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既没有碰钉子被赶走，也没有受到别的难堪，便来到了我要看望的人的身边。　　我被引进接待室。同想象中的完全相反，这里没有木头的也没有铁的栅栏把你同里面的人隔开，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并没有带上脚镣和手铐。　　“我一直在等着你，我的小雷米。”他对我说，“卡德琳娜没有带你和孩子们一起来，我责备了她。”　　从早晨起，我一直感到很憋气、很难过，可是老爹的话一下子使我打起了精神。　　“卡德琳娜太太不愿收留我。”　　“她没法收留你，我可怜的孩子。在这世界上，人们不可能样样都很称心。我当然相信你，为了谋生你是会好好工作的，可是我那内弟苏里奥是尼维尔奈运河的船闸管理员，他们那里不可能有你做的工作。你要晓得，船闸管理员是不会雇佣一个花农的。孩子们告诉我，说你想重新靠唱歌谋生，你难道忘记了差点冻死、饿死在我们家大门口的这件事了吗？”　　“没有，我没有忘掉。”　　“那时你还不是一个人，有师傅在带着你。我的孩子，象你这样年纪，孤零零一个人到处唱歌流浪，是很危险的。”　　“还有卡比呢。”　　卡比听到我提起了它的名字，便象往常一样，用一种我熟悉的吠声向我回答，意思是：到！我就在这里，您要我替您干什么呢？　　“当然啰，卡比是条好狗，但它毕竟是狗，你怎么谋生呢？”　　“我唱歌，卡比演戏。”　　“光靠卡比演不了戏。”　　“我教它做技巧动作。卡比，我教你啥，你就学啥，对吗？”　　卡比把爪子捂到胸口上。　　“得了，孩子，你如果是个听话的孩子，你就找个职业。你已经是个好工人了，这比流浪好得多，那是懒汉干的。”　　“我可不是懒汉。您是了解我的，您可曾听见我说过半句抱怨活儿累的话吗？在您家里，我真想拼命干，我真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可是别人的家里我不愿意去。”　　大概我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神态有点异样，老爹瞧着我，不再说话了。　　“你对我们讲过的，”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时你还不晓得维泰利斯是什么人，他对待人的态度和那副上流人物的派头常常使你感到惊讶。你说过，仿佛他自己就是位绅士。你也一样，你的举动、神态似乎也在告诉别人你不是个穷小子。你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伺候人？那么，孩子，也许你是对的。请相信我，我刚才也只是为你着想，没有别的用意。我爱说大实话，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这是你知道的。我总觉得，你没有父母，我也不能再充当你的父亲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主。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倒霉的人是无权发号施令的。”　　老爹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说得我心乱如麻，尤其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虽然说的话不尽相同，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是的，孤身一人到处流浪是危险的，我遭受过这种危险的袭击，尝过它的滋味；我经历过我们的狗被狼吃掉的那种夜晚；经历过冉蒂里采石场的那种可怕的黑夜；我曾几次三番从几乎饿死、冻死的大难中又活了过来；在维泰利斯吃官司的时候，我从这个村被赶到那个村，整天也挣不到一个苏。我当然懂得流浪生活带来的风险，也懂得什么叫贫困。这种生活不仅保证不了你有一个明天，就连今天，连现在，它也未必能确保你活得下去。　　假如我放弃这种生活，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老爹他刚才为我指点的那条路，就是去找一个我不愿意干的职业。我很清楚，处在我目前的地位，我的这种自尊心是很有可能被曲解的，但是我自有我的固定不变的想法，我从前被人卖给了一位师傅，他待我很好，别的师傅我再也不要了。　　促使我决不再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我不能对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和丽丝不守信用，就是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当然，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之间没有我也可以书信往来，可是丽丝呢？她不会写信，卡德琳娜姑妈也不会写。假如我不管丽丝，她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她将怎样看待我呢？她唯一的想法将是我不再疼她了。她曾向我表示过深厚的情谊，多亏她我才感到如此的幸福。现在要我改变主意，啊，决不可能。　　“您不想让我把您孩子们的消息捎给您吗？”我问。　　“他们已经给我说过了，但是，我刚才建议你抛弃街头艺人的生活时，我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应该首先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正是这样，老爹。您看，现在您为我指明了方向。假如我因害怕您讲到的危险而对别人失信，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而不是你们和丽丝了。”　　他又一次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突然握住我的双手：　　“好啊，孩子，你能讲出这种话，我一定要亲亲你。你的心肠真好，心肠好坏不由年龄来决定，看来是真的。”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是紧挨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扑向他的怀里，因听到他称赞我“心肠好”而感到激动和自豪。　　“现在，就只剩下一句话要说了，”他接下去说道，“听从天主的安排吧，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时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老爹突然用手在他坎肩的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只大银表，银表是用一根细的皮带系在钮扣孔眼上的。　　“我们快分别了，你不带走我的一件纪念品吗？那怎么行！这是我的一只表，我送给你。它不值几个钱，你也知道，要是值钱的话，我早该把它卖掉了。它走得也不准，有时还得用大拇指按它几下，不过，这是我眼下拥有的全部财产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送给你。”　　说着，他把表放到我的手里，看着我不愿意接受这件美好的礼物，他伤心地说：　　“你知道，我在这儿用不着看时间，时间过得太慢，要计算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亲爱的小雷米，再吻我一次吧！你是个好孩子，你得记住：要永远做个好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大概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出口处。以后发生的一切和我们之间还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全记不清楚，因为我当时的思想太紊乱、太激动了。　　每当我重新回忆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记起来的，只是那天我来到街心时候时那种痴呆和沮丧的感觉。　　我在牢门口一定站了很久，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向右还是向左走更好。要不是我的手在口袋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我或许会一直待到天黑的。　　我无意地摸了摸这件东西。那是我的一只表！　　悲伤、不安和忧虑顿时全忘记了，我只想到我有了一只表，一只属于我的表，一只放在口袋里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十二点。对于我来说，十二点，十点，或者下午两点，都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正是十二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我说不上来。是的，啊，中午，已是中午了，我能知道现在是中午，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啊，这只表来得正是时候！我仿佛觉得它是一位密友，我可以向它请教，我可以和它谈心。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钟了？”“十二点，我亲爱的雷米。”“啊，十二点了，我该想着点儿，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对吗？”“当然啰。”“多亏你提醒了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会把要办的事忘掉的。”“有我呢，你不会忘掉什么的。”　　除了卡比，我又有了一只表，现在不怕找不到人说话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多带劲！我过去多么盼望有只表，然而我是当然永远也不会有表的！可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正装着一只表，它正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老爹说过，这只表走得不怎么准。其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走就行。如果需要象老爹说的那样，用大拇指去按它一下，那我就按它一下；需要使劲按，我就使劲按，甚至多按几丁也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要是这么那么按还不行，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啊，这一下就更有意思了，我会看到那里面装着的是些什么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使它这样不停地走动的。我会严格地管教它，叫它只能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没有发现卡比也和我一样兴奋，它牵动我的裤腿，还发出一阵阵尖叫，叫声越来越大，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卡比，你要什么？”　　它看着我。但我心神不宁，没法猜透它的心思。几秒钟后，它爬到我身上，用前肢摸我的口袋，那个藏有表的口袋。　　卡比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贵宾”们报告，象它和维泰利斯一起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端详了很久，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高兴地摇动着尾巴叫了十二声。啊！它没有忘记！用这只表，我们又可以好好挣钱了！现在我又多了一招，这一招，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这一切均发生在牢门对面的大街上，有人好奇地看看我们，有的甚至停下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立即演出一场，可是对警察的恐惧使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再说，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　　往前走！　　我向牢房看了最后一眼。永别了，牢狱！那可怜的老爹被禁闭在大墙后面，而我却可以自由地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我牵着卡比上路了。　　对我的职业最有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在摆满了绿色的旧书箱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区①出售的。我决定去买一张，于是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①　即巴黎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南边的旧书摊区，该区沿塞纳河两岸长达数公里。　　路过卡罗赛尔广场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自鸣钟上，我忽然想起应该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同这只大自鸣钟走得一样，按理说，它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表是中午十二点半，而大自鸣钟是下午一点。是哪一只走得准呢？我真想拨一下我的表，可是反过来一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表——我那漂亮而又可爱的表——走慢了。很可能倒是皇宫的钟走得快了。于是，我将表重新放进口袋，对自己说，你在什么时候读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适、最正确的。　　要找到一张地图是需要花些时间的，尤其是我需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一种裱糊在布上的折叠式地图，它的价钱不应该超过二十个苏，因为这对于我已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它的颜色虽然已经发黄，但书商只要了我七十五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立刻就离开。　　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经过意大利门走枫丹白露这一条，或者经过蒙特鲁日走奥尔良那一条；走哪一条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偶然选定了走枫丹白露这一条。　　我来到了摩弗达街，街名是我刚从蓝色的路牌上见到的，于是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伽罗福里、马西亚、里卡尔多、盖子用挂锁锁着的锅子和皮鞭的抽打，最后还有我可怜而又善良的师傅维泰利斯，他因不愿把我租给卢尔辛街上的戏班头而死去。　　当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时，感到一阵惊异，从一个背靠在教堂墙上的孩子身上，我似乎认出了他就是小马西亚。一点也没有错，有着同马西亚一样的大脑袋，水汪汪的眼睛，富于表情的嘴唇，神态是同样的温顺，样子是同样的可笑。可是有点奇怪，要真是小马西亚，他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我向他走去，对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再也不用怀疑了，确实是他，他也认出了我，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您吗？”他问，“在我进医院之前，您曾和白胡子老头到伽罗福里那儿去过。哎哟！那天我的头实在疼得要命。”　　“伽罗福里还是您的师傅吗？”　　马西亚在回答之前，往周围看了一眼，小声说：　　“他坐班房了。他被捕，是因为他太狠毒，打死了奥尔朗多。”　　一听说伽罗福里在蹲监牢，我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使我感到如此恐怖的监狱原来也是有它们的用场的。　　“孩子们呢？”我问。　　“喔，我不知道，伽罗福里被捕时我不在场。我出院后，伽罗福里见我不经打，一打就病，就想把我扔掉，他以两年为期、先收租金的条件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不知道？喔，那个团不大，是个小团，不过好歹是个马戏团。他们要搞柔体表演，需要一个孩子，伽罗福里便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现在我的头又长大了一点儿，因而不能再钻箱子了，而且我很怕疼，所以他们把我辞退了。我是从马戏团驻地吉索尔来的，要找伽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刚才对您说的，都是邻居告诉我的。伽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天知道我现在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干些什么才好。”　　“您为什么没有回吉索尔去？”　　“因为我从吉索尔出发徒步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到鲁昂去了。我怎么能去鲁昂呢？路太远，我又没有路费。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连一口饭还没有吃过。”　　我并不宽裕，但不让这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几个钱我还是有的。当年我流浪到图卢兹郊外挨饿时的情景，同现在马西亚的遭遇多么相似，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不知道会多么感激他。　　“您不要走开。”我对他说。　　我快步跑向在马路转角处的面包店。很快我就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送给他，他一手接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想干些什么？”　　“天知道。”　　“总得设法干点事。”　　“您刚才跟我说话时，我正想去把小提琴卖掉。要不是舍不得的话，我早把它卖掉啦。我的提琴，它就是我的欢乐和安慰，每当我伤心的时候，我便独自找个地方，为自己演奏。我就仿佛在天空中看见无数美好的东西，象走马灯似的，比梦幻中的还要迷人。”　　“您干吗不在街头拉提琴呢？”　　“拉过，可人家不给我钱。”　　我是尝够了观众只看戏不摸口袋的滋味的。　　“您呢？”马西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幼稚的、想吹吹牛的想法。　　“我是戏班主。”我回答说。　　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有一个由卡比和我组成的戏班，不过这个事实又几乎同欺骗差不多。　　“喔！您是否愿意……”马西亚问。　　“什么？”　　“让我加入您的戏班。”　　于是，我只好把老实话说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我指着卡比说。　　“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加上我就是两个了。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嫌弃我。要不然您说我去干什么好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听到这种喊声的人，对于饿死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人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去感觉它的。至于我，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响是：我懂得饿死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干活，”马西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会做柔体动作，会跳绳、钻圈和唱歌。您看吧，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将成为您的仆人，我服从您，我不向您伸手要钱，只要有饭吃就行。我要是干得不好，您尽可以打我。我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您千万不要打我的头，这也一言为定好不好？伽罗福里老打我的头，现在我的头最怕疼。”　　听着马西亚这样的苦求，我差点儿要哭了。怎么好开口对他讲，我不能收他进戏班呢？饿死！跟着我不同样也要饿死吗？　　我只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但他不愿意听下去。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大家分享。”　　他的话一下子使我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我现在不是有吃的吗？我应当帮助他。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对他说。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吻了又吻。他的举动在轻轻地捣碎我的心，眼泪慢慢地湿润了我的眼睛。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您不是仆人而是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持。　　“往前走！”我对他说。　　一刻钟之后，我们走出了巴黎。　　三月里的干燥的寒风已经吹干了道路，现在走在坚硬的土地上是多么轻快。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万里无云的蓝色晴空，和风吹来是多么舒畅。　　这同我踏进巴黎之前的那个风雪天是多么不同，这个巴黎，我曾经把它当作一块乐土而渴望过，但又正是到了巴黎之后，我更渴望有块真正的乐土。　　路边排水沟旁已经长出了青草，新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色彩缤纷的雏菊花和草莓花，它们把自己的花冠向着太阳。　　我们沿着这些草地百花园前进，看到青葱翠绿的嫩叶丛中，一串串丁香花的伞形花序正在吐红争艳；微风拂过，淡黄色的桂竹香花瓣从饱经风霜的墙顶上飘飘坠下，一直洒落到我们的头上。　　在我所说的草地百花园内，在路旁新绿的灌木丛中，在树林里，到处听得见小鸟在欢唱，燕子在我们面前倏忽掠过，寻觅着看不见的小虫。　　我们的旅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满怀信心地走在大路上，路面上回响着我的坚定的脚步声。解了绳子的卡比在我们四周蹦蹦跳跳，它见了马车，见了小石子堆，见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无缘无故地汪汪叫几声，也许它是在向我们表示：它很高兴。　　马西亚在我身边走着，一声不吭，他也许在考虑什么；我不便打扰他，所以我也默不作声，另外，我自己也有着不少心事要盘算。　　我们的步子虽是那样从容不迫，但是我们究竟打算走到哪儿去呢？　　我曾答应过丽丝，在去看她之前，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艾蒂奈特。可是我并没有说定先看谁，在邦雅曼、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我可以根据我的选择，先去看这个或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向塞文走去，也可以向夏朗德或庇卡底走去。　　如果我向巴黎的南部走去，那么邦雅曼就不可能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目标。但我还应该在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作出选择。　　我决定朝南方而不朝北方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看看巴伯兰妈妈。　　假如我已经好久没有提到过巴伯兰妈妈，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象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已经把她忘记了。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们分别以来我从未给她写过信而把我说成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提笔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打心眼里爱她。但是，对于巴伯兰的恐惧，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使我只好搁笔了。巴伯兰要是利用我的信去找我，把我抓住，谁说他不会又一次把我卖给另一个不是维泰利斯的维泰利斯呢？而且巴伯兰也许是有权这样做的。这样一想，我情愿让巴伯兰妈妈责备我忘恩负义，也不愿冒重新落到巴伯兰手里的风险。他可能使用养父的权力把我卖掉，也可能要我给他干活，听从他的使唤。我宁肯死，饿死也不愿冒这个危险，我承认，只要一想到这个危险，我就吓软了。　　如果我没有胆量给巴伯兰妈妈写信的话，那么我似乎觉得象我这样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试着去见她一面的。自从我接受马西亚进“我的戏班”之后，我时常在盘算，觉得这件事办起来也并不一定是太难的。我可以让马西亚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巴伯兰妈妈的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和她攀谈．假如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马西亚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她，然后回来通知我，我就可以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家，扑向奶我的养母巴伯兰妈妈的怀里；万一相反，巴伯兰在乡下，那马西亚可以请巴伯兰妈妈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我可以在那儿拥抱她。　　一路上，我一直默默地想着这个计划。要考虑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小心谨慎一点，多费点心思，是完全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不仅要判断我是否可以重见巴伯兰妈妈，而且还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在路上找到可以挣点钱的城镇和乡村。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教地图。　　我们恰巧是在野外，完全可以在小石子堆上坐下来歇歇腿，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打扰。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对马西亚说，“我们休息一下。”　　“您是想聊聊天吧？”　　“您有什么要对我讲吗？”　　“我请您称呼我时用‘你’。”　　“好，咱们都用‘你’字吧！”　　“您可以，我不可以。”　　“咱们都用‘你’来称呼。我要向你发命令了，你要不服从，我就打你。”　　“行，打吧，可别打我脑袋。”　　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温和，一口洁白的牙齿显露在他黝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