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以前。你瞧，资格考试没有少给我麻烦。我考了6次啦。”　　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话。“噢，”我咕噜了一声。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律师资格考试一个人可以考这么多次。“我很遗憾。”　　“你什么时候考？”他边问边紧张地用眼睛在室内扫来扫去。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都可能需要跳起来跑出去。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拉着左手手背的皮肤。　　“7月。很难，是吗？”　　“对，很难。我看。我有一年没有去考啦。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试试。”　　“你在哪儿念的法学院？”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令我非常不安。我拿不准是否要跟他谈布莱克案件。他将起什么作用？他将来要拿多大的一份？　　“在加利福尼亚。”他回答时面部抽搐之剧烈，我前所未见。眼睛睁睁闭闭。眉毛上下飞舞。嘴唇激烈抖动。“夜校。当时已结婚，一周工作50小时。没有多少时间念书。念了5年才毕业。老婆离开了我。在这儿搬出去的。”他的句子变短，声音也跟着降低。他的话令我垂头丧气。过了好几秒钟，我才重又开口。　　“呃，嗯，你为布鲁索工作多久了？”　　“快满3年了。他对待我跟对别的律师一模一样。我找到案子，把它办好，把他的一份交给他。这样大家都高兴。跟保险有关的案子，他总是交给我研究。我在太平洋相互保险公司干了18年呐。后来厌倦了，才去念法学院。”声音又是越讲越低。　　我看着他，等着。“必须出庭的时候你怎么办？”　　他尴尬地咧嘴一笑，仿佛是说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呃，我本人出过几次庭，真的。从来没有被逮住过呢。孟菲斯律师多如牛毛，你知道，谁搞得清谁呀！不过，假如你我有个案子审，我会叫布鲁索去出庭。或者叫别的律师。”　　“布鲁索说这个事务所有5位律师呢。”　　“是有5位，鄙人、布鲁索、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雷奇。但是，我不愿意把这里叫做事务所。这里是各干各的活。你会学会的。你自找案子自找委托人，你得总额的三分之一。”　　他的坦率令我惊讶，我于是又追问下去。“这对律师来说，是桩好买卖吗？”　　“这就要看你想得多少，”他说，扭过头四面看了看，唯恐布鲁索正在偷听。“外面竞争非常激烈。就我而言，挺不错。因为我没有执照却从事律师业务，一年还能挣4万。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哪！”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人。　　“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合我办这种保险案子呢？”　　“噢，这个嘛，案子结了以后布鲁索会给我钞票的。我帮他办理起诉的案子，他信任的只有我。别人谁都不准碰一碰他的案卷。以前有的律师想插一脚，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给他开掉啦。至于我，我不害人。我不得不呆在这里，至少呆到通过资格考试。”　　“其他几位律师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哪。他们呆不久。你知道，他不聘那些顶尖儿的毕业生，而是从街上找一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在这儿干个一两年，找到了一些客户接上一些关系，然后就自己另立门户。律师总是在不停地流动嘛。”　　告诉我怎么流动。　　“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我说，虽然明知不该问。　　“当然。”　　我把事故报告交给他，他一目十行读了一遍。“是布鲁索给你的，对吗？”　　“对。几分钟以前刚刚给我。他希望我做什么？”　　“把案子抓过来。找到那个撞伤的人，让他在给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委托书上签字，然后把案子的头绪理理清。”　　“我怎么找那个撞伤的人？”　　“嗯，他大概躺在医院里。医院通常都是寻找他们的最佳场所。”　　“你常去医院？”　　“当然。我一直去。你知道，布鲁索在警察局有些关系。一些非常好的关系，是些和他一块长大的人。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给他提供事故报告。他把报告分发给我们，指望我们去把案子抓过来。这种事当然用不着火箭专家。”　　“在哪家医院？”　　他那碟子一般大的眼睛翻了翻，不屑地摇了摇头。“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你些什么呀？”　　“不太多。不过，如何追赶救护车他们肯定没有教过。”　　“那你最好快点儿学，否则就要挨饿。听着，这儿不是有被撞伤的人的电话号码吗？你只要叫通那个电话，对接电话的说，你是孟菲斯消防署营救处，或者类似的什么单位。你就说你要和伤员通话，管他叫什么名字。伤员当然不能接电话，他正躺在医院里啦。哪个医院？你需要把它输进计算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没有一次不成功。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嘛，人是很容易上当的嘛。”　　我想吐。“那以后呢？”　　“以后你就去医院，和某某人交谈。嗨，听着，你真是够嫩的，我对此十分遗憾。告诉你接下来我会怎么办。咱们去弄块三明治，带到车里吃，然后去医院叫那个受伤的朋友签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这个地方，永不回来。但此刻，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迟迟疑疑地说。　　他跳了起来。“大门口等我。我去打电话，搞清是哪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叫圣彼得慈善医院，是个以外伤病员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和动物园差不多的地方。这是一家市立医院，病员众多，条件很差，别的暂且不说。　　戴克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我们开着他那破烂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区穿行。这辆车是他离婚时有幸获得的唯一财产，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现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协会的令人自豪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戒了烟。但是，他严肃地承认道，他特别爱赌。密西西比州旁边正在迅速出现的那些新开的赌场，真让人为他担心。　　他的前妻和两个孩子还在加利福尼亚。　　我嚼着一只热狗，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热狗向嘴里塞，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摇晃，嘴角上沾着一粒鸡色拉，又说又笑地穿过了半个孟菲斯，那模样我实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张医生停车证，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医生专用的停车处停好车。门卫跟他好像很熟，摆摆手让我们进了医院。　　他领我径直走到主楼休息厅的问讯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但不到几秒钟，他就搞清了我们的目标丹·范·兰德尔住的房间号。戴克迈的是内八字步，而且腿还有点跛，但他走向电梯时，我要跟上他却还有点儿难。“别让人看出咱们是律师，”我们和一群护士一起等电梯，他压低嗓门悄悄对我说。　　谁会想到戴克是位律师？我们默默地乘到8楼，随着人流走出电梯。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他这么干已经许多次了。　　尽管他那个大头形状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长得又古里古怪，但我们却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两条走廊交叉处的护士办公室。对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转向左，从一群护士和技师以及一个正在研究图表的大夫旁边走过。几辆没有铺垫单的轮床靠着一面墙壁。铺着瓷砖的地板已经磨旧，需要擦洗。我们没有敲门，就推开左侧的第5扇门，走进一个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床顶挂着一台小电视，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剧。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从他身上盗取一只肾。我为来到这里而憎恨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冷酷的方式，闯进来破坏他的清静。　　可是戴克却一步也不会走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面前这位无耻的江湖骗子，就是不到一小时前鬼鬼祟祟溜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小人。那时候，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却是毫无畏惧。　　范·兰德尔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裹着绷带，年纪很难准确估计。一只眼睛肿得已几乎张不开，另一只下面有一个伤口。一只胳膊断了，一条腿正在做牵引治疗。　　幸运的是他没有睡着，这样我们就不必把他摇醒或大声喊醒。我站在靠门的床脚边，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护士或者医生或者家属在这时闯进来，把我们当场逮住。　　戴克俯着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见我吗，范·兰德尔先生？”他像牧师一样热情地问。　　范·兰德尔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来，或者调整一下躺的姿势，但我们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会儿以前，他可能还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一边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一转眼，他却面对一张生平看见过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着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是谁？”他透过紧咬着的牙缝，含含糊糊地问。哦，他的牙齿不是紧咬着，而是用金属丝箍着。　　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颗闪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没有跟哪一家保险公司谈过，对不？”　　戴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明确了谁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们，而是保险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对他们。　　“没有。”范·兰德尔嘟哝道。　　“好。别跟他们谈。他们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已经开始提供建议啦。“我们已经看过事故报告。案情很清楚，是对方闯了红灯。我们大约1小时后，”他十分认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现场拍下来，再找证人谈谈，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保险公司调查人员之前。他们会贿赂证人，让他们提供伪证的，这你知道。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迅速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你的授权。你自己有律师吗？”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兰德尔说他的兄弟是位律师，那我拔脚就走。　　“没。”他说。　　戴克开始进行关键的一招。“呃，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在孟菲斯，我的事务所办理的车祸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赔偿费也很多很多。保险公司可怕我们呐。而且我们不要委托人一分钱；不管赔偿费是多是少，我们只收三分之一。”他边说边已偷偷地从拍纸簿里取出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很短，只有1页，3段文字。能让他上钩就成。戴克拿着委托书在他面前不停地晃着，让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拿着委托书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个夜晚，侥幸活了下来。现在依然视力模糊头脑混乱，却要阅读一份法律文书，做出明智的决定！　　“等我太太来了再说，好吗？”他几乎是在请求。　　我们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吗？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栏杆。在这一过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绳索，绳索又带动了一只滑轮，一下子把他那条正进行牵引治疗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对不起，”我连忙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刹那间却又变得若无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哇！”这可怜的汉子开始呻吟。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再次道歉。我头痛欲裂。　　范·兰德尔害怕地望着我。我把两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会儿就回来。”他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吃力。　　无论什么难题，戴克都是答案现成。“我以后再和她谈，在我办公室谈。我有许多事还想向她请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将拍纸簿垫在委托书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钢笔的笔套。　　范·兰德尔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接过钢笔，在委托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夹进拍纸簿，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这位新的客户。名片证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帮办。　　“现在还有两件事，”戴克用权威的语调说。“除了医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谈。保险公司的人会偷听的。事实上，他们今天就可能要来，强使你在表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上签字。甚至还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他们说半句话。任何文书在我读过以前，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名。你有我的号码，24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名片背面是这位鲁迪·贝勒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案子我和他一起办。还有问题吗？”　　“好，”他还来不及咕哝或者呻吟，戴克就接着说。“这位鲁迪明天上午会带着一些文书到这儿来。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要跟她谈一谈，这很重要。”他在范·兰德尔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上轻轻拍了几下。我们该走了，走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将会给你搞来一大笔钞票的。”戴克向他保证道。　　道了再见以后，我们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说：“把戏就是这么玩的，鲁迪。小菜一碟。”　　我们闪过一位坐着轮椅的女人，又为躺在轮车上被推走的病人让路。大厅挤满了人。“那人要是原来就有律师怎么办？”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问。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嘛，鲁迪。这一点你必须记住。我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们从病房里赶出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点儿尊严，一点儿自尊。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逻辑，我无话可说。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　　17　　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安静，又无人认识我，是个理想的读书之地。咖啡味道不坏，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满只收半价。远离包娣小姐，我无需为体力劳动担心。老板叫我呆在这里，虽然是要我站岗放哨寻觅猎物，但我卖力与否，他做梦也别想知道。再说呢他又没有定下指标，规定我每周一定得签下多少个委托合同。　　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轮椅上比着伤势的那两个歪脑袋斜脖子的伤员。他说他和警察局的头儿已经谈过，情况看来很不错。他相信警察会寻找别的线索，查找别的嫌疑犯的。祝你钓鱼开心！他哈哈一笑便挂断电话。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几杯烈酒。　　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不，”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接着是扣人心弦的微微一笑。“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说。我望着距离将近20英尺的我坐的那张桌子。“我在那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耸耸肩，仿佛是说：我不知道该为你做点什么，但尽管我是个笨蛋，我还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所以如果我越出了界限，还得请你多多原谅。但是我关心你，而且随时都可以召之即来。　　“谢谢。”她又说了一声。　　我回到了座位上。现在我已明确地告诉了她，我正在啃着厚厚的书本，希望不久之后能置身于一种高贵的行业，目前算得上半个律师。她也肯定对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于是心安理得地一头埋进书本，不再记挂她正受着的煎熬。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翻过一页时朝她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我。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足有一秒钟。我低下头，对她不看不想不理不睬，直到最后实在憋不住，才又抬眼望去：她已再次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潭。她紧捏着餐巾，泪水沿着面颊一串一串往下流。　　看着她这样伤心，我心如刀绞。我真想坐在她的身边，用手搂着她，和她谈谈心。假如她已经结婚，那她丈夫跑到哪儿去啦？她的眼睛朝我这边凝望，但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　　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随从在10时30分准时来到，她立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轻轻拍着她的头，说了几句我无法听见的安慰话，温存地转过轮椅。她离开餐厅时，毫不掩饰地久久地凝视着我，投给我一个长长的含泪的微笑。　　我很想跟在轮椅后面走一段，摸清她的病房位于何处。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后来，我又想去找那个穿粉红茄克的老人，迫使他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要想法忘记她。她只是个大孩子而已。　　我在第二天晚上来到餐厅，又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听着同样匆匆忙忙的人群在用同样急促的声音叽叽喳喳闲聊。我看望了范·兰德尔夫妇，并且应付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冷眼旁观别的鲨鱼在这混浊的水域中争食。我对几个等着被人欺骗的明显的潜在委托人视而不见。我接连几小时埋头学习。我学得非常专注，学习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但我并没有忘掉墙上的挂钟。快到10点钟，我就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两只眼睛开始东张西望。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继续苦读，可是只要有人踏进餐厅，我就会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桌上有两名护士正在用餐，另一张桌上一个孤独的技术员正在读着一本书。　　10时过5分，她终于出现在餐厅。那同一个老人轻轻推着轮椅，把她送到她指定的地点。她挑了昨天坐的那张桌，在他为她摆好椅子的当儿，对我嫣然一笑。“橙汁。”她说。她的头发还是和昨天一样往后梳，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她今天抹了一点睫毛膏，画了一点眼线，而且还搽了一点淡红的口红，那效果真令人吃惊。昨儿晚上，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全然未施脂粉；今夜，只不过淡淡几笔，她竟然如此美貌绝伦，光彩夺目。她的眼睛像清澈的湖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没有一丝悲伤。　　老人把橙汁放在她的面前，又说了一遍昨夜说过的话。“喝点儿吧，凯莉。你说30分钟？”　　“45分钟吧。”她说。　　“我听你的。”说完，他就从容离去。　　她啜着橙汁，目光茫然地望着桌面。今天，我想念凯莉已经想了很久，早就决定了我的行动路线。我等了几分钟，装作没有看见她，只是胡乱地翻着《伊尔顿法律评论》，接着就慢慢站起来，仿佛是想喝杯咖啡，休息休息。我走到她桌旁说道：“你今天好多了。”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啰？”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点怪吗？”她问。　　“那倒不。这儿安静，咖啡喝不完，又通宵开着。你带着一只结婚戒指？”这件事对我的折磨，比什么都厉害。　　她看了看戒指，仿佛是要弄个明白，它是否还戴在手指上。“是的。”她一声说完，目光就移到吸管上。戒指光秃秃的，上面没有钻石。　　“那你的先生怎么不来陪你呢？”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　　“我是律师，或者说即将是律师。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　　“你干吗想知道？”　　“因为你明显受了伤，他却不在，让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这很怪。”　　“他来过。”　　“现在在家带孩子？”　　“我们没有孩子。你呢？”　　“没有。没有太太，哪来的孩子！”　　“你今年多大？”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我微笑着说。她的眼睛在闪光。“25岁，你多大？”　　她想了一想。“19岁。”　　“这样的年纪就结了婚，太早啦。”　　“我没有办法。”　　“哦，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我刚满18岁，就发现自己怀了孕。不久以后就结了婚。结婚1周就流产。从那以后，生活过得越来越糟。喏，你的好奇心现在满足了吧？”　　“没有。是的，我很遗憾。换个题目吧，你想谈什么？”　　“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奸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的形象，进行面目全非的重塑过程中，隔着两张桌子放着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了铃声。我告诉她这是事务所打来找我的电话，请她原谅，然后便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是布鲁索。他在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已经喝得半醉。我正坐在现在坐的地方，而他们却在一边饮酒一边就电视上广播的东西打赌，这使他们十分快活。从大哥大里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使我觉得在尤吉酒家仿佛正在发生一场暴乱。“鱼钩得怎么样？”布鲁索对着大哥大高声喊着。　　我满面微笑望着凯莉，这一个电话显然给了她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尽量压低嗓门告诉布鲁索：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和一位潜在的委托人谈话。布鲁索听后一阵狂笑，把电话交给了醉得更加厉害的普林斯。普林斯讲了一个绝对无法令人发笑的笑话，与一位律师追赶救护车多少有点关系。接着他又来了一通我早就跟你这么说过之类的演说，大讲特讲我跟布鲁索干的好处：布鲁索可以教给我的律师业务知识，比50名教授加起来还要多。这番话占了不少时间，他还没有讲完，凯莉的那个年迈的志愿者，已经准时到达，准备把她送回病室。　　我赶紧向她的桌子跨了几步，一手捂住大哥大，一边对她说：“遇见你我非常愉快。”　　她微笑着说：“谢谢你的饮料，还有谈话。”　　“明儿晚上呢？”我问。普林斯还在我耳边大声喊叫。　　“也许吧。”她意味深长地对我挤了挤眼睛，我的膝盖发软。　　很明显，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年侍从在附近已经呆了很久，足以发现骗子或者别的什么坏人。他朝我皱皱眉，飞快地把她推出餐厅。但是，她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按了按大哥大上的一个按钮，没等普林斯把话说完就切断了电话。他们如果再打过来，我也不会回答。如果他们事后记起这件事，我就把责任推给索尼公司。不过他们能否记起，我对此极为怀疑。　　------------------　　18　　戴克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与匿名的鼹鼠压低嗓门通话来搜集肮脏的情报，他尤为乐意。我把与凯莉和克利夫·赖考有关的寥寥几条信息告诉他还不到一小时，他就洋洋得意地咧着嘴溜进我的办公室。　　他向我朗读着他的笔记。“凯莉·赖考由于受到多种创伤于3夫前，我必须补充一下：在午夜，被送进圣彼得医院。此前，身份不明之邻居曾向警方报告，该女士家中发生相当激烈之争吵，并请警方派员速至其居所。警察发现此女遭受过严重殴打，正躺在室内一张沙发上。克利夫·赖考显然已经喝醉，情绪烦躁万分，最初甚至企图请警察品尝其妻已经饱尝过的美味。他挥动一根铝质棒球棍，此棍显然是他选用的凶器，但很快即被制服、拘留，并以袭击罪被警方带走。她则由救护车送至医院。她向警方做了简短陈述，大意为：他在棒球赛后酒醉归家，与其妻发生无谓争论，相互扭打并以其胜利告终。据其妻叙称，克利夫以棒球棍猛击其脚踝两次，并拳击其面部两次。”　　昨夜我通宵失眠，一直想着凯莉·赖考，想着她那栗色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微黑的大腿。此刻，她遭受野蛮毒打的情景，更令我无比恶心。戴克正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只好装作不动声色。“她的手腕上绑着绷带呢。”我说。戴克随即自豪地翻开了笔记。他还有另一个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报告，深藏在孟菲斯消防署急救处的案卷中。“这是对手腕的概述。在袭击过程中某一时刻，他将其双腕按在地板上，企图强行与其交欢。可能由于饮酒过多，他的心情显然并非如其所想。警察发现她时，她全身赤裸，仅以一条毛毯遮掩。由于踝关节破裂，她无法跑开。”　　“他怎么样啦？”　　“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由其家人保释出狱。一星期内将出庭受审，但啥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她多半会撤消指控。他们亲个嘴，又会和好如初。她会保持缄默，直到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多的啦。但布克此刻仍呆在办公室里，为资格考试刻苦复习。这是让我学习的唯一动力。　　几分钟后，那对情人突然离开餐厅。她泪水涟涟，而他却是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我走过去，坐在我那张桌旁我的椅子上，摊开笔记试图开始学习。同时，我也在等待。　　10点过几分，凯莉来了。但今天为她推轮椅的却换了一个人。她冷冰冰地向我瞟了一眼，朝房间中央的桌子指了指。他把轮椅推到了那里。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想这是克利夫。他和我差不多高，6英尺1英寸左右，但身体十分结实，而且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啤酒肚。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件T恤衫紧紧绷在身上，像是专门为炫耀那双有力的手臂。紧身牛仔裤。棕色的鬈发太长，略显过时。手臂长满毛，脸上长满须，他属于八年级就开始刮脸的那一类。　　他长着淡绿色的眼睛，面孔英俊，但看上去要比19岁大得多。他绕过被他用棒球棍击断的那只脚踝，走向柜台买饮料。她知道我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便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情况，最后朝我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我差点儿洒了手上的咖啡。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猜出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威胁，道歉，请求，进一步威胁。此刻他们双方都板着脸，显得很不愉快，默默地吸着饮料，虽然偶尔也说一句半句话，但在旁观者眼中，却像两个少年情侣，在噘着嘴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约会。一方说了很短的一句话，另一方则做出更短的回答。两人的眼睛都死盯着地板或墙壁，非绝对必要，目光决不落到对方身上。我用一本书遮住面孔。　　她为轮椅选定的位置，使她可以望着我而不被人发现。而她的背却几乎对着我。他不时回头东张西望，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像电报一样传到我的身边，他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落到我头上，我已经在抓着头发，目不斜视地盯著书本了。　　在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状态中过了10分钟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了他异常激烈的反应。可惜我没听见。他突然摇着拳头，对她低声怒吼。她把他顶了回去。声音越来越高，我迅速发现，他们在讨论她是否要出庭作证，对他提出指控。似乎她尚未下定决心。似乎这确实让克利夫烦躁不安，因而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南方乡村的红脖子，这当然不足为奇。她在叫他不要吼，他环顾四周，稍稍降低了点儿声音。他说什么我听不见。　　在挑起他的怒火之后，她又使他安静了下来，尽管他仍旧很不愉快。他生着闷气；有好一会儿，相互不理不睬。　　后来，她又重演了一遍。她叽叽咕咕地说了点儿什么，他的背立刻僵直，两手发抖，喷出满口的脏话。他们吵了一会，她闭了嘴，把他晾在一边。克利夫可不吃这一套，他的骂声变得更高。她叫他住口，别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可他吼得更响，威胁说假如她不撤消指控，他就要对她如何如何不客气，他也许要下大牢，如此等等。　　她又回敬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他突然用手使劲一挥，把他的那只聚苯乙烯塑料杯摔到地上。汽水飞洒过半个房间；碳酸泡沫洒落在地板和别的桌子上。汽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吓得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开始哭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噔噔地走了出去。　　我本能地跳起来，但她立即朝我摇摇头。我重又坐下。收银员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这时拿着一块擦手毛巾走过来给了凯莉。凯莉擦掉了脸上和臂上的可乐。　　“我很抱歉。”她对收银员说。　　她的长袍已经湿透。她用力抑制住向外涌的泪水，擦着腿上封的石膏和大腿。我在她的近旁，可是却束手无策。我想，她是怕他可能回来，发现我们在交谈。　　医院里有许多地方，可以让人坐在那里喝杯可乐或咖啡。她之所以把他带到这个餐厅，是因为想让我看看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撩拨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的脾气。　　她有条不紊地擦着脸和手臂，一边望着我，和我四目相对了很久很久。泪水沿着面颊往下流．她轻轻揩拭，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女性的本领．看上去并不像是想哭，但眼泪照样一串一串向下流。她没有呜呜咽咽，也没有放声嚎啕。嘴唇没有颤动，手也没有发抖。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用火辣辣的的眼睛凝视着我，一边用白色的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皮肤。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但我已经忘记了时间。一个跛腿的工友，进来用拖把拖干了周围的地板。3位护士大声谈着笑着冲了进来，但一看见她，立即就变得鸦雀无声。她们瞪着眼睛，咬咬耳朵，不时朝我瞟一眼。　　他已经走了很久，估计不会再回来。而应该像绅士一样行事的想法，又令我兴奋不已。几位护士离去后，凯莉用无名指朝我勾了句，这是叫我过去的信号。　　“我很抱歉。”她向蹲在身边的我说。　　“没有关系。”　　接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送我回房间去好吗？”　　假如换一个背景，这句话可能会产生意味深长的结果。一瞬间，我的思绪飘向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海滩，在那里，两个年轻的恋人，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尝一尝那颗禁果。　　她在这儿的房间，当然是个半私用的立方体，许多人都可以进进出出，连律师也可长驱直入。　　我轻手轻脚地推着凯莉和她的轮椅，绕过一张张餐桌，踏进走廊。“五楼，”她转过头对我说。我不慌不忙往前走。我为自己如此富有骑士精神而自豪。我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前走时，男人们两次向她行注目礼，这也使我十分得意。　　我们在电梯里单独一起呆了几秒钟。我在她身边跪下。“你没事吧？”　　她的眼睛仍泪水汪汪的有点红，但她已控制住感情，不再哭泣。她连忙点头说：“谢谢。”接着，她又抓起我的手，紧紧握住。“非常感谢。”　　电梯颠了一下停住了。一位大夫跨了进来，她马上放开我的手。我站在轮椅背后，像一个忠诚而又贴心的丈夫。我想再次握住她的手。　　五楼墙上的挂钟，指针即将指向11时。除了有几个护士和工友偶尔走过，走廊里寂静无声。护士办公室的一名护士，在我们从门前走过时，朝我仔细看了两次。赖考太太离开病房时，推轮椅的是一个男人；现在回来却换了另一个男人。　　我们向左转了一个弯，她用手指指一扇门。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她住的原来是个有独用的窗户和浴室的私用套问。房间里灯光明亮。　　我不知道她究竟能否活动，反正此刻她是一步也迈不动。“你要帮帮我，”她说。而且她只这么说了一次。话音刚落，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来俯在她上边。她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她向我身上又是挤又是贴，用的力气远远超出实际需要，但我毫无怨言。她穿的长袍上可乐的痕迹斑斑点点，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她贴着我，温暖而又舒适。我很快就发现，她没有带胸罩。我把她抱得更紧。　　我轻轻把她从轮椅上抱起。完成这任务我一点也不觉得费力，因为连同上的石膏和所有的一切，她也不会超过110磅。我抱着她向床边走。心里真巴不得这短短的路程永没有尽头。她那条受了伤的腿让我手忙脚乱了一阵，在将她身体做了一番必要的调整之后，我才很慢很轻地把她放在床上。我们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对方；两人的面孔刚分开几英寸，方才盯了我两眼的那位护士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橡胶鞋底在瓷砖地板上吱嘎吱嘎作响。　　“出了什么事？”她指着斑斑点点的长袍大声问道。　　我们的身体仍处于彻底分开的过程之中，似分非分，似合非合。“哦，这个呀。出了个小事故。”凯莉答道。　　护士一直不停地走动。她推开电视机下的抽屉，取出一件折好的长袍。“喂，你把它换上。”她把它朝床上一丢。“你还要洗个澡，用海绵好好擦擦。”她停了一下，又用头朝我一指。“叫他帮你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马上就要晕过去。　　“我自己可以洗。”凯莉说着把长袍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探视的时间过了，亲爱的，”护士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别太开放啦。”她吱嘎吱嘎地走了。我关好门，回到她的床边。我们四目相对。　　“海绵在哪儿？”我问。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她在笑的时候，嘴角上方形成了两个大酒窝。　　“坐在这里，”她拍拍床边说。我两脚悬空，坐在她的身边。我们谁也不碰谁。她拉过一条白床单，一直盖到腋窝，仿佛是要盖住可乐留下的那些斑点。　　我对目前的状况相当清醒，一个遭受丈夫毒打折磨的妻子，仍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除非她离了婚。或者，除非她宰了那个混蛋。　　“那么，你对克利夫有什么看法呀？”　　“你是故意让我见到他的，对吗？”　　“大概是吧。”　　“他该枪毙。”　　“耍点小脾气就枪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我眼睛望着别处，没有立即回答。我已经决定，不跟她玩什么游戏。我们既然是在谈心，就应该以诚相见。　　我干吗要呆在这儿呢？　　“不，凯莉。这并不严厉。无论什么人，只要是用铝棍打妻子，都该枪毙。”我说话的当儿，一直注意观察她。她没有向后缩。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从文件上了解到的。警察的报告啦，救护车报告啦，医院的记录啦。你还要等多久？他以后还会用那根棒打你的头呢！那样的话你会死在他手上的，真的！只要朝脑袋上打几下……”　　“别说啦！别告诉我那会是什么味道。”她眼睛望着墙壁。等她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时候，泪水又在开始往外流。“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你告诉我嘛。”　　“我如果想谈这件事，我自己会提出来的。你没有权利到处打听我的隐私嘛。”　　“起诉离婚。我明天就把文书带来。现在就起诉，乘你还躺在医院，医治被他刚刚打伤的身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出3个月，你就会是一个自由的妇女啦。”　　她摇着头，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我也许是。　　“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可是结局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不甩掉这个混蛋，不出一个月，你可能就会死在他手上。我这里有3个支持被虐待妇女组织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虐待？”　　“对，虐待。你受到他的虐待，凯莉，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脚踝上那根钢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你受到虐待吗？你脸上那个发紫的肿块，就是你丈夫毒打你的铁证。你能得到人们的帮助。起诉离婚，寻求别人的帮助吧！”　　她沉思了一会。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离婚离不了的。我已经试过了。”　　“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前。你不知道？我可以肯定，法院里一定有这件事的记录。你查文件怎么没有查到呢？”　　“结果怎么没离？”　　“我把离婚起诉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他说他爱我。”　　“那是非常明显的啰。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没有父亲或兄弟？”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我的女儿经常挨她丈夫的揍，我就要扭断他的脖子。”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怀了孕，爸爸妈妈到今天还生气呢。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从克利夫跨进我家门槛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看不起他。出了这件丢人的事以后，他们更是谁都不理我。我从家里跑出来以后，还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呢。”　　“没有兄弟？”　　“没有。没有人保护我，一直到最近。”　　这句话令我震动，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它的含义。“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我说。“但是你必须起诉离婚。”　　她用手指抹去泪水，我递给她一张桌上的纸巾。“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会杀死我的。他一直对我这样说。几个月以前我提出离婚起诉的时候，找了一个混蛋律师。我是在黄页广告或者类似的地方找到他的，因为我想律师反正都是一个样儿，随便找一个就成。没想到他派人在克利夫上班的时候，当着一帮和他一起饮酒作乐打棒球的铁哥们的面，把离婚文书交给了他。克利夫当然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医院。我在一个星期后撤回了离婚起诉，可他还一直在威胁我。他会杀死我的。”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清楚看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恐怖。　　这时我突然听到讲话的声音。那个护士又来啦。　　“时间到啦，”她说，“已经快11点半了。这里又不是旅馆。”　　------------------　　19　　我坐在办公室里复习迎考。除了复习，我没有别的事可干。我现在还不是律师，而且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以前，一直都不是律师，因而不能干别的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