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TheSlit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他大笑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恶意：“过来！” 我穿上牛仔裤。“不。”我说着伸手去拿T恤，“起来。拜托！”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发生——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苍白消瘦，阴茎几乎有点可笑。他穿衣服的时候我扭开了头看着窗外。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我想。我越过了一条界线，现在我回不去了。“那么，再见。”他说，但我没有答话，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有回头。 耳边一个声音把我带回了现实。“很好。现在有更多的照片，克丽丝。”帕克斯顿医生说，“只要一张张地看，告诉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好吗？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他们会给我看什么呢？我想。是谁？情况能有多糟糕？ 好的，我心想。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孩子——一名四五岁的女孩——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这个女孩指着什么东西，她们两人都笑着，在背景处稍微模糊的地方是一道栏杆，围栏后一只老虎正在休息。一个母亲，我心想。一个女儿。在动物园里。我看着女孩的脸，突然惊讶地恍然意识到那女孩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呼吸凝滞在我的喉咙里。我不记得去过动物园，但照片就在面前，这是我们曾去过的证明。想起两位医生的话，我默默地说：我。母亲。我盯着屏幕，想要把她的形象刻进我的记忆里，可是画面退了色，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照片上还是我的母亲，现在老了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拄着相片中她使用的拐杖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我的母亲，我再次想，这时心里冒出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字：受着痛苦。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得不努力再次睁开。我开始握住手里的球。 接着图像很快被换了，我只认得其中的几张。一张是我在回忆中见过的朋友，一阵激动后我几乎马上就认出了她。她看上去就像我想象的模样，穿着旧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抽着烟，红头发松散凌乱。另一张照片是她剪短了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墨镜被高高地推在她的头顶上。接下来一张是我父亲的照片——我是个小女孩时候的他，快活地笑着，在我们的前室读报纸——然后是我和本的合影，与另一对不认识的夫妇站在一起。 其他照片上是陌生人。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黑皮肤女人，另一个身穿套装的女人坐在一个书架前面，从半月形眼镜上探出目光盯着镜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庄重。一个有圆脸和栗色头发的男人，另外一个蓄须的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在吃冰激凌的男孩，接着又是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画画。一群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看着相机。一个迷人的男人，头发黑而略长，细长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深色框眼镜，一边侧脸上拉下了一道疤。照片没完没了地出现，我看着它们，想把它们放进脑海、想要记起它们如何——或者它们是否——跟我生命的锦缎交织在一起。我按医生的吩咐去做。我的状态良好，可接着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起来。机器的呼呼声似乎变尖变大了，直到变成了警报声，抓紧了我的胃不肯放手。我不能呼吸、闭上了眼睛，沉甸甸的毛毯开始在我身上往下压，像一块大理石板一般沉重，让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死了。 我捏了捏右手，可是它握成了一个拳头，什么也没有捏到。指甲捏进了手掌心里：我弄丢了球。我大叫出声，发出了无声的哭喊。 “克丽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克丽丝。”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又叫了出来，把毛毯从身上踢开。 “克丽丝！” 声音现在更大了，警报声拖着尾音停了下来，一扇门砰地打开，房间里有人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胳膊、腿上和胸前，我睁开了眼睛。 “没事了。”纳什医生在我耳边说，“你会没事的。我在这里。” 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平静了下来——还把我的手提包、耳环和结婚戒指都还了回来——纳什医生和我便去了一个咖啡吧。它就在走廊里，规模不大，有橙色塑料椅子和黄色福米加桌子，摆着一盘盘不再新鲜的糕点和三明治，在耀眼的光线下看上去不太精神。我的钱包里没有钱，但我让纳什医生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胡萝卜蛋糕，在他付账端东西时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屋外阳光灿烂，院子里的青草拖下长长的阴影，草坪上点缀着紫色的花朵。 纳什医生的椅子在桌子底下发出刮擦声。现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看上去轻松多了。“给你。”他说着把托盘放在我的面前，“希望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他给自己点了茶，他从桌子正中取糖加进杯子时茶袋还浮在糖浆一样的水里。我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个鬼脸。咖啡太苦也太烫。 “很好。”我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咖啡。“我没有想到这里让你这么难受。” “是很压抑。”我说，“还吵。” “是的，当然。” “我弄丢了紧急按钮。” 他没有说什么，反而搅起了饮料。他捞起茶包放在托盘上，喝了一口茶。 “出了什么事？”我说。 “很难说，你吓着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里面不舒服，就像你说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蛋糕。还没有碰过，干巴巴的。“那些照片。那些人是谁？你从哪里拿到的照片？” “是好些照片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我是从你的医疗档案里取的，几年前本把它们捐了出去。为了这次练习我让你从家里带了几张照片——你说它们贴在你的镜子旁边。有些是我找来的——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照组。我们把照片混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人，你应该、或者可能记得的人。家人、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余的人来自你生活中那些绝对不记得的时段。帕克斯顿医生和我在试图查看你读取这些不同时段的记忆时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最强烈的反应是针对你的丈夫，但你对别人也有反应。尽管你不记得过去的人，但神经兴奋的模式绝对存在。” “红头发的女人是谁？”我问。 他笑了：“也许是一位老朋友？”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恐怕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在你的档案里，没有标注。” 我点点头。一个老朋友。我当然知道这个——我想要的是她的名字。 “不过你说我对照片有反应？” “其中一些，是的。” “这很好吗？” “我们需要对结果作更详细的研究才能真正确定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这项技术很新，”他说，“具有实验性。” “我明白了。”我切掉胡萝卜蛋糕的一块角。蛋糕有点苦，糖霜又太甜。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他要不要蛋糕，他拍着肚子拒绝了。“得小心这个！”他说，尽管我认为他还完全不用担心。他的肚子现在看上去还很平，虽然看起来它是会长出一个大肚皮的那种类型。不过至少现在他还年轻，岁月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我不胖，体重甚至没有超标，但它仍然让我吃惊。我坐下时它露出的模样跟我期望的不一样。我的臀松松垮垮，叠起腿时两条粗糙的大腿互相摩擦着。我前倾身体去取杯子，乳房在内衣里摇晃，仿佛在提醒我它们的存在。淋浴时我感到手臂下的皮肤轻微地晃荡，几乎难以察觉。我比想象中要胖，占去了更多的空间。我不是一个小女孩，体格紧凑，皮肤紧紧地裹在骨架上，甚至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我的身体开始分离出脂肪了。 我看着碰也没有碰的蛋糕，好奇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我会继续发胖，我会变得矮矮肥肥，像一个派对气球一样越来越鼓。也有可能我会保持现在的体型，但一直都对它无法接受，眼睁睁地看着脸上的皱纹变深、手上的皮肤变得跟洋葱皮一样薄，我在浴室里的镜子里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老女人。 纳什医生低下头挠他的头顶。透过他的头发我可以看到头皮，顶心的一圈头皮格外明显。我想，他现在还不会注意到，不过有一天他会的。他会看到从后背角度照的自己的照片，或者在更衣室把自己吓一跳，还有可能他的理发师或女朋友会说上几句。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当他抬起头时我想。 “噢。”他用一种强装出来的开心口吻说，“我给你带了些东西。一份礼物。嗯，不算是礼物，只不过是一件你可能想要的东西。”他弯腰从地上拿起他的公文包。“可能你已经有一本了。”他说着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包裹，“给你。” 我拿到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还能是什么呢？它在我的手里沉甸甸的。他用一个加厚软垫信封把它裹了起来，用胶带封了口，上面用粗粗的黑色记号笔写着我的名字。克丽丝。“这是你的小说。”他说，“你写的那本。”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证据，我想。可以证明我写的日志是真的，如果明天我需要证据的话。 信封里是一本小说，我把它拿了出来。是个平装本，不新了。封面上有个咖啡杯印痕，书页的边缘老旧泛黄。我挺好奇纳什医生是不是给了我他自己的书、现在这书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得到。拿着手里的书我又一次看见那天看见的自己：年轻，非常年轻，努力伸手想要拿到这本书，靠它找到写下一本的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那没有成功——第二本小说一直都没有完成。 “谢谢你。”我说，“谢谢你。” 他笑了：“不要客气。” 我把它放在大衣下，回家的一路上，它在那儿像一颗心脏一样跳动。 我回到家便打开了自己的小说，但只翻了翻。我想在本回家之前在日志里尽量多记一些记得的事，但等一写完我就匆忙下楼仔细察看纳什医生给我的东西。 我把书翻了一面。封面上用蜡笔画了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只乌鸦蹲在打字机的托架上，头歪到一边，仿佛是在读夹在机器里的纸。乌鸦的头顶写着我的名字，再上面是书名。 致早起的鸟儿们，书名如是写道。作者署名克丽丝·卢卡斯。 打开书时我的手开始颤抖。里面是扉页，有题词。致我的父亲，然后是，我想念你。 我闭上了眼睛。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在明亮的白色灯光下，他的皮肤透亮，渗出的汗水几乎让他闪闪发光。我看见他手臂上插着的一根管子、从一个输液瓶架上吊下来的一包透明液体、一个纸板托盘和一缸药丸。一名护士正在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没有醒。坐在床另一边的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而我在试着把眼泪逼出来。 一股味道传了过来。新鲜的花朵和又低洼又肮脏的泥土。香甜而又恶心。我看见我们火化他的那一天。我穿着黑色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么穿对我并不少见——但这次没有化妆。我的母亲挨在我的祖母旁边坐着。重幔打开，棺木走远了，我哭着想象我的父亲变成尘粒和灰烬。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们回了家，在太阳下山时喝着便宜的、咝咝冒泡的酒、吃着三明治，她在暮色中痛哭起来。 我叹了口气。图像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睛，面前是我的小说。 我翻到首页开头的句子。就在那时，我写的是，发动机哀鸣着，她的右脚死死地踩在油门踏板上，她放开方向盘闭上了眼睛。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知道结局。她一直都知道。 我翻到了小说的中间。我在那儿读了一段，然后读了接近结尾的一段。 我写的是一个名叫“露”的女人和一个叫“乔治”的男人（我猜是她的丈夫），小说起源于一场战争。我感到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我原本在期待什么——也许是自传？——但似乎这本小说能够提供的答案是有限的。 不过，当翻过书看着封底时我想，至少我写完了、出版了。 该放作家照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作者简介。 克丽丝·卢卡斯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她于伦敦大学文学院获得英文学位，现居住于伦敦。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 我暗暗微笑，感觉到一阵幸福和骄傲。这是我写的。我想读它、想解开它的秘密，但又不想。我担心现实也许会击碎我的快乐。要么我会喜欢这部小说，于是觉得很难过我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了；要么我不喜欢，为自己从来没有发挥过才智感到沮丧。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有可能，但我知道有一天，因为无法抗拒自己唯一的成就的吸引，我会找到答案，我会去发掘。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有别的东西要去发掘，比悲伤糟糕得多的东西，比纯粹的沮丧更具破坏力。一些可能撕裂我的东西。 我试着把书塞进信封，里面有别的东西。一张纸条，叠了四叠，规规整整。纳什医生在上面写着：我想你可能对它感兴趣！ 我打开了纸条。在顶端他写着《旗帜，1988年》，下面是一篇报纸文章，旁边有张照片。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两秒钟才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照片里的人是我。 我拿着纸发起了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多年前的古董了；无论是好是坏，影响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涟漪已经完全平复。但它对我很重要。多年以前我的成果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当时我成功吗？ 我匆匆地扫了一遍文章，希望在不得不分析细节之前了解大致的基调。词语一个接一个向我蹦来，正面的居多。考究。富有洞察力。有技巧。人文精神。冷酷。 我看着照片。它是黑白的，照片里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身体对着相机，动作别扭地抱着自己。有什么事情让我颇觉不舒服，我不知道是照相机镜头后面的人还是我坐的姿势。除此之外我在微笑。我的头发长而松软，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它的颜色似乎比现在更深，好像我染过头发或者它当时还没有干。我的身后有通向露台的门，门后照片角落处隐约可见一棵光秃秃的树。相片下面有一句说明：克丽丝·卢卡斯，摄于她伦敦北部的家。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与纳什医生曾经拜访过的那所房子。有一瞬间我几乎无比渴望想要回到那里，带上这张照片对自己说是的，是真的；我曾经存在过，在这里，那是我。 但当然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再也记不得它，我知道站在厨房里我记起了本。本，和他上下摆动的、勃起的下身。 我笑了，用手指尖抚摸着照片，像一个盲人一般寻找着隐藏的线索。我的目光追随着照片中自己的发尾，手指摸索着相中人的面容。在照片里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又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仿佛我正保守着一个秘密，像怀揣一个咒语一样揣着它。是的，我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但还有什么别的事，不止这些。 我仔细看着照片。我可以看到宽松衣服下自己胀鼓鼓的胸部、我用一只手抱着肚子的模样。一幕记忆突然气泡一般冒了出来——我正坐着拍这张照片，面前的摄影师站在三脚架后面，刚刚跟我谈过我的作品的记者在厨房走来走去。她大声喊着问拍得怎么样了，我和摄影师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很好！”便笑了起来。“马上就好了。”他说着换了胶片。记者点上一支烟又喊起来——问的不是我是否介意——而是问我家是不是有烟灰缸。我有点恼火，但也不太生气。事实是我自己非常想抽上一支，但我已经戒烟了，自从我发现——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明白了过来。在照片里，我怀着孕。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开始飞转。刚刚意识到的事实逐渐伸出清晰的棱角，把我的思维绊了一跤：坐在餐室里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仅曾经怀过孩子，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为此还很高兴。 这说不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现在该有——多大了？18？19？20？ 但孩子现在不在了，我想。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世界再次颠覆。那个词：儿子。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肯定地自言自语过。不知何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怀的是个男孩。 我握住椅子边试着不让自己跌倒，这时另一个词冒出了记忆的水面，炸开。亚当。我感觉我的世界滑出了一道车轨，跌上了另一道。 我曾经有过孩子。我们叫他亚当。 我站起身，放着小说的包裹滑到了地板上。我的思绪像呼呼作响的引擎一样疯转，一股劲儿在体内左突右奔，仿佛拼命想要找到出口。客厅的剪贴簿里也没有他。我知道。如果今天早上翻到过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会记得的。我会问本那是谁，我会在日志里记下来。我把纸条跟书一起塞进信封里跑上楼。在浴室里我站在镜子前面。我根本没有看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看着镜子周围那些过去的照片，那些我失去记忆时用以构建自身的照片。 我和本。我的单身照，还有本的单身照。我们两人与另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妇的合影，我觉得那是他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我，系着一条围巾，轻抚着一条狗，脸上呈现出快活的微笑。但没有亚当。没有婴儿，没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没有他上学第一天拍的照片，也没有运动日或假期。没有他在沙滩上建筑城堡的相片。什么也没有。 这说不通。这些肯定是每个父母都会拍、没有人会丢掉的照片吧？ 它们一定在这儿，我想。我揭起照片看它们下面是否还粘着一些别的照片，就像地层一般一层层地重叠着历史。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淡蓝色的瓷砖和镜子的光滑玻璃。一片空白。 亚当。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我闭着眼睛，又有更多回忆出现了，每一幕都带着巨大的冲击，闪着光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带来下一幅。我看见了亚当，看见了他的金发，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棕色，看见了他死活要穿的蜘蛛侠T恤，他一直穿到它变得实在太小，不得不扔掉；我看见他在一个婴儿车里睡觉，记起我曾经想他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最完美的东西；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蓝色的脚踏车——一辆塑料三轮车——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们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会骑着它到所有我们让他去的地方；我看见他在公园里，在车把上抬着头，一边笑一边下了一个斜坡向我骑过来，眨眼间脚踏车撞上了路上的什么东西歪了一歪，他向前翻滚着啪嗒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在哭，我抱起他，擦掉他脸上的鲜血，从一个还在旋转的车轮旁的地面上找到了他的一颗牙齿；我看见他给我看一张他画的画——蓝色的一条是天空，绿色的是地面，它们之间有三个小团和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还看见他到哪里都带着的玩具兔子。 突然我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我站的浴室里，但又闭上了眼睛。我想要记起他在学校的时候那副少年的模样，或者想象他与我或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不能。每当我试着引出回忆，它们便抖动飘浮着消失了，像一片风中的羽毛，每次有一只手伸出去够它，它便改变了方向。相反我看见他拿着一个正在滴水的冰激凌，接着是他脸上有甘草霜的一幕，再下来是他在汽车后座上睡觉的情景。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些记忆来来去去，速度飞快。 我费了全身的力气才压住去撕面前照片的冲动。我想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寻找有关我儿子的证据。恰恰相反，仿佛担心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让我的手脚背叛理智，我站在镜子前一动不动，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壁炉上没有照片。没有墙上挂明星海报的少年卧室。洗衣房和要熨烫的衣服里没有T恤。楼梯下的柜子里没有破破烂烂的训练鞋。即使他只是离开了家，还是会有一些证据表明他的存在，对吧？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他不在这所房子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意识到仿佛他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我在洗手间里站了多久，就这样看着没有他的地方。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到前门传来钥匙声响和本在垫子上擦鞋的声音。我没有动。他走进厨房，走到餐室，然后对着楼上喊，问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听上去有点不安，声音里有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的紧张语气，但我只是含糊地说是的，我没事。我听见他进了客厅，啪的一声打开电视。 时间停止了。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担心可能会找到的答案。这两者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我把日志藏在衣柜里下了楼。 我站在客厅的大门外。我试着放慢自己的呼吸，但做不到；我发出的是一阵阵沉重的喘息。我不知道该对本说什么：我怎么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了？他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又该怎么说？ 不过没有关系。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没有比了解我儿子重要。我闭上了眼睛，当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平静下来时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感觉到门滑过了粗糙的地毯。 本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放着一个碟子，里面有半块饼干。我感到一阵怒火。他看上去这么轻松愉快，脸上挂着笑容。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冲过去抓住他大声叫喊，直到他告诉我一切，告诉我为什么他瞒着我不提小说，为什么把关于我儿子的证据藏了起来。我想命令他把失去的一切还给我。 但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处，相反我咳嗽了一声。一声轻轻的、微微的咳嗽，意思是说我不想打扰你，但是…… 他看见了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他说，“你来了！” 我走进了房间。“本。”我说。我的声音紧绷绷的，听起来很陌生。“本，我要和你谈谈。” 他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脸不安。他起身向我走来，餐碟滑到了地上。“出了什么事？亲爱的，你没事吧？” “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 我再也压不住我儿子的名字了。“亚当在哪里？”我喘着气说，“他在哪儿？” 本的表情变了。惊讶？还是震惊？他吞了一口唾沫。 “告诉我！”我说。 他抱住了我。我想把他推开，却没有动手。“克丽丝。”他说，“拜托，冷静下来。一切都很好。我可以解释一切。好吗？” 我想对他说不，事情并不好，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掉转头不看他，把脸埋进他的衬衫的褶皱里。 我发起了抖。“告诉我。”我说，“拜托，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头，他在另一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两人间的最近距离。 我不想他说话，但他说了。 他又说了一遍。 “亚当死了。” 我觉得自己缩紧了身体，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紧绷绷的。他的话像铁丝网一样锋利。 我想到了从奶奶那里回家时看到的挡风玻璃上的那只苍蝇。 他又开口说话：“克丽丝，亲爱的。我很抱歉。” 我感到愤怒，生他的气。浑蛋，我想，即使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 我强迫自己开口：“怎么会？” 他叹了口气：“亚当参军了。” 我哑口无言。一切都消退了，除了痛苦什么也没有剩下。疼痛浓缩到一个点上。 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有过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士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荒谬。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本又开始讲话，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词：“他曾经是一名皇家海军。驻扎在阿富汗。他被杀害了。就在去年。” 我吞了一口唾沫。喉咙很干。 “为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 “克丽丝——” “我想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知道。”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让他握了，他身体没有靠近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并不想知道全部，对吧？” 我的怒火喷涌了。我忍不住。愤怒，还有恐惧。“他是我的儿子！” 他扭开头，眼睛盯着窗口。 “他在一辆装甲车里。”他说。语速很慢，几乎是低声细语。“他们在护送部队。路边有个炸弹。一个士兵活下来了，亚当和另外一个却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声音也变成小声的低语：“他当场就死了吗？他有没有受折磨？” 本叹了口气。“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受苦。他们觉得过程一定很快。” 我看着他坐的地方。他没有看我。 你在撒谎，我想。 我看到了亚当，他在路边流血至死，我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转而用虚无充塞了思维，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里开始天旋地转。一个个问题。我不敢问的问题，怕答案会让我无法忍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少年时候呢，成人之后呢？我们亲密吗？我们吵架吗？他幸福吗？我是个好妈妈吗？ 而且，那个骑着塑料三轮车的小男孩最终怎么会在地球的另一端被杀害？ “他在阿富汗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会在那儿？” 本告诉我那时我们在打仗。反恐战争，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可怕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结果我的孩子死在阿富汗了？”我说，“我不明白……” “这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想参军，他以为他在尽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他在做的？他的职责？你为什么不劝他做点别的？什么都行？” “克丽丝，这正是他想要的。” 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时刻，我几乎笑了起来：“让自己送命？这就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呢？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 本沉默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滴又热又咸的眼泪淌过了我的脸，接着是另一滴，后来越来越多。我抹去眼泪，生怕一开始哭就永远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开始关闭，它要清空自己，退回到虚无。“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我说。 过了一会儿，本拿来一个盒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这些放在了楼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 提防什么？我想。这是个金属质地的灰色盒子，人们可能会用这种盒子放钱或者重要文件。 不管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我爱你。”我悄声说。我闭上眼睛，沉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