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河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河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第九章钱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晚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股票,”他说。“股票。”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山门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你的儿子多少钱?”“四千块。”“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那很好,”我说。“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除非是年头不好。”“所以那不算很多。”“不算很多,”她说。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没有。”“那你能有几个孩子?”“要多少都可以。”“真的?”“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带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山门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物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我们应该听的。”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这话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