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国际干预的原则及其出发点西方的现代安全概念几乎全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经历的总结性认识；二，对核武器时代毁灭性全球战争的恐惧及防止手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出现，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场血与火的战乱，人类为自己的这一次错误付出了３亿人的生命代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仍可称为相对的冷兵器时代，他用以屠杀人类的工具还仅限于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进式飞机。类似的错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其结果必将是人类自身的完全毁灭。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这种偶然还将再一次发生吗？历史学家门举证出无数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巧合和错误，以及这些巧合和错误的更偶然的排列结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血统卑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着无数偶然和历史错误怎么又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或者说，这种机会发生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问题在于，几乎等于零并不是零，人类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的环境。事实上，这一次偶然毕竟导演了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下一次偶然发生时，人类还能存在吗？从单细胞生物演化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终挣脱地球的束缚走向广阔的宇宙，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艰苦历程。如果任由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现象一再发生，这一进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运气和机会的赌台。第二、消灭这种偶然的机制是什么？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国家机制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这个被今天的病理学家诊断为精神偏执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战争机器的启动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夺欲望，大军事集团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复仇心理和工人群众的狭隘的愤怒情绪，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控制体系，从而使该控制体系成为一个筛选器，从几千万个机会中筛选出希特勒及其党徒。经过国家控制体系的工作，偶然已经成为必然并进一步成为现实。全部问题都在于国家控制体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生活这许许多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族情绪偏执者、宗教狂热者以及政治失意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不能阻止他们的臆想和野心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姑且不去谈那些核俱乐部成员国，如果仅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国家机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证一个鼓吹国际恐怖、宗教偏执和贩毒的独裁者安居其位，这个世界也将是不安全的。那么，核大国呢？我们发现，全球的安全和人类的命运竟悬系于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控制机制的问题上，没有国家边界，也不存在纯粹的内政的概念。第三、在上述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权力和责任。这个问题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干预行动，特别是干预某一国家的控制体系和控制过程而实现的积极干预或霸权干预，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道德原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不仅反映在集体安全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a.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b.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c.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d.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e.二、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至策划发动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a.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并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在达到１９８９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b.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经消失。c.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跳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公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d.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的政变，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源。e.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困难，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1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2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际干预的正确原则；3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4在中国问题上，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时，更多的将遇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帮助、保护、让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三、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且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关系。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1周恩来病逝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2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的运行渠道。由于邓小平的行为严肃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并没有获得这些年轻人的特别好感。而有证据证明，这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被江青女士收买的。这位年轻人不仅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络员”。一方面，来自江女士的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灌输；另一方面，邓先生的信息则被阻断和封锁。这样，邓小平的处境更加可悲，它的命运及事业竟要由一个年轻人左右了。3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毛本人。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对立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元帅介绍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辖的具体工作方面以整顿为名坚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并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表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鄙弃与不满。但是，这并不足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又握有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和权威。老年的毛泽东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他最后的寄托。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认为自己最辉煌的革命斗争成果只有两个，除了把蒋介石先生赶到台湾岛上去以外，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会不奋力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而保护遗产的最牢靠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更珍重这份遗产的人。以毛泽东的精明，他不会看不出或根本忘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态度。于是，这位垂危的老人轻轻一挥手，又一次击倒了邓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显示了党的制度的腐朽与悲哀。邓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国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主席华国缝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而由赵紫阳接任。邓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激烈地攻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旧制度。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2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3改革的对象是“制度”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1按邓小平的本意，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