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算什么。”“再来看我吧。”“好的。再会，”他拍拍我的手。“再见，”我用土语说。“再见，”他跟着我说了一遍。病房里已很黑暗，本来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领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回阿布鲁息去。他在饭堂里的生活太苦，虽则他本人的态度很好，我倒很想知道他回乡后的生活将是怎么样。他告诉过我，在卡勃拉柯达镇，在镇下边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许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许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据说少女夜间听见笛声是不好的。那儿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①，一见面便摘下帽子。他父亲天天打猎，并且常常在庄稼人家里歇脚吃饭。他们到处受人尊重。外国人倘若要打猎，必须先有证明书，证明他从来没给人家逮捕过。在大撒索山②上有熊，可惜太远了。阿奎拉③是个好城市。那儿夏天夜里阴凉，而阿布鲁息的春天则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但是最可爱的事还得数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是很好的鸟，因为平日吃的是葡萄，你出去的时候也不必带饭，因为当地的庄稼人以请得到客人为有光采的事。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①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男人的尊称，相当中国的“大爷”、“老爷”。② 大撒索山位于意大利中部，其主峰科诺为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③ 阿奎拉是阿布鲁息地区的一个著名城市。我那病房很长，右首是一排窗，尽头处有一道门通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子，窗下的另一排床则朝着墙壁。倘若你朝左侧着身子，你就望得见包扎室的门。病房的尽头处另有一道门，有时有人出入。倘若有人要死了，那张床边就围起屏风来，这样你就看不见人家怎么死去了，只看得见屏风底下医生和男护士们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听得见他们的低语声。随后教士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们回到屏风后，把尸首抬出去，上边盖着一条毛毯，从两排床间的走道抬出去，于是有人把屏风折好拿走。那天早晨，负责病房的少校问我，下一天能否上路。我答说行。他说，那么明天清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要上路还得趁早，否则天气要太热了。人家把你从床上抬下，抬进包扎室去时，你能望到窗外，看见花园里的那些新坟。有名士兵坐在那扇通花园的门外，在制造十字架，把埋葬在花园里人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打打杂，还利用空闲时间用一只奥军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一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非常能干。他们急于送我到米兰去，因为米兰的爱克司光设备比较好，而且等我经过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理疗。我自己也想到米兰去。人家打算把我们都送到后方去，送得越远越好，因为总攻击一开始，这儿的病床有更迫切的需要。离开野战医院的前夕，雷那蒂带着同饭堂的那位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将进米兰一所新设立的美国医院。有几支美国救护车队将调派到意大利来，这所医院将照应他们和其他在意大利服役的美国人。红十字会中有许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只是还没对奥国宣战①。意大利人相信美国对奥国一定也会宣战，他们对任何美国人，甚至红十字会人员，到意大利来，都觉得十分兴奋。他们问我，威尔逊总统会不会对奥宣战，我说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不晓得美国跟奥国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过既然已对德宣战，根据逻辑当然也会对奥宣战。他们问我，我们对土耳其会不会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因为火鸡是美国的国鸟①，但是这句笑话翻译得不太像样，弄得他们又困恼又猜疑，于是我只好说，我们对土耳其大概也会宣战的。那么保加利亚呢？大家已经喝了几杯白兰地，我就乘兴说，天啊，准定也会对保宣战，还会对日本宣战。他们于是说，日本岂不是英国的盟国吗？该死的英国人，谁敢信任啊。日本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是在什么地方？就在太平洋中。日本人为什么要拿它？其实日本人也不是真的要它，我说。这都是流言罢了。日本人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喝淡酒。这倒有点像法国人，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伏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雷那蒂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荣耀，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又热，虱子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是爱罗马的。古罗马是万国之母。我永远忘不了罗穆卢斯吸饮泰伯河水②。什么？没什么。我们都上罗马去吧。我们今天夜里就去，永远不回来。① 美国于1917 年4 月6 日对德宣战，对奥匈帝国则拖到同一年12 月才宣战。① 火鸡和土耳其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火鸡在美国是圣诞节的贵重食品。② 罗穆卢斯为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创建者，和他的孪生兄弟雷穆斯在婴孩时被抛在泰伯河中，后由牝狼乳哺育成人。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是万国之父和万国之母，我说。罗马这个词是阴性，雷那蒂说。它不能又是父亲。那么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我不过是要增加见识。你醉了，乖乖。谁灌醉我的？我灌醉你的，少校说。我灌醉你，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完全卷进去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要走了，乖乖，雷那蒂说。上罗马去，我说。不，到米兰去。到米兰去，少校说，到水晶宫去，到科伐去，到坎巴雷去，到宓妃去，到大拱廊那儿去③。你这幸运儿。到意大利大饭店去，那儿我可以找乔治借钱④。到歌剧院去，雷那蒂说。你要到歌剧院去。每天晚上都去，我说。每天晚上去你可没有那么多的钱，少校说。戏票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不付款的话，我只好去坐牢。银行里的甘宁汉先生是这么给我支款的。我就是靠这种即期汇票混日子的。做祖父的怎么可以让一位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意大利牺牲生命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的①万岁，雷那蒂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的声音得小一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讲得轻一点已经有好几趟了。明儿你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科？我不是告诉你过，他要上美国医院去，雷那蒂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那种长着胡子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倒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一个人倘若喜欢留胡子，由他去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少校长官？因为胡子装不进防毒面具去。装得进去的。防毒面具里什么都装得进去。我曾经在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乖乖，雷那蒂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哦，好孩子，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变得伤感起来了。听着，我有件惊人的消息告诉你。你那位英国姑娘。知道吗？你天天夜里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上米兰去。她跟另外一位一块儿调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达。我今天跟他们那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要调一批回去。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乖乖？好。不错吧？你去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来跟你亲热。我干吗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喝酒，叫嚷，打扰着弗雷德里科。别走。不，我们得走了。再会。祝你走运。万事顺利。再见。再见。再见。早点回来啊，乖乖。雷那蒂吻我。你有来沙尔的味道。再会，乖乖。再会。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蹑着脚走出去。我发觉我自己相当醉了，也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们一早动身，四十八小时后抵达米兰。沿途很不舒服。我们在美斯特列这一边时，火车在侧线上停了很久，有些儿童跑来朝车厢里张望。我叫一个小孩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巴白兰地。我就叫他去买来，酒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接着便和邻座的人喝个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城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了一阵。那也没什么打紧，因为我旁边的那人已在地板上吐过好几趟了，后来，我感到十分口渴，简直忍不住，到了维罗那城外的调车场，我对一个在列车边走来走去的士兵打个招呼，于是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喊醒那个与我同醉的小伙子乔吉蒂，给他喝了一点水。他说把水倒在他的肩膀上吧，说完仍旧睡去了。那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一分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吮着吃，吐出核来，看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抖动了一下，开动了。③ 大拱廊是一条长长的连环拱廊，320 码长，16 英尺宽，94 英尺高，上边是玻璃屋顶，两边是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等。这里所提到的宓妃、坎巴雷等都是著名饭馆。科伐是米兰歌剧院旁边的咖啡店。水晶宫可能是指大拱廊中央的那座穹隆形的玻璃塔。④ 乔治是米兰一家大饭店的茶房头目。①加里波的（1807—1882），为意大利爱国志士。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人呢？”抬担架的人问。“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找个人来吧。”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看在基督份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我走过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上面有镜子。他们把我搁在床上。“我可没法子铺被单，”妇人说。“被单都给锁起来了。”我不跟她答话。“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好的口袋里。”门房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已接受的治疗。”女人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不晓得怎么办。”她开始哭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哭着问。“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看不清楚镜子里所反映的东西。门房站在床边。他脸长得好，一团和气。“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华克太太。”“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不动弹地躺着，几乎并不呼吸，腿痛减轻一点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边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睡去了。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外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污秽的绷带，笔直伸出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相当漂亮。“早上好，”我说。“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找到。他上科莫湖①去了。谁也不知道有病人要来。你到底生什么病啊？”“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你叫什么？”“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我给你洗一洗身。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得等医生来。”“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不在。这儿没有姓这个的人。”“我进来时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护士大笑起来。“那是华克太太。她值夜班，她睡着了。她想不到有病人要来。”我们谈话时她替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我的衣服全脱掉了，她就给我擦身，十分温和柔婉。擦了身以后，人很舒服。我头上扎着绷带，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① 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长35 英里，宽3 英里，是著名的风景区。“你在哪儿受的伤？”“伊孙左河上，在普拉伐的北面。”“那又在哪儿啊？”“哥里察的北面。”我看得出这些地名她全陌生。“你疼得厉害吗？”“没什么。现在不大疼了。”她在我口里放进一支体温计。“意大利人是放在胁下的，”我说。“别说话。”她把体温计拔出来，看看，甩了一甩。“几度？”“你是不该知道的。”“告诉我吧。”“差不多正常。”“我从来不发烧。我两条腿里边也装满着破铜烂铁。①”“你这话什么意思？”“腿里边装满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的弹簧等等。”她摇头笑了一笑。“你腿里边如果真的有这些异物，就一定会发炎，人发烧。”“好吧，”我说。“等着瞧吧。”她走出房去，接着跟清早看到的那位老护士一同进来。她们俩一块儿铺床，我人仍旧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很新奇，很可佩服。“这儿的主管是谁？”“范坎本女士。”“一共有多少护士。”“只有我们两个。”“岂不是还有人要来吗？”“还有几位快到了。”“她们什么时候到呢？”“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问话问得太多了。”“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上身下都挨着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华克太太走出去，拿了一件睡衣的上衣回来。她们给我穿上了，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你们待我真好，”我说。那个叫做盖琪小姐的护士娇笑了一下。“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当然可以。接着就给你开早点。”“我倒不想吃早点。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不好？”房间里本来很暗，现在百叶窗一打开，变得阳光明亮，我望得见窗外的阳台，再过去是人家的瓦屋顶和烟囱。我望望这些瓦屋顶的上空，看见白云和碧蓝的天。“难道你们不知道旁的护士们什么时候到吗？”① 这句话可能是暗比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你怎么老是问？难道我们待你有什么不周到？”“你们待我很好。”“你要不要用便盆？”“试试看吧。”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试，但是不行。过后我躺着，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医生什么时候来？”“等他回城来。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没有旁的医生吗？”“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盖琪小姐拿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后，她们就走了，我对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中饭我吃了一点东西，午后医院的监督范坎本女士上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麻利猜疑，当医院监督未免委屈了她。她盘问了我许多话，听她口气好像我参加意国军队是一桩丢脸的事。“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我问她。“除非有医生的吩咐。”“医生没来以前，我只好不喝是不是？”“绝对不许喝。”“你还是打算要把医生找来的吧？”“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她出去了，盖琪小姐回进房来。“你为什么对范坎本女士这么没礼貌？”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了些事情后，这么问道。“我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可她太傲慢了。”“她倒说你跋扈蛮横。”“哪里。不过有医院而没医生，这是哪一种把戏？”“他就要来了。她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他在那儿干吗？游泳？”“不。他在那儿有个诊所。”“他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个医生来？”“嘘！嘘！你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我叫人去叫门房，他来时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叫他上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牌味美思和一尊基安蒂红酒，还有晚报。他去了，回来时用报纸包好酒拿进来，把报纸摊开，我叫他拔掉瓶塞，把红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报，看看前线的消息、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受的勋章，随后从床底下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摆在我的肚子上，让阴冷的玻璃瓶冰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上了圆圈儿。我看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燕子在打圈子，我一边看着燕子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琪小姐端来一个玻璃杯，里边是蛋奶酒。她进来时我赶快把味美思搁在床的另外一边。“范坎本女士在这里边掺了些雪利酒，”她说。“你不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不小了，在医院里负的责任又重大。华克太太太老了，无法帮她的忙。”“她人很出色，”我说。“我很感谢她。”“我就把你的晚饭端来。”“不忙，”我说。“我不饿。”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谢谢她，吃了一点晚饭。饭后外边天暗了，我望得见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去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流着汗惊醒过来，随后又睡去，竭力避免做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又醒了过来，听见鸡叫，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开始发亮。我很疲倦，天真亮了以后，又睡着了。我醒来时，房间里阳光明亮。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所以在床上把身子伸了伸。想不到双腿疼痛，低头一看，看到双腿还包扎着肮脏的绷带，才明白身在何地。我伸手抓住电线按电铃。我听见走廊上的电铃响声，随后有个穿着橡皮底鞋子的人在走近来。来的是盖琪小姐，在明亮的阳光下，她看起来人苍老一点，而且不怎么好看。“早上好，”她说。“你夜里睡得好吗？”“好。多谢你，”我说。“我可以叫个理发师来吗？”“方才我来看你，你正抱着这东西熟睡在床上。”她打开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喝光了。“你床底下的那一瓶我也放在橱里了，”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要个杯子呢？”“我就怕你不让我喝。”“我本可以陪你喝一点的。”“你是个好姑娘。”“单独一人喝酒不好，”她说。“你以后别这么做。”“好的。”“你的朋友巴克莱小姐来了，”她说。“真的？”“是真的。我不喜欢她。”“你会喜欢她的。她人非常好。”她摇摇头。“她当然是好的。你往这一边挪一挪行不行？好了。我给你洗一洗，预备吃早点。”她拿了块布和肥皂，用温水给我洗。“你把肩膀抬起来，”她说。“这样行啦。”“早饭前打发理发师来行不行？”“我给你找门房叫他去。”她走了出去又走回来。“他去叫了，”她说，一面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理发师跟着门房进来了。他年纪约莫五十，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盖琪小姐给我洗好了，走了出去。理发师过来在我脸上涂上皂沫，给我刮胡子。他人很严肃，一声不响。“怎么啦？有什么消息没有？”我问。“什么消息？”“随便什么消息。城里有什么事？”“这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有敌人的耳目。”我抬头看看他。“请你的脸别动，”他说，一边继续刮胡子。“我什么都不说。”“你究竟怎么啦？”我问。“我是意大利人。我不和敌人通信息。”我只好由他去了。倘若他是疯子，我的脸还是早一点离开他的剃刀好。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他一下。“当心，”他说。“剃刀快得很。”修脸后我付钱给他，给了他半个里拉做小帐。他退回了小帐。“我不收。我没有上前线。但是我还是意大利人。”“滚你妈的蛋。”“那我就告退了，”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半个里拉留在床头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琪小姐走进来。“劳驾把门房喊来。”“好的。”门房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那理发师是不是疯子？”“不是，长官。他搞错了。他听不大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国军官。”“噢，”我说。“嗬，嗬，嗬，”门房直笑。“他这个人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他伸着食指划一划喉咙。“嗬，嗬，嗬，”他竭力忍住笑。“后来我对他说，你并不是奥地利人。嗬，嗬，嗬。”“嗬，嗬，嗬，”我埋怨道。“倘若他把我喉咙割断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嗬，嗬，嗬！”“那倒不会，长官。他非常害怕奥地利人。嗬，嗬，嗬。”“嗬，嗬，嗬，”我说。“滚你的。”他走出去，我听见他在走廊上的笑声。我听见有人在走廊上走近来。我望着门。来的是凯瑟琳·巴克莱。她走进房，走到床边。“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又清新又年轻，十分美丽。我以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人。“你好，”我说。我一看到她，就爱上了她。心里神魂颠倒。她望望门口，看是没有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拉下，吻她，感到她的心在怦怦地跳。“你这亲爱的，”我说。“你能够到这里来岂不是太奇妙吗？”“其实要来也不太困难。不过要呆下去，可能不容易。”“你非呆下去不可，”我说。“噢，你真奇妙。”我爱她爱得疯了。我简直不相信她真的就在跟前，紧紧地抱住她。“别这样，”她说。“你身体还没有复原哩。”“哪里，我行了。来吧。”“不。你还没十分好。”“哪里。我行。我行的。求求你。”“你真的爱我吗？”“我真的爱你。我为你发疯了。请你快来吧。”“我们的心在跳哩。”“心我不管。我要的是你。我只是爱你爱得发疯了。”“你果真爱我吗？”“别老是说这个。来吧。求求你。求求你，凯瑟琳。”“好，不过只能来一会儿。”“好，”我说。“把门关好。”“你不能这样。你不该。”“来吧。别说话。请你来吧。”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疯狂劲儿过去了，我觉得空前愉快。她问道：“你现在可相信我爱你吗？”“噢，你真可爱，”我说。“你非呆下去不可。他们不能打发你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我们得十分小心。刚才那真是发疯。我们不该这么做。”“夜里来还是行的。”“我得十分小心。你在旁人面前要留个神。”“我会留神的。”“你得小心。你讨人喜欢。你真的爱我，可不是吗？”“别再说这个了。你不知道那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厉害。”“那么我以后小心就是了。我不想对你再干什么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就要回来啊。”“能够来时我就来。”“再会。”“再会，亲爱的。”她走了出去。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她。我本来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当我躺在米兰一家医院的房间里的床上时，百感交集，涌进了我的脑海，不过我感到非常愉快幸福。最后盖琪小姐来了。“医生快来啦，”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他什么时候到？”“今天下午。”这以后没发生什么事，直到下午。那医生是个瘦小沉默的人，战争似乎搞得他很伤脑筋。他以一种轻巧、文雅而又显得嫌恶的态度，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用一种叫做“雪”①或是什么别的名称的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免得疼痛，直到他那探针、解剖刀或是钳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才觉得痛。病人可清清楚楚晓得什么地方是麻醉的地方。过了一会，脆弱文雅的医生受不住了，他于是说，还是拍爱克司光片子吧。探伤的方法不大满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