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　　所有细节或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粮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当，作出决定，就……　　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慢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来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　　这样，一切也就目然发展下去了……　　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马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目；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特斋，钱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间里不让出来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因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吗？……　　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列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　　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商，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　　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政纪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区的一边（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第一分部）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一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系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都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线们就在自己屋里拷打这些人、指脖子。殴打，逼他们招供，说出“人都是谁杀的？？”。营方的意图这时全明白了：是在进行刑讯！不由警犬们亲自动手（大约不经上级批准舍招来麻烦）。而是委托眼线们去干：谁杀了你们，自己去找出来！他们自然用不着别人鼓劲。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们不是白吃饭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强管棚隔开，是怕他们闯进去。对我们则比较放心：我们驯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谈不到一起。爱闹事的都在那边。劳改点之间隔着四米高的墙呢。　　古今有多少渊博的历史学家。有多少部深奥的书籍，但却都未能预见到人们的心灵还会燃烧起这样神秘的火焰，社会还可能进发出这样神秘的力量。他们不仅未能预见，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释。　　有时候把点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点不着火。可是、烟筒冒出来的一个小火星往空中一飞，却可能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我们这三千人什么事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准备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之后，加强管制棚旁边的工棚里的人们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长方木梁和十字接头来，趁着黄昏（靠近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没有阳光，已经很暗了）跑过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击这座劳改营监狱的结实的木板围墙。人们既没有斧头，也没有铁棍，这类东西是不准带进生活区的。　　木器敲打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哪个木工班在认真地干活。围墙上几块板子被砸开了，人们就去拆开它，木板上钉的十二公分长的大钉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全营区都能听得见。虽然现在不是木工应该干活的时候，可是，听来完全像一片劳动的声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谁都没注意它。劳改营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业班去吃晚饭，有的正从食堂往回走，这个人去医务室，那个人去保管处，有人去取邮包……　　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　　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可不能弄错！），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了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　　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了望塔下，边跑边喊：“腔里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　　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　　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了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　　冲过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　　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　　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　　其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谈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　　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因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　　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　　“长官，你看，不行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本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　　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　　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了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　　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　　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你给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了）；“班长们！出来广　　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当然有这样的人）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　　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人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人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末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　　“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　　“工棚的门不要上锁！”　　“拿掉身上的号码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　　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罗嗦到什么时候呀。　　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　　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　　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　　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　　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　　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　　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工棚又销上了。　　主人们从外面看＿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　　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　　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炙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I（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着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　　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　　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　　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通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　　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　　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　　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只秃鹰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　　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已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　　不错，一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　　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理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户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　　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B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　　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　　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其余的上缴国家）。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资，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一三个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　　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因犯吗！？）　　“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回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矿山）。　　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　　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腾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管区去。　　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一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K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　　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　　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　　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来，八干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　　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用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木是想着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　　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　　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　　根据“先进理论”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　　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　　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如果政治犯们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须自己斗争！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劳改营都发生过骚乱。乱子闹得小一点的如卡尔拉格的第十二劳改点。大一些的如戈尔拉格的起义（诺里尔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关于诺里尔斯克的起义完全可以单独写一章，可惜我一点材料也没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无益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东西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阵空洋铁桶翻滚似的铁皮的咚咚声，于是又一个个人头朝下倒栽下来了，而且是从阶梯的最上层一直滚进了大粪坑。　　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锋还是队尾，甚至群岛上的我们这些绝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贝利亚的倒毙在群岛上特别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岛的最高保护人和总督啊！内务部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难堪、手足无措。在电台已经广播，无法把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时候＿在不得不从斯捷苦劳改营管理局的墙上摘掉那个“和蔼可亲的”保护人的像片时，斯捷普拉格的首长切切夫上校颤抖着嘴唇说：“全完啦！”（但是，他错了。他还以为第二天他们都要受审判呢。）军官和看守们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这一点囚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的头头从来没有给囚犯看见过笑脸，现在忽然来到惩戒队的劳动工地上坐下来，请囚犯们吸烟了。（他需要观察、了解一下：这个混浊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火花在闪烁？他们可能造成什么危险？）一喂，怎么搞的？你们总局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人民敌人？！”囚犯们以嘲笑的口吻问他。“是啊，可不是嘛！”这位惩戒营的军官伤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这么说，连斯大林也没看出来？”正在受惩戒的囚犯咧着嘴笑。“可不是嘛……”军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样，小伙子们，也许快要释放你们了。等等看吧……”　　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沃尔库塔）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　　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l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　　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　　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钢花镇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人员不能裁减！），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腾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计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　　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　　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未堵塞了锁眼。　　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生子们连想也没想到！　　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了望塔上的哨兵……要术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　　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Iwt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干的斗争。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　　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　　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　　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关押女囚犯），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括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　　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奸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　　至于看守们自己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士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　　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占的会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　　了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刘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　　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　　所有了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了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奸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奸，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