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他们谁也没有专长）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马林科夫的老师）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稍加现代化）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这对他们毫无危险）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错的！）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季亚科夫语），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十二章　“砰—砰—砰……”--------------------------------------------------------------------------------　　契卡一格勃（用这样的缩略词称呼“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好听、又方便、又简捷，同时又没有忽略这个机关的历史发展。）如果没有永远睁着的眼睛和永远听着的耳朵，就会是一段全无知觉的木头，根本没有监视本国人民的能力。在当今技术发达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机、光电管执行着，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麦克风、录音机、激光窃听器执行着。但是本书所谈的时代，契卡一格勒的几乎唯一的眼睛和几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图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这种人曾有个事务式的名称：秘密工作人员（以区别于编制表上的公开工作人员）。依照那些年的习惯这个名称缩略为“塞克索特”（密工）。发明这个缩略字的人（他没预料到这个字会传开。人们没有保好密）缺乏以没有偏见的听觉体会一下这个字音的本领，没能从它的字音里听出在其中结成团的龌龊不堪的东西——某种比鸡好的恶行更见不得人的东西。年深日久，这个字又沾满了叛卖行为的黄褐色的血，于是在俄文里便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字眼了。　　但这个词儿只是在狱外用的。群岛上有自己的名词：监狱里叫“纳塞德卡”（耳目），劳改营里叫“斯图卡奇”（眼线），然而正如群岛上的许多字眼进入了俄文的广阔领域而风靡于全国一样，“斯图卡奇”这个词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概念。这件事反映出告密现象本身具有的统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的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生活中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就好像手里不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觉不到正有大量无线电波不断从我们身上穿过一样。　　很难使自己养成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眼线？很难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养成的好。坐探是赶不走的，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但必须知道他们：有时候为了提防；有时候为了在他们面前作戏，把自己假装成另一种人；有时则是为了公开和他们大闹一场，使他们打上去的关于你的小报告失去价值。　　我在“狱外社会”的专门一章里将谈到“密工网”的密度。许多人感觉得到它的密度，可是并不使劲去认出具体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脸，是什么样子，因而这个网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实你隔壁那个可爱的安娜·费多罗夫娜就是个“女密工”。她过来向你们家要点酵母，接着就跑到约定地点（可能是小杂货铺，可能是药房）去报告，说你家坐着个没有报户口的外来人。这就是那个跟你们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报告说你骂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东西都从后门卖给当官的了。大家齐唱《斯大林之歌》的时候你只张了嘴懒得出声；在十一月七号的游行队伍里你表现不快活。因为你不认得密工人员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这类事情是怎样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机关知道的？密工人员穿透一切的灼热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员的眼睛既可能泛着倦怠的蔚蓝，也可能含着老态的泪水。它们完全不必闪出阴沉的四光。不要以为这一定是个面目可憎的坏蛋。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们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点。如果招募密工人员全凭自愿，凭本人的积极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许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这种人是靠设圈套，靠生拉硬拽。人们自身的弱点把人们送进这种可耻的职业。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层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网的人也无法逃脱，无法逃脱。　　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招募工作和意识形态像花边一样交织着：机关希望的和被招募者应该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国顺利地推向社会主义。　　招募工作的技术堪称高妙，可惜我国低劣的侦探文学偏不描写这些手段。招募者在选举站进行活动。招募者在马列主义教研室里进行活动。叫你去的时候，他们说：“那儿有个什么委员会，请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刚从前沿撤下来的部队里进行活动：一个“死灭尔施”（除奸部）干部来到部队，把半个连的人挨个儿找去谈话；和一些当兵的只谈天气和伙食，和另一些当兵的谈话则下达互相监视和监视指挥员的任务。一个手艺人坐在小屋里修理皮件。进来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这个扣环请你修修行吗？”接着低声说：“你马上关好作坊门，到街上去。那儿停着一辆汽车，牌号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开门进去，它会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到那儿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您是苏维埃人吗？那么您就应当帮助我们。”）这样的小作坊是公民们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点。和行动特派员直接见面的地点是西多罗夫家的住宅，二楼，按三次铃，傍晚六至八点。　　招募工作的诗意还等待着它的艺术家。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宝钥匙：有一号、二号、三号。第一号：“您是苏维埃人吗？”第二号：许诺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东西；第三号：针对他的弱点施加压力，用招募对象最害怕的事情吓唬他；第四号……。　　有时候也须要稍稍施加一点压力。有一个叫A．巴的人被叫了来。知道这个人是个脓包性格，于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把你知道的有反苏情绪的人开个名单！”他不知怎么好，在那儿犯踌躇：“我没把握……”招募者没有跳起来，没有拍桌子喊：“你敢这么说？！”（在我们国家里谁会这么做？你瞎想什么！）而是：“您没有把握？那么开一张您担保是百分之百的苏维埃人的名单。但是您要记住，您是在担保！如果您给谁打了假保票，马上请您自己进去！您怎么不写呢？”“我……不能担保。”“噢，不能？这就是说，您知道他们反苏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写出来！这个城实的好家兔有着还是革命前塑造的过于柔弱的灵魂，他浑身出汗，如坐针毡，苦恼万分。他当真认为这条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写出谁是苏维埃人，或是写出谁是反苏分子。他看不到还有第三条路。　　人不是石头，而石头也是能压碎的。　　狱外使用的百宝钥匙样数多一些，因为生活多样化一些。劳改营内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套。生活是简化的、赤裸裸的，螺丝钉的螺纹和螺帽的直径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号当然是原样：“您是苏维埃人吗？”对思想纯正分子很合用，改锥从不会滑脱，螺帽立刻顺着手劲转动起来。第二号也很好使：许诺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安排在营区内，多给一份稀粥，给报酬，减刑期。这都意味着生命，每登上一个台阶，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战时，告密行为的身价大跌：东西贵了，人便宜了。为一包马合烟就能出卖灵魂）第三号更好用了；我们要撤掉你的杂役职务！要送你去干一般劳动！押你到惩戒点去！每下一步台阶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块面包的引诱，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渊里推，他就会发抖、央告。　　这并不表示在劳改营内部根本用不着做细活。有时候也得用点心计。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尔岑别格（犹太人）的罪状。他有理由认为十七岁的不懂世故的德国人安东能提供起诉材料。希金把年轻的安东找来，挑动他的纳粹主义情绪：犹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毁坏了德意志。安东怒火中烧，于是出卖了格尔岑别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契卡分子希金为什么不能成为盖世太保的得力的侦查员？）　　再举一个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狱前他是内务部军队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条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统派，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劳改营里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当那个兵丢人，费尽心机地隐瞒这件事，同时他明白，如果被当局发觉他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对这样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这一点来招募：不干，我们就给你宣扬出去，说你是个“契卡”。仅仅为招募一个人，连他们自己的旗帜也可以用来擦屁股。（这个人现在保证说，他当时到底还是顶住了。）　　他入狱的过程以后没有别的机会叙述了。小伙子应征时是参加陆军，可是被派到内务部军队服役。起先是镇压班杰拉分子。得到情报（通过内线），他们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礼拜。军队包围了教堂，把住大门（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着便服）护送人民代表去参加选举大会（“有一个代表胆真大，每回都不要人护送！”）。一度在高尔基省守卫桥梁。由于伙食太坏，军队内部发生骚乱。为了惩罚他们，派他们到苏联土耳其边境驻防。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有的人像俗话说的“虽不是木匠，可是爱敲打”，这种人不用费劲就能搞到手。可是对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钓钩不可：他把诱饵吞下去吃掉了。谁要是支支吾吾，说他很难收集到准确的情报，那就对他解释：“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负责核实！”“可是如果我一点把握没有呢？”“这么说来——你真的是一个敌人喽？”最后索性向他摊开：“我们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实，其余全凭你瞎想吧。”（治达劳改营的行动人员。）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猎取的对象仍不能到手。这时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预备好的一个环套；签署“不泄露具结”。无论宪法或法律里都没有说到还有这么一种手续，也没有说到我们必须履行它。但是我们对什么都看惯了。这种事还能拒绝么？我们自然全都会照办的。（可是如果我们硬是不具结，一迈出门槛硬是见人就泄露我们和教父的谈话，“第三厅”“的魔力就会顷刻消散。他们的隐秘性和他们本人全是靠我们的怯懦维持着的！）随后，在你的监狱档案上便会做出一个使你解脱的幸福标注：“不可招募！”这就等于一个九十六开的成色戳记，至少也等于八十四开。但是即使我们能活出头，也不会很快知道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出这一点：这些魔障忽然从我们身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缠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露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露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坚毅顽强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点，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出自己的工地。这样做行动特派员是很难干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点。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部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眼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流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　　在这一章里我感到材料不够。劳改犯们不大愿意对我讲自己受招募的情况。那么，我就讲讲自己吧。　　只是有了劳改营的后期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资格以后，我回头一看才明白了，我开始狱中生活时是多么浅陋，多么渺小。自从我披上一张军官的皮以后，就习惯于无功受禄地高人一等。进了劳改营也总是往某个职位上爬，但爬上去总是立刻就掉下来。我紧紧地抱着这层皮——军上衣、马裤、军大衣，竭力不换成劳改营的保护色囚衣。在新的环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错误：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个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击手的眼睛马上发现了我。在卡卢加关卡，我刚从漆工熬成一个助理定额员，又拽出了这套制服——哎呀，多么想显得又英武又漂亮！况且当时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将军都没有这样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写的，我早已忘在脑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着物理教科书，季诺维也夫一边煎什么东西一边说话，奥拉切夫斯基和普罗霍罗夫躺着，穿着大皮靴的脚搭在床头栏杆上。高级看守员谢宁（这显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劳改营里用的假名）进来，他对电炉，对高跷的大皮靴似乎都没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谁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谈话。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欢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显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养！在我们的一帮下流、蠢笨、无知识的看守员当中多么与众不同！谢宁当时不多不少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只是我不记得什么系。看来他很不好意思穿内务部制服，害怕让同学们在街上看见他戴蓝肩章，因此每次来值班都是在门房换上制服，出去就脱。（这是可供小说家们描写的一位当代英雄！能够想象沙皇时代的进步学生依靠在监狱当看守员赚钱吗？）不过文化虽是有文化，可是使唤个老头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个干苦力活的犯人关三天禁闭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在我们屋里他喜欢送行知识分子式的谈话：显示他理解我们的细腻的心灵，也要我们赏识他的心灵的细腻，这一次他也是这样，对我们介绍些城里的新鲜事，新电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谢宁为了不显眼，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才站起身来，出去赶上我。他叫我马上到行动特派员办公室去。有一个遇不到闲人的僻静的楼梯通到那个鸱鸺栖息的地方。　　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我走在路上心里发沉。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每个劳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别给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结束侦查还不到一年，现在我一见坐在办公桌后的侦查员五脏六腑还都发痛。别是又翻腾了我的旧案吧：又发现了几页日记，也许是又发现了几封信？　　砰一砰一砰。　　“进来。”　　我推进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房间，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里还有足够地方摆下一张小沙发（可能他也把我们的妇女们带到这里来？）和一架摆在小台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机。收音机上的“猫眼”闪着绿光。一支柔和悦耳的曲调在室内轻轻回荡。这样清澈的声音，这样的音乐，我已经完全不习惯了。我的心马上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什么地方进行着！我们已经惯于相信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实它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别的什么地方……　　“坐下”　　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给人平静感的灯罩的台灯。桌后的圈椅里坐着行动特派员，和谢宁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型的。黑头发，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软的。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开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陈糠烂谷子再捣腾出来。　　不，他的声音一点不带敌意。他随便问问生活、感觉，对劳动营习惯吗？在杂役屋里还方便吗？不对，侦讯是不作兴这样开场的。（况且我在哪儿听到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这时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甚至是仅仅出于好奇心的问题：　　“怎么样，您出了这些事，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苏维埃人吗？或者已经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们，后代们，这是你们不能理解的：现在我该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们，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从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见他的鬼去吧！（也许后代们将不会这样骂骂咧咧了？我认为在俄国还会的！）他们把你关进监狱，割断你的喉咙，还要你仍然是他妈苏维埃人！”　　真的，蹲过了三座监狱，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泼大雨似的来自国外的见闻，我哪能还是什么苏维埃人？在何时何地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监狱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经达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见你妈的鬼去！我懒得跟你费脑子！让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们都是在顺从听话中长大的，伙计们！如果在会上问：“有反对的吗？……请弃权的吗？……”手是怎么样也举不起来的。“我不是苏维埃人！”这句话，即使当了犯人，也说不出口哇！　　“特别庭的决定里说，是反苏的，”我含含糊糊地说。　　“特别庭，”他不带一丝敬意地挥了挥手。“但是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呢？您仍然是个苏维埃人？或者已经变了，怀恨在心了？”　　那个曲调轻轻地，如此清澈地萦回荡漾着，我们的重浊、粘糊、无聊的谈话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权势者的自私，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莫纽什科？——不是莫纽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滚开些，你这条恶狗，让我稍微听一会儿！　　“我为什么会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说。（真的为什么？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还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绝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来一次侦讯的味道了。）　　“这么说，您是苏维埃人喽？”特派员严厉地，但也带着鼓励回’飞地叮问。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来。如果现在说你是反苏的，他马上会在营内立个新案，给你“铆上”新徒刑，便当得很。　　“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风雪，押送去北极圈内。而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得不错，睡觉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单。在莫斯科我老婆能来探监，送牢饭……还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话。说一声“苏维埃人”有什么可耻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嘛。　　“我倒觉得自己……嗯，是……苏维埃的……”　　“噢，苏维埃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行动特派员高兴了，“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苏维埃人一样谈话。这么说，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房间不同），我们两个应当一致行动。您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您……”　　我感觉着我已经趴在地上了……耳边还是那个音乐……而他正接二连三地把一个个整齐的套环甩过来：我应当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成为某些谈话的偶然见证人。我应当把这些事报告他们……　　这种事我可永远不会干。我内心冷静地知道这一点：是苏维埃的也罢，不是苏维埃的也罢，要我把政治性谈话报告给你们——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话要说得委婉，不露痕迹：　　“这种事我……做不来，”我几乎带着遗憾的表情回答。　　“为什么呢？”我的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口气严峻起来。　　“因为……这不适合我的性格（畜牲，怎么才能对你说得更委婉些？），因为……我不会听旁人说话……记不住……”　　他发觉我和音乐有点什么……卡哒一声把收音机关上了。寂静。善良世界的温柔绿色的“猫眼”熄灭了。办公室里只有鸱鸺和我。来真格的了。　　哪怕他们懂得一点下棋的规则也好：局面三次重复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们做什么事都懒，就做这个不懒：他用同一步棋将我军一百次，我用同一个卒子抵挡一百次。他不知道什么叫没趣，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宣告自己是苏维埃人，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挨将的地位。当然一百次将军每次都有不同的特点：换一个用词，换一种声调。　　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我们牢房里的人已经睡了，而他有什么可忙的，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样才能摆脱他？他们这些人多么黏糊啊！什么递解，什么一般劳动他都已经暗示到了，他已经表示怀疑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后来又转而希望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从——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递解又非我所愿。我忧心忡忡地想，这一切会怎样了结呢？　　忽然他把话头转向盗窃犯们。他听看守员谢宁说，我谈到盗窃犯时言语很尖刻，我和他们有过冲突。我活跃起来。这表明棋步有了变化……不错，我恨那类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喜欢那类人！）　　为了彻底打动我，他向我描绘出这么一幅图画；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边，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上街，有时候夜间也得出去。街上常发生扒行人衣裳的事。这些家伙就是从劳改营里逃出去的（不对了，那是你们大赦出去的！）。那么如果我发觉盗窃犯们准备逃跑，难道能拒绝向行动特派员报告吗？　　没说的，盗窃犯是敌人，残酷无情的敌人，只要是为了对付他们，什么办法都是好的……其实好也罢，不好也罢，眼下这反正是一条好出路。似乎这个　　“可以。这个……可以。”　　你说了！你说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个字！一张白纸轻飘飘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证书　　我，某某，保证向劳改自工段行动特派员报告关于犯人准备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刚才说的只是盗窃犯！”　　“除了盗窃犯还有谁逃跑？……况且我怎么能在正式文件里写‘布拉特内’，”这个字呢？这是黑话。就像这样写也能明白。”　　“但是这么一来意思全变！”　　“不，我还是看出来了，您不是我们的人。跟您说话应该用另一种方式，而且不是在这里。”　　哎哟，“不是在这里”几个字太可怕了。暴风雪在窗外怒吼，你现在是杂役，住在可爱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呢？是在列佛尔托沃？“另一种方式”又是什么方式？不过我在这座劳改营期间一次逃跑事件也没发生过。或然率和陨星落地差不多。况且即便有人逃跑，哪个傻瓜会事先在聊天时讲出来？这就是说，我根本不会发觉。这就是说，我不会有什么可报告。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相当不坏的出路……只是……　　“难道不写这张纸就不行？”　　“这是规矩。”　　我叹气，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条件安慰自己。于是我就在出卖灵魂的文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为拯救肉体而出卖灵魂的文书。结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还有“不泄露”具结呢。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求在刚才那张保证书上加点东西：　　“您还得选定一个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