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嘲笑那些嘲笑别人的人他们也许不愿抬手助人协助善良、智慧与伟大把那恶劣的风暴关在门外，因为我们交换着嘲笑。对此叶芝说得一点都不错。6月12日。多么不寻常的春天，六月里竟然降霜！最近两天温度降到1℃，但清爽的天气却令人非常愉悦。这也说明丁香花已开了两星期，此记得刚开始凋谢。那些淡紫丁香起初变成一种银白色，即而又转换成令人哀伤的棕色；而那些艳丽的深紫色丁香却在这过程中变成了淡紫色。再说郁金香，什么时候曾经开花开至这样迟？三枝鲜红郁金香和白色丁香仍然插在大房间里的花瓶中。今天早晨瞧着它们时，我不由想到那鲜明艳丽的红色在园圃中几乎就像鲜明艳丽的蓝色一样少见。哎哟，牡丹花竟变得红中泛紫。我对浣熊很热心，然而对那只每晚过来把木柴扔得到处都是、一小时后又把垃圾桶撞来撞去的浣熊极为恼火。现在我把猫洞门关严实了来对付它……同时也对付四处乱跑没有家的猫。眼下这类猫有三只，当不同派系碰到一起时免不了相互怒目嗔视嘶嘶作声。喂它们食物时，我急急跑出去把食碟藏在灌木丛底下，这样我自己的猫就不至于因妒忌而生气动怒；如此一来，对这里的猫来说就像是对外寒暄打招呼一样，一个女招待竟为外面的顾客服务！很高兴又恢复了日程计划安排。诺顿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新诗集以庆祝我明年春天的六十岁生日。九月底我一定得把稿件交到他们的手里。只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在那里，我工作起来就会好得多。没有安排计划的时间很难有什么成效。6月15日。三朵白色牡丹花开了。它是怎样从扫雪机堆在它身上的成吨的雪下复苏过来，此刻在我面前展示出只有花卉才具有的无比神奇。我不停地出外看它，因我正在修改一首以白牡丹为形象的诗。当然问题是在修改时诗是以冷静的方式处理的，强烈的感情变弱。情绪激动时，灵感具有评价性。这天早晨我几乎绝望了。难就难在把一种轻快和流动感表现出来，就像光与影在花瓣上游戏一般。诗的构思富有难度，一点也不顺畅，但诗的效果却流畅自然，决不像石英似的坚硬死板。在这一年当中几个星期的大好季节里丢下园圃到缅因去我不甚情愿。此季节正是蝴蝶花和牡丹花开放之时，但无疑这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边缘。当一个人到了甚至连愉快也不能去享受，实际上只有黑夜和睡眠才受欢迎的地步，事情就糟了。今早直到九点钟我才起身，足足睡了十个小时（我把垃圾筒拿进房，除了一场浣熊与猫之间的争吵外，这一次整个晚上算是安静的）。一个人怎样才能得到休息？我正试图以消闲自在、不给自己施加压力来得到休息。一步一步地来，真像是从一口深井里往外爬。6月21日。周末和X在一起度过。星期五下午走时就知道花开绚烂的时刻就要到了，但却不曾想在黄昏九点前到家时看到的是那般鲜花怒放。大部分牡丹花都开了，典雅庄重有如天鹅，花蕊中间缀着深红蕊线，还有大部分双对石竹花也开了（我不太喜欢）。蝴蝶花开得到处都是，大围栅末端是高大的红色虞美人，还有一朵鲜艳粉红的孤枝玫瑰。一切都乾燥至极。我一早六点钟起来浇水，然后摘些花插置在室内。但这一晚并不安静，大约十一点时那只浣熊开始在外四下折腾，尽管我又一次把垃圾筒拿了进来。但这个坚持不懈、聪明的小家伙下定决心要从猫洞门钻进来偷走猫食盒子。这晚后来可真够热闹！我在外面门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上面堆满木材，堆得满满的，看上去不可能摇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半小时后就听到砰撞声，出去打开门廊灯，只见浣熊在匆忙地拖拽着二十磅重的鸟食罐，这是最后一道挡着猫洞门的堡垒。我朝它喊叫，它不高兴地瞅着我，我回屋又睡下。这样重复了大约有五次。每一次我都加重阻挡分量——每一次都徒劳无益。后来我取了火枪朝它射击企图吓跑它，但它不一会儿又折了回来。这之后我有三次赤脚出去，解下水龙头，用细而冲的水朝蹲坐在门廊顶上的小家伙喷射。把猫洞门里里外外都用重物挡住后，两点钟时我已累得精疲力竭，一定是睡熟了。今早醒来后竟发现浣熊成了胜利者！东西被扔得比比皆是，几盒猫食已从猫洞门里被拖至处面，丢弃于门廊上，散开了，几乎没有动过。在我看来这场竟赛游戏纯属恶作剧而不是饥饿！惟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猫洞永远堵塞，用木板把它钉起来。6月23日。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又怎么可能充分意识到园圃里所有的一切竟是那样花开花落进行得如此之快？整整一年辛苦劳作与期待，期待着如雪似的白牡丹灿烂盛开之时来临——然而转瞬之间它们就凋谢了！今早我躺在床上对此思索，也想到了米尔德丽德说的话：“爱的种子需要浇灌，否则它便会死亡。”她离开时，这屋里变得和平宁静。美和秩序又回来了，你会感到她留在这里的一丝芳香，比如说上面那句话什么的；因此她在这里的工作属于一种艺术。在清洁和整理的行为底下蕴含着一种神秘的仪式，因为用爱心所做的一切比其他事务本身有着更多的意味，带着某种天体般的协调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把三株特大白牡丹和两株淡蓝蝴蝶花移进室内，做这件事费时之久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也没有令我们恼怒。事物似乎总有自己行之得体之处，争奇斗艳的时刻蕴含着长期的忍耐和信心（有多少次暮春之际我担心紫丁香会被冻死，可末了它们总和以往一样开得烂漫多姿）。同样，它们不能长久也是正常的。而在我们人类关系中，当最灿烂的时刻、鲜花盛开之时不得不等待的时候，我们便变得怒气冲冲……接下来则是不能长久。我们达到了顶峰，然后又不得不下来。也许耐心是我们学会的最后一桩事情。我记得年迈失明的简·多米尼克对我说过：“依旧等待。”那时我不满三十岁，她已六十多岁，想到一位如此年迈之人仍然能这般热烈地期待着某人，令我惊讶不已。现在我明白了，这样的人一生都是如此。___19___译/ 杨国华7月7日。从绿岛归来，和朱迪一起去那里进行一年一度的朝拜，看望安妮·索普。这岛屿有三里长，面对沙漠山，刚好位于西南港对面索梅什海峡入口处——岛屿到处覆盖着冷杉、云杉，长有多彩柔软的青苔，一块一块的蓝莓地段，和一片长而开阔的牧场地，一直延伸至盐池旁。我们来到这没有时间的世界中，沉湎于往昔的传统；我们住在维多利亚时盖的房屋中，连套着许多房间，这座用橡树板盖成的房子是由安妮父亲在一八九零年建造的。住在其中我们有一周多左右被一种安全感、舒适感包围着。我们重温了往日那些熟悉的快乐——坐在阳台上，望着静静的帆船滑驶过海峡，瞧着变幻多端的云彩，目睹阳光与影子映照在水面上、小山上，捡蛤贝，或是用蓝莓做晚饭，采扎一束束野花，寻找极小的树种以及青苔软泥片，为回家后修造日本花园做准备，高举蜡烛迈上有扶手的大楼梯进入寝室（没有电灯），埋卧进我们的黄铜双人大床上，一连几小时身挨身地聊着天，然后睡去。我们又回到了孩童时代，每人被分配给些小活计做，和“全家”一起坐在楼下廊里大桌旁进餐，进餐时安妮行谢恩祷辞，她是这个亲密大王国里的女王，用过餐后我们可以坐在那里说上一小时，天南海北谈论着，交换着一年来的所见所闻，从政治到哲学，一直闲扯到太阳落山，末了我们进屋烧旺了壁炉。这里的日子是没有时间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在此既有秩序又无拘无束。我们自己过活着，丝毫不感到通常的那种紧张与压力。我上午在那间被称为达迪的房间里工作（达迪是索普家的护士，死去很久了），隔壁是幼儿室。中午时分，我和朱迪穿过树林，不时停下脚步聆听小鸟啁鸣，然后越过野地，漫步在多毛金光菊、簇簇杜鹃花从中，偶尔碰上丛丛娇美的紫色风信子，抑或是我们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晚间我们高声朗读。我的许多书的手稿都是在这里第一次被听到。深邃幽静的大房间里，壁炉燃着圆木干柴，一人卧在熊皮毯上，安妮坐在沙发里，其他客人闲散地围坐在四周，中间一盏阿拉丁神灯熠熠闪亮，和六个月之后书籍装订出版最终送至纳尔逊相比，这种“出版”方式更令人深感欣慰。自我父母亲去世后，这岛屿便成了我生活中固定的涉足之地，除朱迪之外，安妮·索普也成了我家庭生活中最亲近的人。这里是一处恢复自我、安然自在的地方，你可以暂时不受到伤害、攻击，每一种感受都是一种滋润，灵魂得到了休息。将来某一天我希望能详尽描述这座岛屿，但今天我要说的是居住在这岛上的主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我称公布安妮·索普，因为她像赋予生命的刻瑞斯女神一样一生都在奉献。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妇女的生活，思考她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未婚女人偶尔显示出的价值。安妮就是代表这些价值的极好范例。对她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但不是以女人通常作为妻子、母亲以及祖母的模型来表现。假如安妮结了婚，她的生活会与现在不同，而且无疑是过着一种富有的生活，但她不可能做到像她现在所做的，也不可能以她现有的方式去进行。此处有好几幢房子，夏天全都住满了来来去去的家人与朋友。安妮的生活涉及到了好多方面，不仅在荫影山学校工作过（那里她是我七年级时的老师），而且那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去了法国，在一所法美孤儿院照料难民儿童，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了德国与统一服役委员会齐心协力在布莱梅建立了一处亲善所。由此看来，岛上汇拢着大批各种不同年龄种族的人们。下面停船棚屋那里无疑会有一些小男孩儿专心致志地在用漂流的木头制作小船，远处树林里一位老妇人在采集植物标本，或在鉴别鸟类，一对年青恋人坐在岩石顶上长时间促膝交谈，对未来充满憧憬；岸边一艘工作船上一家人正在钓鱼。再说安妮，从始至终，肩挎一布袋，迈着轻快步履，为新来的客人准备房间，要不就是牵着一小男孩指给他看鱼鹰窝巢，或是问朱迪和我道：“要不要喝杯茶？”每年夏天她总有一两次离开岛屿，每当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空空的感觉……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个把所有线头牵握在手的人不在了。我们或多或少觉行向量空虚，有点孤独。安妮现已七十多岁，腰背显得弯驼。然而她的形象依旧是奈费尔提蒂王后的形象，仍然迈着女神一样的大步。为什么说是女神？脑海中涌现出这个词是因为（大概是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朗费罗家花园里看她跳叫做“女神”的民间舞，自那以后就和这个词有了联系。作为朗费罗的孙女，以我这个欧洲人眼光来看，她有着美国贵族的特点。她给人一种位高而不孚众望的深刻印象，与那企望被人承认、或是逃避普通人应有的义务责任的“特权”阶层大相径庭。她所表现的是做人的博大襟怀，一种在各方面都有可能给予的博大襟怀，这种胸襟使得她的存在成了一种美好的礼物。她甚至不会对一只耗子生气。惠捐金钱时，她施与的是她那颗心，就像当年在荫影山学校时多少年她都始终如一。也许这一切来自于先天遗传的仁慈，然而安妮，除了和家族这一点有联系之外，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她奇特的品质？这是一个今天一早上我都在寻思的不解的谜。大概关键之处是她特有的包容能力。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是喜是悲，她总是随时出现，去分享、去安慰、去充实那人类渴望倾吐、渴望理解之心。所以一个玩具小熊会像魔术一样使一个绊了脚趾头的一岁男孩顿时破涕而笑；所以一个对嫁给谁踌躇不决的年青女子可以心平气和长时间地吐露心事；所以一位年迈老妇可以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在安妮蓝眼中看到了与自己一样兴奋的火花。这种参与决不是出于被动，而是像经常发生的一样，你所摄到的是骤然间迸发出的大笑，那笑场是那么生动、纯真。对于分身在艺术与生活中的我自己来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安妮对人对事有着巨大的包容量，她似乎从没有因为手中握有许多线头，尤其是在岛上，而感到一种压迫、一种负担。这真是一颗神秘之心。她怎么会这样做？她又是怎样把此刻、人的此刻与所有的其他隔开？也许城这一点上她是一位诗人。当我在作诗时我是不会去想我在园圃里应该做什么，或是想到还有一封信没有答复之类的事。那时我全身心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世界里。安妮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似乎都是生命的开始和生命的终了，她用全部的身心去生活着。我和朱迪留边地回忆起在绿岛时的欢乐——也许在纳尔逊圣诞节时我们围痤着壁炉——几幅栩栩如生的写照又回到了眼前。我们回忆起有一年大角猫头鹰在岛上栖息筑巢时安妮给我们模仿它们交配时的啼叫。她双臂张开做翅膀，顿时她自己变成一只猫头鹰，发出的叫声那样令人难忘，至今许多年后想起来我们都会笑得流出眼泪。还有一次我们到另一幢住着孩子们的房子里去。安妮穿着她的红色长斗篷，使人想起当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读书时的情景。突然间她兴致来临，把红斗篷一张，张得像是蝙蝠翅膀，然后直扑猛抓，引得孩子们欢乐不已，不仅如此，他们也许被花园里这个新降临的女巫的逼真形象弄得有点胆怯。我一直不能忘怀的是某次我捕捉到的安妮形象。记得当我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从大楼梯上走下来时，安妮坐在“办公室”里那张大卷盖式书桌前她父亲生前用的椅子里，低着头在计算或是在写信，神情有些遥远，全然沉浸在公文信件里，突然间被什么逗乐了，她神秘地微笑了一下。最近一次去看望安妮，心目中她的形象格外鲜明，晚间八点十分她准时和我们一起站在岸边岩石上，怀着特别期盼的心情，等待巨大的深橘色的月亮摇摆着升上天空，在静静的水面上倾泻出一条完美笔直、无折无皱的银带。我没有寻得秘密——谁又能够？——然而在又一次回到喧闹的纳尔逊之前有一小时来领略这位最亲密朋友所具有的神秘是多么的美好！回到纳尔逊迎接我的是怒放的玫瑰花和日本金龟子，一个多月少雨或无雨的天气之后，园圃干燥极了。而且在门廊下我发现了些许小猫咪。野雌猫那小东西显然觉得在那里安全可靠；它瘦得可怕，肯定又是被它那些可恶淫乱的儿子们追逐着，其中一只无疑是这些小猫咪的爸爸。我一早六点钟起来浇水，然后插上两束娇美艳丽的鲜花，以表示夏天之美好，这样做是让我自己和房屋回到旧有的感觉状态中去；壁炉台架上摆着毛地黄、耧斗菜、一朵硕大的和平玫瑰、一朵白色头巾百合花、些许白色铁线莲花枝，以及一枝每季只开一次且只一朵的粉红的玫瑰花。室外花圃里的法国石竹和保罗·芳汀花绽开了，一株呈淡粉色，另一株是黑红至极、传统的一层套一层的的玫瑰花，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和它们本身一样美好。当外面有这么多事情需要留意时是很难待在室内埋头工作的。然而我又不得不如此，因为只有五天时间，五天之后我又要去和X待上一星期这个夏天像是一盘棋，对它我只能是尽量理智地一步一步移动，欢喜一时是一时。浇完花后我又返回床上用过早餐，读着星期天《时报》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论梭罗的文章。文章认为梭罗的自我新生脱离现实，因为他对“永恒瞬间”的耕耘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我们所处时代他不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精神引导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人”不得不在痛苦中生存的时代，我们被迫接受越来越多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梭罗希望而且成功地成为了一座与大陆没有牵连的孤岛。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可能也是好的虚构神话开始不再轻信。我感到一年来推动我持续记这本日记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种梦根深》塑出一种虚假的精神乐园。我要摧毁这个虚构乐园，事实上，为了越来越接近和接受现实，我已觉察到自己在默默地摧毁着这个虚假神话，尽管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些神话。虽然斯蒂文斯夫人自己的生活方面很罗曼蒂克（正像所有的美人都崇拜美人一样），但她在对待认识这个问题上并不罗曼蒂克。在我一生中，当我和其他人一样努力追寻真谛时，我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欣慰的虚构神话遭受到抨击，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文明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残忍的；我们也认识到，倘若被给予一种绝对权力，我们都会变成施虐狂（德国集中营、卡利上校等等），邪恶并非是宗教上用来慑服人们的一种概念，而是一种绝对的事实，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和自己搏斗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在美利坚合众国已不知不觉地被接管和转移成由卡特尔政党联盟以及权力集团所控制的政府民主，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党和军队，其实质几乎脱离了“人民”统治之概念；因而我们才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去，对这场战争我们没有信心，最后我们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它。我们也逐渐懂得了，黑人远远没有获得“自由”，他们仍然在各个方面受着压迫。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妇女必须要经过艰难痛苦的搏斗才能获得个人意志自由，才能完全被承认。我们不得不隐忍这样难以接受的事实：许多，甚至中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在进行犯罪活动、吸毒，原因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风气如此缺少某种东西，以至他们从这种最为惹是生非的来源中寻求“启蒙”。我们也目睹过学生由于愤怒和饥饿而捣毁公立学校。而且，最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蒙·薇依所讲的也许是正确的，她说为了使上帝不再对这个恐怖的世界负责，我们不得不把上帝陛下置于无限遥远的地方。使人惊奇不已的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令人绝望的因素，仍然有那么多富有胆量的人在不停地战斗。在我去缅因州的前一天晚上收看了五分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查理斯·库尔劳特之旅行），这一看竟使我潸然泪下。故事描述一个黑人——布兰克先生，他是一位砌砖工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年龄已有九十三岁，有着一张热情洋溢的清瘦面孔。由政府出资，布兰克先生乘着飞机飞往非洲某个国家，此国家为了用泥土制作砖坯布，急需建筑材料和专门技术人才。布兰克指点他们如何挖粘土，如何做出模型，又如何以极少或根本不花钱的方式来建造一座座村庄。在表现一个人所具有的才能方面，这是多么使人充满想像的行为！而且，身为一个年迈之人，看到自己的天赋有用武之地，发现自己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别人，在他这是多么了不起！我把这故事看做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落泪的原因。___20___7月8日。比尔·布朗计划前来吃午饭。在这过去一个月内他先后失去了双亲，他亲爱的父亲前一天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我一直在想他，想他现在和我一样成了一个孤儿。五十岁时成了孤儿？孤儿一词使我想起了亨利·格林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那时他八十多岁。信是这样开头的：“现在你也成了一个孤儿。”正在这时，比尔打来电话说他病了，总之是不能来了。结束谈话前，他九十岁的姑母——艾米·路米斯要和我说话。她要告诉我的是她对我母亲生动的记忆，这在她正值丧失亲人之际显得有些特别。她生动地记着我母亲在河谷地梅里曼夫人家采花时的情景，记着她手中的拿着的鲜花（我记忆中有美妙奇丽的蛾蝶花），以及她抱花的姿势。梅里曼夫人家的花园修建在倾斜的丝绒般的草坪一面，花园结构为枫叶形状，有许多一年生和多年生植物小花坛。我母亲对一大早采花、插花非常欣赏——欣赏来自别人除草拔莠的花园里的鲜花！我们一年一度河谷地的走访是一大乐事，在我父母亲方面到河谷地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去绿岛一样重要。房子宽敞，布置得体，满屋都是珍宝奇物，其中有一珍品橱柜，里面摆满了稀有贝壳，此橱柜是上了锁的。每天下午准时四点，雇用的汽车司机开着那辆黑色皮尔斯轿车来接我们到湖边瀑布，可以说是“风景”之地那里小游一遭。四点半时梅里曼夫人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小药盒，递给我一片麦乳精奶糖，作为对我的一种特殊优待。一年夏天，我为她制作了一本小小的袖珍诗集，配有水彩花卉插图，那些日子过得多么愉快。有时候我渴望我的余生就这样度过——为我所爱的人写东西——决不再出版。《新政治家》周刊七月二号刊登了一篇对LM有关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书的评论。终于，在八十三岁时，LM讲出了自己知道的事情。时至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曼斯菲德日记中出现有关此事的删节本。当然毛里不急于表白真相。然而在日记出版时，似乎没有必要把LM慢慢吃香蕉的特点写得那样残酷。考特过去总说她是一个“好人”，是得到他完全称赞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篇由克莱尔·汤姆林写的评论标题是《妻子的故事》。最后一部分写道：在逃避责任不能照看凯瑟琳的毛里和完全献身于凯瑟琳的LM之间，钟摆一直持续摆动到凯瑟琳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之后她从两者生活中隐退了。直到那时，情况是这样：在看护凯瑟琳、生活中尽量使她舒适些这方面来讲——她常常疼痛难忍，虚弱得很——毛里是很不行的，或者说他甚至不能给予她足够的爱。LM只身一人情愿承担一切：看护、爱恋、清理、烧火、买东西、钉扣子以及端送早饭午餐，把凯瑟琳孩子般掷在地上的外衣捡起给她穿上。毫无疑问，集天才与病魔于一体的凯瑟琳既需要一个“妻子”，又需要一个丈夫。而LM便是那样的妻子，这和毛里是她的丈夫一样真实；作为一个妻子，出自本能的袒护常使凯瑟琳动怒，然而在一九二二年凯瑟琳写给她道：“尽管我没有任何表示，你要尽量相信我确实是爱你的，愿意你做我的妻子。”没有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甚至是不可能写出她所写出的东西的。科特连斯基称LM为凯瑟琳“独有的惟一的朋友”；某种程度上她容让凯瑟琳过着两种生活——尽管两者都很短暂——那种燃烧着工作和爱情欲望的女人所需求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它显示出从年青热血时经过许多磨炼与争执到最后相互接受的过程，在允许我们对此友谊过程进行探索的同时，我们可以体会到，贝克女士仍在继续为她的朋友尽心。当然很大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用“妻子”一词，而不是“母亲”一词。实际上LM所做的是一个母亲所做的，但又出自于不同于母爱的那种爱，显然凯瑟琳对她的感情表现为模棱两可。科特一直想要说明的是，LM常常表现得像是一个奴仆，受到的对待也像一个奴仆，然而她却从来没成为一个奴仆。她有自己的尊严，真正的自我和始终不渝的爱——这绝非寻常。也许真实情况是毛里需要一个母亲。本质上讲他是不能给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需要的护理照顾的。当她开始需要一个像护士一样的人来照料，再不能扮演一个母亲角色时，他们的婚姻便开始出现裂痕。如此一来，三重奏中所有的角色开始变位。毛里成了情人，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感觉十分良好，需要约见情人，他便招之即来，而LM则成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布罗意波长心目中的妻子，她需要这样一个人。从事专业工作的女人的确需要有妻子，许多人常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此事。我们也见到过一些成功同性恋的例子：我记起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个从事专业工作的女人的妻子，她不仅要异乎寻常的无私忘我，同时还要有强烈的自我尊严——而托克拉斯只有在格特鲁德·斯泰因死后才真正展现出她自己的性格。7月10日。昨天感觉十分疲倦，什么也没有做成。天所闷热，阴云密布，大有降降雨之势。但最后乌云驱散，只能自己用水浇园圃了。一切都极为干燥；可园圃依然是鲜花盛开，蓝盈盈的飞燕草绽开，还有白百合花，此一处彼一处的玉蝉花，后者呈淡蓝色，或呈现紫色。这些玉蝉花种在谷仓附近的花坛里，那里我还播撒了从绿岛带回来的开奇异蓝红花边的花的罂粟种子。埃尔特以为这花种是鸟喙携播到此。这是我第一次设法把它们带至此地生长——这件事很令我兴奋，因为除了绿岛外，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种花。近日来玫瑰花由于多云阴暗开始变得萎缩。精神不济时，一个人很难意识到像昨天那样的平淡无聊之日是怎样可以使一个人恢复元气。先是像喷泉流尽干涸一样失望，接着是次日突然间的精神振作。今日我感觉精神集中、充满活力、心胸欢快，不仅写了长久以来我想写的一些信，而且还又一次把要出版的新书的所有诗歌过目一遍。我想这次这本书会成功，尤其拿它和《一颗芥种》整个做比较，此诗集词藻华丽，充满对花卉、树木以及花叶明暗的描绘，其中大部分是爱情诗。有些时候不顺的事似乎都碰在了一起。昨天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先是汽车出了毛病，然后（最不能忍受的！）打开电视收看新闻时，竟收看不着。这电视机用了十三个年头，一直都挺好。一时冲动之下，急急赶到基尼商场买了一台新的。打开电视正赶上播放纪念路易丝·阿姆斯特朗的悼词。倘若不是电视机出了毛病，我是不会错过听那个无所不能的小号吹出圣·路易丝的布鲁斯音乐的。他身上有着某种闪光的东西，是那样稀有，那是一种真正的欢乐。这在各类艺术家中极其罕见。而且，据我所见，那些能够如此且确实表达出这种欢乐的人往往又有着坎坷经历。正因为这一点，所表现出的欢乐丝毫不给以自鸣得意或自以为是的感觉，它所表现的是与人共享而不是拒人之外，是近乎一种祈祷祝愿的欢乐。7月26日。回来已有两个星期。休闲了几天，然后是客人来访或是我到别处去。干燥的气候仍在持续，可园圃很旺盛，尤其是我每天设法早晨六点起来浇水一小时。这对根浅蒂松的一年生植物关系很大。此刻雪莉虞美人正在盛开——每天一早我都出去采撷十几枝娇美鲜艳的花进来，白的、粉的、红的、各种各样，其透明的花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好的。而掉落下来的花瓣摸上去又是那样柔软光滑。这些优美细腻的花朵在大多数花卉都变得暗淡、整个园圃杂乱一堆的季节里真令人感到愉快。还有百合花也在绽开。壁炉台架上插有很大一枝粉红的百合花，同时还连带插有淡淡粉红的福禄考花及大鳍蓟花。外面厨房墙缘边种着的福禄考花和翠菊又一次被土拨鼠全吃光了。去海边和X待了一星期，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绿树浓阴、独具特色的纳尔逊来。对出现在海边的富有阶层，就像近些日子在所有海边看到的一样，感到十分厌倦——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发生在X在那里买了房子之后。它使我想起了淖克的画——有着明暗映衬的画面，蓝天底下的盐沼地、沙丘、开阔的沙滩、阳伞，还有孩子们记忆中遥远的游戏：用沙堡垒成城堡，又舀起一桶桶海水浇垮城堡，还有（有些事我忘记了）相互把对方用沙子掩埋起来。这一幕想来很可怕，孩子除了只有头部露出来，整个身体被重重的沙子掩埋着，动弹不得。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次不错的休假，然而从深处来说却是极为烦乱和令人困恼。这本日记始记于一年前九月份，记载了——但愿我没有提到过那些事情——我与X之间关系的持续下降。8月3日。我母亲的生日。奇怪的是我一直未能描写过我的母亲，或者说寥寥无几。当度着描写她时，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样一来，便不再记得什么，或者说对她的形象不再能有所表达：她优雅的举止是那样逼真，那朗朗的笑声（我们过去常常一起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到七十多岁时，她步伐依旧轻快，充满了热情，好像她在起程去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尽管有可能她是去买鱼做晚饭。在我所有认识的人中，她是最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这一点你可以从她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留意和全神贯注观察这些方面看出来——一朵花、一只中国花瓶、我们喂养的美丽银色的猫咪、克劳蒂或乔治·萨藤，当他们对面坐在花园里按习惯喝杯茶时。人们需要她时，她就像一盏灯，温暖明净，从不感情用事。政治上她显得激进直言，易动怒或是喜形于色，且异常地敢作敢为。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只见过我母亲一面的人都对她有着鲜明的记忆，好像见到她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伊利诺·布莱尔经常对我提起她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我母亲手拿一束鲜花从楼梯上跑下来迎接她，因为这之前我告诉她那一天是伊利诺·布莱尔的生日。而且许多自己不认识她的人也常常把她为贝尔格特时装公司设计的讨人喜爱的绣花衣饰叠好长期保存起来。那五彩绚丽的颜色：墨绿、橘黄、各种粉红、大红、蓝颜色依旧是那样光彩照人。人们对待她的信件也同样如此……这些年来在她去世后竟有那么多的小事情浮现在眼前。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女人闪光丰富的生活的一面，也正是这个女人，一生都在与病魔抗争，经历了两次大的迁移，起初是从英国来到比利时嫁给我父亲，然后又在一九一六年作为难民全家从比利时迁至美国。尽管在交友方面她有着天才，然而悲惨的是我母亲在经历了第二次迁移后，变得深为矜持寡言，从而使她不再有亲近的朋友。她不得不回到欧洲去寻找源头。当然，安妮·索普属于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比利时、瑞士、法国之间不断有书信来往的原因，这种书信来往成了一条真正的生命线。在美国我母亲一直是一个流亡者。她生性慷慨，但却几乎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直到她临逝世前的几年才算好一些。在金钱方面，我父亲属典型的中产阶级比利时人——许多年来我母亲不晓得他挣多少钱。他每月拨给她历来不太够用的生活费，而从不与她讨论钱的事。因而是她自己以教学、为贝尔格特时装公司做服装设计挣得些钱，以此送我到夏令营地，读完了书；也是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余”，余她资助一户住在佛罗伦萨的白俄家庭，这家人是偶然引起她注意的——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生活必须品和奢侈品。金钱，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这起婚姻中的伤痕，这伤痕既受到过毒害，同时也毒害他人。我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为钱而吃了那么多苦，以及从我母亲那多少个为付账而操心忧虑、彻夜不眠的日子中懂得了许多，所以我对钱很不在乎（至少以我父亲的标准来说是这样）。我认为钱应该像是食物作用于我一样，赚钱和花钱一致，要给予，要让钱变成鲜花书籍以及美好的东西，要让钱来帮助那些富有创造和需要它的人们。钱只不过是钱而已，决不要计算它，不要让它闲置不用。大概我对钱的事说得太多，就像有人从小到大受到过性压抑，从而借讲一些近乎淫秽的笑话以示一种自由解脱。热带潮湿的天气一天接着一天，温度在21℃到27℃之间。由于潮湿，写作时不得不持续吹着电扇。X今天来了，令我感到黯然的是我们未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带着我的橡皮船去游泳。我从未独自游过泳。带着橡皮船到湖里去可以使人有度假的感觉。我感到心神不能很好地集中起来，没有着落，浮得很。近来竟是这般闲散！为什么不可以度度假？然而除了些家务活别的什么也没做，我是不会有什么成就感的，也许是因为家务活不可能“一劳永逸”的缘故。最后我好像总是在急于忙完这些家务琐事，以便埋头于正经事情。___21___8月4日。庞鸱死了。方才我把它埋葬在谷仓边白玫瑰丛下。自从二月的某一天我从廉价商店得到它后，至今已有两年半的时间，那时我觉得这屋里一定得有什么活物存在，因此把它买了回来。两年半来它一直那样开心地为我做伴，这以前每逢猫咪们和朱迪在坎布里奇一起过冬时，屋里实在是太感寂寞。有它在此，我可以因它而早起，揭开笼罩，它欢喜异常，快乐地发出高亢嘹亮的叫声迎接着晨光。然后即刻飞到窗台上，接着又跃至鸟笼外面的横杆上，从那面我附在窗玻璃上的镜子里欣赏着自己的形象。但这几个星期以来，它一只眼上一直有个肿瘤。已去看过四次兽医。每次抱着它切除肿瘤时，它会在我手中扑打扭动着。每次我都确信它会康复。可是就在今天早晨做过手术后，它满身血渍，令人目不忍睹，卧在笼子里，回到家后就死了。此刻我掩埋了它，收起它的笼子及玩具，放在顶楼上。那间舒适自在的屋角里显得空荡至极。它带走了那么多的气韵……全身没有我的手掌大，每当我走过，它都会直立起它那小脑袋，晚间我看电视节目时，它在甜甜地自言自语，它是那般自我满足、快活和无所畏惧！我带它第一次去看兽医时，因注射一针，它一只腿变瘸，再不能坐在那根横杆上。那一天整个上午它都试着向笼子上方蠕爬着，跌了下来，再向上爬，又跌了下来，米尔德丽德和我在一旁着急而又束手无策地看着它。一点忙也帮不上。经过了两个半小时如此痛苦的挣扎后，它居然成功了！此我悲哀至极没有什么好笑的。它的死对我是一种毁灭，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8月9日。近来日子飞也似过去。马里恩·汉密尔顿来了，有些事情我得赶紧记下来，否则会很快忘记。最近几天这里进行着每逢这个季节都要做的一件大事情，沃纳家在大牧场上割草晾晒。第一个到场的人是开着那辆颠簸摇晃的旧卡车的海伦，车后拖着干草翻晒机，穿一身素净棉织品衣服的海伦看上去很漂亮。不久我们便听到了中心池塘大道上的马啼声。巴德每天都要把农场上的两匹马带过来，牵扯着走三里地。他的步履与两匹马迈步协调一致。手中紧握一根缰绳，身材矮小的人强健地以一条带子牵制，结实有力地迈步走在两头庞然大物后面。都来了，我的朋友们，沃纳一家人，每年都使这荒芜杂乱的牧场变得舒展齐整，开阔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地头尽处，那里有一排枫树。这活计不那么容易对付，因为高草覆盖下满是坚硬的花岗岩石。今年他们掘出十一个小黄蜂窝，危险得很。感谢上帝，除了一匹马外没有一个人被叮蜇。据我猜想，这一年是大黄蜂年，它们的出现带有周期性。巴德最先在地里大幅度地、上上下下地来回刈割，不时让马歇息一下，人和牲畜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接着是海伦或是多丽丝（割晒干草三人组中的第三位）坐在高高的机座上进行耙拢，一个回合完毕时，杠杆拉了上来，老大一捆草轧压在一起，丢在车里，到第一天下午结束时，已有两三大卡车干草装进了谷仓。那像似叉有千斤重草的耙子在海伦手上起起落落，看上去是那样美。主要的大事情做完后，仍要用长柄大镰在岩石、树木周围以及石墙边进行细致严谨的割刈。我总百看不厌地瞧着巴德舞弄镰刀，缓慢有节奏地割着参差不齐的黄花属植物、多毛金光菊和高草，镰刀过后再次显露出空疏、整齐和美观的形状。我不情愿看到花去花落，然而在这八月的日子里，最要紧的是拥有能够呼吸的空间。中午时分我端出几罐凉茶、甜点，舒心地看着那些马停在树阴下，长尾巴甩来甩去驱撵苍蝇，一旁沃纳家人会在草地上吃着午餐。比较起来这一切显得多么的安静——悄然无声，每一姿态动作都那样美妙悦目！试想倘若用机器来做又会怎么样？我想到了在这些割草晾晒的日子里他们那所有温和的声音——沃纳家人的声音，从来不因生气不满或是失去耐心而抬高声讲话，那行驶在土路上车盖发出的砰砰声，镰刀割刈的飒飒声，还有那辆旧卡车发出的隆隆声。“甜美、独特的乡村风景”——我很幸运看到了这最后一幕——在我死后、甚至在那之前我不会再看到的情景。时至今日，有谁能以这样的技艺和耐心，或者说是关心，用如此方法做如此之活计，且标准之高、工作之艰巨？8月16日。当我一连几个星期无甚可记，持续这本独居日记简直可以说是开很大的玩笑！夏天去了，两三天前感觉起了变化，日光在变，天气骤然间转凉变得清爽，这说明秋天就要来了。除了很少几株姣好的百合花外，比如深红色的百合花，园圃里显得凄凉暗淡。醒来后脑海中一直萦绕着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最后一节是：我可以把所有一切给予时间——除了本身所拥有的我自己。然而为什么要声称那违禁之物在海关沉睡时我已安全过境。此时我已身处彼地。我将不会与我所拥有的一切分离。但有一点是真正的剥夺，对此，这天上午我确信无疑，那就是不能再给予最爱的人自己拥有的天赋。那一个月里，X似乎不再接近我，令我最为难受的是听我朗诵诗歌已不再有什么意味。天赋只能留在内心，不能再给予，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有时甚至成了一种侵蚀心灵的毒素，就好像是生活之水被阻截了回来。马里恩·汉密尔顿和我一起度过了丰富有趣的一周，这期间我们做了两件不同的大事情。我们去缅因看那所房子，我准备一两年内搬去那里。这仅仅是我第二次去查看它，第一次是在四月一个阴冷灰暗的上午。这次是在夏日，那一天阳光明媚，不太热。从树林里走出，眼前的景致让人屏息神往：金色的田野在眼前铺展开来，灿烂夺目，波浪起伏，几条小路延伸至大海边，大海蔚蓝蔚蓝的，蓝得令人目眩。多么开阔、壮观！因工人们在那里修整，这一次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旧房子本身在欢迎着我们。当我进出一间间空屋时，我感觉我会愉快地住在这些房间里，尤其是我已决定用三楼做我的工作室。第一次看房时，我像一只猫似的转来转去企图寻找一席可以蜷缩之地，一处蔽身之所。看来哪间都不如那间木板建的、有檐屋子做书房最合适。第二件事情是一次愉快的野餐，在阿派格鲁微举行的希尔斯博罗县民主党野餐聚会。在高高的白松树下支起些桌子，前面是宽阔的场地。麦克高温、伯奇·贝阿以及杰克逊均被宣布为发言人。我们带着劳丽·阿姆斯特朗一行三人前往，为民主党的整个安排所感动，整个聚会随便自在，富有人情味，讲话者站在人群当中（没有讲台），然后又走向坐在桌子旁边的人们。这情景给我印象之深，使你觉得一个人在这类场合下要比在电视上富有内涵得多。我看到伯茨·贝意识到有新闻记者在场，为了讨取公众欢心，便热切地接近孩童和动物。我即席匆匆记下他这种表露。麦克高温，他的讲演强烈而富有幽默，毫无旁敲侧击之意，显然对每个前来向他提问或是对他讲话的人关切地聆听着。他的整个讲演真实可信。而其他另外两位就不是这样。杰克逊是靠了约翰·肯尼迪而得到提携，有一双狡猾的小眼睛。8月27日。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我原以为是疲劳现象而置之不理的实际上是病毒感染，近来一直吃抗生素，也许能把胸腔发炎治好，可它的确又是一种抑制剂，致使我这些日子情绪低落，烦躁不安。我期盼了好长时间等待这个星期的到来——长期以来这是第一个没有客人的星期——一直未能工作使我恼恨发狂。园圃在等着我去收拾——我讨厌朝外望去，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到处都是杂草从生，一切都需要修剪。蝴蝶花需要砍劈分开。那个野猫家庭无所不食——四只小猫和它们的猫妈妈。每一只小猫都像是猫系中的样本（一只豹猫，一只黑猫，一只带有斑纹，另一只是橘子酱色）。冬天时它们又会怎么样？此时此刻就像过去好多时候一样，往在此地成了我心中沉重的负担，我真想掩上门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哪怕是一个旅馆，在那里我可以不必考虑扫地做饭什么的。所有的一切都乾燥至极。今天看上去终于要下雨了。灰蒙蒙的天空令我欢喜。昨天收到一封来自C的信，写得极为出色。C独自住在法国普罗旺斯她的农庄上已两个月了。她的信带给我很大安慰，甚至像她那样富有且有很深的宗教信仰的人，也这样来述说隐居：我最好的隐居体验是它有着不稳定的特点——时而高昂亢奋，时而变得沮丧低落，要不就是让人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持续不断地等待着那不会发生的事情……而一个人不得不独自做一切又是多么的讨厌！另外还要做饭吃饭！让我把隐居说得更确切一些：有那么一个月，住在这里的农工妻子进了养老院。她丈夫又整天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工作。我既无电话又无交通工具——一位住在山脚下很善良的邻居死了——一对也是很善良的年青农民夫妇搬迁到离这儿好几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里去了。我已养成了一种“考虑欠周”的习惯，对隐居总觉得很有把握，就是说倘若我要隐居，我是不会求别人来帮助我——因而在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后，我才足以悟出我们人类本身是多么的软弱无能。这封信对我起了巨大作用，因为每一次我在此生病（尽管我有电话，而且亲密的米尔德丽德就住在草地那边），我总觉得像被人遗弃了一般。早在很久以前我就懂得，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即便只是患一些普通小病，也必须认真去医院治疗；任何使我卧床不起的病，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也要求住进医院。没有什么是安全牢靠的，但奇怪的是到后来又总是这样。也许因为生病和时间没有关系。只有那么一天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是躺着，甚至阅读也没意思，看电视令我眼发酸……那一天觉得像样是时间的永恒。C有八十多岁，况且她所描述的隐居程度比我这里所体验的任何隐居更为强烈。我可以随时出去，开车到什么地方去，还可以打电话。正如朗·汉尼尔在一首诗里对我们伟大无能的城市所描绘的：继续活下去我可以回忆我们，但愿是在电话上，成了光线相互追踪一个又一个，被光线来回答，我们成了跟隐身人在说话。假使晚上没有电视新闻节目，那我又会怎么样？它不仅仅是我目前热切关注的事情，而且同样也使我看到人的出现，这对整天孤独一人的我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需求。毫无疑问，隐居是一种挑战，要在这期间保持一种平衡不能说没有问题。然而我决不可以否认的是，对我自己而言，和人们在一起，哪怕是和一个我最爱的人一起待上一段时间而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时，事情就会变得更糟。我失去了自己的重心，感到混乱不堪、无所适从。我一定得有自己独处的时刻，好去仔细咀嚼所有发生的事情，去汲取精华、本质，去了解其结果对我所起的真正作用。马恩走了后安妮·伍德森来住了几天。这几天对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很好的考验，我们一起体验休息、松弛，得到滋润。安妮在那间大客厅里支起她的画架作画，我在修改我的诗歌。我们一起用餐，在门廊下安静地聊天，早早上床就寝，事实证明我们是可以幸福、富有成就地相处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很美好，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缅因，第一欠在礁石海滨进行野餐。玛丽·雷赫带去了龙虾、沙拉以及葡萄酒。想到两年后等待我的是美好前景，我不禁高兴得发狂。每一次看到那所房子，我都觉得我能“治服”它，它会为我所用。然而惟一使我感到害怕的是，像我这样一头老浣熊，这房子未免有点太宽绰。它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准则还有待于去体验，但至少（以纯实用观念来看）有地方储放诸多东西真是再好不过——这是我在此处最缺乏的。当然这并不重要，那延伸至大海边的金色牧草地之壮观景致才是重要的。想到此，我不由得有点得意忘形。8月29日。骤雨过后走进花园是多么的美妙！这是一阵小飓风带来的，雨水降有三寸。整个世界看上去清新纯美。无疑园圃遭受了毁坏，但费一小时时间用棍桩把花圃支架一下，园圃并不是不可以挽救弥补的。这天早晨我采摘了百日菊和大波斯菊摆设在室内。抗生素很见效，我感觉好多了，又来了精神，虽说还不到可以作诗的程度。对突然间出现的来访我很是愉快，昨天和很多人一道吃午饭晚餐，星期天又有一位朋友前来一起吃晚饭。昨日我甚至还清洗了餐具。两位年青人来吃午餐，其中一位我已和他通信来往有一段时间了。T和J来时抱着一大簇鲜花，还带来两张唱片，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之后他们带我出去吃饭。坦白地说，这对我是一种恩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坐在壁炉边聊天，省去了我手忙脚乱地做饭。J希望进入僧侣界（两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一直在“四方打听”一所隐修院，正像听好些人说“四方打听”一位精神病医生那样。这牵涉到一个信守义务献身的问题，因此寻找本身是一件很严肃冒险的事。面对一个英俊的年青人，漂亮又聪明，但尚未坚强结实，一个人不免要思量，这种愿过修道院敛心默祷生活的精神是否出于一种想入非非，甚至出于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态。在我们谈话之后，我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僧侣界把进入修道院和待在里边搞得那么难。修道的素养要经过严格的考验，申请人甚至于要忍受长期的枯燥无味，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被承认。我贸然地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我问他们是不是我错了，如果我认为在美国天主教社会里实际上牧师分有等级，对外却遵循基督所说：“你对那些卑微之人不仁义便是对我不仁不义。”自然我想到了修女玛丽·大卫，想到了内蒙·奥戈蒙，多萝西·戴……以及其他许多人。J想成为一位修道士，而T却想做一名哲学家。为什么对有那么一类人，那些熟悉所有要人、乘坐大型黑墨丘利轿车、衣冠楚楚的人我总是有点怀疑？看来我，一个非信仰者，希望笃信宗教之人是苦行僧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我不会称我自己为一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相信做一个基督徒需要放弃所有物质贪欲，要完全投身于那些饥饿贫穷、老弱病残、或是无依无靠的孩童当中。西蒙·薇依，尽管没有尽她最后一步努力，但却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我送给T一本雅克·凯保德写她自传的书，不知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她不妩媚动人，抛弃了自身所有的优越条件做到了她所做到的，不惜付出自己的健康和自我本能、甚至于希望爱与被爱心愿巨大代价。T证明了他是有能力影响他人的男人，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服务于上帝的工具。这很感人，但却十分幼稚……有点幼稚的骄傲。我也许不适当地受了我和另外一个男人友谊的影响，他想成为一个祖父，进了一所又一所的神学院……我想这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我所担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负，从不同角度上这些男人使我想起了那些理想主义女子们，这些女子们决不可能长久待在委员会里，因为她们总认为自己懂得最多，总认为委员会不够“纯”，她们不能够接受妥协。与此相对我要陈述一段杨写的文章，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把它重读了好几遍。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那些实实在在选择修道院敛心默祷生活的男人们的一种道歉。它为拥有此种素质的人做了很好的辩解。如果你可以想像，有人可以勇敢得把所有的投射都收敛回来，那么此人一定意识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阴影。这样的人面对的是新的问题和冲突。他成了自己最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不可能再说他们做这或者是做那，他们错了，以及必须要有人和他们进行战斗。他居住在“恢复振作的房子里”。这样的人知道世界上不论什么样的过错均存在于他自己身上，只要他学会处理自己的阴影，那么他就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真正的事情。面对我们当今未能解决的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他至少担负了其中微小的一部分。___22___9月11日。心境极为苦恼，很多日子没有自己独处的时候，长久得不到一片空间。然而却发生了一些奇妙无比的事情，现在把它们记下来。两天前的晚上，经过很疯狂的一天后，天黑时朱迪和我（她在这里住一星期）外出在绿草地周围漫步，没想到我们看到了头顶上方星光灿烂的天空，这在几个星期里是不曾看见过。骤然间湿润的空气变得清新了。银河在我们上方漂流，一颗硕大明亮的行星伫立在山头上。但最为美好的是穿过树叶翘望天空中群星闪烁，这景致很难得，因为夏夜如此清澈明净的天空不常出现。由此我联想到了树叶村落的秋天的高空。有两个月我未能和朱迪在一起了，此时我们又在一起使我非常感动。我开始明白这些日子她看似心不在焉，对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持续健忘，实际上她在默默地和内心深处的自己接触，透过这表面是她的心灵在放射着静静的、强烈的光芒。尽管自退休后某种程度上她过着一种欠缺的生活，可她几乎每天都在说“我总是这样幸运”，对她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不错，在她身后有一个传统、可以想见的仁爱善良的家庭。我对朱迪家庭的善良美好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谨慎细心，不使人感到有什么冒犯不周之处。如今，朴素的仁爱善良是多么的少见，想到此，不由得使人胆战心惊。这星期我们为朱迪七十三岁生日举行了庆贺。我在一只整鸡里填塞了作料，劳丽过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朱迪和我成为朋友已将近三十年了。9月15日。近来遇到些不同的冲突，心中总是萦绕着几年前巴兹尔·德·塞林科特斯对我说的话：“你们美国人给予的太多了。”我常常是多么麻木，给予也许实际上是在想得到，至少是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些注意。无疑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有过失的。这类以自私为背景的给予经常又以困扰、甚至于反诘来告终：“我给了你这么多，为什么你不做反应或回报？”也就是说：“我是如此这般爱你，为什么你不能近我？”最近不知有多少次我只是梦想隐身而去，起一个新名字，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或在乎我的地方住下来，我痛苦是因为我太知道有些人把他们的需求投在我的身上（经常是我从未见过的人们认为我是一个亲密的朋友，向我倾诉他们的生活，想当然地认为我必须把此放在心上）。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也过多给予过别人。我出于同情和内疚表现出的关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造成了一种幻觉。到最后成了一切都归咎在我身上——伤人心的责问：“你既然不准备接纳我进入你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应我？”许多年前，在弗吉尼亚·伍尔芙自杀后我栩栩如生地梦见了她。梦中我看见她走在一条从未见过的、陌生的乡镇街道上，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她根本并没有自杀，只不过要隐身匿名起来，埋没原来众所周知的自己，重新开始生活。昨晚我重新浏览新版《岁月》，就是想知道一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是怎样体味它的。还算不错，尽管我现在不会再那样写了。我已压缩了我的风格。近年来它不再明显地带有“诗情”。我对保罗这句话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去学会很好地爱一个人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办到——保持足够的距离，拥有适宜的谦卑。”他这样认为。昨天朱迪和我就这件事与Z有关的事情谈了起来，此人近来实在是那样讨厌难缠。也许我们可以送给另外一个人最伟大的礼物——超脱。依恋，哪怕设想中不含自私成分，总归要给另一个人带来负担。怎样才能学会在轻淡无形、不给别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去爱一个人呢？简·多米尼克在她生命旅程的最后时刻做到了这一步；自然伊迪丝·肯尼迪多年以前也曾对我提醒过这种非同一般的能力，她要应酬各类朋友，要对付由她而引起的热烈爱慕。难道因我而导致一种我不能应付和不愿接纳的狂热恋情是我的过错吗？也许巴尔兹是对的。大概我用法不当地给予太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常常需要太多——需要得到我所爱过的人不愿或者不能给予我的——以致我执意要设法去回应别人的情感。丽贝卡·韦斯特说过：“毋庸置疑，我们每一个人既属贫困赤裸的无家可归者，又是仁爱协会的善良修女，后者如果没有那些她可以供给衣食住宿的人们，就会显得冷落孤独，这两者之间不可以相互满足。这是一条既成规则，其内涵使得事情更加难办。如此一来，他们定要在身外寻觅一位陌生人，对仁爱协会的善良修女，贫困赤裸的无家可归者可奉献上他的玫瑰花，对贫困赤裸无家可归者，仁爱协会善良修女可布施她的悲天悯人。”所有这些陌生“情人”不可思议的影响并没有使我感到充实丰富，倒使我觉得自己平庸俗气，因为居然是我自己提出了如此孩子般的问题：“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你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内心的烦忧越来越甚，到最后一气之下我把所有努力的结果都捣毁了。这样做也许未免有点残酷。我从我的一位朋友身上看到一种消极等待，她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很内向，不轻易表露自己，纯粹是默然接纳情感的容器。当她倾听时，我可以看到她的手非常安静地搁在她的大腿上。9月16日。我仍然被Z的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苦恼不堪，脑海始终摆脱不了它。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一旦头脑里总围绕着另外一个人转（用斯汤达的形象说法），此人的形象也就是自然而然清晰地呈现出来，想像本身不需要什么解答，这对如此强烈地处于感受中的人是很大的报偿。既在如此，何不尽人之所能？三年里我确实只见过Z三次，在一定距离内我尽可能给予她支持帮助，尽可能从一个对她的作品不给予贬低的诗人角度对她的诗才给予鼓励。然而我觉得这诗才令我开始起疑心，因为在读Z的诗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我在被仿效着。这些诗我自己可以作出来。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这个不知足、贪得无厌的人想必是连篇累牍地写信，满纸咬文嚼字，密密麻麻不厌其烦地表白她自己是我奇异风格的再现。我错就错在过分给予；我也想到我之所以给予是因为我努力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正因为对这一点我有所认识，我才既善良又时有警觉，被生活中出现的这一我并不想得到的人物搞得烦恼不堪，事情成了牵扯强附会无可奈何，以至到最后我必须要面对我自己造成的、被夸张扭曲的过错时，嫌恶感便由此产生。在运用语言这个问题上我学会了掌握某些分寸与原则。一个人越是想要表达，语言也就越显得危险。为了能实事求是，就要尽可能地准确慎重。可Z——比我年轻好多——却还未学会掌握这一原则。她滥用感情，结果一朵芬芳之葩尚未成形就已落地归根，造成浪费，而不是丰硕。心中很自然萦绕着一位精神病学家对我说过的话，许多年前为了另外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去随便和她聊聊。她在布兰德洛夫举行的作家会议中听过我讲学，她说：“人们想要成为你，当他们发现不可能成为你时，他们就要毁灭你。”荒唐可笑的是我自觉害怕Z。我害怕她，因为我不能接纳她进入我的生活，甚至和她保持一段距离她都会耗费我不情愿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什么时候才有个完？经过一个凌乱的夏天后，我明白我得把心神集中起来开始工作。否则我便会觉得成了一部机器，倘若填塞得太满，就会卡在那里，不能再对什么进行处理了。这部机器，我自己，生理上的症状表现为恶心厌恶。我要把别人让我装进去消化的东西呕吐出来。这些日子向后一直是z，前方则是那野猫。它已生了有几个期大的四只活泼的小猫咪，可它自己又怀了孕。我摸不得、抓不得，也没法接受它。我拿出去几碟牛奶食物给整个猫家族，放在花园里一丛灌木下。再过两个月将会有更多的小猫，那时这四只小猫几乎长大，开始生育。一天半夜里我从噩梦中醒来，梦里看到成千上万只猫、小猫，成倍地不停繁衍着……一场噩梦。不得已我开始下决心，下这决心并不容易，我给救生协会打了电话。五天前他们来设法抓到了那群橘黄色、长成熟了的猫儿子中的一只，自然野猫妈妈当即跑掉了。我对前来的那位和蔼男士讲了出现的麻烦，他建议把一只大笼子在门廊上搁上几天，逐渐驯化那只野猫和小猫咪们在笼里进食。这以后某天可怕的上午，我打算关上笼门叫他来捉走它们。从那时起每天早晨五点钟我都要醒来，感到厄运就在前面。我的确有一次设法把猫全家弄进了笼里，但事有不巧，那人正好那天没去上班，我只好敞开笼子让它们去了。事情又得重新做起。昨天那只野猫那样可怕地瞧着我，猫嘴唇恐惧地半咧着。一冬天我遇到的都是它那样安详迷人的注视，整个冬天在我们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信赖，现在我就要背叛这信赖了。它饥饿至极，最后和那只橘黄小猫一起进了笼里，我猛地一下把笼门上。顷刻间它和小猫们折腾起来。笼上笼下，恐怖地一阵大闹。我惊慌失措地跑进了屋里。给救生协会打了电话，一小时后那人来了，带走了它们。做了这事以后我又怎么能忍心活下去？我是不得已的。这事会在我心里埋伏着，我会带着它，直到我死去。我背叛了信赖我的动物。如果说我对那只野猫是不会忘记的话，那么我也将不会忘记那位男士的仁慈之心。他看到我那样心情不好，便十分体贴实在地安慰我，使我安定下来。他说猫妈妈很快就不存在了，而且答应我要给它的小猫找到一户人家。我再也经不起这创伤，把其余三只小猫留了下来，我会驯服它们，到时会给它们做去势手术。我给它们各起了名字——黑猫叫皮尔罗，有斑纹的叫布兰波，那只豹猫中贝尔-加佐。到了冬天，我也许能把它们驯化得可以进来和我一同就寝。9月30日。我一直很安详沉默，美好的秋光来临，内心世界开始起了变化。直至目前尚未出现毁灭性的霜冻，但有两次我醒来后看到牧草地成了银白色。由于花园靠近房子，且有遮挡，因此仍有百日菊和大波斯菊可供采撷，尽管拿到室内后它们很快就凋谢了。此刻绚丽娇美的是秋天的番红花，沿着前缘边界正开得灿烂，上面是淡紫色的翠菊，一片美的点缀，否则，园子会显得很荒芜。四月间花岗岩石阶上开的一簇雪花莲，后来边连成了一长串，此刻生命已将近尾终。当然光线现在开始由下向上移动，从花坛移到上方的树叶——山毛榉树是藏红黄色，枫树呈朱红色和橘黄色，一层层的大片透明色彩，形成绚烂的彩色波纹衬着蔚蓝的天空。整个夏天我一直踌躇不定，下不了决心，现在这个决心慢慢成熟了，是该和X断绝的时候了。这本日记始于一年前，记述了失望抑郁，对自己破坏性的发脾气进行了更多的审问，希望自我检点会使自己改变。我尽了很大努力去遏制，有时很奏效。然而有些问题在我和X之间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不仅仅是性格气质上有冲突，同时也对基本的价值，对生活本身的看法上有冲突。也有可能我们各自都快六十岁了，各自职业的不同扭曲了我们的个性，造成了我们个人能力所不及。生气的原因常常是孩子气，或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由于我们不能谅解对方而各自感到灰心绝望，但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那种给予必要容忍的度量。热烈的相爱也不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最初一年里，我们之间格外满足、美好、成熟，然而从另一层次上讲我们却缺少理解的基础，也没有时间去建立这种理解。到最后我们各自谁也不肯认输，这正是悲剧之所在。不用问，我们各自都认为遭到了对方非难，被对方误解，因而我们便开始冷淡对方。断绝关系最初觉得是一种解脱。但几天后我就病倒了，觉得像血一样重要的东西正从我的体内流出。恶心……眼泪。现在我开始不时得到一种提醒，提醒我该回到自我的深处了。这个自我由于一直处于过于沉浸和过于挣扎的状态，已好长时间缺少灵气。那个自我告诉我我命中注定要孤独生活，命中注定要为别人写诗——这些诗在我生活中很少抵达那一个我为之而作的人。昨天把手稿《不灭之火》寄到诺顿出版社。在开始写这些诗时，我梦想它章动角是一本充满欢乐、倾诉、充实与幸福、庆贺我六十岁生日的书。但最后一次再读它时，我清楚地看出它是一首挽歌。分离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这正是诗歌的神秘之处，作品本身要比作者更为成熟，它永远是未来发展的信使。也许我们是从现在出发朝着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去写的。此书大概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构想，然而没有X所给予我的一切，以及，就此而言，没有我们之间所缺少的，这本书不可能写出来。多少个星期以来这还是第一个“纳尔逊假日”，这一天我可以待在家里，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工作，前面没有约会在逼近。这一天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得到休息，下午可以收拾花园。又一次只有这房子和我在一起了。[全文完]_______再次鸣谢：作者：梅·萨藤译者：杨国华录入：红卷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