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江城-4

普通话素以其难度知名———有人说要花费学法语或西班牙语四倍的时间———而它的文字与音调对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为方言的缘故,事情更其复杂。四川方言很是独特,一个来自中国外省的人听涪陵本地人说话也有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很大: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不发普通话中的卷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转了,是以一般四川人会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话的音调范围较窄,最要紧的是,两个普通话的音调在四川被反转了。如果普通话是你的起点,到这里,好像整个语言都被压平了,还颠倒过来。此外,四川乃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铁路尤其不足,导致了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成都的方言和重庆很是不同,而重庆又不同于乐山,如此类推。丰都距离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两地的居民有时会难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馆子里,如果你想点馄饨———翻译成英语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丰都,你得点包面。或者,更精确些,是包民,因为丰都的人们省略了“ian”的发音。其结果乃是如地狱般的一团糟,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国来,想学中国话,但很快我发现,没有这么回事。“中国话”乃是你碰到了什么人,想要沟通的工具,而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况变化剧烈。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说普通话,尤其是年轻一代———我们教室的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命令道:“说普通话!”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这就使得我进城时常感沮丧,因为最简单的沟通都是困难的,而我那学习中文的目标看似不可能了:我没法想象在两年中学会普通话和四川话。事实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自然而然,它会有助于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并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头昏脑胀,而每次进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败。而涪陵之所以可怕,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每当我下馆子吃饭,或去商店里买点什么,人们很快聚集起来,经常有多达三十来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数的关注只是出于好奇,并无它意,但这使得我笨拙的汉语更变本加厉了————我会尝试跟老板说话,人们就会大笑,相互议论,在紧张中,我的普通话说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时,人们经常转过来看我,对我大喊。经常他们会叫道外国人或老外,两者的意思都一样。这些词汇通常并无恶意,然而恶意与否渐渐不重要了,每天他们只是对我喊叫这两个词。他们喜欢的另一个词儿是“哈喽”,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版“哈—喽喽喽喽喽!”这个词儿跟外国人联系十分紧密,有时人们用其取代了“外国人”一词——他们会说,“看,来了两个哈喽!”在涪陵,他们还经常会喊出一些不那么善意的词汇——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压力随着我每次进城而不断累积:对语言的混淆和尴尬,喊叫和瞪视,嘲弄的招呼声。对亚当来说情形要更糟,因为他个头高大,又是金发;而我至少有黑发的优势,块头也只比当地人大一点。有一阵我们采取策略一块儿进城,以为两个人会更好应付压力。这是个错误选择,因为多一个外国人只会增加关注度,一个月后我们就只单独出行了。最后,随着秋季学期缓缓过去,我们尽可能避免进城。当我不得不去时,我都戴上耳机。这是我应付的唯一手段;我听那些最吵闹最烦人的RAP音乐———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这些只是刚好将街上的叫嚷上盖过。进城之旅变得超现实味儿了,耳里听着斯诺普的猥亵词句,在人群中闪避,但这让我清醒。是以索迪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我怎么打发我的闲暇时间呢?在我上完课后,我会坐在桌前,望一望乌江对面的城市,写道: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我边写边一遍遍发音练习,非常小心,仔细的“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我会把一个字儿写上一百遍,同时想该怎么运用:学习,学生,学校。我会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放上书架,越积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张。我会听教学磁带,重温我们在和平队培训时的课本。我的指尖轻弹过那些卡片。到十月初,当傅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个中国家教,我已经学了一百五十个字。插旗山上的标语还是难以辨认,然而校园中心的那些有些变化了:教书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环境EDUCATES 人我们的家教是孔铭和廖梅,我们叫他们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在中文系教书,没一个会说丁点儿英语。他们从前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傅主任找不到会说英语的家教,最后我们跟他说不要紧。我们只想开始学习,而且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说得好。孔老师个头矮小,戴着一幅眼镜,身上有奇声牌香烟的味道。他三十二岁,教中国古文。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他有点胖,也就是说,以美国标准来看他有点瘦。他笑得很勤。他来自丰都的乡下,那个城市以鬼出名————传说人死后的魂灵都去了丰都。廖老师是个很瘦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举止含蓄。她二十七岁,教当代汉语。她笑的比孔老师少。我们的学生中也有人上中学系的课,认为相较之下,廖老师是个比较好的指导老师。她是从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贡来的,那儿以它的盐出名。每个四川的大小城镇都声称有点什么出名的东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长在河岸两边的那种。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四川口音,会把N和L声混淆。除此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教汉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动物———一种不那么贵的,神情厌倦的的拖货的马匹,用来纠正我们糟糕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愚蠢的外国人,我们粗糙的舌头一点音调感也没有。我和廖老师头一次的课程本来计划是两个小时,然而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家路上,我的脑袋发晕——从前曾有人在一个钟头内犯过那么多错误吗?所有一切都错了——发音,语法,词汇,起始的声音。她会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尝试在脑中运行着语言,以作回答,但在我开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说得很清晰,这是当然,但在这个钟头里我们也没说哪怕一个字儿的英文。这是我所想要的,毕竟是一个中国家教嘛。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星期时间里做七个小时这样的事儿,还能保证我的理智清醒,当我看着书架上那些可怜的卡片时,心想,没指望了。整整一个月里,都是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关注了,甚至没想一想对方那边感受是怎样,后来我意识到,对我的老师们来说,情况更差。他们来教外国人那神圣的音调,并没有被处决的危险———那法律至少已经改变了,自清代以来。然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首先,我们付的报酬偏低了。这不是故意的;我们听到的报酬标准是错的。而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当然又太礼貌了,不会向我们指出这错误来。这就是说,在那头一年里,他们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这每周七小时的工作又是那么无聊,那么沮丧。书里的课程很简单,坐火车,下馆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样事儿都说错,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把我导入正确的方向。你怎样才能叫人学说汉语呢?你怎么运用那满肚子的古诗知识,来教会一个外国人来掌握一个基本的第三声。我们都在迷失当中,而这失败笼罩住了我们的全部关系。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家教会说英文,这样他们至少能够在下课后聊聊天。他们聊到老师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成为朋友。我的老师们看似不像真人————好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廖老师已结婚了,孔老师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时,他们的态度有些疏远,有些谨小慎微,将语言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一个外国人,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打交道。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我没法那么去教书,而扮演学生的角色就更其艰难。事实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汉语课程略有起色后,情形变得更糟。我书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状奇怪的黑色比划,在我脑子里漂进漂出,经常唤出一些误导我的暗讽来。它们更像图而非字:我会看着“长”字,想到了K-mart(美国超市,注)。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大”看起来像一个人在跳高。“点”像一只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对着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梦里也见到他们————它们蜂拥在我脑子里,我醒来后,隐约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但某一个时刻,好像有些比划直直站起身来,瞪着我的眼睛,那些联想都消失了。突然它们就成了字:它们有意义了。当然,这不是立刻发生的,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导致———我发疯似地努力学习,希望减少我上课时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样,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取得了进展。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声朗读着课本中的某一章节,除了一个字以外,我认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给我的成果注册登记:我真的是在读中文了。这语言对我来说有了意义。但在这满足感还未享受到一半时,廖老师说道“不对!”它的意思是,“不正确”。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错了,等等。很明白无误的不正确。有很多中文字我还不懂,但这个我非常了解。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对了;难道这就没一点价值吗?但对廖老师来说,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字儿错了,那就是不对。“这是什么字?”我问道,指向那个错过的字。“浙,浙江的浙。”“第三声”?“第四声”。我深吸口气,把全篇再读一遍,这次完美无缺。这是个胜利——我转向廖老师,我的眼睛说(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说):现在你觉得我怎样?但廖老师的目光因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再读下一篇。”这些,毕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而失败则遭到批评,迅速纠正。你要么对要么不对;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当我对这门语言渐具勇气后,我开始尝试新的字眼,新的结构,这很好不过也有风险。我会写一组句子,用一些廖老师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词汇,而且我敢发誓说她显得有些畏缩,流露出不情愿的敬佩之意。然而她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写错的那部分。我渐渐恨上了“不对”;它的发音在嘲笑我。那声音颇为刺耳:“不”是一个升调,而“对”则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来,又立刻崩溃。它让我更心烦之处,在我知道廖老师说的乃是实话:基本上我就这语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我应当能接受批评,在需要的时候。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习惯了我的自尊被安抚;我想要有人赞扬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评,只要那上头包一层糖衣。我掉进了一个相同的陷阱中。从前我曾听一些美籍华裔的朋友们抱怨过,做小孩时他们在学校里习惯了美国教育体系中温和的纠正方式,而回到家里,他们那些中国脑筋的父母只是说道,不对。那成绩单上仅有的一个B就盖过了环绕在周边所有的A。继续努力;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呢。就这样我继续学习。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顽固;我下了铁心要让表现给廖老师看我对了。几乎所有我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中文,我书架上的卡片飞速增长。到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隐约想到说我要读报纸,那需要两千到三千个字。但最主要的,我还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尽快。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顶,我在石级上狂奔,我的肺在长江上空燃烧。这努力叫人心满意足——有挑战性,却不复杂,而且到了尾声时,我能俯视着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这同学习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儿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束点,给我的挫折感多于满足感。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我在涪陵此时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们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板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军在他们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货物。我的意图则不那么清楚————我是个教师,这工作挺满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离开这校园后就会消失。城里的大多数人只看到我的种种失败,无法避免的误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米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我主要还是想找到样自己能干得好的事儿。这也是该城简单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会密切观察一个棒棒军或者一个馆子里的厨师,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儿干得好。我的关注中带着那么点窥淫欲,至少我是带着那种性无能偷窥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许多日子里,我只求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只求我能反复干一件事儿,而且干得好。跑步在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回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车会对我揿喇叭,人们会大笑大叫,有时会出来个年轻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们面前拉风一回。但人群无法聚集起来,也没有一个男孩会跟很久。我独自跑着,在一个拥挤的国家里这种孤寂感受不无价值。在这城里没人能追上我。通常我会在校园后的山上跑,沿着那环绕着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径。我跑过古老的道家寺庙,跑上稻田狭窄的墙头,我沿着石级跑向山顶。我喜欢跑过俯视乌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欢看农民工作。一边跑,我一边看着他们在稻田收割,在打谷,我看着他们种植冬麦,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了解了农业的生产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双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轮廓。农民们觉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经过时,他们总是盯着我看,但他们从来不会大喊或大笑。这里有个规律,农民们总是你想遇见的人中最有礼貌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有比向外国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儿去做。也许,他们内在的有对于体力运动的尊敬,即便他们看不出我这运动的目的何在。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标语对我还是外国的感觉,即便它们慢慢显得熟悉,它们还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长:建设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人口增长,PROMOTE社会IMPROVEMENT教育是立国FOUNDATION在那个学期,汉字在我眼前波动剧烈,每一天那形状都和从前所见不同。汉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进餐的馆子的老板作简单交流。同样的缓慢变化也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他们终于从发音机器变为了真人。随着这情形的发展,我开始察觉到廖老师的一种尖刻感,虽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单是习惯说不对;她好似和亚当与我相处不大舒服,有些时候,我几乎猜想说她不喜欢我们(考虑到我们给她的报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意识到她的这种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头一个学期里,我只是察觉到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员篮球赛后上课时,她问我觉得比赛如何。事实上,比赛进行得很糟————亚当和我才开始发现,对我们的参与有很多的抵触,因为英文系突然变得很强了。对其他的参与者来说,这比赛带上了爱国性质;这是中国VS美国的比赛,事关为祖国保住面子,而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裁判也出现了偏向;他们允许对手向我们犯规,而不断为我们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课前的比赛当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两次运球———到了比赛的的尾声,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响。亚当和我考虑退出赛程,后来我们做了。这看似最佳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我知道廖老师看了比赛,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样。对比赛中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裁判在校园中的名声很烂。他因为老打架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胁一个管理员。他的老婆最近跟他离了婚;传言说他老打她。然而学校没法将他炒掉,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诺给所有的国家员工的。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人看。最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第一个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里,在我们发展出真正的友谊之前,我能看出他的兴趣在生长。他有时会问我关于美国的事儿,在我的中国词汇范围内,而且我察觉到一旦有了机会,他有许多想问。当然,在我的汉语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问题想问。我们在我的餐厅里上课,当太阳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时候,早晨光线温暖。我们边学习边喝茶——茉莉花茶,在热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开放的莲花一般展开。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轻轻吹着气,让花叶漂去一边,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另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叶子,他转过头去,轻轻吐到地上。那个,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一个干部公寓里,还可以向地上随便吐。在十二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备课时,听到了底下广场响亮的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的扬声器总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从阳台往下望去,见到一批人聚集在礼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的阳台可以垂直望向广场,一切都很清楚。一条横幅展开,挂于台阶之上。我认不出其中大多数的字眼,但有些还是可以的:“安全”,“环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横幅下现身了。蓝布铺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麦克风出现了。我曾见过这种安排————这是给干部们安排的区域。很快,六个人拾级而上,坐到了桌边。我眯起眼想看清他们是谁,但认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许多人都身着制服。发言开始了,一直传上了我的阳台。群众聚集在礼堂台阶的底端——主要是学生,也有从大门外周边社区来的人,年老的农民,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安静聆听着,从他们的沉默中,我能看出这是个严肃的事件。讲话声在广场上回响,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孔老师来上课了,他把书放在餐厅的桌上。“很吵,”他说,微微笑着,我也同意———声音太大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课上,那关于坐火车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动脑,好没意思。我们走到阳台上,观看人群。现在有好几百人在那儿听着讲话了,而且我能看见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冲下来。“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孔老师说,我问他此事件为何。“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个公开判决。”我没学过这个词,而他对我做了解释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厅再翻翻字典——“判决:裁定,裁决。”他们在一个礼堂前面做一次公开的审判。“他们是学生么?”我问。“不是,他们从河东来的。”我问他们干了什么,孔老师解释道,河东那边的人跟体育生之间有一系列的殴斗。河东是城里一个粗野的部分,一个衰败的沿河区域,有许多的小店铺和锈迹斑斑的仓库。在三峡大坝建立起来后,河东许多地方将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怀念它。它那肮脏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郁,而那些居民,大多数都很穷,把师专的学生看作享有特权的外来者———被宠坏的孩子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宿舍,清洗他们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强制的锻炼。在四川,市民和大学生的紧张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相对的贫富而已。近来,这种敌意变得丑陋了;有些河东的男人在打斗中用了刀棒,有两三个学生受了伤。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儿听说的,他们在日志中写道,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有两个体育系男生受了伤,而他们的朋友们转回宿舍求援。在他们收集武器的时候,警察到了。“没人受了很重的伤,”孔老师说。“但他们要给学生们显示说学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来了个公开判决。”干部们结束了发言,群众们在充满期待的沉默中等待。两个男人出现了,夹在警察当中。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双手反铐。警察将他们押着,走到礼堂台阶的一半位置,让他们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两个男人的头低着。学生们往前涌;在后排,站着农民和怀抱婴儿的妇女。每个人都很安静。作为背景,从乌江那边,我听到江船低沉的汽笛。一个干部在读一张纸。他的嗓音传遍广场,作为反应,群众们移动着,低声议论。那两个男人保持低头姿势。“几天,”孔老师说。“只关几天。不是很严重。”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孔老师和我复习了一些审判中的词汇,然后就转移去第31课了。这么快就回到课堂上,感觉有些奇怪。刚刚我们还在观看审判,从高处下望,好似在一个体育馆的豪华包厢中,而某些人的公开受辱,被转变成了课文里的词汇。但在涪陵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很少当地人会觉得异常。我有一个和平队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师专教书,在那儿,第二年的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课程,为了在学校的运动馆参加一个死刑前的集会。学生参加这种集会乃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们都是年轻的毒贩,而他们的死将为观看者提供有价值的一课。整个学校聚集在体育馆,而警察押着犯人在学生面前游行。之后,犯人们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课程如常恢复。在这次审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来,发现校园中心的标语彻底可认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一排文字视为我的基准点,我的标杆,从这些文字逐渐呈现出意义的过程里,我看到自己的进展。有一天,它们终于有意义了: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我停下脚步,久久观看。我把标语读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涌起。但没有———那些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和学生的课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样陈腐的字眼。我对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讯息反应也是一样: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教育是立国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号,伪善的做作。每次当我认出某个标语时,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满足感。代之而来的,是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个。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继续重复在课桌上书写文字,从窗口望向城市。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这把我们导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接着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后我们去到了南部文学。在那之后我们讨论了海明威和“肮脏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亚斯沃尔夫。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翻译的,随着讨论进行,我发现他的美国文学知识超出我的预想。我也意识到,会想说拥有一万本书的王老师要我帮他学“你好吗”,我真是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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