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并不都要死……　　而是……都要改变。”　　　　　　　　　　　 《哥林多前书》15：51后页前页目录第一章　向上--------------------------------------------------------------------------------　　岁月在流逝……　　它不像劳改犯开玩笑说的绕口令：“冬—夏，冬—夏”那么急促。秋绵绵，冬漫漫，春姗，只有夏是短的。在群岛上，夏天是短促的。　　哪怕是一个年头，那也是够长的了。哪怕是一个年头，也给你留下了多少思考的时间啊！在一年当中，不论是泥泞满地的蒙蒙细雨，或是凛冽狂暴的风雪，或是风停雪雯后的砭骨的严寒，你都要三百三十次地在出工的队列中挤撞。你要干满三百三十天讨厌的、与己无关的不动脑子的工作。三百三十个黄昏，你浑身又湿又冷地瑟缩在下工集合点，等着押解队的士兵们从各个老远的了望塔走到一起来。列队出工，列队下工。低着头喝掉七百三十钵菜汤）七百三十份稀粥。在你的“小车厢”上醒来，睡去。不会有收音机或书籍转移你的注意。不过，没有也罢了，这倒是该感激上帝的。　　这仅仅是一年。而这样的年头要度过十个之多。这样的年头要度过二十五个之多……　　还有因营养不良症而躺进医院的时候。这也是供你思考问题的好时机。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在这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犯人们的大脑和灵魂总不能一直是不活动的吧？！从远处看，从群体上看，他们活像一堆蠕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万物之灵，对吧？他们的内心不是也曾在某个时候引入过微弱的上帝的火种吗？现在它变得怎样了？　　多少世纪认为：判给罪犯刑期是为了要他在这个“期”内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　　但是良心的谴责与古拉格群岛无缘！一百名土著当中五名是盗窃犯，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罪行应当受责难，反而认为是豪迈行为。他们幻想着将来把这类业绩实现得更巧妙更无耻。他01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再有五个是曾经大把捞过钱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把捞钱只能拿国家的，而国家自己也在那里一点不心疼地、毫无意义地大把挥霍着人民的钱财。所以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后悔如果多捞些，大家分分赃，可以逍遥法外吗？另外八十五个土著什么罪也没犯过。悔恨什么？悔恨不该想那些想过的事？（不过有的人的确被灌输和愚弄到这种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变成了坏人……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认为自己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相比问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绝望心情吧。）不该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当俘虏？不该在德军占领时期没有饿死而去找了工作？（不过是非界限搞得这样混乱，以至于确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当时我死了也比去挣这块面包好。）不该在白白为集体农庄干活的时候从地里拿回东西来喂孩子吃？或者不该为同样的从工厂里把东西拿出来？　　不，你不但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无暇的良心像一绒山间的湖水在你的眼里泛出净洁的光辉。（你的被苦难净化了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看出别人眼中的任何一点浑浊。比方你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谁是眼线。“契卡格勃”不知道我们具有这种善于辨别真伪的慧眼——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它的“秘密武器”。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方面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和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库博维奇的苦役犯之间的主要区别来自我们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无罪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万劫不复的社会叛逆，我们却肯定地知道，当局可以像抓我们一样，把任何一个自由人扒拉进来；铁丝网不过是一条名义上的分界线。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意识到个人有罪，而我们今天意识到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灾难。　　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对不起，你们热爱生活吗？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那些每日叫着、唱着、跳着“我爱你，生活！啊，我爱你，生活！”的人们！你们爱吗？请你们也爱这个吧！请你们也爱劳改营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里没有了与命运的斗争，　　在那里你的灵魂将获得新生……（？）　　你什么也没有懂。你到了那里，会化成一摊烂泥！　　我们选定的道路一个盘旋接一个盘旋。是通向山巅？是通向云端？让我们沿着它走去，让我们在它上面跌跌绊绊。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将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亲人们也已经变化。一度是我们家园的那个地方将使我们觉得比异乡还要异乡。　　关于自由的想法从某一时间起甚至变成了强加于你的想法。牵强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个没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获得自由！　　石块在我们脚下崩塌。向下坠落，成为过去。这是过去的废墟。　　而我们将要向上。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劳改营干部公开声称对你的劳动和身体有所有权，直到耗干你的精力以至于死，但是他们决不侵犯你的思想体系。他们从不试图用螺丝钉拧进你的大脑，把它固定起来。（除了修筑白波运河和伏尔加运河的那个不幸的时期以外。）这就造成了远远超过沿水平线奔跑的双腿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没有人动员你申请入党。没有人强迫你向各种自愿团体缴纳会费。没有像特别法庭上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你的“保护人”的工会。也没有生产会议。不会选你担任什么职务，不会任命你当什么代表，而更主要的是不会强迫你当鼓动员。什么所宣传讲话啦，人家一牵线你就得喊叫：“我们要求！……我们决不允许！……”啦，排着队去选举站自由而秘密地对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啦，诸如此类，一概全免。你不必提出社会主义竞赛保证书，不必做自我批评，不必为壁报写稿，不必回答州报记者的访问。　　头脑的自由——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还有一种自由：你不可能被夺去家庭和财产——你已经被夺去了。没有的东西，上帝也夺不走。这是最基本的自由。　　监禁是思考的好时机。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会推动你做长时间的和郑重的思考。三年当中劳改营里放了一次电影，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影片是最廉价的“体育”喜剧片，叫做《拳斗大王》。无聊。但是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向观众灌输着一条训诫：　　“重要的是结果，而结果是你们输了。”　　银幕上在笑。观众席里也在笑。当你眯着眼睛走进阳光照耀的劳改营大院的时候，你必定是仍在琢磨这句话。夜晚躺在板铺上，你也会继续琢磨它。星期一早晨上工时也在想。以后还有用不完的时间去琢磨它。在别处你哪能动这个脑子？你的头脑里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不是一句玩笑。这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它早已灌输给J我们的祖国，现在仍反复再三地向它传布着。物质结果第一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以至如像图哈切夫斯基、雅戈达或季诺维也夫之类人物被宣布为与敌人勾结的叛徒的时候，老百姓的反应全是吃惊地哎哟一声并且众口一词地表示纳闷：“他还想要什么呢？”　　既然他有吃有喝，西服有二十套，有两座别墅，汽车、飞机、名声——他还想要什么？！我们的千百万活得太累的同胞们不能想象，除了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我在这里并不专指这三个人）的推动力。　　“重要的是结果”的口号竟被所有人吸收和接受到了这个程度。　　它是从哪儿传给我们的？　　这是从哪里传给我们的？退回三百年，——在古老信徒派的俄罗斯难道能有这样的事吗？　　这是从彼得时期传下来的，是来自我国旗帜的光耀和所谓“我们祖国的荣誉”。我们压迫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断扩张，于是在我们国内就形成着一条个固定的观念：重要的是结果。　　稍后是来自我们的杰米多夫们、卡巴尼哈们和齐布金们。他们是一些只管自己爬上去而不管他们的皮靴踩掉了谁的耳朵的人。从而在曾是虔诚而质朴的人民当中，“重要的是结果”的观念确立得更加牢固。　　再往后是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是来自那个最新的、永不会犯错误的、对一切都不宽容的学说。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句话——重要的是结果！重要的是结成一个战斗的党！夺取政权！保住政权！排除所有敌人！在钢铁上取胜！发射火箭！　　尽管为了这个工业和这些火箭必须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国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国田野、森林与河流的灵魂做牺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是谎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对于我们囚犯也是一样——如果重要的是结果，那么“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就会是一条真理了。这意思就是：去当眼线，去出卖同伴以换取舒适的位置甚而可能获得提前释放。从永不会犯错误的学说的观点看来，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他这样做，结果对我们有利，而重要的是结果嘛。　　赢得好结果当然是叫人高兴的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不能以丧失人的形象为代价呀。　　如果重要的是结果——你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心计花费在逃避一般劳动上。必须卑躬屈节，巴结讨好，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求保住杂役的地位。并且靠这个——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实质——那么，现在就到了应该安干一般劳动、安于破衣烂衫、安于磨破手皮、安于较少和较坏的面包的时候，也许还到了应该安于……死亡的时候。但是只要活着，就要骄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当你不再害怕威胁、不再追求奖赏以后，你在主人们的猎头鹰眼里才会变成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开始觉得，一边抬着一筐垃圾（抬石头则另当别论！）一边跟你的劳动伙伴谈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很有乐趣。你开始觉得，在用空的灰浆槽上坐下来，挨着自己砌好的墙抽口烟，很有乐趣。如果工长路过，瞄一眼你的砌缝，瞧一瞧基准线说：　　“是你砌的？挺齐整嘛。”　　这堵墙对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来早到一天，但是你这可怜的衣衫褴缕的奴隶这时在你亲手创造的产品旁边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加利娅·维涅季克托娃在卫生科当护土。但她看出，这里不是给人治病的地方，而是个人的安乐窝。她倔犟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劳动，拿起了大锤、铁锹。她说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坏人吃大鱼大肉也不顶事。　　（话倒说得在理，但是如果连面包干也没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监禁的第七年，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够的回顾和检验。我终于懂得了我为什么会得到了这一切：监狱以及补充监狱之不足的——恶性肿瘤。如果连这样的惩罚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我也决不会抱怨。　　惩罚吗？但是——谁给的？　　你们想想吧——谁给的？　　我在科恩菲尔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过的那间手术后特别病房里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个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思索着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转折。按照我在劳改营中的惯用办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现在最正确的是把一个题在被一场暴动的余波所震撼着的劳改营的医院里的病人的心声，照原样抄录在下面：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　　将善的种子丢弃得不剩一颗？　　毕竟我的少年时代　　在你神殿的赞歌中度过。　　书中的奥理光辉闪灼，　　把我高傲的大脑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为我掌握，　　人世的命运像蜡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腾——血波的拍击　　在前方闪耀着异彩。　　没有轰响，一片死寂，　　信仰大厦在我胸中崩坏。　　通过有与无之间的山颠，　　跌倒，抓紧绝壁的边缘。　　回顾往昔的生活，　　心头发出感激的震颤。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个曲折。　　那是神意的宁静的光华，　　但它事后才让我悟彻。　　如今以赐还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虽曾将你背弃，你却与我同在。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纽伦堡审判应当归入二十世纪的荣耀：它杀的是恶的思想，而对感染上这个思想的人劫杀得很有限。（当然这不是斯大林的功劳，照他的意思恐怕应当少讲点道理，多砍点人头？）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还没有炸烂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许这个趋向终能取得胜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将是空虚的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正朝哪里运动？为什么要运动？用棍棒打敌人——这是穴居野人也会做的事。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是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从坟墓中传来了对我的回答：你说这话倒是不错，因为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二章　还是败坏？--------------------------------------------------------------------------------　　但人们要我打住：你谈的文不对题！你又拐到监狱上去了！要你谈的是劳改营！　　我好像也谈到了劳改营？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给相反的意见留下空间。许多劳改营难友会反对我，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从未见到过什么灵魂魄“向上”，至于败坏，则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区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华，在监狱中是可能的。但是：　　“……劳改营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学校。任何人从那里也汲取不到一点有益的或有用的东西。犯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谄媚、说谎、较小或较大的下流勾当……当他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在劳改营期间不仅没有成长，他的趣味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粗劣。”　　沙拉莫夫还把“多年间在别人的意志和别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认为是劳改营对人的压迫和腐蚀的特征。但我在这个特征上面打了引号：第一是因为关于许多自由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在一些琐碎事情上的活动余地，那是连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为对命运的一无所知和对命运施加影响的无能为力，在群岛上著身上养成的被迫的听天由命的性格勿宁说是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免除了无谓的忙乱。　　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沙拉莫夫说所有蹲过劳改营的人精神上都变得贫乏了。可是我只要回忆起或者遇见一个前劳改犯，便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别处也写道：我毕竟不会去告别人的密！我毕竟不会去当作业班长逼迫别人劳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句既然在劳改营里谁也躲不开这个败坏的斜坡，为什么忽然你就不会去当眼线或者作业班长？不是说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吗？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树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块石头了——所以才没有继续往下滑？也许愤恨毕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个性和诗歌否定着你自己的观点吗？　　真正的宗教徒们是怎样在劳改营里保全自己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在群岛上的充满自信的行进，好像举着不可见的蜡烛举行着宗教的游行。在机枪的射击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去，又继续行进了。二十世纪从未见过的坚贞！这里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成份，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词。就以杜霞V奇米尔大婶为例吧。一个圆脸庞、性格安详、－一不识字的老太婆。押解队向她大声吆喝：　　“奇米尔！报条款！”　　她和声细气地回答：　　“老爷子，你干吗要问我呀？那儿不是都写着吗，我可记不全。”（五十八条的各分条给她头上安了一大把。）　　“报期限！”　　杜霞大婶叹了一口气，给了个文不对题的回答。她并不是为了给押解队找别扭，她实心实意地仔细想着这个问题。期限？难道期限是该世人知道的？……　　“什么期限！什么时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傻婆子，你这傻婆子！”押解队当兵的笑了：“给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许还会添点。”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两年半的刑。尽管她给哪里也没写过请求，忽然下来了一纸公文：释放！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羡慕？难道是环境对她们有利些？未必！谁都知道“尼姑们”全是和妓女、女贼们同关在惩戒独劳点的。然而有哪个信教的败坏了？他们八成会死掉，但没有败坏的，是吗？　　有些不坚强的人正是在劳改营里皈依了宗教，从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满而没有败坏，这又作何解释？　　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处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也经历了注定的转折而没有选错方向。还有一些人，他们终于注意到并不仅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们旁边还有遭遇更不好，更艰难的人。　　还有那些不顾惩戒隔离区和再次判刑的威胁而拒绝充当眼线的人呢？　　你从总的方面怎么解释土壤学家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况呢？科学家，一九四一年志愿参加了民兵。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在维亚兹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岁月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的。往后的情况不用说也明白——进了我们的。十年。我是在一个冬天在埃克巴斯图兹从事一般劳动时跟他认识的。他的一双安详的大眼睛闪着耿直的光辉，是那种决不会绕弯子的耿直。这个人从来不会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劳改营里的十年虽然只有两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没有向谁低声下气过。在整个服刑期间几乎从未收到过家里寄来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劳改营哲学的灌输和劳改营败坏人心的影响，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麦罗夫劳改营（安吉别斯），特派员死气白赖地收买他当眼线。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讨厌跟你说话。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钉着我。”“畜牲，你会趴在地上来找我们！”“我宁愿随便找棵树上吊。”于是他被送进惩戒营。在那儿吃了半年苦头。这还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上面把他派到劳改农场，要他（以土壤学家身份）当作业班长。他不干！反而卖劲地耪地和割草。还有更傻的事儿呢：在埃克巴斯图兹的采石场上，他拒绝当统计员。唯一的原因是干上这个差事就必须为苦工们虚报产量，一旦被查出来，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长就要为这个受处分（会吗？）。因此他就去凿石头了！他的骇人听闻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诚实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他跟着菜班一起去加工马铃薯的时候，尽管所有的人都偷马铃薯，他却不偷。把他安排进享受特权的机修车间作业班，在水泵站看仪表。但是仅仅因为他不肯给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汉特列维什洗袜子，就把这个位置丢了。（作业班里的人劝他说：你管它呢，干什么活不一样？不，对他说来不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做亏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选择了最坏的和最苦的命运！而他真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可以作证。不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对他的肉体产生了奇妙的影响（现在根本没人相信，没人懂得这种影响），已非盛年（靠近五十岁）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机体在劳改营里变得越来越强壮：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完全消失了，一场伤寒痊愈之后他变得特别健康：冬天套着一个在头部和两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却没有感冒！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　　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