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词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意志，但有时这两方面的涵义都没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古代富有歧义，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个一向祭天的人，被强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回答说，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崇拜个体，有的崇拜群体而已。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萧萧细雨，萋萋芳草“，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些对此颇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从无数的表面现象和”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像儒家学者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则是绝对的权威，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　　　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经哪里，哪里哀鸿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　　　*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学者也信神，或者以为自己信神。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粮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术，它曾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满足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们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部会受到人们的垂青，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一个英国人头伞，绝不会去问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中国人对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样不过问其家世、经历。　　　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弄到，谁就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就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教义“与此相同。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可以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为谁，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丹麦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担二者都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三教”融合而成的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　　　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让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矛盾，也很少关心。他们本能地学会了一种调和不同命题的技巧。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种“信仰亲和”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使他们理解。　　　教义的机械融合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与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喜欢秩序，闻名遐迩，官阶的精心划分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点。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有严格的身份标志和权限。但是中国的神灵世界却找不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若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权力大，简直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权威的地位也不固定，这种十足的混乱状态，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尊者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应该是老子。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中，总是佛祖受惠，尽管他是个外来户。　　　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中国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犹如假货币顶替了真货币。儒教高尚的箴言一点也不能使人们消除对于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也确实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又被称为“大仙”，据说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运。　　　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水神的大蛇面前，据说该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员，他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如果河水退去，为纪念神恩，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来，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水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帝则被当成雨神，有时，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代替。在中国人眼里，这似乎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从不考虑本质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诉他们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还经常注意到与求雨有关的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将这个想像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战神。中国人从来就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具说服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原因与结果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　　　中国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与忽视。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经常有人作出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不精确了，就像有人统计一大片蚊子，“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中国人到庙里拜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从广州登陆的旅行者，看到庙里香客如云，烟雾镣绕，会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假如让他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他游览了帝国的另一端再说。他会发现，大量的庙宇早已荒颓无人，大部分时间，包括初一、十五也没人进香，甚至在上香最盛行的时间——春节，也可能没人进去。他会发现成千上万被人们遗忘的古庙，尽管偶尔有人做些修复，但已无人知道它们修于何时，为何而修了。他会发现，一块方圆数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教士，无论道士，还是和尚。在有些地方的庙里，他一般看不到妇女，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教导他们皈依神的必要性。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　　　中国的宗教势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岛屿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昔日的残破不堪的火山口现在已长满了茂盛的草木。但在东南部的岛屿上，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烧，不时地从岛中传来剧烈的地震。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区，也最少有人烧香拜佛，而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地区，偶像崇拜却极为盛行。这些表面现象最容易产生误导，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之前，很可能会被赋予言过其实的意义。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现代门徒也因此认为，对中国五花八门的众神敬而远之是最明智的。与蒙古人、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没有宗教偏见。在一些庙宇的门媚上，我们还经常看到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以“如”字来传达模棱两可的含义，完全是中国人的本能使然。下面这一流行的说法，表现得更具体：　　　敬神如神来，　　可来可不来。　　敬神如神在，　　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更进一步的是仪式崇拜，它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获得外在的利益。　　　若说中国人似乎与神圣感毫不相干，也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所有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是交易一一供给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对“老天爷”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本质。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定期祭拜“老天爷”，他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粮食和衣服。”即使他对“老天爷”的存在茫然无知，仍会按仪式照行不误。祖先们这样，他也这样做，至于是否有用，“谁知道呢？”　　　这种对待宗教仪式的态度是浅薄的。在一些被人遗忘的庙宇的门柱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对联，较能说明这一点：　　　古庙无僧风扫地　　空室有情月作灯　　　中国人崇拜神，仿佛西方人参加保险。一般人认为，“最好相信神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相信了也没害处；假如确实存在，又被人忽略了，他们可能会生气、报复。人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受一定动机的支配，有句俗语说，一个羊头（作供品）可换来一切。那些没有特殊可以赐给人的神，例如“三圣”，常常是穷神，而观世音菩萨和关帝则既尊贵又富有。　　　中国人对神的崇拜不仅仅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信神“有益无害”，而且走到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经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也似乎认为确是如此。这种表述方式（很难称为思维方式），就像一个中国人说：“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这样类比，中国人很乐于接受，可他们自己就好像不能通过一定的推理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许多朝圣者每走一步、磕一个头。他们要在这种沉闷而单调的朝圣历程中花掉很长时间。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会说，有许多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者有必要以这种苦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无论怎样评价这种例外，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断言，他们彼此间缺乏信义，在信仰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对北京附近一座庙里和尚的描绘，简直是描绘阴险狡诈方面的杰作。人，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与其他国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样，中国人把自己的神想像得和自己一样，因为有不少神灵是他们的同胞。笔者曾看到过一张以菩萨名义贴出的告示，它晓谕世人，人类逐渐变得邪恶的消息已上达天庭，玉帝获悉，大为震怒，大声怒斥他的神臣，因为他们没有强迫人类从善。中国人认为，人们周围到处都是神灵精怪，他们一样可以贿赂、奉承、容易欺骗。中国人讨价还价时，很想占对方的便宜，对他所祈祷的神，如果可能，他同样想占便宜，他可以通过捐钱修庙换取好运，但假如他捐二百五十个铜钱，却可能在功德簿上记一千！神灵只能从簿子上知道他捐了多少。修庙时，每尊神像都会用红纸遮住眼睛，这样，他就不能看到周围混乱的场面和不敬的举止了，如果庙位于村外，常常会成为盗贼分赃的窝点，因此，人们就把庙门封上，让神灵独自待在里面，去和宇宙尽情地交流吧。　　　年底，灶君要回到天上，汇报他所在家庭的行为，但他的嘴巴早已被抹上粘糖，不能说出不好的事情了。这个风俗，人们都很熟悉，它是中国人智胜天界神仙的典型例子。一个男孩子有时会取女孩的名字，这可以便愚蠢的妖怪认为他真是女孩，从而放过他。巴伯先生谈到，在四川，女婴被溺死后，人们总是大烧纸钱，供她的鬼魂使用，以此来安抚她们。送子菩萨的庙和其他的庙不同，进去的一般都是妇女。很多庙会为她们提供泥做的小男孩，它们有时由菩萨抱着，有时像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妇女烧香拜佛时，会把泥人的小鸡鸡掰下来吃掉，以确保生男孩，这己成为一种习惯做法。庙里一般有许多这样的小泥人，是特地为去庙里进香的妇女准备的。不过，只能悄悄地偷走，不能公开拿走。假如果真生了男孩，这位妇女就要在上次偷走泥人的地方，再放上两个，以示感谢，中国的水手认为，中国海上可怕的风暴是恶毒的妖怪制造的，它们躺在水底，静静地等待着，一旦有船的动静，马上兴风作浪。风暴十分猛烈时，据说水手会做一个和他们船一模一样的纸船。等到最危急的关头，放入海中，这样可以欺骗狂怒的水怪，使真船脱身。　　　霍乱之类的瘟疫发生时，中国常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这一风俗。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欺骗瘟神，它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算错了年历，然后就离开了。这也可以使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秋二月”实际指的是“永远”。人们还有一种欺骗神的做法，就是爬到供桌底下，将头从一个专门的圆孔中伸出来。神会以为人真的把头献给了自己，便赐以相应的好运。而那人将头一缩，就回家享受将来的好运去了。　　　有一次，我们偶然发现，一个村庄想把神像挪走，将庙改成学校。村民们本指望能从佛像的肚子里掏出些“银子”，补充开支。可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根本不了解佛和塑佛像的人，结果发现那宝贵的心脏只是一团锡块。不过，确有些憎人曾把财宝藏在佛像里，使庙里遭了抢劫，佛像要么被搬走，要么被当场打碎。但是这帮粗鲁的家伙仍会相信神。据说，有个县官在审理一桩与僧人有关的案子时，牵涉到庙里的佛祖，县官便将它召到堂上，令其跪下，可它不跪，愤怒的县官命人把它重打五百大板，结果打成了一堆泥土，并以缺席判其败诉。　　　每逢土地干枯，不能播种时，人们便向雨神求雨，希望它大施神威，普降甘霖。假如求了很长时间，仍无结果，村民经常会将神像抬到最热的地方，让它亲自去看看，而不是只守在庙里听人说。人们也经常不掩饰对神的不满，有一句流行的俗语为证：“三，四月不修屋，六、七月骂涝神。”　　　我们听说中国的一个大城市，遭到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的侵袭。人们判断，这是当地的一个神在作怪。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严然对付一个现实的恶霸，把神像打成一堆碎土。我们没有证据保证这一描述的真实性，只是听说而已，不过，这己足够了，因为整个过程很符合中国人的神灵观念。　　　我们列举的这些实例，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认为，中国完全不可能有宗教。确实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断言。梅杜斯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信仰》一书中，批判了胡克先生的概括，认为那是对“人类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他坦然承认，中国人既不关心纯粹的神学争论，也不关心把争论结果当成信条的民族的行为。但他断然否认中国“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托马斯·韦德爵士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有过长期了解，对于“中国有无宗教”这一普通的问题，他应有资格作出权威性的回答。最近，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如果宗教是超越于道德之外的东西，那么，我拒绝承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祭拜活动，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混合的祭拜活动，但没有信仰：他们随时都可能嘲笑本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但他们绝不敢漠然置之。”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探讨这个有趣而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详细讨论并不困难，可是，不能保证会有结果。我们有比讨论更有效的、更现实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道教和佛教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然而中国人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们是孔夫子的信徒，无论给他们的信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他们仍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努力探寻儒教到底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必需的宗教。为此，我们打算引用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他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　　　恩斯特·费伯博士《孔子思想体系类编》一书的最后，有一节名为“儒教的不足与失误”，它指出，儒教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在基督教的《启示录》中也得到回应。下面的二十四条即是引自其中，我们偶尔加上了几句评论。　　　1．“儒教自认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　　　2．“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没有区别，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对人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人的灵魂方面缺少明确的说法，这很令学习儒家学说的外国学生迷惑不解。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教诲的最终结果是使他们除了在肉体的生命力方面之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人的灵魂。人死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他的“灵魂”升天，“肉体”化为泥土。但时常还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生命的气息消融在空气中，肉体化为尘埃，这一观念与真正的儒教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完全一致。问中国人，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没有灵魂？几乎难以引起他的兴趣。对他来说，这种问题就像问他，人体的哪块肌肉带动了咀嚼一样。只要咀嚼舒服，他才不管是哪块肌肉呢。同样，只要他有好胃口，还可以养家糊口，他也不去管什么“灵魂”，除非它与米价有关。　　　3．“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像一个圣徒，其他人却是普通人。”　　　4．“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却不能解释每个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　　　5．“儒教对罪恶的态度坚决而认真，但除了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任何惩罚措施。”　　　6．“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认识。”　　　7．“因此，儒教发现无法解释死亡。”　　　8．“儒教中不存在一个中介，使人的原初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9．“祈祷及其道德力量与儒教无缘。”　　　10．“尽管一再强调信任，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而且恰恰相反。”　　　11. “认为一夫多妻制天经地义。”　　　12．“赞同多神论。”　　　13．“相信算命、看日子，预兆、做梦和其他的幻像（如凤凰等）。”　　　14．“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15．“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反复无常。”　　　16. “断言某些美妙的音乐会对道德产生荒谬的影响。”　　　17．“夸大楷模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像儒教所宣称的，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似乎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伟人没有对他的研究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如果楷模确实像儒教所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现实中恰恰相反，看到的都是苍白无力的现象？对“圣人”的神化（第20条将提到）正反映了第8条所言的中介的缺失。无论“圣人”多贤明，他也只能提些好的建议。假如人们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他也无可奈何，最多以后不提而已。　　　我们觉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话是针对圣贤们说的，很精彩，可决不是预防针，只能算一剂补药。眼睁睁地看着旅行者受盗贼抢劫，却大谈加入互助旅行团的好处，说他之所以头破血流，就是因为没有加入该团。而受伤者对此全都知晓，可他现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晕过去。他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过去违背了常规，而是油、酒和可以供他尽量恢复的避难所，而且首先要有一个聪明、乐于助人的朋友。对于肉体有残疾的人，儒教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面的，它也无能为力。　　　18．“儒教教义中，社会生活由暴政控制；女人是奴隶；孩子没权力，只能绝对服从长辈。”　　　19．“绝对孝顺父母，把他们奉若神灵。”　　　20．“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是崇拜天才，例如人的神化。”　　　21．“除了没有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关于不朽的明确观念。”　　　22．“现世现报，无形中鼓励了利己主义，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　　　23．“中国历史表明，儒教不能使人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儒教己与道教、佛教相融合。”　　　24.“整个儒教对死者、生者都不能给予安慰。”　　　对于中国各种不同形式的信仰的融合，我们已经作了论述。中国人自己也早已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使他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有一则传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传说的作者不详。　　　据说有一天，孔子、老子、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永恒的神界相遇了，一致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的教义在天朝上邦无人听取。经过一阵讨论，共同认为，他们的教义本身虽然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没有一个永恒的楷模引导人性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一致决定下凡人间，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说完，他们就分头到人间去了。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见到孔子来了，老人却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和孔子谈起古圣人的训诫和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交谈中，老人表现出对古代圣言了如指掌，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令孔子大为惊叹。谈了一阵后，孔子告辞，老人仍是端坐不动，并不起身相送。看到老子和如来佛一无所获，孔子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哲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样，熟悉他们的思想。老子先去，令他兴奋的是，老人对道教教义也十分熟悉，仿佛他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其口才和热情也堪为楷模。同样，如来佛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不过，令老子和如来佛惊奇的是，老人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样都没起身相送。　　　三位圣人又相聚了，他们一致认为，这位举止罕见的老人正是他们的理想中人，不仅精通“三大宗教”教义，而且还能论证“事实上三教归一”。于是，他们一起又找到老人，向他解释了初次拜访的目的，希望老人能重振三教，将它们付诸实践。老人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讲完，然后答道：“尊敬的诸位圣人，你们的善行如日月齐光，你们的计划重比泰山，令人赞叹。可不幸的是，你们选错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的人。诚然，我曾拜读过诸位的大作，对它们的崇高与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你们也许没注意到，我的上身是人体，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从各个方面论述人类的责任，却由于我自身的不幸，永远不能将它们付诸实践。”三位圣人听了，长叹一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企图寻找可以传播三大宗教的凡人了。　　　我们常常将目前中国与一世纪的罗马相比，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要远远高于罗马帝国，可二者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价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虚伪；对政客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有用。中国皇帝，也和罗马皇帝一样，“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至高无上的神。”造成中华帝国这一现状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教。　　　对无神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漠然置之，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可怕。中国存在多神论与无神论两种迥然不同的信仰，可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却感到二者没什么矛盾之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是绝对冷漠的，比如，他们接受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无条件的和谐，接受没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中国像一艘庞大的航船，儒家经典就是中国统治者驾驶这艘航船的航海图。它是人类设计的最完关的蓝图，或者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上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出于天启，也许并不过分。中国人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个方向前进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也可能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据说，社会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1．工业水平；2．社会风俗习惯；3．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4．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5．公共教育状况；6.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上述各项指标，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附带作了阐述，虽然还不够充分，也没有对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在考察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大多方面需要注意，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放弃。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选择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现，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应考虑在内。　　　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列举的例证大部分都具有说服力，因为经过权衡，它们似乎更为典型。它们就像组成一副骨架的骨头，每一块都应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除非是冒牌货，否则完全不能忽视。确实可能有人反对，每块骨头都放错了位置，而且另外一些可以改变整体结构形态的骨头也没放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极为公正。对此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特别说明，这些选择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能让人形成对他的准确印象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结论并非仓促之间形成的，实际上，我们观察的事实远远多于本书所提到的，即使稍微难以肯定的观点，也都得到充分地论证。这些事实比比皆是，就像北方起大风时的尘沙，灌满了人的眼、耳、鼻、头发，衣服经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需要点灯。这种现象，人们也许会搞错起因，但对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观察物理现象和道德现象有重大的差异：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幸运者才能遇到，而且还要善于观察。　　　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肯定会作出错误判断，同时还永远认识不到自己是错误的。将两个明显不和谐的观点融合起来，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时常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国更需要这样做的了。在中国，完全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已是相当困难，更何况两个方面。　　　我们已经谈了，儒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而且相信，它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它奇妙的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它如何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揭示人的真实性格：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通过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准确定位。读过前面各章的读者，已经知道了现代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缺少真诚和信义；对别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受不了贿赂的诱惑，就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抵制得了压力，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呢？想像一下抵制在家庭中带来的后果吧，中国人害怕面对这一后果，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把道德律令引入这样的领域，中国人是怎样想的呢？看到中国的民政机构，军队机构、商业机构中充满了寄生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对中国门卫和警察的失职感到奇怪吗？　　　想了解中国人道德的真实情况，会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尽管他们竭力掩盖自己及朋友的缺点，却经常对民族性格的弱点直言不讳。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很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总爱跟他谈点什么。一天，君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具有诱人的魅力。可是，再近点，总会发现很多破烂不堪、令人讨厌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照片绝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风景胜地，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有关中国的照片却不如此，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被遗漏了。　　　在中国，象征幸福的东西如此之多，可谓举世无双。可是，不用过太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徒具其表，我们相信这是个真实的评价，就像说亚洲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样。　　　在对中国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我们总是想起那些石碑，它们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的地方，以“纪念”修桥的人。有时，这块碑旁边会有半打同样的石碑，它们已经缺头少角，残破不堪。对逝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物，我们一直很感兴趣，当我们问起过去修的那些桥时，人们回答说：“啊，它们嘛，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一一一谁知道什么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被迫停下。我们在岸上闲逛，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劳作。时值5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此时，任何游客都会对精细，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表示赞叹，因为他们把大片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然而，和他们稍稍交谈，才发现，他们刚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冬季。去年的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一一也就是说，目前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只能是杯水车薪，零星的一点点，还要受到无耻的侵吞。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一点儿也不能保护自己。可是从表面上，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而其他地方是丰收年景，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报》和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任何有关消息。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其他人是否知道这件事，当地人仍在忍受饥饿。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经验地认为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许读者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确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得不放弃。笔者熟悉的西方国家十分有限，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请读者自己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暂认为中国人是无辜的。经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我们想请读者好好深思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只有人格和良心。也可以说，二者是一个东西，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谁遇到过这样的人？　　　有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在结尾处，他的妻子对刚去世几年的丈夫这样写道：“外界把他当成作家。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人眼里，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必定为一层面纱所笼罩。但只要稍微揭开这层面纱，我可以说，假如在人世间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一——六十三年，纯洁、热烈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份高尚的爱情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对于一位有福永远享受这份爱情的女人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果子，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如此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记录，更有千千万万不为公众所知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有些读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类例子。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不希望过分怀疑，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这在道德方面，将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任何人类制度，都不能逃脱无情的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可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果子。它已使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了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是儒教造就了中国。”　　　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没必要改革。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但无疑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尚未开始，就必定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许多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毫无希望。不过，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论述，这一观点就显得论据不足。　　　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革新？认识到改革之必要的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自我革新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动不安，并说他己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他显然是希望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民易俗。尽管一无所获，但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教化失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过去一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长期的经验表明，这一做法必然会失败，事件变化，但结果依旧，全部努力都会化为泡影。那个石腿，雄辩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既然箴言无效，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讨论，这里重提，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楷模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他们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生命中的最初动力。比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报告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他的下属中有多少人能与他通力配合呢？没有这种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必须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位居何职，难道不同样会感到束手无策？最多是在目标确定之后，便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上的），仿佛一只猫待在阁楼上，就要清除上面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任，甚至还未开始走，老鼠就已经开始活动了，一切照旧。　　　中国政治家应该怀有亲自改革祖国的希望，这不仅可信，也极为自然，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如果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了解了“东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观——对这种极端的愚蠢，席勒说，即使上帝，也无计可施”——并且知道长期“改革”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就把结果准确地预测到了。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必须开化。除非有外来的动力支援，否则，想完成这一过程，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　　企图改革中国而不“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化为黄粱一梦。始于并终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　　　北运河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个转弯，在那儿，游客会看到岸边有一个倾圮了一半的庙，那一半被大水冲走了。靠水的一边有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拴在桩上的一捆捆芦苇组成，用来挡水。神像立在外头，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这是一幅荒凉破败的帝国残景。中国有一句经典格言：“朽木不可雕。”只有将朽木全部砍掉，老树才能发新芽。中国想从内部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不久前，西方国家广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不过，这种希望没有多少切实的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它们到底为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多少有益的影响？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并不对中国格外有利。中国人敏于事，西方人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它们发展自己国家的动机能比中国人改革的动机更高尚？既然中国自己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她就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利、却没想到其他国家是在“掠夺”她，而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即使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　　　* 已故的巴伯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最近为1890年8月北京《邸报》的一篇奏折证实了，云南矿务执事唐奘报告了工作与运输的条件，他说：“人们大量进行非法开采，官员们害怕独揽开采权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低价购进非法开采的铜矿石，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额外劳动，这一方法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我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采矿正常进行，也不会给外来侵入者提供借口。”不过，皇帝只命令税务署将这份奏章“记录备案。”　　　奏折附文中，巡抚报告说，每月可以从非法采矿者手中买进一万斤铜矿石，但“不付钱，只供给他们油和大米。”最后，他还说：“矿区的整体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皇帝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巡抚一级官员的汇报。许多人故意违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动他们，不过，油和大米可以使他们满足，一点点钱就足以使他们交出偷采的矿。正是由于藐视皇帝及其他官员，帝国的采矿业才“非常令人满意。”无怪乎要让税务署“记录在案！”　　　也有人坚信，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需要人们彼此相爱、情同手足。只有商业主义才是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她需要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需要取消通行税。二、三十年前，我们也许不能听到这些观点，那时中国人已充分地渗透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可他们并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彼此相爱、亲如兄弟”。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　　　商业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把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即使假设它们知道，而且在一个大城市里，群狗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性格带来什么必然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总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完全不同，并不能归因于贸易，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就行了。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说明，商业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和梅杜斯先生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己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好过，这种文明如何能改革呢？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加以控制，难道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科学，无疑也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他们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帝国潜在的资源。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掌握科学就一定有利于改善帝国的道德状况吗？这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呢？化学是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然而，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人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药品不加控制，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　　　发展“物质文明”就意味着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人们以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她的全部需要。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市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一一一这些都是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　　　这也许就是张之洞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主张修铁路的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能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吗？铁路能保证雇员，甚至是老板的诚实吗？我们不是读过《伊利城的一章》吗？那里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物质文明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经过长期协调，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引人投票箱，就能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建立共和制度吗？如果中国不想创造西方那样的条件，她就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也不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习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经验，在内地城市设立“租界”呢？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变革，如果设立，他们会难以忍受。在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他们亲眼看到帝国海关实行正规管理的成效，可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实行同样的管理方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中国人采用这种抽税方法，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英国人的人格与良心经历了一千多年才发展到目前的水平，中国人不可能立即接受，并实行这一切，不可能像克虏伯大炮一样，架起来就可以发射。　　　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就像裘力斯. 凯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威廉大帝入侵的历史一样确凿无疑，它诞生于基督教，又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它们也变得枝叶繁茂了。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是如何说的吧：“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现在，世界上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反倒使品行成了普通的家常事。辉煌的希腊因不注重品行而在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类需要品行、沉静、人格……不仅如此，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义。”　　　为了改革中国，就必须探明中国人性格的来龙去脉；使之净化，就必须在实际上推崇人的良心，而不能像历代的日本天皇，整日被关在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领袖说得好：“铅的本能炼不出金的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中国人必须了解上帝，必须更新人的概念，并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需要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总之，中国人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她应该永久地。彻底地接受基督教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