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每部车子预备了一瓶酒，”艾莫说。“你根本没有睡吗？”“我不需要多睡。我稍微眼睛闭一闭。”“明儿我们要睡国王的床罗，”博内罗说。他现在兴高采烈。“明儿我们也许睡在——”皮安尼说。“我要跟王后睡觉，”博内罗说。他望望我，看我对这玩笑有什么反应。“跟你睡觉的是——”皮安尼昏昏欲睡地说。“这是叛逆啊，中尉，”博内罗说。“这岂不是叛逆吗？”“不许说了，”我说。“你们喝了一点酒就胡说八道。”外边下着雨。我看看表。九点半。“是该走的时间啦，”我说，站起身来。“你乘谁的车子，中尉？”博内罗问。“乘艾莫的。第二部是你。第三部皮安尼。我们走大路去科蒙斯。”“我就怕我会睡着，”皮安尼说。“好吧。我就坐你的车子。第二部是博内罗。第三部是艾莫。”“这样安排最好了，”皮安尼说。“因为我太困了。”“我开车，你睡一会儿。”“不。只要我知道我一睡去，旁边有人叫醒我，那我车子还开得来的。”“我会叫醒你的。把灯灭了吧，巴托。”“让它们点着吧，”博内罗说。“这地方横竖我们没有用处了。”“我房间里有只上锁的小箱子，”我说。“你帮我拿下来好不好，皮安尼？”“我们给你搬去，”皮安尼说。“来吧，阿尔多。”他同博内罗一同走进门廊去。我听得见他们上楼梯的声响。“这倒是个好地方，”巴托洛梅奥·艾莫说。他把两瓶酒和半块干酪装在帆布背包里。“以后再也不会碰上这么好的地方了。他们撤退到哪儿去呢，中尉？”“他们说要退到过塔利亚门托河。医院和防区要设在波达诺涅。”“这镇子比波达诺涅好。”“波达诺涅的情况我不了解，”我说。“我不过曾经路过那儿罢了。”“那地方不大像样，”艾莫说。我们离城的时候，除了大街上几队开拔的部队和大炮以外，雨中的城镇显得空虚荒凉，一片黑暗。小街上也驶着许多卡车和马车，都在向大街集合。我们绕过硝皮厂开上大街时，部队、卡车、马拉的车子和大炮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宽阔的、慢慢移动的行列。我们在雨中缓慢而稳定地往前走，车子的散热器盖几乎碰到了前面一部卡车的后挡板——那卡车装满着东西，堆得高高，上边覆盖着一块已经打湿了的帆布。后来卡车停了。整个行列停顿了。等一等，又走了一会，又停了。我跳下车，跑到前面去看看，在卡车和马车间穿行，从淋湿的马颈下钻过去。阻塞交通的地方还在前头。我拐下大路，从一块踏板上跨过水沟，在水沟另一边的田野上走。我在田野上抄前走时，看得见大路上树木间的那个行列，在雨中停顿在那儿。我这样走了约莫一英里。行列没有动，虽则这些停滞的车辆的另一边的军队已在走动了。我踅回去找救护车。这个阻塞的行列可能极长，说不定一直延伸到乌迪内。皮安尼正伏在驾驶盘上睡觉。我爬上去，坐在他旁边，也入睡了。几个钟头后，我听见前面那部卡车嘎嘎地推上排挡。我叫醒了皮安尼，我们开车了，走了没几码，又停下来，过了一会儿又走了。雨还在落着。夜里，队伍又停住了。我下车跑回去看文莫和博内罗。博内罗的车子座位上搭载着两名工兵队的上士。我上车时，上士们连忙坐正示敬。“他们奉命留下来修一条桥，”博内罗说。“他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我就让他们搭搭车。”“请求中尉先生允准。”“我允准，”我说。“中尉是美国人，”博内罗说。“任何人来搭车子都行。”上士中的一个笑了。还有一个问博内罗，我是不是来自北美洲或南美洲的意大利人。“他不是意大利人。他是北美洲的英吉利人。”上士们很有礼貌，但是看样子不相信。我离开他们往后面去找艾莫。艾莫车子座位上有两个女郎，他正背靠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巴托，巴托，”我说。他大笑起来。“你跟她们谈谈，中尉，”他说。“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喂！”他伸手放在女郎的大腿上，友好地拧了一下。那女郎赶快裹紧大围巾，推开他的手。“喂！”他说。“快告诉中尉你的名字，还有你在这里做什么。”女郎狠狠地盯着我。还有一个则低着头望着地下。那个瞪眼盯我的女郎用某种土语讲了几句，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她长得肥胖，皮肤黑黑的，看上去约莫十六岁。“索雷拉①？”我问，指着旁边那姑娘。她点点头，笑了一笑。“好的，”我说，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膝盖。我觉得我的手碰她时，她身子发僵。她的妹妹始终不敢抬起头来。她看上去也许小一岁。艾莫把手放在那姐姐的大腿上，她又推开它。他对着她直笑。“好人，”他指指自己。“好人，”他指指我。“不要发愁。”女郎狠狠地望着他。这一对姐妹真像两只野鸟。“她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来搭我的车子？”艾莫问。“我一招手，她们立刻上车来了。”他转对女郎说话。“不要愁，”他说。“没有××的危险，”他讲的是粗话。“没有地方××。”我看得出她只听得懂那粗话。她非常恐惧地望着他。① 布林迪西是意大利东南端的海港城市，这就是说等于完全自大陆上撤退，只剩下天边海角的一个小小立脚地。她把围巾裹得更紧一点。“车子全病了，”艾莫说。“没有××的危险。没有地方××。”他每次说起那粗话，她身子就更僵一些。随后她僵硬地坐着，眼睛盯着他，开始哭起来了。我看见她嘴唇的抽动，接着眼泪从她那丰满的面颊上滚下来了。她的妹妹还是低着头，抓住她的手，两人紧紧偎在一起。那个本来恶狠狠的姐姐开始啜泣了。“想不到竟吓了她，”艾莫说。“我并没有存心吓她。”巴托洛梅奥拿出他的背包，切下两片干酪。“拿着，别哭啦，”他说。那姐姐摇摇头，还是哭，妹妹可接过干酪吃起来。过了一会儿，妹妹把另一片干酪给她姐姐，两人都吃起来。姐姐还是啜泣了一下子。“她等一会儿就会好的，”艾莫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处女？”他问身边的那个姑娘。她用劲点点头。“也是处女？”他指指她的妹妹。两个女郎都点点头，那姐姐又用土语说了一些话。“那就好，”巴托洛梅奥说。“那就好。”姐妹俩好像愉快一点了。我撇下她们跟艾莫坐在一起，艾莫这时靠在一个角落里。我回到皮安尼的车子上。车马的队伍全不动弹，但是老是有部队从旁边开过。雨还是很大，我就想起，车马行列的一次次停滞，可能是因为有的车子的线路给打湿了。更可能是因为马匹或者人睡着了。不过，有时在城市里，大家都清醒的时候，也还是有交通阻塞的事情。糟的是马匹和机动车混杂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儿帮助。农夫的马车更增加了交通的困难。巴托车上有两个好姑娘。两个处女处在退兵的行伍中，那可太危险了。真正的处女啊。大概是很虔诚信教的。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大概都在床上睡觉吧。我的头在床上安息。床与床板。睡得像床板那样平直。凯瑟琳现在正睡在床上，拥衾而睡。她睡时靠在哪一侧呢？也许她还没有睡熟吧。也许她正躺着想念我呢。刮啊，刮啊，西风。嗯，风现在果真刮了，刮来的不只是小雨，还是大雨哩。整个夜里下雨。你知道落雨的时候落下来的是什么。你看它。基督啊，愿我的爱人又在我的怀抱中，我又在我的床上。我的爱人凯瑟琳。我甜蜜的爱人凯瑟琳当做雨落下来吧。把她刮回来给我。好，我们已在风中了。人人都给卷在风中了，小雨没法子叫风安静下来。“晚安，凯瑟琳，”我大声说道。“我希望你睡得好。亲爱的，倘若你极不舒服的话，你就翻身靠在另外一侧睡吧，”我说。“我给你倒点冷水来。过一会儿天就亮了，那时就不至于太难受了。他②叫你这么不好受，我很难过。设法睡去吧，亲爱的。”我始终熟睡着，她说。你睡着了在讲话。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你当真在那儿吗？我自然是在这儿。我不会走开的。这在你我之间不算一回事。你太可爱太甜蜜了。你夜里不会走开，对吧？我当然不会走开的。我总是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我来我就来。“——”皮安尼说。“他们又走动了。”“我刚才昏昏沉沉的，”我说。我看看手表。早晨三点钟。我伸手到车座后把那瓶巴勃拉酒找出来。“你刚才在大声说话，”皮安尼说。“我做了个梦，在讲英语，”我说。② 另一个港口，就在布林迪西的西面。雨稀疏下来，我们又走动了。天亮前我们又停顿了一次。天亮时我们的车子正在一个小岗上，我望见前面撤退的道路伸得老远老远，一切景物都是静止的，只有步兵在慢慢移动前进。我们又走动了，但是在白天的亮光中看去，车子可走得太慢，倘若想开到乌迪内的话，我们只好放弃大道，改抄小路，越过乡野而走。夜间，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加入了这撤退大行列，于是行列间有了满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有些镜子从床垫间撅出着，车子上绑着鸡啊鸭啊。我们前边，有一部车上装着一架缝纫机，在雨中走着。他们抢救下了最宝贵的东西。车子上有的坐有女人，挤做一团避雨，有的跟在车边走着，尽量挨近车子。我们的这个行列中现在也有了狗，它们躲在马车底下行走。道路泥泞，路边的水沟满涨着水，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望去似乎太潮湿，没法开车穿过。我下了车沿着大路往前走，找一个望得见前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侧路旁道，以便越过田野前进。我原知道小道很多，不过总要找一条可以通到目的地的。这些小道我记不得了，因为过去赶这里过，总是坐着车，顺着公路疾驰而过，看到的小道仿佛条条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知道，倘若要越过这阻塞的行列，非找一条小道不可。没人知道奥军到了什么地方，战况怎么样，但是我看得准只要雨一停，飞机就会前来扫射这个行列，大家就要完蛋。到了那时，只要几个司机丢下卡车跑了，或是几匹马给炸死了，公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阻塞。现在雨不像刚才那么大了，我想，说不定天就要放晴。我沿着大路的边沿往前走，找到一条通北面的小路，正在两块农田之间，路的两边栽有树篱，作为界线。我想这条小路可以走，便赶紧跑回去。我叫皮安尼转弯走那条小路，然后又跑去通知博内罗和艾莫。“倘若这条路走不通，我们还可以转回来，”我说。“这些人怎么办？”博内罗问。他旁边还坐着那两名上士。他们俩虽则没有刮脸，在这大清早看起来还是很富有军人气概。“他们俩可以帮忙推推车，”我说。我回去找艾莫，告诉他我们将要越过乡野抄近路。“我这两个处女家属怎么办？”艾莫说。女孩子们睡着了。“她们派不上什么用场，”我说。“你该找一两个推得动车子的。”“她们可以坐到车子的后边去，”艾莫说。“车子里有空地方。”“你要留她们，就随你的便好啦，”我说。“另找个背脊宽的汉子来推车吧。”“找意大利狙击兵吧，”艾莫笑着说。“他们的背脊最宽。有人量过的。你好吗，中尉？”“好。你呢？”“好。只是很饿。”“我们走的那条小道上总该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东西的吧，我们可以停下来吃一点。”“你的腿怎么样，中尉？”“好，”我说。我站在车子的踏板上朝前望，可望见皮安尼的车子正开上那条小路，顺着它开去，车子在路边界树的秃枝间透露出来。博内罗跟着转了弯，接着皮安尼在小路上直朝前开，我们就跟着前边两部救护车在有树篱的窄路上走动。这条路通到一家农舍。我们发现皮安尼和博内罗已在农家的院子里停了车。房子又矮又长，屋前有座棚子，支起葡萄藤垂在门上。院子里有口井，皮安尼正在打水装进他的散热器。开慢车开得这么长久，弄得散热器里的水都开了。农舍里没有人。我回头一望，这农舍原来是盖在平原上一块稍微凸起的高地上，我们望得见乡野、小路、树篱、农田和大路边的那一排树，撤退的队伍就在这大路上。那两名上士在屋子里东张西望。女郎们已经醒来，正在望着院落、井和农舍前的那两部大救护车，三名司机正聚在井边。上士中的一个手里拿着一座时钟走出屋来。“放回去，”我说。他看看我，走回屋子里，出来时手里没拿时钟。“你的同伴呢？”我问。“上厕所去了。”说着，他在救护车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唯恐我们丢下他。“吃早饭好不好，中尉？”博内罗问。“我们大可以吃点什么。花不了多少时间。”“照你想，打这条路走到另外一边去，会不会通到什么地方？”“当然会的。”“好。我们就吃吧。”皮安尼和博内罗走进屋子里去。“来吧，”艾莫对女郎们说。他伸出手去扶她们下车。可是那姐姐摇摇头。她们不愿随便进入没有人的空屋子。她们目送着我们进去。“她们真难对付，”艾莫说。我们一同走进农舍。屋子又大又暗，给人一种被遗弃了的感觉。博内罗和皮安尼在厨房里。“没有多少东西吃，”皮安尼说。“人家都带走了。”博内罗在一张笨重的厨房桌上切一大块白色的干酪。“干酪在哪儿找到的？”“在地窖里。皮安尼还找到了酒和苹果。”“这顿早餐可不赖。”皮安尼把一只大酒瓮的木塞子拔出来，酒瓮外用柳条筐包着。他把酒瓮一侧，倒满了一铜锅的酒。“味道还香，”他说。“找几只大口杯来，巴托。”二位上士走了进来。“吃点干酪吧，上士们，”博内罗说。“我们该走啦，”上士中的一个说，他吃干酪，喝了一杯酒。“我们要走的。甭发愁，”博内罗说。“行军专靠肚皮饱，”我说。“什么？”上士问。“吃是要紧的。”“是的。但是时间更加宝贵。”“依我看，这两个龟儿子已经吃过了，”皮安尼说。上士们望望他。他们恨我们这一伙人。“你认得路吗？”其中的一个问我。“不认得，”我说。他们俩彼此对看了一下。“我们最好还是动身吧，”第一个上士说。“我们就走，”我说。我又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吃了干酪和苹果后，觉得酒的味道很好。“把干酪带着走，”我说着走出去。博内罗出来时捧着那一大瓮酒。“太大啦，”我说。他爱惜地直瞧着那瓮酒。“恐怕是太大，”他说。“拿行军水壶来装吧。”他把水壶装满了酒，有些酒溢出来，洒在院落的铺石上。随后他捧起酒瓮，把它摆在大门里边。“这样奥国佬用不到打破门就找得到酒了，”他说。“我们走吧，”我说。“皮安尼和我领头。”那两位工兵上士已坐在博内罗的身边。女郎们则在吃干酪和苹果。艾莫在抽烟。我们沿着那条狭窄的小道出发了。我回头望望那两部跟着来的救护车和那幢农舍。屋子是上好的石屋，矮矮的，很牢固，井边的铁栏也极好。我们前面的道路又狭窄又泥泞，两边尽是高高的树篱。在后边，其余的车子紧紧地跟随着我们。中午时分，我们的车子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再也开不动了。那地方据我们猜想，离开乌迪内约莫有十公里。上午雨停了，我们三次听见飞机飞近来，看着飞机越过头上，飞到左边遥远的地方，我们听见轰炸公路的声响。我们在好些纵横交叉的小路上摸索了好久，走了许多冤枉路，但是经过屡次打倒车找到新路，居然越走越逼近乌迪内了。这时艾莫的车子，从一条绝路上打倒车时，车身陷入路边的软泥，车轮越打转，就陷入泥土越深，到末了前轮入士，分速器箱碰到了地上。补救的办法是把车轮前边的泥土挖掉，砍些树枝塞进去，以便车轮上的链条不致打滑，然后把车子推上路。我们都下到路面上，围在车子四周。那两位上士也望望车子，仔细看看车轮。随即一声不响，拔脚就走。我追了上去。“来，”我说。“去砍些树枝。”“我们得走了，”其中一个说。“赶快去砍些树枝来，”我说。“我们得走了，”一个上士说。另一个一声不响。他们急于走开。他们俩不愿对我看。“我命令你们回来砍树枝，”我说。一个上士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得走了。过一会儿你们就要给人家截断后路。你没资格命令我们。你不是我们的长官。”“我命令你们去砍树枝，”我说。他们掉转身就上路。“站住，”我说。他们管自在泥泞的路上走去。路的两边栽有树木作为篱笆。“我命令你们站住，”我喊道。他们反而走得更快了。我打开手枪套，拔出枪来对准那个说话最多的就开枪。第一枪没打中，他们拔脚就跑。我连开三枪，一个中枪倒下。还有一个钻过树篱，看不见了。他越过田野时，我隔着篱笆向他开枪。想不到只是答的一声空响，我赶快再装上一夹子弹。我发现第二个上士已经跑得太远，手枪打不到了。他在田野上跑得远远地，低着头。我开始在空弹夹里装上子弹。博内罗走上前来。“我去结果他吧，”他说。我把手枪递给他，他走去找那扑倒在路上的上士。博内罗弯下身，把枪口对着那人的脑袋，扳了扳机。枪没打响。“你得先往上扳，”我说。他往上一扳，连开了两次。他抓住上士的两条腿，把他拖到路旁篱笆边。他走回来，把手枪还给我。“龟儿子，”他说。他望望那上士。“你看见我打死他的吧，中尉？”“我们得赶快砍树枝，”我说。“那一个我完全没有打中吗？”“大概没有吧，”艾莫说。“他已经跑得太远，手枪打不到。”“王八蛋，”皮安尼说。我们大家都在砍枝条和树枝。车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来。博内罗在车轮前挖泥土。我们一准备好，艾莫就开动车子。车轮直打转，枝条和泥土四下溅散。博内罗和我拚命推车，推到关节都快要折断了。车子还是不动。“把车子朝前朝后开开，巴托，”我说。他先开倒车，又开顺车。车轮只是越陷越深。分速器又碰到地面了，车轮又在挖开的窟窿里直打转。我直起身来。“拿根绳子来拖拖看吧，”我说。“那不见得有用处，中尉。你没法笔直地拖。”“我们只好试一试，”我说。“旁的办法都不能叫它动弹。”皮安尼和博内罗的车子只能够沿着窄路直直地往前开。我们用绳子绑好这两部车子，叫它们拖。车轮只是往旁边动，紧靠在车辙上。“没有用，”我喊道。“停手吧。”皮安尼和博内罗跳下他们的车子，走回来。艾莫也下了车。女郎们坐在四十码外路边的一堵石墙上。“你看怎么办，中尉？”博内罗问。“我们再挖一挖，再用枝条试它一次，”我说。我朝路的另一头望去。都是我的错。是我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太阳差不多从云后边出来了，上士的尸体躺在树篱边。“我们拿他的军装上衣和披肩来垫一垫，”我说。博内罗去拿了来。我砍树枝，艾莫和皮安尼挖掉车轮前和车轮间的泥土。我把披肩割成两半，铺在车轮底下，然后又垫些枝条在下面，让车轮不致打滑。我们准备好了，艾莫爬上车去开车。车轮转了又转，我们推了又推。结果一点效力都没有。“他妈的，”我说。“巴托，你车子上还有什么东西要拿没有？”艾莫拿了干酪、两瓶酒和他的披肩，跟博内罗一起上车。博内罗坐在驾驶盘后面，在检查上士军装的一只只口袋。“还是把军装丢掉吧，”我说。“巴托那两位处女怎么办？”“她们可以坐在车子的后部，”皮安尼说。“依我看，我们也是走不远的。”我打开救护车的后门。“来吧，”我说。“进去。”两位女郎爬了进去，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们方才开枪的事，她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回头望望来路。上士躺在那儿，只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袖内衣。我上了皮安尼的车子，我们又出发了。我们要越过一块农田。到了大路穿进农田的地方，我下车在前头走。我们要是能穿过这块田地，田地的那一边就有一条路。我们走不过去，田里的泥土太软太泥泞了，不能开车。最后车子完全困住了，车轮深深陷入烂泥中，一直陷到轮壳，我们只好丢下车子，步行往乌迪内进发。我们走上那条往后通到原来的公路的小道，我指给两个女孩子看。“到那边去吧，”我说。“会碰到人的。”她们望着我。我掏出皮夹子，给她们每人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到那边去吧，”我指着说。“朋友！亲戚！”她们听不懂，只是紧紧地捏着钞票，开始往路的另一头走去。她们回过头来看看，仿佛怕我要把钱要回来似的。我看着她们由那条小道走去，把大围巾裹得紧紧的，恐惧地扭过头来望望我们。三位司机纵声大笑。“如果我也朝那方向走，你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罗问。“要是敌人追上来的话，她们还是混在人群里好一点，”我说。“你给我两百里拉，我就向奥地利一直走回去，”博内罗说。“人家会把你的钱夺去的，”皮安尼说。“说不定战争停止了，”艾莫说。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路。太阳想冲出云层来。路旁边有桑树。从桑树间我望得见我们那两部大篷车陷在田野里。皮安尼也掉头去观看。“他们得先修一条路才能够把车子拖出来，”他说。“基督啊，但愿我们有自行车，”博内罗说。“在美国有人骑自行车吗？”艾莫问。“从前有人骑的。”“在这儿，自行车可真了不起，”艾莫说。“这东西太好了。”“基督啊，但愿我们有自行车，”博尼罗说。“我路走不来。”“那是枪声吗？”我问。我好像听见远方有射击声。“难说是不是，”艾莫说。他听着。“大概是吧，”我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大概会是骑兵，”皮安尼说。“他们不见得有骑兵队吧。”“求求基督，但愿没有，”博内罗说。“千万别让天杀的骑兵把我一枪刺死。”“你倒是向那上士开了枪，中尉，”皮安尼说。我们走得很快。“是我打死他的，”博内罗说。“这次战争里我还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个上士。”“你是趁人家不动弹时打死他的，”皮安尼说。“你杀他的时候，人家可并不是在飞快地跑。”“没关系。这是件我终生不会忘记的快事。我杀了一个狗上士。”“将来忏悔时怎么说呢？”艾莫问。“我会说，祝福我，神父，我杀了一个上士。”他们都笑起来。“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安尼说。“他不上教堂的。”“皮安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罗说。“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摩拉①人。”“你没到过那地方吗？”“没有。”“基督可以证明，那才是个好地方哪，中尉。战后你来好了，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人人都是。”“那座城不错吧？”“好极了。你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座城市。”“你们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向就是社会主义者。”“你来吧，中尉。我们也使你成为社会主义者。”道路在前头向左转弯，那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个苹果园，外面围着一堵石墙。路一上山，他们就停止说话了。我们一齐往前大步赶，努力争取时间。① 意大利语，意为“姐妹”。后来，我们走上一条通到河边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桥边为止，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的中部已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褐色的河水就在上边流过。我们沿着河岸走，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我们也许可以打那儿过河。河边小径又湿又泥泞。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除了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通常干涸的河床上。“我们赶快走过去吧，趁人家还没把它炸断，”我说。“没人来炸断它啊，”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桥上说不定埋有地雷，”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还是我先走，”我说。“人家埋的地雷不会仅因为一个人而爆炸的。”“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为什么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我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贴近桥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铁路的路堤。“你们一个个分开来走，”我说，开始走过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是看不见。从枕木的空隙间，我看见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打前头，越过湿淋淋的乡野，我看得见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观看。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我正看着那桥时，有一部黄泥色的小汽车正在过桥。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给遮住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司机的头，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人的头，还有车后座上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给路上的树木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去，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你看见那部车子吗？”我问。“没有。我们只在看着你。”“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在那边那道桥上开过。”“军官座车？”“是的。”“圣母马利亚啊。”其余的人都过来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照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切断了，中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从那条路上开过。”“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别乱开玩笑，博内罗。”“喝点酒吧？”皮安尼说。“我们要是真的给切断了，索性喝口酒吧。”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塞子。“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得见石桥顶上有德国兵的钢盔在晃动着。那些钢盔向前倾着，滑溜溜地向前移，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车架上。手榴弹倒挂在每人的束身皮带上，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给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接着四人一排，又是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讲话，反正就是讲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声喧闹。他们在路上消失了。“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是德国兵，”皮安尼说。“不是奥国佬。”“为什么这儿没人拦住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这路堤上为什么不布置机关枪？”“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我很光火。“该死，这整个局面都荒唐可笑。下边那座小桥他们炸掉了。这儿大路上的桥却保留了下来。人都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完全不想拦阻敌人吗？”“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我于是闭嘴不说了。这本不干我的事；我的职务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现在我只要人到达波达诺涅就算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为什么走不到，真见鬼！要紧的是保持镇静，别给人家的枪打中，别给人家俘虏去。“你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吗？”我问皮安尼。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也不必匆忙。大家想吃点东西吗？”“这不是可以多呆的地方，”博内罗说。“好。我们就走吧。”“我们就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家看见。”“我们还是到上面去走吧。可能也有敌人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我们两边伸展着湿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城堡下才是人家的屋顶，一家家挨过去。我们望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上有许多桑树。我看见前头有个地方，路轨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掉，丢在路堤下。“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有一队自行车走过。我从堤顶偷望着他们走过。“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管自走他们的路，”艾莫说。“如果在上边走就会给人家打死的，中尉，”博内罗说。“他们要的不是我们，”我说。“他们另有目标。倘若他们突然撞上我们，那我们就更危险了。”“我情愿在这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罗说。“好吧。我们在轨道上走。”“你看我们逃得出去吗？”艾莫问。“当然啦。敌军还不很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溜过去。”“那部军官座车是干什么的？”“基督才知道，”我说。我们继续顺着铁轨走。博内罗在路堤的烂泥里走，后来走得腻了，也爬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道朝南走，已与公路岔开，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有一条运河，上边有条短桥给炸毁了，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我们听见前头有枪声。过了运河，我们又在车轨上走。铁道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入城。我们望得见前头另外有一条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开过自行车队的公路；南面是一条小支路，横贯田野，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想还是抄近路朝南走，绕过城，再横过乡野朝坎波福米奥走，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我们走乌迪内城后的那些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总队伍。我知道有许多小路横贯平原。于是我开始爬下路堤。“来吧，”我说。我们要走那条支路，绕到城的南边去。这时大家都爬下了路堤。从支路那边嗖的有一枪向我们打来。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壁。“退回去，”我喊道。我爬上路堤，脚在泥土里打滑。司机们在我的前头。我尽快爬上路堤。密密的矮树丛里又打出了两枪，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孔朝地跌了下去。我们把他拖到另外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转身来。“他的头应当朝上面，”我说。皮安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下，断断续续地吐出鲜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颈下部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他右眼下穿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时，他死了。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就由他去了。“那帮狗崽子，”他说。“他们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意大利人，”皮安尼说。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表性形容词。博内罗一声不响。他正坐在艾莫身旁，可是并不望着他。艾莫的军帽已滚到路堤下面去了，皮安尼现在把它捡来遮住艾莫的脸。他拿出他的水壶来。“喝口酒吧？”皮安尼把水壶递给博内罗。“不，”博内罗说。他转身对我说：“如果我们在铁轨上走，随时都有这个危险。”“不，”我说。“人家开枪，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博内罗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第二个轮到谁啊，中尉？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照我看，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罗说。“现在意军对于我们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殿后部队对什么东西都害怕。德国部队自有其目的，不会多管我们。”“你说得头头是道，中尉，”博内罗说。“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皮安尼问。“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挨到天黑再说。只要我们走得到南边就没事了。”“他们为要证明第一次并没有打错，我们再过去准会给他们都打死，”博内罗说。“我才不干哩。”“我们找个最贴近乌迪内的地方躲一躲，等天黑再摸过去。”“那么就走吧，”博内罗说。我们从泥堤的北边下去。我回头一望。艾莫躺在泥土里，跟路堤成一个角度。他人相当小，两条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掩盖在脸上。他的样子真像尸首了。天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我算是喜欢他的了。他的证件在我口袋里，我准备写信通知他家属。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周围栽着树，房屋旁边还搭有一些农家小建筑物。二楼有个阳台，用柱子支着。“我们还是一个个分开些走吧，”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径。越过田野走过去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开枪打我们。我朝农舍走去，越看越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联在一起，柱子间撅出着一些干草。院子是用石块铺砌的，所有的树木都在滴着雨水。院子里有一部空空的双轮大车，车杠高高翘在雨中。我走到了院子，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屋门开着，我便走进去。博内罗和皮安尼也跟着我进去。屋里很暗。我绕到后边厨房去。一个没盖的炉子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虽则吊有几只锅子，可是都是空的。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