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两年前的清明节事件平反，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毕竟是民众自发地对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蔑视和攻击，平反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励。这之后的一系列学生风潮和抗议活动不能说与此项平反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一次民众的政治反叛活动正名，这肯定是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随时都会选择的自由政治方式。１９７８年以后，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些在异国土地上生长出的花朵。记住，异国！不同的水土条件会生长出不同的果实。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例如要保持共产党以党执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至今无法看清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决策层的组成情况。毛泽东向来对高级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度，只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人才有对中国决策的建议权和发言权。毛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偏激的，但是绝非毫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共几起几伏终于取得全国政权的留血经验的总结。毛的告诫应该为他的继任者们牢牢记住，绝不能给予那些有学问但不了解中国社会地层状况的人单独做出决策的机会。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几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子对他鼓吹管理就是生产效率。并由此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极热闹的“优化组合”热潮。优化组合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系统优化方案，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当这项纯技术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国的机关和企业以作为对从业人员和干部进行重新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强的中国底层社会固有的政治所操纵和利用了。“优化”被普遍地改造为“净化”。有权势的基层领导人借此机会排除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人，净化自己的权利环境，清洗报复举报者和一切对权位造成威胁的人。权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监督。一些优化后的领导班子出现集体腐败趋向，公开的行贿受贿行为开始发生；另一些净化后的班子又开始了“同志”间的新一轮权力竞逐。管理新技术的引用，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加强中央权力的统驭能力，相反，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基层单位却加固了割据、离心力量，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和企业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是可笑的，然而也使中国的一种真实。人们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后，立即就会对那些怀有优越感的，试图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和训导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产生极度的厌恶。１９３４年，中共在与它的敌人蒋介石先生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溻的１５万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译者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而把领导班子中的农民知识分子，桀骜不驯、出言怪异的毛泽东放逐到远离权力的山区去了。权力“优化”或“净化”的结果是，仅仅八个月时间，中共的根据地损失了９０％，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开始了长达１万公里的大逃亡。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也使用了两名德国军事顾问。但与德国人相配合的却是土豪出身的地方军阀和更优秀农家子弟统领的黄埔系正规部队。这种组合很难说是优化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组合很难说是优化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邓小平与周恩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独立地自然地完成了由洋到土的转变，他并没有转向毛泽东而是转向了他自己。而这个“自己”又恰恰与毛泽东完全一致，邓因此被列入毛的宗派组织成员而被放逐。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现，而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作为个人，邓对毛是保持独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对毛的个人缺点很不以为然的情况下笃信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理论时，他实际上是在作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持续性发展的工作。信仰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认证面临着一次转变。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获得了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就能保持统一并获得发展；集会放过，任由德国的、美国的、传统的或超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参与决策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个民族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挫折。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饱的矮个子中国人经俄国而进入欧洲大陆就食和寻求发展，那时就是欧洲人的末日。在中国问题上，世界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干预又不“帮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对中国无用的思想开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自己的事情。作为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后果，职业行为的非职业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断毒化和污染社会生活环境，又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的共同的信仰。职业行为非职业化一般被区分为职业道德堕落和职业权力利益化这两大类，而在具体行为上实际并不存在区别，例如，以权谋私的警务人员实际上也是背叛了职业道德，而漫不经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是因为没有利益的驱使。之所以要在类别上做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行为主因和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上也完全不同。以权谋私的非廉行为从比较单纯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属于物质的或技术范畴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属性或社会道德气氛，任何国家几乎都有此类问题的发生。中国的报纸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发生的诸如：吸毒、艾滋病、官员受贿、极端性宗教活动和官场丑闻、金元政治等等，并试图以这些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会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预测，这是既无根据又十分浅薄的。上述的所有社会丑恶在中国大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一两年之后肯定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但是我们却无法据此做出中国社会已经腐败的结论，因为类似官员非廉和社会腐化等问题，仍可在技术范畴内考虑解决。公正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廉洁状况根本无法与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前比较，在那一个长时期里这片大陆是纯洁的、干净的，共产党曾为此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用几百双眼睛日夜不停地紧盯权力，中国人慢慢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严格内部检控制度，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护。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现象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其他现象不同，它除了说明管理观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进以外不能说明其他的任何问题，更不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可怕的恶变。当然，因为腐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也会因此发生规模很大破坏严重的社会风潮，但这是对执政党管理无方的抗议和惩诫。一般地说，事态过后，社会仍会按照既往的步调发展下去。但是，如果官吏腐败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获得解决，并且有蔓延之势，那将是中共真正难堪的时刻。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如果出现了反对党，那么它的头一条政治主张一定是反腐败。它不仅要以此为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要把腐败这块招牌牢牢地挂在执政党的脖子上。这是世界各国普遍上演过的政治悲喜剧。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邓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在１９８７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划清界限。无论在什么事件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击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这两各级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线的前提下拉开贫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邓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者中设计时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有这样的能力。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在结束本书的叙述之前，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或预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设计能否按期实现？中国政府将在社会危机发生时采取什么对策？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对策的社会价值，等等。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极低，这几乎是一个充满风险、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发展与安定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对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预见性，社会完全有可能以妥协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对抗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最大的或最现实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决策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处理危机时，意识偏差将导致对策失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中共是极为苛刻的，它们不允许这个执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及关键时刻犯错误。任何类似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过程的中断。我们已经反复阐释过，中国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反馈机制的条件，虽然新的领导人力求对决策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咨询、论证、预演，但是决策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传统色彩，这又增加了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如果说传统的意识上的偏见是决策失误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设陷阱。1.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如果说双轨制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苦恼，那么双轨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将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双轨时期不同利益集团都可同时获取改革的红利，那么在空白期与各轨有利益联系的社会集团就同时失去了依托，开始从左右两方面夹击中央政府，政府将因此而举棋不定，动辄得咎，宏观一再时空、微观早已失控。这仍然不是最危险的，因为仍由政府作为缓冲物存在。当左右两方面越过政府而互相攻击时，社会就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了。９０年代开始以后，中国政府曾对公众许诺要“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政策举动的信号，并未见实际举措。因为这个问题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除非实现全面倒退，否则无从解决。在此之后，全中国迅猛地掀起了股票投机和地产投机热潮，政府却并未加以认真的制止和引导。炒股动辄就是几万元的赔赢，这不就是更明显的“分配不公”吗？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决定引退时，曾面嘱他的继任者们要慎重从事，保持国民经济年增长６％——７％的发展速度。１９９０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十年规划”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６％左右。这是明显求稳的速度规定。如果考虑到“七五计划”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７.８％的速度，那么实际上就是要使经济发展适当放慢速度。邓的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有两个旋钮。一是资金总投放量，二是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给予刺激。由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则，中央政府对这两根缰绳都无法勒住。中国经济就像一匹急躁的劣马，任性地狂奔而去。据最保守的估计，１９９２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１１％以上。中国人经常能够创造出奇迹，在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许他们不受某些陈腐规律的制约，能够保持超高速度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稳定。2.市场机制万能论与国有大中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和热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文件称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１９９２年预计中国财政赤字将超过２５０亿元人民币（应为２３６亿元——译者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既开源又节流，意义是重大的。前苏联各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实行所谓“硬着陆”，既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或改造为企业所有、集团所有或私有，限制国营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开辟和单轨化创造条件。中国人虽然在搞“软着陆”式改革，但是苏联人的设想也正是他们的设计目标之一。改造国有企业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也是改革从此走上歧路的重要契机。中国目前并不深刻了解市场经济。他们或许看到了市场机制刺激生产的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尚无深刻体会。试图单纯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去弥补不足，是十足的书生气和天真。中国企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它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保有一个门类齐全的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有企业力量。组成这支力量的企业只能有较少的自主权。实际经济生活与模型论证有巨大差别。按照模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完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态，而且也只有这种自发调节才能达到最优态。这是不错的。但是必须记住，模型的建立是排除一切干扰的，如同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一样，这种理想结果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全部条件获得完全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自发调节必然造成巨大荒谬和极度不合理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它不可能“完全满足全部条件”。在中国旅行时，每当听到官员对我这个来自商品国度的学者大谈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美妙作用和神奇功效时，我都为他们的浅薄和偏颇感到沮丧。毛泽东先生曾多次讲过他的干部缺少辩证法，我发现毛的这个评价正在得到印证。如果不能保存一直强大的国有经济力量，使它们担当起部分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作用，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协调运转，在中国这个刚刚开始向市场机制国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生产，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的参与，它们只能服从计划而不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