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祸将怎样落到我的头上，我无法预测。但差不多可以肯定，它迟早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为此常常悲观丧气。但也有好的一面。为了避免大祸的到来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尽力干好自己的活儿，因为在我想来，既然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灾祸，那么它必然是由于我的过错而引起的。　　但是我弄错了，它根本不是我的过错引起的，虽然如此，它仍然证明我的预见是太正确了。　　我已经说过，阿根老爹是种植紫罗兰的。这种花的栽培技术并不太难，巴黎郊区的花农都能栽培得非常出色。四、五月份，他们把粗壮的、上下开满了花朵的花枝送到市场上去出售这一事实就是明证。花农种植紫罗兰的唯一技巧，在于选择复瓣花种，因为单瓣花种已经不时髦了。可是，在播下的种子中，单瓣、复瓣往往各占一半。只能留下复瓣植株而不能保留单瓣的，这对一个紫罗兰花农是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的。否则到了第二年你就不得不把精心培育了一年的、开着花的单瓣植株从肥土里拔出来扔掉。因此，播种后的选苗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选苗也叫“拣花苗”。选苗是根据新株的叶子和它的形态特征来进行的，掌握“拣花苗”这一技巧的花农数量不多，因而竟成了某些花农家庭的秘而不宜的传家宝。当一些种植紫罗兰的花农需要选苗时，他们便向精通这一技巧的同行请教，这个同行就象医生或专家一样进城“出诊”。　　阿根老爹是巴黎最内行的“拣花苗”专家之一，每年到了拣花苗时节，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对我们、尤其对艾蒂奈特来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同行见面从来没有不喝一杯的，有时还要喝上两杯、三杯。在这样转过两、三家之后，再回到家里来，他的脸总是红的，说话总是很费劲，舌头当然也不灵便了，而且两手发抖。　　父亲不回来，艾蒂奈特是不会去睡觉的，即使回来得很晚，她也等着。　　如果我本来就醒着，或者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我便可以从房间里听到父亲和女儿的对话：　　“你干嘛不睡？”老爹问。　　“因为我想看看你还需要什么不。”　　“原来是这样。宪兵小姐在监视我！”　　“假使我也睡了，现在还有谁来陪你说话？”　　“你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笔直地走路吧，那好，你瞧吧，我敢打赌，一步不歪，我可以一直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不离开这条直线。”　　东歪西倒的脚步声在厨房里响了一阵，后来静了下来。　　“丽丝好吗？”他问。　　“好。她睡着了，你轻一点。”　　“我没有出声，走得很稳，我必须走得笔直，因为女儿已经责备父亲了。丽丝她没有见我回家吃晚饭，说些什么没有？”　　“她看看你的坐位。”　　“啊！她看了我的坐位！”　　“是的。”　　“看了好几次吧？是不是看了好几次？”　　“老看。”　　“后来呢？”　　“她的眼睛好象在说：‘你不在。’”　　“她问你我不在的原因了吧？你回答说我和朋友鬼混了吧？”　　“不，她啥也没问，我啥也没说，你在什么地方，她心里明白。”　　“她明白，她明白……她睡得很香吧？”　　“不，才睡着了一刻多钟。她一直在等你。”　　“你呢，你想干什么？”　　“我想不让她看见你回来。”　　又是一刹那的寂静。　　“艾蒂奈特，你是个好闺女。你听着：我明天到路易索家去，嗯，我向你发誓，你听见了吗？我一定回来吃晚饭，我不忍心让你等我，我不忍心让丽丝睡觉时心里难过。”　　然而，许诺、发誓并不总是管用的。只要他在外面又喝上一盅，他一定还是回来得那么晚。在家里，丽丝权力最大；到了外面，丽丝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看，”他常说，“说不喝结果又喝了，总不能谢绝朋友们的好意呀！既然已喝了第一杯，那就再来一杯吧，反正我不喝第三杯，可是因为口渴又再喝了一杯，接着酒兴就上来了。要知道，饮酒可以解愁，一喝酒，再也不去想债主了，眼前一片金光灿烂，似乎离开尘世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去漫游。那就干脆喝个够。总之，就是那么回事。”　　话也得说回来，象这样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并不经常发生。再说，“拣花苗”季节不长，等到季节一过，没有外出的理由，老爹也就不出门了，他不是那种独自去小酒店消磨时光的懒汉。　　紫罗兰时节过后，我们准备种植其它花卉。一个花农总是不会让他的园子有一寸白地的，这一茬卖完，另一茬必须马上栽上。　　花农为市场而劳动的本领就在于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向市场提供花卉，以便卖得出最好的价钱，这个时机就是一年中的几个大的瞻礼日①：圣皮埃尔瞻礼，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本名②叫皮埃尔、玛丽、路易或路易丝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些天售出的盆花或花束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这些花都是用来向亲戚朋友祝贺这种节日的。节日的前夜，巴黎满街是花：花店里，市场上，人行道上，马路旁，房屋的台阶上，凡是能放花的地方都放上了花。　　　　①②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按天主教教规，一年中有很多天被定为某一个圣人的纪念日，称某圣人瞻礼日，或简称某圣人瞻礼。又按天主教教规，婴孩生下的第三天必须进教堂领受洗礼，领洗时必须选一个圣人的名宇作为他的教名，也称本名。每一年的这个圣人的瞻礼日便成了这个人的本名瞻礼日或主保圣人瞻礼日。到了这一天，他的亲友要向他送花祝贺。这种天主教化的法国社会习俗，从四十年代开始，已逐渐淡薄。　　紫罗兰季节一结束，阿根老爹又为七、八月的重大瞻礼日特别是八月的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而辛勤劳动了。我们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雏菊皇后、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只要我们的花房和温室能摆得下多少我们就摆多少。我们还必须让所有的花在预定的日子里开放，既不能早开，也不能迟开。早开了，节日到来之前花已凋谢；迟开了，花赶不上佳节。人们不难理解，这是需要某种技巧的，因为人不是太阳和时间的主人，天气会时好时坏。阿根老爹被视为种花艺术的专家，他种的花，总是不早开也不迟开。这要操多少心！化出多大的劳动代价！　　我在故事里讲到的那个时刻，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我们是在八月五日，各种奇花含苞欲放：在园子里，露天生长的雏菊皇后蓓蕾初绽；花房中，在挡阳的、刷上乳白色石灰浆的玻璃窗下，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含苞待放，它们组成巨大的花丛或者花团锦簇的金字塔，看了使人眼花缭乱。我不时看见老爹心满意足地搓着手。　　“今年节气肯定不会错。”他对他的儿子们说。　　他默默地笑着，心里盘算着所有的鲜花售出后给他换来的收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辛的劳动。我们一刻也不休息，星期日也不例外。现在这一切都已待弄妥当。为了犒劳一番，我们决定全家在当天、也就是八月五日这个星期天到阿格伊去，在老爹的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卡比也去。那位朋友和老爹一样，也是花农。这一天，我们决定干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然后收拾收拾，锁上大门，高高兴兴地出发。估计五、六点钟可以到达阿格伊，我们准备在吃完晚饭后马上回家，以便早点上床，好在第二天一早精力充沛地下地干活。　　一切都按照决定了的做去。下午四点差几分，老爹锁上了大门。　　“大家出发啦！”他兴奋地说。　　“向前走，卡比！”　　我拉着丽丝，撤腿往前奔跑。卡比汪汪地在我们身边快乐地跳着，叫着。也许它以为我们又要长时间地走远路了吧，这对它比憋在家里好，老待在屋里使它厌倦了，我又不可能常常照顾它，而我的照顾，它认为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一个个穿着过节的衣服，准备去吃烤肉。路上的行人总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儿。丽丝戴着草帽，穿蓝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灰布高帮鞋。她成了我能见到的最漂亮、最活泼的小姑娘了；她的可爱，表现在她的活泼和清新的神态中；她的眼睛，她的微微翕动的鼻翼，她的肩膀和胳膊，她的一切显示出她那兴奋的心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我只知道在晚餐快结束时，我们中间不知是谁发现了西边的天空已经密布乌云。我们是在一棵大接骨树下露天吃着晚饭，所以不难发现暴风雨前的征兆。　　“孩子们，得赶紧回格拉西去！”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嚷开了：　　“怎么已经要走啦？”　　丽丝不吭气，不过她做了个表示不乐意和反对的动作。　　“风一起，”老爹说，“会把花房的窗于掀开的。快上路！”　　不用争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懂得：玻璃窗是花农的命根子，一旦被风刮破，花农会倾家荡产。　　“我在最前面走，”老爹说，“邦雅曼，你踉着我，亚历克西，你也跟着，我们快走。雷米陪着艾蒂奈特和丽丝在后头走。”　　二话没说，他们迈开大步往前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步子却没有那么快，艾蒂奈特和我还要按照丽丝的脚步不时调整我们的步子。　　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了，再也不东奔西跑了，再也不连蹦带跳了。　　天变得越来越黑，起风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云雾般的漫天尘土在地面上成团成团地呼啸着、滚动着。当我们被这种风的涡流裹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得停下来，背对着风，用两只手捂住眼睛。我们一张口，就被灌进满嘴沙土。　　由远处响起的雷声渐渐逼近，时而还夹杂着刺耳的巨响。　　我和艾蒂奈特拉着丽丝的手，拖着她往前走，因为她很难跟得上，我们比预计的要跑得慢多了。　　我们能在骤雨下来之前到家吗？　　老爹、邦雅曼和亚历克西能及时赶到家吗？　　对我们来说，最多被淋成个落汤鸡；但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他们必须保护好苗床不让它们遭受损毁，也就是说，必须关好窗子，防止花苗被大风连根掀起，刮个乱七八糟。　　隆隆的雷声一个紧接一个，密密层层的乌云使天空变得漆黑一片。接着，风撕开乌云，露出一块块古铜色的云层。很明显，这些乌云随时都有泻下倾盆大雨的可能。　　奇怪得很，在一片雷声之中，我们听到一个可怕的响声，从天上落下来，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犹如兵马骤至，金戈齐鸣。　　突然间，冰雹僻哩啪啦地下了起来。开始是些小粒子，打在我们的脸上，接着便是真正的冰雹，象雪崩一样倾泻下来。我们不得不躲进一家人家的大门口。　　于是，最可怕的冰雹降落了。转瞬间，街道象是在严冬季节，铺上了一层白色的雹子，鸽蛋大的雹子落下时发出喧天的响声，掺杂着玻璃被砸的碎裂声。雹子从屋顶上滚下来，滚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跟着纷纷滚下：碎瓦片、墙上的灰泥和打碎的石板瓦。石板瓦在白色的地面上变成一堆堆黑色的东西。　　“唉！玻璃窗全完了！”艾蒂奈特惊叫了起来。　　我脑子里也闪过这一可怕的念头。　　“也许老爹已及时赶到了。”　　“就算他们在下雹子前赶到，他们也来不及用草席盖好全部窗子，全完蛋了！”　　“听说雹子只在一个地方下。”　　“这里离家太近，那边不会不下的。假如雹子象这儿一样落在花房上，那可怜的爸爸会破产的。啊，天主啊，爸爸正指望卖掉这批花，他多么需要这笔钱呀！”　　我对商品的价格是外行，可我常常听人家说，一百块窗玻璃价值一千五百或一千八百法郎。我立即懂得：假若这场雹子砸碎了我们五、六百块玻璃的话，那么不算花房本身和那些花卉，这场天灾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已经够惨重的了！　　我很想问问艾蒂奈特，可是震耳的冰雹声几乎无法使我们互相听清楚。再说，她也没有心思说话，象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一把火烧掉的人一样，她绝望地瞧着落下的冰雹。　　这场可怕的雹灾没有持续多久，至多五、六分钟功夫，它骤然而来，又骤然而止。黑云慢慢向巴黎上空移动，我们也从大门口跑了出来。路上，硬邦邦的、圆圆的雹子似海边的鹅卵石，在行人的脚下滚动，那厚厚的冰雹埋没了行人的脚踝。　　丽丝穿着高帮布鞋，在冰冷的雹子地上寸步难行，我只好把她背上。她去时高高兴兴，这时却愁容满面，泪珠在她的眼睛里滚动。　　我们不久回到了家，只见大门敞开着，我们径直走进园子。　　多么凄惨的景象！全砸坏了，砸烂了。玻璃窗、花、碎玻璃片和雹子混杂在一起，杂乱地堆成一堆，早晨还是美丽富饶的园子，一下子成了一种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可怕的碎片残骸。　　老爹在哪里？我们到处找他，哪里都不见他的影踪。我们一直找到大温室，发现那里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地面上一片碎玻璃碴，他坐在它们中间的一张小凳上，神态沮丧。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站在他背后，一动不动。　　“唉，我可怜的孩子们！”听见我们踏着碎玻璃片的脚步声走近他时，他抬起头叹息道，“唉，我可怜的孩子们！”　　他紧紧抱着丽丝，哭了。　　他能说些什么好呢？　　这是一场灾祸。眼前看到的已经这样可怕，但是比这更可怕得多的，将是它的后果。　　很快，我从艾蒂奈特和男孩们那里得知，老爹已经明显地陷入了绝境。十年前他买进了这块园地，并在那上面盖了这所房子，卖地皮给他的那个人还借给他一笔贷款，让他购买一个花农所必需的工具和设备，地价和贷款必须在十五年内连本带息地付清。欠了债要还，这是当然的也是躲不开的，但更加躲不开的是这个债主所期望的那个时机，就是说，只要老爹有一次迟付，他就有权收还地皮、房子、花圃设备和工具。至于他已经收到的十年本息则仍归他所有。他在投机，他认为在这十五年内总有一天老爹会还不起欠他的债务。他在这场投机中不冒丝毫风险，他的债务人却没有一天不在冒倾家荡产的风险。　　亏了这场雹子，债主盼望了已经十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现在，接着要发生的是些什么呢？　　我们是处于一种对可怕的前途无法预知的不安的心境中，但时间并不长，第二天就是老爹应当用卖花得来的钱偿还这一年度本息的日子，我们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先生从门口走了进来，样子不太礼貌。他交给我们一张贴了印花的纸①，他在空白处还填了几个字。　　　　①　指贴上印花的文书。文书上贴了印花，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这里是指法院送给老花农的关于清偿债务及其期限的裁决。　　他是个执达员②。　　　　②　旧时指给诉讼当事人送传票、判决、裁决、催告等文书的法院办事人员。　　从这天起，他三日两头来逼债，因此，他连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雷米，你好！”执达员常常这样打着招呼，“亚历克西，你好！艾蒂奈特小姐，你好吗？”　　他笑嘻嘻地将印花纸交给我们，如同交给他的朋友一样。　　“再见，孩子们！”　　“见鬼去吧！”　　老爹不能再待在家里，他老在城里奔忙。他到哪儿去了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从前是个有什么讲什么，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可现在再也不说一句话。他常到代理人①家去，大概要出庭了。　　　　①　指专门替委托人办理借贷、清偿、找担保以及在公证处办理公证等商业事务的人。　　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恐惧。维泰利斯也到过法庭，我知道出庭带来的后果。　　老爹打的官司要等很长时间才有结果。冬天的一部分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当然不可能把花房修好，连玻璃窗也没有配好。我们只好在花房里种些蔬菜和不需要遮盖的花卉，这卖不了什么大钱。不过，这样总算有一点收入，再说，我们也有活儿干了呀！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比平时更加垂头丧气。　　“孩子呀！”他说，“全完啦！”　　我想走出去，因为我懂得严重的情况就要发生。他是在对他的子女们说话，我觉得不应该在旁边听着。　　可是他招招手，不让我走开。　　“你难道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吗？”他说，“你年纪还小，听不大懂我要对你说的。可是你也是尝够了人间的苦难的，你会听懂的。孩子们，我要和你们分别了。”　　只听到一片惊叹声和悲痛声。　　丽丝扑到他的怀里，哭着亲他爸爸。　　“啊！你们都明白：不是我愿意抛弃你们这样的好孩子，抛弃小宝贝丽丝。”　　他把丽丝紧紧搂在怀里。　　“他们判我必须还清债务，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变卖家里的所有东西，但这还不够，所以我将蹲五年监牢，我不能用钱偿还，只好用我的肉体、用我的自由来抵偿。”　　我们全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是的，这是伤心的事！”他说，“可是不能违抗法律，这是法律啊。我的律师对我讲：‘从前的法律更严厉，当债务人无力向债权人还债时，债权人有权将他的肉体剁开，而且要切多少块就切多少块。’我还只是坐牢，大概过几天就得进去，要坐五年。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办呢？多可怕呀！”　　又是一片沉寂。我不知道别人听了是什么滋味，我反正觉得太可怕了。　　“你们一定以为我没有把这事深思熟虑过吧，下面是我作出的决定，我进了监狱以后，决不让你们感到孤独，决不让你们被遗弃。”　　我又有了一线希望。　　“雷米，你给我的姐姐卡德琳娜·苏里奥写封信，她住在涅夫勒省的德勒齐；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请她上这儿来。卡德琳娜头脑冷静，她会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以同她一起商量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是破天荒第一次写信，真是万事开头难呀！　　老爹的话说得含糊不清，但里面却含着某种希望。在我们目前落难的情况下，能抱有希望已十分知足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　　我们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卡德琳娜即将到来，她是位善于处理事务的女人，这使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孩子觉得有救了。　　对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来讲，世上是没有难事的。　　然而卡德琳娜没有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来得及时。商务警察，也就是拘捕债务人的警察，比她先来了一步。　　老爹刚刚出门到他朋友家去。他走到街上，迎面碰上了警察，我当时正陪着他。一秒钟的功夫，我们便被围住了。老爹没有逃走的意思。他脸色变得苍白，好象感到不舒服，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警察，允许他和孩子们吻别。　　“别伤心，”其中二个警察说，“债务监牢并不那么可怕，那里正直的人居多数。”　　在商务警察的押送下，我们回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