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法郎！我们买不起。我向兽医暗示，表示我们应该另选一头，兽医也向我暗示，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还价。　　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开始了。兽医提出一百五十法郎，农民只肯减十法郎。兽医又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民再减到二百八十法郎。　　这场争论终于到了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地步，兽医就不再出价，却更走近些去仔细地观察这头奶牛，他认为牛的腿太细，脖子太短，角太长，胸部不发达，奶子也长得不好。　　农民回答说，既然我们这么懂行，他情愿以二百五十法郎卖给我们，好让这头奶牛碰上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么一来，马西亚和我又感到害怕了，我们两人都以为这是头不中用的奶牛。　　“我们去看看别的吧。”我说。　　农民一听这话，极力留住我们，又减了十个法郎。　　减来减去，最终减到二百一十法郎，他不肯再让了。　　兽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们明白他刚才说的都不是真话。这头奶牛实实在在是头良种奶牛，但二百一十法郎，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这时，马西亚转到牛屁股后面，在尾巴上拔了一根长毛，奶牛撂了他一蹶子。　　这下我就拿定了主意。　　“好吧，就二百一十法郎。”我说，以为这就完事了。　　我伸过手去接牛缰绳，农民不让。　　“我老婆的礼钱呢？”他说。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二十个苏作为他老婆的礼钱。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三个法郎了。　　等我再次伸过手去的时候，农民又抓住了我的手，就象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紧紧地握着。　　对了，既然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不该忘记给他女儿一点酒钱。　　他女儿的酒钱又让我们付出十个苏。　　当我第三次伸手去接牛缰绳的时候，我这位农民老朋友又挡住了我。　　“你带笼头了吗？”他问我，“我只卖奶牛，不卖笼头。”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了，他愿意以三十个苏把笼头让给我，这不算贵。　　必须有副笼头才能牵走我们的奶牛呀，我只得又舍掉三十个苏。最后一算，我们只剩二十个苏了。　　我于是数了二百一十三法郎。又第四次把手伸过去。　　“你的牛缰绳呢？”农民问，“我卖给你笼头，可没有卖给你牛缓绳呀！”　　牛缰绳值二十个苏，这是我们仅有的二十个苏了。　　我们付了钱，奶牛才和笼头、牛缰绳一并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了一头奶牛，但一个苏都不剩了，已没有钱去养活它，也已没有钱养活我们自己。　　“我们去干活，”马西亚说，“咖啡馆里满是人，只要我们分头各去各的，那么每一家咖啡馆都能去到了，今晚我们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把奶牛牢牢拴在旅店的牛栏里，紧紧地打了好几个结，然后就分头去干活。到了晚上在清点当天进帐的时候，我发现马西亚挣了四法郎五十生丁，我挣了三法郎。　　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我们又有了钱。　　但是，这七法郎五十生丁带来的快乐，和我们付出二百一十四法郎买头奶牛所得到的快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决定让旅店厨房里的女工给奶牛挤奶，我们喝着牛奶当晚餐，我们从未喝过这样鲜美的牛奶。马西亚声称，这奶是甜的，还有一股橙花精露酒的芬芳味儿，就跟他在医院里喝过的一样，但味道还要好得多。　　我们兴高采烈，在我们奶牛的黑鼻子上吻了又吻。说不定它是懂得这种爱抚的，因此它也用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面颊。　　“你看它吻我们呢！”马西亚快乐地叫起来。　　要理解我们和奶牛相互亲吻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就应该记得无论是我或马西亚，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爱吻。我们的命运和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不同，他们对母亲的爱抚都已感到腻烦，而我们俩却多么巴望着能得到爱抚！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就立即上路奔向夏凡侬。　　我多么感激马西亚给我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是怎么也积攒不起二百一十四法郎这笔巨款的。为了让他高兴，我让他牵着牛缰绳走在前面，我自己跟在奶牛的后面。他确实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以致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这番用意。我看到他这样高兴，也就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比他还要高兴。直到走出城门后，我才走到他身旁，这既是为了能象往常一样和他聊天，更因为是想再仔细地看看我的奶牛，我实在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奶牛。　　它的气派确实不凡，走起路来步子慢腾腾的，身子一摇一摆，神气活现，俨然是一头意识到自己身价的牲口。　　现在，我用不着象离开巴黎时那样时常查看地图了。我知道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跟着维泰利斯离乡背井已有好几年光景，但是我能找到路上所有高低不平的标记。　　为了不使我们的奶牛过于疲乏，也为了到达夏凡侬时天色不至于太晚，我的打算是赶到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流浪时度过第一个夜晚的那个村子，再在那堆我躺过的干草上过夜。那个可怕的夜晚，善良的卡比看着我愁肠百结，就躺到我身边，把爪子放在我手上，似乎对我说，它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真想再躺进这堆干草里过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从那里出发，这就可以早早赶到巴伯兰妈妈的家里了。　　但是，一直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命运，开始同我们作对了，它改变了我们的安排。　　我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一天的行程分做两段，中间停下来吃午饭；这个想法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奶牛，我们想让它中间停歇一下，吃餐午饭，也就是说，放它去吃一点路上沟边的嫩草。　　将近十点钟，我们找到一处地方，那儿有着又绿又密的好草。我们于是放下小包裹，把奶牛牵到沟边去。　　我开头想把缰绳牵在手里，但它显得那样的老实温顺，那样专心致志地吃着青草，我于是把缰绳绕在它的角上，坐在一旁吃我的面包。　　我们自然比奶牛先吃完。我们对它欣赏了好一阵以后，便不知道再该干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打弹子。别以为我们是两个老成古板的只知道挣钱的小老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和同年龄孩子的正常生活毫不相同的话，但我们也不缺少青少年的爱好和玩玩各种游戏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也爱玩别的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而且没有一天我们会放过象玩打弹子、踢球或者玩跳背游戏这样的机会的。马西亚会时常莫名其妙地突然对我说：“我们玩一会儿吗？”于是我们便把小包裹随手一丢，放下乐器，在路上玩起来。不止一次，要不是我有块表提醒我时间的话，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的。这块表同样也告诉我，我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我们应该干活，应该挣钱谋生。于是，我又把竖琴的背带套在疼痛的肩上，说：往前走！　　我们玩够了，牛却还没有吃完。当它看见我们朝它走去的时候，它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着青草，好象在对我们说它还没有吃饱。　　“等它一会儿吧。”马西亚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头奶牛会这么吃一天吗？”　　“稍微懂一点。”　　我们等着，用手从地上提起了背包和乐器。　　“我给它用短号吹一首曲子怎样？”马西亚说，他很难老老实实地待一会儿，“加索马戏团有一头奶牛，很喜欢听音乐。”　　马西亚没再问我，就开始吹起阅兵进行曲。　　我们的奶牛一听到头几个音符就抬起了头；然后不等我扑过去抓住牛犄角上的绳子，它就突然奔驰起来。　　我们赶紧跟在它后面没命的追。我大声叫卡比拦住奶牛。可是，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一条牧狗应该是赶到奶牛的正面去阻止它，而我们的卡比虽然聪明，它却扑过去在后面咬牛的腿。　　因为事情正好相反，就当然拦不住它。我们只好继续拼命追赶，奶牛在前，我们在后。　　在追赶着的时候，我把马西亚叫成“大笨蛋！”马西亚也不期望我会对他说出什么好话，气喘吁吁地向我喊道：“你揍我吧！我该挨揍。”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大村子前差不多两公里的地方休息和吃饭的，我们的奶牛正是朝这个村子奔去。它自然比我们先到那里，因为路是笔直的，尽管有段距离，我们还是能看见一群人挡住了它的去路，并把它逮住了。　　我们稍稍放慢了速度，奶牛不会丢了，只要向那些拦住它不再跑远的好人声明一下，他们就会将奶牛还给我们。　　我们越往前跑，围住我们奶牛的人也越多。当我们终于跑到奶牛跟前的时候，差不多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看着我们过来了，便议论纷纷起来。　　我以为只要说一声奶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奶牛，反而把我们围起来，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奶牛是哪儿弄来的？”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容易，但说服不了这群人，有两三个人还高声喊叫，说从我们手里跑掉的奶牛是偷来的，应该把我们扔进监狱，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一提起监狱，不禁使我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脸色发白，嘴里结结巴巴，加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宪兵，人们三言两语向他讲述了我们的事由。因为事情对他来说好象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象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接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问他。　　“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的笨脑瓜里就尽是些高兴的事；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当想到你的那头奶牛将要送到巴伯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感到太幸福了，因而也就只想到巴伯兰妈妈的高兴的事，只想到我们的高兴的事，这一下，就象叫幸福迷住了，陶醉得糊里糊涂了。”　　“你的脑瓜不会比我的笨，我可怜的马西亚。我也只想到你所想到的，我和你一样，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啊！啊！王子奶牛！”马西亚哭喊着，“它多漂亮啊，它就是王子！”　　他忽地站了起来，指指划划地说：　　“如果巴伯兰妈妈死了，那个可怕的巴伯兰还活着，如果他抢走我们的奶牛，把你也抢走，可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监狱的影响，是方才那些人对我们疯狂的喊叫，是宪兵，是把我们关进牢房时门锁和门闩发出的响声引起了我们这些凄惨的想法。　　但马西亚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奶牛的命运也使他焦虑不安。　　“谁喂它草料？谁给挤奶？”　　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悲哀和疑惧的思绪中过去了，时间愈久，我们愈感到悲痛。　　我还是试图安慰马西亚，对他说，他们会来提审我们的。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说实话。”　　“那他们就会把你交到巴伯兰的手里了。就算只有巴伯兰妈妈一个人在家，人家也会去问她，看我们是否在撒谎，这样我们安排好的一次‘意外的高兴’就要落空了。”　　我们的牢门终于在一阵可怕的生锈门轴的吱呀声中打开了，我们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先生走进来，他慈祥开朗的面孔顿时使我们产生了希望。　　“喂，起来吧，坏蛋！”狱卒说，“好好回答治安法官的问题。”　　“好，好，”治安法官示意狱卒，他要单独问我们，“我要先问问这一个，”他用手指了指我，“把另一个带走，看住他，我马上也要问他的。”　　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提醒马西亚该怎样回答。　　“治安法官先生，”我说，“他象我一样，会向您讲述真情，全部的真情。”　　“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