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　　39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权利。而且，我也已经请布齐打听他的下落了。　　我们开始讨论作证的专家。我只提出了瓦尔特·科德医生和肿瘤门诊部主任兰德尔·加斯金。德拉蒙德提的是锡拉丘斯市的密尔顿·吉飞医生。我当初决定不录取此人的证词原因有二。一是去锡拉丘斯取证费用过于昂贵，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有数。他会说骨髓移植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可取的治疗手段。瓦尔特·科德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会帮助我准备对他提出质询。　　基普勒对吉飞是否愿来作证深表怀疑。　　我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德拉蒙德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我却怀疑他撒谎。基普勒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德拉蒙德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31个州办事处，17个地区办事处，5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一记闷棍，哭笑不得。“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3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德拉蒙德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基普勒逼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甚至用手指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摩尔豪斯、希尔、普伦克和格罗的身子整整齐齐向下缩了几英寸，但他们的手仍在龙飞凤舞个不停。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虽然基普勒先前已经悄悄向我透露，他准备力争5天结案。这次预备会议开了2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我当然已经告诉过他，对方最后一次提出的数目是17万5。而且他也知道，多特·布莱克根本不想和解。她一个子儿也不要。她要的是血。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德拉蒙德先生？”　　那5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20万美元了结本案。”德拉蒙德说时稍稍带点儿舞台腔。　　“贝勒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地摇头。法官本人也勉强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唐尼·雷落葬以后，我几乎没有和多特交谈过。我也曾试过几次，但说不上几句，谈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她既伤心又难过，这种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她为唐尼·雷的不幸去世，责怪大利公司，责怪这个制度，责怪医生和律师，有时甚至还要责怪我。而我对此当然也能理解。她既不需要也不想拿钱。她要的是公道。我上次路过她家，她站在门廊里说：“咱要让那些家伙完蛋！”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德拉蒙德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啰，列奥，”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基普勒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找和德拉蒙德。“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92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我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本县有100万人，难道我有可能认识这92人中的任何一个吗？他们全是陌生人。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们做任何直接接触，当然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调查卡在哪里？”德拉蒙德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我说。　　德拉蒙德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德拉蒙德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我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吃的是黑豆和意大利调味饭，喝了一杯药草茶。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食欲旺盛。我搅着盆中的黑豆，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92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德拉蒙德，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和就业史，挖掘出涉及离婚、破产或犯罪指控的可能的隐私。他的手下将翻遍公开的记录，了解他们购房时付了多少钱。他唯一不能干的只是和他们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间人。　　等到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聚齐，挑选那12名候选人时，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对这批人当中的每一位，都将已建立起一部相当完整的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将由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仔细评估，而且一批专业的陪审顾问还将对其做彻底的分析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学史上，陪审顾问是相对说来刚出现不久的一种怪物。他们通常是些对于研究人性有一定技能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心理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到处转悠，向那些买得起他们那贵得吓人的技能的律师出售他们的知识。　　在法学院时，我听说过一件事：乔纳森·莱克化8万美元雇了一名陪审顾问，而陪审团的裁决却帮他捞回了数百万，所以他付出的8万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挑选陪审员时，德拉蒙德雇佣的陪审顾问肯定会到场。他们会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毫无警惕性的候选人。他们将研究他们的面孔衣着言行举止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却有戴克协助，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研究人性的高手。我们将把名单交给布齐和布克，交给可能认识其中一两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将要打几个电话，也许要核对几个地址。我们挑选陪审员比对方要困难许多，我们主要只能根据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从中挑选。　　------------------　　41　　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　　42　　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他，那一定会是十分有趣的。　　杰克·昂德霍尔和柯密特·阿尔迪代表大利公司，坐在德拉蒙德和他的伙伴们身后。这样就有7套黑色西服，7张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的脸，虎视眈眈地盯着陪审席。放松一点儿吧，伙计们！我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神情。　　基普勒走进法庭，全场起立。他向陪审员们表示欢迎，简短有力地谈了谈陪审员的作用和公民的义务。在他询问是否有人有足够的理由不愿担任陪审员时，陪审席上举起了几只手。他请他们每次一人分别走到法官席，低声向他陈述各自的原因。上了我的黑名单的5位公司主管中，有4人和他耳语了一番，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对此毫无惊奇之感。　　这一过程化去了一些时间，我来此机会研究研究陪审员。从他们座位的情况看，我们大概仅需考虑前三排。这三排坐了36人，而我们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外加2名做候补。　　在被告席后面紧靠着的座位上，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考究的陌生人。我想一定是陪审咨询顾问。他们正仔细注视着陪审员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小小的计谋不知对他们的全面心理分析起了多大作用？哈，哈，哈！我敢打赌，两个疯小子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居然找陪审员们谈心，他们以前从无必要在分析时考虑这样的因素。　　法官大人又打发掉7名候选的陪审员，剩下的还有50人。他接着又概述了案情，介绍了案件的双方及双方的律师。巴迪没有到庭。巴迪在他那破烂的福特车里。　　基普勒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陪审员们假若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他请他们举手。你们有谁认识原告或被告，律师或证人？你们有谁买了大利公司的保单？你们有谁官司在身？你们有谁曾经状告过保险公司？　　有几位做出了反应。他们举起手，接着站起来与法官大人交谈。他们很紧张，但在两三个人开了头之后，冰层便开始融化。有人幽默了一下，于是大家全都轻松了许多。在短促的瞬间，我曾几次默默地自言自语，我属于这里。这我也能干。我是一个律师嘛。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基普勒给过我一张他要问的问题清单，我想了解的问题全部列在上边。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也把同样的一份给了德拉蒙德。　　我做着笔记，注意观察人们的表情，凝神静听他们所说的话。戴克和我一样干。这令人很不快，但陪审员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人，我对此倒颇为庆幸。　　时间在基普勒发问的过程中缓缓逝去。等他结束时，已经过了将近两小时。我的心又开始紧张地怦怦跳动。现在是鲁迪·贝勒在真正的庭审中发表第一篇讲演的时候啦。这篇讲演将很简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审判席前，朝他们热情地笑了笑，开始讲出已经练习过上千遍的那段话。“早上好。我叫鲁迪·贝勒，我代表布莱克全家。”头开得不错。在法官反复推敲了将近两小时后，他们巴不得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我望着他们，热情而又真诚。“基普勒法官已经问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的他全问到了，所以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诸位有谁能举出任何理由，说明自己不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　　我没有指望会有人作答，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一直看着我，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想对他们问声好，再朝他们甜甜地笑一笑，如此足矣，决不啰嗦。人世间最令人讨厌的莫过于喋喋不休的律师。再说，德拉蒙德多半还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谢谢诸位，”我微笑着说。我又慢慢转身面对法官高声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陪审团很不错。”我回到座位上，一边轻轻拍了拍多特的肩膀，一边坐下。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故作镇静，竭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姿态，实际上却全身都在冒火。他做了自我介绍，开始谈论他的委托人。他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家大公司，而且每年的盈余都很可观。它不该因此而受到惩罚，你们明白吗？这对你们有影响吗？他是在对案子本身进行辩论呀，而这是很不妥当的。不过，他虽已贴近警戒线，却还没有越界，还不能向他开火。我拿不准是否要表示反对。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在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我才会表示反对。他为自己设置的这条界线十分有效。他那流畅的语言，在乞求人们的信任。他那花白的头发，在显示他的智慧和经验。　　他又谈了某些方面的事，听众毫无反应。他是在播种，接着就酿成大乱。　　“下面，本人将要提出的，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他满脸严肃地说。“请诸位仔细听。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长长的、充满戏剧性的停顿。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诸位有谁已经接触过本案？”　　法庭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的声音仍在空气中震响，久久不肯消失。他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指控。我朝他们的座位上望去。希尔和普伦克正在朝我张望，摩尔豪斯和格罗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德拉蒙德像冰柱一样冷峻地站着。谁要是胆敢第一个举手说：“我！原告律师昨儿晚上到过我的家！”他会马上饿虎扑羊一样朝他扑过去。德拉蒙德知道这件事就要发生了，他硬是知道会发生。他将追问出事实真相，揭露我和我的腐化堕落的合伙人，并且提议给我以警告和惩罚，永远剥夺律师资格。本案的审理将推迟若干年。这样的情况就要出现了。　　然而，他的肩膀却在慢慢地下垂。空气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肺里向外冲。全是一伙说谎的混蛋！　　“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非了解不可。”他的语调信心不足。　　谁也不吭声，谁也没动弹。但是陪审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盯着他。他使他们极不自在。继续玩吧，老伙计！　　“我换一种方式再问一遍，”他冷冰冰地说。“诸位昨天有谁与这位贝勒先生或者与那位戴克·希夫利先生谈过话？”　　我一下蹦了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太荒谬啦！”　　基普勒恨不得走下法官席，来助我一臂之力。“反对成立！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德拉蒙德先生！”他直接对着话筒大声吼着，声震四壁。　　德拉蒙德面向法官。“大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陪审团被人收买了。”　　“什么？他这是在指控我嘛！”我怒气冲冲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说。　　“我们或许该到你办公室谈一谈。”德拉蒙德边说，边用眼睛瞪着我。　　“去就去。”我顶他道，仿佛迫不及待要和他较量。　　“暂时休庭。”基普勒对法警下令道。　　德拉蒙德和我隔着办公桌在法官大人对面坐下。其他4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人站在我们身后。基普勒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最好理智点。”他对德拉蒙德说。　　“陪审团被人收买了。”德拉蒙德说。　　“你怎么知道？”　　“这我不能说。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别跟我玩什么把戏，列奥。我要的是证据。”　　“我不能说呀，大人。我说了就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胡说八道！快告诉我。”　　“我说的是真话，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