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你自己一个人露营？”“是的。”“风不是很大吗？”“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个记者。”“你的护照呢？”“我忘在北京了。”“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你怎么到那儿去的？”“我做出租车去的。”“你有带相机吗？”“没有。”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带了。”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你的薪水是多少？”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不怕。那地方很安全。”“但要是有狼呢？”“那儿没有狼。”“有，那里有狼。”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你的相机在哪里？”“我没有带相机。”“我不信。”“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太麻烦了。”“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什么不同。”“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哪个地方更安全？”他问道。“中国还是美国？”“中国。”我说。我刚去完纽约罗德岛大街不久。“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呢？”他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钱？”“政府给穷人一定的补贴。”我说。“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些。通常流落街头的人精神都有点问题。”“没有，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穷。”我耸耸肩。那人又开口了：“为什么美国人有枪？”“这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我说。“宪法里规定的。”“这说不过去。”他说。“你知道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吗？”“不知道。”我说。“长城上没有这样的警告标示，当地人说最近都有人在那儿露营。”“他们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说。“你要读一下法律条文。这就是你有麻烦的原因。你违反了好些中国的法律。没有获得允许之前，你不能进行采访；你还没有带护照。你不带护照，为此我们可以要你交50元罚款。”“我现在就交。”我说。50元相当于6美元左右。警察摇了摇头，在他问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间。他在小便池旁边站着，等着我。我们回到审讯室时，他的提问更苛刻了。“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那天，我是头一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我想你说的是高中生。”我终于说道。“他们不会给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不知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龄群体对我显得特别重要。“就是初中。”他说。“我看过相关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了。“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说：“在美国，人们更加开放。女人更加开放。”到了最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尽量简洁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终于，他看了看他的表。“你违反了法律。”他说。“你应该随身带着护照，你采访前必须获得政府允许。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迹上。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应该罚你的款，不过今天就算了。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做。你知道了吗？”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门口。从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带走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我没有见到其他的警察，他们肯定叫这个年轻警察再把我留一会儿，要给我一个教训。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车带着我离开不老屯，我感到肮脏、疲惫、愤怒而沮丧：我意识到，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上学时某些糟糕的日子。言不尽意的文字游戏翻译在中美关系的世界里，一架失事的飞机可能会引起纷争，而过了12天以后，这场纷争就只剩下了一个副词和一个名词而已。这个事件成了一次语言练习，或者可以说是个寓言，如同那段道家经典里庄周的话：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从前，2001年4月1日早晨，两架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面的国际领空相撞。一架飞机属于美国，另一架属于中国。中国的飞机是一架F8战机，损毁很严重。美国的飞机更大一些，那是一架海军的EP-3E白羊二型侦察机，用于收集外国军队的电子通讯。相撞之后，美国海军的飞机急坠了8000英尺，随后恢复了控制，并请求在中国的海南岛上紧急降落。海南的机场控制塔方面没有回应，但美国的飞机还是降落在了上面。美国的飞机上共有24名男女机员，他们立即被人民解放军拘留。中国的F8战机由一位叫王伟的32岁少校驾驶。他的飞机沉入了海里。这些事件都缺乏中立的、非军方的目击者。在几个小时之内，两国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讲话。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表声明。4月2日，乔治.布什总统说话了。这是他上任总统以来外交政策的首次考验。美国媒体推断，此次事件将为布什政府日后处理外交事务定下基调。布什总统站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并没有为撞机事件道歉，也没有向王伟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优先考虑是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对中方不允许美国大使馆职员与美军的机组成员见面，布什总统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没有对我们的请求即时做出回应，这违反了一般的外交惯例，可能破坏两国建立卓有成效关系的期望。”早前，担任美军太平洋指挥部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曾在檀香山告诉记者，中国飞行员在南海上方的“不安全行为有不断增加的迹象”起初，没有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此发表公众讲话。这就是“特色”：美国的价值观要求其领导人做出迅速反应，而中国人一般都是等着其官僚制度慢慢运作。这次的撞机事件发生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刻。北京仍然在等待着申奥的结果。这次不像1999年的时候，如今当局并不鼓励、也不允许学生的抗议游行活动。4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江泽民总书记的第一次声明：“美国应该做些对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有利的事情，而非发表一些是非不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评论。”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发布官方声明，要求美方道歉。当天稍后，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发言中首次用到了“遗憾”这个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说：“我们对中方的飞机没有安全着陆表示遗憾，也对那位中国飞行员的丧生表示遗憾；但我们需要搁置争议朝前看，共同解决眼前的问题。”4月4日，《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出现了这么一条新闻：《恃强凌弱的证据》4月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有这么一条新闻：《北京为撞机事件展开舌战》4月6日，美方官员宣布，中美双方正在起草一份结束此次危机事件的正式信函。庄周：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4月9日，布什总统说：“外交需要时间。”中国外交部长说：“美方必须向中国道歉，并采取相关措施，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两国的媒体继续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报道此次事件。中方声称是美国的飞机突然转向，撞向他们的F8战机；而美军官员声称是体型更小一些的中方战机撞向他们的飞机。几个月以来美方都宣称，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不断靠近他们的侦察机，明显有威胁他们的意图。中国派出的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继续在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踪影。据报道，那封正式信函仍在酝酿之中。?4月10日，杰西.杰克逊牧师主动提出飞往中国，帮助谈判。这场危机之中，两国政府都没有说出多少实质性的信息，于是两国媒体都是用数据来充实他们的报道。美方进行民意测验，而中方则累计数据。一份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赞助的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美方应该道歉吗？”%应该%不应该男人33-61女人46-4718岁-30岁44-5461岁以上31-62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出动了115架飞机和1000多艘巡逻舰来搜寻王伟，搜寻的海域超过30万平方公里——这比北京为申奥所油漆翻新的总面积的11倍还要大。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是书店老板。我应该要认识更多叫Wang Wei的人。那个身为艺术家的Wang Wei认识5个也叫Wang Wei的人，那些Wang Wei每个都大概会认识另外5个Wang Wei。叫Wang Wei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可能是城市人，也可能是农村人；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是穷人。Wei这个汉子可以是“伟”、“为”、“卫”、“未”、“唯”、“威”、“委”、“纬”、“尉”、“韦”、“微”、“炜”、“苇”或者“玮”。庄周：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4月11日，中美双方终于为那封信函达成协议。236个英文单词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据报道，这封信有四个版本的草稿；谈判最后一天的结果是，增加了唯一一个副词“非常”。私底下，美方官员把这封信形容成“两个非常抱歉”。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签署了这封信。它的部分内容如下：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非常惋惜。此次事件的完整情形仍不清楚，根据我方的信息，我们有一架严重损毁的飞机依据国际紧急程序，采取了紧急降落。对于我们的飞机未经中方口头允许就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机组人员安全着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对“very sorry”这个短语，美国驻华大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文译法。对于王伟的家属，美方用的是“非常惋惜”；对于进入中国领空，美方用的是程度更重一些的“非常抱歉”。但中国外交部长发布的信却是自己的中文翻译版本。“very sorry”变成了“深表歉意”，意为“深深地表示非常抱歉”。这封信函发布以后，柯林.鲍威尔告诉记者：“这件事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道歉就表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要承担做错事情的责任。而我们没有错。因此，道歉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天，《北京晨报》头版的新闻标题是：“美国终于道歉了。”美方机组成员乘坐包机飞往关岛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报道说，新总统巧妙地处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灵活性。分析家们同时注意到，主导政府的声音似乎来自柯林.鲍威尔，而非国防部长唐纳德.纳姆斯菲尔德。这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将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所主导。《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般中国人对此事的反应。第一篇报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笔，她是报社亚洲分社的总编，分社总部位于香港，但现在她已经飞往北京报道此次事件。信函发表的当天夜里，她走进了北京城，给人们看官方的信件——美国使馆翻译版本。她有一个中国助手替她翻译人们的回应。拉克拉曼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过去29年里，政府在人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此替代逐渐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年轻的居民们盲目地吸收了这种由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年老的居民们则充满怀念地回忆起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统治……吴国英（音译）是一个45岁的下岗工人，他大声怒吼：“看看现在这些懦弱的领导人！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了。然后我们的飞机又被撞了。他们能做些什么？如果由我决定，我就把那24个美国机组成员埋到地里，把他们那艘间谍机藏起来，美国人来问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飞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同一天夜里，我做了《波士顿环球报》关于此事的第二篇报道。我独自去了雅宝路那间我常去的饺子馆，叫了晚饭，和那里的人们聊天。我没有把那封美国人写的信带去。我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应该向美国发动进攻。”24岁的餐馆老板高明（音译）听到信函发布的消息后说。不过，当我问起这样报复的理由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钟，他说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他耸耸肩：“美国人挺好的，这点就跟中国人一样。但美国政府就很傲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迟才肯道歉？”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民主???????????? (Democracy)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游行???????????? (Demonstration)残疾???????????? (Disabled)灾难???????????? (Disasters)异见分子???????? (Dissidents)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我不想写这样的专栏，这些专栏意味着在报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闻而已。而新闻在中国似乎毫无意义：这个国家每年都在改变，然而步伐稳健，变化微妙。这儿没有什么卓越的领袖，像“撞机舌战”这种看似重要的大事会迅速被人遗忘，就像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们有故意遗忘的历史；新闻不再重要。勇敢新世界。在我的电脑里，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亲爱的新闻参赞：“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他的经验与外国记者的工作要求相称……《纽约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职我们杂志的驻京记者。我们感谢您考虑此份申请。我更适合为杂志工作。杂志的故事更长；你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编辑并不太关心时效性。杂志的文章按字数付稿酬，与报纸专栏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这可好多了。杂志社报销工作的开销。因为杂志运作更慢，我有时采访调查就可以不需要用电话。“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译者注：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作者为《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之初曾经以报社记者名义向新闻参赞递交过一封同样的信件）这就像那些题刻的甲骨文一样仪式化：同样的陈词滥调，同样的信和文件。《纽约客》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派驻一个全职的记者，于是我自己造了一个《纽约客》官方的驻华记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在同一个地方，又恰巧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站也在同一个地方。那些申请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申请进展顺利，直到进展到了翻译那一步。外交部宣称，杂志的中文名应该“纽约人”，这是New Yorker的直译。我的名片上将要这么写着：纽约人彼得.海斯勒每次我把这张名片给中国朋友看，他都会禁不住大笑起来。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说中文的社区，人们已经管这本杂志叫《纽约客》了。“ 纽约客”是一种音译，听起来和英文原名有差异，但比翻译成什么“纽约人”可好太多了。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孙苏菲，她是《华尔街日报》里的中国助手。苏菲自告奋勇要帮我。她觉得由一个本国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会好办些；但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她就气得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爷们，头脑顽固。最后，我自己给那个负责官员打电话。他的名字叫石江涛（音译），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我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冷淡起来。我们用中文通话。“我和外交部的其他人讨论过了，”他说。“我们觉得‘纽约人’译得更好。更准确。”“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见一面吗？”我说。“你去哪里方便？我都可以去。我觉得我们当面谈一下会好一些。”外交部在二环路。主建筑楼外墙镶着灰色玻璃，往外凸出，就好像这地方堆积了太多假的文件，快要炸开了一样。石江涛的声音没有变化。“今天不行，这周应该都不行。”他说。“可能下周会有时间吧，但我不确定。不过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嗯，这个名称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名字，这会让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他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本杂志以前就没往中国派驻过记者“这不对。”我说。“1940年代这里有他们的记者。”“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会记得。”“我看到很多网站和出版物都用‘纽约客’这个名字。”我说。“海外华人也用这个名字。”“大陆以外的人用什么名称，我们管不着。”他说。“他们在美国的中文社区里做什么，或者在其他别的地方做什么，这都不重要。这件事由我们决定。”“我不是这意思。”我说。“‘纽约客’的翻译并不是从台湾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这人迅速回应：“谁提到台湾了？我没说什么台湾。”“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纽约客是更为标准的译法。我没有说这跟台湾问题有什么关系。”“这当然跟台湾问题没有关系。”他生气地说。“怎么会有关系呢？”最终，这是他们的语言，由他们做决定。我尝试着达观一些：“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我拿到了我的新签证、新记者证、新办公处登记卡和新图章。图章印出鲜亮的红色墨水字：美国纽约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每次我往一份官方文件上盖章，我都告诉我自己，这上面写的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是个骄傲的密苏里人，这些鲜红的字体永远也不能改变我的身份。波拉特在9.11的美国旗 帜2001年9月11日这辆车是波拉特最值钱的财产。有时，当他感到烦躁不安时，他就开着这辆本田雅阁，一直开到马里兰或维吉尼亚州去。他的英语仍然很糟糕，但他开车上路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车前面挂了两面旗子作装饰用，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东土耳其共和国国旗。东土耳其的旗子上是蓝色的，上面画了伊斯兰教的白星和新月。中国国内禁止悬挂这面旗帜。波拉特想要永远逃离富兰克林大街和罗得岛的那个角落，这辆车也是他最大的希。他想要搬出那一带，还想开始工作；这辆本田车让两件事都变得更容易，只要他把文件都准备好就行。2001年5月，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一位代表和他进行了面谈。布莱恩. 梅茨格尔律师陪着波拉特，面谈进行得很顺利。下一个月，美国就给了波拉特政治避难的身份。波拉特马上替他的妻子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要更久；而对于要离开新疆这件事，波拉特的妻子变得越来越紧张。晚上，波拉特经常打电话给她，试着说服她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但她总是担心中国会撤销她的护照，或者即使她能顺利来到美国，却很难去适应美国的生活。波拉特避免告诉她自己住的那一区的情况。波拉特处在两种护照之间：他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还未成为一个美国人。所以美国政府给了他一个难民旅行证，这个证件让他可以跨越国境。他开始计划短途旅行，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去。他在那两个地方有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经商机会；他原来在雅宝路上赚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那一年的夏天，他终于搬家了，搬到了那一区的唐人街里。对于一个逃离中国不到一年的人来说，给来自中国广东的房东付房租似乎不太对劲，但中文还是波拉特最管用的语言。8月，美国政府允许波拉特工作了。在那一区，不太会说英语的维吾尔族人通常会做送外卖或者厨房伙计的工作。波拉特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别的工作，我让他和我以前读大学时的室友鲍勃.布拉希尔联系。鲍勃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市开了一家做罐头的工厂，偶尔他们会聘请一些不是说英语的人。薪水很低，那份工要搬运箱子；但他们为员工提供基本福利，包括买健康保险。我还介绍波拉特认识了亚当.迈耶，亚当以前和我一起在和平队里教书。如今，亚当在政府部门工作，是科林.鲍威尔发言人办公室的一员。8月末的一个晚上，亚当安排了波拉特和鲍勃的会面。波拉特带了另一个朋友去，那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2年的维吾尔族人。这是个混杂的组合：两个维吾尔族的政治异议分子，两个常青藤名校培养的美国白人。很自然地，他们选择了墨西哥餐厅。第二天，亚当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这是一次“商务”晚餐，一个45岁、受过大学教育、会说多种语言的前教师带着两个随行人员，讨论着他的工作前景：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大仓库里搬运沉重的箱子，每小时得到7或8美元的报酬。总的来说，这场面有些奇怪。餐厅里的招待很热心，不停地问我们“是否熟悉他们的食物”。其实波拉特并不熟悉，他叫了一种辣椒肉馅玉米卷饼还是煎饼，说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我问他觉得怎样。他再次表明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觉得味道不是很好。我们参观了工厂以后，就回到了华盛顿。我问波拉特他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他说这工作可能很艰苦，也很累人，不过他会接受。他说了好几遍，他并不怕干这个活，虽然他之前并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只剩下1000美元的储蓄了，因此他需要这份工作。他准备在巴尔的摩港市找一个地方住，或者鲍勃会问问工厂里的人，让他们租一个房间给波拉特……他不喜欢华盛顿。他刚刚搬出了原来的公寓，他讨厌那儿，因为他在那儿看见了吸毒、犯罪和带枪的人。他到巴尔的摩港市后情况很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在他花销预算这么低的情况下。9月11日早上，波拉特开车回到巴尔的摩港市，又去了看那家罐头工厂。他已经换了个汽车收音机，是花了40美元买的二手货，不过那个星期二的早上他并没有听新闻。后来他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他肯定他到达工厂是在早上9：37分之前。天空高远而蔚蓝，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片白云。波拉特为工厂的地址而烦恼。他愿意去干苦力活，起码是干到他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但他不想和当地的维吾尔族人社区隔绝开来。他大部分的维吾尔族朋友都住在华盛顿区，而从他新搬过去的公寓到这家巴尔的摩港市的工厂，开车要1个小时。9月11日这趟察看以后，波拉特觉得工厂还是太远了。他决定去找一份更近首都的工作。那天早上，他继续开车往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去，那儿住了一些土耳其移民。1990年代，波拉特在土耳其呆了好几个月；由于土耳其语和维吾尔族语很接近，他总觉得和土耳其移民相处很自在。到了纽瓦克，波拉特像以往那样，打电话去那些土耳其人的家。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接电话。到了早上11点，波拉特终于放弃了，掉头开车回家。在95号州际公路，他遇到了来美以来最严重的塞车。好几个小时，车龙只是缓慢地移动着，波拉特留意到，其它的司机看起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开了收音机。从新闻广播里他听懂了两个词：“烟”和“五角大楼”。他开车在首都附近转时学会了“五角大楼”这个词，万宝路香烟（Marlboro Light）则教会了他“烟”这个词。他在马里兰州的陶森停了车。在那座城市里，他认识一个朝鲜族的移民，那人以前是中国的公民。这个朝鲜人小时候家庭背景复杂，不知为何他出生在中亚：他在新疆西部城市喀什葛尔长大，母语是中文。大概10年前，他拿到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这些年来，他积攒了足够的钱，终于做起了生意。很自然，他开了一家寿司店。这个朝鲜人告诉波拉特恐怖袭击的事。他们一起坐在寿司店里看电视：倒塌的楼房，燃烧的五角大楼。新闻里说，这次恐怖袭击也许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组织的；据推测，他们随后还会有更多的暴力袭击行动。整个国家的飞机都停飞了，波拉特决定着在他的朝鲜朋友家里住几晚。他担心街上的美国人会误把他当成恐怖分子。9月13日早上，他终于开车回到唐人街的家。95号州际公路上有很多警车，但其它的车辆却很少。五角大楼还在燃烧，几英里以外都可以看到黑烟。那一个月，波拉特摘下了车前头的两面旗帜。波拉特在9.11过后的唐人街唐人街2002年1月波拉特的第二任房东是个美籍华人。那男人在广东长大，“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坐着小船逃到了香港。最后，他父亲获得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并把他的几个儿子接了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儿子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家中餐馆。后来他把餐馆卖了，在第六大街西南投资，买了两排红砖房。房东和他的家人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其他的部分就租给移民住。波拉特租了这个中国家庭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260美元。他的住所呈正方形，长宽都是9英尺；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房间里有一台彩电，一个电炉，一个煮水器，一台电暖器。还有五本书，全都是学英语的资料。桌子上放了一个中式的手撕台历，日期停留在某一个随意的日子上：2001年10月14日。房间里只有一扇窗，窗户就在两条细细的输电线之间。这房间很小，波拉特也不愿意和一个中国家庭共用洗手间。他们极少交谈——事实上，波拉特和房东甚至没有交流过彼此的移民经历。波拉特避免和中国人讨论他的政治背景，而房东也没有兴趣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房东的事情是波拉特从别的租客口中听说的。这样的关系很奇怪，但这地方的位置，比起富兰克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那个角落（注：波拉特刚到美国住的地方）可好得多了。在华盛顿特区网状分布的街道上，波拉特移向了中心：他如今住的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交界的附近。过去，这一带被称为肖姓区或芒特弗农区，但如今它逐渐变成了唐人街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在不断变化，新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就建在附近，而且政府准备把当地的一些补贴住房改造为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前这一带住的基本上是黑人和穷人，但如今来了不少新的居民。许多移民搬进了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有些年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离波拉特家几个路口之遥，一个同性恋团体建立了大都会社区教会。种种早期迹象显示，这儿似乎要由破败社区改造成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可能第六街最后会延续这种繁荣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美国城市的社区里是很少见的。但如今，从波拉特的住所往南走，仍然可以看见黑人区和中国人区的旧分界。第六街没什么商业建筑，许多的连排式住宅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些传统的黑人教堂：斯普林菲尔德浸信会、上升锡安山第一浸信会、加尔布雷思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锡安教会。在L街的转角，是厄立特里亚文化娱乐中心；而在随后的I街，一座砖楼的墙上漆着一个旧标识：福建居民协会。再往南走，就到了小小的唐人街的中心地带。沿街是一溜的餐馆和店铺：中国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场等等；几乎所有地方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这在黑人居住区是很罕见的。在H街，沿街的美国国旗挂得密密麻麻，一路都是双语的标志：China Doll Restaurant（麗華園）、Eat Fisrt Restaurant（食為先）、Wok N Roll Restaurant（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交界附近，竖立了一座中国式的牌楼，作为入口的大门。牌楼上的刻字标明，这栋建筑是1986年时由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共同出资所建，是一座“友谊牌楼”。这座牌楼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巧合：在“献给友谊”的牌楼建起后几年，两个市长都进了监狱。1990年，巴里因藏有强效纯可卡因而定罪；8年以后，北京的一家法院宣布陈希同犯了贪污罪。但这一条特别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在牌楼上注明，在美国首都整齐的网状街道下，这是又一条潜伏的岔道。唐人街的标志在两个世界中转换，这种转换也并不均等。英文名字里那种玩笑似的种族主义，翻译成中文后就消失不见了：中国甜姐儿餐馆（the China Doll Restaurant）变成了美丽的中国花园——丽华园；而中国男孩熟食店（China Boy Delicatessen）则通过“中国孩子的新鲜面条”这个名字获得了某种尊严（当然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产品线）。炒锅和面卷餐馆(the Wok N Roll restaurant)把自己改造成了珍贵滋味的餐厅——珍味厅。在H街和第八街交界，竖着一个“唐人街礼品”的英文广告标志，但中文标志的意思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写的是：“出国人员服务中心”。?“我觉得，这跟我在北京去的那家地方一样，就是些做假签证生意的公司。”有天晚上，当我们开车经过唐人街的这个标志时，波拉特说道。“那种公司必须要在美国有联系人，我想那家所谓礼品店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安排好各种信件，就像我从洛杉矶带来的那些信一样。那标志上的‘国’指的是‘中国’。谁离开美国会需要帮助呢？”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我陪着波拉特去上班。上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给市中心一家叫“亚洲餐厅”的小餐馆送外卖。他已经有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在那儿工作了，对于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移民来说，这是一份相对容易的工作。送外卖是在晚上，这样波拉特白天就有时间学英语了。他最近刚上完两个月的课程，如今能懂得相当一部分的英语词汇了? ——他开车时常常听电台的新闻。不过他说英语还是不习惯，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愿意用中文。但他的车技已经很精湛，一看就知道他属于“上班族移民”。他谙熟华盛顿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单行的道路，交通高峰期塞车的路段。他还知道如何紧贴着路边违法超车，或者假装无心地冲过停止标志。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掉头。他总是留意着警察；在送外卖的时候，他还是能立即找出停车位的老手。如果没有停车位，他随时能就地凑合：停车，打开危险信号灯，然后匆忙而去，暗自希望不会吃罚单。他开车的时候，总是用英语说着一个单词；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在祷告：“停车，停车，停车。”自从工作以来，他已经付了600多美元的罚款了。到目前为止，他一天最多的纪录是三张罚单：两张20块美元的违规停车罚单，一张50块钱的，是惩罚他在交通灯黄色转红色的时候没有停车。在亚洲餐店，他的酬劳是7美元一小时，另外再加上小费。他出过一次车祸。上一年12月的时候，他出去送外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红灯路口前停下，后面有辆车撞了上来。那辆车的司机开得太快了。他们两人分别从车里下来以后，波拉特闻到那人的呼吸里有酒味。那人把波拉特本田车的后保险杠整个撞了下来“他开始和我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友善，但他一发现我是外国人，英语说得很糟糕，他就开始恐吓我了。他对我说，不要叫警察，会惹上很多麻烦的。他说我可以去把车修好，他出一半的钱。我同意了。不过我现在知道我应该要叫警察的。当时我想着，如果警察来了，我还要叫一个会讲英语的朋友过来，太麻烦那个朋友了。后来，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叫警察。我有买保险，有汽车执照，而且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我的朋友的都说，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非洲人。”换一个新的保险杠要1000美元，开始那个司机说给波拉特500。但波拉特从来没有收到他的支票；波拉特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人就把价钱降到了300美元。波拉特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就是等待——还是什么也没收到。后来那人把钱降到了100美元，波拉特就威胁他说要请律师来解决。最后，那个人给了波拉特150美元。波拉特找了个中国的汽车修理工，用低价帮他把车修好了，花了300美元。波拉特还留着那个司机的名片，上面写的地址在十三街西北面。“我觉得那人在做一些骗人的生意。”波拉特对我说。“那个地址上只有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电话。他甚至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所有这些基础设备。我想他的生意应该和建筑业有关。”不过，波拉特并不想从那人身上拿回更多的钱了。他开车开得棒极了，但只要一踏出车门，这种流畅就荡然无存。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驾驶记录并不完美。除了那些罚单以外，总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有人仔细察看了他弗吉尼亚州的驾驶执照，意识到这执照是用一份伪造的宣誓书获得的。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10天以后，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就被堵住了，因为19个劫机犯中有7个登机时用的身份证明，都是从佛吉尼亚州非法获取的。亚洲餐厅前面的招牌写着“异国佳肴”。菜单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上面也有来自东方各个国家的菜式：新加坡炒面、泰式料理、槟城虾面汤、左宗棠鸡。厨房里的厨师有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南美洲人。墨西哥人负责洗碗。我们第一天出去送外卖的时候，做寿司的师傅是马拉西亚人和广东人。这些师傅穿着日式的宽松外衣，对着靠街的窗户，在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从我们站的地方看过去，里面很暖和。那一晚上，给亚洲餐厅送外卖的全是维吾尔族人。温度只有华氏20度左右（注：摄氏零下6.6度），我们四个人缩成一团，等着客人下单。和波拉特一样，另外两个维吾尔族人也是最近才来美国的。一个的足迹从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在土耳其长大，他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在那儿定居。“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军队服役。”他解释道。“在土耳其，每个男人都要服兵役。生活可不是那么容易。”那个维吾尔族人轻轻地说，在寒冷中裂开嘴笑了。他是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头短短的黑发。我问他年龄是多少。“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他的语法错误是无心犯的，但我喜欢这个句子的微妙转折：一个年轻移民的老年头。我问他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两年老。”他说。“服兵役有危险吗？”“以前比现在更危险，因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现在情况没那么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无聊了。”波拉特给大家派发了他的万宝路烟，这些维吾尔族人背着风，把烟点着了。餐厅里面一派忙碌的模样，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情侣们匆匆走过寒冷的街头，从我们这一群吸烟的维吾尔族人身边经过。旁边是另一家的亚洲餐馆“泰国之星”，再过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每个地方门口都挂着美国国旗：自从恐怖袭击以来，似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这样的旗子。波拉特打电话叫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那人来了，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赛托夫，他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美国新闻学位的维吾尔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纳西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在那以前，他在田纳西读过基督复临学院）。他今年32岁，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副严肃的模样。他痛心地说起了国际社会对新疆情况的无知。“在中国，我们比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烦。”他说。“比西藏人的麻烦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我爸爸认识一些被处决的人。”一个白种女人从亚洲餐厅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外卖的盒子。她刚好听到阿林说的最后几个字，突然回了一下头。她琢磨了一下这群缩成一团的维吾尔族人，然后继续往街那头走，脚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没有留意。“几乎每个维吾尔族的家庭里，都有人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竟然仍旧保持沉默，这让我很惊讶。”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送完一次外卖回来了。他20多岁，长着一个高鼻子，头上戴一顶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离开去给他的本田车加油时，“嘻哈潮牌”会意地笑笑说：“停车。”这是我听到他说的唯一一个英文词汇。波拉特告诉我，这个人5个月前从加拿大偷渡来美，他的家乡是新疆一个边远的地方，他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过了一会儿，大家决定是时候吃晚饭了。他们可以在亚洲餐厅免费用餐，但大家都宁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够了。”波拉特说。）我们去了旁边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里面的伙计都是摩洛哥人。由于伊斯兰教移民之间的渊源，他们热情地招呼这些维吾尔族人，还给我们买比萨饼打折扣。比萨饼里没有猪肉，和芝加哥一样。我问阿林他对阿富汗战争怎么看。“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美国人更讨厌塔利班。如果他们不把塔利班干掉，大家也许会把那些人和维吾尔族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希望发生的事。他们搭上了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战争的顺风车。中国人回应总是很慢；起初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中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旧的问题起了个新名字。9.11恐怖袭击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国家掌控的媒体开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受训的“东突恐怖分子”。过去，他们通常把维吾尔族的异见分子叫做“新疆分离主义者”。这个新名词听起来更加像外来词，这样的称呼似乎打算要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更为同情：他们一边被外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威胁，一边要被迫要应付国内的一支不满现状的少数民族。200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报告恐怖主义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问题。中国要求把维吾尔族的群体列为打击恐怖分子战争中的敌对名单。但美国国内有反对之声。一些维吾尔族人的忠实同盟者是保守党人。2001年10月，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华盛顿时报》的专栏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如果美国最后从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以默许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作为代价（再加上中方镇压西藏和孤立台湾的尝试）。这将成为一场道德上的大灾难，把维吾尔族人和那些穷凶极恶、已经对我们造成危害的狂热分子混为一谈，毫无公正可言。维吾尔族人在北京当局的暴政之下合理地争取自由，他们的抗争大部分是和平的行为……参议员赫尔姆斯也是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的主要支持者。这个电台和美国之音相似，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在1996年开始广播，播音语言有亚洲各国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了普通话。1998年，增加了维吾尔语的广播服务。每天，它会播出两个小时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短波电台都能收到。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有时则成了美国勉强接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砝码。2000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同时附上一个条款：增加对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资助。这安抚了国会里一些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人接受中国经济力量强大的事实，但他们通过支持独立的广播电台，表达了对其政治制度的鄙视。问题就是，实际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了解，通过电波发送出去的到底是什么。（译者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为避免政府进行灌输性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消息，不能在美国国内传播。）一个进行中亚研究的学者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广播节目比普通话、藏语的广播要激进得多，他担心这种资讯服务只会带来激怒中国政府的后果。他也担心，维吾尔族人高估了像赫尔姆斯这种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在中亚，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美国的一个惯用策略，就是鼓励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对抗更为强大的力量——例如苏联或中国。一旦这种地缘政治有所转移，来自美国的支持就结束了，反抗的群体也随之被人遗忘。这种“鼓励——忽略”的美国模式，助长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这就是寂寂无名的代价：像维吾尔族这样地处偏僻的小族群，几乎没人能从他们本身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中国人把他们看成是共和国里的一支少数民族；土耳其语系的族群把他们看成突厥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看成伊斯兰信徒；参议员赫尔姆斯把他们当作反对中国和支持美国的力量。他们就像是那些新疆出土的木乃伊一样：关于他们的信息少之又少，以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想象中重构这一个小民族。而又有那么多对当局不满的维吾尔族人，随时准备转向任何外来的支持。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梅赫梅特.欧麦.卡纳特见了面，他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报道了最近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卡纳特采访了6个维吾尔族的囚犯，他们是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以后被捉住的。据卡纳特估计，在某段时期，到阿富汗受训的维吾尔族人有几百个之多。他采访的6个囚犯都是年轻的男人，年龄在20岁到30岁出头，他们来自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有个囚犯曾在一所中国的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学位。他们最后都会被送往位于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审讯中心。“他们不想别人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卡纳特告诉我说。“他们说，他们和阿拉伯人以及基地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和塔拉班一起作战，只是因为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那儿受训。他们说，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并不想牵涉其中。我们想要和中国开战。我们来到这儿，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我问卡纳特，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如何。“他们并不生美国的气；他们很高兴。”卡纳特说。“他们告诉我，可能美国会在阿富汗建立一些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成为中国的邻居了。他们满怀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人会帮助他们对抗中国。”晚上7：30分过后，亚洲餐厅的外卖订单增加了。波拉特接到的第一个订单地址在K街的1900号，那是一座办公楼，前面的标志牌上列出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还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分部。波拉特把警告灯打开，在K街上违章停车。接过外卖的金发女人右手残缺不全。她给了两块多美元的小费。“每次从她那儿拿小费，我都觉得很不好。”我们走回去停车的地方时，波拉特说道。“她总是非常友善。还是个残疾人。”“我就不会为这个烦恼。”我说。“她应该是个律师。很可能赚很多的钱呢。”“我知道。”他说。“但我仍然觉得很不好。”?第二份外卖订单把我们带到了L街。波拉特在十三街转了个弯，看了看倒后镜。“我将要违反一条美国的法律了。”他宣布道。“这儿有双橙色线。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会罚我30美元。”他很快地掉了头，在荷马大楼前违章停车。没有警察。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12层楼高的中庭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还摆放着一座青铜雕像，雕像的名字叫做“美国青年之精神”。上面的刻字显示，这座雕像最初是为奥马哈海滩纪念馆所设计的，那座纪念馆位于法国的诺曼底。当我们走进大楼时，警卫朝我们笑了笑。“这个警卫人很好。”我们等着顾客取外卖时，波拉特说。“我常常到这儿来。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友善。”这个中年警卫和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在聊天。这两个黑人说话时旁若无人，似乎我们并不站在他们旁边；很多美国人听到我们用别的语言交谈时，说起话来都会这样。在荷马大楼里，那年轻一些的男人谈起了一个女人，警卫在给他一些建议。“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说。“我这么做很酷。”年轻男人表示同意。“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又说了一遍，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注：即KFC老爷爷），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最后一趟外卖把我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大街1701号。波拉特在一块写着“任何时候都不准停车”都牌子前面停了车，走进楼房的大厅，经过另一块“绝对禁止交付外卖”的标志牌。接过外卖的女人给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费。到了二十五号大街上，波拉特把车开到了专门给救火车用的防火道上。转回到十九街，一辆出租车超车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人开出租车。”波拉特说。“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那些出租车司机开车甚至比我还不守规矩。”波拉特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今天是发薪日，在亚洲餐厅里，墨西哥洗碗工们排着队来领他们的支票。维吾尔族人拿出他们各自的小费，然后再把总数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两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领了薪水，我们就往外头走，到街对面打收费的公用电话。波拉特要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的手机帐单最近高得吓人，于是他就开始用电话卡打电话了。此时风寒刺骨，一个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你们要不要泰诺？（注：Tylenol,毒品的一种）。他说：“3块一盒。”波拉特和我一起盯着他看。“泰诺！”他大喊了一声。“3块一盒！”“不要，谢谢。”我尽可能礼貌地回答他。那人蹒跚着向街那头走去，边走边愤怒地说着什么。“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安全吗？”我问他。“没事。”波拉特说。他按下了一串号码——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一台电话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们开车回到他连排式住宅里。波拉特让我在他的房间里过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维吾尔族朋友那儿睡一晚沙发。我们走进房子里，波拉特的中国房东正坐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朋友。”波拉特说。“他是美国人。”那人观察着我，眼神里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边说边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个美国人。我来这儿看望他。”“噢，你说中文。”房东说。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紧了——我在中国见过这种神情。他问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谈谈。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你所有愿望都能成真）。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我问他是否为这个感到困扰。“不是，”他说：“欣赏另一种文化是好事。可能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审美鉴赏很广泛。我在人们家里还看到过许多非洲的面具。”我问波拉特怎么看，他皱起了眉头。这些年来，他总是把文化说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认为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基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症结所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自由的国家，但曾经的奴隶制度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和那些自由来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人总是努力想要从那样的创伤和损失中复原。现在他深思着，字斟句酌地说了起来。“那些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那也是很伟大的。”他说。“但我没看见他们家里有很多欧洲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中国呢？我知道中国人说他们有五千年历史，但这确实是真的吗？还是他们一遍遍地这么说而已呢？”他继续说道：“我看到那些中国画，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厅。那儿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儿的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样的马拉西亚人和中国人。我没有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儿吃过饭。来的全是美国人。”“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厅可能不会做外卖。”另一个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很讲究食材的新鲜。我工作的那家餐厅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厅。其实那儿的老板是个越南人。”“我觉得这和美国人的自由有关。”波拉特说。“如果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你就去做。赚钱才是要紧事，这没什么不对。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去那儿吃饭。但餐厅里的厨师穿成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感到烦心。这让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维吾尔族餐馆，里面的中国人穿成维吾尔族人的模样。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请了一天的假。早上，我们开车在城里转，办了一些事，然后去了趟农民集市。波拉特给我指了指他交违章停车罚款单的政府大楼。电台的广播员提及了《华盛顿邮报》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没几个人在外头。波拉特“46年老”了。办完事后，我问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楼。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我去看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生活在中国让恐怖袭击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只有那些盗版碟，还有人们毫不同情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亲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围着五角大楼开车绕了好几圈，最后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车，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公路对面的五角大楼。我们停车时，电台广播里传出了美国国歌。波拉特告诉我，自从恐怖袭击以来，每天中午广播国歌成了惯例五角大楼被撞坏的一侧楼身已经用板围了起来，脚手架顶上挂着一幅幅美国国旗。头上有盘旋的巡逻直升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三个挪威旅客也找到了这个加油站。我们就站在这三个外国人旁边。波拉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的本田车。“没事。”我说。“他们不会在加油站开罚单的。”“这个加油站可能不一样。”他说。我走到加油站里面，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的头版头条是：美国搜寻数千个被驱逐出境的在逃犯中东男人是重点搜寻对象我把报道的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严厉打击那些违反驱逐令的人。“我支持它这么做。”波拉特说。“总是有签证过了期的人还在这儿，政府却不管，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做坏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缓缓地说，接着又说起了中文。“种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来到这儿，又遵守法律，就应该让他们留在这儿。”我问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家伊朗餐厅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样。我们开车经过了西蒙.玻利瓦尔德雕像，经过了世界银行，又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大道。找地方停车、停车、还是停车。找停车位的时候，波拉特对我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气。”他说。“我在北京时就很有勇气，这就是我在那儿赚了很多钱的原因。我当时需要勇气离开。”他在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后面停了一会儿，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辆车没有动，我们继续往前开。“我看着这儿的人们，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聪明。”波拉特说。“有些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年纪更大。不是说美国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聪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们能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又过了几分钟，波拉特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我们下车往那家餐厅走去。餐厅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肉串屋”（Moby Dick House of Kabob）。我们走进餐厅时，波拉特微笑着挥手。另一个维吾尔族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烤肉串。恐怖袭击盗版碟与好莱坞电影（注：本文提到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即威利]、南希和雪莉均为作者何伟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当教师时的学生。亚当则是何伟在师范学院的同事，他们俩当时是涪陵唯一的两名外国居民。）直达影像9.11恐怖袭击过后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阳的火车。这样的旅程很熟悉，路两旁的风景就像墙纸一样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与昨晚电视上的图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趟旅程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没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学家们总在初秋工作。他们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为地下之城绘制地图。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对恐怖袭击的最初报道，很难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馆里网络连接的信号也不太好。过了好几天，我仍然没办法得到什么消息，最后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机。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不过他现在暂时放弃了找工作。他在中国还有些存款，他说他可能会叫一个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我些现金，让我帮他把现金转到支票里。我告诉波拉特，由于另一个采访计划，我大概很快就会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断地旅行；安阳之旅后，我打算到温州去。我问波拉特华盛顿特区的气氛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么样了。”他说。“我不常出门，特别是晚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很难用英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你见过其他的维吾尔族人吗？”“当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人们都说要小心为妙。”我离开安阳，乘飞机前往温州。感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从考古学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兴的城市。在温州，经济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热带国度就感受到那种潮湿的高温一样。在温州机场，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间鞋厂的广告。我走出航站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幅巨型广告牌：嘉来顿活塞。我叫的出租车从一面英语标志牌下开过，那个标志是温州政府竖立的：全力以赴建设轻工业城（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我往乐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温州的卫星城里。一路上，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工业区：生产廉价西装的白象，低电压电器的产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广告牌：兄弟牌打包机，庭宇集团计量器，通达电线。很多广告牌设计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样，是新兴城市加上田园风光混合的风格：一片洒满阳光的绿地上，一个令人费解的商品。轮胎，变压器，减震器，电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奥德康（Odkon）、多尔康（Dorkan）——中国真皮鞋王。乐清的音像店里出售9.11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几天，我就沉迷于此：每次经过一家店铺，我就进去搜寻相关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诉我，第一张关于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袭击发生后仅仅3天就上架了。店家把这些关于9.11的影碟放在好莱坞电影那一排架子里。这些9.11影碟通常位于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一区，旁边是几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国电影。这些面目模糊的电影大部分肯定是没有上画而直接制成影碟的；其注明的出处很陌生，封面上的简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里，一部叫《初次相见》的电影用中文介绍了一件难事：“他找到一个途径和美女一起赚大钱”，旁边紧挨的那部电影是关于爬虫的：“小虫子引发了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然后就是9.11的影碟：多家飞机袭击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完全倒塌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庄受到飞机袭击白宫国会山庄持续爆炸谁是凶手？答案仍然是谜。包装的背面写道：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活该！”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制造了太多敌人美国陷入全面恐慌所有9/11影碟都包装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找到了一张标题为“本世纪最大灾难”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奥萨玛.本.拉登和乔治.布什，还有燃烧的双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个小标志，表明影碟的暴力级别和语言级别为R级。用英语写的片子出处乱七八糟的：试金石影业 呈现 杰里布鲁克埃梅出演 大卫 汤姆 汉克斯 丝林 蘈尼斯 大卫莫尔斯 培布谢米 文 让斯中国的盗版碟总是把出处写得很混乱，其他的文字和标志不知所云。他们只注重影片标题和照片，只要这些基本元素是准确的，其他的英文介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而已。我发现有两张不同的9.11碟片抄袭了《巴顿将军》这部电影的出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上演乔治.C.斯科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介绍成了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种盗版影碟上都会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一次，我在一部关于高中拉拉队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顿将军》的这几句介绍。9.11影碟的盒子上还复制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简介片断。那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第二架冲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爆炸的场景，随后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在BOOTMEN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里，两兄弟性格坚强，是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那儿的钢铁厂工人；影片展示了他们最终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兄弟中的肖恩离开了家乡，追寻踢踏舞的职业生涯……另一个9.11影片的包装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惊恐的妇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张是冒着黑烟的曼哈顿景观；然后就是这么一段话：此外，尽管经济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古老的规范和习俗，但它并没有真正“解放”男女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也没能摆脱忠诚和背叛这种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9.11袭击以后，中国政府比平常要反应迅速。几个小时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就给布什总统发去了慰问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已经加派了中国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国的态度，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国本身对待新疆的态度。就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在袭击过后最初的几天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点儿也没透露出“美国人活该”这种信息。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会这么说，甚至就当着你的面。在安阳，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现在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时中国人是什么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个以前偶然认识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这儿！”他说，然后就开起了玩笑：“我以为你被杀掉了。”这样的坦白让我吓了一跳，我可以想象没有外国人时人们会怎么说。在温州的卫星城乐清，我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起去买9.11的影碟。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为这次袭击感到开心。“有一个老师特别的高兴。”威利。“9.11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太兴奋、太高兴了。”“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他不喜欢美国。”威利说。“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看这种画面。”“喜欢看什么？”“大楼倒塌的情形。”威利说。“他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说这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个老师对我说：‘美国总是制造出这么多电影，但现在他们终于弄了一部特别棒的了！’”我问威利，听了那些话他作何反应。“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9.11发生第二天，我在学校里就很不开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哈哈大笑。事实上，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都避免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个老师告诉我他高兴得睡不着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很恶心。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们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迈耶先生，因为他就住在华盛顿特区，又为政府工作。我很担心他，直到你告诉我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我们来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张9.11的影碟。 店主告诉我说，和普通的电影相比，对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严。他说，像《珍珠港》这样的大片，通常在美国发行两天以后就有盗版卖了，然后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但9.11的影碟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了。他觉得政府正在切断分销的渠道。我们离开了音像店，我问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确——国有的新闻业并没有趁这次袭击借机批评美国。“是的，你说得对。”威利说。“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实对这次美国遭受袭击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人们说江泽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他们说，现在有太多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了，中国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不然他们觉得中国该怎么做呢？”我说。“支持恐怖份子吗？”“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威利说。“人们就是那么说说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大概成了个习惯；政府那么多年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不过，这种反应也和新闻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联。过去，中国媒体上绝少报道新疆的紧张局势。就像西藏一样，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地方，那儿住着勤劳的人民，他们很满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少中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正为伊斯兰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担心。我问威利，人们怎么看本.拉登。“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威利说：“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却给美国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听到人们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更出名了。”“那么，他们喜欢本.拉登？”“也不是。”威利说。“他们只是说本.拉登很出名。”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怎么用“厉害”这个词，厉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凶猛的”。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厉害”：一次洪水、一场战争、一个英雄、一个罪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并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形容成“伟大”：毛泽东、圣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华盛顿——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伟大这个词完全与道德无关，如同这个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动前进，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么遥远而陌生，以致普通人无法评价它们。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退到一边，静静观看。我们走进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吗，”我说：“本.拉登其实并非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里很有钱。”威利站住了。“我以为他来自阿富汗。”“他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我不知道这个。”威利说：“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印象如此。他们相信他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如今他让美国注意到他了。”这家店里没有9.11的影碟，但他们有一套海湾战争的影碟，里面有八张光盘。包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一张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简介：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现代战争！海湾地区会再起冲突吗？“这不是新出的。”威利说。“它们上架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想买，我对这个感兴趣。但南希不让。”“为什么呢？”“太贵了。”他说。“我拿了一套——8块美金。那天晚上，我们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栋公寓的4楼。那座楼是新建的，但还没有完工，这是新兴城市的风格：楼梯还没有扶手，水泥地上布满了干了的油漆斑点。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间房，漆成了白色；里面的家具有一张床，一台彩电和一张书桌。几十本书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语语法辞典》、《英美历史选读》、《英语委婉语辞典》。一册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摆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装的旧书旁边，那本书是亚当.麦耶送给南希的，书名是《南希.德鲁和哈代男孩：超级侦探》。威利那三部已经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间，就像骄傲的老兵一样。在涪陵，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的课堂里听课，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后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里；南希认真地听着课，希望我不会叫她回答问题。在涪陵的时候，她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这些年离开家乡的经历改变了她。现在我们说话时，她直视我的眼睛。她管着威利——这是最大的变化。在涪陵，南希看起来总像是被威利的聪明吓着了，活在他的阴影里，然而如今他们成了一对轻松的、爱开玩笑的情侣，亲密的玩笑让两人的差距缩短了。威利说南希批评他太傲慢，我问南希是不是这样。“当然。”南希说，黑色的眼睛闪着光。“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这样。”南希试着忍受威利对英语的痴迷。那一年初，温州电视台开始放中央九台的节目，这个台的节目都是英语。每天晚上，威利总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电视机前，记下新的单词。南希的睡眠质量恶化，成了一片朦胧的闪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语”。后来，她考虑两人可能需要另一个房间时，电视台就停止播放这些节目了。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另一张照片上，威廉.杰佛逊.佛斯特穿得像个明朝的君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宝贝，我想告诉你我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一张照片上，南希.德鲁穿着一件美丽的丝质旗袍。想着你念着你。有一张照片是田园风格的，这对年轻人穿着现代的礼服，伸开四肢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边。那些9.11的影碟很难看懂。它们是匆忙中编制出来的，也不可能找到发行者；所有用中文写的出处都是假的。那张叫《世纪大灾难》的影碟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ABC的新闻。影碟里面间或会混入了一些美国电影的配音；有一个地方，配音是《夺宝奇兵》的主题曲。电影的枪声和爆炸声，伴随着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形出现。北塔缓缓倒塌，背景音乐来自电影《大白鲨》。另一张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对美发动突然袭击”，片子的开头用的是一种纪录片的口吻。解说者介绍了曼哈顿和世界贸易中心，电视上出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场景。西装革履的生意人穿过马路；一排排商人紧盯着电脑屏幕。忽然，一个画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个银行家急匆匆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抱着一叠纸。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会不会是我大学里认识的某个同学呢？我转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几下遥控器，那个银行家又出现。他只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5秒，不过我马上想起来了：这个镜头是从电影《华尔街》剪接过来的。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出现在《对美发动忽然袭击》的影碟里。有时候剪接过来的电影片断很短，我看不出来是来自哪部影片，这让我不得安宁：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其他切入的镜头就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双子塔倒塌以后，出现了电影《哥斯拉》的一个短暂的画面，那个怪物正在摧毁曼哈顿。中国的评论员用庄重的语调说：“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我们才能看见这种毁灭性的场景……”突然，镜头切换：一脸严肃的布什总统正在召开新闻简报会。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在配音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评论员的声音：“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后，画面变成了电影《珍珠港》里一系列的爆炸镜头。这张影碟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义的历史。解说员引述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从塞尔维亚人暗杀佛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种种场景一闪而过：一排排纳粹士兵齐步前进；俄克拉荷马市被炸毁的联邦办公大楼，台湾的某次游行。解说员声称，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恐怖分子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不满。”解说员说。“他们的不满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那些强国把自己的信条强加到其他国家那儿。”影片介绍了1998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后果。美国的报复是在阿富汗境内的爆炸袭击，那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影片里出现的是导弹嗖嗖飞过旧金山湾的场面：这是《绝地任务》的一幕。9.11恐怖袭击后，凤凰卫视台删除了广告，连续36小时做直播节目。凤凰台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的中文新闻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关注和报道此次事件的广播公司。鲁波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凤凰台40%的股份，凤凰台的总部在香港，但目标受众是内地的有线电视用户。凤凰台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凭借的是它和共产党良好的关系，有时这家私营电视台的新闻报导甚至比政府电视台的更富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由于其更为优质的节目摄制，以及其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凤凰台已经在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覆盖了内地将近四千两百万的家庭用户。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