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　　“米哈伊尔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佩拉格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佩拉格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像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柳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柳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柳赫尔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赫鲁晓夫一个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兵役局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送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像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轻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详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像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一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连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烟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都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六章　那个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车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被俘者每一次从敌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加以赞扬。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被俘者，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编入各德军部队。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但由德国军官指挥。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我们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整得太惨了！）。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达到十万人！）。一个土耳其斯坦营。在克里米亚有一个鞑靼营。（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自己播下的种子，例如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捷琳娜女皇却拨官费兴建和扩建这些寺院。希特勒来了也想到该保护清真寺。）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各有一个，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而南部几乎没有出现过苏联的游击队。）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跟着德军从顿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国人还没到以前，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为首的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旗徽为胜利者格奥尔吉），自称POHA“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HHA“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七章　在机器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HKA又是个多么响亮的字眼！在这个字眼里，马车轭下的小铃铛响声隐约可闻，谢肉节纵情疾驰的景象依稀可见，同时又夹杂着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叫“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特别会议”，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员、永远秘密开庭的那个庭。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里又增添了由州委书记、州内务局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组。（这些新的三人小组头上是莫斯科的由内务人民委员及苏联总检察长组成的简简单单的二人小组您得同意，总不便于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作为第三个成员来参加会议吧？）当时从一九三八年末起，这些三人小组啊，二人小组啊，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须知连叶若夫也栽了）但同时我们亲爱的OCO（特别庭）却更加巩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经审判的处分权先为十年以下，后来到十年以上，后来包括枪决接收了过来。亲爱的OCO的风光日子延续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们的恩人贝利亚跌跤子的时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问：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机构；多长时间开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没茶，吃什么茶点；这种讨论本身是怎么进行的讨论时互相交谈还是连谈都不谈？我们写不出来—一因为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特别庭的实质是三位一体，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员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党中央一个，内务部一个，检察院一个。然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根本没开过什么庭，在编的只有几个负责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经验丰富的女打字员，和一名领导女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女打字员确实会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反苏宣传　　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加上了“T”（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苏情绪　　社会危险分子　　社会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的犯罪一样，像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为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社会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汉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轻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个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别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干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关系到……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热里雅鲍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分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阳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阳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起立，现在开庭！”—一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　　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冲压。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参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报》）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厂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江·罗曼诺夫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罗曼诺夫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罗曼诺夫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像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支书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罗曼诺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被告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像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骄傲地说，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服从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滴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夭报告说他的孩子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八章　襁褓中的法律--------------------------------------------------------------------------------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这么多，须知当时有多次大赦）。这正是挨骂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动（这是对革命恐怖活动的回应）的高潮，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总共活动了六个月）。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应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契卡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只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过法院的，不经过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当然有！十月革命后头一个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农自由选举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在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经验”，经区苏维埃执委会“须先详细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任命条件”后方可就任，并随时可由该会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号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条）既然是这样——人民法院也就不实行全民选举，而直接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了，两者是一回事，因为谁都知道苏维埃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说是第一，根据同一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从乡和县起的工农革命法庭。这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设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这样，革命法庭一瞬间就到处出现了，而人民法院又过了好多个月还没有露面，特别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个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委会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时人们认为这就是革命法庭建设的最终完成了。但是，嘛，离这还远着呢！　　原来为了维持铁路的运行，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铁道革命法庭系统。然后是——统一的内卫部队革命法庭系统。　　一九一八年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调一致地工作，不给俄罗斯联邦境内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的罪行和过失任何一处避难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锐的眼睛看出了这一套完备系统的不完备——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签署了一道关于组建一个新系统——革命军事法庭系统的命令。　　我们这位整日忙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和从外敌手中拯救共和国的领袖和鼓舞者对自己的构想并没有作详细说明——但却极为成功地选用了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法庭的庭长——达尼舍夫斯基同志，这位同志不但辉煌地建立和发展了这些尚属新的法庭的整个系统，而且还写出了一本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小册子。其中一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落到了我们手里。不错，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但因时间久远，我披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许能得到原谅。（上面说的关于法院的情况也是从那里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