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店铺、一家小商店、一间雪屋、一座剧院的后台、一座蜡像馆、一间阅览室以及一家有卖书和租借业务的小小书店，都可以吸引书友们经常来，或购买，或翻阅、租借，都可以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雅克•普雷韦一个冬天的早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她的小女儿（每天都来帮助母亲将书摊摆放在人行道边）来到书店，打开门。摆放好书架、书箱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过路人来到书架、书箱前停下脚，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而她们母女俩既害怕、激动，又难为情，于是二人都回到店内，躲藏起来。因为该书店没有能力购买其主人喜爱的所有书籍，所以她们的书摊上的书有的来自出售的家庭藏书，有文学艺术杂志，也有当代文学作品。因此，朋友书屋的首要特点只能是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性地购买。该书店刚刚开张时，人们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看到的只有《法国信使》出版社和《法国新杂志》出版社出版的所有版本的书籍，她购买的是这两家出版社的库存积压品。后来，她也搞到《诗歌和散文》杂志社的全套杂志。是保尔•福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未出售的所有剩余杂志共6676份全部卖给她。这些杂志受到顾客程度不同的爱好。有的刚一上架就被一抢而光，例如第四期，而有的完全无人问津。首位在该书店购买的顾客是安德烈•布勒东。他的美貌与性感令书店的女主人惊慌失措，惶恐不安，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布勒东不微笑，但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有时发出短促而嘲讽的笑声，而其面部却能保持毫无表情，同孕妇们由于担心其美貌被破坏而保持表情严肃一样……根据传统的相面学的说法，他过度发达的下嘴唇揭示出他首先是由于性要求强烈而表现得十分性感……他的确具有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称做的那种好色的威慑力。［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他又来了，买走了《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接着又来了第三次、第四次……不久之后，来了一位蓄着小胡子、头戴礼帽、双手戴着浅色手套、穿着十分讲究的小伙子。他右侧的衣袋中有一枝法国诗人魏尔伦式的笔，而左侧的衣袋中装着一本法国诗人拉福格的著作。他向书店走来，以最礼貌的语气问是否有《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为什么这套杂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书店女老板问道。“请您打开看看第69页。”书店女老板打开第69页，发现了曾经令安德烈•布勒东着迷的那篇保尔•瓦雷里的文章《与泰斯特先生一起度过的晚上》。她应该也经常见到路易•阿拉贡。他来到书店，一会儿同这个人聊聊天，一会儿同那个人说说话，经常要持续三个钟头。所有同他谈话的人都被他讲话的艺术折服。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时，周围的人们言谈话语粗鲁俗气，与他天生的敏感细腻格格不入，而在朋友书屋，他长期受到压抑无法发挥的天性找到了发泄的适当场所，有时一发而不可收。与布勒东和苏波相同，阿拉贡也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出售的杂志《SIC》、《南北》和《达达》写文章。一天，当一位忠实顾客问书店女老板是否同意借给他苏黎世报纸的头两期时，得到的回答是：“好吧，但有一个条件，您不能裁剪其中的内容，否则我必须将这一可怕的事件报告给瑞士当局……”这位顾客是让•波朗。另外一次，一位长着鸭梨脑袋的大胖男子在认真仔细地审视了书店的橱窗之后，进了书店。他用目光寻找着书店女老板，看到她之后，用手指指着她，以责备的口吻大喊大叫道：“这里没有任何一本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士的书，未免有点儿太过分了吧！”这人又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那时他对安德烈•布勒东还有着巨大影响。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认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之前，布勒东早已无数次地向她谈到过阿波利奈尔：对布勒东来说，阿波利奈尔是他“狂热的崇拜对象”，布勒东是他的信徒与忠实弟子。我永远记得一两个的确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场面：阿波利奈尔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聊着家常，布勒东背靠墙站着，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他看的不是眼前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用肉眼看不见的黑色上帝，似乎时刻在等待着对自己发号施令。［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阿波利奈尔并非布勒东当时十分敬佩的在世的惟一诗人，他敬佩的另外一位，就是《南北》杂志的创始人皮埃尔•勒韦迪。布勒东非常佩服勒韦迪无与伦比的使用“动词的魔力”和突出的理论能力。但他批评他在讨论问题时情绪过于激烈，而且带有过于明显的为“诗歌创作中立体主义表达方式”［摘自1969年发表的布勒东撰写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辩护的倾向。1917年的一天，可怜的勒韦迪坚持要当着安德烈•纪德的面朗读他的一部著作，他受到了人们无情的谴责与攻击。布勒东背着诗人，让人对那些攻击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布勒东对诗人的以上批评，同诗人遭受到的他人的恶毒攻击根本无法相比。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皮埃尔•勒韦迪，这位莽撞鬼找到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对她讲：“亲爱的阿德里安娜，纪德先生坚持一定要在您这里听我的诗，您能否将您的书店借给我使用呢？”由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经常组织此类活动，所以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她约请了她的朋友：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莱奥托、马克斯•雅各布、埃里克•萨蒂……在上述作家们朗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所有的参加者都应邀吃一些点心：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配三明治和甜食……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5节 朋友书屋（2）由于得到书店女老板的同意，诗人勒韦迪去了安德烈•纪德家，他必恭必敬地对纪德先生说：“亲爱的师父，莫尼耶小姐请我来对您讲，她渴望能让我在您在场的情形下朗读我的诗作《好望角》。”“那好吧，一言为定。”纪德回答道。1917年5月，让•科克托在《SIC》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一首诗《夜宵餐馆》。此作品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并非因为诗的文学质量低劣，而是因为诗中包含的藏头字母：每个诗句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了对杂志社社长的一句咒语。科克托否认他写过这首诗。人们一度将此诗作归于梅景琪、瓦尔诺和其他几个人，然而这首开玩笑的诗的作者是安德烈•布勒东的密友泰奥多尔•伏拉凯尔。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当时不仅是书店老板、图书馆员和诗歌朗读会的组织者，而且也是出版商。她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她出版的是该名著的法文版。该作品的英文原著由阿德里安娜的朋友西尔维娅•比奇出版发行。西尔维娅•比奇是位热爱法国的美国人，她的父亲是牧师。她读了刊登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才得以找到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这家书店。她抱着买下这家书店的目的，立即来到奥德翁街7号。然而，在听取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建议并且在她的大力支持下，西尔维娅•比奇在杜普腾街开设了自己的书店：萨开斯皮尔公司。两年之后，她搬到奥德翁街12号，定居在她朋友的朋友书屋的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巴黎的美国作家都选择住在西尔维娅•比奇的家中。她的书店成为人们聚会的中心、邮件的投递地址和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文人学者们首先拜访的地方。在这些文人学者中，有美国作家海明威。这位年轻女老板多次赊借给他喜欢读的书籍，还有说服詹姆斯•乔伊斯来巴黎的艾兹拉•庞德。1918年，纽约的新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尤利西斯》，由于社会呼吁删除其中的缺陷而于1920年停止出版（直至1933年美国司法部门批准，才重新开始此名著的出版工作）。第二年，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他的著作。西尔维娅•比奇建议他在法国出版该著作的英文版，乔伊斯接受了她的建议。作品于作者40岁生日——1922年2月2日出版了。瓦莱里•拉尔博在这之前就曾于新文学出版社看见过《尤利西斯》。该作品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打着深刻家庭烙印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比奇，说他对“尤利西斯爱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并且毛遂自荐要翻译作品中的几个片段，在《法国新杂志》上发表。1921年2月，他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做了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讲座报告。詹姆斯•乔伊斯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都要求他翻译《尤利西斯》的全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后决定由《Barnabooth》的作者翻译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剩余部分由一位年轻人奥古斯特•莫雷尔和一位英国法官斯图亚特•吉尔贝负责翻译。瓦莱里•拉尔博和詹姆斯•乔伊斯参加了最后的翻译定稿工作。1929年2月，《尤利西斯》的法文版出现在朋友书屋的书架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给当时在华盛顿任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曾经担任驻日本、美国和比利时大使。邮寄去一本。克洛代尔大使给她回信如下：请原谅我给您寄回该书，我认为它有一定的销售价值，并且也使我受益匪浅。过去我也花费了几个钟头阅读过同一位作家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摘自1929年5月4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两年之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再次给保尔•克洛代尔大使写信。在法国，人们得知在美国有一本《尤利西斯》的盗版书，原封不动地抄袭西尔维娅•比奇出版的原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到处发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要求大使先生采取干预行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追究出版商的责任。克洛代尔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请求。信件的最后措辞如下：尤利西斯作为一个肖像，充满了亵渎神明的最肮脏言辞，人们从中看出一个叛教者内心的仇恨，并且也由于缺乏真正恶魔的才能而遭受到折磨的痛苦。［摘自1931年12月8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保尔•克洛代尔缺乏欣赏《尤利西斯》里内容最丰富部分中现代精华的能力。他讨厌詹姆斯•乔伊斯，并且遭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先锋人物：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伏拉凯尔以及在保卫《尤利西斯》成为文学战斗的那个时代她所有朋友们的憎恨。在该作品出版很久以前，《SIC》、《南北》和《达达》早已接受了挑战。他们后来让位给作为安德烈•布勒东及他的朋友们手中武器的杂志《文学》，他们毫无顾忌地奋起战斗，彻底反驳大使先生，使得保尔•克洛代尔和“那些可耻的爱国诗作者，那些令人作呕的天主教职业作家”哑口无言。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不久以后原谅了一切，而对布勒东攻击了她尊敬的大使先生的言辞却永远不能原谅。于是从那以后，人们在奥德翁街再也见不到出售《文学》杂志了……然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6节 巴黎的欢庆日（1）我的良心活像一堆脏衣服，明天才是洗涤的日子。马克斯•雅各布战争的前线距离巴黎100公里，战局在不断扩大。像患了高烧和荨麻疹，人们在不断地更换医生，时而起用霞飞元帅，时而任命利奥泰元帅，而且施用重药，即采取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等死亡疗法，但一切都难以根本扭转失利的局面。人们在谈论使用飞机攻击，也有人说美国人将出兵与同盟国联合作战。人们同时也担心遭受动乱之苦的俄罗斯人改变立场，背叛同盟国。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战壕，伤员们潮水般地从前线向后方撤退。巴黎蒙巴那斯区人们的生活一切正常：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勉强地解决了饥饿与干渴的问题，局势缓解了。牛角面包在罗童德酒馆、玛丽•瓦西里耶夫家、萨马利泰尔面包店里重新出现了。在宵禁的晚上，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去奥特伊或帕西区的一幢豪华住宅。居住在那里的穿着得体的一个幸运儿可以向他们提供酒喝。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同艺术家们一起一醉方休。其他晚上，有一个作坊开门。整整一个通宵，一些互不相识的人不顾禁止通行的禁令，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将他们口袋中所有的一切——面包和奶酪，全部拿出作为捐赠物发给他人。独臂将军桑德拉斯无疑是守着他的断臂，基斯林守着砸碎他胸腔的枪托，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守着砸穿他们脑壳的刀子、锯子和斧头，熬度着他们充满噩梦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生活的快乐和欢娱中，他们的伤口及心灵也许能得到一定的宽慰。1916年7月，在一个亭廊内举办了昂坦画展。紧接着，服装大师保尔•普瓦雷在他的公馆也开设了一个画展展厅。普瓦雷的姐姐热尔梅娜•邦加尔已经举办过几次此类大展。但是，最近的这一次无可争辩的是规模最大的绘画展览。这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杰作，他曾经想在其中体现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巧妙结合，以重振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协作精神。克里迈尼的画作在马蒂斯的旁边，紧接着悬挂的是塞韦里尼的作品，距离他不远处依次为莱歇、契里柯、基斯林、凡•东根、扎拉特……马克斯•雅各布也出席了展览会，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要求一定要明确指出这一点。保尔•普瓦雷的公馆位于昂坦大街26号。一条穿过凡尔赛式花园的小径直达他的公馆。绘画展览在一家面积不很大的画廊中举行。整个一面墙被一幅早已完工，但由于画家本人决绝的态度而使公众从未与它谋面的巨型大画占据：《阿维尼翁的少女》。室外的地盘留给诗人们展出他们的作品。马克斯•雅各布朗读了他的《基督在蒙巴那斯》。断臂将军桑德拉斯和头上仍然裹着绷带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晚上，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正是在那些音乐家中间，科克托突然想出一个如何彻底地抓住毕加索的主意。几天之后，他向毕加索建议与一个他和埃里克•萨蒂为之写过剧本的现实主义芭蕾舞团及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团进行合作。剧本反映的是，马戏团的演员们为吸引马路上看热闹的人们进入马戏团表演场地内而表演节目的故事。好像正是毕加索的加入促使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团长佳吉列夫作出了最终的决定。佳吉列夫根本不去关心在剧场门口招揽顾客的滑稽表演。他在秋天会见了画家毕加索、作曲家萨蒂和剧作家科克托，并且同意与他们合作。作曲家和剧作家立即投入了工作。毕加索呢？他离开原来的画室，搬迁到蒙图兹街的一座独立的小屋。他在那里将不会住多长时间。1916年底，又开设了一些其他供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其中之一位于惠更斯街6号院子深处。一位瑞士画家——埃米尔•勒热纳将他的画室贡献出来，供愿意展出他们的作品、朗读和表演他们作品的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们使用。布莱斯•桑德拉斯、让•科克托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是这个诗画协会的创始人。这里每天接待的民众五花八门：瓦万街附近那些上了岁数穿毛衣裤子、破衣烂衫的居民，也有让•科克托从塞纳河右岸拉来的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上等人。在一个时而热得如同酷夏、时而冻得像在严冬的房间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人交流着、相识着。院子外面，一辆辆镀金小汽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地，给艺术家们运送参展作品的手推车和从卢森堡公园拿来的椅子留下可怜的一小块地盘。11月19日是第一个诗画展览开展的日期，基斯林、马蒂斯、莫迪利阿尼、毕加索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将他们的绘画作品挂在一起。保尔•纪尧姆也将他保存的代表黑非洲艺术的主要雕像贡献了出来。晚上，为演奏达达主义乐曲，埃里克•萨蒂从住处徒步抬来一架钢琴。这些乐曲的题目为：逃跑曲、斜舞曲、世俗经文、狗序曲。以后的数日内，由当时被人们称做“新青年”的六个人在此组织活动。他们后来形成了“六人团”：阿蒂尔•奥涅格、达吕斯•米约、弗朗西斯•普朗克、乔治•奥里克、路易•迪雷、热尔梅娜•塔伊费尔。11月26日，桑德拉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和萨尔蒙朗读了他们的诗作。科克托背诵了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诗，因为阿波利奈尔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亲自朗读。他身穿前一天刚刚从商场买来的一套高档的军官服装，脚登一双皮靴，在大厅中稍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就座。他时不时地掸一掸天蓝色上衣无人知晓是否存在的灰尘，自豪地用手触摸一下缠绕在额头上的黑色绷带。一位年轻女子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叫雅克琳娜，但阿波利奈尔根据她红棕色的头发给她起了另一个名字——吕比（红棕色的法文为Roux，而她的新名字吕比的法文为Ruby）。她认识的人很少，他是在几次见到她陪同其未婚夫——诗人朱尔-热拉尔•若尔当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位未婚夫于1916年在蒙马特尔布特斯森林的树上摔下死亡，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那次也负了伤。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7节 巴黎的欢庆日（2）1916年12月31日，为庆祝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被谋杀的诗人》出版发行，他的朋友们决定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午餐会，参加的人有200名，地点选在梅恩大街奥尔良宫内一个铺有地毯的地方。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本人经过精心研究确定的菜单如下：立体主义、俄耳甫斯主义、未来主义冷盘，朋友梅里塔尔特鱼，克罗尼亚芒塔尔牛腰肉，异端鼻祖阉鸡，美学沉思沙拉，奥费送葬队伍奶酪，（希腊寓言家）埃少谱宴会水果，戴面具士兵饼干。魔法师白酒，阿尔蒙魔盒红酒，炮兵香槟酒，巴黎晚会咖啡，各种烧酒。宴会获得了圆满成功。隆重的午宴最后演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战，争论的一方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拉希尔德、保尔•福尔、安德烈•纪德和其他几位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另一方是一些大吵大闹、毫无教养的年轻艺术家，但最终宴会结束时，大家都十分开心。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宴会。这一次是在玛丽•瓦西里耶夫家，其宗旨是给做完手术从部队复员的勃拉克接风洗尘。由阿波利奈尔、格里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马蒂斯、毕加索、梅景琪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邀请了他们的朋友，参加者交纳六法郎（安德烈•萨尔蒙确认在整个战争期间，毕加索从未给勃拉克写过任何信件）。这一次宴会组织得不十分成功，因为玛丽•瓦西里耶夫邀请了同莫迪利阿尼分手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她出席了，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由她的新情夫——雕刻家阿尔弗雷德•皮纳陪同她来。人们劝说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到别处去，避开她。但阿姆多还是出席了，他进门交纳了六法郎，认为交了钱，就有权看一场好戏。在向周围的宾客们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径直走到贝阿特丽斯•哈斯丁的身边，开始在她的耳边背诵意大利诗人但丁和法国诗人兰波的诗作。当雕刻家刚刚打算干涉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抡起拳头试图将他打翻在地。在此情形下，雕刻家拔出了他的白朗宁自动手枪。他的这一举动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出面企图作裁决，惊慌失措的胡安•格里斯呆呆地注视着这两位像斗架的公鸡，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活像是魔鬼附身的疯子。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马蒂斯稳定沉着地出面平息了事态。最终大家一起努力将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推到门外，送到大街上，事情才算结束。而毕加索却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在帕克莱特——他在普瓦雷家找到的他心爱的模特儿的耳边神秘地谈论着。然而，他那田园诗歌般的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短命地结束了。一个月之后，画家从巴黎消失了。他去了意大利，首先参观了那不勒斯和庞贝，然后到罗马找到了佳吉列夫，并且倒在了奥尔加的怀里。毕加索于1917年5月18日回到了巴黎的夏特莱剧院舞台。那里正在上演由让•科克托作剧情简介、埃里克作曲、毕加索作服装设计的独幕剧《滑稽剧》。那天晚上，贵族阶级的许多人来这里，希望能够享受到科克托在其节目中极力捍卫的立体艺术的温馨美。结果却远远出乎预料，到场的观众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开头的《马赛曲》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三色幕布、小丑、女演员演马戏和其他杂耍艺人的表演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接下来：那个戴尖帽子姑娘！黑人服务生！那匹长翅膀的马！背上背着摩天塔的牧童！加上那毫无曲调只是一片噪声的音乐！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戴着冠冕发饰的欧仁•缪拉公主烦躁不安。每当她的跟班和分立在她左右手的仆人不附和人们喝倒彩的口哨声大喊大叫时，她就用“我亲爱的”称呼她的跟班，用扇子扇她的左右仆人。沙布里扬伯爵夫人和韦桑侯爵夫人大声地喊道：“外国佬！逃兵！真丢人！不害臊！”这一切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平民百姓中的妇女到处寻觅粗俗不堪的艺人，使用帽卡子戳他们，挑逗他们；一些穿黑色礼服的贵夫人惊慌失措，紧紧抓住穿燕尾服或者穿着佩戴荣誉军人饰带的先生们的胳膊不放。为了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懂得不仅仅他一个人参军服过役，另外一些妇女，如波莉尼亚克公主，也穿着护士服装。因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头上裹着绷带，表明他不仅参过军，而且负过伤，以此维护他那一类人的利益。在阿波利奈尔身边的科克托时不时地蹦得老高，想知道大厅里是否坐满了他编剧的目标观众，这些人至今是否仍然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他的袖子偶然碰到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对他的邻座讲：“我要早知道这戏剧如此愚蠢的话，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们来看这样的闹剧！”第二天，媒体上大张旗鼓的批评展开了。人们认为《滑稽剧》是对德国艺术最好的宣传，它会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专栏作家们写大量文章搞大轰炸。他们将佳吉列夫的一切丑事公布于众，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之前不幸地在布尔什维克小红帽里藏了《火鸟》。他们希望将他从此钉在耻辱柱上，使他永远不得翻身。记者们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埃里克•萨蒂。《一周新闻》一方面批评他侮辱了法国人的兴趣与爱好，另外还说他缺乏所从事职业必须具备的才能与想像力。在接受该报纸专栏作家的采访时，萨蒂好像作了以下回答：先生，亲爱的朋友，您是一个混蛋，一个十分无聊的混蛋！因为他辱骂记者和亵渎记者职业，记者们把他控告到轻罪法庭。萨蒂被判处蹲监狱，缓期执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当年毕加索由于偷窃古伊比利亚雕像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面前时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名字也上了犯罪记录，著作权遭到查封，并且禁止他外出（他的外出也仅限于往返于巴黎与他们流派总部所在地阿尔克伊之间）。他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为他辩护，无法就判决上诉。以格里斯、科克托和马克斯•雅各布为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关系帮助这位作曲家。在此期间，即1917年5月，法兰西共和国普安卡雷总统任命了菲利普•贝当为武装部队司令，因为当时在北方平原地区作战的军队，尽管牺牲惨重，但还是走出战壕作了最后的拼搏。贝当为了杀鸡给猴看，下令枪杀了400名逃兵。除被自己同胞杀戮的这400名士兵外，在舍曼•代•达姆，法国军队还被德国人消灭了40 000人。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8节 一见钟情（1）他孤单一人，前额上留着一缕浓厚的褐色刘海儿，合成树脂眼镜，红白格棉布衬衣，留着M形的小胡子，十分漂亮的英国面料套装……尤吉•德斯诺斯隐隐约约长出胡子的利比翁老爹站在罗童德酒馆的吧台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更换了无数个旅店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出于无奈，只好再次搬家。他手里拎着旅行箱刚刚进入罗童德，径直走到正在专心致志地为裁缝师杜塞先生抄写一份手稿的马克斯•雅各布的身边。桑德拉斯当时的穿着也许正像莱奥托所描写的那样：后跟已破的浅口皮鞋，粗线袜子，裤子已经褪色而且短得可怜，短小的上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帽子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他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马克斯•雅各布开始对他讲述在勒韦迪与迭戈•德•里维拉之间由关于立体主义的分歧引发的斗殴：画家与诗人之间的斗殴开始于莱昂斯•罗森伯格邀请大家在拉彼鲁兹家里进晚餐期间，最后结束于洛特的家里路易-菲利普的小摆设当中。勒韦迪不顾在场其他画家的面子，极力维护勃拉克、格里斯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由于遭到冒犯，里维拉打了他耳光。勒韦迪揪着对方的头发，要将他抛到室外去……大厅里的人们乱作一团，利比翁一时无法听清他们在议论什么。他注意到在酒馆周围六七个支持立体主义的警察站起来，集中到酒馆的门口。突然，人们听到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喊道：“抓！”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自从俄罗斯的革命者以及各种肤色的和平主义者选择罗童德酒馆作为他们的司令部以来，警察局的这些先生就频繁光顾这里。所有反对战争的人统统被视为失败主义者。假如霞飞元帅的话可靠的话，法语中不存在“失败主义”一词，法国人不相信失败，但必须对此提高警惕。正因为如此，几个星期以来，利比翁在酒馆四周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宣传画，他希望它们能够证明自己酒馆的爱国主义立场。从年初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检举、揭发，而且便衣警察在形迹可疑的部门、机构与单位的周围设岗监守，罗童德被列在被监视者首位，还有不远处的多姆及丁香园都被列入了受监视名单。位于它们对面的巴蒂餐馆的压力稍微小一点儿，它的雪白台布及其菜肴尽管相当贵，但还是可以讨得进餐者的欢心。另一支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出现在酒馆的门口。他们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检查正在那里就餐的消费者的证件，一个人都别指望能从这里溜走。如果有人仍然存此奢望的话，在马路人行道上整装待发的自行车队毫无疑问地可以立即将你追捕归案。但这一次，在场的人们十分幸运的是：就地检查证件，而不是请你到警察局去。宪兵们围住一个身穿深紫红色袍子、脖子上挂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的小个子日本人。耳朵上的那一对沉甸甸的大耳环使他显得十分奇特，与众不同。“这是一位妇女吗？”“是一位先生。”日本人回答说。“还有待证实。”“我已经结过一次婚，第二个婚礼也即将举行。”日本人乐呵呵地解释道。他说此话的时候，用手指着站在不远处正在和她旁边的一位女子说话的另一位年轻姑娘。但那位姑娘丝毫没有留意一边正注视着她的人们。“先生们，我们俩是一见钟情。”“请出示您的证件。”他将证件递过去。警察弯下腰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藤田•图古拉如，1886年生于日本东京。“请问您父亲的职业是什么？”“日本皇军中的将军。”“您什么时候来到法国的？”“1913年……但我后来去过伦敦。”“去那里做什么？”藤田用探究的目光朝那个不认识的女人瞟了一眼（可是那个女人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看着她），才回头来回答警察的问题。“我在那里为一个画家从事绘画创作，我们一起搞创作。他只管在我创作的作品上签名，并将它们出售，而且还不付给我钱。”“那么，您为什么要在那里呢？”“为了能挣钱活命。”警察们皱了皱眉头。“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如实地告诉你们，我被人涮了……”“我们愿意知道一切，请您详细地讲讲。”“这个画家拥有一份地产和一个马厩。”藤田一本正经地讲解道，“问题是他会画除了马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只负责画马，剩余的部分全由他负责完成：草地、日升、日落、那些可爱的围栏和美丽的田园牧歌，当然外加签字……有一天，他出去卖我们共同创作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回来。”“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法国的，对吗？”“在伦敦的戈登-塞尔弗里兹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师之后，才来的法国。现在那里卖的许多服装都是我设计的。”警察的目光盯着他身上穿着的深紫红色袍子。“那么，这也是您的作品吗？”“这是我手工缝制的……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同样颜色的短裙子吗？”警察们迅速地向门口撤退。利比翁双手叉腰站在吧台的后面。警察对他说如果今后有人揭发他们，这个酒馆将被查封。警察离去了。只剩下藤田一个人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着坐在距离他三桌之隔的地方，那个令他着迷的女子。她年仅25岁，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翘鼻子，爱学习巴黎人开的玩笑。她曾经转过身来瞟了他一眼，似乎并未在意他的紫红色袍子。刚刚来到法国，他在伊莎多拉•邓肯和她的宣传恢复希腊理想的哥哥陪同下散步，他头上裹着头巾，身披肩头搭扣的短披风，脖子上佩戴大宝石粗项链，手拿女式手包，光着双脚。这样一套稀奇古怪的装束也没有阻止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奇。藤田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承认她们教给了他许多东西，他十分感激她们：玛塞勒教会他喝汤时不发出声音，吃甜点时不舔勺儿；玛格丽特教给他接吻艺术；勒妮教会他如何看电影逃票；玛戈将满腹把人当做畜生骂的词语全部教给他；伊冯娜教给他去当铺里典当手表时如何磨蹭，出店门时如何顺手牵羊拿点小玩意儿；加比教会他如何穿着衣裤睡觉而使它们保持挺括……而眼前的这位姑娘能够教给他什么呢？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藤田站起身来，走到姑娘跟前，必恭必敬地弓下腰来向她表示敬意。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日本人离开了酒馆。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9节 一见钟情（2）第二天，他又回到罗童德。他终于获得了那位姑娘的名字——费尔南德，以及她的住址——德朗布街。于是在他再次进来时，手臂上已挽着他的最新猎物，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而她好像也疯狂地爱着仅仅用一件衬衣就将她猎获到手的这个日本家伙。她身上正穿着他送给她的那件蓝色的小短紧胸衣，如同她穿的是件公主服那样自豪，他前一天设法得到她在多姆附近的住址之后，不足一个钟头就能够缝制一件上衣的藤田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做了这件礼物，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礼物送到费尔南德的住处。他向她赠送这件亲手缝制的礼物之后，就对她讲述他小小的房间是如何如何的冷。为他的盛情感动不已的费尔南德•巴雷操起一把斧头，亲自动手将自己惟一的木头椅子劈碎，立即点火给他取暖。十三天之后，他们在巴黎十四区区政府登记结婚了。藤田向罗童德的一位服务生借了六法郎发了他们结婚的布告，然后为该服务生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抵了这笔债务。他们选了一位证婚人，但由于必须有两位，因而临时在区政府门前拉了一位作为专业证婚人，凑个数。几星期之后，藤田夫人拿着一个画夹离开她的住所——即他们夫妇的新房，去了大多数画商的所在地——塞纳河右岸。由于途中遇到瓢泼大雨，她进了谢龙的商店内，用两幅水彩画换了一把雨伞，然后返回了蒙巴那斯。然而，这一趟她并未白跑，至少她还认得了谢龙。因为，在仔细地研究过那两幅水彩画之后，这位商人匆匆忙忙越过塞纳河，来到德朗布街。他顾不得欣赏该街上各商家地面上铺的席垫、刻有表意文字的灯、带锯齿腿的桌子、真正的浴缸等一切闻所未闻的豪华景象，只顾到处打听画那些水彩画的艺术家是何人，他的绘画作品在何处。谢龙决定购买所有的画：每幅7法郎50生丁，并且保证每月至少买他450法郎的画。从此以后，藤田和费尔南德不仅有了买菠菜的钱，而且也可以买黄油了。为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藤田赠送给妻子一只金丝雀，并且配了一个精致的鸟笼。接着，他把日本的传统艺术与欧洲的前卫艺术相结合，开辟了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效仿的新的绘画艺术。鉴于财力有限，他只限于使用水彩和彩色粉笔画制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从此以后，藤田有能力购买过去他一直缺乏的油彩与画笔。他坐在德朗布街那间已经成为其画室的旧马厩里，四周摆放着所需要的各种油彩颜料，开始严肃认真地画起了油画。不久的将来，他的油画将风靡整个巴黎，在凡•东根之后，甚至在毕加索的时代，藤田也品尝到了富有的乐趣。金钱与名望无法阻挡地向他滚滚而来。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0节 画家与画商（1）说到底，还是伟大的画家创造了伟大的画商。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外出狩猎，谁就失去自己的位置。德国公民卡恩维莱，财产——绘画收藏品——全部被查封，被迫移民瑞士，最后完全丧失掉支持其画家朋友们的能力。从那以后，他长期以来在画商中一直占有的第一把交椅空了。不久以后，有人接他的班，占了那把交椅。谁来得最快，它就属于谁。获得者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听取了安德烈•勒韦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建议，罗森伯格购买了格里斯、勃拉克、莱歇和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他对画商生意还知之甚少的情形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为立体派画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他建议米罗将他的画《农庄》切割成数块，卖给他的一些顾客。因为他生活拮据，还住公寓套房……但这一切最终是海明威战胜了其他业余画商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稳稳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坐上画商中的第一把交椅……莱昂斯•罗森伯格购买绘画作品付费十分低廉，但有时还比卡恩维莱高一些。然而，由于独此一家别无他门，大部分画家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也因为如同马克斯•雅各布记载的那样，因为“不卖给他，大批的画家就可能被迫去当司机或去工厂当工人”。［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给雅克•杜塞的信《书信来往》］在莱昂斯•罗森伯格手下的画家中，惟独判断力灵敏的毕加索不甘心俯首帖耳，他最后离开了莱昂斯•罗森伯格，把他的作品卖给前者的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保罗•罗森伯格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毕加索的主要画商。莫迪利阿尼以毕加索为榜样，也更换了门户。他选择的画商是保尔•纪尧姆，后来又选择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此人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捍卫者，也是现代艺术展展品目录的出版商之一。他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读于巴黎的索邦大学。他端庄的外表和得体的服装，掩盖了他实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完全不敢奢望得到他的顾客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当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首次见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就对他说：“您相当于两个毕加索！”“如何见得？您能够证实吗？”“应该就此进行商谈。”这一幕发生在一次诗歌绘画展览期间。基斯林负责介绍参展作品。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他们二人坐下来，十分理智地要了两杯奶油咖啡。他们又要了一杯，给了一个与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画家。那个人身上穿的大衣破旧，衬衣差得不能再差了，脚上的鞋也不合适，而且连连咳嗽，嗓子嘶哑。于是阿姆多将第二张纸币，即最后一张偷偷地扔在地上。接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币，在桌子上方边晃边喊：“请看呐！十法郎！”他将纸币放在那位画家面前，说：“这是你的，它在你的椅子下面。”那位画家想要与他平分，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却嚷嚷道：“完全用不着，我刚刚发了一大笔财！”于是，莫迪利阿尼第二次当模特的收入，就这样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而付之东流了。那个画家请莫迪利阿尼喝了杯咖啡，告辞了。斯波罗斯基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衣裤裁剪合体，胡须修剪整齐，口音与苏丁相同，十分渴望同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合作……他向莫迪利阿尼提议为他提供模特儿与一切必要的物质材料，一天再付给他15法郎。15法郎对毕加索来说只算一种少得可怜的施舍，而对莫迪利阿尼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获……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窘迫地盯着斯波罗斯基，心想自己的这把骨头也只值一杯烧酒，而这位画商却提议给他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一个如此美妙的天赐良机（因为是每天都付给他15法郎）。他看得出来此人也并不富裕：扒拉一下他的领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衣服上的纽扣掉了，衬衣上补了补丁，胸脯扁塌，立即便会明白此人与他自己处于同样的饥饿状态。而他却提议每天付给自己15法郎，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有一些很有天赋的朋友。”里窝纳人说。他谈到了苏丁，他正打算罗列他的同志们中手头拮据的人的名单时，画商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解释……”他说他的确一无所有，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滞留在法国。迫于形势，他当了艺术、书籍与雕刻作品的经纪人。他了解自己，明白他善于言辞，具有谈判的天赋与才能。他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阅读《诗歌和散文》杂志作品时，发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才华，他愿意为使他更好地发挥这一才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且愿意保护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呢？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1节 画家与画商（2）阿姆多将整个身体靠在酒馆的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邻桌上单独饮着咖啡的一位美国女郎。她正在描眉毛。莫迪利阿尼也许是在回顾他与另外一位画商间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在同保尔•纪尧姆签署合同之前。那个家伙同他就一批画的合同进行谈判，那位画商出价很低，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莫迪利阿尼估计对方出的价钱已经到谷底的时刻，他夺过那些画，在孔中穿了一根绳子后，径直地去了卫生间，将那些画挂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然后，他返回谈判桌前，对画商讲：“我都给您了，您去用它们擦屁股吧。”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将刚才写满了字的那页纸从纸夹中扯下，撕得粉碎……“同意不同意呢？”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再次问他。莫迪利阿尼将他画的肖像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夺过画，仔细地端详着。她着迷、高兴、快乐、满足、陶醉、感激与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当她的面部显露出心醉神迷时，莫迪利阿尼说：“请上三杯黑啤酒！”服务生立即送上三杯黑啤酒。“请您签上您的名字。”美国女郎要求道。“圣人并非都是天使。”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指出。莫迪利阿尼接过女郎递过来的画，说：“为何一定要签字呢？”“价值，将来有一天，您或许会成为名人呢！”女郎惊叹道。莫迪利阿尼在肖像画整个画面的对角线上用苍劲有力的笔法书写了构成他家姓的十个字母，然后将画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欣喜若狂地接住画，脸上带着兴奋、感激与怀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仔细地观赏着它，接着突然近乎发疯似的将它撕毁了。莫迪利阿尼向斯波罗斯基转过身去，拿自己的酒杯与后者的碰杯之后，以坚决的态度说：“同意。”画商斯波罗斯基每天都外出争夺画廊。莫迪利阿尼从不要求他结账，但常向他提出预支要求，以支付吃饭、喝酒与送花的开销……斯波罗斯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确实无力给他时，就典当妻子的首饰、去罗童德玩扑克、与其他画商搞非正常交易或向其他商人借。有时，人们见他坐在罗童德酒馆的餐桌旁，连续两天什么也不吃。马克斯•雅各布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命运几乎不比他强多少：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怀抱着自费出版的作品沿桌子叫卖。其他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浴室，习惯性地到罗童德洗澡。画商斯波罗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从酒馆的柜台经过时，也许顺手牵羊地捎带走一些面包头。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形下，发现一个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手举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叫卖，常常以五年之后的售价百分之一的价格甩卖掉。斯波罗斯基完全地忠实于阿姆多，他全身心地支持他，维护他，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使阿姆多过得好一点，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为阿姆多他戒了烟，冬天不烧煤，甚至不吃饭。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姆多的一片爱心，也因为他十分敬佩阿姆多。如果不是有一天在日内瓦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文章引发了几个瑞士人的收藏热情（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的几幅裸体画作品）的话，除斯波罗斯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莫迪利阿尼。画商为保护他的画家，始终不渝、日复一日地艰苦奋斗着。斯波罗斯基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顾客，甚至到瓦万街的商人中去寻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莫迪利阿尼就直接同他们洽谈生意。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过一件事：一天，他的画商在南方，阿姆多遇见画商的妻子——昂卡。他要求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因为他必须卖两幅画给一位理发师。她接受了他的恳求，条件是他还必须画第三幅送给她。全部画完之后，第三幅画还未干透，昂卡•斯波罗斯基决定第二天再来取。但她第二天来取时，三幅画全部不见了：两幅在理发师处，第三幅被他卖给了临时来的一位顾客。昂卡为莫迪利阿尼做过许多次绘画模特，他们夫妇俩的朋友——路尼阿也一样。只要手中有哪怕是五个法郎，莫迪利阿尼都去找职业模特或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加一瓶酒。阿姆多在旅馆的住处作画，然后送到他的画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家中。他工作的条件与谢龙强加给他的条件绝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在战前总是将画家关在他位于保埃迪街画廊的地窖里，只给他手头预备一瓶酒，画完后才给他自由。在斯波罗斯基这里，莫迪利阿尼每天都是下午来。几个钟头他就结束一幅画。他从不批评模特儿。画完之后，他经常同主人一起吃昂卡从附近小铺子里买来的芸豆，然后离开其画商的家。有时，他夜间还回来要求预支几个法郎。画商夫妇俩将楼上的灯熄灭，假装已经入睡。莫迪利阿尼也带他的朋友到画商斯波罗斯基家，苏丁是第一位。他不停地坚持请求画商关心照顾一下他的这位朋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服这位波兰画商。也许是他的妻子昂卡不同意。因为苏丁的行为举止令她不舒服，而她十分赏识莫迪利阿尼，只是不喜欢他同苏丁在一起。她一直责备莫迪利阿尼每天在吃饭时才起床。莫迪利阿尼经常同一位年轻姑娘来。从1917年春天起，这位姑娘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模特儿。人们叫她“可可核”，原因是她的头发褐里透红，而皮肤光亮白净。她叫让娜•埃布戴尔纳(图54)。让娜•埃布戴尔纳在莫迪利阿尼的画室听过课。她非常温柔、十分腼腆、心不在焉，整天多愁善感、难以琢磨，清亮透彻的绿眼睛像一潭清清的泉水，深沉而漂亮的目光温馨诱人，纤细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动人。但她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动物，时刻想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寻觅一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她的父母欧多克西和阿希尔•卡奇米尔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格。他们不同意女儿和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犹太人、身无分文而且比她大许多岁的人联姻。她当时年仅19岁，而莫迪利阿尼为35岁。然而，他们二人之间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寸步不离的地步。斯波罗斯基在大茅草屋街找到一间艺术家作坊，恰好在保罗•高更以前占用过的那一间的对面。不同于在豪华地段开著名店铺的商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心着他的保护对象。晚些时候，有些人，特别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谴责斯波罗斯基在选择保护对象方面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被选中的画家不可靠。但是，所有这些责备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选择的对象——莫迪利阿尼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家。正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保护对象，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斯波罗斯基与莫迪利阿尼合作完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差不多全部绘画作品——卓越的系列裸体画。由于命运使然，命中注定，在意大利画家逝世十二年之后，他的画商也随他而去了。斯波罗斯基临终时彻底破产了，与莫迪利阿尼临终时一样穷困潦倒。莫迪利阿尼去世的那天上午，让娜•埃布戴尔纳搬回到她父母家——阿姆尧特街乙8号。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2节 守护者当看门人？是的，然而，是艺术家们居住房子的看门人。安德烈•萨尔蒙年轻姑娘们解放了。偷情的事情时有发生，晚上开始，早晨结束。桑德拉斯认为这是因为爆发了战争。战争将许多男人都赶到了前线，女人们就寻找他们的替身填补床上的空当……恋爱使人们像麦秆似的头脑疯狂地燃烧着，燃烧着。基斯林爱上了20岁的金发女郎勒妮-让。这位姑娘整整齐齐的刘海儿直垂眉梢，热情活泼，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衣着打扮：穿裤子，差配鞋（两只鞋不同）。由于继承了在1914年之前他常与之狂饮的美国雕塑家的遗产，新郎基斯林有能力组织一个盛况空前、在战争时期本区内最豪华的婚礼：整个蒙巴那斯的人都受到邀请；迎亲队伍从基斯林的住处——约瑟夫-巴拉街出发，狂热而且醉醺醺的人们在去区政府的途中，在罗童德和多姆歇歇脚，在多姆酒馆，尚邦老爹还给大家些吃的喝的以便增强体力。迎亲队伍遇到酒馆便喝，于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在新郎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3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1）……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他否定过去：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4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2）《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悲剧。”“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5节 巴黎—尼斯在距离巴黎120公里的尼斯，所有人都下到酒窖里，打开香槟酒痛饮一番，并且边喝边开玩笑取乐。那天晚上，比在巴黎更加热闹。马克斯•雅各布1918年的春天，整个巴黎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入眠。腹中空空的人们毫无兴趣去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马克斯•雅各布在包装纸上写诗，但他仍然能为毕加索找到雪茄。晚上，有人在街上游荡，等待着少数喝酒的人离去之后，把能够找到的酒瓶统统搜刮走，或徒步或乘车到一些隐蔽的地方将酒瓶中的剩酒一口气喝光，暂时地应付一下他们的辘辘饥肠。汽车都缓慢地爬行着，车内人瞅准一个地方想下车时，车就离开马路，停到路边去。成群结队的人们时而拥向这里，时而挤到那里，或者凯特街的一家面包店，或者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大商场的后院，哪里供给大家吃喝，大家就一起向那里奔跑。打了两年防御战后，1918年3月，德国人开始大举进攻法国和英国防线。防线被攻破了，福煦元帅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一步也不再后退，克列孟梭也曾经勉励士兵宁可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生命，也决不向敌人退让一寸土地。这一切都白说，敌人距离巴黎只剩70公里了。夜间，德国人的远程大炮——贝尔塔轰鸣。这是一种长30米、靠轨道运输的大炮，发射炮弹的高度能够达到30公里，最远射程为100公里。法国的格勒内尔、沃日拉尔，白朗峰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巴黎的马斯广场都挨了它的轰炸。它的一发炮弹落在了巴黎的利昂库尔街，另一发在皇家港爆炸，炸死一个幼儿园里的数名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这种大炮使人害怕，令人恐惧。50万巴黎人逃离首都，到南方去避难。他们中间有苏丁、藤田、桑德拉斯、基斯林、莫迪利阿尼和让娜、斯波罗斯基和他的妻子。他们离开巴黎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另一方面也希望尼斯的太阳光能够对莫迪利阿尼和让娜的身体有益。因为阿姆多的肺病越来越重，而让娜身怀六甲，急切需要充足的阳光。让娜的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决定她也跟着一起走。理由是她决不能把女儿扔给一个缺少教养、不负责任，并且十分无能的犹太画家。莫迪利阿尼带领母女俩去了尼斯。但原本和睦相处的他们突然翻脸了，未来的父亲被迫住进了一家饭店，而让娜母女在马塞纳街的一处公寓套房里安顿了下来。莫迪利阿尼在南方住了近两年。尼斯的阳光对治疗他的疾病大有好处，另外他也不可能梦想返回巴黎，因为他的证件全部被人偷走了。他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也经常同在那里新结交的朋友们一起毫无节制地狂饮。他的这些朋友是叙尔瓦日、雕刻家阿尔西邦科、保尔•纪尧姆和画家奥斯特兰。有一天，奥斯特兰带领莫迪利阿尼去了雷诺阿家。雷诺阿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只好把画笔绑在手上作画，全靠一个平衡吊锤上下移动画布。但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工作，目的是在去世之前创作出尽量多的绘画作品，同时也是为了他周围无依无靠的孩子们能够从中受益。他也接待另外几个朋友，例如专程来见他最后一面的著名画家莫奈。他瘫痪在轮椅上不能动，但他想吸烟，80岁的莫奈给他放在嘴上，并且替他点着。而雷诺阿接待他朋友莫奈的第一句话是：“喂，莫奈，你的视力好像下降了，对吗？”雷诺阿常接待年轻艺术家，所以他接待了莫迪利阿尼。雷诺阿试图同他谈话，但意大利人死活不开口。雷诺阿提议说：“那么您去看看我的裸体画吧。”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奥斯特兰去了雷诺阿的画室。意大利人仔细地端详每一幅画，但不作任何评论。返回到雷诺阿身边时，他仍然不说话。“怎么样？”奥斯特兰说。阿姆多仍然莫名其妙地一言不发。“您注意到皮肤的颜色了吗？”仍然沉默不语。“胸脯上的线条呢？”一言不发。“臀部呢？我画臀部时，好像我触摸到了似的……”莫迪利阿尼突然站立起来，看着老画家，干巴巴地说：“我，我不喜欢臀部。”接着，他走了，留下的雷诺阿不知所措，奥斯特兰羞臊得满脸通红。他找到了斯波罗斯基，而后者仍然整天在豪华饭店轮流住。后来他返回巴黎，因为他明白莫迪利阿尼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难以获得成功，明白南方那些游手好闲的有钱人也不比巴黎的画商买得多。在巴黎，阿波利奈尔出院了。他离开了新闻审查署，去了殖民部。5月2日，他娶了雅克琳娜•科尔布。宗教仪式在圣托马达甘教堂举行。新娘的证婚人是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和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新郎的证婚人是吕西安•德卡夫和巴勃罗•毕加索。两个月之后，毕加索终于扫清了奥尔加父母加比和伊雷娜•拉古特的障碍，奥尔加•科克罗瓦也同意与他结婚。但佳吉列夫提醒毕加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奥尔加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而俄罗斯正处于革命的混乱时期，一时难以办妥合法手续。阿波利奈尔托了他在市警察局工作的弟弟吕西安•德卡夫帮忙，利用关系，走了后门，结婚手续才算办理妥当。结婚仪式定于1918年7月12日，在巴黎第七区区政府举行。马克斯•雅各布接到毕加索选择他做伴郎的信时，高兴得要昏过去了。特别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马克斯•雅各布立即跑到未来新娘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但没见到新娘，接着他又到了毕加索仍然住的红山街，也未见到新郎。于是，他发了一封欣喜若狂的快信给毕加索：亲爱的，惟独死亡方可阻止我于星期五11点钟准时到达七区区政府，万一我参加不成你的婚礼，我会遗憾死的。上午11点，他准时到了。1881年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的绘画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娶1891年6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尼埃基纳、无固定职业的奥尔加•科克罗瓦为妻。伴郎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37岁，作家、战争十字勋章获得者；马克斯•雅各布，42岁，作家；瓦莱里安•伊尔切科•斯沃洛夫，54岁，骑兵上尉；让•科克托，27岁，作家。宗教婚礼在达鲁街俄罗斯教堂的一片浓浓的香火和优雅的东正教圣歌声中举行。几个星期后，毕加索搬进了他妻子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图55)。1918年11月，战争即将结束。9日下午，毕加索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晚上，回到公馆后，毕加索站在一面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下午的事使他大惊失色，他从脸上看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操起一枝铅笔，把从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了下来。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他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又转身走到自画像前。他刚刚获悉的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的噩耗。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6节 游戏结束了我们不去树林了，月桂都被砍了。情夫们去战场送死，情妇们在家偷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8年11月3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弗拉芒克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从他的家中出来，下了楼。他邀请他们夫妇俩与他共进午餐。两个男人在圣日耳曼大街上讨论着诗人最新完成的剧本《时代的特色》。两个星期后，艺术与自由剧团将上演这部戏。弗拉芒克负责布景。他们分手之后，阿波利奈尔朝他经常投稿合作的《Excelsior》报社走去。晚上，阿波利奈尔发起了高烧。他躺在卧室里无法出门。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玛丽•洛朗森为他画的一幅画。在那幅画中，他和马克斯•雅各布、毕加索在一起。阿波利奈尔感觉很不好，而且与以往的感觉不同。但他还是不想去医院，因为从头部受伤以来，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他害怕住医院。体温还在继续升高，大汗淋漓。雅克琳娜既担心又着急，但她不叫医生，他们在等待。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来了，毕加索也来了。走了，又回来了。他们去安茹街见了让•科克托，请他去通报卡马斯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也许是肺充血，也许是别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人们认为这种病是西班牙海员从亚洲带回来的。实际上，它是远征军从美国带来的，并在欧洲迅速地传染开来。它比战争更快地将人们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为了疏散传染病人，法国的将军们在舍曼•代•达姆前线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巴黎，一批又一批的棺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至墓地，其中一具棺材里面躺着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天天与死神做伴时，从未害怕过死亡。而今看见死亡逼近时，他害怕极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一再恳求卡马斯大夫救救他。他始终搞不明白，他从炮弹堆中能捡回一条命，却逃不出一个小小微生物的魔爪！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他。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塞尔日•费拉特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室外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室内布满鲜花。1918年1月9日下午5点钟，死神慢慢地逼近巴黎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身穿军官制服，军帽放在身边，安详地躺在床上。战争就要结束了。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伤员达2000万。身上覆盖着三色旗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送往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国土保卫军第237团的一个排来向他志哀。科斯托维斯基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毕加索紧跟着灵枢，他身后依次是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布莱斯•桑德拉斯、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保尔•福尔、让•科克托、费尔南•莱歇、梅景琪、雅克•杜塞、保尔•莱奥托、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拉希尔德、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纪尧姆……以及其他许多人。停战协议在两天前签署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的口号欢庆胜利。举行葬礼的当天晚上，巴勃罗•毕加索离开吕苔里雅公馆，返回他原来居住的房子，整理好自己的衣物。第二天，他给格特鲁德•斯坦发了一封信，告知她说他将搬到拉博埃蒂街居住。他再次跨越塞纳河，从塞纳河的左岸再次回到了塞纳河的右岸。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07节 基基：蒙巴那斯女皇（1）基基？人们视她为蒙巴那斯女皇。这是她应得的称号。安德烈•萨尔蒙冰冷的阳光高悬在停战后的巴黎上空。参军上前线的人们复员了，游客来了。最先到达的游客是随同远征军来欧洲参战的美国人。战争时期，他们发现了法国。停战后，他们脱掉军装，换上便装，作为游客来到法国。蒙巴那斯的新老小酒吧生意兴隆。巴那斯酒吧就是一例，它甚至可以同罗童德相媲美。利比翁老爹闷闷不乐地观察着这一切。令他烦恼的并不是酒吧之间的竞争，而是战后当局的所作所为。他们屡次对他罚款，数次勒令他关门：最初是因为开小差（或者自称为开小差）的士兵在他的酒吧里喝酒；接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常来他的吧台停留，例如基科因，他被检举同俄罗斯革命派有联系；现在是因为吸烟的顾客过多，因为利比翁购买好像是走私来的黄香烟送给他最穷的客人吸了几口。有人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利比翁就威胁说要出售香烟，而且他果然出售了。于是，一切都完了。利比翁老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曾经见过她同苏丁在一起。他认出了她，因为她头上戴一顶男士的大礼帽，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破旧披肩，脚上穿着一双过大的鞋。这是一个年轻姑娘：最多不过18岁，皮肤白净、黑色短发、长相秀美、聪明活泼，从她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中都看得出她为人直爽，甚至肆无忌惮。然而，这一次，当基斯林转过身去大声地问利比翁老爹“这个新来的婊子是谁？”时，她却出奇地一声没吭。她只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火柴，划着，吹灭火焰，用黑灰细心地涂抹着她的左眉。“喂，这个婊子到底是谁啊？”年轻姑娘仍然一言不发，等着基斯林将在头脑中仔细酝酿出的新的辱骂劈头盖脸地向她泼来。果然不出她所料，波兰人使用“热尿”、“娼妓”、“老梅毒”及其他笑料词语咒骂她，惹得整个酒吧都大笑不已。那个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如此臭骂一通之后，画家基斯林又雇用这位姑娘为他做绘画模特儿长达三个月之久。这位名叫阿丽丝•潘，别名“基基”、“蒙巴那斯基基”的姑娘，就这样成为蒙巴那斯区的女皇、画家们的福星和传奇式的面孔，并且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气。她先后给下列著名画家做过绘画模特儿：基斯林、藤田、曼•雷、裴科罗格、苏丁、德朗和其他许多画家。她受到瓦万街所有画家的保护，成为战后蒙巴那斯区的形象大使。她用自己放荡不羁的热情，使得战争的硝烟从欧洲蔓延到美国。一直到那个时期，基基的运气都十分不佳。她的生活时而攀升至幸福的顶峰，时而跌入贫困的深渊。她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大区的金边省。她做木材和煤炭生意的父亲早已离家出走，没有了踪影。她被迫在小小年纪就早早地流落街头。基基的首要悲剧是她是私生子，这个事实也影响到了她的母亲。那个时代，乡下人的思想习俗迫使她离开家乡，奔赴巴黎。她在巴黎博德洛克妇产医院找了份护士的工作，但是妇产医院的工作对带着私生子而且再次怀孕的单身妇女过于艰难。因此，小阿丽丝被送到外祖母家，与一大群同她一样为私生子的表兄弟表姐妹们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养路工人，一天挣1．5个法郎；祖母在当地的有钱人家做工。母亲也尽自己所能给她寄点儿钱。学校的老师不喜欢身无分文的孩子。于是基基每天整个上午都缩在教室后面，下午靠着墙根被罚站。晚上，家中的大锅里连豆角都没有时，她和表姐就去找科耐特修道院的嬷嬷乞讨。应母亲的要求，12岁的基基离开外祖母家，到了巴黎。她的母亲每年见她一个月，所以小姑娘同外祖母的关系更加密切。外祖母不仅把她养大成人，而且十分疼爱她。在火车上，她守着外祖母给她带的旅途食品——蒜肠和红酒，不停地哭，但整个车厢的人都看着她乐……在巴黎，小姑娘第一次看见四轮马车和干净而笔直的林阴大道。“妈妈，你说，那里那么明亮，是有人在上面放了点燃的雪茄吗？”她的母亲心情并不好，但这话把她逗笑了。她离开博德洛克妇产医院，去了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她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她的事业，送女儿上了市镇学校。基基对学习十分反感：“我13岁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我只学会认字和数数……仅此而已！”［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小姑娘进了一家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每星期挣50生丁。后来，她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了一家军鞋厂。在这些军鞋被送往前线之前，小基基为它们消毒、上油，使它们变软，再用锤子修饰。她从鞋厂的学徒转为焊接工，后来又先后进了制造飞艇、飞机和制造手榴弹的工厂。但无论到了哪里，都是生活在贫困与黑暗之中：吃的是如同石头子儿一样硬的扁豆和大众化菜汤，脚上穿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40码男人鞋。14岁半，她被巴黎十五区圣夏尔街的一个女面包商人雇用，吃住在她家，才得以洗澡。每天五点钟起床，伺候去上班的工人吃饭；七点钟出发给仍然在睡觉的懒汉们送面包；九点钟回来做家务、采购、做饭，并且给面包店的小伙计当下手。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计，已经具有了那个年龄的男子汉应有的气质。“你迷上他了吗？”“还没有。”但是，当小阿丽丝从卧室的小窗户看见广场上谈情说爱的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相互亲吻时，她的心也乱了：“我感觉怪怪的！接着在床上打起滚来……后来我害怕起来。”［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慢慢地，她就不害怕了……小姑娘决定打消胆怯，勇敢地把他身边的小伙子拉到店铺后，一阵阵热烈的亲吻和抚摩把他们送上了九霄。他们的感情继续发展时，感觉就不那么好了。还必须等等……她那个年龄还没有到化妆的时候，可是基基开始化妆了。一天，老板娘发现她正在用五颜六色的化妆品在脸上涂抹，于是就大声喊道：“你这个小娼妇！”这话是多余的，毫无用处。但她的行为让老板娘心里十分腻味。挨骂之后，小东西跑了。她跑到一个画家的画室，给他做裸体模特。第一次，一切非常顺利。第二次，因受到斥责而草草收场。邻居告诉阿丽丝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同一个几乎是老头子的人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搞一种什么美学艺术，她对此丝毫不懂。母亲找上门去，证实确有其事，就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地骂了起来：“娼妓！……无耻的小娼妇！”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08节 基基：蒙巴那斯女皇（2）母女二人从此闹翻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母亲回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比她年轻的排字工人的身边。女儿在一个歌剧院女歌唱家的家里落脚，当了用人，什么活儿都干。歌剧艺术家无法容忍用人经常擅自外出的行为。有一次被主人赶出来后，基基到了她的朋友爱娃家里避难。爱娃也只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床很大，但也不够三个人睡。因为爱娃为了能够得到两个法郎和一根香肠，时不时地让一个年龄比她大的科西嘉工人来她这里睡觉。那个人自然是可以任意支配那张床及其主人。爱娃对她的朋友说：“玛特，这样也好，你可以学学。”基基坐在那里，看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等待高潮过去。这对她来说不冷不热。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吃那两个人剩余的香肠。但她不明白自己是否还完全正常。爱娃问：“为什么？”“我还是处女呢！”“14岁？”“我差不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这太可怕了！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两个姑娘在斯特拉斯堡大街等了许久。爱娃许诺一定为她的朋友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她说：“第一次，最好同年纪大的，这样不太疼……”基基遐想着。年纪大的人，她了解他们。曾经有过一两次，她曾经拉着一个到了蒙巴那斯车站后面的一个小窝棚里，那是她的住所。付两法郎，他们可以看看她的乳房；付五法郎，可以摸摸她的乳房。但从未有过更多的举动，也从未往下去。基基不是婊子，她只是需要钱吃饭。第一天在斯特拉斯堡街，爱娃发现一个还勉强可以接受的50来岁的人。她把他介绍给基基。他觉得不错，就同意了，交换条件是给她奶酪和香肠。爱娃走开了。基基跟着那个幸福的人到了他家里。这是一个小丑艺人。他给她看了他漂亮的演出服装，给她吃了一块猪排，喝了好酒。然后去洗漱，并给她穿上他的睡衣，抱起她放到床上。基基真有点儿爱他，她任由他搂抱，听着小丑艺人的琵琶催眠曲，在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感觉之后，她睡着了。第二天的总结：她达到了六重天，但小姐未遭受任何损失。她遇见了一个艺术家罗伯特。他送给她一块巧克力，把她带到家。他自己先脱衣服，袜子前面大张口，基基笑个不停。“过去我从不知道袜子和手套一样也露指头！”罗伯特生气了：“这是时髦。”他们试着来，但无论如何都配合不好。罗伯特突发奇想，他从多姆酒馆拉来两个女人，说：“你看着别人是怎么做的，给你上上课。”基基看了一次、两次、三次。她跟课很认真，但自己却无论如何做不到。罗伯特最终丧失了耐心，把她赶到了大街上。她发现了罗童德，发现了那里的诗人和画家。她和利比翁老爹的其他寄宿者一样，也在那里的盥洗室洗漱，也学着把仅有的一点儿钱放进赌博机，指望赚到一个面包。她得到的比希望的多得多：苏丁。他收留她住在自己家里，把半间画室加热给她取暖，并将她介绍给其他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启发姑娘进入人造天堂。最后，一个波兰画家莫里斯•蒙迪基表现出他是一个拯救天使。这正是基基长期以来等待的人。他给姑娘起了“基基”这个名字，是阿丽丝的希腊语发音。蒙迪基是基基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儿。后来她也给基斯林和藤田做过模特儿，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她第一次去日本人在德朗布街的家。她光着脚进到他家，穿着一件大衣和一件红色连衣裙。画家说：“请您脱掉大衣。”她脱去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红色连衣裙是她在大衣的下摆上用别针别了一小块红布造成的假象。藤田看着他的模特儿，走上前去，看看她的皮肤，问：“没有汗毛？”“您画着画着，它就长出来了。”基基伸手操起随便放在桌子上的一枝铅笔，在自己身上随便画了些汗毛，并问画家：“您喜欢吗？”“真滑稽！”基基把画家从画架前推开，她站在他的位置上，命令道：“请别动！”模特儿拿起一些铅笔，含在口中，在画板上为本来该画她的画家藤田画起了肖像。画完了，她说：“请付我给您当模特儿的钱吧。”被她的这种胆大妄为惊呆了的藤田，糊里糊涂地就付给了她钱。基基拿起她作的画，说了句：“先生，再见。”出门走了。她直接去了多姆酒馆。正在那里的一个美国收藏家买了这幅藤田的肖像。第二天，日本画家在罗童德酒馆见到了基基，对她说：“您必须回到我的画室，让我把您画下来。”“好吧！”基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藤田创作了一幅大幅画像《裸卧基基》(图56)。过去藤田从未创作过如此宏伟壮观的画像。他送这幅画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谈论这幅画像，画家为此得到了政府部长们的祝贺。画像以未曾料想到的价格8000法郎出售。画家邀请他的模特儿共同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在餐桌上，画家给了基基几张票子。基基立即离开了餐桌。几个小时之后，她又出现在德朗布街藤田的画室。她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和一件崭新大衣，脚上的一双新鞋闪闪发光。藤田高兴得喊出声来：“我必须画一幅您这样打扮的肖像！”“不！我和另外一个人有约会。”基基回答说。“是一个画家吗？”“基斯林。”那个时期，在蒙巴那斯有三个基基：凡•东根基基、基斯林基基(图57)和基基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