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萨姆依兹达特）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　　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　　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　　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　　尽善尽美的创世主　　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　　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严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智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　　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　　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　　对伟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　　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　　赋予他的幸福，　　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　　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　　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　　……它们的实质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　　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　　“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　　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　　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　　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　　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　　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搞。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　　……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六章　坚定的逃跑者--------------------------------------------------------------------------------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警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　　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　　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　　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　　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腾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腾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　　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　　腾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他是常常被转押的），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腾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　　腾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乘美国护航舰去过冰岛和英国。同时，他自幼就练习杂技；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在杂技团表演过。后来，在两次航行之间的空闲时期他曾多次参加演出；他还是扛铃运动的教练，作过“记忆术”的表演，表演快速“记住”许多数字和单词，表演从远距离“猜测”别人的想法等。杂技团的生活和在港口上的生活使他同“流浪者”有了一些接触，因而也就多少沾染了那些人们的作风——冒险性和不顾一切，学会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后来，他多次蹲惩戒室，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又不断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东西。对于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用的。　　做人的全部经验积聚在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九四八年，腾诺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从海军复员！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不祥之兆了。（他懂得几国语言，在英国舰只上航行过，是爱尼沙亚人，虽然出生地是彼得堡。）但是，人往往都是往好处想的。他也一样。同年圣诞节前夕，他在里加市被捕了。（里加市每年过圣诞节时仍旧使人感到有节日气氛。）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　　但是，要斗争还早呢！因为我们总是被一种“这是搞错了”之类的设想支配着。心想：我蹲监狱？为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弄清楚的！在把腾诺押往莫斯科之前，还特意派人来安慰他（这是为了押解途中的安全！）：部队反间谍处处长莫尔希宁上校特地到火车站来给他送行，还同他握了手，并且告诉他：“您放心去吧！”三个特别护送人员（少校、大尉和一名军士）加上腾诺总共四个人，他们乘软席包厢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少校和大尉商量着怎样在莫斯科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是不是为了捞到一次去莫斯科出差的机会才故意组成了这个特别护送小组呢？）他们商量妥之后就各自躺到上铺去，似乎已经睡着了。军士则躺在对面的下铺上，每当被捕的人一睁开眼睛，这军士必然要动一动。包厢里只有上面的一盏蓝色小灯亮着。腾诺的枕头底下放着妻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来的东西：她的一绝头发和一大块巧克力。腾诺躺在下铺，陷入沉思。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轻快响声。我们的想象是可以随意使这种声音充满任何一种意义和预言的。脸谱这时使这种声音充满了“希望”。因此，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逃跑。只是随便想了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个夜晚，但那时却只有悔恨和叹息了。今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么容易逃跑的机会，自由永远不会离他这么近了！）　　夜里，腾诺曾两次去厕所。车厢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军士跟在他后面。军士的手枪系在一条长长的武装带上（海军军人都是这样戴枪的），他也跟着被捕的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腾诺会拳击和柔道，要想在这里制服军士，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缴下他的枪，命令他不出声，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一个小站下车跑掉。．第二次去厕所时，那个军士不敢再挤进来了，他留在门外。但门是关上了的，在里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可以打碎玻璃，跳出去：夜车，一九四八年，车开得不快，而且时常停车。不错，是冬天，腾诺没穿大衣，而且手头只有五卢布现钱，但是，他的手表还没有被没收排。　　由特别护送组押送的光荣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就结束了。在乘客们全部下车之后，一个戴蓝肩章的准尉从一辆黑色乌鸦车上下来，走进车厢问道：“他在哪儿？”　　交接，失眠，单人囚室，单人囚室。催促尽快审讯的天真要求。看守们的不耐烦的回答：“有你受审的时候，你还会嫌多哩！”　　侦查员终于来了。“喂，谈谈你的罪行吧！”“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有罗马教皇才什么罪也没有！”　　牢房里住两个人，另一个是装成犯人的眼线。就这样，慢慢地把篱笆加高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几次审讯后腾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想弄清问题，也不想释放他。那就是说：得逃跑！　　腾诺并没有把这世界闻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看成了不起的困难。也许像刚上前线的新兵似的，由于还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怕吃？逃跑计划是由侦查员阿纳托利·列夫申提示的——侦查员用自己的表现（他越来越对腾诺粗暴、凶恶和憎恨）向腾诺提示了这一点。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在这座建筑物里曾有几百万人忍受过毒打，有人甚至没有胆毒打看作刑罚。但是，对于腾诺来说，单单是想到别人可以任意殴打他而不会受到报复，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是粗暴的侮辱，与其忍受，不如死去。因此，当列夫申在语言威胁之后第一次走近腾诺，要挥动拳头的时候，腾诺霍地站了起来，狂怒地颤动着身子对他喊道；“你敢！我反正活不成！可也要挖出你一只眼睛，或是两只！这个我能作到！”　　侦查员后退了。他大概认为用自己一只好好的眼睛去换犯人这注定要完蛋的生命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就用禁闭室折磨腾诺，好使腾诺的体力衰弱下去。然后他又把在隔壁房间里被刑讯折磨得惨声喊叫的女人说成是腾诺的妻子，并说如果腾诺不招认，他妻子还会受更大的折磨。　　侦查员这次又看错人了！腾诺不能忍受别人的拳头，同样，他也绝对忍受不了对妻子的审讯。被捕者心里越来越明确：必须把这个侦查员干掉。这可以同逃跑计划结合起来！侦查员列夫申少校也穿海军制服，也是高个子，浅黄头发。膜带完全可以冒充列夫申，瞒过侦讯大楼看守长的眼睛。不错，列夫申的脸肥胖而有光泽，腾诺这些日子消瘦了。（囚犯轻易没有机会照照镜子。甚至在审讯中要求去厕所，厕所洗手处的镜子也是用黑市蒙着的。只是碰巧掀动了一下：终于看到自己的模样了。啊，多么瘦！多么苍白！真心痛自己！）　　这期间已经从车房里把那个不中用的眼线撤走了。腾诺便开始研究那个人睡过的床。床上的一根根铁棍儿和床腿连接的地方生了锈，锈得比别处细一些，焊接的地方也不很结实。铁棍的长度约七十公分。可是，怎么把它拆下来呢？　　首先要……训练自已能准确地计算秒数。然后，把每个看守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牢房里面看的间隔时间都记下来。（当然，还得先弄清是哪个看守值班，应该装作像在床间随便走走的样子。）间隔时间弄清了：四十五秒至六十五秒。　　在这一段间隔里，用力一板，就能把生锈的那一头折断。另一头是完好的，弄断它要费些力气。要站到上面去用两脚往下跺，但跌断后它会碰到水泥地上，发出响声。那就是说，要在一次间隔时间内完成下列几项动作；把枕头放到水泥地上，站到床上，跺，断铁棍儿，再把枕头放回去，而铁棍呢，哪怕暂时塞到床垫下也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按秒把时间计算好。　　好，拆断了。作到了！　　但是，这还不行：人们一进来就会发现，那你就只好死在禁闭室里了。关你二十天禁闭，你不仅会失去逃跑的力气，甚至连侦查员也对付不了了。啊，有了。用指甲把床垫子划破，扯出一点点棉花来。用棉花把铁棍儿的两头包住，再安到原来的地方去。算算几秒钟？好，可以作到！　　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十天要洗一次澡，市犯人洗澡时间要搜查牢房，损坏的地方立即会被发现。那就是说，应该尽快行动。可是，怎么把铁棍带进侦讯室呢？……从牢房里提犯人去审讯时并不搜身，只在审讯后回来时摸摸身体两边和前边有口袋的地方，目的是搜查刀子之类，怕犯人自杀。　　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制服，里面是传统的蓝白条纹水兵内衣，这内衣温暖着腾诺的身体，也温暖着他的心灵。“然后我就出海去——痛苦会少些！”他向看守借了针和线（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借给针线），装作缝扣子的样子（他自己用面包作的假扣子）。他解开上衣，解开裤子，抽出内衣的底边，把底边从里面折起一小段缝起来，缝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这是为了把铁条的下端插进去）。在这之前他已经从裤杈带子上扯断了一小段。现在，他又装作缝上衣扣子的样子把这一小段带子缝在内衣前胸的里子上。做成一个小环。好管住铁条的上端。　　然后，他再把内衣前后反穿上。从现在起就开始日夜加紧练习。铁条放在背后内衣里边，穿过小环，下端插进小口袋里。铁条的上端恰好到脖子的高度，低于上衣衣领。要练习的动作是：要在看守往牢房里窥视一眼之后到他窥视第二眼之前这段时间内，完成下列动作；把手举到脑后，抓住铁条的上端，把身子向后挺直，再向前方略微倾斜，像弓弦那样，同时，抽出铁条，猛地一拍，打向侦查员的头部。然后全都恢复原样！看守又看了一眼；被捕者正在翻着书本看书呢！　　动作练得越来越快了。抡起的铁条已经在空中发出响声。假如这一击打不死他，至少会把他打昏。既然这些家伙已经把我妻子抓来，那为什么我要可怜这些家伙呢！　　还要准备好两个棉花球（棉花还是从垫子里掏）。把棉花球放到嘴里的牙齿外侧，可以使脸显得胖一些。　　当然，在这天之前还要刮好脸。可是，监狱里每星期才用钝刀子给犯人刮一次险。所以，行动的日子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些呢？可以往脸上稍微擦上一点血，就用他的血！逃跑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随随便便地”听或看，他必须抱着逃跑者的特殊目的听和看。他应该对任何细节都作出解释，而不应轻易放过去。不管是提他去审讯，还是去放风或去厕所，他的腿都在计算着步数，在记住台阶的数目（这些并不是全都用得上的，但是他还是要记）；他的身体也在记住拐弯的地方；犯人走路时按命令必须低着头，但他的两眼却在记住地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完好；两个眼珠在可以扫视到的视野内观察着所通过的各个门，记住它们是一扇的还是两扇的，门上是什么把手，什么锁，门往里开还是往外开；而同时头脑还应该判断出每扇门的用途；耳朵也不能休息，它在倾听着并在进行着比较：对，我在牢房里听到过这种响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大楼是个“K”字型建筑，楼梯护栏之间的空处直通上下各层，金属护栏；指挥哨兵在挥动小旗。拐进侦讯楼了。每次审讯都在不同的侦讯室进行。这样更好！可以了解到侦讯楼的所有走廊和门的位置。侦查人员怎样从外面进到这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小方窗户旁边的门进来的。当然，主要检查他们证件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外面的岗楼，但是，他们在这里似乎还要打声招呼或者要出示讲什么东西。刚巧有一个人往楼下走，他边下楼边朝着上面的人喊道：“那我这就到部里去啦！”很好，这句话可能对逃跑者有用。　　侦查人员从这里出去之后怎样走到外面的岗楼？这就要凭想象来判断了，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正确地走去才行。好在是冬、天，雪地里当然会有人们走出的小路，或者那里的柏油路面会显得更黑、更脏些。可是他们怎样通过岗哨呢？出示自己的证件吗？还是进来时已经把证件留在门口，出去时只须说出自己的姓名，取回证件就行？或者是哨兵认识每个人的面孔？那么，主动报自己的姓名反而会犯错误。或许只伸手去拿就行？　　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你不被侦查员提的那些无聊的问题缠住，而能够留心观察他就行。为了削铅笔，列夫申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证件，取出夹在那里面的一片刮脸刀来。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他掏出的不是出入证。那么，出入证在哪儿呢？留在岗楼了吗？”　　“他掏出的那个小本本很像汽车驾驶执照。那么他是乘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吗？那就是说，他身上还应该带着汽车钥匙。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前吗？必须在这里，在离开侦讯室之前，看看他小本上的汽车牌号，出去之后可不能搞错！”　　“看来监狱里没有衣帽间，因为他每次都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侦讯室的墙上。这样更好。”　　不能忘记和漏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事都在四、五分钟之内做好。当列夫申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必须立即按下列顺序行动：　　l）脱掉自己的上衣，穿上他较新的带肩章的上衣；　　2）解下他的鞋带，把它穿在自己没有鞋带因而不跟脚的鞋上（这一项就要占不少时间！）；　　3）取出他的刀片，塞进事先在自己鞋后跟上准备好的地方（如果被抓住，被关进牢房后可以用它立即割断自己的血管）；　　4）查看他的全部证件，带走其中必要的；　　5）记住他的汽车牌号，找到汽车钥匙；　　6）把有关自己的侦讯材料塞进他的厚厚的公事包，带走；　　7）摘掉他的手表；　　8）用血把自己的脸微微抹红；　　9）把他的尸体拖到桌子后面或厚窗帘后面；如果有人进来，便会以为侦查员已经走了。免得有人追来；　　10）把棉花揉成团，放到腮下；　　11）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　　12）把开关上的电线扯断。如果有人很快就进来，屋里漆黑，他去开一下开关，灯不亮，他会想：大概灯泡烧坏了，所以侦查员改在别的房间侦讯了。即使换上灯泡，也不会立即弄清是怎么回事。　　这样，总共要作十二件事。然后就是逃跑本身了……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夜间审讯的时候干。如果那个小本本不是驾驶执照，可就糟了；那就是说。他来回都是乘侦查员班车，（会用班车接送他们的，因为是深夜嘛！）那末，别的侦查员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夫申今天设审讯到早晨四五点钟，就在半夜里步行回去了呢？　　对，还有：走过那个小窗户时要把手帕掏出来捂住鼻子，装作擤鼻涕的样子；同时还要往手表上看一眼。另外，为了不使哨兵生疑，还要朝楼上喊一句；“佩罗夫！（这是列夫申的朋友）我这就到部里去！咱们明天再谈吧！”　　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只能说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机会。几乎没有希望，因为对外层的岗楼情况完全不清楚。但是，那也不能像奴隶一样死在这里！不能等到衰弱得人们敢用脚踢你的地步！最后鞋后跟里还有一个刀片可以用嘛！　　于是，在刮脸之后的一次夜间审讯时腾诺就把铁条藏在背后带出来了。侦查员在讯问、辱骂、威胁，可是腾诺望着他，心里暗自奇怪：他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呢？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腾诺打算在这里拖到两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有的侦查员就该走了，好去过一个“短暂的夜晚”。　　那时候，就可以找个机会了：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让侦查员把记录递过来签字。伸手接记录纸时就突然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使记录纸掉在地上。他必定会低头往下看，这时就……或者，根本不需要利用什么记录，简直就站起身，摇晃着身子对他说：“很不舒服，请给口水喝！”这时他会把搪瓷缸递过来（茶杯是他自己用的）。把水喝下，使搪瓷缸子掉在地上，同时举右手往脑后抬，这样看来会很自然，像是头晕。侦查员一定会俯身去看掉在地上的缸子，这时就……　　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是节目的前夕，或者就是死刑的前夕。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另一个侦查员急急忙忙走进来，凑到列夫申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夫申有点着慌了，立即按了按电钮：叫看守来把犯人带回去。　　一切全完了！……腾诺又回到车房，把铁条放回原处。　　另一次提审时，腾诺的胡子很长。（这个模样把铁条带去就没何意义了。）　　再一次是白天审讯。而且审讯经过不同往常：侦查员没有发火，没有咆哮，却用一句预言似的活动摇了腾诺的决心，他说：最多判你五年到七年，没什么可伤心的。这样也就不再想割掉他的脑袋了。腾诺的愤恨没有保持多久。　　感情的高峰过去了。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能这么干。　　逃跑者的情绪也许比演员更加变幻莫测。　　这样，长时期所作的全部准备都等于白费……　　但是，逃跑者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经受得住才行。他已经上百次地在空中抡起过铁条，他已经“打死”过上百个侦查员，已经多少次经历过自己逃跑的一切细节了：在审讯室里，通过那个小方窗户，走到岗楼，通过了岗楼……他已被这次逃跑累得疲惫不堪……可是，原来他还根本没有开始呢！　　不久就换了另一个侦查员，腾诺被转押到卢宾卡监狱。在这里，腾诺没有作逃跑的准备（审讯进程使他产生了较大的希望，下不了逃跑的决心），但他还是时刻观察着，也在制定逃跑练习计划。　　从卢宾卡监狱逃跑？这可能吗？……可是，要是认真想一想，这也许比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更容易。每次提审时都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走廊。他很快就摸清这走廊了。走廊里某些地方有箭头标着“通向二号大门”，“通向三号大门”等字样。（真遗憾，自由的时候怎么竟没有留心观察一下卢宾卡周围呢？怎么没注意立什么地方还有大门呢！）说这里容易跑，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全是监狱，还有安全部的办公楼。这里有许多侦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以警卫不可能全都认识。进出门全凭出入证，证件就在侦查员的衣袋还。既然站岗的人不认识面孔，也就不一定要长得像某个人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新侦查员不穿海军制服，他穿国防绿军装。那就得换上他的衣服。铁条没有了，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审讯室里总有各种东西吧，比如，石制的吸墨器之类。其实，并不一定要打死他，只要使他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可以走掉了！　　但是，他总还是抱着一种模糊的幻想，指望着宽恕和理智，这就使他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坚定了。只是在被关进市蒂尔卡囚犯营之后，他才摆脱了这种幻想的重担：根据特别庭的一纸公文，他被判：二十五年劳改。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进入判刑二十五年的犯人牢房时，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反而变得较快了。这一宣判使他摆脱了卑微感，也不再想违背良心进行妥协了；他一扫过去那种俯首听命和巴结逢迎的态度，不再像乞丐一样等待那答应过他的五年到七年刑期了。判你妈的二十五年？？？那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当然，要逃跑！！　　或者，就是死！但是，死亡难道比四分之一世纪的奴役更坏吗？不，单单是把他的头剃光（剃成普普通通的光头，别人有谁会因此苦恼呢？！）腾诺就已经感到莫大的侮辱了，就像往他脸上唾了一口似的。　　现在该寻找盟友了。还要研究过去其他人逃跑的历史。在这方面腾诺还是个新手呢。但以前总会有人跑过吧！　　看守带我们去审讯时，经常走过那些用铁栅栏分成一段一段的布蒂尔卡的走廊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留心过腾诺一眼就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每道门都有两层隔栅，而看守只开一道锁隔栅就全打开了。那就是说：第二道隔栅暂时是不起作用的。第二道隔栅是由三根粗铁条组成的，铁条从墙里伸出来，穿进铁门。　　在牢房里，囚犯们备找各的事作。腾诺则在寻找过去逃跑过的犯人和有关逃跑的谈话。他发现了一个叫马努埃里·加尔西阿的人，此人曾经由于这走廊里的三根铁条组成的第二道隔栅遭到过意外的麻烦。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一天，一间牢房的犯人出去理发时一哄而起把看守抓了起来。（因为许多年没出过事，看守们都已经习惯于囚犯们的驯顺了。这个看守那天违反条例而单独行动，以致被抓。）犯人们扒下看守的制服，把他捆起来塞进厕所，一个犯人换上看守制服，拿他的钥匙打开了走廊里所有的牢门（这里也有死囚车，这就助长了形势的发展）。人们叫喊、欢呼，闹着要去开其他走廊的牢门，占领整个监狱，失去了警惕和谨慎。本应该由穿制服的人先把走廊里的门全打开，其他人暂时先各自在牢房里准备着。可他们这时却成群地呼叫着涌入了走廊。呼喊声惊动了隔壁走廊的看守，他们从窥视孔望了望（牢房两面都有窥视孔），按动了紧急警报的电钮。中央控制台根据信号立即按动开关，所有走廊的第二道隔栅一下子全都锁上了。一般看守的钥匙是打不开第二道隔栅的。骚乱的走廊被切成许多小段，互不相通。卫兵赶到了。他们列队站成夹道，一个一个地往回——往牢房里放犯人，犯人们边通过边挨打。终于把带头闹事的人找出来，带走了。可这些因犯都是已经判二十五年的。是把他们的刑期从头算起了呢？还是全部枪毙了？　　后来便是编队押往劳改营。囚犯们熟悉的喀山火车站上的“警卫棚”（当然，那是设在避人耳目的地方的）。用黑乌鸦车把囚犯运到这里，再装进专门的“囚犯车厢”，然后把这些车厢接到列车上。警戒部队排成两行在火车的两边紧张地严密守卫着。军犬不住地扑向囚犯的脖子。口令声：“警卫队，准备战斗！”接着是要命的子弹上膛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带着军犬，把腾诺押送走了。逃跑？军犬立刻会追上你！　　但是，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因为屡次企图逃跑，他不断地从一个劳改营被转押到另一劳改营，从一所监狱转押到另一监狱。等着吧，他还要见识许多这样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和押解部队呢。有时候押解队不带军犬。那么，就装成腿瘸，有病，勉强拖着脚走，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干粮口袋和厚棉衣，这样可以使卫兵比较放心。如果车站上停着很多列火车，那不是就可以在列车中间绕圈子吗？于是，扔掉东西，弯下腰去，往火车下面钻！但是，刚弯下腰，你忽然发现列车那面有两只士兵的脚；那边还有预备的警戒队……他们全都想到了。那你就只好马上装作身体支持不住要跌倒的样子，所以才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的。要是很幸运，旁边线路上恰好有一列火车很快地开过来，那就可以在火车即将通过的时候猛地跳过线路去，这时，没有一个押解兵会追你！你是为了自由才冒生命危险。他呢？犯不上。可是等火车开过去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为此需要双倍的幸运：既要过站的列车及时到来，又要你能及时把自己的脚从火车轮前面抽走。　　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决定用敞篷卡车把囚犯们送往火车站，在车站上要编组一列庞大的红色（囚犯）列车。在递解站时，腾诺从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向来尊重逃亡者”的本地小偷那里得到了两个地址，他说是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初的帮助。腾诺把这些地址也告诉了另外两个想逃跑的人，并且商量好：上卡车时三个人都尽量往后排坐，等车开到拐弯处时必定会减速（腾诺的两个同伙坐乌鸦车往递解站来的时候没有闲呆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拐弯处，虽然不大容易看出来），那时三个人一起——向左、向右、向后——往下跳！简直从警卫的身旁穿过去。甚至可以顺势撞倒他！即便警卫开枪，总不可能三个都打中的。甚至不一定开枪，因为街上行人很多。卫兵们会追？不，他们不能扔下卡车上别的犯人不管。也就是说，他们将只会喊叫，会向空中鸣枪示警。谁会阻拦呢？老百姓，本国的苏联人民，行人会阻拦。那很简单，吓一吓他们就行了，说是手里有刀（其实没有刀）！　　上车前搜身和点名的时候，三个人故意磨磨蹭蹭，尽量在天黑以前不上车，等着上最后一辆车。终于，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可是……这车却不同于前面那些载重三吨的矮车帮卡车，而是一辆高车帮“史蒂倍克”牌美国卡车。甚至腾诺那样的高个子坐下去头也比车帮低。“史蒂倍克”车开得很快。拐弯处！腾诺膘了两个战友一眼：他们都面带恐惧。不，他们不会跳的。不，他们不是坚定的逃跑者！（不过，你自己是否很坚定呢？……）　　黑暗中，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在各种呼叫声、狂吠声、骂声和金属撞击声中，他们被塞进运牛车厢。这时候腾诺却违背了自己的习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车厢的外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是应当及时注意到一切细节的，什么也不能漏掉！）　　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人用小锤惶惶不安地敲打车厢的木板。他们把每一块板都敲敲。这就是说，他们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把木板锯断？这也就是说，应该锯！　　在一个小偷身上找到了一小段磨过的刀锯。几个人决定锯开下铺下面的一块板。等到火车减速的时候，从这个窟窿钻下去，落到枕木上，伏身等待火车通过。但是，了解情况的人说：凡是挂着“运牛车厢”的列车后面都装有所谓的“采捕器”，这是一种类似铁耙子的东西，它的齿伸得很低，离枕木很近，这些齿会把逃跑者的身体挂住，带着他在枕木上擦过去，人也就会这样被擦死。　　整个夜晚，他们几个人轮班钻到下铺底下去，用一块布缠住几公分长的一小段刀据，锯车帮上的一块木板。真不容易啊！但还是锯好了第一道据日。木板有些活动了。把板子推开了一个缝。但他们清早却看到车厢外面还装着一层粗糙的白水板。为什么板子是白色的？这是在他们车厢外面又装置了一条不宽的警卫平台。正好在他们锯出的切口上方的平台上就站着一个卫兵。锯木板显然行不通。　　囚犯的逃亡，也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理论。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你不妨先把这些了解一下。　　囚犯逃亡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逃跑事件。关于逃跑的技术问题，契卡行动部门是不会出版什么普及小册子的，它们只是自己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历史，你可以向那些被捉回的逃跑者去了解。他们的经验非常珍贵：那是用血，用痛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地去问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人的详细逃跑经过，那可不是开玩笑，那非常危险。这同公然打听通过谁可以加入地下组织一样危险。你们的长时间谈话可能被眼线听去，给你汇报。主要的是那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在逃跑失败后，经过痛苦的折磨和生与死之间的选择，说不定会变得胆小了，也会被雇佣，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变成了诱饵。而狱中的“教父”——即看守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事先看出谁同情逃跑者，谁对这些事感兴趣。然后他们便抢在那些潜在逃跑者前面，在他的登记卡上做上一个记号，这人就会被转押到加强管制工棚去，逃跑就更困难了。　　但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监狱，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劳改营，腾诺一直在热心地打听逃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住。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所以也就不断地向他们打听。（他也看错过人，犯过错误。例如，曾经英勇地逃跑过的斯捷潘有一次就把腾诺出卖给肯吉尔劳改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了。于是别利亚耶夫向腾诺重述了他打听过的所有问题。）　　至于逃跑的理论，那很简单：各显其能。跑成功了，那就是说，你已弄懂这个理论；被抓住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掌握好。但它也有一些起码的原则：可以从建设工地跑，也可以从生活区跑。从工地上逃跑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警戒总不像生活区里那么森严，而且逃跑者手里还可以带上工具。可以一个人逃跑，这有很多困难，但这样就无须担心被人出卖。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跑，这要容易些，但全看所选择的同伙是否合适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条规则：要熟悉地理，对地图要了如指掌才行。可是，在劳改营里你根本看不到地图。（顺便说一句，普通刑事犯们是不懂地理的，他们认为上次呆过的那个速解站比较冷，所以必定是在北方。）还有一条：必须了解你将逃到那里去的群众情况。还有这样一条方法论上的原则：你应该经常按计划作逃跑的各项准备，但你也要每分钟都准备好用另外的方式——伺机逃跑。　　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伺机逃跑的事。它发生在肯吉尔营。有一次，把惩戒室的所有犯人都带出来做土坯。突然，刮起了哈萨克斯坦特有的黄沙风暴：霎时间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了，飞砂走石直向人们脸上打来，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谁也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地逃跑，可是尼古拉·克雷洛夫却跑向隔离区的边界，把棉衣扔到铁丝网上，爬过去了。全身都划破了，但他还是逃了出去，藏起来了。风暴过后，人们看到铁丝网上的棉衣才知道有人跑了。便派人骑马带着军犬追捕。但是风暴把一切痕迹都好掉了。克雷洛夫钻到垃圾堆里躲过了追捕的人。可是，到了第二天总该往前走吧！这时他被派往草原各地的汽车追上了。　　腾诺住的第一个劳改营是杰兹卡兹甘附近的新鲁德诺耶营。这就是注定使你死亡的地方。你也正是该从这个地方逃跑！周围是无边的沙漠：大片盐碱地和沙丘，有的地方是草根土，有的地方长着些骆驼刺。偶尔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的羊群，大部地区荒无人烟。没有河流。想找到一口井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逃跑时间是四五月，这时有些地方还可能有融化的雪水形成的小水塘。但是，这个情况警卫人员也很清楚，所以四五月间看管非常严格，上工时搜查得很细：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块多余的市也不许带出营外。　　那年（一九四九年）秋天，三个逃跑者（斯洛博佳纽克、巴季钦科、科任）冒险往南方逃跑了：他们指望沿萨里苏河奔向克齐尔奥尔达。但是，这条河完全干涸了。他们在快要渴死的时候被追捕队抓住。　　腾诺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秋天是跑不成的。所以他经常规规矩矩到文化教育科夫——本来嘛，他可不是想逃跑的人，也不想搞乱，他属于那些有清醒理智的囚犯，这种人都盼望能在二十五年刑满后重新作人呢！他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教科工作，他答应演个节目，表演杂技和“记忆术”。但是，眼前，他要充了解一下文教科里的资料，翻翻书看。他翻遍了文教科的书，终于找到一张未被“教父”们撕掉的哈萨克斯坦的旧地图。噢。原来确实有一条商队走的路，通往朱萨雷，全长三百五十公里。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井。往北去距伊希姆四百公里，这条路上还可能有牧场。距巴尔喀什湖五百公里，中间是别特巴克达拉沙漠。不过，追捕队不大可能朝这个方向追。　　距离就是这样。选择也就这样定了……　　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爱钻研的逃跑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候会有一辆清除污秽的汽车开到这里，车上装着个大储存罐和一条管道，管道的口径相当粗。腾诺完全可以钻进去。在储存罐里可以稍稍弯着身子站立起来。钻进去之后，任凭司机往罐里吸污水好了，只要不装满就行。自己会全身站在脏水里，路上脏水还可能溅到嘴上，也可能倒在污水里，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对腾诺来说都比作为奴隶服满刑期好得多。他反向自己；有决心这么干吗？有！可是，汽车司机肯不肯？他可是个有驾驶执照的刑期不长的普通刑事犯呀。腾诺同他一起吸烟，留心观察着。不，他不是我所需要的人，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拿自己的驾驶执照冒险。按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个甘心接受劳改的人，他认为帮助别人的是傻瓜。　　这一冬天腾诺制定了计划并且选好了四个同志。但是，正当他按照逃跑理论的要求耐心地按计划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他被调到一个新开辟的建设工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采石场，位于丘陵地带，从劳改营看不见它。眼下这里还没有修起碉堡和障碍地带，只是埋上了几排木桩，拉起了铁丝网。铁丝网有一处缺口，算是“大门”。铁丝网外面站着六名持枪卫兵，他们站在平地上，并不比地面高。　　卫兵们背后，那就是芳草如茵、郁金花红（鲜红色的郁金花呀！）的四月草原了！！逃跑者的心可是经受不住这郁金花和四月空气的引诱啊！也许，这就是机会到了吧？……你目前还没有受到怀疑，还没有住到惩戒室去，那么，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吗！　　在这段时间里腾诺已经认识了营里许多人。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米沙·海达罗夫（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朝鲜驻扎过，为了逃脱军法审判跑到三八线南边去了；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损害他们在朝鲜同苏联的牢固的良好关系，所以又把他送回来；他拿到了一张“二十五元券”——刑期四分之一世纪），亚兹季克（他是个波兰人，曾在安德斯的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他指着自己脚上那两只不成双的靴子形象地、南腔北调地用俄语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两个［只]靴子，一个[只]是希德[特]勒给的，一个〔只〕是斯达[大]林给的。”），还有一个人原是古比雪夫市的居民，铁路员工，叫谢尔盖。　　一天，刚好开来一辆大卡车，载着粗大的水泥柱子和一团团的蒺藜铁丝：马上就要在工地周围修建障碍地带了。这时刚好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腾诺这个四人小组因为“热爱”这苦役劳动，又特别“喜欢”加固障碍地带，所以就自告奋勇，要求在休息时间马上卸车。他们立即跳上车去，干起来了。但由于这毕竟是午休时间，所以干起活来也还是慢吞吞的。他们边干边考虑对策。汽车司机到一旁休息去了。其他囚犯也都各自躺在地上休息，晒太阳。　　咱们跑还是不跑？身上可是什么也没带——刀子。行装、食物、计划，什么都没有呀。不过，如果乘汽车的话，腾诺根据地图知道，可以开往杰兹德，从那里再开往乌卢塔乌。几个人心里燃起了希望：机会，这可是个机会！　　从这里到“大门’”前的哨兵处这一段恰巧是个斜坡。出去不远，路就拐到山岗后面去了。如果开得快些，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开枪。哨兵也不会扔下自己的岗位去追！　　车上的东西卸完了。休息时间还没有完。汽车可以由亚兹季克驾驶。他跳下车去、在车旁磨蹭了一会儿。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全都疲倦地躺倒在车厢里，让车帮挡住了。也许并不是所有卫兵都看到这几个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亚兹李克把司机叫来；我们没有耽误你，卸完了车，总该赏支烟抽吧。抽了一支烟。喂，把车发动起来吧！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动不起来。（车厢里的三个人不了解亚兹季克的计划，暗自捏一把汗：完啦！）这时亚兹季克走过去拿起摇把来用力摇。还是发动不起来。亚兹季克已经摇累了，建议司机和他换换。现在亚兹季克进入驾驶室了。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车发动了！可是此刻汽车却朝着大门口的哨兵直冲过去。（后来亚兹季克说：他事先给司机把油门关掉了，他上车前又及时把它打开了。）汽车开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急着跳上车去，他以为亚兹季克会把车刹住。一瞬间，汽车已经高速通过了“大门”。＿卫兵们喊了两声“站住！”，但汽车继续往前开。哨兵们的一排枪声。起初是朝天放的，因为很像是出了什么差错。也许是朝汽车打的，车厢里的人躺着，当然不知道。转弯。已经转到山岗后面，逃出射程了！车厢里的三个人还没有抬起头来。车开得很快，猛烈的颠簸。突然，车刹住了，亚兹季克绝望地叫起来：他走错了路，开到了矿山的大门口！这还是本劳改营的营区，看，本营的碉堡！　　一阵枪声。警卫人员奔跑。几个逃跑者急忙跳下车来，趴到地上，用两手捂着自己的头。警卫人员用脚乱踢，专往脸、耳朵、太阳穴踢，往肋骨上踢。　　人类普通实行的一条宽大原则——“不打躺倒的人”——在斯大林的苦役营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里专打已经倒下给人！对站着的人就是开枪。　　但是，审讯结果判明：根本不是什么逃跑！本来嘛！几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正在车厢里打盹，忽然车开了，接着就是枪声，怎么敢往下跳呢？会被枪打死的！那么，亚兹季克呢！他是没有经验呀，控制不了这辆车。但他总是没有往草原上开，而是开到邻近的矿山上来了嘛！　　就这样，总算是以一顿毒打完事了。　　米沙·海达罗夫以后还有多次逃跑。甚至到了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时期，当许多原先想逃跑的人都开始动摇、期待着合法释放的时候、海达罗夫还同那些没有希望（获得赦免）的朋友们企图从全苏军人惩戒监狱“安焦巴—307”逃跑过。商量好了，当逃跑者用斧头砍障碍地带的铁丝网时，他们的同伙就朝碉堡扔几个自制手榴弹，以转移卫兵的注意力。可是，自动步枪的火力网还是把他们拦住了。　　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逃跑，还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准备。做好了一个方向盘：在一个小塑料盒上刻出罗经方向点，把一小段磁化了的缝衣针装在一小块木头漂子上，往盒里灌上水，就成为一个罗盘了。饮用水最好装在一条汽车内胎里，逃跑时就可以像军大衣似的卷成背卷背着。这些东西（食品和衣物）要一点一点带到木材加工厂去，藏在那里的电锯房旁边的坑里。按计划就是要从木材加工厂逃出去。他们从一个自由人司机那里买到了一条旧汽车内胎，已经装上永放在坑里了。这里有时候晚上也有列车到达，为此就得在工地留下一些囚犯卸货。这就是逃跑的机会。有个自由人接受了一条从营区偷出来的床单（这就是我国的价值体系！），便同意事先替我们把电锯房对面的铁丝网的最下面两道剪断了。运原木的列车已经开来，眼看晚上就要卸车了！但是，这时有一个囚犯，哈萨克人，发现了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密了。　　逮捕、拷打、审讯。对腾诺来说，这种好像是逃跑中的“偶然事件”太多了。当局决定把他们几个人转押到肯吉尔营的监狱去，腾诺奉命面向墙站着，两手倒剪在背后。这时文教科的大尉处长走过腾诺身旁，停下来，对着他感叹地说：　　“唉，你这小子！可真是的！你白搞文娱活动了！”　　使大尉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热心于普及劳改营文化的腾诺怎么会想逃跑呢？开晚会那天演出后不是还多给了他一份饭吗？！可他却还想跑1他还需要什么呢？……　　一九五0年五月九日，战胜德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曾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海军军官腾诺走进了有名的肯吉尔监狱的牢房。牢房里很黑，只在墙的最高处留了个很小的窗口。透不过气来。有很多臭虫，墙上满是臭虫血。这年夏天特别热，达到四十至五十度。大家都光着身子躺着。床下面凉快些，但是夜里却有两个人从床底下跳起来了，原来是两只避日虫爬到他们身上去了。　　肯吉尔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从各劳改营挑选出来的囚犯。各牢房里都有几个经验丰富的逃跑者。简直是一批精选的雄鹰！腾诺终于找到那些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了！　　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沃罗比约夫大尉也关在这里。战争期间他在普斯科夫州打过游击，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决不能忍受压迫的人。他已经逃跑过几次，今后还要逃跑。遗憾的是，他不会采取一点劳改营里的伪装——有点呆气反而对逃跑有好处。他继续保持着前线士兵的直爽。他有一位“参谋长”，两人公开坐在床上划地形图，商量办法。要他改用劳改营里不得不采用的隐蔽和狡猾的办法，他是作不到的，所以他每次都被眼线们出卖。　　他们俩在盘算着一个计划：要是分发晚饭时只有一个看守，就把他抓起来，用他的钥匙打开所有牢房。冲向监狱门口，占领门口的哨所，打开监狱的大门，冲向劳改营的岗楼，一举擒拿住门岗，天黑前冲出营区……　　把他们抽调去建设住宅区了。于是他们就盘算怎样通过阴沟跑掉……　　但是，这些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行。同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给所有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都戴上手铐，把他们押送到斯帕斯克营去了。在斯帕斯克营，这些人被关在四周隔离的、加强警戒的工棚里。到达后第四天，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们把窗上的铁栅栏抽掉，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悄悄打死那里的军犬，打算从房顶跳到大营区去。但是，不料屋顶上装的是铁皮，被人一踩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鸣。看守们拉起了警报。可是，当士兵们跑到逃跑者的工棚时，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铁栅栏安得好好的。刚才的轰鸣不过是看守的“错觉”罢了。　　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些人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安定的命运正在把这些坚定的逃跑者像不安定的荷兰人一样往更远的地方驱赶。如果他们自己不逃跑，就把他们押送去。现在又给这伙无孔不入的人铐上手铐，把他们送往埃克巴斯图兹监狱了。到了埃克巴斯图兹，本营的两名失败的逃跑者——布留欣和穆吉亚诺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　　对于这些再次犯了“罪”的人是要加重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派到石灰场去劳动——在风里装卸运石灰的汽车。生石灰粉飞进他们的眼里、口里、嗓子里，也就在那里“煮熟”了。他们光着上身装卸熟石灰，身上粘满一层石灰粉。用来改造他们思想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毒害性劳动，只能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尽快地逃跑。　　逃跑计划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石灰是用汽车运来的，那就利用汽车逃跑吧！这里的营区目前只有铁丝网，可以冲出去，必须找一辆加足了油的车才行。几个逃跑者中间有一位高明的司机，叫科利亚·日丹诺克，商定由他开车，由那个从电锯房逃跑未遂的腾诺配合。已经商量定了，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过于任性，过于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因此，当汽车已经到手的时候，伊万·沃罗比约夫却代管日丹诺克掌握了方向盘人逃跑者拿出匕首从左右两门同时进入驾驶室，司机吓得脸煞白，只好乖乖地坐在中间跟着一起参加逃跑了。）　　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候1大家应该一齐跳进车厢，开车往外冲。腾诺恳求道：“伊万！让开吧！”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不让！膝诺和日丹诺克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他两人留下来了。现在只剩三个人逃跑了：沃罗比约夫、萨洛帕耶夫和马尔季罗索夫。突然，列季金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是个数学家，知识分子，怪里怪气的，根本不是个能逃跑的人。他是为了别的事被关进惩戒室的。但是，他现在离得很近，看见了，明白了，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拿了一块肥皂，而不是面包。他跳进了车厢，一边说：“争取自由？算我一个！”　　（就像是急急忙忙跳上公共汽车一样，边上边问：“是上逍遥园去的吗？”）　　汽车转了个小弯，先用慢速前进，头几排铁丝网就被汽车的前保险杠逐步冲断，后面几排就要靠速度和驾驶室的冲力解决了。在障碍地带的内缘，汽车还可以在柱子中间穿行，但一进入障碍地带就势必要把柱子撞倒，因为那里的柱子是互相交错的。于是，汽车用最高速度去撞倒柱子！　　岗楼上的警卫着慌了。几天前另一处工地上发生过一件事，是喝醉酒的司机撞坏了障碍区的柱子。这个司机是不是也喝醉了？……警卫们大约有十五秒钟犹疑不定。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已经把柱子撞倒，继续高速前进，而且轮胎也没有爆炸，压过铁丝网冲了出去。现在，该开枪了！可是，不知道朝哪儿开枪：因为为了保护卫兵们不受哈萨克斯坦的大风袭击，岗楼外侧围了一道板墙，所以，从岗楼上只能朝隔离区内部或者顺着障碍地带开枪。可这时汽车已经冲出区外，看不见了，只看到朝草原去的方向扬起了尘土。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从碉堡上对空射击。　　路上空空荡荡，草原平平坦坦，再过五分钟，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就可以开上地平线了！但是，这时完全偶然地开来了一辆警卫部队的乌鸦车，它是去汽车修理厂检修回来的。警卫人员迅速跳上车，朝沃罗比约夫的车追去。这样，逃跑就……在二十分钟之后结束了，被打得血淋淋的几个逃跑者和数学家列季金总算用自己那流着鲜血的嘴尝到了这温暖的、稍微有点咸味的“自由汁液”的味道，同时东倒西歪地朝劳改营监狱走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沃罗比约夫又从劳动工地乘自卸汽车逃跑过一次。他们总共六个人。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抓到了。听说沃罗比约夫也是一九五三年诺里尔斯克起义的为首闹事者之一。后来他被监禁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我想，这个优秀人物的一生，包括战争以前的他的青年时期和后来打游击的年代在内，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但是，全劳改营都传开了：逃跑干得很漂亮！被抓住完全是偶然的！十天后，原空军学院的学员巴塔诺夫和他的两个朋友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另一工地上开车冲出了铁丝网地带，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仓皇中向石灰场的方向开去，遭到石灰场岗楼的射击，轮胎打穿了，车停下来。冲锋枪手包围了汽车：“出来！”要出去吗？还是要等待被别人抓着脖领拉出去？三人中间的一个，帕谢奇尼克，服从了命令，从车厢里出来了，狂怒的士兵立即用几梭子弹把他的身体打成了蜂窝。　　一个月之中埃克巴斯图兹已经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可是腾诺却没有跑！他感到极端苦闷。恨不得也立刻去仿效别人。旁观者对一切错误往往看得十分清楚，总觉得自己会作得更好些。腾诺认为，比如，要是不叫沃罗比约夫驾驶，由日丹诺克开车的话，本来是能够甩掉那辆乌鸦车的。那里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刚刚被追上，这里腾诺和日丹诺克已经坐下来商讨他们自己该怎样逃跑了。　　日丹诺克是个白俄罗斯人，二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有点流氓气，十分机伶，很懂世故。战争期间他从白俄罗斯被带到德国去，在那里替德国人当过司机。他的刑期也是一张“二十五元券”只要他一来情绪，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全力以赴地争论、打架、逃跑。不过，他缺少沉着和毅力。但腾诺是沉着而有毅力的。　　一切都告诉他们：就是该从石灰场逃跑。如果弄不到汽车，就等逃出营区后劫一辆车。但是，在警卫人员或行动人员干涉他们这个计划之前，惩戒室的犯人班长廖什卡·茨冈（纳夫鲁佐夫）却来找麻烦了。他是只“母狗”，人很瘦弱，但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在劳改营已经害死几十个人了，他能够因为人们不愿把寄来的食物分给他吃，甚至因为一包香烟而轻易地置人于死地。现在他把腾诺叫到跟前，警告说；　　“我自己也是逃跑过的人，我也爱逃跑者。看，我身上还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呢，这是在泰加森林逃跑时留下的。我知道，你原来也是要跟沃罗比约夫一起跑的。不过，告诉你，不许你从我的工地上跑，因为工地上由我这个作业班长负责。你跑了，我得被关起来。”　　这就是说，他爱逃跑者，但是更爱他自己。这个廖什卡·茨冈已经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被蹂躏的生活了，他不愿让它受到别人的破坏。这就是一般刑事犯“对于自由的爱”。　　不过，也许埃克巴斯图兹的逃跑真的过于千篇一律了吧？大家都从工地上逃走，没有一个从生活区跑的。敢试试吗？目前，生活区也是只围了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修围墙呢。　　有一次，石灰场的灰浆搅拌机的电路坏了。叫了一个自由人电工来修理。腾诺帮他修。日丹诺克乘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老虎钳。电工忽然发现：钳子没了！向警卫人员报告吗？不行，自己会因为疏忽大意被判罪的。他只好哀求那些刑事犯：把钳子给我吧！刑事犯们都说没拿。　　逃跑者们还在石灰厂里做了两把刀子：用台子从铁锹上砸下两块铁，在锻工车间磨光、淬火。把锡倒在上模子里铸造刀柄。腾诺用的一把还是“土耳其式”的，它不仅能用，而且那弯曲的明晃晃的样子也挺吓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想用它杀人，只想用它恐吓人的。　　老虎钳和刀子都是藏在裤子里面踝子骨旁边带进生活区去的，塞到工棚的房基底下。　　逃跑的关键还是文化教育科。在进行准备并运进武器期间，胜诺按计划向文教科提出申请，表示他和日丹诺克两人愿意参加文娱晚会的演出。（埃克巴斯图兹还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劳改营长官也急于组织成功：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本营采取的教育改造囚犯措施时报表上可以多一两个项目，同时他们自己也想看看每天经过十一小时的苦役劳动之后囚犯们还会怎样在舞台上装腔作势。）腾诺和日丹诺克的请求被批准了，允许他们每天在管制工棚关门之后到工棚外的文教科来，因为在普通隔离区内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走动。于是他俩便利用这种方便条件走遍了埃克巴斯图兹的几个还不熟悉的地区，注意观察并记住：岗楼上什么时候换岗？怎样换法？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接近障碍地带？在文教科内，腾诺则细心阅读巴夫洛达州的报纸，尽量记住报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农庄主席、书记和各种先进人物的名字。下一步，他们声称要演出一个短小喜剧，为此，他们需要从储藏室把自己的便服领出来用一下，还需要……一个公事包。（逃跑时带上公事包，可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像个首长了！）这个请求也被批准了。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衬衣，现在他又领回了自己在冰岛做的西装。（它使他回忆起在海军护航队服役的年月！）日丹诺克从朋友的皮箱里选了一件灰色比利时西装，十分标致，甚至在劳改营里他穿这衣服都显得极不寻常。一个拉脱维亚人囚犯保存的东西里有个公事包。公事包也借来了。还有两项真正的便帽，可以替换下劳改营发的军帽似的便帽。　　但是，这个短小喜剧需要排练很多次，甚至每天营区停止活动前的两小时还排练不完。因此，有一个晚上，还有另外一次晚上，腾诺和日丹诺克根本没有回到管制工棚去，就睡在文教科工棚里了。（这是为了使管制工棚里的看守习惯于这一点。逃跑时，哪怕能赢得一夜的时间也是好的！）　　什么时候最适于逃跑？晚上点名的时间。这时工棚前排着长队，看守们忙于往工棚里放人，囚犯们眼巴巴盯着房门，恨不得早一分钟进去躺下休息。谁也不会留心营区的其他地方、秋天，天渐渐短了，要等到日落后点名的时候。要在日落后的黄昏时刻跑，但又要在放出军犬之前。必须抓住这唯一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因为一放出军犬来，就逃不成了。＿他们选定了九月十七日，星期天。这样方便些，那是个“大星期天”，不干活，可以养养精神，不慌不忙地为晚上的行动作好最后一些准备工作。　　逃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2你还能睡得着吗？千头万绪，思潮澎湃……是啊，一昼夜之后我还能够活在人间吗？……也许就不在了。可是，留在劳改营里呢？慢慢地干瘦下去，在泔水池旁边慢慢死去吗？……不，不能让自己习惯于当奴隶！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　　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腾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　　逃跑者在食物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管制工棚里吃饭时要吃得干干净净，存在肚子里，因为自己储存粮食会引起当局怀疑。所以，他们起初的计划是逃出后快速前进，到村庄里去弄一辆汽车。可是，就在这一天妈妈寄来了一个邮包——这简直是母亲给予逃跑者的祝福！邮包里有葡萄糖片、通心粉、燕麦片。这些都要装进公事包带走！要把香烟换成马合烟，还要给卫生所的医士送一包去。日丹诺克已经拿到一天的假条了。这也是安排好的。腾诺先到文教科去报告说：和我一起排练的日丹诺克病了，今天晚上不能排练，我们不到文教科来了。然后他又去向管制工棚的看守和班长廖什卡·茨冈报告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不回工棚来睡了。这样，两处都不会等他们。　　还必须弄到一个“喀秋莎”，也就是打火石和装在小管子里的火线。在逃跑中它比火柴方便得多。还应该去最后看望一次哈菲兹。这位鞑靼人是个有经验的逃跑者，他本来打算同腾诺一起跑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在这样的逃跑中会成为伙伴们的累赘。现在他是全营唯一知道他们逃跑计划的人。他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声喃喃地说：“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然后他用鞑靼语说了些什么，还用手往腾诺脸上划了划。　　腾诺在埃克巴斯图兹还有一个朋友，是他在卢宾卡监狱时的同车房的难友伊万·科维尔琴科。他不知道逃跑的事，但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给看守们当杂役，所以单独住一间小屋。两个逃跑者为表演短小喜剧所用的东西就是寄存在他屋里的。今天可以很自然地同他一道煮点麦片粥吃了，告诉他，这是老妈妈寄来的一点东西。再煮点“契希尔”。他们就这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两个客人，腾诺和日丹诺克，陶醉在未来的想象中，主人则只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而高兴。忽然，他们从窗子里看到人们正从了望塔处把一具粗糙的棺材抬往停尸房。　　这是前两天被枪杀的帕谢奇尼克的尸体。　　“是阿，”科维尔琴科叹了一口气说：“逃跑没有用……”　　（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们？……）　　科维尔琴科像有什么灵感似的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人的塞得满满的公事包拿在手里，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在屋里来回踱起来，边走过严厉地说：　　“侦查当局早已清楚！你们在准备逃跑！”　　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想扮演一下侦查员的样子……　　这个玩笑可非同小可；　　（也许他这是在婉转地暗示他们；我猜到了，朋友们。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这样作！？）　　科维尔琴科出去之后，两个逃跑者就换上了西装，外面又罩上劳改营的衣服。并且把衣服上的几块号码布全撕开，只让它连着一点点，以便到时候可以一下子全撕掉。不带号码的便帽塞进了公事包。　　星期日就要结束了。金色的太阳沉入了地平线。动作缓慢的大个子腾诺和矮小机敏的日丹诺克各自又往肩上披了一件棉袄，拿起手提包（劳改营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他们这种奇怪的样子了），走向自己的出发地点——那是两座工棚之间的一块草地，离障碍地带不远，正对着一个岗楼。在这里，他们被两座工棚挡住，从另外两个岗楼上看不见他们，只有眼前这个可以看见。两人把棉袄铺在地上，趴在上面，下起棋来，为的是让哨兵们习惯于他们这种样子。　　天色昏暗下来。晚点名的铃声响了。囚犯们纷纷向工棚走去。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岗楼上的卫兵已经看不清楚草地上还躺着两个人了。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哨兵的注意力已经不那么专注了。总是在旧哨兵换岗之前最容易跑掉。　　两人决定不跑到别处去剪铁丝网，而就在这个岗楼下面，就在靠近它的地方剪断。一般地说，哨兵是比较注意障碍地带的远处，反而不大注意e己脚下。　　两人的头紧贴着地面，加上天色已经昏暗，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将要爬出去的那条小道。但是，这是早就目测好了的：障碍区外面，紧靠铁丝网有一个挖好的坑，是准备埋柱子的。可以在坑里面藏一分钟。再往前，有几个炉渣堆，过了炉渣堆就是从警戒部队的营房通向居民村的大路了。　　他们的计划是。进村之后立刻设法弄到一辆汽车。先把汽车拦住，对司机说：“想搞点外快吗？我们要从埃克巴斯图兹旧城弄两箱伏特加酒到这里来：”哪有司机不喜欢喝酒的？！这时就要讲讲价钱了：“给你半公斤行吗？一公斤？好吧，开车！不过，可不许你对任何人说！”而开车后，既然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制服他了。把他绑起来扔在草原上就行了。自己则加快速度，一夜之间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那时就可以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再往前可以直奔鄂木斯克。　　天色越来越黑。岗楼上的探照灯亮起来了。光柱顺着障碍地带扫射，两个逃跑者这时正处在阴影里。正是时候！很快就要换岗，就要布置警犬了！　　可以看见工棚里已经点起灯来，说明有的囚犯已经点过名回到工棚睡觉去了。工棚里好吗？温暖、舒适……可是，现在用自动步枪给你来一梭子子弹，躺着、俯着身子被人打死，那才委屈呢！　　爬到岗楼底下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咳嗽；一声也不能呼出来！　　好吧，机敏的警犬们，提防着吧！你们是要看住不放；而我们就是要逃跑。　　以后的事还是请腾诺自己来谈吧。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七章　一只小白猫--------------------------------------------------------------------------------　　（格奥尔吉·腾诺口述）　　“我比科利亚·日丹诺克大，我应该走在前头。刀子在刀鞘里，插在腰间；手里紧握着老虎钳。我告诉他：‘等我剪断了第一道铁丝网，你就跟上来！’”　　我匍匐前进。恨不得把身子庄进土里。要不要看着哨兵？看，就是看到威胁或者可能用自己的目光把对方的目光吸引过来。真想看！不，不能！　　离岗楼越来越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等待着一梭子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也许哨兵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我，故意站在那里耍弄我吧？让我再爬一会儿？……　　已经爬到前排铁丝网了。横过身子来顺着它，切断了第一根铁丝。拉得很紧的铁丝网突然松了下来，哗地抖动了一下。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没有。也许只我一个人听到了这哗地一声。这响声可够大的呀！又切断了一根铁丝网。再切断第三根。把一条腿移过去，再移过另一条腿。裤子被已切断的铁丝上的铁蒺首挂住了，急忙把它搞开。　　爬过几米耕松了的土地。后面传来沙沙的声音；是科利亚跟上来了，可他为什么弄得这样响！？啊，这是他拿的公事包在地上擦出的声音。　　已经爬上主要障碍地带的斜坡了。这里的铁丝网是十字交叉的。又剪断几根。前面就是布鲁诺蛇形螺旋纹铁丝网。剪了两次，清理出一条小路。接着又切断了主要地段的几根铁丝。我们一定是连呼吸都停止了。没有枪声。是不是哨兵在想家？还是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舞会！　　身体已经移到障碍地带的外缘了。这里也有螺旋纹铁丝网。又被它挂住了。剪开。不要忘记，也不要缠到里面去——前面还应该有一排外线的斜向铁丝网。对，这就是。把它也剪断。　　现在该朝土坑爬去了。没有弄错，土坑就在这里。我滚到坑里。科利亚也跟着滚下来。我们端了喘气。快些往前走！马上就要换岗，马上就要布置军犬了！　　我们爬出土坑，爬向炉渣堆成的小岗子。这时仍旧不敢回头望一眼。科利亚着急了，他想快爬，他抬起身来四肢着地爬行。我把他按下去。　　我们完全匍匐前进，爬过了第一道炉渣土岗。我把老虎钳放在一块石头下面。　　前面就是大路。一直爬到路旁边我们才站起来。　　没有开枪。　　我们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不慌不忙地走：现在该装成不受看管的自由人的样子，自由工人们的工棚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把胸前和裤腿上的号码布撕掉了。突然，黑暗中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像是从警备部队营房往村里去的。是两个士兵。可是我们后背的号码布还没有来得及撕掉呢！！！于是，我大声说：　　“瓦尼亚！咱们去喝它半升怎么样？”　　我们慢慢地走着。还没有上路，但已经离路很近了。我们故意慢慢走，好让他们两人先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躲闪，不扭转自己的脸，径直向两个士兵走去。为了不把背转向他们，我们两人慢得几乎停下不动了。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自己的事，在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走过去了。这时我们两人才彼此把背上的号码撕下来！　　没有被发觉！？……我们自由了！？下一步是要到村里去弄辆汽车。　　但是，怎么回事？？劳改营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被发现了！马上就会追上来！跑！　　我们不敢再多看，没有工夫再思考、判断。似乎是我们的全部伟大计划已被粉碎。我们朝着草原拼命奔跑，只要离开劳改营远些！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跌倒，爬起来……可是，那边的照明弹却还在一颗颗地升起来！根据过去逃跑的经验，我们设想：现在马上就会派人骑马来追捕，并且带着一群军大；他们会分头向草原的各个方向去追。于是我们只好把全部珍贵的马合烟不断地撒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同时不断地向前跳跃。　　这就是偶然性！就像迎面飞来了一只乌鸦，一种完全无法预见的偶然性！生活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些万幸或不幸的偶然性在守候着我们。但只有在逃亡中，只有在最危险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才会充分感受到偶然性的全部分量。在腾诺和日丹诺克爬出铁丝网三、五分钟之后，完全偶然地劳改营营区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正因为这样，岗楼上才开始打出照明弹（那一年埃克巴斯图兹还储存着很多这种照明弹）。假如两个逃跑者晚爬出五分钟，那么，警觉起来的卫兵就可能发现他们并开枪射击。但假如逃跑者当时能够在照亮的天空下面控制住自己，冷静地看看营区，他们就会发现路灯和探照灯全灭了，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去搞到一辆汽车，那么，他们的整个逃跑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但是，他们的处境是；刚刚爬出来，营区上空立刻亮起照明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肯定是追我们的，冲我们来的！是营区电力网的短暂的停电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全部打乱了。　　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草原里绕个大圈子，躲过眼前的村镇。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科利亚有些怀疑我领的路线是否正确。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