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人类赖以摆脱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相对缓慢。于是，这样两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张力背离而去，撕扯着人类社会整体，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皮条，最终会因达到极限而被扯碎。人类社会整体被扯碎，这意味着什么？自相残杀因而由于热核武器的使用而同归于尽？上帝既然缔造了人类，将不会再让它毁灭。或者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们在创造人的初始以及人类不断更新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那把捍卫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这一法则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更注重的是适应。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应的个体、群体、种族或国家才当然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力。而落后或不适应者，只有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的权力，无权要求其他！世界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边界仍被尊重和承认，但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信息不断流动的大系统，其内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冲得摇摇欲坠。因此，落后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世界系统中完全无法保持其自身，它们将被无情地改造、同化、消灭或者废除，从而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牺牲。上述观点是本世纪初叶生物学派思想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虽然偏颇但却接近真理的结论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谬鼓吹和血腥实践而变得臭不可闻。然而战后者５０年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未放弃过同化别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贫困国家从自身的悲惨处境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或者已经看到了更加悲惨的未来，从而发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这或许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质的原因。作为一种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有两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确认。首先是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二战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种学说作了善意的改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伊甸园式的辉煌理想，并且由这种理想出发产生出深及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一整套治国安民措施。领袖和子民们都深信沿着这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达到光明灿烂的理想天国——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无论各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多大的冲突和歧解，它们的基本实践却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励克己，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抑富扶贫。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在世界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所认同，而且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在竞选期间被老一代政治家们攻击为共产主义的朝圣者，因为他在年轻时曾热衷过参加某类政治活动。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学说确曾获得过重要的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语。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语。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另一种思潮即民族生存权力和民族平等权力的泛滥。战后，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作为旧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对延续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清算，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近几年，国际政治地理的变化无不与民族问题相关，只是由于国际地界早已划分完毕，因此民族独立和自决的斗争方式才以国内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但其激烈程度并无稍减。不仅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继分解，而且分解后的国家又面临进一步的分裂风险。民族问题在西方工业国中也有强烈的表现。从国际政治或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荡这个世界最终按照单纯民族的标准划分成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国家时究竟是一种灾难呢还是一种福祉？作为一种人类固有的原始情感，民族情绪应该被看成天之信条得到充分尊重并进而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准则呢还是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忽略、削弱、批判？目前，民族问题至少已经出现了下述麻烦，使国际大家庭根本无法按照一个公正的标准或统一的尺度发表相应的意见，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对民族自身造成损害倒在其次，这种状况的延续最终将使世界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最终削弱公正或国际公理。民族问题与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时，任何处理办法或解决方案都是不公正的。在历史上，南非无疑是黑非洲人民的土地，但白色人种至少已经在这里进行过二百年的开发治理，谁更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阿拉伯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如果按照单纯历史的标准去评断，则更是一本烂账。历史是漫长的，土地曾几次易主，究竟应该按照哪一段历史去仲裁？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始终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因为与这个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诸多争端，使问题极端复杂化。其次，荡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边界发生冲突时，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呈现出是非不清的混乱局面。再次，当古老的民族情绪被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权意识所认同时，历史公正甚至是人类自身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在人类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除了原始情绪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发展还呈现出对这种原始情绪是而背离时而回归这样一种曲线式前进的样式。每一个周期都应是人类更远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权思想无可厚非，但这种鼓吹应具有历史进步性而非鼓吹倒退。最后，因为国际政治对抗中对民族意识这个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仅得到强化而且发生了多种形态的裂变。特别是当这些变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战后的全球政治运作和力量演变，实际上始终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联合的运动构成的，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进步性的根源，也为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能够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中思潮中哪一个更合理更具进步性，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的迁移，它们都在一身扮演着英雄和败类、进步与倒退、维护者与捣乱者这样两种角色。但是，当这三种思想潮流渗入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且以法律条文或社会倾向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对象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且客观地显示出它在人类整体前进的过程中和民族进步的旅途上所处的阶段性位置。我们因此不仅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现状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四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营”。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影响。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国，前苏联在发展其国内某个工业或经济项目时，其基本着眼点并不是国内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为着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仅仅是为着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说明政治选择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虚饰。当经济成绩或工业项目被当成工具使用时，因而影响了它的质量水平。结果之工业建设成绩的综合影响，它的考核标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实惠。当一项工业成绩与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脱节时，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进步的道路。当１９５８年苏联领先于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检讨的能力。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较，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各国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却显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教育、卫生、艺术、哲学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使这些发展难以为继，当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除了继续给这些方面以道义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财力支持时，已取得的发展立即呈萎缩或下滑趋势，倒退到它们各自在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支持下应有的位置。以中国近期发生的事为例。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级教育普及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网络，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成绩。但在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国家的财力开始分散，合作医疗网络迅速崩溃，城市职工公款医疗的体制也即将解体。农村儿童失学大面积发生。为维持学校费用而向农民集资已招来并不富裕的农民的埋怨，如不维持学校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危机，实际上，政府已处于两难境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由于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政治领袖甚至普通选民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后政治建设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进度，并且这种超越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更强劲势头。这是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的最荒谬的解释和滥用。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过自己的见解，即社会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也先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黑暗”时期，其理由也是共产主义威胁的陈词滥调。问题在于，西方为什么能够迅速克服它的错误，没有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东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东西对抗，全球冷战或者是几乎要毁灭人类自身的热核大战的危及都已经过去了，西方并非无可指责，东方亦不仅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个人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过接踵而来的其他危机。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我们也将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诸如前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对马克思学说独立地做出的选择，并且怀着钦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在实践这一学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没有换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们自己拽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但是问题不在于学说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当权者对学说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谬的解释，全部问题都应归结于命运，而命运就是各个民族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它们各自的历史以及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条件。因而任何选择都不是依照理念去决定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绝了４０年，两部分中国又分别由敌对的两个政党执政，但是假以时日，再过４０年，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继在两地上演。这就是历史和传统的魔力所在。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学说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政治结构的重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执政党在国民中强化进行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教育，长达４０年，这一阶段“教育”在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决不会以空白的形式出现，当这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后，国民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初始时期的水平上。作为一座桥梁，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将为中国民族的前进起着历史的与现实的作用，因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渗入了整整两代人的血液中，称为国民性的一部分。五五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悲惨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场面：当穷兄弟们挽起臂膀试图以集体对抗、共同抵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悲惨性处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无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逆转或断裂；而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敞开自己的国门热情迎入国际资本时，（此种行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为经济入侵和丧失主权），并在引入资本方面义无反顾地同自己昔日的穷伙伴进行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自己宝贵的血液会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工业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长成以及国民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起步。以南韩为例，这个半岛小国再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经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它不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向更贫穷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资本扩张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产品领域早已具备同日、美等强国开展竞争的能力。（由专家预测，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韩将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劲敌，而日本早已从美国手中夺取了相当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资本掠夺一旦由殖民方式变化为资本扩张方式，这种掠夺方式就明显地具有了两利性质。资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财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现实。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在承受痛苦和牺牲的同时充分利用落后国度固有的后起优势因素。后起优势指低消费水平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势，以及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资条件。一旦这种优势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认和国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认真地在国际商战中成为致胜的砝码时，可以认定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常常惊叹中国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满哲理而耐人寻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这种变化趋势：水往低处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地貌上的洼陷区，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样，资本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受利润的吸引汇向这个低洼区，并最终有可能填平它。资本输入具有两利性质，指的就是这种交流的客观结果。实际上在资本侵略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野蛮、破坏、干预，甚至会引发政治的动荡和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际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润是建立在对方利益的基础上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意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理念上，而且已经成为谈判的基础和获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经开始向轻松的方向转化。然而由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策略。而拥有资本的一方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生利条件，必然对合作伙伴提出超经济的要求，并对这块获利土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远也不会消失；合作伙伴间将开展经济、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冲突和斗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上将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实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当然会加强国家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国际潮流冲击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门首先是由当政者亲手打开的。但它们在引入希望的同时也在开门揖盗，向自己宣战。中国的改革领导者常轻松地说，国门打开了，飞进几个苍蝇有什么可怕的呢？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中国的更多问题将在以后陆续出现。加强国家控制，限制现代管理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堵塞这种管理意识像政治权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权利对经济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权，这一切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个：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发生冲突，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和资本生殖环境的恶化，从而削弱本国在吸引资本上的竞争力。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进程能够吻合，甚至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力量，那么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南韩的全斗焕将军和台湾的蒋经国将军在他们的生前或身后都发生了权力交割。能否把这两位独裁的将军评价为英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运用政治权力完成了民族工业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权力交割后人民对他们的独裁专制行为的批评和审判，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阐明了削弱资本竞争能力和放慢技术引进速度后国家必然面临的悲惨处境。他说：“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们甚至讲出过更具刺激性的语言：落后将被开除球籍！意思是将有被从地球上消灭的危险。能讲出这样语言的人无疑是清醒的。以中国论，如果在目前进行的一轮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敌俄国和印度这两个庞然大物肥壮起来以后，那么他的处境和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伟大的中央之国像一块肥肉，处在虎狼的包围之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正在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它将无一日可以安枕。正因为进退两难甚至进退都会失据，所以在经济体制变革、国门开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误，不同集团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一个足以刺激国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两个利益集团得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冲突会演化为内乱或战争。危险源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