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五部　苦役刑--------------------------------------------------------------------------------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一章　在劫难逃--------------------------------------------------------------------------------　　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统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进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并且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汉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B.B．C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罗汉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　　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B·l’·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十，列宁格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重，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中’户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豪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者远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仿背叛！”——而归于覆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二章　革命的微风--------------------------------------------------------------------------------　　刚刚开始服刑的时候，那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刑期压倒了我，同古拉格群岛世界的初步接触把我摧毁了。因而我绝对不曾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心灵还会逐渐地振作起来，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像登上夏威夷的洛阿火山一样，登上那看不见的“群岛”的高峰，并且会站在那山巅上镇定自若地纵目四顾整个“群岛”，甚至还会被这难以置信的海洋的万顷波涛的光辉所吸引。　　刑期的中间一部分，我是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小岛上度过的，那里给囚犯吃得饱，给水喝，囚室里也温暖、清洁。为了换取到这一切，要求于我们的并不多：只须在书桌旁边坐十二小时，满足首长的愿望。　　可是，我却忽然失掉了享受这种清福的兴趣！……因为我已经摸索到f监狱生活的某种新的意义。回顾过去，如今我觉得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的“专用犯人”对我们的劝告—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得争取不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简直无法与所得到的东西相比。　　监狱启发了我的写作愿望。如今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到这一爱好中去，对于公家的工作厚着脸皮能拖就拖。我要直起腰来，这对我来说比黄金岛上的黄油和白糖显得更加珍贵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便被人家给“弄直了腰”——决定把我们押往特种劳改营。　　押往特种劳改营的过程是漫长的，花了整整三个月（十九世纪骑马也比这快得多）。路上我们走得那么缓慢，甚至这段路就像是生活中的整整一个阶段，它长得似乎连我的性格和观点都在这期间改变了。　　但旅途中一直是兴致勃勃的、愉快的、这旅行颇有意义。迎面吹来的微风清新而令人振奋，那是苦役刑的风，也是自由的风。四面八方凑近来的人和事都向我们表明：真理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绝不在审判和监禁我们的人们那边。　　到达熟悉的布蒂尔卡监狱，欢迎我们的是小窗户里进发出的女人的尖叫声，那大概是些单身监禁的囚犯在叫：“救人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喊叫声随即就在看守的巴掌中被憋回去了。　　在布蒂尔卡的“转运站”里，把我们和一些一九四九年判刑的新犯人混编在一起。他们这些人的刑期都很可笑，不是一般的“十元券”（即十年），而是“四分之一”（世纪）（即刑期二十五年）。每当他们在无数次的点名中报告自己的满刑日期时，听来简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一九七四年十月！”“一九七五年二月！”　　坐这么长时间的牢！简直不可想象。必须搞到一把老虎钳，把铁丝网剪断才行。　　这种二十五年的刑期本身就会给囚犯们造成一种新的品质。政权当局已经朝着我们使出了所能使出的一切招数。现在轮到我们，囚犯们，说话了。我们要说出自由的语言——说出那些不可能再受约束和威胁的话，说出我们一生中未曾说过的、而对于明确态度、团结战斗又是必不可少的话。　　我们是在喀山火车站上，在“斯托雷平囚车”中，从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战争的第一天上午北朝鲜人就穿过南朝鲜人的坚固防线前进了十公里，而后，北朝鲜人却硬要使世界相信是他们先受到攻击的。任何一个上过前线的甚至最傻的战士都可以判断出：首先发起进攻的正是在第一天就大步前进十公里的一方。　　这个朝鲜战争使我们也感到了兴奋。我们这些不安分的人个个都盼望着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是注定要慢慢地被折磨死的！　　过了梁赞，初升太阳的红色光芒从囚车上钉死的小窗孔直射进来。站在我们这个格子对面的年轻押解兵被照得眯起了眼睛。押解兵确实像个押解兵的样子：每个格子里塞进我们十五个人，只发给咸鲱鱼吃。不过，确实还给送点水来，早晚两次还放出去解手。因此，我们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却忽然心不在焉地、甚至是毫无恶意地脱口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我们是人民的敌人。　　这可不得了了！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人一齐向他喊起来：　　“我们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为什么集体农庄里没有东西吃？！”　　“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也是农村来的，你大概还想留在部队超期服役吧。当个哈巴狗！大概你也不想再回去种地了吧？”　　“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你们干吗还把这乌鸦囚车涂上别的颜色呢？可以公开地押运嘛！”　　“喂，孩子！我有两个像你这么大的儿子都死在前线了。可我呢，倒成了敌人，是吗？”　　已经有许久许久没有从我们的口里飞出过这一类的话语了！我们喊出的都是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可以看得见的事，因而它也是难以驳倒的。　　一个超期服役的军士走过来帮助这个不知所措的小伙子，但是，他并没有把谁揪到禁闭室去，也没有记下谁的名字，他只是帮助他的弟兄招架而已。这个现象又被我们认作新时期到来的迹象了。（其实，一九五0年会有什么“新”时期呢？！）木！这只是一种迹象，它表明新刑期和新建的政治犯劳改营在囚犯中间造成成了一种新关系。　　我们同两名押解兵的争论后来发展为纯粹的论据竞赛了。年轻的士兵们瞅着我们，已经不敢再把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任何人叫做人民敌人了，他们企图用报纸上和政治教材里的话来反驳我们，可是，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但确已感觉到自己的话是多么虚伪、多么言不由衷了。　　“你们看看，孩子们！你们往窗外看看！”我们对他们说，“看你们把俄罗斯搞成什么样子啦！”　　窗外是一片撒满烂麦秸的、坎坷不平的、破烂贫困的国土（我们的火车走的是鲁札耶夫线，外国人向来不走这条线）。假如当年的拔都汗看到的俄罗斯的土地是这种样子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来夺取立了。　　在一个叫托尔别耶沃的寂静的小站上，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从站台上走过去，脚上穿着树皮鞋。一个乡下老大娘站在我们的小窗前，透过车窗上的和里面的两层铁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这些紧紧挤在上展板铺上的人们。我们的老百姓观看“不幸的”人们时从来都是用这种眼光看的。几滴稀疏的泪珠顺着她那衰老的脸滚下来。她呆痴地站在那里看着，就像我们中间有她的亲生儿子似的。“不许看，老大娘！”押解兵的声音并不粗暴。老大娘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她身旁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辫子上结着白色带子。小姑娘的眼神更加严峻，严峻得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看那样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们的模样永远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火车轻轻地开动了。老太婆举起污黑的手指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朝着我们画了个十字。　　在另一个车站上，一个穿花布连衣裙的姑娘毫不拘束、毫无惧色地走到我们窗子近前，急急忙忙地问我们：你们是根据哪一条判刑的？刑期多久？“躲开！”正在月台上来回巡逻的押解兵对她喊叫但姑娘却说：“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喂，你把这包香烟交给小伙子们吧！”她随手从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烟。（我们原也猜想她可能也坐过牢。在这样一些到处流浪的人中间，多少人已经在“群岛”上受过教育了啊！）“躲开！要不，把你也关起来！”押解队副队长从车厢里跳出来对她喊叫。她朝着他那个超期服役的脑袋轻蔑地瞥了一眼，说：“去你妈的！……”接着又鼓励我们说：“……别理他们！小伙子们！”然后就傲然走开了　　我们一路上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押解人员会感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越往前走情绪越高，越感到正义在我们这边，整个俄国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快要结束了，这种行当快要结束了。　　在古比雪夫的递解站里，我们歇脚“晒太阳”足足歇了一个多月。在这里也遇到了奇迹。忽然，旁边四室里传来了刑事惯犯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这些家伙连喊叫的声音都特别难听、刺耳）：“快来呀！救命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法西斯分子！”　　这可是新鲜事！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竟敢打刑事惯犯？从前可总是挨他们打的呀。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重新分编了房间，我们这才知道：刚才的事并没有什么稀奇，它只不过是一个先声。有个叫帕维尔·巴拉纽克的人，生得膀宽腰圆，胳膊像小树一般粗，两只大手既随时准备握手，也随时准备给人以打击。他黑黑的脸膛，鹰鼻子，与其说像个乌克兰人，不如说更像格鲁吉亚人。他是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曾用高射机枪击落过三架敌机；本来提名要授予他英雄称号的，但是被部队里的特别处给否定了。从前他也进过惩戒营，但从那里戴着勋章出来了。现在他被判刑十年。按新刑期来说，十年算是“小孩子的刑期”了。　　他是从诺沃格勒-沃伦斯克监狱里来的，一路上早就领教过刑事惯犯那一套了，而且已经同他们打过架。刚才，他正在隔壁房间的上铺安静地跟别人下棋。本来这屋里住的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是管理员却忽然要塞进来两个刑事惯犯。这两个家伙漫不经心地叼着白海牌香烟，一进来便到靠窗子的铺上去清理他们的“合法”位子。其中一个边开玩笑说：“哼，我就知道又把咱们塞到土匪窝里来啦1”这时，还不大了解刑事惯犯的天真的维利耶夫就想给他们打打气，便说：“我们不是土匪，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你呢？”“我吗？挪用公款。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把靠窗睡的两个人赶开，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合法”位子上，接着就到各铺上去查看别人的背包，开始找碴儿。而那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怎么样呢？不，他们当时还是老样子，丝毫没有反抗。六十个大男人俯首贴耳地等着那些人过来抢他们的东西。这些不容别人反抗的惯犯们的嚣张气焰有一种施定身法的效果她们心里有数，监狱当局总是会给他们撑腰的）。巴拉纽克这时似乎仍在下棋，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早在扫着这两个人了，暗自盘算着该怎么动手。当其中一个刑事惯犯走到他铺前时，他就用耷拉在床边的一条腿狠狠地朝着那个家伙的脸踢了过去，随即跳下床来，抓起马桶上的木盖子朝第二个人的头上打去。就这样，他狠狠地用木头盖子轮流打他们两个。木盖子打裂了，他便抓起那四公分方木制的十字接头来继续打。两个刑事惯犯开始求饶了。不过还得承认，在他们的哀叫声中也有点幽默，他们并没有放弃逗人笑的企图，只听他们说：“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用十字架打人!？”“你好像不疯嘛，怎么欺负别人呢？”但是，巴拉纽克是了解这些人的，他并不住手。这时其中一个便冲到窗前去喊叫：“来人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　　两个刑事惯犯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们曾几次吓唬巴拉纽克说：“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们走着瞧！”但是，以后没敢再逞凶。　　我们房间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们正在放风并趁机松动松动，女看守命令一个狗腿子去催促厕所里的人快出来、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对待“政治犯”嘛！）却惹恼了一个刚开始服刑的年轻人。神经质的沃洛佳·格尔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轻人打翻在地了。要是从前，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也许就忍气吞声了，可是此刻一个叫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杀死了他们集体农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块石头，同时巴拉纽克过去朝他的下巴给了一拳。这时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纽克划了一刀（他们这些给看守当帮手的人有时带着刀子，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纽克在后面紧追。这时我们都被迅速赶进了四室。监狱的军官们来了，他们查问是谁手的，并且威胁要对有这类“匪徒行径”的人延长刑期．（内务部人员当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纽克流着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　　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　　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　　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　　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　　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　　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　　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1），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　　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　　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　　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　　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　　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　　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　　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　　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　　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　　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　　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　　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　　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　　忍让和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　　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在长长的马棚车房里住了很长时间，没　　往斯捷普特种营押送。自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在这里很愉快，到了那里只会不如这里。　　我们这里也不乏新闻消息，每天都有人拿来半张破报纸。常常是我念给全屋的人听，而我总是带着感情念，那里也确实有应该带着感情念的东西。　　那些日子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纪念。我们牢房里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中间有些人懂俄语，他们把这些消息翻译给别人听（这时我就稍停一停）。当那些人听到在他们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样的“自由和繁荣”的生活时，他们竟失声痛哭起来了，上下铺的人一齐大哭。这些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人（他们占整个递解站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丢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如果还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着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样地押往西伯利亚。　　但是，最使我们这些递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动的当然还是关于朝鲜的消息。斯大林的闪击战在那里失败了。联合国的志愿军已经召集起来。我们把朝鲜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当作第三次大战的彩排而开始的吧。）特别使我兴奋的是联合国的士兵们：看，他们那个旗子多有意思！这个旗帜什么人不联合呢？它简直是未来的人类总体的雏形！　　使我们厌恶的是，我们不能有比厌恶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死掉也不要紧，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着我们死亡而无动于衷的人们能够安然无恙就行！”——难道我们能够这样想吗？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绝对不能！我们确实在渴望着暴风雨的来临！‘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无耻的、绝望的思想呢？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在监狱外面的广大人民要遭受战争灾祸吗？！”“但是，狱外的人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呀！”“那么说，你们怎么啦？竟然希望爆发世界大战？”“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给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们除了希望发生世界大　　战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　　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　　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　　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　　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　　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　　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　　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　　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　　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　　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