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瞎说。”“你喜欢这样。”“哦，算了。我喜欢又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我说。我们跟着手风琴的音乐跳着舞，有人在弹班卓琴。很热，但我感到快活。我们擦过乔杰特的身边，她正和他们之中的另一个人在跳舞。“什么东西迷住了你，使你把她带来的？”“不知道，我就是把她带来了。”“你太过于罗曼蒂克了。”“不是的，由于无聊。”“现在呢？”“哦，现在好了。”“我们离开这里吧。有人好好照顾着她。”“你想走？”“我不想走能要你走吗？”我们离开舞池。我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外衣穿上。勃莱特站在酒吧柜边。科恩同她在说话。我在酒吧柜台边停下，问他们要个信封。老板娘找到了一个。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把它放进信封，封上，然后把它交给老板娘。“和我一起来的那位姑娘要是问起我，请你把这个交给她，”我说。“如果她跟哪位先生一起走，请你把它给我保管一下。”“一言为定，先生，”老板娘说。“你现在就走？这么早走？”“是的，”我说。我们朝门口走去。科恩仍然在跟勃莱特说话。她说了声再见就挽起我的手臂。“再见，科恩，”我说。到了外面大街上，我们要找辆出租汽车。“你会白白丢掉你那五十法郎的，”勃莱特说。“哦，不错。”“没有出租汽车。”“我们可以步行到先贤词去雇一辆。”“走吧，我们到隔壁酒店去喝一杯，叫人去雇吧。”“你连过马路这几步路都不愿意走。”“只要能想法不走路，我就不走。”我们走进隔壁酒吧间，我打发一名侍者去叫车。“好了，”我说，“我们摆脱他们了。”我们站在高高的白铁酒吧柜边，默默相视。侍者来了，说车子在门外。勃莱特紧紧捏住我的手。我给侍者一个法郎，我们就出来了。“我叫司机往哪儿开？”我问。“哦，跟他说就在附近兜兜。”我吩咐司机开到蒙特苏里公园，就上车，砰地关上车门。勃莱特向后靠在车厢一角，闭着眼睛。我上车坐在她的身旁。车子抖了一下就启动了。“哦，亲爱的，我是多么不幸啊，”勃莱特说。第四章汽车登上小山，驶过明亮的广场，进入一片黑暗之中，继续上坡，然后开上平地，来到圣埃蒂内多蒙教堂后面的一条黑黝黝的街道上，顺着柏油路平稳地开下来，经过一片树林和康特雷斯卡普广场上停着的公共汽车，最后拐上鹅卵石路面的莫弗塔德大街。街道两旁，闪烁着酒吧间和夜市商店的灯光。我们分开坐着，车子在古老的路面上一路颠簸，使得我们紧靠在一起。勃莱特摘下帽子，头向后仰着。在夜市商店的灯光下，我看见她的脸，随后车子里又暗了，等我们开上戈贝林大街，我才看清楚她的整个脸庞。这条街路面给翻开了，人们在电石灯的亮光中在电车轨道上干活。勃莱特脸色苍白，通亮的灯火照出她脖子的修长线条，街道又暗下来了，我吻她。我们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接着她转过身去，紧靠在车座的一角，离我尽量远些。她低着头。“别碰我，”她说。“请你别碰我。”“怎么啦？”“我受不了。”“啊，勃莱特。”“别这样。你应该明白。我只是受不了。啊，亲爱的，请你谅解！”“你难道不爱我？”“不爱你？你一碰我，我的整个身体简直就成了果子冻。”“难道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她直起身来。我用一只胳臂搂住她，她背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俩十分安详。她正用她那惯常的神情盯着我的眼睛，使人纳闷，她是否真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看。似乎等到世界上别人的眼睛都停止了注视，她那双眼睛还会一直看个不止。她是那样看着我，仿佛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她不是用这种眼神看的，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她都不敢正视。“那么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我说。“不知道，”她说，“我不愿意再受折磨了。”“那么我们还是分手的好。”“可是，亲爱的，我看不到你可不行。你并不完全明白。”“我不明白，不过在一起总得这样。””“这是我的过错。不过，难道我们不在为我们这一切行为付出代价？”她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她眼睛里的景深时时不同，有时看来平板一片。这会儿，你可以在她眼睛里一直望到她的内心深处。“我想到我给很多人带来痛苦。我现在正在还这笔债呢。”“别说傻话了，”我说。“而且，对我自己的遭遇，我总是一笑置之。我从来不去想它。”“是的，我想你是不会的。”“好了，别谈这些啦。”“有一次，我自己对这种事也觉得好笑。”她的目光躲着我。“我兄弟有个朋友从蒙斯回家来，也是那个样子。仿佛战争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小伙子们什么事也不懂，是不是？”“对，”我说。“人人都是这样，什么事也不懂。”我圆满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过去，我也许曾从绝大多数的角度来考虑过这件事，包括这一种看法：某些创伤，或者残疾，会成为取笑的对象，但实际上对受伤或者有残疾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够严重的。“真有趣，”我说。“非常有趣。但是谈情说爱也是富有乐趣的。”“你这么看？”她的眼睛望进去又变得平板一片了。“我指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乐趣。那多少是一种叫人欢欣的感情。”“不对，”她说。“我认为这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见面总是叫人高兴的。”“不。我可不这么想。”“你不想和我见面？”“我不得不如此。”此时，我们坐着象两个陌生人。右边是蒙特苏里公园。那家饭店里有一个鳟鱼池，在那里你可以坐着眺望公园景色，但是饭店已经关门了，黑洞洞的。司机扭过头来。“你想到哪儿去？ ” 我问。勃莱特把头扭过去。“噢，到‘雅士’去吧。”“雅士咖啡馆，”我吩咐司机说。“在蒙帕纳斯大街。”我们径直开去，绕过守卫着开往蒙特劳奇区的电车的贝尔福狮子像。勃莱特两眼直视前方。车子驶在拉斯帕埃大街上，望得见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灯光了，勃莱特说：“我想要求你做件事，不知道你会不会见怪。”“别说傻话了。”“到那儿之前，你再吻我一次。”等汽车停下，我下车付了车钱。勃莱特一面跨出车门，一面戴上帽子。她伸手给我握着，走下车来。她的手在颤抖。“喂，我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她拉下她戴的男式毡帽，走进咖啡馆。参加舞会的那伙人几乎都在里面，有靠着酒吧柜站着的，也有在桌子边坐着的。“嗨，朋友们，”勃莱特说。“我要喝一杯。”“啊，勃莱特！勃莱特！”小个子希腊人从人堆里向她挤过来，他是一位肖像画家，自称公爵，但别人都叫他齐齐。“我告诉你件好事。”“你好，齐齐，”勃莱特说。“我希望你见一见我的一个朋友，”齐齐说。一个胖子走上前来。“米比波普勒斯伯爵，来见见我的朋友阿施利夫人。”“你好？”勃莱特说。“哦，夫人，您在巴黎玩得尽兴吧？”表链上系着一颗麋鹿牙齿的米比波普勒斯伯爵问。“还可以，”勃莱特说。“巴黎真是个好地方，”伯爵说。“不过我想您在伦敦也有许多好玩的。”“是啊， ” 勃莱特说。“好玩着哩。”布雷多克斯坐在一张桌边叫我过去。“巴恩斯，”他说，“来一杯。你那个女朋友跟人吵得好凶啊。”“吵什么？”“为了老板娘的女儿说了些什么。吵得真热闹。你知道，她可真行。她亮出她的黄票，硬要老板娘的女儿也拿出来。好一顿嚷嚷。”“后来怎么样？”“哦，有人把她送回家去了。姑娘长得可不赖。说一口漂亮的行话。坐下喝一杯吧。”“不喝了，”我说。“我得走了。看见科恩没有？”“他和弗朗西丝回家了，”布雷多克斯太太插嘴说。“真可怜，他看来消沉得很，”布雷多克斯说。“他确实这样，”布雷多克斯太太说。“我要回去了，”我说。“再见吧！”我到酒吧柜边和勃莱特说了再见。伯爵在叫香槟酒。“先生，您能赏光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吗？”他问。“不喝了。非常感谢。我得走了。”“真的要走？”勃莱特问。“是的，”我说。“我头痛得厉害。”“明天见？”“到办公室来吧。”“恐怕不成。”“好吧，你说在哪儿？”“五点钟左右，哪儿都行。”“那么在对岸找个地方吧。”“好。五点钟我在克里荣旅馆。”“别失约啊，”我说。“别担心，”勃莱特说。“我从来没有糊弄过你，有过吗？”“迈克有没有信来？”“今天来了一封。”“再见，先生，”伯爵说。我走到外面人行道上，向圣米歇尔大街走去，走过依然高朋满座的洛东达咖啡馆门前的那些桌子，朝马路对面的多姆咖啡馆望去，只见那里的桌子一直排到了人行道边。有人在一张桌边向我挥手，我没看清是谁，顾自往前走去。我想回家去。蒙帕纳斯大街上冷冷清清。拉维涅餐厅已经紧闭店门，人们在丁香园咖啡馆门前把桌子叠起来。我在奈伊的雕像前面走过，它在弧光灯照耀下，耸立在长着新叶的栗子树丛中。靠座基放着一个枯萎的紫红色花圈。我停住脚步，看到上面刻着：波拿巴主义者组织敬建。下署日期已经记不得了。奈伊元帅的雕像看来很威武：脚蹬长靴，在七叶树绿油油的嫩叶丛中举剑示意。我的寓所就在大街对过，沿圣米歇尔大街走过去一点。门房里亮着灯。我敲敲门，女看门人把我的邮件递给我。我祝她晚安，就走上楼去。一共有两封信和几份报。我在饭间煤气灯下看了一下。信件来自美国。一封是银行的结帐单。上面写着结余2432．60美元。我拿出支票簿，扣除本月一号以来开出的四张支票的金额，发现我尚有存款1832．60美元。我把这个数字写在结帐单的反面。另一封是结婚请柬。阿洛伊修斯. 柯尔比先生和夫人宣布他们的女儿凯瑟琳结婚——我既不认识这位姑娘，也不认识跟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这张结婚请柬想必已经发遍全市。这名字很怪。我确信，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取名叫阿洛伊修斯的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名字。请柬上端印有一个纹章的顶饰。正如齐齐有一个希腊公爵的头衔一样。还有那位伯爵。那位伯爵很有意思。勃莱特也有个头衔——阿施利夫人。勃莱特见鬼去吧！你，阿施利夫人，见鬼去吧！我点上靠床头的灯，关掉饭间里的煤气灯，打开那几扇大窗。床离窗户很远，窗子开着，我在床边坐下，脱掉衣服。外面，有一列夜车在有轨电车轨道上打门前经过，运送蔬菜到菜场。每当夜间睡不着，这声音响得很烦人。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望着床边大衣柜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这屋里的陈设纯属典型的法国风格。我看好算很实用的吧。偏偏在那个地方受了伤。我看这是会惹人好笑的。我穿上睡衣，钻进被窝。我拿了那两份斗牛报，拆开封皮。一份橙色。另一份黄色。两份报的新闻往往雷同，所以不管先看哪一份就会使另一份减色。《牛栏》报办得好一些，我就先看这一份。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包括读者小信箱栏和谜语笑话。我把灯吹灭。我心想大概能够入睡了。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起这一块多年的心病。唉，在意大利那被人当作笑柄的战线受了伤并溃逃，真不光彩啊。在意大利的医院里，我们这一类人可以组成一个团体了。这个团体有个很滑稽的意大利名字。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意大利人后来怎么样了。 那是在米兰总医院的庞蒂病房里。 隔壁的大楼是藏达病房。有一尊庞蒂（或许是藏达）的雕像。这就是上校联络官来慰问我的地方。真是滑稽。这大概是最最滑稽事情了。我全身绑着绷带。但是有人告诉了他我的情况。他就做了一番了不起的演说：“你，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任何外国人在他看来都是英国人），做出了比牺牲生命更重大的贡献。”讲得多精彩啊！我真想把这番讲话装裱起来挂在写字间的墙上。他一点没笑。我猜想他是在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哪。“多么不幸！多么不幸！”过去我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尽量把它看得淡薄一些，只求不要给别人带来烦恼。后来把我送到了英国，如果没有碰上勃莱特，我或许永远不会有任何烦恼。依我看，她只想追求她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唉，人就是这么样。叫人都见鬼去吧！天主教会可有个绝妙的方法来处理这一切。反正是一番忠言吧。不要去想它。哦，好一番忠言。今后就忍着点吧。就忍着点吧。我睡不着，只顾躺着寻思，心猿意马。接着我无法控制自己，开始想起勃莱特，其它的一切念头就都消逝了。我思念着勃莱特，我的思路不再零乱，开始好象顺着柔滑的水波前进了。这时，我突然哭泣起来。过了一会儿，感到好过些，躺在床上倾听沉重的电车在门前经过，沿街驶去，然后我进入了睡乡。我醒过来。外面有人在争吵。我听着，觉得有个声音很熟。我穿上晨衣向门口走去。看门的在楼下嚷嚷着。她火气很大。我听见提到我的名字，就朝楼下喊了一声。“是你吗，巴恩斯先生？”看门的喊道。“是的。是我。”“这里来了个不知什么名堂的女人，她把整条街都吵醒了。深更半夜嚷嚷成这个样子，真不象话！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告诉她你睡着了。”这时我听见了勃莱特的说话声。刚才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只当是乔杰特呢。可是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她哪能知道我的地址啊。“请你让她上来好吗？”勃莱特走上楼来。我见她喝得醉醺醺的。“干得真蠢，”她说。“惹起了好一阵争吵。嗨，你没有睡觉吧，是不是？”“那依你看我在干什么？”“不知道。几点钟啦？”我看钟。已经四点半了。“连时间都过糊涂了，”勃莱特说。“嗨，能不能让人家坐下呀？别生气，亲爱的。刚离开伯爵。他送我来这儿的。”“他这人怎么样？”我拿出白兰地、苏打水和两个杯子。“只要一丁点儿，”勃莱特说。“别把我灌醉了。伯爵吗？没错儿！他是我道中人。”“他真是位伯爵？”“祝您健康。我想是真的吧。不管怎么说，不愧是位伯爵。多懂得人情世故啊。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这一套的。在美国开了好多家联号糖果店。”她举起杯子抿了一口酒。“想想看，他把糖果店称作‘联号’或者类似‘联号’这样的名称。把它们全串联在一起。给我讲了一点。太有趣了。不过他是我道中人。啊，说真的。毫无疑问。这总是错不了的。”她又喝了一口。“我干吗为他吹嘘这些呢？你不介意吧！你知道，他在资助齐齐。”“齐齐真的是公爵？”“这我并不怀疑。是希腊的公爵，你知道。是位末流画家。我比较喜欢伯爵。”“你同他到哪儿去啦？”“哪儿都去了。方才他把我送到这儿来。他提出给我一万美元，要我陪他到比亚里茨去。这笔钱折合多少英镑？”“两千左右。”“好大一笔钱呐。我告诉他我不能去。他倒蛮有肚量，并不见怪。我告诉他，在比亚里茨我的熟人太多。”勃莱特格格地笑了。“咳，你反应太迟钝了，”她说。我刚才只呷了几口白兰地苏打，这才喝了一大口。“这就对了。真有意思，”勃莱特说。“后来他要我跟他到戛纳去，我说，在戛纳我的熟人太多。蒙特卡洛。我说，在蒙特卡洛我的熟人太多。我对他说，我哪儿都有很多熟人。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叫他带我到这里来了。”她把手臂支在桌子上，用手端起酒杯，两眼望着我。“你别这样瞅我，”她说。“我对他说我爱着你。这也是真的。别这样瞅我。他很有涵养。明天晚上他要用汽车接我们出去吃饭。愿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呢？”“现在我该走了。”“为什么？”“只不过想来看看你。真是个傻念头。你想不想穿衣服下楼？他的汽车就在街那头停着。”“伯爵？”“就他本人。还有位穿号衣的司机。要带我兜一圈，然后到Bois去吃早饭。有几篮酒食。全是从柴利饭店弄来的。成打的穆默酒。不馋？”“上午我还得工作，”我说，“跟你比，我太落后了，追不上了，和你们玩不到一块去。”“别傻了。”“不能奉陪了。”“好吧。给他捎句好话？”“随你怎么说都行。务必做到。”“再见了，亲爱的。”“别那么伤感。”“都怪你。”我们亲吻道别，勃莱特全身一哆嗦。“我还是走开的好，”她说。“再见，亲爱的。”“你可不一定走嘛。”“我得走。”我们在楼梯上再次亲吻。我叫看门的开门，她躲在屋里嘟嘟囔囔的。我回到楼上，从敞开的窗口看勃莱特在弧光灯下顺着大街走向停在人行道边的大轿车。她上了车，车子随即开走了。我转过身来。桌上放着一只空杯子，另外一只杯子里还有半杯白兰地苏打。我把两只杯子拿到厨房里，把半杯酒倒进水池子。我关掉饭间里的煤气灯，坐在床沿上，甩掉拖鞋就上了床。就是这个勃莱特，为了她我直想哭。我想着最后一眼看到她在街上行走并跨进汽车的情景，当然啦，不一会儿我又感到糟心透了。在白天，我极容易就可以对什么都不动感情，但是一到夜里，那是另一码事了。第五章第二天早晨，我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走到索弗洛路去喝咖啡，吃奶油小圆蛋糕。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卢森堡公园里的七叶树开了花。使人感到一种热天清晨凉爽宜人的气氛。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然后抽了一支烟。卖花女郎正从市场归来，在布置供一天出售的花束。过往学生有的上法学院，有的去巴黎大学的文理学院。来往电车和上班的人流使大街热闹非常。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站在车后的平台上，驶向马德林教堂。从马德林教堂沿着嘉布遣会修士大街走到歌剧院，然后走向编辑部。我在一位手执跳蛙和玩具拳击手的男子身边走过。他的女伙计用一根线操纵玩具拳击手。她站着，交叉着的双手擦着线头，眼睛却盯着别处。我往旁边绕着走，免得碰在线上。那男子正向两位旅游者兜售。另外三位旅游者站停了观看。我跟在一个推着滚筒、 往人行道上印上湿涌涌的CINZANO字样的人后面走着。一路上行人都是上班去的。上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穿过马路拐进编辑部。在楼上的写字间里，我读了法国各家晨报，抽了烟，然后坐在打字机前干了整整一上午的活。十一点钟，我搭出租汽车前住凯道赛。我进去和十几名记者一起坐了半小时，听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一位戴角质框眼镜的《新法兰西评论》派年轻外交官）讲活并回答问题。参议院议长正在里昂发表演说，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他正在归途中。有几个人提问题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有些通讯社记者提了两三个问题是想了解真相的。没有新闻。我和伍尔塞及克鲁姆从凯道赛一同坐一辆出租汽车回去。“每天晚上你都干些什么，杰克？”克鲁姆问。“哪儿也见不着你。”“喔，我经常待在拉丁区。”“哪天晚上我也去。丁戈咖啡馆。那是最好玩的地方，是不是？”“是的。丁戈，或者新开张的雅士咖啡馆。”“我早就想去，”克鲁姆说。“可是有了老婆孩子，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玩不玩网球？”伍尔塞问。“哦，不玩，”克鲁姆说。“可以说，这一年我一次也没有玩过。我总想抽空去一次，可是星期天老下雨，网球场又那么挤。”“英国人在星期六都休息的，”伍尔塞说。“这帮小子有福气，”克鲁姆说。“哦，我跟你说吧。有朝一日，我要不再给通讯社干。那时候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到乡间去逛逛罗。”“这就对了。在乡间住下，再弄辆小汽车。”“我打算明年买一辆。”我敲敲车窗。司机刹住车。“我到了，”我说。“上去喝一杯吧。”“不了，谢谢，老朋友，”克鲁姆说。伍尔塞摇摇头说，“我得把他上午发表的消息写成稿件发出去。”我在克鲁姆手里塞了个两法郎的硬币。“你真是神经病，杰克，”他说。“这趟算我的。”“反正都是编辑部出的钱。”“不行。我来付。”我挥手告别。克鲁姆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星期三吃饭时再见。”“一定。”我坐电梯到了写字间。罗伯特. 科恩正等着我。“嗨，杰克，”他说。“出去吃饭好吗？”“好。我来看看有什么新到的消息。”“上哪儿去吃？”“哪儿都行。”我扫了我的办公桌一眼。“你想到哪儿去吃？”“‘韦泽尔’怎么样？那里的冷盘小吃很好。”到了饭店，我们点了小吃和啤酒。洒保头儿端来啤酒，啤酒很凉，高筒酒杯外面结满水珠。有十几碟不同花色的小吃。“昨儿晚上玩得很开心？”我问。“不怎么样。”“你的书写得怎么样啦？”“很糟。第二部我都写不下去了。”“谁都会碰到这种情况的。”“唉，你说的我明白。不过，烦死我了。”“还惦着到南美去不？”“还想去。”“那你为什么还不动身？”“就因为弗朗西丝。”“得了，”我说，“带她一起去。”“她不愿意去。这种事情她不喜欢。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那你就叫她见鬼去吧！”“我不能这么做。我对她还得尽某种义务。”他把一碟黄瓜片推到一边，拿了一碟腌渍青鱼。“你对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了解多少，杰克？”“得称她阿施利夫人。勃莱特是她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好姑娘，”我说。“她正在打离婚，将要和迈克.坎贝尔结婚。迈克眼前在苏格兰。你打听她干吗？”“这个女人很有魅力。”“是吗？”“她有某种气质，有某种优雅的风度。她看来绝对优雅而且正直。”“她非常好。”“她这种气质很难描述，”科恩说。“我看是良好的教养吧。”“听你的口气似乎你非常喜欢她。”“我很喜欢她。要是我爱上她，那是一点不奇怪的。”“她是个酒鬼，”我说。“她爱迈克. 坎贝尔，她要嫁给他。迈克迟早会发大财的。”“我不相信她终究会嫁给他。”“为什么？”“不知道。我就是不相信。你认识她很久了？”“是的，”我说，“我在大战期间住院时，她是志愿救护队的护士。”“那时候她该是个小姑娘吧，”“她现在三十四岁。”“她什么时候嫁给阿施利的？”“在大战期间。那时候，她真心爱的人刚刚死于痢疾。”“你说得真挖苦。”“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不过是想把事实告诉你。”“我不相信她会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咳，”我说。“她已经这样干过两次了。”“我不相信。”“行了，”我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回答，你就别向我提那么一大堆愚蠢的问题。”“我并没有问你那些。”“是你向我打听勃莱特.阿施利的情况。”“我并没有叫你说她的坏话。”“哼，你见鬼去吧！”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从座位上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站在摆满小吃碟子的桌子后面。“坐下，”我说。“别傻气了。”“收回你这句话。”“别耍在补习学校时候的老脾气了。”“收回！”“好。什么都行。勃莱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这行了吧？”“不。不是那件事。是你叫我见鬼去的那句话。”“噢，那就别见鬼去，”我说，“坐着别走，我们刚开始吃哩。”科恩重新露出笑容，并且坐了下来。看来他是乐意坐下的。他如果不坐下又能干什么呢？“你竟说出这种无礼的话，杰克。”“很抱歉。我说话不好听。但心里可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我明白了，”科恩说。“实际上，你可算得上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杰克。”愿上帝保佑你，我心里寻思。“我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说出口来。“对不起。”“没事儿了。好了。我生气只是一阵子。”“这就好。我们另外再弄点吃的。”吃完饭之后，我们漫步来到和平咖啡馆喝咖啡。我感觉到科恩还想提勃莱特，但是我把话叉开了。我们扯了一通别的事情，然后我向他告别，回到编辑部。第六章五点钟，我在克里荣旅馆等候勃莱特。她不在，因此我坐下来写了几封信。信写得不怎么样，但我指望克里荣旅馆的信笺信封能对此有所弥补。勃莱特还是没有露面，因此在六点差一刻光景我下楼到酒吧间和酒保乔治一块喝了杯鸡尾酒。勃莱特没有到酒吧间来过，所以出门之前我上楼找了一遍，然后搭出租汽车上雅士咖啡馆。跨过塞纳河时，我看见一列空驳船神气十足地被拖曳着顺流而下，当船只驶近桥洞的时候，船夫们站立在船头摇桨。塞纳河风光宜人。在巴黎过桥总是叫人心旷神怡。汽车绕过一座打着旗语姿势的旗语发明者的雕像，拐上拉斯帕埃大街。我靠后坐在车座上，等车子驶完这段路程。行驶在拉斯帕埃大街上总是叫人感到沉闷。这条街很象巴黎-里昂公路上枫丹白露和蒙特罗之间的那一段， 这段路自始至终老是使我感到厌烦、空虚、沉闷。我想旅途中这种使人感到空虚的地带是由某些联想所造成的。巴黎还有些街道和拉斯帕埃大街同样丑陋。我可以在这条街上步行而毫不介意。 但是坐在车子里却令人无法忍受。也许我曾读过描述这条街的书。罗伯特.科恩对巴黎的一切印象都是这样得来的。我不知道科恩看了什么书才会如此不欣赏巴黎。大概是受了门肯的影响。门肯厌恶巴黎。有多少年轻人的好恶受到门肯的影响啊。车子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前停下来。你在塞纳河右岸要司机开往蒙帕纳斯无论哪个咖啡馆，他们总是把你送到“洛东达”。十年以后，“多姆”大概会取而代之。反正“雅士”离此很近。我从“洛东达”那些叫人沮丧的餐桌旁走过，步行到“雅士”。有几个人在里面酒吧间内，哈维. 斯通独自在外面坐着。他面前放着一大堆小碟子，他需要刮刮脸了。“坐下吧，”哈维说，“我正在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