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躲，”我说。“你去找找看可有什么吃的东西，皮安尼，找到就拿上来。”“我去找好了，”皮安尼说。“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在底层的牛栏里找到了一道往上走的石梯。在下雨天，牛栏带着干燥而好闻的气息。牲口都没有了，大概主人走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上面钉着木板，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面开的。仓房里有一道斜槽，以便叉起干草从这儿滑下去喂牲口。地板上通楼下的方孔上架有横梁，运草车开进楼下，就可以把干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屋顶上的雨声，闻到干草的气息，当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净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的窗子撬开一条木板，张望院落里的动静。另外一道窗朝着往北的田野。我们要逃的话，两个窗子都通屋顶，倘若楼梯不能派用场，还可以利用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仓房很宽大，一听见有人声，就可以躲在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要是方才人家不对我们开枪的话，我们一定已经平平安安到南边了。南边有德国军队是不可能的。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西维特尔赶公路而来。他们不可能从南边绕过来。意军更为危险。他们惊慌失措了，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有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军军装，混在从北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这种谣言有的是。打仗时敌人是常常会这样对付你的。你没听说过我们也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跟他们捣蛋的。这种事也许有人做，不过似乎很困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这么做不可。我们的撤退根本用不到人家来捣乱。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不要说什么德国人。不过，他们还会把我们当作德军而开枪。他们把艾莫打死啦。干草味很香，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好像是退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年轻时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的高高的山墙上的麻雀。那座仓房现在已拆掉了，有一年他们把铁杉树林砍了，从前有树林的地方只剩下一些残桩、干巴巴的树梢、枝条和火后的杂草。你往后退是不行的。要是你不往前走，又怎么样呢？你再也不能回到米兰。要是你回到了米兰，又怎么样呢？我听着北方乌迪内那方向的枪声。我只听见机枪声。没有炮声。这才叫人稍为心安。公路边一定还布置着一些军队。我朝下望去，借着这干草仓房内的暗光，看见皮安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拿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胁下还挟着两瓶酒。“上来吧，”我说。“梯子就在那儿。”话出了口我才发觉，我该下去帮他拿东西。我刚才在干草上躺了一会，弄得头脑胡里胡涂。我刚才几乎睡着了。“博内罗呢？”我问。“我就告诉你，”皮安尼说。我们走上梯子。我们把食物放在楼上的干草堆上。皮安尼拿出他的刀子，上边带有拔瓶塞的钻子，他用那钻子去开酒瓶。“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博内罗呢？”皮安尼望着我。“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我一声不响。“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我抓住那酒瓶，一句话也不说。“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那么你为什么不也走呢？”我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他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我们谈话时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藏起预备举行婚礼用的。年代这么长久，有点褪色了。“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我们每人各自喝一瓶酒，我就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窄窄的小窗口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是酒并不叫我愉快。因为年代太久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天夜里一定是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我于是就到皮安尼那边去。他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只在他旁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一睡着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上路了。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期望碰到什么，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在黑暗中打枪并奔跑，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走过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我们有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往塔利亚门托河赶去。我真想不到撤退的规模这么宏大。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我的腿发痛，人又疲乏，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真太傻了。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穿越两国大军，完全没发生意外。艾莫要是没给打死，我们不会感觉有任何危险。我们沿着铁路大大方方地走，没人来麻烦我们。艾莫的被杀是太突兀而太没理由了。不晓得博内罗正在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中尉？”皮安尼问。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在路的旁边走着。“我好。”“我走得发腻了。”“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到再操心。”“博内罗是个傻瓜。”“他真是傻瓜。”“他的事你怎么处理呢，中尉？”“我还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就报告说他被俘虏了？”“我不知道。”“你看，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战争不会继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正在回家。战争结束了。”“人人都在回家。”“我们都在回家。”“快走，中尉，”皮安尼说。他想越过那些士兵。“中尉？哪一个是中尉？打倒军官！”皮安尼搀住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来寻事。他们已经枪杀了一些军官。”我们赶了几步，赶过了那些部队。“我不会打一份报告叫他家属吃苦头的。”我继续我们的谈话。“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没有关系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他们都这样想，我可不相信。”“Viva la Pace！①”一个士兵叫喊起来。“我们回家去啦。”“倘若我们大家都回家，那太好了，”皮安尼说。“你岂不想回家吗？”“想的。”“我们回不了。依我看，战争还没有结束。”“Andimo a casa！①”一个士兵喊道。“他们丢掉了步枪，”皮安尼说。“他们在走的时候把枪摘下，丢掉了。然后就喊口号。”“他们不应该丢掉步枪。”“他们以为只要把枪丢掉，人家就没法再叫他们打仗了。”在黑暗中和雨中，我们沿着路边赶路，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披肩上边撅出来。“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和平旅，”有人喊道。军官一声不响。“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快走吧，”皮安尼说。我们经过两部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大批遗弃的车辆间。“是哥里察开来的车子，”皮安尼说。“车子我认得。”“人家倒比我们走得远一些。”“人家比我们早开车啊。”“司机们不晓得哪儿去啦？”① 指凯瑟琳肚子里的孩子。① 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省一古城。“大概就在前头吧。”“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是的，”皮安尼说。“我说战争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缘故。”“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不追上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战争我什么都不懂。”“依我看，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你结了婚没有，路易吉？”“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你结了婚没有，中尉？”“没有。”“博内罗也没结婚。”“你设法凭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去找他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是的。”“你的脚怎么样？”“着实疼。”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这条河总该守得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水好像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水通常很浅，只是离桥面很远处的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渡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是一部炮车上的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没法按照我们的速度赶路，反而觉得非常疲乏。过桥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愉快。我只是想，要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那才不晓得是个什么光景呢。“皮安尼，”我说。“我在这儿，中尉。”他给挤在前面一点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被地平线衬托出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一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人家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我的衣领。“你怎么啦？”我说。一拳打到他脸上去。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冲过来。“你怎么啦？”我说。他不回答。他正在寻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你难道不懂不能碰军官的规矩吗？”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你们是什么人？”“等一会你就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战场宪兵，”另外一位军官说。“方才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走出来，倒派一架这样的飞机来抓我？”他们不回答。他们可以不理睬。人家是战场宪兵哩。“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看。他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你还不是同样口音不准，你这狗崽子，”我说。“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走往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堆人。我们朝那堆人走去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见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是啪啪的枪声。我们走到那堆人旁边。那边站有四名军官，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一边一个宪兵守着。有一小组人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都是那种戴宽边帽的家伙。押我去的那两个把我推进这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那个正在受审问的人。他就是方才从撤退行列中给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审问者冷静能干，威风凛凛，操人家生死大权的意大利人大致是这个模样，因为他们光枪毙人家，没有人家枪毙他们的危险。“你属于哪一旅的？”他告诉了他们。“哪一团？”他又说了。“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团人在一起？”他把原因说了出来。“你不知道军官必须和他的部队在一起的规矩吗？”他知道的。问话到此为止。另外一个军官开口了。“就是你们这种人，放野蛮人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中校说。“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意大利永远不撤退。”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正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他们跟前，稍为靠近我们这边一点。“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他划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两个宪兵押着中校到河岸边去。中校在雨中走着，是个没戴军帽的老头儿，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毙他，但是我听见了枪声。现在他们在审问另外一个人了。也是一个与他原来的部队失散了的军官。他们不让他分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词时，他哭了，他们把他带到河边去时，他一路大哭大喊，而当人家枪决他时，另外一个人又在受审问了。军官们的工作法是这样的：第一个问过话的人在执行枪决时，他们正一心一意审问着第二个人。这样做表示异常忙碌，顾不到旁的事。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是等待人家来审问呢，还是趁早拔脚逃走。我显然是个披着意军军装的德国人。我看得出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不过还要先假定他们是有脑子，并且这脑子是管用的。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第二军正在塔利亚门托河后边整编补充。他们在处决凡是跟原来部队离散了的少校和校以上的军官。此外，他们对于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也是从速就地枪决了事。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边只有两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都戴着宽边帽子。我们叫这种帽子为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这时，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被枪决了。审问者们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处理起生死问题来利索超脱，坚持严峻的军法。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在前线带一团兵的上校。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三个军官。“他那一团兵在哪儿？”我瞧瞧宪兵们。他们正在打量那些新抓来的。其余的宪兵则在看着那个上校。我身子往下一蹲，同时劈开左右两人，低着头往河边直跑。我在河沿上绊了一文，哗的一声掉进河里。河水很冷，我可竭力躲在水下不上来。虽然感觉到河里的急流在卷着我，我还是躲在下面，自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我一冒出水面，便吸一口气，连忙又躲下去。潜伏在水里并不难，因为我有一身衣服和靴子。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就游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头后边，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和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都开枪。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见枪声。现在却没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我用一只手握着它。我看看岸上。河岸好像在很快地溜过去。河中木头很多。河水很冷。我随波逐流，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淌过去。我双手抱住那根木头，由它把我顺流漂去。现在已看不见河岸了。我不晓得在河上究竟漂流了多久，因为河流湍急。时间好像很长，又可能很短。河水很冷，在泛滥，水上漂过许多东西，都是河水上涨时从岸上卷来的。我幸而抱住一根沉重的木头，身子躺在冰冷的水里，下巴靠在木头上，双手尽量轻松地抱着木头。我怕的是抽筋，只盼着会漂到岸边去。我漂下河去，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天开始亮了，我看得见河岸上的灌木丛。前头有一座矮树丛生的小岛，流水带着我朝岸上漂去。我不晓得该不该脱下靴子和衣服，游上岸去，终而决定不这么做。我当时总觉得我一定能上岸的，不管怎样上岸法。如果上岸时光着脚，那就糟了。我总得想法子赶到美斯特列。我看着河岸在靠近，接着我又漂开去，接着又靠近了一点。我和木头现在漂流得慢一些了。河岸已很近。我看得见柳树丛的嫩枝了。木头慢慢地转动，河岸转到了我的后边，我这才知道我们到了一个漩涡中。我们慢慢地转着。我再看见河岸时，已离得很近，我一手抱住木头，抽出一支胳膊来划水，加上用脚踩水，希望靠拢岸边，但是结果还在老地方。我担心会给漩涡卷出去，还是一手抱住木头，抬起两脚来推木头的边沿，用力往岸边死推。岸上的灌木丛我看得见了，但是尽管有我的动力，并且拼命划水，水流可又把我卷走了。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可能淹死，因为我的靴子太笨重了，但是我还是划水，死命挣扎，等我抬起头来时，岸正在渐渐靠近，于是我继续拼命划水，双脚笨重，惊慌失措，我终于奋力游到了岸边。我抓住了柳枝，吊在那儿，可是没有气力往上攀，不过心里明白，现在已不至于溺死了。我人在木头上时，始终没想到会淹死。刚才使尽了气力，胸口和胃里都觉得又空又想吐，只好攀住柳枝等待着。恶心过去后，我才爬进树丛，又休息了一下，双臂抱住一棵柳树，双手紧紧地抓住树枝。后来我爬出树丛，穿过树与树之间，爬到了岸上。那时天已半亮，我看不见一个人影。我平躺在河岸上，听着流水声和雨声。过了一会，我站起身，顺着河岸走。我知道河上这一带没有桥梁，非得到拉蒂沙那不可。我推想我也许正在圣维多的对岸。我开始思量该怎么办。前头有条通河道的水沟。我朝那条沟走去。我至今没见人影，就在水沟边几棵灌木边坐下，脱掉靴子，倒出水来。我脱下军装上衣，从里边口袋里掏出皮夹子，皮夹子里放着我的证件和钞票，全给浸湿了。我拧干军装上衣。我把裤子也脱下来拧干，接着脱衬衫和内衣裤。我用手拍打身体，摩擦一番，再把衣服穿起来。我的军帽可掉了。我穿上衣之前，先把袖管上的星章割下来，放在里边口袋里，和我的钱放在一起。我的钱虽则湿了，还可以用。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三千多里拉。我的衣服又湿又沾，我拍打着臂膀，叫血流通。我穿的是羊毛内衣，只要我人在走动，就不至于受凉。我的手枪已被宪兵在路边夺去了，现在我把手枪套塞进上衣内。我没有披肩，现在雨中很冷。我开始顺着运河的河岸走。已是白天了，乡野又湿又低，好不凄凉。田野光秃濡湿，我看见前面远处有一座钟塔屹立在平原上。我走上一条公路。我看见前头路上有些部队正在走过来。我在路边一拐一拐地往前走，他们走过我身边，没有理睬我。这是开到河边去的一个机枪支队。我顺着公路继续走。那天我徒步穿越威尼斯平原。这是个又低又平的地带，一落雨，似乎更平凡单调了。靠海边有些盐沼地，道路很少。所有的路都是顺着河口通往海边去的，我要横穿乡野，只好走运河边那些小径。我从北往南走，跨过两条铁路线和许多道路，终于从一条小径的尽头处走上一片沼泽地边的一条铁路线。这是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德去的干线，有坚固的高堤，有坚固的路基，还铺着双轨。铁轨过去不远的地方有个招呼站，我看得见有士兵在防守。铁轨那一端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河，流到一片沼泽地。我看见桥上也有一名守卫。刚才我跨过北边的乡野时，看到一列火车在这条线上走，因为地势平，远远就望得见，于是我想，可能有列火车从波多格鲁罗开来。我眼睛注意着那些守卫，身子趴在路堤上，以便看得见铁轨的两头。桥上的守卫顺着路线向我趴的地方走过来了一点，随即回转身又朝桥走。我饿着肚皮伏在那儿等火车来。我在平原上所望见的那列火车非常长，机车开得非常慢，这样速度的火车我准跳得上去。我等了半天，几乎等得绝望了，终于有一列火车开来了。车头直开过来，慢慢地越来越大。我看看桥上的守卫。他正在桥的这一头走，不过是在路轨的另一边。这样火车开过时，正好能把他遮住。我看着车头开近来。它开得很吃力。原来挂的车皮很多。我知道火车上一定也有守卫，我想看看守卫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我人躲着，还是看不见。车头快开到我趴着的地方了。车头到我面前了——它虽然在平地上开，还是又吃力又喘气——我看见司机过去了，于是站起来，挨近一节节开过去的车厢。万一守卫看见，由于我站在车轨边，嫌疑性反而少一点。几节封闭的货车开过了。随后我看见一节没有遮盖的、车身很低的车厢，他们叫它为平底船，上边罩着帆布。我等它快要过去时，纵身一跃，抓住车后的把手，攀了上去。我爬到“平底船”和后边一节高高的货车的车檐间。大概没有人看见我吧。我抓着把手，蹲着身子，双脚踏在两节车厢间的联轴节上。火车快到桥上了。我想起桥上那个守卫。火车过去时，他望望我。他还是个孩子，他的帽盔太大了。我轻藐地瞪了他一眼，他赶快掉开头去。他以为我是列车上的什么人员哩。我们过去了。我看见他还是怪不舒服地瞅着后面的那几节车厢，这时我俯下身去看看帆布是怎么绑牢的。帆布边沿上有扣眼，用绳子穿过绑着。我拿出刀子来，割断了绳子，伸出一条胳臂探进去。帆布下有些硬的东西突出着，那帆布因为给雨打湿了，绷得紧紧的。我抬头望望前面。前头货车上有一名守卫，幸亏他是在往前看。我放开把手，往帆布底下一钻。我的前额碰上一件东西，狠狠地一撞，我觉得脸上出血了，但是我还是爬进去，笔直地躺着。我随后转过身把帆布绑好。帆布底下原来是大炮。大炮涂抹过润滑油和油脂，闻起来觉得很清新。我躺着倾听帆布上的雨声和列车在路轨上开的轧轧声。有些光线漏了进来，我躺着看看那些炮。炮身还罩着帆布套。我想一定是第三军送来的。我额上那一撞，肿起来了，我躺着不动弹，让伤口止血凝结，随后把伤口四周的干血块一一剥掉。这算不了什么。我没有手帕，只能用手指摸摸，然后蘸着帆布上滴下来的雨水，用袖子揩干净那些血迹。我不想让自己的样子惹人注意。我知道在列车到美斯特列以前，我非下车不可，因为到了那地方，一定有人来接收这些大炮。他们现在正需要大炮，损失不起，准不会忘记。我感到非常饿。我躺在无顶平板货车的车板上，旁边是大炮，上边是帆布，人又湿又冷又饿。我终于翻转身，头枕着我的臂膀，趴在车板上。我的膝盖虽然僵硬，倒也满好。瓦伦蒂尼的手术的确不错。撤退时我有一半时间是步行的，后来还在塔利亚门托河上游了一段，多亏他这膝盖。这膝盖确实是他的。另一只膝盖才是我自己的。你的身体经过医生的手术后，就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了。头是我的，肚皮里的东西也是我的。肚皮里现在饿坏了。我感觉到饥肠辘辘，正在乱绞乱转。头是我自己的，但是不是供使用的，不是用它来思想的；只用它来记忆，但是也不能记忆得太多。我可以回忆凯瑟琳，但是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她会想得发疯的，因为我还没有再见到她的把握，所以我不敢想她，只是略为想想，只是当列车慢慢地咔答咔答地行驶时，稍为想想她。帆布上漏进一点光来，我仿佛是和凯瑟琳一同躺在火车的车板上。躺在硬板上，不去思想，只是感觉，那太难了，因为离别时间太长久了，现在我衣服既湿，车板又是每次只稍为往前移动一下，内心寂寞，孑然一身湿衣服，权将硬板当夫人。你说不上喜爱一节平板车的车板，或是罩上帆布套的大炮，或是涂抹过凡士林的大炮的气味，或是漏雨的帆布，不过人在帆布底下，还是满好的，和大炮在一起，还是愉快的；但是你所爱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人你明知道没有在车里，甚至要假想在车里也不行；你现在很清楚，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吧。你趴在车板上，亲身经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空虚。你失掉了几辆救护车和人员，好比一个百货店的铺面巡视员，在火灾中损失了他那一部门的货色。不过没有保火险。你现在离开它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倘若百货店在火灾后枪毙巡视员，因为他讲话口音向来不纯正，那么百货店再开店复业时，就不能指望巡视员会回来，这是一定的。他们也许会另找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我是不拘外表形式的，但我倒很想把这军装脱掉。我已把袖管上的星章割掉，那只是为了便利起见。那与荣誉无关。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只是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万事如意。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是应该得到荣誉的。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我只盼望这该死的车早点开到美斯特列，可以吃吃东西，停止思想。我非停止不可。皮安尼会告诉他们我被枪毙了。枪毙的人他们要搜查口袋，取去证件。人家可没拿到我的证件。他们也许会说我淹死了。美国方面不晓得将接到什么消息。大概是因伤及其他原因而死亡吧。善良的基督啊，我真饿啊。从前在饭堂里一同吃饭的那个教士，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还有雷那蒂。他大概在波达诺涅。如果他们没有退得更远的话。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们这些人我都看不到了。这一方面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不相信他得了梅毒。人家说，倘若趁早医治，这病是并不太严重的。但是他还是担心害上了这个病。要是我害上了这病的话，我也会发愁的。谁都会发愁的。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也许今天夜里吧。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明天夜里，一顿好饭，有床有床单，永不分离，要走就一块儿走。大概还得特别赶快走哩。她是肯走的。我知道她肯走。我们什么时候走？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天在黑下来了。我躺着思考要去的地方。地方倒是多着哩。大清早天还没亮时，火车放慢下来，准备开进米兰车站，我赶快跳下了车子。我跨过车轨，穿过一些建筑物之间，走上一条街。有家酒店开着，我便进去喝杯咖啡。酒店里有大清早刚打扫过的气味，咖啡杯里还搁着调羹，台子上还印有酒杯底所留下的圆圈。主人在酒吧后边。两名士兵坐在一张桌子边。我站在酒吧边喝杯咖啡，吃了一片面包。咖啡给牛乳冲淡成灰色，我拿片面包撇掉牛乳的浮皮。主人看着我。“来杯格拉巴酒吧。”“不，谢谢。”“就算我请客，”他说，倒了一小杯，推过来。“前线怎么样？”“我哪会知道。”“他们喝醉了，”他说，用手指着那两名士兵。这我相信。他们的确带着醉酒的模样。“告诉我，”他说，“前线怎么样？”“前线的事我哪会知道。”“我看见你翻墙过来的。你刚下火车。”“前线在大撤退。”“报纸我是看的。究竟怎么啦？是不是结束了？”“那不见得吧。”他从一只矮瓶子里再倒了一杯格拉巴酒。“要是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我可以收留你。”“我没什么困难。”“倘若你有困难的话，就住在我这里吧。”“住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屋子里。许多人住在这里。凡是有困难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有困难的人很多吗？”“那要看是哪一种困难。你是南美洲人吧？”“不是。”“会讲西班牙话吗？”“一点点。”他抹抹酒柜。“出国现在很困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倒没有出国的意思。”“你想在这里呆多久都行。你呆久了就知道我是哪一种人。”“今天早上我有事，我把这地址记下，以后再回来。”他摇摇头。“看你这样讲法，你是不会回来的。我倒以为你着实有难处。”“我没什么难处。但是我也珍重朋友的地址。”我放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在柜台上，当做喝咖啡的帐。“陪我喝一杯格拉巴酒吧，”我说。“这倒不必。”“来一杯。”他斟了两杯酒。“记住了，”他说。“上这儿来。别让别人收留你。这里是安全的。”“这我相信。”“真的吗？”“真的。”他脸色严肃。“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别穿这件军装到处走。”“为什么？”“袖管上割掉星章的地方，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况且布的颜色也有了深浅。”我一声不响。“你要证件的话，我可以给你弄来。”“什么证件？”“休假证。”“我不需要证件。我自己有。”“好吧，”他说。“不过要是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代办。”“要多少钱？”“这要看是哪一种证件。价钱很公道。”“我现在不需要。”他耸耸肩。“我没事，”我说。我出去时，他说：“别忘记我是你的朋友。”“不会忘的。”“再见吧，”他说。“好，”我说。上了街，我故意避开车站，因为那儿驻有宪兵。我在那小公园边找到一部马车。我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了车夫。到了医院，我先到门房住的地方去。门房的妻子拥抱我。门房握握我的手。“你回来啦。你平安无事。”“是的。”“用了早点没有？”“吃过了。”“你好吧，中尉？你好吧？”他妻子问。“我好。”“和我们一同吃早饭好吗？”“不，谢谢你。告诉我，巴克莱小姐现在可在医院里？”“巴克莱小姐？”“那个英国护士。”“他的女朋友啊，”他妻子说。她拍拍我的胳膊，笑笑。“不在，”门房说。“她走啦。”我的心往下一沉。“真的吗？我是说那个高高的、金黄头发的英国小姐。”“我知道。她上施特雷沙去了。”“她什么时候走的？”“两天前，同另外那个英国小姐一块儿去的。”“好，”我说。“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件事。别告诉任何人说见到过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告诉任何人，”门房说。我给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他推开了。“我答应你不告诉人好了，”他说。“钱我不要。”“有什么事要我们替你做吗，中尉先生？”他妻子问。“只希望你们不告诉别人，”我说。“我们装哑巴，”门房说。“有什么事要做，通知我一声好不好？”“好，”我说。“再会。将来再见。”他们站在门口，目送着我。我跳上马车，告诉车夫西蒙斯的住址。西蒙斯是一位学唱歌的朋友。西蒙斯住在城里好远的地方，在马根塔门①那一头。我进去看他时，他还在床上，睡意蒙眬。“你好早啊，亨利，”他说。“我搭早车来的。”“这撤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不是在前线？抽根烟吧？烟就在桌上那盒子里。”他的卧房是个大房间，一张床靠墙放着，房间的另一边放着一架钢琴、一张梳妆台和一张桌子。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西蒙斯靠坐在枕头上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