不起来了。三十二瓦尔帕莱索①。她在一辆有轨电车尾部靠近窗子的地方站着，被夹住其他的乘客中间，站在她一边的是一个戴墨镜的小个子男人，另一边的是一个面部干瘪的金发女人，那女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堇菜属植物②的香气。________________①智利港口。②旧误译“紫罗兰”。过一会儿，那些乘客几乎都要在埃省朗广场车站下车，那她就可以坐下来了。因为她住在山岗上，住在塞罗·阿莱格莱区，所以一个星期有两三回要到瓦尔帕莱索去买东西。她在那里租了一幢房子，办了个舞蹈学校。五年前，她踝骨骨折。她在知道自己不能再跳舞之后，离开了巴黎。但是，她对此至今不悔。她决心远走高飞，决心割断她同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那么她为什么要到瓦尔帕莱索去呢？因为她在那里有个熟人，一位居瓦斯芭蕾舞学校的校友。她不打算再回欧洲去了。她留在那里，上她的课。最后，她把那些在巴齐尔上校芭蕾舞团时拍的、挂在墙上的旧照片，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很少去想骨折以前的那些事。在她的脑子里，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她把名字、日期和地址都搞混了。然而她能有规律地，每星期两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回想起一桩事情来，她对这桩事情的印象要比对其他事情清楚得多。有轨电车在埃拉聚里林荫大道尽头停下来，就在今晚的这个时候，她回忆起来了。这条绿树成荫、坡度缓缓升高的大道使她想起了童年时住过的朱伊-昂-若阿斯的那条街。她记起在居尔泽纳博士路拐角处的那些房子、垂柳、白栅栏和新教礼拜堂，记起对面很低的地方是罗宾汉客栈．她想起在一个令她特别高兴的星期天，她的教母来找过她。她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德尼兹。她有一辆车篷可以折迭的汽车。那个星期天，是由一个棕发男子陪着她来的。他们三人去吃了冰淇淋，还划了船，晚上在离开凡尔赛公园后把她送回朱伊-昂-若阿斯那条街的途中，还在一个集市上停了一会。她和这个教母德尼兹一道登上碰碰车，那个棕发男子在一旁瞧着她们。她还想知道得更多些。他们两人确切的姓名到底叫什么？他们住在哪里？从那以后他们怎样了？当有轨电车沿着埃拉聚里林荫大道爬着缓坡向塞罗·阿莱格莱区驶去的时候，她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些问题。三十三那天晚上，我坐在一家杂食店的桌边，这家杂食店是于特以前介绍我去的，它就在侦探事务所对面的尼埃尔林荫大道。店里有一个柜台，多层架子上摆满了富于异国风情的物品：茶叶，阿拉伯香甜糕点，玫瑰花瓣果酱和波罗的海的鲱鱼。过去的一些赛马骑师仍然常到这里来，他们彼此换看一些旧马照——尽管照片上的那些马匹早就已经被肢解了。在杂食店里，两个人在低声说话。其中一个穿着件一直拖到踝关节的大衣，大衣的颜色象枯树叶一样。他跟大多数顾客一样，身材矮小。他转过身来，也许原是为着看看挂在进口处大门上方的钟是几点了，但眼光却落到了我的身上。他的面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两只眼珠子都鼓出来了。他皱起眉头，慢慢地挨近我，在我那张桌子前面停了下来：“彼得罗……”他抓住我的上臂，“彼得罗，是您吗？”究竟要不要回答他，我犹豫不决。他显得很狼狈。“请原谅我，”他悦，“您难道不是彼得罗·麦克沃伊吗？”“是的，”我突然对他说，“有何贵干？”“彼得罗，你……你不认得我了吗？”“不认得。”他坐在我的对面。“彼得罗……我是……安德烈·维尔德梅尔……”他顽乱不安，抓住了我的手。“安德烈·维尔德梅尔……赛马骑师……你不记得我了吗？”“请原谅，”我对他说，“我有些事情记不清了。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啊……同弗雷迪在一道的……。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象触了电似的。一个赛马骑师。瓦尔布勒兹的老花匠曾对我说起过一个骑师。“真有趣，”我对他说，“在瓦尔布勒兹……有个人对我谈起过您……”他的眼睛模糊了。是酒喝多了，还是太激动了？“不过，彼得罗……你难道不记得我们曾同弗雷迪一起去过瓦尔布勒兹吗？……”“记不大清楚了。不过，这些正是瓦尔布勒兹的花匠告诉我的……”“彼得罗……这么说说，……这么说，你还活着罗？”他非常用力地握着我的手，都把我握疼了。。是啊。怎么啦？”“你……你是在巴黎吗？”“是啊。怎么啦？”他恐惧地看着我。他几乎难以相信我还活着。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很想知道，但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不敢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我嘛……我住在瓦兹省的……吉韦尔尼，”他对我说，“我……我极少来巴黎……你愿不愿意喝点什么，彼得罗？”“来一杯‘玛丽·布里扎尔’，”我说。“好吧，我也来一杯。。他把我们的杯子斟满酒，动作很慢，我好象觉得他是要赢得时间。“彼得罗……发生了什么事？”“你说的是什么时候？”他举杯一饮而尽。“就是你们企图同德尼兹一起偷越瑞土边界的时候？……”我能回答他什么呢？“从那以后，你们就没有给我们来过什么信。弗雷迪非常不安……”他又把他的杯子斟满了酒。“我们还以为你们在雪地里迷了路呢……”“您用不着担心，”我对他说。“德尼兹怎样了呢？”我耸耸肩膀。“您还记得德尼兹吗？”我问。“说到哪里去了，彼得罗，那当然啦……我首先倒要问一问，你为什么用‘您’来称呼我？”“请原谅我，我的老兄，”我说，“已经有一个时期了，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大好用。我竭力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太模糊了……”“我能理解。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还记得弗雷迪的婚礼吗?。他笑了。“记不大清楚了。”“在尼斯……他和嘉结婚的时候……”“就是嘉·奥尔罗夫吗？”“对，就是嘉·奥尔罗夫……他不是同她，还能同谁结婚呢?”他看我不大记得这桩婚事，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在尼斯……在俄国教堂……举行的是宗教婚礼……不是公证结婚……”“哪一个俄国教堂？”“一个有花园的俄国小教堂……”是不是就是于特在他信上绐我描写过的那一个？有时的一些巧合，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对啦，就是，”我对他说……“就是……隆尚街上有花园和堂区图书馆的那个俄国小教堂……”“怎么样，你想起来吗？我们四个是证婚人……我们把花冠举在弗雷迪和嘉的头上……”“四个证婚人？”“是啊……就是你、我、嘉的外祖父……”“老古奥尔吉亚奇？……”“对……吉奥尔吉亚奇……”这么说，我和嘉·奥尔罗夫、老吉奥尔吉亚奇在一起照的那张相就是那一次拍的了。我刚才正要给他看呢。‘第四个证婚人，就是你的朋友鲁维罗萨……”“你的朋友鲁维罗萨……波菲里奥……多米尼加的外交官……”想起这个波菲里奥·鲁维罗萨，他笑了。一个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也许正是因为他，我才在那个公使馆里工作的呢。“以后，我们是一起到老吉奥尔吉亚奇家里去的……”我看到我们中午时分在尼斯的一条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的林荫大道上走着。天气晴朗。“德尼兹也在那里吗？。”他耸耸肩膀。“当然在啦……很明显，你什么也不记得了……”我们漫不经心地迈着步子，一共是七个人，即：赛马骑师、德尼兹、我、嘉·奥尔罗夫、弗雷迪、鲁维罗萨和老吉奥尔吉亚奇。我们穿着白色的礼服。“吉奥尔吉亚奇住在阿尔萨斯-洛林花园拐角处的一幢房子里。”几棵棕榈树高高地挺立着。有些孩子在滑梯上滑着。楼房白色的门面上，挂着橙色的帆布遮帘。我们的笑声在楼梯上回荡。“晚上，为了庆贸他们天作之合，你的朋友鲁维罗萨请我们到埃敦·罗克去吃了晚饭……怎么样，想起来了吧？你还记得吧？……”他气喘吁吁，好象刚刚干了一件很重的力气活。那一天，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举行了宗教结婚仪式，阳光明媚，大家无忧无虑，那也许是我们青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时刻了……在回忆了上面这些事情之后，他看来枯疲力蝎了。“总之，”我对他说，“我们，你和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对……但我首先认识的是弗雷迪……因为我曾经是他祖父的赛马骑师……遗憾的是，我没能干多久……老人就失去了一切……”“嘉·奥尔罗犬呢……你知道……”“是的，我知道……我就住在她家附近……阿利斯康花园街……”嘉·奥尔罗夫从那幢大楼的窗口，一定可以看到奥特伊尔跑马场美丽的景色。她的第一个丈大瓦尔多·布朗特告诉我，她因为担忧人老珠黄而自杀了。我想象她以前定是常常从窗口俯视跑马场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下面的情景，甚至一个下午就能看到好几次：十几匹马沿着场地—起向前冲，有一些在障碍物上撞得粉身碎骨。那些侥幸跨过障碍物的，还能再活几个月。之后，也同别的马一起死掉了。这样，总是不断有些新的马匹补充进来，取而代之。进行同样的、到头来不免要被摔死的冲锋。这样的场面，看了使人感到凄惨和沮丧。也许就是因为住在跑马场的附近的原故，嘉·奥尔罗夫才……我很想问问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对此是怎么想的。他呀，他是应该明白的，因为他是赛马骑师啊。“真叫人伤心，”他对我说，“嘉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啊……”他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脸，他的皮肤红红的，有痘瘢，眼睛是褐色的，一道疤痕爬过右边的腮帮子，一直延伸到下巴尖上。头发是栗色的，但有一绺白发，不熨贴地散在前额上。“你呢，彼得罗……”但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我住在纳伊的朱里安-波坦路时，你就认识我了吗？”我带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说，因为我牢牢地已住了写在“彼得罗·麦克沃伊”卡片上的地址。“是你住在鲁维罗萨家里的时候吗？……当然了……”又是这个鲁维罗萨。“我们经常同弗雷迪一起来……每天晚上都象过节一样……”他放声大笑。“你的朋友鲁维罗萨晴来几个乐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你还记得他老是用六弦琴绐我们伴奏的两支曲子吗?。“不记得了。”“《钟表》和《你使我顺从你》。特别是《你使我顺从你》……”他轻轻地打着口哨，吹出这个曲调的几个小节。“怎么样？”“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您给我弄了一本多米尼加的护照……但它没能帮我什么忙……。“你到公使馆来看过我吗？”我问。“去过。去取你给我的多米尼加护照。”“我一直未搞清楚当时我自己在那个公使馆里干的是什么事。”“我，我不知道……有一天你对我说过，你是在给鲁维罗萨当个秘书之类的，这对你来说，是个美差……但我觉得在鲁维罗萨遇到车祸死了之后，这个工作倒成了一个苦差事了…”是的，确实令人悲伤。我又少了一个可以询问的证人。“彼得罗，请你告诉我……你的真名叫什么来着？这问题总叫我感到困惑。弗雷迪对我说过，你并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是不是鲁维罗萨给你搞的假证件啊……”“我的真名字？我自己也想知道呢。”我莞尔一笑，好让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弗雷迪是知道的，既然你们早在中学里就认识了……你们以前总是谈些德·卢伊扎中学时代的事情，我简直听腻了……”“……中学时代的事？”“德·卢伊扎中学……你知道得很清楚……别装傻……那天你父亲还用车子来接你们两个……他让还未领到驾驶执照的弗雷迪开车……关于这件事，你们至少已对我讲过许多许多次了……”他摇了摇头。这么说，我还有一个经常到“德·卢伊扎中学”来找我们的父亲。这倒是个很有趣的细节。“而你呢？”我对他说，“你一直搞骑马吗？”“我在吉韦尔尼驯马场找到了一个骑术教师的职位……”他的语调严肃认真，绐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自从出了事故以后，在生活当中也就走下坡路了……”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没有敢问他……“当我陪你们，也就是你、德尼兹、弗雷迪和嘉，一起去麦热夫的时候，大事已经不好了……我丢掉了教练员的饭碗……他们都是些胆小鬼，因为我是英国人……他们只要法国人……”他是英国人？不错。他说话带点口音。这，我直到此刻才注意到。当“麦热夫”这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这个主意真奇怪，真奇怪，怎么想起要到麦热夫去的啊？”我试探地说。“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主意奇怪？我们没有别的路可去啊……”“你这样想？”“那个地方安全……巴黎那时变得太危险了……”“你真的这样想？”“得了，彼得罗，你想想吧……那时候检查越来越频繁……而我呢，我是英国人……弗雷迪拿的是英国护照……”“英国护照？”“是啊……弗雷迪的家族原来是在毛里求斯岛的……你呢，你那时的处境似乎也并不好些……我们所谓的多米尼加护照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我们……想一想吧……你的朋友鲁维罗萨，他自己也……”这句话的下半截，我没有听清。我好象觉得他突然矢音了。他喝了一口酒。这时四个人走进屋来，他们都是老顾客，——过去的赛马骑师。我能认出他们来，因为我以前常常听他们谈话。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总是穿一条旧马裤和一件好几块地方沾有污迹的黄鹿皮大衣。他们拍着维尔德梅尔的肩膀。他们同时说着话，大声地笑着。满屋子吵吵嚷嚷。维尔德梅尔没有把他们介绍给我。他们都坐在酒吧间的高脚圆凳上，没完没了地高声喧哗着。“彼得罗……”维尔德梅尔对我俯下身来，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他那副鬼脸使我感到他为着说出下面的话来，正在做着超人的努力。“彼得罗……”在你们企图偷越国境的时候，德尼兹出了什么事？……””我不记得了，”我对他说。他的眼睛盯住了我。他可能有点醉了。“彼得罗……在你们出发之前，我就同你说过，不要相信那个人……”“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