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位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吧？”她问道。“是的，小姐。”“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不知道，”我说。“现在我可以参加吗？”“现在恐怕不行啦。告诉我，你为什么参加意大利军队？”“我当时人在意大利，”我说，“并且我会讲意大利话。”“噢，”她说。“我也在学。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有人说学两星期就应该学会。”“噢，我可不成。我已经学习了好几个月了。你要来的话，七点钟以后来看她吧。那时她下班了。但是千万别带来一大帮意大利人。”“就是为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不行。就是漂亮的军装也不行。”“晚安，”我说。“回头见，中尉。”“回头见。”我行了礼，走出去。要像意大利军人那般向外国人行礼，可真不行，一学起来就好窘。意大利人的行礼大概永远不预备出口的。这天天气炎热。我曾到上游①普拉伐桥头堡那儿去一趟。总攻击将从那儿开始。去年没法深入河的对岸，因为从山隘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路上受敌人机枪扫射和炮击的地段，约有一英里长。况且路不宽，既不足以运输全部进攻部队，同时奥军又可以把它变成屠宰场。但是现在意军已经渡了河，占据了对岸的敌人地带约有一英里半长。这是个怪讨厌的地点，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照我想，大概是彼此让步，因为我们这边河上，奥军在下游地带也保留有一座桥头堡。奥军的战壕就挖在山坡上，距离意军阵地只有几码远。那儿本来有一个小镇，现在已成为一片瓦砾。只剩下一个残毁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坏的铁路桥——这条桥现在无法修理和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前。我沿着窄路开车朝河边驶去，把车子留在山下的包扎站上，步行走过那座有个山肩掩护的浮桥，走进那些在废镇上和山坡边的战壕。人人都在掩蔽壕里。那儿搁着一排排的火箭，万一电话线被割断的话，这些火箭可以随时施放，请求炮队的帮助或者当作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望望奥军的阵地。一个人也看不见。我跟一位本来认识的上尉，在掩蔽壕里喝了一杯酒，就沿原路回桥。有一条宽阔的新路正在修造，盘山而上，然后曲曲折折通向河上的桥。这条路一修好，总攻击就要开始了。新路下山时穿过森林，急峭地转折下山。当时的布置是，进攻部队充分利用这条新路，回程的空卡车、马车和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则走那条狭窄的旧路回去。包扎站设在敌军那边河上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① 指伊孙左河，在意奥边境上，长约七十五英里。总进攻开始时，我们就将这么行动。照我目前所能观察到的，这条新路的最后一英里，就是刚从高山转入平原的那一长段，会遭到敌军不断的猛轰。可能搞得一团糟。幸亏我找到一个可以躲躲车子的地方，车子开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歇一歇，等待伤员抬过浮桥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不能通行。新修的道路相当宽阔，斜度也不坏，还有那些转弯处，从大山上森林空隙处露出来的，看来也相当动人。救护车装有金属制的刹车，况且下山时还没装人，大概不至于出毛病。我沿着窄路开车回去。两个宪兵拦住了车子。原来有颗炮弹刚刚落下，而当我们等待的时候，路上又掉下来三颗炮弹。那些炮弹都是七十七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发出一股嗖嗖响的急风，一阵又有力又明亮的爆裂和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股灰色的烟。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走。我的车子经过炮弹掉下的地方时，避开地上的那些小坑，鼻子闻得到一股强烈的炸药和一股夹杂有炸裂的泥石和刚刚击碎的燧石等的味道。我开车子回到哥里察我们住的别墅，后来就去拜访巴克莱小姐，她正在上班，不得会面。晚饭我吃得很快，就赶到英军医院所在地的别墅去。别墅实在又大又美丽，里边长有很好的树木。巴克莱小姐正坐在花园里一条长椅上。弗格逊小姐和她在一起。她们见到我，似乎很喜欢，一会儿弗格逊小姐便借口要走了。“我让你们俩呆在这儿，”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也是很行的。”“别走，海伦，”巴克莱小姐说。“我还是走吧。我得写几封信去。”“晚安，”我说。“晚安，亨利先生。”“你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话。”“你放心。我不过写写我们住的地方多美丽，意大利人多勇敢。”“你这样写会得奖章的。”“那敢情好。晚安，凯瑟琳。”“我等一会就来，”巴克莱小姐说。弗格逊小姐在黑暗中走了。“她人很好。”“噢，她人很好。她是个护士。”“难道你自己不是吗？”“噢，我不是。我是个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拼命工作，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为什么不信任？”“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正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护士就好比是医生。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志愿队可只是一种短期训练班。”“原来如此。”“意大利人不让女人这么挨近前线。所以我们在这儿，行为还得特别检点。我们不出门。”“我倒是可以进来的。”“噢，那当然。我们又不是出家的。”“我们丢下战争不谈吧。”“那倒很困难。要丢也没地方丢它。”“丢下就算了。”“好的。”我们在黑暗中对看着。我心里想，她长得实在美丽，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由我抓住，我就抓住了，并伸出手臂去抱她。“不要，”她说。我就把手臂放在原处。“为什么呢？”“不要。”“要的，”我说。“求求你啦。”我在黑暗中往前靠拢去吻她，一下子感到火辣辣的刺痛。她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她的手打在我鼻子和眼睛上，反应之下，泪水立刻涌上眼来。“真对不起，”她说。我觉得我占有某种优势。“你做得对。”“非常对不起，”她说。“我就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我并没存心伤害你。我可是打疼了你吧？”她在黑暗中看着我。我很生气，不过自己很有把握，好像是在下棋，所有步数，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你打得实在对，”我说。没有关系。”“可怜的家伙。”“你知道，我这一向就在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连英语都不讲。而且你又是长得这么美丽。”我望望她。“无聊的话少说。我已经道歉过了。我们俩还混得下去。”“对啦，”我说。“况且我们已把战争丢下不谈了。”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笑。我注视她的脸。“你真讨人喜欢，”她说。“不见得吧。”“是的。你是个可爱的人儿。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喜欢吻吻你。”我一边看着她的眼睛，一边伸出胳臂像方才那样搂她，吻着她。我狠狠地吻她，紧紧地搂着她，逼着她张开嘴唇；她的嘴唇可紧闭着。当时我还在生气，而当我这么搂她的时候，想不到她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我搂住她，让她紧紧靠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动，于是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往后贴在我手上，接着竟扑在我肩上哭泣起来。“噢，亲爱的，”她说。“你要好好地待我，答应吗？”该死，我心里在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头。她还在哭。“你答应不答应？”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将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过了一会儿，我陪她走到别墅的门口，她走进去，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间。雷那蒂正躺在床上。他看一看我。“原来你和巴克莱小姐的关系有进展了？”“我们是朋友。”“瞧你那副发情的狗似的好模样。”我起初听不懂“发情”这字眼儿。“什么好模样？”他解释了一下。“你呢，”我说，“你自己就好比一条狗——”“算了吧，”他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损人了。”他大笑起来。“晚安，”我说。“晚安，小哈巴狗。”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雷那蒂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我上前线救护站忙了两天。回来时已经太晚，所以到第三天晚上才去找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待她下来。办公室的墙边上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子，上边摆着好些大理石的半身像。甚至办公室外边的门廊上，也有一排排雕像。这些雕像有大理石那种完完整整的品质，看起来千篇一律。雕刻这玩艺儿我总觉得沉闷——不过，铜像倒还有点道理。但是大理石的半身像，简直就像片坟山。坟山中也有一个好的——在比萨① 的那一个。要看坏的大理石像，最好上热那亚②。这医院本来是某德国大富豪的别墅，这些石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倒想知道雕刻师是谁，他赚了多少钱。我看看那些雕像，不晓得是不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可惜雕刻得古典一律。多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照规矩我们就是回到了哥里察还得戴钢盔，虽则戴起来怪不舒服，而且太装腔作势，因为镇上的老百姓根本尚未撤退。我上前线各站去时，只好戴它一顶，同时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防毒面罩。我们现在开始搞到一些面罩了。地道的面罩。照规矩我们还得佩带手枪；就是军医和卫生人员也不能例外。我现在就感觉得到手枪正顶在椅背上。并且还得把枪佩带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否则有被捕的可能性。雷那蒂佩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装的可尽是大便用的卫生纸。我佩带的倒是一支真枪，所以自己大有枪手的感觉，后来试放几下，才知道不行。那是支7.65口径的阿斯特拉牌手枪，枪筒短，开起来跳动得非常厉害，别想打中任何目标。我练习了一个时期，尽量往靶子的下边打，想尽方法克服短枪筒那种滑稽的颤跳，到了后来，终于能够在二十步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后来我常常感到佩带手枪的荒唐滑稽，但不久也就忘记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是偶尔碰到讲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有一个勤务模样的人坐在一张台子后边，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看着大理石地板、摆有雕像的柱子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莱小姐。壁画还算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总是行的。我看见凯瑟琳·巴克莱走下门廊来，便站起身。她朝我走来的时候并不显得怎么高，不过很可爱。“晚安，亨利先生，”她说。“您好！”我说。那个勤务在办公桌后边听着。“这儿坐坐呢，还是到花园去？”“还是到外边去溜溜吧。外边阴凉多了。”我跟在她后边走进花园，那个勤务在后边望着我们。我们走到铺沙的车道上时，她说，“你去过哪儿？”“我到救护站去了。”“你难道不能捎张字条儿给我吗？”“不行，”我说。“不很方便。当时我以为当天就回来的。”“你总得通知我一声啊，亲爱的。”我们走下车路，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手，停下了步，吻她。“有没有我们可以去的地方？”① 比萨是意大利中西部的古城。② 热那亚是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边的城市。“没有，”她说。“我们只好在这儿散步。你去了好久了。”“这是第三天。现在我可回来了。”她望着我：“你是爱我的吧？”“是的。”“你说过你爱我的吧？”“是的，”我撒谎。“我爱你。”这话我以前没说过。“你还叫我凯瑟琳吧？”“凯瑟琳。”我们走了一会，在一棵树底下停住。“说，‘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噢，亲爱的，你是回来了吧？”“回来了。”“我是那么的疼你，疼得难受。你不会离开我吧？”“不会。我总会回来的。”“噢，我是多么疼爱你。请你再把手放在这儿。”“并没有挪开过啊。”我把她扭过来，以便吻她时看得到她的脸，想不到她双眼都是闭着的。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吧。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窑子里的姑娘陪着别的军官们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往你身上一爬，把你的帽舌拉到脑后，便算跟你有特别的交情了。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就像桥牌一般，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是为着什么别的东西在打赌。没有人提起下的赌注究竟是什么。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希望有个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站着求爱无法坚持长久的困难。“没地方去啊，”她说。她回话前不晓得在想什么心事。“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制条凳上，我握着凯瑟琳的手。但她不让我用胳臂搂她。“你很疲乏吗？”她问。“不。”她低头看着地上的草。“我们演的这场戏坏透了，可不是吗？”“什么戏？”“别装傻啦。”“我倒不是故意装的。”“你是个好人，”她说。“你总算尽你的能力在演。不过这场戏坏透了。”“人家心里的事你总知道的吗？”“那也不一定。不过你一转念头，我总知道。你犯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我可是真心爱你啊。”“在不必要的时候你我还是少撒谎吧。今天晚上我已经演了一出小小的好戏，我现在行了。你知道，我并没有神经病，并不发疯。只是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现在凯瑟琳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滑稽。你叫这名字的声调并不很一致。不过你的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孩子。”“教士也是这么说。”“是的，你这人很不错。你再来看我吧？”“当然。”“你也不必说你爱我。这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身，伸出手来。“晚安。”我想要吻她。“不，”她说。“我累死了。”“不过还得吻吻我，”我说。“我累死了，亲爱的。”“吻我。”“你当真这么急吗？”“真的。”我们亲嘴，接着她突然挣开了身。“不。晚安，求求你，亲爱的。”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时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回家去。那天夜里天气热，山峰间军事活动频繁。我望着圣迦伯烈山①上炮火的闪光。我在玫瑰别墅的前边歇下脚来。百叶窗都已经上了，不过妓院里边好像还很热闹。还有人在唱歌哩。我走回家去。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雷那蒂走进来。“啊哈！”他说。“看情形不大妙啊。你这小乖乖，一副为难的脸孔。”“你上哪儿去了？”“玫瑰别墅。很有启发，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呢？”“拜访英国人去了。”“感谢天主，我犯不着跟英国人纠缠在一起了。”① 圣迦伯烈山在哥里察的东南，控制着卡索高原第二天下午，我打山中的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子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就在那儿按照各人的病历卡，分门别类，送往不同的医院。那天由我开车，我坐在车子里等，叫司机拿看病历卡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非常明亮青碧，道路干燥得变成白色，满是尘沙。我坐在菲亚特牌汽车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路上有一团兵走过，我看着他们经过我身边。士兵们热得汗水直淌。有的还戴着钢盔，但是大部分的人则把钢盔斜吊在各人的背包上。钢盔大多太大，戴着它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大小比较合适。这些士兵是巴西利卡塔②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识出来的。这一团兵开过好久后，还有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人们。他们一身是汗和灰尘，十分疲乏。有的看模样很不行。掉队的人走完后，还来了一个士兵。他跛着脚走。他停下了，在路边坐下来。我下车走近他。“怎么啦？”他望望我，站起身来。“我要朝前走的。”“你哪儿不舒服？”“——妈的战争。”“你的腿怎么啦？”“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了。”“那你为什么不搭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医院？”“人家不让我这么做。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我来摸摸看。”“滑出来了。”“在哪一边？”“这儿。”我摸到了。“咳嗽，”我说。“我怕越咳会越大。现在比今儿早上大一倍了。”“坐下，”我说。“等伤员的病历卡一弄好，我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他会说是我故意搞丢的。”“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这是老毛病，从前可不就发过吗？”“但是我把疝带搞丢了。”“人家会送你上医院的。”“我可不可以就呆在这儿，中尉？”“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卡。”司机走出门来，带来了车上伤员们的病历卡。“四个到105。两个上132，”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你开车吧，”我说。我扶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了车，跟我同那开车的坐在一起。“你会讲英语吗？”他问。② 巴西利卡塔是意大利南部一地区名。“当然啦。”“你对这该死的战争觉得怎么样？”“坏透了。”“真是坏透了，耶稣基督，真是坏透了。”“你到过美国吗？”“到过。在匹兹堡呆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不到家吗？”“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望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听着，中尉。你非把我送回我那个团不行吗？”“只好这么做。”“团里的上尉级医官早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条该死的疝带，希望病状恶化一点就可以不必上前线了。”“原来如此。”“你没法子送我到旁的地方去吗？”“倘若更贴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上急救站。但是在这儿，你非有病历卡不可。”“我如果往回走，人家就会给我动手术，等我病好了，就会叫我经常呆在前线了。”我考虑了一下。“你也不想经常呆在前线吧？”他问。“是的。”“耶稣基督，难道这不是场该死的战争？”“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想法子在头上撞出一个疙瘩，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上医院。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吧，阿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扶他下了车。“我就在这儿等，中尉，”他说。“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上路，朝前开了约摸一英里就追上了那团士兵，随后过了河。河水混浊，掺杂有雪水，在桥桩间疾流着。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把伤员送交那两家医院。回去的时候由我开车，空车子开得快，要赶回去找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首先碰到的又是那团士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我们看到有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抬着那患疝病的士兵上车。他所属的部队派人来接他回去了。他对我摇摇头。他的钢盔已经掉了，额上的头发的边沿在流血。他的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有尘土。“中尉，你看这疙瘩！”他叫道。“没有用。他们赶回来找我了。”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到洗车子的地方洗了个淋浴。随后我回房去打报告，坐在敞开的窗前，只穿着长裤和汗衫。进攻将于后天开始，我得带上一批车子到普拉伐去。我已经好久没写信回美国，心里明知道该写信，只是已经拖了那么长久，现在就是想写，也差不多不晓得该从哪儿写起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什么都不写，只说我身体平安。这些明信片大概可以敷衍亲友一下。这些明信片到了美国一定行；又新奇又神秘。这战区是又新奇又神秘的，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打的那几次战役，已经算是更有效率，更凶残的了。奥军的存在，本是方便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一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现在最好也有一位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卡多那大将军①，又肥胖又得发，还有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一个长着细长脖子和山羊须的小个子。坐在他们右边的是亚俄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漂亮，不像个大将军，但是他可像个人。许多意大利人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的样子就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现任第三军总指挥。我们是属于第二军的。第三军里有些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俩很不错，我们那天晚上玩得好痛快。他们俩个子大，很害臊，忸怩不安，凡事体贴人意。我倒希望能够跟英国军队在一起。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那就有死亡的危险。干救护车这种工作是不会死的。不，那也说不定。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有时也有阵亡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次战争中。因为它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照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但愿战争就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会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打仗，岂不是次次都垮的吗？这次战争出了什么毛病？人人都说法军不济事了。雷那蒂说法军哗变了，转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很想在太平时代到奥地利去一趟。我想去黑森林①。我想上哈尔兹山②。哈尔兹山究竟在哪儿啊？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喀尔巴阡山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不过那地方也许也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在下山了，天气凉了一点。晚饭后找凯瑟琳去。我希望她现在就在这儿。我希望我和她现在就在米兰。在科伐咖啡店吃一顿饭，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以消磨这炎热的夏晚，然后过桥去，沿着运河和凯瑟琳·巴克莱一同走进旅馆。也许她肯的。也许她会把我当做那个阵亡的爱人，我们于是一同走进旅馆的前门，看门人连忙摘帽，我找掌柜的拿钥匙，她则站在电梯边等，随后我们一同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的的嗒嗒地过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我们那一层时，小郎打开门，站在一边，她走出去，我走出去，一同顺着走廊走，我拿钥匙去开门，门开了，我们进去，拿下电话机，吩咐他们送一瓶装在放满冰块的银桶子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来，你听得见走廊上有冰块碰着提桶的响声，小郎敲敲门，我就说请放在门外。因为我们一丝不挂，因为天气太热；窗子打开着，燕子在人家屋顶上飞掠，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去，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找东西吃，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卡普里酒，门儿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单被，整个夜晚，整夜相亲相爱，在米兰度过一个炎热的夜晚。这样子才对劲啦。我还是快点吃饭，早一点找凯瑟琳·巴克莱去吧。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了一点酒，因为我不喝一点的话，人家会说我不够亲热友爱。我和教士谈起大主教爱尔兰③的事，他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在美国受了冤枉，作为美国人的我，对于这种冤枉行为也是有份的，这些事我根本听都没有听见过，教士既在说，我只好装做知道的样子。教士长篇大论地解释主教受迫害的原因，怎样遭到人家的误解，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不够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的姓氏倒也不错，而且还是从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明尼苏达州来的：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执安州的爱尔兰。①卡多那(1850—1928），意大利将军，出身贵族。① 德国南部风景区。② 德国中部名山。③美国天主教教士约翰·爱尔兰（1838—1918）于1888 年升任大主教。这姓氏念起来很像爱兰④，因此特别好听。不，不是这样。没有那么简单。是，神父。真的，神父。也许是吧，神父。不，神父。嗯，也许是吧，神父。你知道的比我多，神父。教士是个好人，可是没趣。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没趣。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没趣。酒并不好，但不会使人感到没趣。酒剥掉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留在上颚上。“后来教士给人家关了起来，”罗卡在说，“因为人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利息三厘的公债券。这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不会逮捕他的。关于三厘公债，他说他完全不晓得。这件事发生在贝齐埃尔①。我恰巧也在那儿，看到了报上的报道，就跑到监牢去，说要会会那教士。公债明明是他偷的。”“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雷那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