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总爱你。”“你并不当真怕雨吧？”“同你在一起就不怕了。”“你为什么怕雨呢？”“我不知道。”“告诉我。”“别叫我说。”“告诉我。”“不。”“告诉我。”“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哪有这种事。”“还有，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中死去。”“那倒是比较可能的。”“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够叫你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己。”“请你别说吧。今天夜里我可不要你发苏格兰人的怪脾气，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长久了。”“不，可我本是苏格兰人，本是疯疯癫癫的。不过我不发作就是啦。这一切都是胡闹。”“对啦，都是胡闹。”“都是胡闹。只是胡闹。我并不怕雨。我并不怕雨。哦，哦，上帝啊，但愿我真的不害怕。”她哭了。我安慰她，她停止了哭泣。但是外边的雨还是漫漫地下着。有一天下午，我们到跑马场去。弗格逊也去，还有克罗威·罗吉斯，就是那个给炮弹雷管炸伤眼睛的青年。中饭后，姑娘们去打扮换衣服，克罗威和我则坐在他病房的床沿上，翻阅赛马报纸，研究各匹马过去的成绩和今天的预测。克罗威的头还扎着绷带，他本不关心赛马，只是因为闲来无事，才经常阅读赛马报纸，注意每匹马的进展变化。他说今天的马都不好，但是我们只有这些马可赌赛。老迈耶斯喜欢他，常常透露给他一些内部消息。迈耶斯每次看赛马，几乎每赌必胜，不过他不愿意把内部消息告诉人家，因为买那匹马票子的人一多，彩金就往下跌了。这里的赛马非常腐败。各国因跑马犯规而被赛马场开除的骑师，在意大利仍旧在当。迈耶斯的情报相当好，但是我不喜欢请教他，因为有时候你问他，他常常不回答，你看得出他告诉你时，总显得很为难，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总觉得有义务告诉我们一些，特别是克罗威，他对他透露消息比较不太难过。克罗威的两只眼睛都受了伤，有一只是重伤，而迈耶斯自己眼睛也有毛病，所以他喜欢克罗威。迈耶斯赌什么马，从来不告诉他妻子。他妻子有时赢有时输，大多是输，话可唠唠叨叨个没完。我们四人赶一部敞篷马车到圣西罗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赶着马车穿过公园，沿着电车轨道出城，一到城外，路上全是尘土。城外有些别墅，围着铁栅，有花草蔓生的大花园、有流着水的沟渠和青翠的菜园，菜叶上积有尘土。我们越过平原，望得见农民的屋子、丰腴青翠的田地和农场的水沟，还有北边的高山峻岭。往跑马场赶的马车很多，守大门的人让我们进去，并不查验入场证，因为我们身穿军装。我们下了马车，买了节目表，穿过内场，跨过那铺得又平又厚的跑马道，来到停马的围场。大看台已经陈旧了，是用木头搭成的，卖马票处就设在看台底下，在马房边排成一长列。有一群士兵靠着内场的围栏边。围场上的人也相当多，在大看台后边的树木底下，有人拉着马绕着圈子走，让马活动活动。我们见到一些熟人，弄到两把椅子给弗格逊和凯瑟琳坐，观察那些马。马由马夫牵着走，一匹跟着一匹，马头垂下。有一匹紫黑色的马，克罗威发誓说那是染出来的颜色。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觉得颜色可能是染上去的。这匹马在上鞍铃摇了以后，才给拉出来。我们看那马夫胳臂上的号数，对照节目表才知道这匹马叫做贾巴拉克，是一匹阉过的黑马。这一次竞赛的马，都是没有赢过一千里拉或更多的。凯瑟琳也说那匹马的颜色是假的。弗格逊说她没有把握。我则以为那马有点可疑。我们都同意购买这匹马的票子，一共凑了一百里拉。根据赌注打赌表，这匹马倘若跑赢的话，每里拉要付三十五里拉。克罗威走过去买马票，我们则看着骑师骑着马又绕了一个圈子，然后从树木底下走上跑道，慢慢地跑往起点。我们走上大看台去看赛马。圣西罗当年还没装上弹性起跑栅，那个主持起跑者先叫马排成一横行——在远远的跑道上这些马看起来很小——然后把长鞭啪的一挥，命令各匹马起跑。马跑过我们跟前时，那匹黑马竟然一马当先，到了转弯的地方，它撇下了其余的马，跑到远远的前方去了。我用望远镜往远处望去，看见黑马的骑师正在死命拉住它，但是马控制不住，等到拐弯转入最后决胜的那段跑道时，它抛下其余的马，有十五匹马马身长度的距离。黑马到了终点后还转了一个弯才停下来。“这太好了，”凯瑟琳说。“我们赢了三千多里拉啦。一定是匹好马。”“我只盼望他们付钱以前，马的颜色可别掉了，”克罗威说。“真是一匹可爱的马，”凯瑟琳说。“不晓得迈耶斯先生买了它的票没有。”“你买了那匹赢的马没有？”我大声问迈耶斯。他点点头。“我倒没有，”迈耶斯太太说。“孩子们，你们押的是哪匹马？”“贾巴拉克。”“真的？赌注是三十五对一啊！”“我们喜欢它的颜色。”“我不喜欢。我看它样子不大对头。人家叫我不要押它。”“它不会付多少钱的，”迈耶斯说。“牌价上明明写着三十五对一啊，”我说。“不会付多少钱的。快起赛的时候，”迈耶斯说，“有人押下了一大笔款子。”“谁？”“肯普顿和他那一帮人。你等着瞧吧。这匹马付不到二对一。”“那么我们得不到三千里拉了，”凯瑟琳说。“我可不喜欢这种作弊的赛马。”“我们可以得到二百里拉。”“那算不了什么。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还以为我们快要得到三千里拉哩。”“这样腐败，惹人厌恶，”弗格逊说。“自然咯，”凯瑟琳说，“我们可不就是因为它形迹可疑才押它的。不过，我倒真想得到三千里拉呢。”“我们下去喝杯酒，看他们付多少钱，”克罗威说。我们到了人家张贴号码并摇铃付款的地方，在贾巴拉克名字后写着每十里拉可得十八个半里拉。这就是说，甚至不到二比一。我们走进大看台下的酒吧间，每人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我们碰到两个认识的意大利人和副领事麦克亚当斯，他们跟着我们上去找女士们。意大利人彬彬有礼，麦克亚当斯和凯瑟琳谈话，我们则又下去押马。迈耶斯正站在派彩处①附近。“问他赌哪匹马，”我对克罗威说。“你赌哪匹马，迈耶斯先生？”克罗威问。迈耶斯拿出节目表来，用铅笔指指第五号。“我们也买它，行吗？”克罗威问。“尽管买。尽管买。可别告诉我妻子是我告诉你们的。”“喝杯酒吧？”我问。“不，谢谢。我从来不喝酒。”我们用一百里拉赌第五号马跑头马，又花一百里拉赌它跑二马，随后又是一人一杯威士忌苏打。我觉得很高兴，又结交了两个意大利人，他们每人陪我们喝了一杯酒后，我们就去找女士们。这两个意大利人也很彬彬有礼，跟先前那两个一模一样。过了一会儿，就没人坐得下来了。我把马票递给凯瑟琳。“买了哪匹马？”① 这种跑马赛，一般在每场截止购马票后，由场方把每匹马上的全部押金，扣去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再用计算器算出如果跑出名次后每张马票能分到多少，在派彩处公布。“我不知道。是迈耶斯先生选择的。”“你连马的名字都不知道吗？”“不知道。你往节目表上去找吧。大概是第五号。”“你的信心真动人，”她说。第五号马果然赢了，但是付的钱很有限。迈耶斯先生很光火。“你得花二百里拉才能赢到二十里拉，”他说。“十里拉的马票得十二里拉。太不值得了。内人就输了二十里拉。”“我跟你下去走走，”凯瑟琳对我说。意大利人都站起身。我们走下大看台，往停马的围场走去。“这赛马你喜欢吗？”凯瑟琳问。“是的。我想是喜欢的。”“依我看，这也不错，”她说。“不过，亲爱的，见那么多的人我可受不了。”“我们也没见多少人啊。”“人是不多。不过迈耶斯夫妇，还有那个银行主任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我的即期支票是他兑给我的，”我说。“不错，不过他不兑的话，别人也肯兑给你的。那最后四个小伙子更叫人难受。”“我们就呆在这里看跑马好了，就从围栏这儿看。”“那好极了。还有，亲爱的，我们来赌一匹从来没听见过的马，一匹迈耶斯先生不会押的马。”“好的。”我们押了一匹名叫“给我点燃”的马，结果跑时一共五匹，我们这匹马跑第四。我们靠在围栏上，看着马跑过，一片马蹄哒哒声，还望见了遥远的山峰以及在树木和田野后边的米兰城。“我觉得清爽多了，”凯瑟琳说。马儿回来了，由大门走过，又湿又流汗，骑师们在叫马儿安静下来，把马带到树底下，预备下马。“你不想喝杯酒吗？我们可以在这儿喝酒赏马。”“我去拿，”我说。“小伙计会送来的，”凯瑟琳说。她伸手一挥，马房旁边那个卖酒凉亭上就有个小伙计跑出来。我们在一张圆铁桌边坐下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更好些？”“是的，”我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孤单寂寞。”“这儿好得很，”我说。“是的。这赛马场果真好看。”“是不错的。”“你别给我弄得扫兴，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想回去我就回去。”“不，”我说。“我们就留在这儿喝酒吧。等一会儿，我们下去站在越水障碍边，看障碍赛马。”“你待我真好，”她说。我们俩单独在一起一会儿后，倒又高兴去见旁的人们了。我们尽兴而归。时届九月，先是夜里阴凉，接着白天也阴凉起来，公园里的树叶一一褪色，于是我们知道夏季已经完了。前线战事失利，他们攻不下圣迦伯烈山。培恩西柴高原上的战事已经结束，到了九月中旬，圣迦伯烈山的战事也快结束了。他们攻不下这山峰。爱多亚已经回前线。马匹已运往罗马，米兰已经没有赛马了。克罗威也上罗马去了，准备从那儿回美国。米兰城里有两次反对战争的骚乱，都灵也有一次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说，意军在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损失达十五万人。他说，他们在卡索高原上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喝了杯酒，他便扯开了。他说今年这儿的战事已完，意军贪心多吃了一口，已经吃不消了。他说法兰德斯的总攻击看样子也是不行的①。盟军倘若老是像今年秋天这么以士兵去乱拼，一年内就要垮台。他说我们大家都垮了，但只要大家不知道就没什么要紧。我们都垮了。不过是装做不知道罢了。哪一国拼死熬到最后才发觉这一点，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酒。我是不是谁的参谋？不是。他倒是的。全是胡闹。俱乐部里只有我们两人靠坐在大皮沙发上。他那暗色的皮靴，擦得闪闪发亮。好漂亮的靴子。他说全是胡闹。上级官员想的只是师团和人力。大家都为着师团争吵，一调拨给他们，便拿去拼个精光。他们都垮了。德国人打胜仗。天啊，德国佬才是真正的军人。不过他们也垮了。我问他俄罗斯怎么样？他说他们已经垮了。我宁愿看到他们垮台。还有奥军也垮了。他们倘若有几师德国兵，就可以打胜仗。照他想，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来进攻？当然会来的。意军垮了。谁都知道意军垮了。等德国佬从特兰提诺地区冲下来，在维琴察把铁路切断，到那时候意军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在一九一六年就试过了，我说。那次德军没有一同来。是的，我说。他又说，他们大概不会这么做。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来个复杂一点的，弄一个大垮特垮。我得走了，我说。我得回医院了。“再会，”他说。随后又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他个人的乐观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我在一家理发店歇下来，修了个脸才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疗养，有现在的成绩也算好的了。三天前我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莱医院所受的机械治疗，还得去几趟才算完事，所以我特地抄小道，练习不瘸腿走路。有个老头儿在一条拱廊下替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有两个姑娘一起站着由他剪影，他剪得好快，边剪边侧着头看她们。姑娘们娇笑个不停。他把剪好的侧面像先拿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姑娘们。“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来不来，中尉？”姑娘们边看着她们的剪影边笑着走了。她们都长得很好看。有一个是医院对面那家酒店里的女店员。“好的，”我说。“脱掉帽子。”“不。还是戴着吧。”“那就不十分美观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① 法兰德斯地区包括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这里讲的总攻击是指1916 年英法联军与德国军队沿索谟河的争夺战，联军运用了新武器坦克，还是没有多大成就。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随后分开这两层厚纸，把侧面像贴在一张卡纸上递给我。“多少钱？”“用不着。”他摇摇手。“我是为你服务的。”“请。”我掏出几个铜币来。“就当做茶钱吧。”“不。我剪它本是一种娱乐。把钱留下给你的女朋友吧。”“多谢，再会。”“再会。”我走回医院去。我有些信件，一封是公函，还有其他的。公函通知我有三星期的“疗养休假”，以后就回前线。我细心地读过一遍。也好，那就定当了。我的疗养休假自十月四日算起，我的机械治疗也就在那天结束。三星期是二十一天。那么十月二十五日我就得走了。我给他们讲一声我出去一趟，就跑到医院斜对面一家馆子去吃晚饭，就在饭桌上看信件和晚报。祖父来了一封信，讲了些家里的事以及为国尽忠的话，附有一张两百元的汇票和一些剪报；旧日同饭堂那位教士也来了一封沉闷的信；一个参加法国空军的朋友来了一封信，他现在交了一帮野朋友，满纸讲的都是荒唐事；雷那蒂也来了一封短简，问我在米兰还要躲多久，有什么新闻？他要我带些唱片回去，还开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基安蒂酒。饭后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读完了晚报，把信件揣在口袋里，把报纸和小账搁在桌上便走了。回到医院的房间里，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和便袍，拉下通阳台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那叠报纸原是迈耶斯太太留在医院里给她的“孩子们”看的。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夺到冠军，而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的分数遥遥领先①。宝贝鲁思②当时正在波斯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沉闷，消息偏于一处地方，陈旧过时，战事报道也都是陈旧的。美国新闻讲的都是训练营的情况。幸喜我没进训练营。报纸上可以看的只有棒球比赛消息，但我对于这全没兴趣。报纸堆成一大叠，翻来翻去，无法叫人读得上劲。它们虽则已失去了时间性，我还是看了一会儿。我想，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卷入了战争，会不会把这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吧。意大利打得够糟了，米兰还不是照样有赛马。法国已停止赛马了。那匹叫做贾巴拉克的马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初上班时，我听见她在我这一层楼上的走动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从门外走廊上走过。她到过几间病房后才走进我的这一间。“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方才有好些事得做。你好啊？”我把我收到的公函和休假的消息告诉了她。“好极啦，”她说。“你打算上哪儿去呢？”“都不去。我要呆在这儿。”“那太傻了，你拣个地方，我跟着来。”“你怎么能够跟着来？”“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来的。”“你很行。”① 美国的棒球比赛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职业球队参加“美国联赛”或“全国联赛”两大全国性的联赛。杰出运动员受人崇拜欢迎，犹如明星。② 宝贝鲁思后来以击全垒打著名，是美国棒球史上的杰出运动员。“哪里。只要你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想法子克服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在想，以前有些困难，当时看来很大很大，但回想起来，只是一些小阻碍罢了。”“我倒以为是很难想法子的。”“没有什么大困难，亲爱的。顶多是我一走了之。但是也不必走到这一地步。”“我们上哪儿去呢？”“哪儿都行。你要上哪儿去都行。只要是没熟人的地方。”'“我们上哪儿去你都不在乎吗？”“无所谓。哪儿都行。”她的模样似乎烦躁紧张。“怎么啦，凯瑟琳？”“没事。没有什么。”“一定有事。”“没事。真的没事。”“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没有什么。”“告诉我。”“我不想说。我怕说了会叫你不高兴或者担心。”“不会的。”“你果真不会吗？我倒不愁，只怕你发愁。”“你不愁的事我自然也不会愁的。”“我不想说。”“说吧。”“非说不可吗？”“要说。”“我有孩子了，亲爱的。差不多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你不要愁。你一定不要发愁。”“好吧。”“果真是好吧？”“自然啦。”“我用尽了种种方法。我什么药都吃，但是都没有效力。”“我并不愁。”“我真是没有法子想，亲爱的，我倒也不去愁它。请你不要发愁或者不好过。”“我只是为你发愁。”“那就不对了。你就是不该为我发愁。人家时时都在生孩子。人人都在怀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你很行。”“哪里。不过你千万别操心，亲爱的。我一定想法子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我现在惹起了麻烦。但是在这以前我岂不是个好姑娘吗？你岂不是完全不知道吗？”“不知道。”“以后就这样好了。你根本不必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愁吧。立刻别愁了。你不想喝杯酒吗，亲爱的？我知道你喝了杯酒就会兴致好。”“不。我兴致很好。你实在相当行。”“哪里。只要你拣好什么地方，我一定想法子跟着去，在一起住。十月的天气一定是可爱的。我们一定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亲爱的，等你上了前线我天天给你写信。”“那时候你自己上哪儿去呢？”“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好地方的吧。由我自己来想法子吧。”我们静默了一会儿，都不开口。凯瑟琳坐在床沿上，我望着她，彼此不接触。我们中间有了距离，仿佛有个第三者闯进了房间，彼此都觉得怪不自然。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你不生气吗，亲爱的？”“不。”“还有你不至于觉得上了圈套吧？”“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上了你的圈套。”“我没有说是我的圈套。别傻头傻脑。我的意思只是说有没有上了圈套的感觉。”“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讲，你总是觉得上了圈套。”她的心跑得远远的，虽则身体没动弹，手也没有挪开。“‘总是’这两字不大好听。”“对不起。”“没有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来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来没爱过人。我一向都想法子顺从你，你现在倒说起‘总是’这种话来。”“我把舌头割掉吧，”我建议。“哦，亲爱的！”她从她远去的地方回来了。“你可别太认真。”我们又在一起了，方才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产生误会。”“我们不会的。”“但是人家可是这样子的。他们先是相爱，故意产生误会，争吵，到末了两人的感情忽然变了。”“我们不争吵。”“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我们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人家征服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一定没事。”“死总是要死的。”“不过只死一次。”“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①“当然就是这句话。谁说的？”“不知道。”“说这话的人大概还是个懦夫，”她说。“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不知道。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这倒难说。要了解勇者的内心可不容易。”“对啦。勇者就是这么不吐露内心的。”“你倒像个权威。”“你讲得对，亲爱的。该是个权威。”“你是勇敢的。”“不，”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在外边混了这么久，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的成绩只能达到两百三十，再努力也不行。”“击球的成绩两百三十的球员是什么样的人呢？听起来挺神气的。”“哪里。从玩棒球的人来说，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击球手。”“不过还算是个击球手啊，”她逗着我说。“依我看，你我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说。“不过你是勇敢的。”“我不是。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我们俩都是勇敢的，”我说。“我喝了一杯酒就很勇敢。”“我们两人都满好，”凯瑟琳说。她走到镜橱边，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给我。“喝杯酒吧，亲爱的，”她说。“你的态度很好。”“我不是真的想喝酒。”“喝一杯。”“好。”我在喝水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口喝干了。“这很伟大，”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不过你也不必过分。”“战后我们上哪儿住去呢？”“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是现在我要等待我们的儿子先当上了海军少校再说。”“也许他还要当上将军呢。”“倘若是百年战争的话，他来得及在海陆两方面都试一试。”“你不想喝杯酒吗？”“不。酒总是使你高兴，亲爱的，但只叫我头昏。”“你从来不喝白兰地吗？”“不喝，亲爱的。我是个很老派的老婆。”我伸手到地板上去拿酒瓶，又倒了一杯酒。“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们吧，”凯瑟琳说。“或者你看看报等我回来。”“你非去不可吗？”“现在不去，过一会还是得去的。”“好的。还是现在去吧。”“我等一会儿再回来。”“那时我报就看完了，”我说。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莱医院回来时雨很大，赶到房里，浑身淋湿了。在我楼上的病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沉重地下着，风刮着雨，打在玻璃门上。我换了衣服，喝了一点白兰地，但是白兰地喝起来没有味道。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饭后竟然呕吐起来。“没有疑问，”住院医师说。“瞧他的眼白，小姐。”盖琪小姐看了一看。他们拿面镜子叫我自己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为这黄疸，我病了两星期。所以我便没有和凯瑟琳一起过“疗养休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莱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好玩。那儿有散步的幽径，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那地方比施特雷沙好得多，因为人少一点。施特雷沙和米兰的交通非常方便，总会碰上熟人。巴兰萨那边有个好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夫住的那些小岛上去玩，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上还有一家饭馆。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去成。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本女士走进房来，打开镜橱，看到了里边的那些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走一批空瓶，准是给她碰到了，因此跑上再来搜查一下。瓶子大多是味美思瓶、马萨拉葡萄酒瓶、卡普里酒瓶、吉安蒂酒瓶和一些科涅克白兰地瓶。门房先取走的是大一点的瓶子，是装味美思和那种用稻草包起来的基安蒂酒瓶，还剩下些白兰地瓶子预备等一下再拿。范坎本女士搜查到的正是这些白兰地瓶子和一个狗熊形的瓶子，里边装着莳萝利口酒。狗熊形的瓶子特别叫她光火。她把它拿起来看看，这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熊头上有个瓶塞，底部粘着一些玻璃珠。我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