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十二章　监禁--------------------------------------------------------------------------------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甚至购买俄国的政治书籍，可以从国外订购杂志。还可以同亲属通信。放风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费格涅尔回忆，逐渐地“已经不是狱吏在叫喊，而是我们冲着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狱吏拒绝送出她的申诉书，为此她撕下了狱吏的肩章！后果是这样的：来了一个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但当时不会这个），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特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一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在，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纪合算束的具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回，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鉴定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像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H·科尔涅耶夫天无感到饥饿：四百五十克面包，两块糖，两次吃不饱的热食——只有开水“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城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H·A·科济列夫）昼夜的光亮都是来自放在天花板下吊着的一块小板子上的油灯，它耗尽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现了灯丝发红的电灯。空气也有定额规定，通风窗上了锁，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和雅洛斯拉夫尔监狱里的人都这样回忆（E·金兹布尔格说：面包从早晨放到吃午饭就长霉，被褥是潮的，墙发绿）。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尔监狱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经常开着。放风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监狱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像在施吕瑟尔堡和索洛维茨那样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尽、踩光、浇上了混凝土和沥青。在放风时甚至禁止抬头看天——“只许瞧着脚下！”——科济列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见亲属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定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济列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济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济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济列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像是“第六昼夜”，又像是“六昼夜”的词句。奸计就在于此：等着他提出来五昼夜已经到头，该放出去了——这样就能够以不守纪律为名给他延长禁闭期限。但是他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又蹲了一昼夜——于是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许典狱长就是这样轮流考验每个人的驯服程度？禁闭室专用来制服那些还没有俯首从命的人）。——过了禁闭室的关之后，监室简直就像宫殿。科济列夫耳聋了半年，喉咙里长起脓包，和科济列夫同监室的那个人因为经常蹲禁闭室而发了疯，科济列夫同疯子两人在一起关了一年多。（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记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许多发疯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诺沃鲁斯基根据施吕瑟尔堡编年史所计算出来的数字。）　　现在读者是否感到，我们已经逐渐地登上了第二个犄角的顶点——它比第一个也许更高吧？也许更尖吧？　　但是意见有分歧。老劳改犯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是疗养区。从阿贝兹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博里索维奇·泽尔多维奇和从克麦罗沃劳改营转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这样认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诉书（她开始向联合国写……），有很像样的图书馆，还有外文书，它把全套目录送进监室来，你可以开列一整年的预约书单。　　可是再次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法律的灵活性：有几千名妇女（“反革命家属”）被判处了监禁。突然一声令下——一律改为劳改（科雷马还有未淘净的金砂）！就这样改了。用不着什么法院。　　这一切还是不是从前所说的监禁呢？或许它已经变成了劳改营的门房？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琐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一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济列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济列夫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去写关于精神与铁窗对抗的一章了。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的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你看那车轮，车轮！　　滚滚向前永不停，不停！……　　你看磨石多沉重，沉重！　　隆隆旋转又跳动，跳动！……　　　　　　　　　　　　　　　　　——W·缪勒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一章　群岛之舟--------------------------------------------------------------------------------　　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封闭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他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泽克车厢”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像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泽克车厢”——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乎”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的历史是这样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首次在铁路上跑的：它设计于一九0八年，但是为了运输前往国家东部去的移民用的，当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移民风，而车厢不够。这种类型的车厢比普通客车车厢矮些，但比货车车厢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辅助空间（即现在的“半”包房，禁闭室）——但自然没有任何栅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窗口上。栅栏是被一种善于发明创造的思想装上的，我倾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可是这种车厢却落了个斯托雷平的名字……这位大臣曾为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领带”一事要求和杜马代表决斗，但这种身后的诽谤他却无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长官们使用了“斯托雷平”这个术语——不，从来是用“泽克车厢”这个词儿。这是我们犯人们，出于对官方名称的抵触，想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给个粗野点的叫法，上当受骗地看上了前辈囚犯们（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给我们的这个绰号。绰号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会是“反革命”，他们不可能把沙皇内阁总理和契卡联想在一起。这绝对只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地突然被拉进契卡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会革命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绰号出现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话），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话）。过去曾以毒蛇之口杀害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活动家，在他身后又以恶言秽语玷污他的名声。　　但是因为这种车厢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爱，得到普遍和专门的使用是从我国生活一切都整齐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时一定新制了许多这样的车厢），那么把它称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谓“泽克车厢”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像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像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像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一间“斯大林”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大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像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的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像要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无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车厢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像俄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像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接一顿，或者狠揍～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军官们！前方的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纹的前胸就是蓝箍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戴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万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