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巷道的水面传来，我不由得转过头去，看见一道强光从汩汩作响的水面过来了。　　“勇敢些！勇敢些！”有人在喊。　　当有人从通道走下来把手伸向待在平台上的人的时候，从巷道那边来的人也与我们会合了。　　走在前头的是工程师，他是第一个爬进工作面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他抱在怀里了。　　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心快停止跳动了。　　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有人把我抱了起来，在我们走出第一水平的巷道之后，又有人用毯子把我包裹起来。　　我闭上了双眼，但是，我很快又感觉到一股强光迫使我睁开眼睛。　　这是白昼。我们已经完全在井外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白色的躯体向我扑来，那是卡比。它一跃跳到工程师的胳膊上，舔我的面孔。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人拿起了我的右手，亲吻我。“雷米！”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叫我，这是马西亚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发现一大群人站成两行，中间让出了一条通路。这黑压压的人群显得异常安静，因为有人嘱咐过，不要大喊大叫地骚扰我们，然而，他们的神态和目光正在代替他们的嘴说话。　　在第一行，我仿佛看见短白衣①和金色的祭披②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这是瓦尔斯城的神父们在矿井的入口处为我们的脱险祈祷。　　　　①　短白衣：宗教专用词。指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仪式中所穿的、罩在他们黑色长袍外面的、用白色麻纱或细布做成的半长的宽大旱衣。　　②　祭披：宗教专词。天主教神父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主要职务时所穿的坎肩式无袖套头绣花或绣金丝的法衣。　　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教士们都双膝跪在尘埃里。　　二十条手臂向我伸过来，可是工程师执意不让人把我抱走，他神采飞扬，为他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把我一直抱到办公室，在那里接待我们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　　两天以后，我已经跟马西亚、亚历克西和卡比一起，在瓦尔斯的街上散步了，所有的人在我经过的路上都停下来看我一眼。　　有的人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有的人见了我却背过脸去，他们正穿着丧服呢！他们痛苦地想，为什么他们家里的父亲或儿子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还在矿里一任洪水推涌和颠簸的时候，这个孤儿却偏偏得救了呢？　　但在招呼我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使我感到很不自在，他们邀请我吃晚饭，或是上咖啡馆去。　　“给我们说说你在井下的体会吧。”他们说。　　我觉得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讲我的故事是不值得的，他们满以为用一顿晚餐或一杯啤酒就可以作为酬劳，让我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当然谢绝了。　　再说，我更喜欢的是听而不是讲，听亚历克西，听马西亚对我讲当时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当我想到你是为我而死的时候，”亚历克西说，“这简直象砍了我的胳膊和腿，因为我想你肯定是死了。”　　“我呢，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死。”马西亚说，“我不知你是否会自己活着出来，还是别人及时赶到救你出来，但我相信你不会让水淹死，只要营救的工作进展迅速，人们就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你。当亚历克西伤心地为你哭泣的时候，我焦急地对自己说：‘他还没有死，不过也许会死去的。’我逢人就问：‘没东西吃的时候，人可以活多久？水什么时候才能排走？通道什么时候能打穿？’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当工程师问到你们的名字，他在叫了卡洛利之后，又大声叫着雷米时，我倒在地上，哭起来了，有人从我身上走过去，踩了我几下，我都没有觉察到，我太高兴了！”　　马西亚居然对我这样地有信心，他不相信我会死，我感到非常自豪。第七章　一堂音乐课　　我在矿里交了不少朋友，共同遭受的巨大痛苦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我们遭难在一起，求生在一起，死里逃生在一起，现在大伙儿成了一个人。　　加斯巴尔大叔，尤其是老夫子，对我非常钟爱；尽管工程师没有和我们一起身陷水牢，然而他也很喜爱我，如同喜爱一个被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孩子一样。他曾邀请过我到他家里作客，我也已经把我们长时间埋葬在工作面里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女儿听了。　　所有的人都想把我留在瓦尔斯。　　“我给你找一个挖煤工的工作，”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如果你想在办公室找个活干，”工程师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安排。”　　加斯巴尔大叔自然认为我会重回矿井的，他同那些习惯于每天都冒风险的人一样，不久就要满不在乎地重新下井了；我可不象他那样是个对什么都放得下心的人，也没有他那种勇气，我实在不想再干推车工这个活了。当然，这个矿倒是一个满不错的矿，它也很能激起我的求知欲，我也总算有幸见到了一个矿，但我已经看够了，丝毫也没有重回矿井的愿望。　　只要一想到重回矿井，我心里就发慌，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肯定不是那种在地底下干活的材料。露天生活，头上顶着蓝天的生活，即使是漫天飞着鹅毛大雪，我也感到惬意。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他们一个感到惊讶，另一个因为我不喜欢矿工这个活而感到难过。还有卡洛利，他听说后，竟说我是胆小鬼。　　跟工程师讲的时候，我可不能说自己不愿意干井下的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让我再回到井下去，他已答应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个职位，而且如果我愿意认真地跟他学，他还可以教我。我想，最好还是将真情全部告诉他，我也就这样做了。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过奔走江湖的生活了。”他说，“你喜欢流浪和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挠你。我的孩子，按照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去吧。”　　我的的确确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我从来没有象被关闭在工作面里的时候那样，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如此深的向往和如此真切的体会。在那个叫作工作面的鬼地方，如果你象自己所习惯的那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去那就去哪，那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你带来极可怕的惩罚的。　　在人们试图把我留在瓦尔斯的时候，马西亚显得心事重重。我曾问过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当我告诉他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出发时。他才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了使他忧伤的原因。　　“那么你不会抛弃我了！”他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话，我使劲地擂了他一拳，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他竟敢怀疑我，同样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他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以后，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这是纯粹出自友谊而不是出自私心才激发出来的叫声。马西亚用不着靠我生活，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谋生。　　说实在的，他所具有的谋生的各种天赋，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和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哩。首先，演奏这样多的乐器、唱歌、跳舞、扮演各种角色，他都远比我有才能；其次，他比我更善于促使维泰利斯称之为“贵宾”的人们把手伸进他们的钱袋。他只要用他的微笑，用他的温柔的眼睛，用他的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面容，就能打动哪怕是最吝啬的人的心肠；他用不着乞求，就能打开人们的哀矜之心，因为人们都很乐意能让他高兴。这完全是真的，在我做推车工的时候，他和卡比在短短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里，就积聚了十八个法郎，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我们的钱包里本来存有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现在加上马西亚挣得的十八个，就有了一百四十六个。这样，买一头王子的奶牛就只差四个法郎了。　　尽管我不愿意在矿井干活，但是，离开瓦尔斯却使我伤心，因为我必须和亚历克西、加斯巴尔大叔还有老夫子分手，我是命中注定要和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离别的。　　往前走！　　肩上挎着竖琴，背上背着小包儿，我们带着卡比一起重新走上了大道，十比高兴得不时在尘土里打几个滚。　　当我们出了瓦尔斯城，双脚拍打着路面发出噼啪噼啪响声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心里有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这种脚步的响声和走在巷道里的稀温得如同烂泥一样的煤屑上的响声，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好的太阳，多美的树林啊！　　在出发之前，我和马西亚长时间地讨论了我们的路线，我早已教会了他看地图的方法，现在，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把用腿在路上走的途程看成比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的距离要远了。我们在认真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直接从瓦尔斯奔于塞尔再去夏凡侬；我们将取道克莱蒙①，因为这样走的话，路程并不远多少，但在眼下各种疾病的发病季节里，走这条须要经过圣奈克戴尔②、蒙多尔③、罗伊亚④、拉布尔布尔⑤等温泉城镇的路线，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当推车工的时候，马西亚在巡回演出中碰到过一个曾去过这些城镇的耍熊把戏的人，他说那里可以挣钱。马西亚认为一百五十法郎要买头奶牛有可能还不够，他很想还多挣点。我们挣钱愈多，买的奶牛就愈漂亮，巴伯兰妈就愈高兴，我们也会愈感到幸福。　　　　①　克莱蒙：法国南部多姆山省首府，位于中央高原北部，其西为多姆山。　　②③④⑤　均为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镇，以温泉著称。　　就这样，我们便向克莱蒙走去。　　在从巴黎到瓦尔斯的途中，我已经给马西亚上过课，教他读书识字，也教他音乐的基本原理；从瓦尔斯到克莱蒙，我继续给他上课。　　要么我是个不高明的先生，这是很可能的；要么马西亚是个不长进的学生，这同样也是可能的。我发现他对读书识字还是那副老样子，显得又慢又吃力，关于他的这个弱点，我记得我是早已说过了的。　　尽管马西亚有时也全神贯注地把眼睛盯在书本上不放，其实他是在白费功夫，因为他读着的全是书本上或者课文中的那些同他的想象力一拍即合的、带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　　我有时很不耐烦，敲打着书本恼怒地叫了起来，说他的脑袋肯定是个木头疙瘩。　　他并不发怒，只用温柔的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我。　　“确实，我的脑袋只有在被打的时候才听使唤。”他说，“伽罗福里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诀窍。”　　他这么一说，我哪里还发得起火来呢？我笑了笑，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但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不但没有出现过这些麻烦，而且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学生就在理解能力方面显示出他的惊人之处，这也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他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以致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常常使我惊讶不止。惊讶之后，我感到很窘，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我承认，音乐课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恼火，我是问心无愧地尽了教师的职责的，但当我回答不上我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我又觉得丢脸，认为他简直有点故意在我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我的这个学生偏偏一刻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　　“为什么人们不用相同的谱号写曲子？”　　“为什么在曲调上升时用升音符号，下降时用降音符号？”　　“为什么一首乐曲的开头小节和结尾小节总是没有固定的节拍数？”　　“为什么给小提琴的弦定音时只用这几个音符而不见其它的？”　　对这最后一个属于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我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回答，我说小提琴不是我演奏的乐器，对该用怎样音符或不该用怎样音符来定音，我从来也没留意过。马西亚的嘴被我堵上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是我的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对回答象关于固定节拍数和降调之类的问题，就不能说也是管用的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十分简单的乐理问题，我是教音乐的，是视唱老师，是应该能作出回答的，否则就必然要失去威信和信任；说句大实话，这种必然性，我是已经有点察觉出来了，但我偏偏死爱着面子。　　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我只好学加斯巴尔大叔的样来摆脱窘境了。我问过加斯巴尔大叔，地下的煤是什么？他当时用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我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　　谁说我没有本事来回答马西亚的问题？我用一点也不比加斯巴尔逊色的、同样也是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他说：　　“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定律。”　　在马西亚的天性里，他是从来也不会对定律、规则之类的东西作出反抗的，因此在遇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时，他只是张着嘴，睁着两只大眼睛，用一种能使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神态看着我。　　在我们离开瓦尔斯三天以后，当他向我提出一个正好又是这样的问题时，我不是用“不知道”来回答他的“为什么”，而是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因为就是这样”。　　于是，他似乎有了什么心事，整整一天，我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爱说爱笑的马西亚身上，那是极不寻常的。经过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你确实是位很好的老师，”他说，“我相信没有人能象你这样教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停下不说了。　　“但是什么？”　　“但是，可能有些东西连你自己也并不知道，唉，就是学者也会有这种情形，对吗？所以当你回答我‘因为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你却解释不出来，这是因为别人也没有告诉过你。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啊，当然不是很贵的书。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音乐的原理。”　　“有道理。”　　“可不是吗？我想过，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本书里所有的东西，你毕竟不可能全都知道；再说，你知道的也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一个好的教师胜过一本最好的书。”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给我讲一堂课，只讲一堂就够了，他会把我不懂的东西都给我讲清楚的。”　　“为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不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上课呢？”　　“因为找一个真正的教师是要付钱的，我不想花你的钱去付这堂课的学费。”　　马西亚跟我提到他要找一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刺伤了我，但我的愚蠢的虚荣心被他的最后那句话打败了。　　“你真是个好得少有的小家伙，”我对他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既然你和我一样也挣了钱，而且还常常比我挣得多，你想上多少课就可以上多少课，再说我也打算学，我们一起学。”　　接着，我勇敢地承认了我的无知：　　“这样的话，我也同样可以学到我不懂的东西。”　　教师，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教师，决不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的音乐大师。地图告诉我，在到达克莱蒙之前，沿路最大的城市要算芒德①了。芒德果真是大城市吗？我不清楚，可是它的名字是那样醒目地标在地图上，这多少总能说明一点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吧，我不相信地图还能相信什么呢？　　　　①　芒德：法国南部城市，洛泽尔省首府，在克莱蒙东南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将在芒德为这一堂音乐课付出一大笔开支，尽管在这些可怜的洛泽尔省的山区里，我们的收入将不止是很微薄，也许比“微薄”更糟也难说，因为在那些地方，村子很稀少，而且都很穷，但是我一定要让马西亚快活快活，这件事应该实现得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了整个梅让喀斯②，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穷乡僻壤，没有树林和水，没有庄稼，没有村庄，也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那沉寂、僻静、广袤的景色，只对那些乘车的匆匆过客才有吸引力。但我们终究还是到了芒德。　　　　②　梅让喀斯：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喀斯地区的一部分，为石灰高原。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以后好几个钟头了，当晚就要找寻老师听课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因为赶路已经累成半死了。　　但马西亚是那样急不可待地想立刻知道芒德有没有音乐教师，因为在他看来，芒德丝毫没有我对他说的大城市的味道。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我们下榻的客栈女主人打听，城里有没有教授音乐课的名乐师。　　她回答我们说，她对我们的问话感到非常吃惊，我们怎么会没有听到过艾思比纳苏先生呢？　　“我们从远处来。”我说。　　“那么说是很远啰？”　　“从意大利来。”马西亚回答。　　她脸上的惊讶和责备的神气缓解了，既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人，无知是情有可原的；不难猜想，要是我们是从里昂或马赛来的，那她是不屑答理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连艾思比纳苏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的。　　“我相信我们真的碰上好运了。”我用意大利语对马西亚说。　　我的同伴马西亚的眼睛闪着光芒。艾思比纳苏先生肯定不需要在课程上作什么准备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他的所有的问题，他决不会为了解释降调用降音符号和升调用升音符号而感到为难的。　　但我有些担忧，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会给我们这样可怜的穷光蛋上课吗？　　“艾思比纳苏先生很忙吗？”我问道。　　“啊，是呀！能不忙吗？我相信他一定很忙。”　　“您认为他明天早上愿意接待我们吗？”　　“当然啰！这还用说吗？他接待所有的人，只要这个人口袋里有钱。”　　听到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下了心。在睡觉以前，尽管非常疲乏，我们还是用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了第二天要向这位杰出的教授提出的各种问题。　　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人都把自己周身上下认真打扮了一番，其实所谓打扮，也只是把身上稍微收拾得干净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除了穿在身上的以外，并没有别的衣服可换。我们都带上了乐器，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坚琴，然后就向艾思比纳苏先生家里走去。　　和往常一样，卡比想和我们一道去，可是我们把它拴在客栈的马厩里。我们认为带着一条狗到芒德城有名的音乐家家里去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因为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教授的家，但是我们真以为是弄错了，这是一所有着铺面的房子，有两块磨剃刀用的皮子在这间铺子的门面上摇来晃去，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音乐教师的注宅的标记。　　我们站在那里望着这间铺面，不可能弄错，这分明是一家剃头店。有人刚好从它门前走过，我们拦住了这个人，问艾思比纳苏先生住哪里。　　“就在那里。”他指了指剃头后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音乐教授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剃头师傅的家里呢？　　我们走了进去。铺子分成同样大小的相通的两间，右边那间的板壁上，摆着刷子、梳子、头油瓶子和肥皂；左边那间的桌子上和墙壁上，放着和挂着的全是乐器，有小提琴、短号和长短号。　　“哪位是艾思比纳苏先生？”马西亚问。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在给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农民刮脸，他灵活得象只小鸟，用男低音浑厚的嗓音回答说：　　“我就是。”　　我瞟了马西亚一眼，向他暗示：这个既是剃头师傅又兼乐师的人，决不是我们需要的能给我们上课的人，你向他请教是白扔钱。马西亚既不懂得我的意思，也没听从我的暗示，他往一张椅子上一坐，随便地问道：　　“您给这位先生刮完了脸，能给我剪剪头吗？”　　“当然可以，年轻人。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给您刮脸。”　　“谢谢您，”马西亚说，“今天不刮了，改天刮吧。”　　我对马西亚的镇定、自信的神情极为惊讶，他偷偷地扫了我一眼，好象对我说：“别发火，等等吧。”　　艾思比纳苏很快给农民刮完了脸，手里拿着毛巾，走过来给马西亚理发。　　“先生，”马西亚对正在把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的剃头师傅说，“我和我的同伴有过一点争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我们想，您也许会乐意对我们碰到的疑难，谈谈您的看法的。”　　“年轻人，那就说说是什么事叫你们感到为难呢？”我明白马西亚想干什么。首先，他想试试这个剃头师傅兼乐师的人，看看他是否能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假定这个人的回答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他无异只用了剪一个头的价钱付清了上一堂音乐课的学费。好一个马西亚，他真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