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2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碍究竟是什么？3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4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5因此，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四、中国的政治危机及国际干预的切入点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业。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性灾难）。一般民众由于对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性灾难）。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起步，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维持稳定和温饱时，再另一些地区社会主义的痕迹已经被改革得几乎无处可寻了。１２亿人民在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这不仅是极危险的，而且存在着极高的发生概率。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它位国际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必要性和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干预势不可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对抗也将势不可免。五、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对中国的一种犯罪五、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对中国的一种犯罪如果一个核电工厂不能有效地阻止精神偏执者进入它的大门；如果任由这个疯子摆弄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而核装置没有自动安全闭锁系统的有效反应，那么这个核电工厂无异于一颗待爆的核炸弹，谁也不愿在它的附近建设自己的家园。阻止疯子进入以及一旦进入发生后不至造成事端，这样两种控制和反馈机制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安全保障体系的核电站是一个非法的存在。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呢？而这个国家又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如同３０年代的德国一样呢？如果这个国家又拥有核武器呢？失控的力量就是现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一切手段和方式的干预。这是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一般被认为是符合公理的，因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全人类的集体安全。无论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或政治倾向，他们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上述推理和结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还要关注邻居，并且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甚或根本没有力量时对邻居进行干预。全部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有权仲裁？由谁来判定这架或那架国家机器具有或不具有安全保障体系呢？谁？强者和大国？多数和集体？或者，那个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的联合国？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政治经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不同的独立判断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的所有纠纷和麻烦盖出于此。而且也正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关国际干预的一切合理性判定都因为它的不可性或实行时的强权色彩而被全部推翻。于是，只能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现实存在的应该被认为即是一种合理，是历史的综合和相对的合理。然而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实行积极干预的自然手段仍然存在。这种自然手段即经济行为。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间流动。吸引资本的因素是两个：最大盈利和最小风险。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正常发展，其基本准则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合理的政治控制和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将是投资环境保持稳定及不发生突然恶化。海湾战争爆发以前，德比奥财团经过多年谈判终于签字同意在伊拉克投入巨额资本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这项投资被证明是失败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使资本陷入泥沼。失败的原因在于被高额利润所诱惑时没有充分估计政治的保险系数。在伊拉克，因为领袖个人独裁而国家不具有安全闭锁功能，巨额投入的回收和盈利只能寄托在那个领袖的决断是否明智上，失败是因为该财团忘记了这个原则：你绝对不可以在冒烟的炸弹旁边盖房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互利性援助。因此，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其科学的决策与反馈机制就成了能否吸引这些援助从而能否顺利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能否顺利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美国人对台湾制造核武器的努力进行了最坚决的打击。它先是用包括特务手段在内的一切方式对这个试验室进行侦察，并在掌握了确切情报之后坚决彻底地蛮横地拆毁了它，并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席卷而去。美国人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台湾人的自尊心，朝野一致愤怒地责问美国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凭什么？而美国人回答也很干脆：为了海峡、亚洲和世界的安全。世界舆论对美国人这一行动的评价是：富有责任心并且极具建设性。事实上美国人正在被证明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消除了这一危及整个地区的安全隐患，为使海峡两岸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最佳投资区域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以国际干预的行动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关系而不具有典型意义。人们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解释美国人的动机。而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干预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在６０年代中期就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它的核武库虽然不大，但是在近３０年终他所储备的核弹头以及与之配套的不断改进的运载工具仍足以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此外，中国自称体系的常规兵器生产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能力。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这支力量是担心和恐惧的，但它们绝无可能像对待台湾或伊拉克那样用手术方式摘除这一恐惧源。因此，它们压迫中国改善自己的人权纪录，压迫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采取雇佣方式发动青年反叛者进行校园内和街头的示威活动，等等。我们对这些活动的效果暂不做出评价，但是活动的目的确实一目了然的：搞垮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实现和平演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行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偏差。我们通过以后各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论述将得出下列结论：ａ、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正在按照邓小平先生的设计发生变化；ｃ、中国现阶段绝不允许出现权力空白；ｄ、外力作用将使情况逆反。严肃地说，不论干预的动机如何，现阶段对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都将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自己的内部肌体上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毒品、艾滋病、种族暴行、政治丑闻已经与国际恐怖活动一道成为危及国家生存的不治之症。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当成熟的法律体系对此都显得束手无策、苍白无力。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运作方式正在逐渐显现出它的病态，衰退已成为主旋律。许多有识之士正确地指出，治愈美国病的药方在东方。是的，当我们对中国社会做出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将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体制的先进或社会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整整２０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度。但是在最近的２００年中这个国家却在腐败堕落，从而大大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地理上及意识上的封锁绝断了信息的输入渠道，相对的合理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成荒谬。体制的先进或社会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整整２０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度。但是在最近的２００年中这个国家却在腐败堕落，从而大大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地理上及意识上的封锁绝断了信息的输入渠道，相对的合理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成荒谬。第二章　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败亡于农民问题吗？大寨道路，毛泽东设计的东方伊甸园。理想破灭与出路的艰险。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保甲制度的现代意义。民主与自由，鸩杀社会稳定的毒酒？本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和信徒。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欧及北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创立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犯过一系列错误，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它的贫困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包藏起来，不使外界一窥庐山真面目。这或许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家丑不外扬的虚伪，或许出于共产党之报喜不报忧的浮夸自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了获得国际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一、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专家们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首先，蒋是正统的国家元首，在宗法意识浓烈的中国他获得了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认，而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义语；其次，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是以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宗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义远比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切合实际；再次，蒋及国民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产党却完全孤立无援。最后，这两个党的物质打击力量相差得如此悬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决斗的对手。以蒋为统帅的国家正规军曾达到过８００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８００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这个结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帅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们都目瞪口呆，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已经上演过多次了。相比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产党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将军率领中国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２５０年统治历史的明王朝。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垮台了，根本没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对流民的组织工作竟是这样简易有效，一个谣言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只要竖起一根竹竿就能拉起一长串队伍（指“揭竿而起”这句成语——译者注）那么，现代政权或政党的命运仍取决于农民吗？奇迹往往能够突出地暴露出本质上的秘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掩盖这一事实。它们把胜利归结于共产主义的战无不胜，认为共产主义一旦被从苏联引入到中国以后，取得全国政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谣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却一直对这种浅薄的认识加以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他经常用“教条”这个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代指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并对这些教条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他甚至说教条是些狗粪不如的东西。“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们有什么用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结论看来大有疑问。毛泽东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这里有必要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因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知识是由这两位教授启蒙并给他以最初影响的。他们是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说，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克服性，社会革命必然到来。人类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城市是斗争的中心，工人阶级是主力军。李大钊教授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远不那么虔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和冲动的结合物，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只有完成农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观点是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思想认识源头。相比之下，李大钊教授的影响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但是毛泽东仍然敢于冒统一战线被瓦解的风险而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毛说，不这样做，农民就无法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争取农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致胜的棋，他号召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称这些夺来的土地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他问农民。农民的回答是：拿起枪支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战场。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那个被共产党击败了的前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公正地说，国民党人及其领袖虽然并非廉政纯洁无可指责，但远不是如共产党所描绘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人、军事上的低能者和卖官鬻爵的贪污犯。当年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蒋介是网罗了去，毛泽东曾为此称羡不已。事实上，当蒋被共产党击败逃到台湾岛上去以后，他及其国民党同僚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经济成长方面的成绩使它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目前，这个岛屿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与整个大陆地区相等，而外汇及黄金储备总额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陆进行的经济革命几乎完全以台湾的发展模式为蓝本，而台湾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亦开始回流大陆。但是，台湾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蒋氏父子桃向这座海岛的同时，他们也把几亿贫困农民这个大包袱甩给了刚刚夺取了政权的中共。没有这一次摆脱，绝对不会有什么经济成就。事实上，国民党以军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农民带到了台湾，而他在一次表现出对农民的无能，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给当局制造了许多麻烦，至今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负担。败亡竟成了命运的转机。从此，中共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错误；而国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势头却神奇地停止了。几亿农民这个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决斗中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发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这２２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生产上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而在社会性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