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她身上的这种男女两性的混合，一时为男，一时为女，她的行为举止才往往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例如，女性中的好奇者会争辩说，奥兰多若为女性，她更衣的时间为何从不超过十分钟?难道她的衣衫不是选择得很随意，有时实在很寒伧吗?然后，她们又会说，可她又丝毫没有男性的那种拘泥和对权力的热衷。她的心肠太软，看不得驴子挨打或猫溺水而死。但同时，她们又注意到，她厌恶家务事，夏天日头未出，就起床出门到田里去。她对庄稼的了解不下于农民。她的酒量不逊于任何人，还喜欢危险的游戏。她的马术精湛，能驾驭六驾马车疾驰过伦敦桥。不过，尽管像男子那般勇敢、活跃，据说看到别人遇到危险仍能让她心悸，这一点最为女子气。稍遇挑衅，她就会眼泪汪汪。她不熟悉地理，受不了数学，也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怪念头，譬如向南即是下山，这种情况女子比男子更普遍。那么，奥兰多究竟是更像男子，还是更像女子，这一点很难说清，时至现在，仍然无法确定。她的马车此时正在鹅卵石子路上飞奔，她来到了自己在城里的家。下车的脚踏板放下来，铁门打开，她走进父亲在布莱克弗里亚斯的房子。虽然城市的这一端此时已开始为时尚所遗弃，但这宅子仍不失一处舒适、宽敞的所在，花园直通河边，长满坚果树的小树林，赏心悦目，是散步的好去处。她开始在这里暂住，并立即着手四下寻觅她心中的目标，即生活和恋人。前者能不能找到，尚存疑问；而后者，她在抵达两天之后，就毫不费力地如愿以偿。她来城里是星期二，星期四她到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散步。当时，非得身为上等人，才有散步的习惯。她刚在那条路上转了一两个弯，就被一小群平民瞥到。这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窥视上等人。奥兰多从他们身旁经过，一个怀抱吃奶婴儿的粗俗女人凑上来，放肆地盯着她的脸，大喊道：“我的天啊，这不是奥兰多小姐吗?”其他人一拥而上，奥兰多发现自己瞬间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公民和商人的老婆个个死盯着她，都急于想看看这场热闹的官司的女主角是个什么模样，由此可见这场官司给老百姓找了多少乐子。的确，此时若无一位高个儿绅士趋身上前相助，她会发现自己面对人群的挤压，全无招架之力。她已经忘记了，贵妇人绝不应独自在公共场所散步。那位绅士正是大公。对这一场面她不禁觉得苦不堪言，但又觉得有些好笑。这位宽宏大量的贵族不仅原谅了她，而且为了表明对她的癞蛤蟆恶作剧并不见怪，他去买了一件首饰，做成那个爬行动物的模样。在扶她上车时，他一面硬把这件首饰塞给她，一面再次向她求婚。围观的人群、公爵、首饰，由于发生了这一切，她驱车回家时，情绪之恶劣，自然可想而知。难道去散散步，也非得给人挤得透不过气来，还得接受一只翠玉癞蛤蟆，忍受一位大公的求婚?翌日，她对这件事的看法略有好转，因为她发现早餐桌上有几封短笺，来自英国一些最尊贵的贵妇——萨福克夫人、索尔兹伯里夫人、切斯特菲尔德夫人、塔韦斯脱克夫人等等。她们均彬彬有礼地提醒她，她们的家族与她的家族之间累世通好，她们渴望有幸与她相识。第二天是个星期六，这些贵妇中有许多亲自呵来拜访。星期二，大约中午时分，她们的侍者送来请柬，邀请她在近期参加各类交际盛会、晚宴和聚会；于是奥兰多转眼间给人丢进伦敦社交界的汪洋大海，溅起了朵朵水花儿和泡沫。真实描述当时的伦敦社交界，实际上真实描述任何时候的伦敦社交界，都超出本传记作者或本历史学家的能力。做这件事，惟有信任那些不需要真实，或不尊重真实的人，即诗人和小说家，因为这是一个不存在真实的领域。一切都不存在。整个社交界都是云遮雾罩，都是海市蜃楼。说得明白些，就是奥兰多凌晨三四点钟从这样的一个社交盛会回到家中，满面放光，宛如一棵圣诞树，眼睛亮闪闪，宛如两颗星星。她解开一根缎带，在屋里踱几圈，再解开一根缎带，又在屋里踱几圈。往往是到日头明晃晃地照到绍斯沃尔克的烟囱上，她才能说服自己上床睡觉。她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又是大笑，又是叹气，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入睡。这番辗转反侧为的什么?社交界。那么社交界究竟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让一位理性的贵妇如此兴奋?说白了，什么也没有。第二天，奥兰多搜肠刮肚，竟记不起一个字来说清楚什么事情。O勋爵很勇武。A勋爵彬彬有礼。C侯爵很迷人。M先生很风趣。但若要回忆他们究竟怎样勇武、彬彬有礼、迷人和风趣，她只能自叹记忆力出了毛病，因为她竟然一件事也说不出。而且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尽管当时兴奋异常，到第二天，一切都不复存在。由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社交界就是圣诞节时技巧高超的管家端上的滚烫的酿造饮料，它的味道取决于十几种不同原料的适当混合和搅拌。单拿出任何一种，都淡而无味。挑出O勋爵、A勋爵、C侯爵或M先生，单独看，每个人都微不足道。搅在一起，他们就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味道和馥郁的香气。然而对这种令人陶醉、这种诱惑力，我们却分析不出它的所以然。因此，社交界既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社交界是世上威力最大的调制品，又根本就不存在。只有诗人和小说家能够应付这些怪物，他们的著作因充满这些似有还无的东西而卷帙浩繁；我们很乐意本着世上最善良的愿望，把这些留给他们去应付。因此，我们遵循前辈的榜样，只说安妮女王治下的社交界光彩夺目，无与伦比。能进入社交界，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生活目标。风度翩翩高于一切。父亲如此教子，母亲如此教女。举手投足的技巧、鞠躬和行屈膝礼的艺术、使用剑与扇子的本瓴、牙齿的护理、腿的动作、膝部的灵活性、进出房间如何举止得当，以及身处社交界的任何人立即就会联想到的其他种种礼数，离了这些，对男女两性的教育就谈不上完整。既然少年奥兰多呈上一碗玫瑰水的姿态曾赢得伊丽莎白女王的欢心，我们就必须假定，她在这方面是个无懈可击的高手。不过，她确实经常心不在焉，因此有时显得笨手笨脚。在应该想到塔夫绸时，她常常想起诗歌。她常常昂首阔步，不太像个女子。她常常动作唐突，偶尔可能碰翻一杯茶。不管这一瑕疵能否抵消她光彩照人的风度，也不管她是否过多继承了家族所有成员血管中流淌的黑色体液，可以肯定的是，她参加社交活动不过十来次，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她的爱犬皮平就听到她自问：“我究竟怎么了?”此时是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二；她刚从阿灵顿公馆的一个盛大舞会归来。天空已露出蒙蒙曙光，她脱掉长袜，大声说：“即使一辈子再不见人，我也不在乎，”眼泪夺眶而出。情人她有一大摞，而生活呢?从某一角度看，生活毕竟很重要，而生活却从她身边溜走了。“难道这就是，”她问，却没有人回答她。“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生活?”她依然提完了自己的问题。她的长毛爱犬抬起前爪，用舌头舔她，对她表示同情。奥兰多用手抚摸它，用嘴唇吻它。简言之，他们之间拥有狗与女主人所能拥有的最真挚的同情，但不能否认，动物不会说话，交流想深入下去，就碰上了天大的障碍。它们摇头摆尾，前伏后躬，打滚儿，蹦高，用爪子刨地，发出哀鸣，吠叫，淌口水，它们有各式各样自己的把戏和花招，但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它们不会说话。她对阿灵顿公馆的那些大人物就是这种看法，她一边想，一边把爱犬轻轻放在地上。他们同样摇头摆尾，打滚儿，蹦高，用前爪扒地，淌口水，但他们不会谈话。“我离家进人社交界好几个月了，”奥兰多说，把长袜甩到房间另一侧，“如果皮平会说话，我所听到的东西不会比它说的多。全是些我很冷，我很快活，我饿了，我抓了一只耗子，我埋了一根骨头，请吻我的鼻子之类。”而这是不够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她已经经历了从陶醉到厌恶。何以如此，我们将试图通过以下假定来解释：我们称为社交界的这个神秘组合体，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可言，但它内含一种酒精，挥发得虽然快捷，能量却极大。当你如奥兰多那样认为它纯美时，它让你陶醉，而当你如奥兰多那样认为它可憎时，它就让你头疼。我们冒昧地怀疑说话的官能与这两方面没有什么关系。往往，沉默一小时是最迷人的时刻；妙语连珠的人可以令人生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来讲故事，把这一点留给诗人去评说吧。奥兰多甩掉第一只袜子，又甩掉第二只，之后非常绝望地上床睡觉，发誓永远弃绝社交界。但结果再次证明，她太急于作出结论。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发现，桌上的请柬中，有一封来自某位高不可攀的贵妇：R公爵夫人。前夜还决心再不踏进社交界一步的奥兰多，当天就急急派人去R公馆送信，说她能出席宴会荣幸之至。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在“痴情女郎”号甲板上，有三个甜蜜的名字落人她耳中，即“痴情女郎”号沿泰晤士河行驶时，尼古拉斯·本笃·巴托罗斯船长所说的那三个名字，她至今仍受到它们的影响。艾迪生、德莱顿、蒲伯，当时他手指向可可树村说道。从此之后，艾迪生、德莱顿、蒲伯像咒语般在她脑袋中鸣响。这样的傻念头谁能相信?但事实如此。她并没有从与尼克·格林打交道中汲取任何教训。这些名字依然对她是巨大的诱惑。或许，我们必须有某种信仰，但我们已经说过，奥兰多不信通常意义上的神，因此她容易轻信伟人。但这也有区别。她对元帅、军人和社会活动家不以为然，但只要一想到大作家，她就会陷入盲目崇拜的状态，以致她几乎认为他是看不见的。她的直觉不无道理。或许，人只能完全相信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她从甲板上模模糊糊瞥见那些伟人的身影，就具有幻想的性质。如果说茶杯即瓷器，报纸即纸，她会怀疑这样的说法。一天，O勋爵说，头一晚他曾与德莱顿共进晚餐，她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而R夫人的客厅自来给人称为等待天才垂注的候见厅。男男女女聚集于此，向壁龛中的天才顶礼膜拜。有时，连上帝本人都会君临此地片刻。惟有聪明人才能进人，(据说)那里面说的话无一不是妙趣横生。因此，奥兰多走进那房间时的心情可以说是诚惶诚恐。她发现一些人围着壁炉形成一个半圆。R夫人已上了年纪，肤色微黑，头包一袭黑色花边纱巾，坐在中央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如此一来，她虽然有点耳聋，依然能够控制两侧的谈话。坐在她左右的，都是些声名显赫之人。据说，男子都曾做过首相；人们私下里还说，女子也都曾是哪一位国王的情妇。可以肯定的是，人人都出类拔萃，人人都大名鼎鼎。奥兰多心怀敬畏，找了个位子默默地坐下来……三小时后，她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离开了R夫人家。读者可能会有些恼怒地问，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三小时里，这些人一定说了些世上最机智、最深沉、最有趣的话。似乎确实如此。但事实又好像是，他们什么也没说。这是他们与世上所有光彩夺目的社交界所共有的一个奇怪特征。老杜狄范夫人（杜狄范夫人(1697—1780)，法国贵妇，著名沙龙女主人，以与伏尔泰等文豪的通信著称。）与她的朋友无止无休地谈了五十年，其中又有什么流传至今呢?或许说了三句机智的话。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或者什么也没有说，或者没说什么机智的话，或者那三句机智的话维持了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摊到他们每人身上，也就没多少机智可言了。那么实情似乎是——如果根据上下文，我们敢用实情这个字眼——所有人都着了魔。女主人是现代的西比尔（西比尔，古代女预言家、女巫）。她是个女巫，用咒语迷住了客人。在这幢房子里，他们自认为很快活；在那幢房子里，他们自认为很机智；在另一幢房子里，他们自认为很深沉。一概是幻觉(这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幻觉在天下万物中最珍贵、最不可缺少，能产生幻觉的人，可跻身世上最伟大的施惠者之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幻觉与现实冲突会破碎，因此在幻觉盛行的地方，容不得真正的快活、真正的机智、真正的深沉。这解释了为何漫漫五十年，杜狄范夫人只说了三句机智的话。说得太多，她的圈子就会毁灭。俏皮话一出口，就会断送正在进行的谈话，好似炮弹摧平紫罗兰和雏菊。她说出那句闻名遐迩的“圣但尼之妙语”，当时四周的草地都燎焦了。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忧伤。人们默默无语。“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夫人，饶了我们，以后莫说这种话!”她的朋友异口同声地恳求。她顺从了他们。几乎十七年，她没说过一句值得记忆的话，结果事事顺遂。在她的圈子里，幻觉的美丽床罩丝毫没有遭到破坏，就像它在R夫人的圈子里一样。宾客们自认为很快活、很机智、很深沉，而且，由于他们如此认为，旁人就更强烈地如此认为，于是哄传最令人愉快的地方莫过于R夫人府邸的聚会；人人艳羡那些有幸厕身其间的人；那些人则因为别人的艳羡而自我艳羡；于是一切就这样循环往复——除了我们现在要讲述的这件事。事情大约发生在奥兰多第三次去那里。她当时仍处于幻觉之中，自以为听到的都是盖世无双的警句，而实际上，C老将军不过是哕哕嗦嗦地讲述了他的痛风如何从左腿移到右腿，而L先生在别人提到任何高贵的姓名时，都会插嘴说：“R?噢!我跟比利·R熟得不得了。S?他是我最亲爱的朋友。T?我俩一起在约克郡呆了两星期。”由于幻觉的魔力，这些话听起来仿佛是妙趣横生的应答，是洞察人生的评论，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此时，门开了，一位小个子绅士走了进来，他的名字奥兰多没有听清。但很快，她就感到一种奇特的不自在。从别人的面部表情判断，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位先生说有穿堂风。C侯爵夫人担心沙发下有只猫。仿佛做了一场愉快的好梦之后，他们的眼睛慢慢睁开，看到只有廉价的脸盆架和肮脏的床罩。仿佛醇酒的香气正在飘然散去。那位将军仍在说话，L先生也仍在回忆。但将军的红脖子和L先生的秃头变得愈来愈明显。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无非是些最单调乏味、最微不足道的聒噪。人人变得坐立不安，有扇子的人，都躲在扇子背后打哈欠。最后，R夫人用自己的扇子敲了敲大椅子的扶手。两位绅土都住了嘴。然后，那位小个子绅士开始说话。他最后说，（这些言论太著名了，我们无须在此重复。此外，这些言论在他出版的作品中均可找到。——作者注）不能否认，它们是真正的机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深沉。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样的话一句已经够糟了，但是三句，一句接一句，全在同一天晚上!没有一个社交圈子能挺过这一关。“蒲伯先生，”R夫人大怒，用讥讽的口吻颤抖着说，“你很得意自己的俏皮了。”蒲伯先生弄了个大红脸。大家都没有说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枯坐了约摸二十分钟，然后一个一个站起来，悄悄从屋里退了出去。有了此一经历，很难说他们是否还会再来此地。整条南奥德利街都可以听见执火把的小厮招呼马车的喊声，门砰砰地关上，马车驶远了。在楼梯上，奥兰多发现自己与蒲伯先生离得很近。他那瘦削、畸形的身体因种种感情而瑟瑟发抖，眼睛射出恶毒、狂怒、得意、机智和恐惧(他浑身像一片树叶在战栗)的光。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蜷伏的甲壳虫，脑门上有块燃烧的黄宝石。与此同时，一股奇特无比的情绪攫住了倒霉的奥兰多。不到一小时前，她承受了彻底的失望，头脑因此失去平衡。一切似乎都变得苍白和光秃，超出以往十倍。这对人的精神而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女人会去做修女，男人会去做僧侣。在这种时刻，富人散尽财富，幸福者自割喉管。奥兰多本会乐于做所有这一切，但她还有一件更鲁莽的事情要去做，而她确实做了。她邀请蒲伯先生同她一起回家。因为，倘若赤手空拳深入狮窟属鲁莽之举，乘划艇航行大西洋属鲁莽之举，单腿立于圣保罗大教堂之顶亦属鲁莽之举，那么独自与一位诗人回家，则是鲁莽中之鲁莽了。诗人将大西洋与狮子集为一身。一个溺死我们，一个咬死我们。我们即使能逃脱狮口，也要葬身汪洋大海。一个能够摧毁幻觉的人，无异于洪水猛兽。幻觉之于灵魂，如同空气之于大地。没有那稀薄的空气，植物就会死去，色彩就会褪尽，我们行之于上的地球就是一堆烧焦的炭渣，我们踩踏的是灰泥，炙热的鹅卵石灼烤我们的双脚。了解真情，我们就完蛋了。生活就是一场梦。梦醒之后，我们就会死去。夺走我们的梦想，等于夺走我们的生命(乐意的话，如此这般可以写上六大页，但这种风格单调乏味，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个打算)。照此来说，在马车驶近布莱克弗里亚斯她家时，奥兰多应该已变成了一堆炭渣。但她尽管疲惫不堪，却依然有血有肉，这一点全要归功于我们在上文的叙述中提请注意的事实，即眼见得越少，相信得越多。从梅费尔（梅费尔，伦敦西部一高级住宅区）到布莱克弗里亚斯，那时的街道照明情况很糟糕。诚然，与伊丽莎白时代相比，照明情况已大有改善。在伊丽莎白时代，夜行人只能凭借天上的星星或守夜人的火把，才不致跌进公园街的砾石坑，或误人图腾海姆庭园路猪觅食的橡树丛。即便如此，那时仍大大缺少我们现代的便捷。煤油灯柱大致每隔二百码才有一个，两个灯柱之间黑漆漆一片。因此，奥兰多和蒲伯先生是十分钟身处黑暗，半分钟身处光明。奥兰多的意识于是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状态。光线黝暗时，她开始觉得有一股芳香的气味悄然覆盖全身。“一个年轻女子，与蒲伯先生同车而行，确是莫大的荣幸，”她开始想，看着他鼻子的轮廓。“我是女性中顶有福气的人了。女王陛下国度中最大的才子离我只有半英寸远——我能感到他膝上的勋带结顶着我的大腿。后世想到我们，会充满好奇心，他们会嫉妒死我的。”接下来车到了有灯柱的地方，“我真是个傻瓜!”她想。“声名、荣耀不过是些莫须有的玩艺儿。未来的时代根本不会想起我，或者蒲伯先生。的确，什么是‘时代’?又什么是‘我们’呢?”他们在一片黑暗中穿过伯克莱广场，仿佛两只瞎眼的蚂蚁，没有共同的利益或共同关心的事情，被暂时抛到一起，摸索着爬过漆黑的荒地。她打了个寒噤。不过此时黑暗又降临了。她的幻觉开始复苏。“多么高贵的额头啊，”她想(黑暗中误把椅垫上的小圆丘当成蒲伯先生的前额)。“里面蕴藏了多少才华!机智、智慧和真理——多么巨大的宝藏，人们宁愿用生命来换取!你的光是惟一永不熄灭之光。没有你，人类将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前行，”(这时马车掉进公园街的一条沟中，车身倾斜过来)“没有天才，我们难免魂不附体。威严无比、清晰无比的光束——”她正对坐垫上的小圆丘发出呼语，他们的车驶到了伯克莱广场一盏街灯之下，奥兰多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蒲伯先生的额头并不比旁人大。“你这个坏蛋，”她想，“可把我骗苦了!我把坐垫上的圆丘当作你的额头。等到完全看清楚，你是多么低贱，又多么可鄙啊!畸形、羸弱，你身上没有什么值得人尊敬的地方，只让人可怜，更让人鄙弃。”他们又陷入了黑暗，她的愤怒有所缓和，因为除了诗人的膝盖，什么也看不见。“我自己才是坏蛋，”一进入彻底的昏暗之中，她就反思道，“你卑劣，我岂不更卑劣?是你养育和保护了我，你吓跑了野兽，让野蛮人害怕，给我丝绸衣裳、羊毛地毯。如果我想敬神，难道不是你提供了自己的形象，让它在空中显现?难道不是处处都可以看到你的关爱?难道我不应该谦恭、感激、驯服?让侍奉、尊重和服从你成为我最大的快乐吧。”这时，他们到达了现在的皮卡迪利广场拐角处的那根大灯柱下。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看到，除了几个下等女人，有两个可怜的小矮人，站在一块荒岛上。两人赤身露体，孤零零的，自顾不暇，完全没有能力相互帮助。奥兰多直视蒲伯先生的面孔，自忖道，“你以为你能保护我，我以为我能崇拜你，其实都是痴想。真理之光照在我们身上，而对我们两人，那该死的真相确实让人尴尬。”当然，在这全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惬意地谈论女王的脾性和首相的痛风，如同出身高贵和有教养者的所作所为，而马车由黑暗到光明，向南沿干草市场、斯特兰德街行驶，又向北折到舰队街，最后终于到达布莱克弗里亚斯她的家。有那么一段时间，灯柱之间的暗处，光线不那么昏暗，而街灯本身，又不那么明亮，这说明太阳正在升起。于是在夏日清晨似明又暗的天光中，在一切都能看见，又一切朦朦胧胧的情况下，他们从车上下来，蒲伯先生扶奥兰多下车，奥兰多礼貌地请蒲伯先生先她进入公馆，最认真地履行了美惠三女神的礼节。然而，我们万万不能依据上文这段话，遂假设天才(不过现在，此种疾病在英伦三岛已经灭绝，据说，已故的丁尼生爵士是罹此疾病的最后一人)会不断地燃烧，否则，我们就会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会被烧成灰烬。相反，天才类似正在工作的灯塔，每次只射出一束光，然后休息片刻；当然，天才的表现要变幻无常得多，天才的光芒可能连续闪烁六七次(如那晚的蒲伯先生)，然后陷入黑暗，持续一年或永久。因此，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光束指引下航行，据说，在黑暗时期，天才基本上无异于常人。奥兰多最初有些失望，后来却对这种情形感到挺快活，因为她的生活常有天才陪伴。他们也不似人们可能想象得那样不同寻常。她发现，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格列佛游记》）喜欢喝茶。他们喜欢凉棚架。他们采集绿色之外其他颜色的蒲草。他们崇拜岩洞。他们对等级并无反感。赞美则是多多益善。他们今天穿李子色西服，明天穿灰色西服。斯威夫特先生有一根精美的马六甲手杖。艾迪生先生的手帕上喷了香水。蒲伯先生为自己的脑袋伤神。他们不放过每一条流言蜚语，也免不了心生妒忌。(我们只草草写下奥兰多一些杂乱无章的想法。)最初，奥兰多对自己时不时注意此类区区小事很恼火，于是专门预备了一个本子，想记下他们所说的值得记忆的隽语箴言，但那个本子上始终空空如也。然而，她的兴致恢复了。她开始撕掉盛大晚会的请帖，空出晚上的时间，盼望蒲伯先生、艾迪生先生和斯威夫特先生的来访。读者此处若参看《劫发记》、《看客》、《格列佛游记》，就会确切懂得这些神秘字眼的含义。的确，读者若是接受这一忠告，传记作者和批评家就可以省很多事。因为当我们读到：是那美女背弃了戴安娜之法，抑或碰裂了薄胎瓷罐，玷污了她的名誉，抑或她身穿的锦缎，她忘记了祈祷词，还是错过了化装舞会，抑或在舞会上失落了一颗心，还是一串项链。我们仿佛听到蒲伯先生的声音，我们知道他的舌头像蜥蜴的舌头一样嵫嵫作响，他的眼睛烁烁发光，他的手在颤抖，他的爱，他的谎言，乃至他的痛苦。简言之，作家灵魂的每一秘密，作家生活的每一经历，作家思想的每一特征，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我们却需要评论家来说明，传记作家来阐述。时间多得让人百无聊赖是畸形生长的惟一解释。因此，既然读了一两页《夺发记》，我们就已完全领悟那天下午，奥兰多为何会觉得如此趣味盎然，又如此恐惧，如此满面放光，又如此目光炯炯。这时，纳丽太太敲门，通报说艾迪生先生求见。蒲伯先生听了，苦笑一下，站起身来，鞠躬告退，一瘸一拐走了出去。艾迪生先生走了进来。在他就座时，我们从《看客》中摘出以下一段话：在我眼中，女人是美丽、浪漫的动物，应该饰以裘皮和羽毛、珍珠和钻石、矿石和丝绸。猞猁应把毛皮抛在她脚下，为她充作披肩。孔雀、鹦鹉和天鹅应为她的手笼效力。应遍搜大海中的贝壳，岩石中的宝石；大自然的每一部分都应有所贡献，装饰其最完美无缺的造物。我赞成女人沉溺于这一切之中，但是，说到我一直在谈论的衬裙，我既不能、也不会容忍它的存在。这位先生、他的无沿三角帽，还有其他一切，都握在我们的手心之中了。再看那块水晶。难道不是清澈到连袜子上的每一条皱褶都看得一清二楚吗?他的机智的每一涟漪、每一曲线都暴露无遗，还有他的温厚、他的胆怯、他的温文尔雅，以及他将娶一位公爵小姐为妻，最终死得非常体面。一切都是清清楚楚。而且当艾迪生先生说完他要说的话后，一阵可怕的叩门声响起，斯威夫特先生未经通报径直走进来，他总是这样随心所欲。等一等，《格列佛游记》在哪里?在这儿!让我们来读读游历慧驷国的一段：我拥有康健的身体和平静的头脑；没有朋友背叛或不忠，也没有秘密或公开的敌人来伤害我。我无须行贿、谄媚或告密，也不必讨好大人物及其属下。我不需要抵挡欺诈或压迫；既没有医生毁伤我的身体，也没有律师害我倾家荡产。没有告密者监视我的言行或罗织罪名陷害我，没有人讥讽、指摘、背后使坏、偷盗、打劫、入户行窃，也没有代理人、老鸨、小丑、赌棍、政客、才子、坏脾气又单调乏味的谈客……嘿，且慢，别再喋喋不休地说你那些大词儿，免得我们大家活受罪，还有你自己!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言辞激烈的男人更让人看得明白。他那么粗鲁，又那么清白；那么残暴，又那么善良；鄙视天下，又那么温柔对一个姑娘讲话，他将死在疯人院，对此我们还会有所怀疑吗?于是奥兰多为他们所有人斟茶；有时天好，就带他们去乡下，在圆形客厅设宴款待他们，这里，她把他们的肖像绕室悬挂一周，于是蒲伯先生再无法说她偏向艾迪生先生，或出现相反的情况。他们也都非常机智(不过这些机智都表现在他们的书中)，教会她最重要的风格是讲话语调的自然，这是一种不曾亲耳听到，就无从模仿的特质，即便是格林，凭他的才艺，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它凭空而生，如清风拂过，来也无影，去也无踪，半个世纪以后，那些竖起耳朵，努力想捕获它的人，只怕更难如愿。他们只是通过自己讲话的节奏，教会她这一点。于是她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写出了一些引人入胜、机智的韵体诗，散文诗中对人物的描写也很不错。于是，她慷慨地拿出大量葡萄酒款待他们，用餐时把支票压在他们的盘子底下，他们也欣然纳入囊中。奥兰多则接受他们书上的献辞，认为这种交换令她荣幸之至。岁月荏苒，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奥兰多自言自语，但她强调的或许会让听者猜疑起来，“平心而论，这是什么生活阴!”(因为她还在寻觅生活那个玩艺儿。)不过，事态的发展很快就逼迫她更仔细地审视这个问题。一天，她正在给蒲伯先生斟茶，他目光如炬，观察力很敏锐，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的韵体诗中，人人都能看出来。他蜷成一团，缩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主啊，”她一边夹方糖，一边想，“后世的女人们会多么嫉妒我啊!不过——”她停住了，因为蒲伯先生需要她的注意。但是，让我们来替她把这话说完。听到有谁说“后世会多么嫉妒我”，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此人眼下活得并不痛快。这种生活真的像回忆录作者写得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诱人、那么值得称道吗?首先，奥兰多确实不喜欢喝茶；再者，才智尽管很神圣、很值得崇拜，却有栖身于最肮脏躯壳之内的习惯，而且往往嗜食其他官能，因此头脑太大，心胸、感觉就给挤得透不过气来，宽宏、慈悲、包容、体贴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于是诗人自视甚高，于是他们鄙视别人，于是产生种种不和、伤害、嫉妒；于是他们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强求别人的同情。所有这些，弄得倒水斟茶成为更危险、更艰苦的行当，超出一般能忍耐的范围，而我们只能悄悄说出，免得那些才子无意中听到。再者(我们再次压低声音，免得女人无意中听到)，男人之间有个小小的秘密，切斯菲尔德爵士（切斯菲尔德爵士(1694--1773)，英国外交家、作家，以所著(致儿家书)等闻名。）曾私下将其传授给儿子，并告诫他切不可泄漏天机。“女人不过是群大孩子……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既然小孩子总是听到他们不该听到的东西，有时，他们长大后，甚至还会泄漏出去，于是，斟茶倒水的整个仪式就成了一个打探机密的过程。女人很清楚，才子虽然送诗来请她过目，称赞她的判断力，征求她的意见，喝她的茶，但这绝不表示他尊重她的意见，欣赏她的理解，也绝不表示虽不能用剑，他就会拒绝用笔刺穿她的身体。凡此种种，尽管我们悄声说出，只怕现在已经泄漏出去；因此女士们即使拿着奶油罐和糖夹子，也可能有点心不在焉，不时望望窗外，打几个哈欠，于是糖块噗通一声——奥兰多此时即是如此——掉进蒲伯先生的茶杯里。而要数多疑，一点小事就视为污辱，立即还以颜色，蒲伯先生当属天下第一。他兜头给了奥兰多几句，即是《女人的品德》中最有名、最厉害的那几行。他后来虽又做了多处润色，但最初的版本就够厉害。奥兰多屈膝行礼，拜领了。蒲伯先生鞠了一躬，扬长而去。奥兰多觉得自己真的给那小个子劈了一掌，为了让滚烫的双颊清凉下来，她漫步来到花园深处的坚果树丛中。徐徐凉风很快起了作用。她惊讶地发现，独自一人时，她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她看到河面上一船船欢乐的游人向上游划去，这情景无疑令她忆起一两件往事。她坐在细柳之下，陷入沉思，直至满天星斗闪烁，才起身回屋，走进自己的卧室，锁上门，打开柜子，柜里依然挂了许多她还是翩翩少年时穿过的衣服。她从中挑出一套镶威尼斯花边的黑色天鹅绒衣裤。这衣服多少有些过时，但她穿上很合体，看上去俨然一副贵族公子哥的模样。她站在镜前左顾右盼，发现自己虽然穿衬裙多年，腿脚依然活动自如，这才放了心，偷偷溜出房门。这是四月初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斗与一弯新月交相辉映，再加上街灯的光亮，刚好烘托出人的面容和雷恩先生的建筑物。一切都呈现出最柔和的形状，仿佛立即就会融化，而一点点银光刚好勾勒出它们的线条，恢复了它们的生气。谈话就应如此，奥兰多想(沉浸在那愚蠢的幻想中)；社交界就应如此，友谊就应如此，爱情就应如此。因为只有上苍明白，就在我们对人类的交流失去信心之时，谷仓与大树，谷垛与马车的某些随意搭配，会给我们一个如此完美的象征，象征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追求。她这样想着，已经来到雷塞斯特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呈现出白日难得看到的虚幻感和匀整的对称感。天幕似乎经过一双巧手的漂洗，映上了屋顶与烟囱的轮廓。广场中央有一棵悬铃木，树下的椅子上，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年轻女郎，她一条胳膊垂在身边，另一条胳膊放在膝上，看起来仿佛是典雅、纯朴与忧伤的化身。奥兰多脱帽向她致意，很像一位风流男子在公共场合向上流社会的贵妇献殷勤。那年轻女郎抬起头来，头部的线条近乎完美。她抬起眼镜，奥兰多看到，那眼睛散发出的光泽，绝少可能在人面上看到，只偶尔在茶具上出现。那女子抬起头，透过这银色的光泽，看着他（因为对她来说，他是个男人），目光中杂了恳求、企盼、战栗和惊恐。她站起来，接受他伸过来的臂膀。因为——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吗？——她属于那一类人，夜晚抛光自己的器皿，整整齐齐摆放在公共柜台上，等待出价最高的人。她领奥兰多来到杰拉尔德她的住处。奥兰多感到她轻轻地、但有点乞求意味地依偎在她身边，这在奥兰多心里唤起了男人的所有感情。这时奥兰多的模样、感觉和谈吐都像男人了。但因为片刻之前还是女人，她怀疑那姑娘的羞怯、回答问题时的吞吞吐吐、在门口和斗篷的皱褶里摸索钥匙、手腕的无力，都是为了感谢她的男子气而装出来的。她们上了楼，那可怜的人儿煞费苦心装饰房间，想掩饰她没有其他房间这一点，但她一刻也骗不了奥兰多。欺骗引起她的鄙视，真相又唤起她的怜悯。这两点的相互反衬，在奥兰多心中产生了非常奇特的情感，她不知自己是想笑还是想哭。同时奈尔（那姑娘如此称呼自己）解开手套的扣子，细心藏起左手拇指破了的小洞；然后躲到屏风后面，可能在往脸蛋上扑粉，整理衣服，并在脖颈上系一条新围巾，同时一直在闲扯，就像女人为了讨好情人所做的那样。但奥兰多发誓，从那姑娘的声调中，可以听出，她此时心不在焉。一切就绪后，她走了出来，准备好了，但奥兰多再也忍不住了。她愤怒。快乐和怜悯，在一番怪异的煎熬之后，她解除了一切伪装，承认自己是女人。奈尔听了，笑得死去活来，声音之大，马路对面都能听到。“好啊，亲爱的，”她在多少恢复常态后说，“我倒一点儿也不遗憾。说***老实话，”(惊人的是，在发现她们性别相同后，她的举止立即变化，再没了那些感伤、恳求的作态)“说***老实话，我今晚还真没有兴致与男人周旋。我正在倒霉。”然后，她靠近炉火，又调了一碗潘趣酒，给奥兰多讲起她的生平。既然我们眼下讲的是奥兰多，就无须拉扯进另一位女士的风尘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奥兰多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也从未如此快活过，虽然奈尔小姐没有一点才气，谈话中提到蒲伯先生的名字，她还会傻里傻气地问，杰明街角那个做假发的人也叫这个名字，两人莫不是亲戚。但是，在奥兰多眼里，正是此处，她显示了诱人的自在和美。这姑娘的谈吐，虽然粗俗，但比起她习惯了的文雅辞令，却像美酒一样醉人。她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蒲伯先生的讥讽嘲骂、艾迪生先生的居高临下、切斯菲尔德爵士的世事洞明，里面都有某些东西让她对文人圈子倒了胃口，尽管她必须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她终于弄清楚，这些可怜的人儿——因为奈尔带来了普鲁，普鲁带来了基蒂，基蒂又带来了路丝——有一个自己的团体，她们现在也把她引为同调。在这里，每个人都会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己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其中有几人是伯爵的私生女，另一人与国王肌肤相亲，大大超出了应当的地步。每个人都没有惨到或者说穷到某种程度，因为她们口袋里或有一枚戒指，或有一块手帕，用不着翻家谱，也能证明自己的身世。奥兰多包揽了慷慨提供潘趣酒这一差事，于是她们围聚在潘趣酒碗四周，讲故事，发议论，精彩纷呈，因为不能否认，女人凑到一块儿——嘘——她们总是小心翼翼，保证房门紧闭，不会有一句话给人刊布出来。她们的全部欲望就是——还得嘘——楼梯上是不是有男人的脚步声?她们的所有欲望，我们刚要说，那位先生就抢过了我们的话头。女人没有欲望，这位先生说，走进奈尔的客厅；只有矫揉造作。没有欲望(她已替他效过劳，他走了)，她们的交谈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丝毫兴趣。“众所周知，”S．W．先生说，“在缺乏另一性别的刺激时，女人之间无话可说。女人呆在一起时不交谈，而是掐架。”而且，既然她们在一起无法交谈，而掐架又不可能不间断地持续下去，众所周知(T．R．先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女人没有能力对同性怀有爱的情感，她们彼此憎恨，”女人在相互交往时，我们还能假定她们做些什么呢?由于这不是一个能吸引聪明男子注意的话题，而我们这些人，又享有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豁免权，可以不必理睬性别问题，那就让我们越过这个话题，仅仅说奥兰多从与同性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愉悦，然后让男士来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他们本来就乐此不疲。不过，要确切、具体地叙述奥兰多这段时期的生活，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我们费力地凝视和摸索当年杰拉尔德街与德鲁瑞巷之间那些灯光昏暗、道路不平、通风很差的院子，一时看到她的身影，一时又失去她的身影。这个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是因为那时她发现，不断更换服装实在是很方便。因此，她经常被当作“某爵士”出现在某现代回忆录中，而那位爵士其实是她的表亲。她的慷慨大度常被归之于他的名下，她的诗歌也常被说成出自他的手笔。维持不同的角色对她来说似乎轻而易举，因为她的性别变化之频繁，是那些只穿一类服装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毫无疑问，她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双重收获。生活的乐趣增加了，生活的阅历扩大了。她用衬裙的性感来换马裤的诚实，轮番享受两性的爱。所以，人们可以这样描述她的生活：上午，穿一件分不清男女的中国袍子，在书中倘佯；其后，身着同样的服装接见一两位求告者(因为前来请托的人实在很多)；此后，到花园里给坚果树剪枝，这时穿齐膝的短裤很方便；然后换一件塔夫绸花衣，这最适合乘车去里奇蒙德，听取某位尊贵的贵族的求婚；然后回到城里，穿一件律师的黄褐色袍子，到法院去听她的案子有何进展，因为她的财富正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而那诉讼案与一百年前相比，似乎并未更接近尾声；最后，夜幕降临，她多半会从头到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到街上去冒险。关于这些经历，当时传闻很多，譬如她与人决斗、在皇家船队的一条船上当船长、被人看到裸体在露台上跳舞、与某位女士私奔到低地国家，那位女士的丈夫尾随而至。至于这些传闻的真假虚实，我们不作评论。奥兰多做罢无论哪桩营生后，总要专门跑到一家咖啡馆窗外，观看那些才子，却不让他们看到。尽管一个字也听不见，她可以根据他们的手势，想象出他们正在发表些什么机智或恶毒的高见。这可能倒是件好事；有一次，她站在那里半小时，看伯尔特方庭一栋房子的百叶窗帘上，映出三个人影，坐在一起喝茶。世间再没有比这更精彩的戏剧了。她禁不住想大声喝彩。因为，它的确引人人胜!是从人生这本厚书上撕下来的精彩一页。那个小个子身影，噘着两片嘴唇，坐在椅子上也不安分，来回挪动，他任性无礼，又过分殷勤。那个驼背女人的身影，手指蜷曲着伸进杯里，探一探茶有多深，因为她是盲人。大扶手椅上坐着的人影来回晃动，他长得酷似罗马人，手指勾曲的姿态很奇怪，头不时从一侧转向另一侧，大口吞着茶。这些身影是约翰逊博士（约翰逊博士(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典编撰者。）、鲍斯韦尔（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以为约翰逊博士写的(约翰逊传)闻名于世。）和威廉夫人。奥兰多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一场景，已顾不上想象后世人们会怎样嫉妒她，当然，这回他们却免不了会嫉妒她。她凝视着，凝视着，心满意足。终于，鲍斯韦尔先生站起身来，他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待那老妇人。但他在那罗马雕像般的伟人面前，却表现得再谦恭不过了!那伟人站直身子，多少有些摇摇晃晃，嘴里滔滔不绝，怕没有人还能像他这般高谈阔论。这就是奥兰多当时的感觉，虽然她听不见那三个人影坐在那里喝茶时说的话。终于有一天夜里，她闲逛了一通后，回到家里，上楼来到自己的卧室，脱掉镶花边的外衣，只穿衬衫和裤子，站在那里，向窗外望去。空气中飘逸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让她无法上床入睡。这是仲冬一个严寒的夜晚，城市上空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四周展现出一片美不胜收的景象。她可以看到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西敏寺，还有城里所有教堂的尖顶和圆顶，银行平滑的巨大身躯，大厅和会议厅丰腴的曲线。北边是平缓、绿草如茵的海姆斯塔德高地，西边灯火辉煌处，是梅费尔的街巷和广场。天空晴朗无云，璀璨的群星充满希望、目不转睛地向下张望着这一派宁静和井然有序的景象。在这一片澄澈透明之中，每一屋顶的线条，每一烟囱的通风帽，都清晰可见；甚至路上铺砌的一粒粒鹅卵石子都能分辨清楚。奥兰多禁不住要把这一派井然有序的景象与伊丽莎白王朝那混乱、拥挤的伦敦城相比较。她记得，倘若当时的伦敦能够称为城市的话，这城市拥挤不堪。在布莱克弗里亚斯她的房子窗下，不过是一堆小房子挤在一起。街道中央的深坑中，死水映出天上的星星。街角处的酒铺边，一条黑影可能是具尸体，有人被谋杀了。她还记得，在这样的深夜，街上传来斗殴受伤者的哀叫，当时她还是个小男孩，被保姆抱到窗前，窗格上镶着钻石。成群结队的男女流氓，搂搂抱抱，踉跄在街上，兴高采烈地唱着下流小调，耳朵上的饰物闪闪烁烁，手里的刀子放着寒光。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海格特和海姆斯塔德高地上那些紧紧纠结在一起、密不透风的森林就会现出轮廓，在天幕的衬托下，蠕动着，挣扎着。这些山丘地势高出伦敦，山上不时会竖起光秃秃的绞刑台，绞刑台的十字架上钉着腐烂或干枯的尸体。这是因为，危险和惊恐、淫荡和暴力、诗歌和脏话充斥伊丽莎白时代饱经磨难的大道，它们也在城里狭小局促的房间里和狭窄的街道上发出低沉嘈杂的声音，散发出熏天的臭气。奥兰多甚至记得夏夜里它们散发出的气味。现在，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四周只有光明、秩序和宁静。石子路上一辆马车驶过，传来车轮发出的轻微咯吱声。她听到远处守夜人在喊“十二点，有雾啊!”话刚出口，午夜的第一声钟声就敲响了。这时，奥兰多才第一次注意到，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后聚积了一小朵云彩。随着钟声一声声响起，她看到云越聚越多，颜色越变越暗，并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散开来。与此同时，轻风骤起，到第六下钟声敲响时，东方整个天空已被一片反常而流走的黑暗所遮蔽。这乌云又向北扩展，吞没了城市一个个的高地。惟有灯火璀璨的梅费尔，反显得更加光芒四射。到第八下钟声敲响，几缕流云匆匆遮住了皮卡迪利广场。它们似乎不断膨胀，并以迅疾无比的速度扑向西方的天边。第九、十、十一下钟声敲响，苍茫的黑暗笼罩了整个伦敦。到午夜的第十二下钟声敲响，黑暗已变得茫茫无边。汹涌的黑云上下翻卷，遮蔽了整个城市。惟有黑暗；惟有疑惑；惟有混乱。十八世纪结束，十九世纪开始。第五章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漫天乌云，不仅笼罩了伦敦，而且笼罩了整个英伦三岛。那乌云持续了很长时间，对生活在它阴影之下的人们来说，这时间长到了后果不同寻常的地步。或者说，它也没有羁留多久，因为它不断受到狂风的袭击。英格兰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雨下得更勤，间隔更短，而且往往是风急雨骤。太阳偶尔露面，但它周围总是云雾缭绕，空气中的水气饱和了，于是阳光的缤纷色彩不复存在，紫、橙、红等颜色中的呆滞色调取代了十八世纪活泼的风景。在这伤痕累累、阴霾密布的天穹之下，包心菜不再碧绿鲜艳，白雪亦显得污迹斑斑。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潜入每一所房屋。在一切危害中，潮湿最为邪恶，因为百叶窗可阻挡炎热的阳光，炉火可变严寒为温暖，惟有潮湿，它在我们的睡梦中偷偷潜入，无声无息，神出鬼没，无孔不入。木头因潮湿而膨胀，水壶因潮湿而长毛，铁器因潮湿而生锈，石头因潮湿而腐蚀。这个过程潜移默化，直到有一天，我们拉开抽屉或拎起煤桶，抽屉或煤桶在手中散了架，我们才会怀疑是这祸害造的孽。于是，说不清哪一天哪一刻，不知不觉之间，英国的本性改变了。这一改变留下的影响无处不在。过去，一位体格强壮的乡绅，可以坐在屋子里，惬意地喝着麦芽酒，吃着牛肉，那屋子的设计或许出自亚当兄弟之手(亚当兄弟，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18世纪英国建筑师和家具设计，新古典主义“亚当式”建筑风格的创始人。)，很有古典气派。现在不行了，他开始觉得寒气逼人，不免在膝上围了毛毯，开始留长胡须，系紧裤腿。而且这位绅士腿部感觉到寒冷很快移到家里，为了保暖，他把家具覆盖起来，墙上挂了壁毯，桌上蒙了台布，屋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裸露的。后来，饮食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明了松糕和烤面饼，咖啡取代了饭后波尔多葡萄酒。此后，咖啡引出喝咖啡的起居室，起居室引出玻璃柜，玻璃柜引出人造花，人造花引出壁炉台，壁炉台引出钢琴，钢琴引出起居室抒情歌曲，而抒情歌曲又引出(我们跳过了一两个阶段)无数的小狗、地垫和瓷器装饰品。家彻底地改变了，它已经变得无比重要。屋外，常春藤繁芜茂盛，这是潮湿的另一结果。曾经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绿苔。所有的花园，无论原本设计得多么堂皇，无不灌木丛生、荒草芜秽、迷宫密布。在婴儿出生的卧室，凡有光线透进的地方，当然是一片模糊的绿色。成人活动的起居室，光线穿透过褐色和紫色的长毛绒窗帘。然而，变化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潮湿亦侵袭到人体内。男人感到内心的冰冷和头脑的迷乱。他们竭力将情感蜷缩到某个温暖的角落，不断尝试一个又一个逃避的手段。爱情、生育和死亡都局限于各式华丽辞藻之中。两性的距离愈拉愈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谈，只能小心翼翼地相互回避，极力掩饰。恰似常春藤和常青树在屋外潮湿的泥土中疯长，同样的繁殖力也在屋内表现出来。普通女人的生活就是连续不断地生育。十九岁嫁人，三十岁时已有十五个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双胞胎比比皆是。于是大英帝国应运而生。于是句子膨胀，形容词成倍增加，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因为潮湿没有停止，反而像侵入木头一样侵入了墨水瓶。区区小事，原本只能作为专栏文章的主题，现在可以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欧斯比俄斯·查布将是我们的见证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如何对生性敏感的人的头脑发生影响，却根本无法加以阻止。在他的回忆录里，接近尾声处有一段话，描述一天上午，他在对开本上写了三十五页“废话”，然后拧紧墨水瓶盖，来到花园散心。他很快发现自己纠缠在灌木丛中，数不清的树叶在他头顶上方嘎吱作响，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脚下踩碎了多得数不胜数的霉菌”。花园的尽头，有一堆潮湿的篝火冒着浓烟。他思忖道，世上的火，无论多大，也无望吞噬那一大片由植被生成的障碍。举目四望，植被繁芜错杂。黄瓜“蜷曲着爬过草地，伸展到他脚边”。硕大的菜花，长得高过一个又一个露天平台，直到按照他的混乱的想象，可与榆树比肩。母鸡接二连三下蛋，蛋的颜色浅浅的。这时，他叹了口气，记起自己的繁殖力和他可怜的妻子简，此刻她正在屋里，忍受第十五次分娩的阵痛。他自问还有什么可责怪那些禽类的呢?他仰视苍天。天堂本身，或天堂的前厅、即天空，岂不就意味着上苍赞同或鼓励这种繁殖吗?因为在那里，年复一年，无论冬夏，乌云如同鲸鱼一般——或者说如同大象一般——翻滚，他这样沉思着。但是，不，万里云霄给他留下明明白白、挥之不去的影像；整个天空就是一张宽大的羽毛床，覆盖在英伦三岛之上；菜园、卧室和鸡窝的繁殖力毫无例外在那里得到复制。他走进屋里，写下上面引用的那段话，然后把头放在瓦斯炉上，待人们发现时，他已经一命呜呼了。这种情况在英国各地延续，但奥兰多尽可以隐居在布莱克弗里亚斯的家中，只当气候没有变，人们依旧能够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穿裙子穿裤子两可。不过到最后，甚至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世纪初的一个下午，她驱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还是她那辆镶木板的老式马车。这时，偶尔照临大地的阳光，有一束挣扎着穿透云层，给云彩镶上色彩缤纷的奇异花纹。既然十八世纪一碧如洗的天空不复存在，现在这样的景观成了奇观，足以让她放下窗子，放眼眺望。云彩呈紫褐色和火红色，令她想起爱奥尼亚海垂死的海豚，那种极度痛苦产生的快感，证明不知不觉之中，她已受到潮湿的感染。但让她惊奇的是，日光照射到地面时，似乎产生或者说照亮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一堆战利品(因为它有一种筵席的气氛)。无论怎么说，那都是一大堆乌七八糟、相互抵牾的物品，杂乱无章地堆在现在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地方!一个有花叶雕饰但已磨损的巨大十字架竖在那里，上面垂挂了寡妇的丧服和新娘的面纱。水晶宫、柳条婴儿车、军用钢盔、纪念花圈、裤子、八字胡须、婚礼蛋糕、大炮、圣诞树、望远镜、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与其他赘物联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盾徽，左边被一位身着飘逸白衣的女郎支撑，右边的支撑却是个一个彪形大汉，身穿大衣和鼓鼓囊囊的裤子。把毫不相称的各类物品放在一起，全身披挂杂以半身裸露、花里胡哨杂以彩格呢，这一切都让奥兰多觉得大煞风景。她一辈子从未同时看到如此之多寒伧和丑陋的庞然大物。这可能是，其实这必定是阳光照射水淋淋的空气所起的作用。一阵微风吹过，它就会消失殆尽。尽管如此，她乘车经过时，它却好似必定会永存下去。她缩回车里，觉得风雨雷电和阳光，一切都永远毁灭不了戳在那里的花哨玩艺儿。它的鼻子会斑驳脱落，喇叭会生锈；但它们会留在那里，永远指向东西南北。马车驶上宪法山，她回头看去。是的，它在那里，它在——她从男式裤子的表袋中掏出怀表——正午十二点的阳光下放射着光芒。再没有什么玩艺儿比它更乏味、更无想像力、对黎明与黄昏的暗示更无动于衷了，而它又经过如此精心谋划，打算永存下去。她下决心不再看它一眼。她已经感到自己的血流得很怠惰。然而更奇特的是，经过白金汉宫时，她的面色渐趋绯红，是一种鲜艳而罕见的红。有一股超凡的力量迫她低下头来看自己的膝盖。突然，她看到自己穿着黑色的马裤，不觉大惊失色，一路脸红到乡间宅邸。想想看四匹马小跑三十英里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希望她的脸红可以给人看作是贞洁的明证。一到乡间大宅，她立即循着此时情理中最迫切的需要，抓起一条花锦缎被，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她对巴特洛莫寡妇(她接替善良的老格里姆斯迪奇当上管家)解释说这是因为她很冷。“我们大家都一样，我的夫人，”那寡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口气中透出一股离奇、悲哀的满足，“墙都在冒汗。”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只要把手放在橡木板墙上，指痕就会印在那里。常春藤一个劲儿地疯长，许多窗户都被它封死了。厨房里黑乎乎的，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壶，哪里是箩。一只可怜的黑猫被错当煤块，铲进了炉膛。女佣大多已穿上三四条红色法兰绒的衬裙，虽然这时是八月天。“夫人，”那好女人问，抱了(着)双臂，金十字架在胸前上下起伏，“女王，保佑她，她穿的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来着?”这好女人吞吞吐吐，脸都红了。“圈环衬裙，”奥兰多替她说出口(因为这个词儿已经传到了布莱克弗里亚斯)。巴特洛莫太太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的双颊淌下来，但她泪中含笑。因为哭是一件快乐的事。她们岂不都是柔弱女子?穿圈环衬裙岂不就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这一真相，惟一的真相、重要的真相，然而又是可悲的真相，每一谦卑女子总是尽力否认这一真相，直到无法否认、无法否认她将生育一个孩子这一真相?其实是生育十五到二十个孩子，于是一位谦卑女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否认每年至少有一天必会真相大白的事实。“松糕热着呢，”巴特洛莫太太说，一边抹眼泪，“在书房里。”奥兰多裹着一条花锦缎被，面对一碟松糕，坐了下来。“松糕热着呢，在书房里，”奥兰多一边喝茶，一边模仿巴特洛莫太太那做作的伦敦东区口音，装腔作势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可怕的伦敦东区土话。啊，不，她讨厌这淡而无味的液体。她记得，就是在这房间里，伊丽莎白女王叉开腿站在壁炉旁，手握一只颈短肚大的啤酒壶。伯格雷勋爵大大咧咧，说话时不用虚拟语气，而用了祈使句，女王猛地将酒壶掷到桌上。“小东西，小东西，”奥兰多仿佛听见她在说：“‘必须’一词岂可随便对君主使用?”酒壶磕到桌上，现在还有痕迹。奥兰多跳起来，仅仅想到那尊贵的女王，她就必得这样做，但她给被子绊了一下，跌回到椅子上，不禁咒骂了一句。她想，没办法，明天只得去买二十码黑色邦巴辛毛料，可能还得更多，做条裙子。然后(此处她脸红了)还得去买圈环衬裙，然后(她的脸又红了)是婴儿摇篮，然后是另一条圈环衬裙，等等，等等……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以想见谦卑与羞愧几乎完美的交替重复。人们看到时代精神，时热时冷，吹拂着她的面颊。倘若时代精神有点儿不平衡，在为嫁人脸红之前先要为穿圈环衬裙脸红，那么，考虑到她的模棱两可的地位，和她以前不合常规的生活，她(甚至她的性别仍在争议之中)这样倒也情有可原了。终于，双颊的红晕恢复了稳定，似乎时代精神——倘若这确实是时代精神——休眠了一段时间。这时，奥兰多开始在怀里摸索，好像是在找寻某个小盒子，或者说是失落了的爱情的信物。但她掏出来的并不是这类玩艺儿，而是一卷纸，上面有大海、血和旅行的污渍，那是她的诗作《大橡树》的手稿。她怀揣它经过了那么多年，历经千难万险，其中许多页污迹斑斑，有些页残破不全，因为住在吉卜赛人中间时，她一直处于无纸写字的窘境，只得在页边写满了字，行与行之间勾来勾去，整个手稿看起来就像一片针脚儿绵密的织补物。她翻回到第一页，日期一五八六年，是她自己那稚嫩的男孩笔迹。她一直在写这首诗，迄今已近三百年。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掀书页、蘸墨水、一会儿字斟句酌、一会儿一目十行，边看边想，所有这些年，她真的没有多少改变。她曾是郁郁寡欢的少年，像所有少年一样迷恋死亡；后来她变得多情而轻佻；又变得洒脱而玩世；她时而尝试散文，时而尝试戏剧。但如今一想，变来变去，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她还是同样内向，喜爱沉思默想，她依然喜欢动物和自然，酷爱乡村和四季。“毕竟，”她站起来，走到窗前，“一切都没有变。房子、花园原封未动。椅子没有挪过地方，小玩艺儿没有卖掉一件。一样的小径、一样的草坪、一样的树木、一样的池塘，我敢说，甚至塘里的鲤鱼都是原来的。不错，王位上坐的不再是伊丽莎白女王，而是维多利亚女王，但那又有什么分别……”这想法刚刚形成，仿佛是为了指认它的荒唐，房门豁然大开，司膳总管巴斯克特走进来，身后跟着管家巴特洛莫，他们是来收拾茶具的。奥兰多把笔浸了墨水，正准备写下她对万物亘古不变的感想，一块墨渍阻止了她，这墨渍在笔的四周泅开。她很是气恼，猜想是笔管出了毛病：裂了或者脏了。她再次把它浸入墨水，墨渍更大了。她试着继续写下去，却毫无灵感。在这之后，她开始装饰那块墨渍，给它画上翅膀和胡须，直到它看上去像个圆头怪物，似蝙蝠，又似毛鼻袋熊。至于写诗，有巴斯克特和巴特洛莫在屋里，哪里又有可能。但令她惊诧万分的是，她刚想到这里，那笔就开始旋转飞舞，流利地写起来。纸面上出现了工整的意大利斜体字，而她一辈子从没看过比这更乏味的韵体诗：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环连接生活疲惫不堪的锁链，但我说过的神圣之言啊，不会说得徒劳枉然!年轻的女子，满眼晶莹的泪花独自徘徊在月光下，那泪水为远离的恋人挥洒喃喃低语——她不停地写，根本不睬巴特洛莫和巴斯克特在屋里一边咕哝抱怨，一边笼火和收拾松糕。她又蘸了蘸墨水，提笔写道：她的变化如此巨大，那朵柔嫩的康乃馨红云当年曾覆盖她的双颊，仿佛黄昏依偎天穹，闪烁玫瑰色的光彩，如今已苍白失色，偶然现出燃烧的鲜艳红晕，像火把照亮孤坟，但此处，她倏地将墨水泼在纸上，希望永远挡住人们的目光。她浑身颤抖，心乱如麻。让不受意志控制的灵感驱动墨水流淌，再没有比这更可憎的事了。她究竟怎么啦?什么原因?难道是潮湿，还是巴特洛莫或巴斯克特?原因究竟在哪里?她追问着。但房间里空空荡荡，无人回答她的问题，只有雨打常春藤的滴答声。与此同时，她站在窗前，开始觉得有一股奇特的刺痛和震颤遍布全身，仿佛她是由一千根金属细弦制成，微风轻轻吹拂，或有几根手指有意无意地在上面拨弄。她时而觉得脚趾刺痛，时而觉得骨髓刺痛。大腿骨四周有一些奇异无比的感觉。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手臂好似二十几年后发明的电报线那样发出嗖嗖和嘣嘣的声音。但所有这些焦躁不安，最后似乎都集中于她的两只手，然后是一只手，然后是那只手的一根手指头，最终它渐渐紧缩，围绕左手中指，形成窄窄一圈颤栗的感觉。她抬起那根手指，想看看是什么引起这不适的感觉。除了伊丽莎白女王赐给她的那只硕大的翡翠戒指，孤零零地戴在手指上，她什么也没看到。难道这还不够?她问道。那只戒指水色纯正，至少价值一万英镑。她所感到的战栗似乎在以古怪的方式(不过请记住，我们现在讲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隐秘的一些表现)说，不够，还不够；而且带有拷问的色彩，好像在进一步问，这意味着什么?这疏漏，这奇怪的失察?直到可怜的奥兰多莫名其妙对自己左手中指有一种羞愧难当的感觉。这时，巴特洛莫进来请示，晚餐时她准备穿哪件衣服。奥兰多此时敏感多了，立即瞥了一眼巴特洛莫的左手，立即看到无名指上有一只粗大的黄色戒指，这是她过去从未注意的。那种黄，仿佛患了黄疸病似的。而她自己的无名指上却是光裸的，什么也没有。“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巴特洛莫，”她说，伸手欲把它摘下来。巴特洛莫一惊，好像是有流氓当胸向她袭来，吓得退后两步，握紧拳头，猛地一挥，姿态极其庄重。“这可不行，”她凛然说道。夫人愿意的话，看就是了，至于摘下她的结婚戒指，无论大主教、教皇，还是在位的维多利亚女王，都休想逼她这样做。二十五年六个月零三星期前，她的托马斯把这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她戴它睡觉，戴它干活，戴它洗澡，戴它祷告；还打算戴着它进坟墓。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结结巴巴的。事实上，奥兰多明白她要说的是，就是凭了这结婚戒指上的光辉，她在天使中才有一席之地。如果她有一秒钟照管不周，它的光泽就会受到永久的玷污。“天可怜见，”奥兰多说，站在窗前，看着鸽子在窗外戏耍。“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啊?真的，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世界之复杂，让她惊诧。她现在觉得，整个世界都套上了金指环。她进屋吃饭，结婚戒指数不胜数。她去教堂，结婚戒指触目皆是。她乘车出行，金戒指或仿金戒指，在每只手上闪着黯淡的光芒，它们或窄或宽，或普通或光滑。戒指充斥了珠宝店，它们不是奥兰多收集的那些闪光的人造宝石和钻石，而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环，上面没有宝石。与此同时，她开始注意到城里人的一个新习气。过去，人们经常会遇到姑娘小伙儿在山楂树丛中调情。奥兰多曾多次用鞭梢轻轻抽打他们，然后大笑着跑开。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对对男女如胶似漆般粘在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中央。女人的右手一律挽着男人的左手，手指紧紧扣在男人的手心里。常常是直到马鼻子撞到跟前，他们才会移动，即便如此，也是粘在一起，笨拙地移向路的一侧。奥兰多只能假定对人类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他们粘在一起，一对又一对，但是谁把他们粘在一起，又是在何时，她无从猜测。似乎并不是大自然，因为她观察了鸽子、兔子和挪威犬，看不出大自然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方式，至少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是如此。在她所能见到的兽类中间，根本没有牢不可破的同盟。那么，难道是维多利亚女王?或是莫尔本勋爵(莫尔本勋爵，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任首相。)?对婚姻的伟大发现是否来自他们?但是，她沉思道，据说女王喜欢狗，而莫尔本勋爵，她听说，他喜欢女人。这很奇怪——很不雅观；不错，身体的这种如胶似漆，其中有某种东西与她的体面和卫生观相抵触。然而，伴随她的沉思默想的，是那根手指饱受刺痛和抽搐的折磨，让她几乎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它宛如女仆的白日梦，让人浑身无力，又不断撩拨人的神经。奥兰多因此而脸红，感到惟一可做的，就是买一只同样丑陋不堪的指环，如他人一样戴在手上。她这样做了，躲在窗帘的暗处，偷偷把它套在指上，心中觉得很是羞辱。但这于事无补，刺痛依然在继续，而且更剧烈、更不可抑制。那晚她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拿出笔写作，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墨水在纸上留下一摊又一摊污渍。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情形出现，那就是她的笔缓缓而行，对早夭和腐朽大发议论。这甚至比大脑一片空白还糟糕，因为我们似乎不是用手指而是用全部身心来写作。奥兰多的情形就证明了这一点，控制笔的神经缠绕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钻心裂肺。虽然她的麻烦似乎在左手，但她可以感到自己已经鬼迷心窍，最终只得考虑铤而走险，以作补救之计，这就是彻底妥协，顺从时代精神，找一位丈夫。这样做有悖她的天性，这一点我们已经表达得明白无误。当年大公的马车轮声逐渐远去，她脱口喊出的是“生活!恋人!”而非“生活!丈夫!”正是为了追寻这一目标，她迁到城里，奔走于前一章所描述的那个世界。然而，时代精神自有其不可违拗之处，它给所有试图抗拒者都带来巨大创痛，相形之下，那些识时务者的下场倒好些。奥兰多天生亲和伊丽莎白时代、王政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的精神，因此几乎觉不出从一个时代向另一时代的转变。但她的天性与十九世纪的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它击败了她，打垮了她，她知道自己前所未有地败在了它的手中。或许人的精神自有其归属；有人天生属于此一时代，有人属于彼一时代；奥兰多既然已是三十一、二岁的成年妇人，她的性格就已大体形成，容不得强扭了。因此，她悲哀地站在起居室(巴特洛莫已把书房装饰得基督教的味道太浓)的窗前，已顺从地穿上圈环衬裙，它的重量坠得她直不起腰来。她以前穿过的衣服从来没有如此沉重、灰暗、碍手碍脚。她再不能与爱犬一起大步穿过花园，再不能轻快地跑上高坡，扑到大橡树下。她的裙裾拖带地上湿漉漉的树叶和稻草。插了翎毛的帽子给微风一吹就有掀翻的危险。薄薄的鞋子走几步路就会湿透，变成泥饼。她的肌肉失去了当年的柔韧。她变得非常神经质，惟恐护墙板后藏着强盗，而且一辈子头一次害怕走廊上有鬼魂出没。凡此种种，一步步逼迫她屈从无论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是别人的新发现，即无论男女，人人都有一个命定的终身伴侣，他供养她，或者说她由他供养，至死才分离。她觉得，有人可依靠，坐下来，甚至躺下去，永远永远不起来，也是一种慰藉。因此，尽管她过去那么骄傲，时代精神还是对她发生了作用。而且就在她的情绪低落到如此不同寻常的地步时，那些夹缠不清又让人困惑的刺痛变成了曼妙的旋律，直到似乎是天使在用雪白的手指拨弄琴弦，她全身都沉浸在简洁无瑕的和谐之中。然而，谁能是她的依靠呢?她向瑟瑟秋风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已是十月，天气依然阴雨连绵。这个人不会是大公，他早已娶了一位贵妇，在罗马尼亚猎兔好多年了。也不会是M先生，他皈依了天主教；不会是C侯爵，他正在博坦尼湾(澳大利亚地名，19世纪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缝麻袋；也不会是O勋爵，他早就葬身鱼腹。反正，她的所有密友都不在了；而德鲁瑞巷的奈尔和基蒂们，虽然颇得她的欢心，只怕很难靠得住。“我能依靠谁呢?”她问，仰望天空中翻卷的流云。她跪在窗台上，轻拍双手，一幅楚楚可怜的女儿家形象。她说话不由自主，拍手不由自主，恰似她的笔写起来完全不听她的使唤。因此说话的不是奥兰多，而是时代精神。不过无论是谁，反正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秃鼻鸦在秋日里紫色的云彩间上下翻飞。雨终于停了，空中现出一道彩虹，诱得奥兰多在晚餐前戴上那顶簪了羽毛的帽子，穿一双系带的小巧鞋子，来到了屋外。“除了我，一切都是成双成对，”她想，闷闷不乐地穿过庭院。天上飞着的秃鼻鸦，甚至连卡努特和皮平，那个傍晚似乎也都有一个伴儿，尽管它们的结盟很短暂。“而我，这一切的女主人，”奥兰多想，“却是孤零零一人，形单影只。”经过大厅时，她瞥了几眼那数不清的窗子上的彩色镶嵌画。此前，她从未有过这类想法。如今，它们已把她彻底击败。她没有砰地推开大门，而是用戴了手套的手轻叩，请看门人替她把门打开。人必须有人可依靠，即便是看门人也好，她想，几乎希望留下来，帮她在一桶红红的热炭上烤肉排。但她又不好意思讲出来，只好独自漫步到庭园。开始她有些畏缩，恐怕让偷猎者、猎场看守人，甚至听差的小厮看了笑话，奇怪一位贵妇怎么会独自四处行走。她每走一步，都要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惟恐有男人隐在荆豆树后，或有只野牛低头向她拱来，用角挑起她抛向天空。其实，此间只有天空中翻飞的秃鼻鸦。一根铁青色的翎毛，从秃鼻鸦身上飘下，落到欧石南丛中。奥兰多喜欢野禽的翎毛，打从小时候就常常收集。现在她拾起这根翎毛，插到帽子上。四周的空气多少让她的精神一振。秃鼻鸦在她头顶盘旋、滑翔，翎毛一根接一根落下，在紫色的空气中闪烁着光芒。她尾随它们，来到沼泽地，又上了山，长长的斗篷拖在身后。她有很多年没有走这么长的路了。她从草地上捡起了六根翎毛，用指尖夹着，贴在嘴唇上，体味它们平滑的质感。就在这时，她看到山坡边有一汪水塘，闪着神秘的银光，恰似贝迪威尔爵士(贝迪威尔爵士，传说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抛人亚瑟王之剑的那个湖。空中一根翎毛飘飘摇摇，落入水塘中央。奥兰多全身在此刻感到一种奇特的狂喜。她痴迷地觉得，自己跟着这些秃鼻鸦来到了海角天涯，扑到湿软的草皮上，狂饮忘却之酒，而秃鼻鸦沙哑的笑声在她头顶上回旋。她加快脚步，跑了起来，却被欧石南粗硬的树根绊了一下，跌倒在地，跌断了脚踝骨，爬不起来。但她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耳边响着秃鼻鸦沙哑的笑声，睡菜和绣线菊的香气扑鼻。“我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她喃喃自语。“那就是沼泽。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低语道，欣喜若狂地接受草地冰冷的拥抱。她裹着斗篷躺在水塘边的洼地里。“我将长眠于此，”(一根翎毛落在她的额上。)“我找到了碧绿的桂冠，碧绿甚于海湾，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这些野禽的翎毛——猫头鹰的、欧夜莺的。我的梦将是荒蛮之梦。我的手将不戴结婚戒指，”她边说边从手指上褪下戒指。“草根将环绕它们。啊!”她叹了口气，头舒坦地靠在洼地湿软的枕头上。“我多年寻觅幸福，没有结果。我与声名擦肩而过；我从未有过爱情；生活——也罢，还是死了好。我认识众多男女，”她接着想；“但未有一人我真正明白。若能安息于此，惟有苍天在上，岂不更好——就像多年前吉卜赛人告诉我的那样。那是在土耳其。”她两眼直瞪瞪望向天空，云朵翻滚，堆积成奇特的金色泡沫，转瞬之间，她看到其中有条小路，一行骆驼，穿过红色沙尘笼罩的戈壁。驼队过后，只留下危岩林立的高山峻岭，她想象自己听到山口响起山羊脖子上叮当的铃声，漫山遍野的鸢尾和黄龙胆。于是，天空变了，她的视线慢慢下移，直至触到雨水浸润而颜色变暗的大地，看到南丘(英格兰南部的丘陵地带。)那大片山冈，沿海岸逶迤起伏；陆地分开的地方是大海，不时有船只驶过；她想象听到远处海上的炮声，开始以为“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又一想，“不对，是纳尔逊(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1805年在科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一西班牙联合舰队。)，”随后才记起那些战争早巳结束，这些是忙碌的商船；弯弯曲曲的河面上漂着扬帆的游船。她还看到黝暗的田野中星星点点散布的羊群和牛群，她看到农舍的窗间透出点点灯火，畜群中有灯笼漂移，是牧羊人和牧牛人在巡夜；然后，灯火熄灭，群星升起，密布夜空。她脸上盖着沾水的羽毛，耳朵贴着大地，睡意朦胧之间，听到地心深处，有锤子敲击铁砧的声音，抑或是心跳的声音?答、答、答，是锤子敲击铁砧，还是地心在跳，直到她觉得它变成了马蹄声；一、二、三、四，她数着，听到它绊了一下；然后愈来愈近，她可以听到细树枝折断和马蹄陷入湿沼泽的声音。那马几乎踩到了她。她坐了起来。朦胧的天光依稀映衬出一个高大的黑影，她看到一个男人骑在马上，凤头麦鸡在他四周扑扇着翅膀，惊起落下。他吓了一跳，勒住马。“夫人，”那男子惊叫，跳下马，“你受伤了!”“我死了，先生!”她答道。几分钟后，两人订了婚。第二天早上，两人坐在一起吃早饭，他告诉她，他名叫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是一位士绅。“我知道这名字!”她说，因为他身上有某种浪漫、侠义、热情、忧郁，但坚定不移的气质，与这一怪诞、(仿佛深色翎毛般)华贵的名字很相配。这名字让她联想起秃鼻鸦双翼的铁青色光芒、它们沙哑的笑声、它们蛇一般打着旋儿落人银色池塘的翎毛，还有其他千百种我们即将描述的东西。“我叫奥兰多，”她说。他已经猜到了。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倘若你看到一条洒满阳光的船，高张风帆，大摇大摆地从南太平洋驶来，穿过地中海，你立即会说，“这是奥兰多。”事实上，尽管相识的时间很短，但最多只有两秒钟，他们就已勘破对方的本相，就像恋人间一向发生的情形。现在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需要填充，譬如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是乞丐还是富豪。他告诉她，他在赫布里底群岛有座古堡，现已破败，宴会厅成了塘鹅饱餐的地方。他曾是军人和水手，还到过东方探险，眼下正在去菲尔茅斯的途中。他要去那里与他的双桅帆船会合，但是风停了，非得刮西南风，他才能出海。奥兰多赶忙看看窗外风向标上的镀金豹。幸好豹尾一动不动地指向正东。“啊!谢尔，别离开我!”她喊道。“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她说。话刚出口，两人心中就同时产生了一丝可怕的疑虑。“你是女人，谢尔!”她喊道。“你是男人，奥兰多!”他喊道。其后出现的是开天辟地从未发生过的一通责难和辩白。待这一切结束后，他们再次坐下来，奥兰多问他这西南风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向何方?“合恩角(智利南部合恩岛的南角，南美洲的最南端。)，”他简短地说，脸红了。(因为男人也像女人一样脸红，惟脸红的原因大不相同罢了。)只是凭着她这一方的逼问，再加上直觉，她才猜出他一生都在用性命博取辉煌，即顶风绕合恩角航行。桅杆被掀翻，船帆撕成碎片(让他承认这些，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时，船沉没了，他是惟一的幸存者，漂一只木筏，身边只剩一块饼干。“现如今男人大概也只剩这一件事可做了，”他怯怯地说，自己舀了一大勺草莓酱吃起来。她眼前现出这么一幅景象：桅杆折断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天旋地转，这个男孩(因为他不过是个男孩)一边吸吮自己酷爱的薄荷，一边大吼大叫，干脆地命令割断这个，把那个扔下海去。这情景让她眼里溢满了泪水，她注意到，这是甜蜜的泪水，胜过她以往流过的任何眼泪。“我是女人了，”她想，“我终于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她衷心感激邦斯洛普给了她这鲜有的、出乎意料的愉悦。若不是左脚瘸了，她本会坐到他膝上去。“谢尔，亲爱的，”她又开始说，“告诉我……”于是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可能是合恩角，也可能不是。写下他们的叙谈，着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是如此默契，以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是说些愚蠢、乏味的事情，譬如怎样炒鸡蛋，在伦敦何处能买到上乘的靴子等等，这些事情离开了背景即光彩全无，而它们又确实有其惊人的内在之美。因为似乎根据自然那睿智的节约法则，我们的现代精神几乎可以省去语言；既然一切表达都不得体，那么最日常的表达就是得体的；而最普通的谈话往往是最有诗意的谈话，而最有诗意的谈话又恰恰是不可以写下来的。为此原因，我们在这里留下一大片空白，而我们又必须当这空白是填得满满的。他们又如此这般地叙谈了几天。“奥兰多，最亲爱的，”谢尔刚说到这里，外面出现一阵混乱，男总管巴斯克特进来通报，楼下来了两位警察，呈送女王的令状。“带他们上来，”谢尔默丁很干脆地说，仿佛是在自己的甲板上。他本能地背剪双手，站在壁炉前。两位身穿深绿色制服、后腰挂警棍的警官走了进来，立正站好。行过礼节之后，他们遵命将一份法律文件递到奥兰多手里。从那一大堆封蜡、缎带、宣誓和签字判断，这文件绝对是至高无上地重要。奥兰多迅速浏览一遍，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念出与这件事有密切关系的下列事实。“官司有结果了，”她大声说，“有些对我有利，譬如……有些对我不利。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宣布无效(“我那时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尔，”她解释说)。子女属私生(他们说我与一位叫皮佩塔的西班牙舞女生有三子)，因此他们没有继承权，这很不错……性别?啊!关于性别怎么说?我的性别，”她庄严地宣布，“被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宣布为女性(刚才我怎么告诉你的，谢尔?)。现在永久归还我的财产，世代相传，限为我的男嗣继承，或在未婚的情况下”——此处她变得对这一法律措辞很不耐烦，说，“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有无嗣的情况，因此后面就不用念了。”于是她在帕尔默斯顿勋爵的签名下签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一刻起，她可以不受打扰地拥有她的头衔、宅邸和财产，但由于诉讼费用惊人，她的财产锐减，以至现在虽又重为贵族，却也因此家道中落。这场官司的结果公布后(传闻行走之快，远远超过现在取而代之的电报)，全镇喜气洋洋，一片沸腾景象。【人们套上各式四轮大马车，在大街上来回奔跑，马车中并没有载人。名为公牛和牡鹿的酒吧里都有人在演讲和辩论。小镇灯火通明。玻璃箱子中封着金盒子，石头底下压着钱币，成立了医院，老鼠和麻雀俱乐部也开了张。市场上焚毁了成打的土耳其女人模拟像，还有许多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纸条从嘴上悬挂下来，上面写着“我是卑鄙的觊觎王位者”。不久，女王的米黄色小马一路小跑而来，带来女王要奥兰多当晚去温莎堡赴宴和过夜的邀请。奥兰多的桌上又像往常一样，堆满请帖。R伯爵夫人、Q夫人、帕尔默斯顿夫人、P侯爵夫人、W．E．格莱斯顿太太等人，纷纷恳请她光临，并提醒她，她们的家族与她的家族之间累世通好。】凡此种种，都如上文的做法，适于放在一个方括号中，原因在于它不过是一段插曲，在奥兰多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她跳过它，继续生活。当篝火在市场上燃烧时，她正单独与谢尔默丁一起呆在黝暗的树林里。天气好极了，林木的枝杈在他们头顶上伸展开来，纹丝不动，若有一片树叶飘下，那金红相间的树叶会忽忽悠悠，在空中飘游半小时，最后终于落下，栖息在奥兰多的脚面。“马尔，给我讲讲，”她会说(此处必须解释一下，在用他名字的头一个音节来称呼他时，她往往处于一种梦幻般含情脉脉、以心相许的状态，驯服，有点儿倦怠，好似香木在燃烧，而且这是傍晚，但又未到穿礼服的时候，屋外可能在下小雨，树叶因此而闪闪发光，杜鹃花丛中，一只夜莺在啼啭，从远处的农庄，传来三两声狗吠鸡鸣——所有这些，读者都应根据她的声音来想象)——“马尔，给我讲讲合恩角。”她说，于是谢尔默丁就会用树枝和枯树叶，还有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搭起一个合恩角的模型。“这是北，”他说。“那是南。风起于这附近。双桅帆船正向西行驶；我们刚放下顶帆杆上的后桅纵帆；你看，就是在这里，这有点儿草的地方，船碰上了海流，你会看到，这是标出来的，在一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哪里去了，水手长?——啊，谢谢!这就行，蜗牛壳那里就行。海流吃住了右舷，必须给艏斜帆桁上索具，否则船就要斜到左舷去，就是山毛榉叶落下的地方——因为你得明白，亲爱的——”他会这样不断说下去，而她，字字都听得仔细，并且对它们的意思心领神会。这就是说，无须他作任何说明，她即能看到浪尖上闪烁的磷光，侧支索上叮当作响的冰凌；看到他如何顶着大风爬上桅顶，在那里沉思人的命运；又如何下来，饮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上岸，被一黑女人迷住，后来又幡然悔悟，设法摆脱；读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决心写哲思录；买一只猴子；辩论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决定值得去合恩角，等等，等等。凡此种种，外加他所讲的其他无数事情，她都能领会，因此当他告诉她饼干吃完了，她回答说，是啊，黑女人很能勾引人，对不对?他发现她竟能一点儿不差地领会他的意思，不免又惊又喜。“你能肯定自己不是男人?”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她则会回声似地反问：“你竟然不是女人，这可能吗?”然后他们必须立即来验证一下。因为两人都为对方的默契来得如此之快感到惊奇，都觉得这是一个启示，表明女子可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对此他们也必须立即加以验证。于是，他们会继续谈下去，或者说是继续领悟下去。领悟在这个时代，已成为演讲的主要艺术，因为比之思想，言语正变得日益稀少，以至在读毕十遍伯克莱主教(伯克莱主教(1685—1753)，爱尔兰基督教新教主教，唯心主义哲学家。“饼干吃完了”即表示在暗处与一个黑女人亲嘴。{据此推论，只有最深刻的风格大师才能讲述真理。如果遇到一位用词简单的作家，人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断定，那倒霉蛋一定是在撒谎})的哲学后，他们就这样不断地谈下去，直到奥兰多的脚面覆盖了一层秋叶，厚厚的，金红相间。她站起来，独自走到树林深处，留下邦斯洛普一人坐在蜗牛壳中间，摆弄他的合恩角模型。“邦斯洛普，”她会说，“我走了。”她用他中间的名字“邦斯洛普”来称呼他，这向读者表明，她此时陷于孤寂的心境，觉得两人都是沙漠中的尘粒，只渴望去独自迎接死亡，因为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死在饭桌上，或者像这样，死在户外秋天的树林里。尽管篝火在熊熊燃烧，尽管帕尔默斯顿夫人或戴尔比夫人邀请她每晚出去赴宴，对死的渴望依然征服了她。因此，说“邦斯洛普”，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死了。”她像个鬼魂，穿过幽灵般苍白的山毛榉丛林，潜入僻静无人的树林深处，仿佛连那一点点声音和运动都停止了，她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出走——这一切，当她说“邦斯洛普”时，读者都应该从她的声音中听出，而且为了更好地解释这四个字，读者还应进一步想到，对他来说，它们也神秘地象征分手、与世隔绝，以及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在他那双桅帆船的甲板上，游魂般地踱步。经过几小时死一般的枯寂，一只松鸦突然尖叫了一声“谢尔默丁”，她弯下腰，拾起一朵番红花，对有些人来说，这象征着同一个词。她把番红花和松鸦的翎毛一起插在胸前，那翎毛闪着蓝光，打着旋儿，穿过山毛榉林，落了下来。然后，她高声呼喊“谢尔默丁”，这声音在树林里回荡，最后传到他的耳中，他正坐在草地上摆弄蜗牛壳搭成的模型。他看到她、也听到她向他跑来，胸前插着番红花和松鸦的翎毛。他大声喊“奥兰多”，这最初意味着(切记当蓝色和黄色这样鲜艳的色彩在我们眼前混成一片时，我们的头脑中会产生幻象)蕨丛的摇摆起伏、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挣脱而出；结果是一条张满风帆的船，好似已缓缓航行了整整一夏天，正摇摇摆摆，高贵、倦怠而梦幻般地向你驶来，一会儿爬上浪尖，一会儿又跌人深谷。就这样，她突然高耸在你面前(你正在一条船的小蛤壳里，仰视着她)，所有船帆都在轻轻抖动，然后，瞧，它们全都落了下来，堆在甲板上，一大堆，就像奥兰多现在倒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八九天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第十天，即十月二十六日，奥兰多正躺在蕨丛中，听谢尔默丁吟诵雪莱的诗(他能背诵雪莱的全部作品)。这时，一片叶子从树梢上飘落下来，开始还是慢悠悠的，突然疾飞旋转，掠过奥兰多的脚面。紧跟着飞来第二片树叶，然后是第三片。奥兰多打了个寒噤，脸色发白。起风了。谢尔默丁——但这时称他邦斯洛普更合适——一跃而起。“起风了!”他喊道。他们一起奔跑，穿过树林，风在他们身上贴满树叶。他们跑到大方庭，穿过它，又穿过许多小方庭，仆人们吓得扔下扫把、簸箕，跟在他们身后，来到小教堂。仆人们匆匆点燃零落的灯光，有人踢翻板凳，有人不小心熄灭了小蜡烛。钟声大作，召集人们前来。杜普尔先生终于到了，他一只手抓着自己的白领结，问祈祷书在哪里。人们把玛丽女王的祈祷书塞到他手里，他急忙很快地翻起来，一面说：“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奥兰多小姐，跪下。”他们跪下身来，阳光夹杂着阴影扫过彩色的玻璃窗，照在他们身上，时明时暗。在不断的开门关门声和好像敲铜锅的声响中，风琴响了起来，它发出低沉的轰鸣，时重时轻地交替着。年老的杜普尔先生提高嗓门，想盖过这一片喧嚣，却没有人能听得见他在说些什么。然后，忽然出现了片刻的沉静，一个类似“至死不渝”的词突然清晰地凸显出来，同时，全庄园的仆人不断涌进来，依然手握搂耙和鞭子，有人高声诵唱，有人祈祷，不时还会有只鸟儿撞到窗格上。一声霹雳突然响起，因此谁也未听到“服从”这个词，而且除了金光一闪，谁也未看到交换戒指。一切都在运动和混乱之中。他们站起身，风琴发出低沉的声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奥兰多小姐，手戴戒指，身穿轻薄的长裙，走出教堂，来到院子里。她抓住马镫，因为马已戴好嚼子配好鞍，背上仍然大汗淋漓，只等她丈夫翻身而上，他真的一跃而上，策马奔向前方。奥兰多立在那里，高声喊道：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他答道：奥兰多!这几个字好似一群野鹰在钟楼间俯冲、盘旋，愈来愈高、愈来愈远、愈来愈快，直至撞到钟楼上，撞成碎片，如一阵雨珠坠落在地；她回到屋里。第六章奥兰多回到屋里。屋里静悄悄的，一片沉寂。这里有她的墨水瓶、她的笔，还有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克特和巴特洛莫进来送茶，打断了她，她正准备说，一切都没有变。然而，三秒半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断踝骨，坠人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这一点，她有手上的结婚戒指为证。不错，她确是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自己把它戴上的，但结果证明，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情况反而更糟。现在，她满心敬畏，很迷信地不停转动这戒指，生怕它从骨节上滑下来。“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第三指上才行，”她说，孩童一样小心翼翼地重复学到的课程。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口气中也添了不少炫耀的色彩，仿佛希望某人无意中听到她的话，而此人的意见又是她极为看重的。现在既然终于能够理清思绪，她就很关心自己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与谢尔默丁订婚并嫁给他，在这件事上，她的所作所为，能否得到时代精神的赞许。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沼泽地之夜后，她再没觉得手指刺痛过，一次也算不上痛过。但她无法否认自己仍有疑问。不错，她是嫁了人，但她的丈夫总在绕合恩角航行，这能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了其他人，这算是婚姻吗?最后，倘若世上她最渴望的依然是写诗，这算是婚姻吗?她很怀疑。不过，她要来检验一下。她看看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是否有这个勇气?没有，她没有。但她必须这样做。不行，这不行。那她该怎么办呢?昏厥过去，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但她一辈子都没如此这般的精气神儿十足。“真该死!”她大喊，又上来了过去的那股劲儿。“来吧!”她拿起笔，狠狠地杵进墨水瓶。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并没有迸溅发生。她提笔出来，笔尖湿漉漉的，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虽有些迟慢，但来总是要来的。啊!但它们来得可有道理?她思索着，忽然觉得心慌意乱，惟恐手中的笔又会不听使唤，闹出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我行到一片野地，蔓布的绿草因为低垂的贝母花萼愈见颓靡，蛇一般的花朵，郁郁寡欢，陌生模样，裹在沉闷的紫色中，好似埃及姑娘——她边写边感到有个精灵(切记我们现在是与人类精神最朦胧的表现形式打交道)在她身后探头探脑，窥视她的写作。当她写到“埃及姑娘”时，那精灵让她停笔。绿草这个字嘛，用得还中规中矩，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从头开始评说。低垂的贝母花萼，很妙。蛇一般的花朵嘛，这想法出自女士之口，或许过分了，但华兹华斯无疑会对它赞许有加；而姑娘这词?姑娘这词有必要吗?你说你有个丈夫在合恩角?那好啊，这就没问题了。于是时代的精神传续下去。奥兰多现在对时代精神心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心中)深深的感激。以小比大，就好似一个知道自己箱子里塞了一捆雪茄的旅行者，对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一样。因为奥兰多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的头脑，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的违禁品，为此她会遭重罚。她不过是勉强逃脱而已，靠的是耍了点小聪明，顺从时代的精神，例如戴上戒指，在沼泽地找到一位男人，以及热爱自然，不当讽刺家，不愤世嫉俗，也不当牛理学家，那等货色立即就会被人发现。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她确实很可以这样做，因为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限微妙，作家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命运，全部系之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妥善。奥兰多做了如此安排，她现在处于非常幸福的状态，既不需要抗拒自己的时代，也不需要屈从它。她是时代的产物，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现在她可以写作，而且她也确实在写作。她写啊，写啊，写啊。眼下是十一月。十一月过后是十二月。之后是一、二、三、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而后是六、七、八月。再后是九月。然后是十月，瞧，我们又回到十一月，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循环。这样写传记，有其好处，却也多少空洞无味，长此下去，恐怕读者会抱怨，他自己也能背日历，何必按霍加思出版公司(1917年由弗吉尼亚·吴尔夫与丈夫共同创建，主要出版吴尔夫本人及其他一些新作家的作品)的所谓合适订价去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像奥兰多对我们这样，传记作者又有什么法子?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去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小说家或传记作家惟一适当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还言之凿凿地说，生活与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毫不沾边。思想与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因此，既然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是奥兰多目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她结束胡思乱想之前，我们除了背日历、手捻了念珠祈祷、擦鼻涕、拨弄炉火、观望窗外，就别无它事好做了。奥兰多坐枉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甚至可以听到大头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倘若真有根大头针掉到地上也好啊!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有只蝴蝶拍拍翅膀从窗子飞进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写这件事。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杀死一只黄蜂。我们立即就可以提笔开写，因为那样就会有流血，即便只是一只黄蜂的血。哪里有流血，哪里便有生活。虽然与杀人相比，杀只黄蜂不过是区区小事，但它仍然更适合拿来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主题，胜过整天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旁边放支烟、再放上纸笔和墨水瓶。我们可以抱怨说(因为我们正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传主若能体谅传记作家的苦衷，该有多好!你已在她身上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找了如此之多的麻烦，现在还有什么比看到她完全溜出你的掌握更让你恼火呢?她沉迷于——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红一阵白一阵、目光时而灼灼炯炯，时而昏昏蒙蒙。亲眼目睹这一切情感骚动的无声表演，却明白引起它们的是思索和遐想这等不足挂齿的原因，难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屈辱的吗?但奥兰多是女人，帕尔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描写女人的生活，人们的共识是，行动可以不论，只管讲述爱情。有位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存的要义。我们看一眼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是最适合这一使命的女子。当然，既然她是女子，又有美貌，且在妙龄，她很快就会不再煞有介事地写作和思索，开始哪怕思念一位猎场看守人(只要她是在想男人，无人反对女人思索)。然后，她将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无人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日黄昏时分幽会，而星期日黄昏将至，猎场看守人将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一切，当然正是生活的本质，而且是小说惟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是不是肯定会做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呢?唉，简直太遗憾了，奥兰多一件也没有做。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必须承认，奥兰多属于那些没有爱情的谬种?她喜欢狗，忠于朋友，酷爱诗歌，曾慷慨解囊，救济十来个饥肠辘辘的诗人。但爱情与善良、忠诚、慷慨或诗歌毫不相干。我们此处所说，是男性小说家定义的那种爱情，毕竟除此之外，何人还能有更大的权威呢?爱情就是褪去衬裙和——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没做那件事呢?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有做。那么，倘若我们的传主既不去爱，又不去杀人，只是思索和遐想，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或她几乎是死尸一具，我们应该一走了之。现在，留给我们的惟一对策，就是眺望窗外。窗外有麻雀、椋鸟、几只鸽子和一两只秃鼻乌鸦，都在忙着追求自己的时尚，或寻觅蚯蚓，或寻觅蜗牛，或振翅飞上树枝，或在草皮上行走一圈。一个男仆，腰上系着绿色台面呢围裙，穿过庭园。我们假定他与配餐室的某个女仆私通，不过在庭园里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我们只能希望结局圆满，然后一走了之。流云掠过天空,一片片，一团团，把草地映衬得忽明忽暗，变幻不定。日晷神秘如常，记录着时光的流逝。面对这千篇一律的生活，人的大脑开始懒洋洋地、徒然地抛出一两个问题。生活，它唱道，或者不如说它低吟，好似壁炉架上的一把水壶，生活，生活，你是什么?是明还是暗?是仆人的台面呢围裙，还是草地上椋鸟的阴影?那么，在这个夏日的清晨，这个人人爱慕绚烂的花朵和蜜蜂之时，让我们走出去，探索。嗡嗡嘤嘤的椋鸟，站在簸箕沿儿上，啄食柴枝草棍间下人掉落的头发。让我们来问问它(它比云雀更会交际)的意见，我们倚在农舍的大门边，问道，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椋鸟叫着，仿佛它听到而且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这种令人讨厌的窥探习惯，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跑到外面东窥西探，掐几朵雏菊，恰似作家才思枯竭之时所做的那样。椋鸟说，然后，他们到这里来，问我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之后，我们沿着沼泽地中的小径，疲惫地登上高高的山脊，身下是深紫色的山岚。在那里，我们扑向大地；在那里，我们浮想联翩；在那里，我们注视一只螳螂，费力地把一根稻草运回洼地的老家。螳螂说，劳作就是生活(倘若可以给这种来回搬运冠以如此神圣又温柔的名称)，或者我们就是这样来解释它那被灰尘呛得窒息的喉管发出的呼呼声。蚂蚁对此表示赞同，还有蜜蜂。但我们躺在这里，若时间久长，可以问傍晚飞来的飞蛾。它们偷偷穿行在灰白色的轮生叶欧石南中。在我们耳边，它们轻轻发出疯狂的呓语，好似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嘻嘻，呵呵。笑声，笑声!飞蛾说。我们已经问过了人、鸟和昆虫，至于鱼嘛，住在绿色洞穴、常年孤零、渴望鱼能张嘴说话的人们告诉我们，它们从不言语，因此可能知道什么是生活——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聪明，只是变得愈加衰老、愈加冷漠(难道我们过去没有祈祷有那么一本书，可以概括出一些我们称之为生活真谛的稀世珍宝吗?)得了，我们还是回去，直截了当地对翘首以待的读者说，关于什么是生活——天哪，我们一无所知。此刻，仿佛是为了及时拯救本书不致夭折，奥兰多推开椅子，伸了伸胳膊，扔掉手中的笔，走到窗口，宣布：“大功告成!”她几乎因眼前的非凡景象而趺坐在地。眼前是花园，花园里有几只鸟。世事依旧。在她写作的全部时间里，一切都在继续。“我若死去，世界不会有任何变化!”她喊道。她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她甚至想象自己已经死去，而她确实也觉得有些眩晕。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美丽、冷漠的景象。最后，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苏醒过来。她怀中的手稿开始蠕动和跳跃，好似成了活物。更奇特的是，她和它是如此意气相投，奥兰多侧着头，可以听出它在说什么。它希望被人阅读。它必须被人阅读。倘若无人阅读，它会死在她的怀里。她平生第一次对自然生出激烈的反感。她周围有猎犬和玫瑰花丛。但猎犬和玫瑰花丛都不能阅读。这是上苍可悲的疏忽，而她过去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惟有人类具有这种天赋，因此人类成了必须。她摇铃唤人，吩咐立即备车去伦敦。“还来得及赶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夫人，”巴斯克特说。奥兰多尚未意识到蒸汽机已经发明，她一直深深沉浸于人的生存的痛苦，这人虽然不是她自己，却完全系之于她。所以她这是第一次看到火车。她在一节车厢中坐下来，用毯子围好双膝，却没有去想“那了不起的发明，过去二十年来已(历史学家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目”(其实，这类事情发生的频繁程度要大大超过历史学家的预测)。她只注意到它满身煤灰，发出可怕的轰鸣声，窗户卡住打不开。她陷入沉思之中，不到一小时，就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到伦敦，站在查林克罗斯站的站台上，茫然不知所向。十八世纪时，她在布莱克弗里亚斯的那所老房子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现在，那所老房子卖掉了，一部分卖给救世军，一部分卖给了一家雨伞厂。她在梅费尔另外购置了一所房子，卫生、舒适，位于时尚世界的中心。然而在梅费尔，她的诗就能如愿以偿吗?祈祷上帝，她想，记起贵妇们明亮的眼睛和老爷们匀称的双腿，那些人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不过他们若是养成阅读习惯，就更糟了。那里有R夫人的公馆，公馆里还在继续同样的谈话，对此她确信无疑。那位将军的痛风可能从左腿移到了右腿。L先生可能与R而非T共度了十天。然后蒲伯先生走了进来。啊!但是蒲伯先生已经去世。当今的才子是谁呢，她好奇地想。但这不是一个能向脚夫提出的问题，于是她继续向前走。马头上发出的清脆铃声转移了她耳朵的注意力。一队队奇形怪状带轮子的小箱子，停在人行道边，排成行。她来到斯特兰德大道，这里更是喧嚣一片。形形色色的大小车辆夹杂在一起，拉车的或是纯种马，或是挽马，乘客或只有一位老年贵妇，或拥挤不堪，连车顶上都坐满头戴丝帽、留八字胡的男人。她的眼睛习惯了朴素的大开本书籍，马车、大车和公共马车看来惊人的不协调；她的耳朵习惯了笔的沙沙声，街上的喧嚣听来格外邪恶、刺耳。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绕过车水马龙，不停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涌去。道边的男人在兜售一盘盘小玩艺儿。街角的女人守着大篮春天的鲜花高声叫卖。男孩儿手举报纸穿梭于马鼻子之间，口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最初，奥兰多以为国家到了什么危急时刻，却闹不清是喜是悲。她急于从人们脸上找到答案，反而愈发的糊涂。这边过来一个人，满脸绝望，自言自语，痛不欲生。紧接着挤过来一个胖子，兴高采烈，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她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此中既无规则也无逻辑可循。男男女女，各人忙各人的事。那么她该到哪里去呢?她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沿一条街走下去，又沿另一条街折回来。街道两旁的大玻璃窗里，堆砌着手袋、镜子、晨衣、鲜花、渔竿、午餐篮子；彩带和气球悬挂了一圈又一圈，装饰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有时，她经过一条条大道，两旁的房子静悄悄的，郑重其事地编了号，次第排到二、三百号。这些房子看起来一模一样，皆是两根柱子、六节台阶、两幅窗帘匀称地拉好，桌上铺排开全家人的午餐。一扇窗里，一只鹦鹉望向窗外另一扇窗里，一个男仆望向窗外。那般单调，直看得她头晕目眩。这时，她来到一个开阔的大广场，广场中央，一座座黑色雕像闪闪发光，皆是体态臃肿的男人，衣服扣子绷得紧紧的，还有腾跃的战马、高耸的柱子和飞溅的喷泉，鸽子在广场上飞来飞去。她沿着住宅夹出的人行道走啊，走啊，直走得饥肠辘辘。突然，有什么东西在她怀中颤动，仿佛在责备她怎么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是她的手稿《大橡树》。她对自己的疏忽有些手足无措，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四周空空荡荡，宽阔、华丽的大街上连马车的影子也没有，只有一位老绅士正向她走来。他的步态中有某种东西，让她觉得似曾相识。他走得更近了，她肯定自己曾经见过他。但是在哪里呢?这位油光水滑、大腹便便的绅士，手里提根手杖，扣眼中插朵鲜花，面庞丰满红润，蓄着雪白的八字胡须，这可能吗?天啊，可能，就是他!她那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尼克·格林!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她，而且记起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小姐!”他喊道，挥帽致敬，丝帽子差点儿掉到地上。“尼古拉斯爵士!”奥兰多惊呼。从他的举止中，她凭直觉知道这个家伙如今已经发迹，受封骑士是肯定的，无疑还得了其他不少头衔。当年在伊丽莎白时代，他写一行字只能挣一便士稿酬，但他惯于恶言诽滂，曾对她和众多旁人极尽奚落讥诮之能事。他欠了欠身，表示承认她的结论完全正确；他现在是爵士、文学博士和教授，著作等身。简言之，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的评论家。邂逅多年前给她带来巨大痛苦的人，奥兰多心中掀起感情的轩然大波。难道这就是那个焦躁不安的讨厌鬼?把她的地毯踩出窟窿，在她的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大讲马洛等人的故事，听得她如醉如痴，几乎夜夜到天明。如今，看他却是衣冠楚楚，灰色的晨礼服，扣眼上别一朵粉色花朵，再配上灰色仿麂皮手套。她还在惊奇，他又深深鞠了一躬，问她能否赏光与他共进午餐?或许鞠躬此举有些多余，但对高雅教养的模仿却值得称道。她边想边跟在他身后，走进一家高级餐馆，里面清一色的红地毯、白台布、银制调味瓶，与那些老酒馆或咖啡馆没有丝毫相似之处。那些地方都是沙地、长条木凳，碗里盛了潘趣酒和巧克力，还有大张的报纸和痰盂。现在，他把手套整整齐齐放在身前的桌上。她依然难以相信他就是同一个格林。他过去指甲总有一英寸长，现在却很干净；过去胡子拉碴的下巴，现在刮得光光的。过去他的内衣袖口总是磨破，浸到肉汤里，现在却配上了金链扣。的确，直到他非常精心地点叫葡萄酒，令她忆起许久以前他对马姆齐甜酒的嗜好，她才确信他是同一个格林。“啊!”他轻轻舒了一口气，但仍有些做作。“啊!我亲爱的小姐，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这些人是巨人。德莱顿、蒲伯、艾迪生，这些人是英雄。他们，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布朗宁(布朗宁(1812一]889)，英国诗人)、卡莱尔（(1795—188D，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声音充满谴责的意味。“事实上，”他一边说，一边给自己斟上一杯葡萄酒，“我们所有的青年作家，如今都被书商雇了来生产卖得出去的垃圾，赚钱付账给裁缝。’’他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盛了点儿开胃小吃。“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十足的造作和疯狂的猎奇。对所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一刻都不能容忍。”“不，我亲爱的小姐，”他接着说，一面点点头，认可侍者拿来请他过目的脆皮大鲆鱼。“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时代每况愈下。我们必须珍惜往昔，尊重那些效法古代的作家，这些人所剩无几，他们写作不为报酬，而为……”听到此处，奥兰多差点儿喊出“荣悦!”两字。的确，她可以发誓，她所听到的与三百年前一字不差。当然，列举的名字不同了，但精神未变。尽管受封为骑士，尼克·格林没有变。当然，也不是一点儿没变。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效仿艾迪生(曾经是西塞罗，她想)，早晨躺在床上至少一小时(她骄傲地想，是她按季度付给他年金，他才有可能这样做)，翻来覆去地背诵最杰出作家的最杰出作品，然后再动笔，这样才能荡涤时下的粗俗，净化我们可悲的母语(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他的喋喋不休几乎与三百年前完全相同，但她有时间问自己，那么他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变得肥胖，但他已年近七十。他变得光鲜整洁，文学显然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他过去那种躁动和鲜活的生命力已经丧失。他的故事依然有声有色，却缺少了过去的随意和轻松。不错，他依然每隔一秒钟就要提一次“我亲爱的朋友蒲伯”，或“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艾迪生”，但他的神情里透出的那种循规蹈矩让人沮丧。况且，他现在更乐于讲的，似乎是她的那些血亲的言谈行状，完全不像以前，大讲诗人的秽闻轶事。奥兰多的失望无以名状。所有这些年(原因可以是她的与世隔绝、她的社会地位和她的性别)，文学在她心中，狂野如风，炽烈如火，迅捷如闪电；它飘忽流走、难以预料、突如其来。可现在，瞧，文学成了身着礼服、公爵夫人不离口的老绅士。她的失望是如此剧烈，以至上衣的一个扣袢或扣子进开了，什么东西掉了出来，落到桌上。是《大橡树》，一首诗。“手稿!”尼古拉斯爵土说，戴上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请允许我过目一下。”时隔三百来年，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起奥兰多的诗作，放在咖啡杯和酒杯之间，开始读起来。不过现在，他的评判可与当年大相径庭。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诗让他想起艾迪生的《卡托》，又说它可与汤姆逊的《四季》（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歌咏自然的无韵诗(四季》、长诗(自由)等，(四季)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相媲美。没有时代精神的痕迹，他很欣慰地说，诗中充满叮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在目下这一无耻、怪僻的时代，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当然，这诗应该立即出版。说实话，奥兰多全然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这部诗稿她总是揣在怀里，尼古拉斯爵士觉得这一做法很好笑。“你对版税有什么想法?”他问道。（版税的英文royalty也作王族讲，因此才有下句奥兰多对白金汉宫的联想。）奥兰多听了，立即联想到白金汉宫和凑巧住在里面的一些愁眉不展的君主。尼古拉斯爵士这回更是乐不可支。他解释道，他没有明说的是，如果他给(此处他提到一家名气很大的出版社)某几位先生写几个字，他们会很乐于把这本书列入他们的书单。他或许可以安排两千册以下百分之十、两千册以上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至于书评，他会亲自给某先生写几个字，此人影响颇大；然后不妨恭维某编辑的妻子几句，譬如小小地吹捧一下她的诗，总是有利无害。他将拜访某某……就这样，他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奥兰多一句没听懂，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也不完全信任他的和蔼可亲。但除了屈服，她别无办法，因为这显然是他的希望，也是那诗稿本身炽烈的期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把这血染了的一小捆手稿弄平整，小心翼翼地插进胸前的口袋，惟恐它弄皱了自己的衣服。两人又客套了一番，各自走散。奥兰多走在街上，觉得怀里空荡荡的，她已经习惯了怀中揣着那诗稿。诗稿不在了，她就变得无事可做，惟有随意思考些什么——譬如命运难得的机会。此时她一个已婚女子，手戴戒指，走在圣詹姆斯街上。这里曾有家咖啡馆，现在成了餐馆；下午三点半，阳光融融，街上有三只鸽子、一只杂种小猎犬、两辆神气的轻便马车和一辆活顶四轮马车。那么，什么是生活呢?这想法冷不丁闯入她的头脑，与其他事情毫不相干(除非因为见到了老格林)。每当什么事冷不丁闯入她的大脑，她会立即跑到附近的电报局，打电报给她的丈夫(他在合恩角)。我们在考虑她与丈夫的关系时，可以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注解，是褒是贬，读者自行判断。当时附近凑巧有个电报局。“我的老天谢尔，”她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今天生活文学格林……”以下她开始使用他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暗语，即用一两个字传达无限复杂的精神状态，而电报员也毫无觉察。她加上“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就可精确地概括了这一切。因为不仅上午发生的事对她影响深刻，而且读者无法不注意到，奥兰多长大了，不一定变得更好，而“拉提根格鲁姆福布”描述了非常复杂的精神状态，读者只要调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就可能发现这一点。电报发出了，可能几小时后才能收到答复。她望了一眼高空中疾走的流云，想到合恩角可能正在刮大风，因此她的丈夫现在很可能正攀到桅杆顶上，或在砍断绳索，放走一些破烂的圆材，甚至独自在一条小船上，身边只剩下一块饼干。她离开邮局，为消磨时间，转身进了下一家店铺。这样的店铺在如今可谓稀松平常，根本无须描述。但在奥兰多眼里，它却新奇之极。这是一家书店。奥兰多一辈子只知道手稿，她曾手捧粗糙的棕色折纸，上面有斯宾塞的手迹（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以他的长篇寓言诗《仙后》闻名），小字潦草。她看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泽。她拥有相当数量的对开本和四开本手稿，里面常夹有一首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了一绺头发。但眼下这无数的小本子让她惊诧无比。它们鲜亮、短小、一模一样，似乎都印在薄绵纸上，用薄纸板装订。人们只需花半个克郎，就可买下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装在口袋里。这些书上的字太小，几乎无法阅读，但它们仍然是奇迹。“作品”，她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每一作家的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作品，陈列在长长的书架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桌椅上散乱地堆放了更多的“作品”。她翻了一两页，多是尼古拉斯爵士等人论述他人作品的作品。奥兰多无知地以为，既然他们的作品都已付梓印刷，装订成册，他们想必都是大作家。于是她下了一道惊人的命令，吩咐书店老板把店里的大著悉数送往她家，然后走了出去。她转身进了海德公园。旧时的海德公园她很熟悉(她还记得，汉米尔顿公爵被莫汗爵土的剑刺穿身体，倒在遭雷击劈裂的那棵大树下)。她的两片嘴唇，翕动着把她的电报变成一套单调、毫无意义的说词：今天生活文学格林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弄得好几个公园管理人很怀疑地打量她，直到注意到她颈上的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的精神没毛病。在这类事情上，她那两片嘴唇无疑难辞其咎。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的一捆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支起双肘，竭力想弄明白这些大师如何操练散文这门高尚艺术。她身上仍存有过去的那种轻信，所以甚至廉价的周报，在她眼中也很神圣。于是她支着双肘，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她曾认识的某人的选集，那人便是约翰·多恩。但不知不觉之中，她躺在了离蟒湖（伦敦海德公园中长形人工湖）不远的地方。无数条狗的吠叫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停地匆匆而过。树叶在她头顶上轻轻叹息。不时有一条镶边的裙子和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地。还有一只巨大的橡皮球弹到报纸上。深深浅浅的紫罗兰、橘黄、红和蓝色，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手指的翡翠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望望天空；她仰头望望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两者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这边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紧腿裤，艾迪生会怎样描写它?那边过来了两只狗，立起后腿跳舞，兰姆（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又会怎样形容它们?读了尼古拉斯爵士及其朋友的文章(她不时四处张望，倒也不耽误她的阅读)，她莫名其妙地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即永远、永远不应说实话。这个感觉令人极不舒服。她边想边站起身走了。她站在蟒湖畔，湖水是铜绿色的；细如蜘蛛的小船掠过水面，在两岸间穿梭。她接下去想，他们让人觉得，写作时必须永远言不由衷(她不禁眼泪汪汪)。因为，真的，她边想边用脚趾把一条小船推离湖岸，我觉得我无法(此时，如同其他文章，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在读过十分钟后，他的房间的模样、他的头、他的猫、他的写字台的模样，以及写作当天的时间，都出现在奥兰多眼前)，她继续想，从这个角度评判文章，我觉得自己无法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乏味的起居室，整天同一些英俊小伙子聊天，给他们讲些小小的趣闻轶事，譬如杜波说了斯迈尔斯什么，然后再叮嘱他们此事不可外传。她痛苦地抹了一把眼泪，继续想，他们都那样有男子气概；而我讨厌公爵夫人，我不喜欢蛋糕。我虽然已经够恶毒，但我永远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所以我怎能成为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呢?诅咒这一切吧!她叫道，狠狠地发动了那一便士的小汽船，她用力太猛，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葬身铜绿色的波浪中。事实上，人们处于某种精神状态时(护士用语)——而此刻眼泪仍在奥兰多的眼眶里打转——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形，同一样东西，不再是其本身，却成了别的东西，大了许多，重要了许多。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时，看蟒湖，波浪瞬间变成大西洋的滔天巨浪，模型船变得与远洋轮没有区别。因此，奥兰多误以为模型船是她丈夫的双桅帆船；她用脚趾掀起的波浪是合恩角排山倒海的巨浪。她看到模型船攀上涟漪，却以为看到的是邦斯洛普的船，它攀上光亮而透明的高墙，愈来愈高，一道夹裹了成千上万毁灭的白色波峰淹没了它；它冲进这成千上万的毁灭，消失了。“它沉了!”奥兰多脱口喊出，痛不欲生。但瞧啊，它又出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安安稳稳地行驶在鸭群中间。“妙极了!”她大叫。“妙极了!哪里有邮局?”她想知道。“我必须马上给谢尔发电报，告诉他……”她急急忙忙向公园街赶去，嘴里交替重复着“蟒湖中的模型船”和“妙极了”，因为这两个想法可以互换，意思完全相同。“模型船，模型船，模型船，”她口中不断重复这几个字，逼迫自己承认，重要的不是尼克·格林或约翰·多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法案或契约或工厂法，而是某些无用的、突如其来的、暴烈的东西；某些使人丧生的东西；红色、紫色、蓝色；喷射；飞溅；就像那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个精致的风信子花圃)；没有对人性的败坏、依赖和玷污，没有对人的出身的讲求；某些莽撞、荒唐的东西，就像我的风信子，我的意思是，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重要的是蟒湖中的模型船和妙极了的感觉，重要的是妙极了的感觉。于是她在斯坦霍普门等待过马路时开始大声说话，因为除了无风的季节，她总不能与丈夫在一起，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她在公园街上大声胡言乱语。倘若她像维多利亚女王建议的那样，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丈夫身边，事情无疑会大不相同。因为有时她会突然想起他，觉得必须立即与他交谈。她一点儿不在乎自己可能胡言乱语，或者语无伦次。尼克·格林的文章让她陷入绝望的深渊，而模型船又把她抛上欢悦的高峰，所以她站在那里，等着过马路，口中念念有词：“妙极了，妙极了。”然而那个春天的下午，交通拥挤不堪，她只得耐心等待，口中不断重复妙极了，妙极了，还有蟒湖中的模型船这两句话。而此时，英格兰的富豪权贵，正头戴礼帽、身披大氅，正襟危坐在四驾马车、维多利亚式马车和四轮四座敞篷大马车中。仿佛一条黄金的河流凝固了，在公园街聚结成一块块金条。女士们用手指拈着名片盒；男士们双膝夹稳镶金手杖。奥兰多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观看，又是赞叹，又是畏怯。惟有一个想法让她不安。有谁见过大象或鲸鱼一类庞然大物，对这个想法想必不陌生，即这些庞然大物如何繁殖?它们显然会很讨厌紧张、变化和活动。奥兰多望着那些一本正经的面孔，心想或许他们的生殖时代已经结束，这即是果实，这即是最终目的。她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非凡成果。他们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但这时，警察的手放了下来；车水马龙开始流动起来；由各种辉煌之物组成的巨大凝结物开始运动、疏散，最后消失在皮卡迪利广场。她穿过公园街，向她在科松街的房子走去。在那里，当绣线菊白花盛开时，她能忆起鹬唳声和一位带枪的老人。她迈进家门，一边想着，自己还记得切斯菲尔德勋爵说过的话。她还可以看到，在她那朴素的十八世纪的大厅里，切斯菲尔德勋爵风度翩翩，帽子放这边，大衣放那边，他的姿态是那样赏心悦目。但她的记忆在这里被阻断。大厅里凌乱地堆放了许多包裹。她坐在海德公园时，书店老板已派人送来她的订货。现在，宅子里堆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用灰纸和细绳包扎得整整齐齐，楼梯上还有包裹滑下来。她能抱几包抱几包，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命男仆把其他的全部搬来，然后迅速剪断无数的细绳。很快，她就被包围在书山之中。奥兰多习惯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时文学作品的缺稀，现在她被自己这一行动的结果吓坏了。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当然不只限于四个独特的伟人的名字，而是四个伟人的名字镶嵌于无数的亚利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尔、泰恩、佩恩、塔珀和詹姆森之中，这些人无一不是能言善辩、吵吵嚷嚷，非常惹眼，而且处处要求得到与别人同等的注意。奥兰多一向敬畏印刷品，这让她面临一项苦差，但她把椅子拉到窗前，凭着梅费尔区大宅与大宅之间滤射进来的光线，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要想得出结论，惟有两条途径，这一点现在已很清楚。或者八开本的著作写上六十大卷，或者把这个结论压缩到以下六行字的长度。现在既然时间所剩无几，为节省起见，在这两个途径中，我们还是选择后者。那么奥兰多(在打开半打书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本书题献给某位贵族，这很奇怪；其次(在翻阅了一大摞回忆录后)，有几位作家的家谱有她的家谱一半厚；再次，如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前来饮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英国“前拉斐尔派”女诗人。）拿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裹住方糖夹是极端失策之举；再次(有半打庆祝一百周年的宴会请帖)，既然文学吃了所有这些晚宴，一定变得十分肥硕；再次(她被邀请参加许多讲座，主题均为某某人对某某人的影响、古典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幸存，以及其他同样动人的各式名称)，既然文学听了所有这些讲座，一定变得十分枯燥；再次(她出席了一位贵妇的招待会)，既然文学披挂上如此一堆裘皮披肩，一定变得十分尊贵；再次(她拜访了卡莱尔在切尔西的隔音房间)，既然天才需要如此悉心呵护，他们一定变得十分娇贵；于是她终于得出自己的最后结论，这个结论举足轻重，但我们已大大超出六行的限制，所以只能对它略而不谈。得出这一结论后，奥兰多久久伫立窗前，凝视窗外。因为，任何人得出一个结论，就如同将球抛向球网的另一边，必须等待那无形的对手把它抛回来。她想知道，从切斯菲尔德大宅上那片黯淡的天空，会有什么东西飞下来给她?她握紧双手思索着，站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她吃了一惊——此处我们只能希望，如同上次，纯洁、贞操和谦恭会把门推开一条缝，至少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有时间想想，作为传记作者，如何掩饰这段必须小心讲述的历史。啊，但她们没有这样做!当年这几位小姐把白色衣裙抛给赤裸的奥兰多，看到它落在离她还有几英寸的地方；这些年来她们已放弃了与她交流，现在正忙着别的事情。那么，在三月这个阴暗的早晨，难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来缓和、遮掩、藏匿这无可否认的事件吗?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事件?因为经过这一突如其来的一惊，奥兰多——然而赞美上苍，此时此刻，窗外开始响起微弱、尖细、长笛般柔和、清澈、飘忽、时断时续的老式手摇风琴声，如今时不时也还有意大利的街头琴师在小巷里摇这种风琴。尽管它很土气，发出的吱嘎声上气不接下气，但我们还是接受这干预吧，仿佛它是天音流转，用它来填充此页，直到那无法回避的时刻到来，对此，男仆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女仆也很明白，读者同样不得不看到；因为奥兰多本人显然已无法继续不理不睬。让手摇风琴声响起，带着我们的思绪漂游，因为乐声响起时，思绪不过是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在所有载体中，它最笨拙，也最游移不定。思绪漂到屋顶，那晾衣服的后院——这是什么地方?你是否认出那大片绿色、中间的尖顶，和两边蹲伏了一对狮子的大门?啊，对，那是丘花园!行，就停在丘花园吧。于是，我们到了丘花园，我今天(三月二日)要指给你们看，在那棵李树下，有一株麝香兰，一株番红花，还有杏树上的粒粒花苞。走到那里，就要想到球茎，多毛的、红色的球茎，十月时插人大地；现在开花了；就是要幻想出更多难以出口的事情，就是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甚至一支雪茄，就是把一件斗篷铺到大橡树下(因为韵律的需要：英文里斗篷(cloak)与橡树(oak)压韵，故有韵律之说。)，坐下来等待那只翠鸟，据说有人看到它傍晚时分穿梭于两岸之间。等等!等等!翠鸟来了；翠鸟没来。瞧，此时此刻，工厂的烟囱在冒烟；瞧，市政府的文职人员乘着轻便小船在湖中闪过。瞧，老妇人在遛狗，年轻的女仆第一次戴上新帽子，戴得角度都不对。瞧他们所有人。尽管上苍仁慈地命令隐藏人心中的秘密，我们因此永远受到诱惑，去猜测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我们依然透过袅袅烟圈，看到对一顶帽子、一条小船、地沟里一只老鼠的天生的欲望，那欲望燃起，就像当年我们看到——当手摇风琴声响起，思绪如此这般泼溅到浅盘上，就有了这种愚蠢的跳跃——君士坦丁堡附近清真寺光塔背后的田野里烈火熊熊燃起。我们歌颂欲望得以实现之辉煌。欢呼天生的欲望吧!欢呼幸福!神圣的幸福!以及形形色色的欢娱，鲜花与美酒，虽然前者凋谢，后者令人醉生梦死。星期日花半个克郎买张票离开伦敦，在昏暗的小教堂里赞美死亡或者做点儿什么，打断那些打字、信件归档、编造谎言、建立帝国的勾当。甚至欢呼女店员唇上那道红红的、粗俗的弯弓(仿佛朱庇特用大拇指笨拙地蘸了红墨水，顺手草草涂写的一个标志)。无论男性小说家怎样说，欢呼幸福吧!穿梭于两岸之间的翠鸟一切天生欲望的实现。或祷告；或否认；欢呼吧!无论幸福是什么形式，希望它来得更多、更古怪。因为阴暗的溪流淌动着——倘若它真像韵律所暗示的“仿佛梦境一般”（英文里溪流(stream)与梦境(dream)压韵。）——但我们通常的命运尚不及此；没有梦，只有活着、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循规蹈矩，仿佛生活在遮天蔽日的大树之下，当翠鸟蓦地从一岸掠向另一岸时，那橄榄绿色的浓荫淹没了远去翠鸟羽翼上的蓝光。那么，欢呼幸福吧，而此后的梦境不再值得庆贺，在那些梦境中，清晰的影像膨胀变形，犹如乡间小客栈店堂里污迹斑斑的镜子，映出一张变形的脸。在漆黑的梦境中，完整裂成碎片，我们变成无数小碎块儿；但沉睡，沉睡，睡得如此深沉，一切形状都碾成无限柔软的齑粉，一片神秘莫测的朦胧，在那里，蜷曲着，藏在裹尸布里，如一具木乃伊，似一只蛾子，我们躺在深深的睡梦的沙滩上。不过且慢!且慢!这一次，我们并不打算造访那阴暗的领地。蓝光一闪，似一根火柴，从眼前划过，它飞了起来，熊熊燃烧，冲破沉睡的封锁；翠鸟；红色、稠密的生命之潮，折回头来，流淌，奔涌。我们起身，视线(因为一首韵诗是多么轻而易举，就让我们完成了从死到生的尴尬过渡)落到——(此时手摇风琴声戛然而止)。“是个男孩，漂亮极了，夫人，”接生婆班廷太太说，把奥兰多的头生子放到她怀里。换句话说，三月二十日凌晨三时，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奥兰多再次站到那扇窗前，不过读者可以鼓足勇气；同类的事情今日不会再发生，而这也不是同一日了。因为我们若像奥兰多那样望向窗外，会发现公园街已面目全非。人可以在那里站上十几分钟，像奥兰多现在一样，却看不见一辆四轮大马车驶过。“瞧那玩艺儿!”过了一些天后，她会惊呼起来，因为她看到，一节截短的车厢，很滑稽可笑的样子，没有马拉，自己滑了过去。没有马拉的马车!说到这儿，她被人叫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又看了一眼窗外。如今的天气变得很奇怪。她禁不住想到，天空变了。爱德华国王，看，他在那里，刚钻出那辆式样灵巧的布鲁厄姆车，去拜访街对面的某位女士。他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天空不再阴霾密布，也不再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云雾缩成一层薄纱；天空似乎由金属制成，热天时光泽全无，成了铜绿或橘黄色，如同烟雾中金属的颜色。这压缩有点儿吓人。一切似乎都压缩了。前一晚，她的车经过白金汉宫，她过去以为会永存下去的庞然大物，现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高高的礼帽、寡妇的丧服、号角、望远镜、花圈，全消失得一千二净，人行道上没有留下它们的任何踪迹，连个水坑都没有。然而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回到窗前最喜爱的位置。现在是夜晚了，变化更是覆地翻天。看那些屋里的灯光!用手一触，整个房间灯火通明，成百上千的房间灯火通明；而且间间相同。一个个小方盒子，里面的一切一览无余；没有了隐私，没有了以往那些徘徊的身影和隐蔽的角落，没有了那些身着围裙、手端油灯的女人，她们把油灯放在这张或那张桌上，灯光颤抖着，摇曳着。如今，只要用手一触，整个房间立即灯火通明。天空彻夜明亮．街道也很明亮，一切都很明亮。中午，她又回到窗前。女人们近来变得多么狭长啊!她们看上去全似玉子杆子，笔直、光鲜、一模一样。男人的面颊光滑如手掌。空气非常干燥，显出一切事物的光彩，似乎也使面颊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要哭泣愈发困难了。水有两秒钟就变热。常春藤或者枯死，或者从房子的外墙亡袖铲去。植物生长得不那么繁茂，家庭也小得多了。窗帘和盖布卷起来，墙壁露出本来的面目，挂上些色彩鲜艳的新图片，或镶在镜框中，或画在木头上，图中都是实物，譬如街道啦、雨伞啦、苹果啦。有某种鲜明、独特的时代特点，令她想起十八世纪，但有一种铤而走险、一种疯狂的东西，她正这样想着，好似几百年来一直走在一条漫长无比的隧道中，隧道豁然开朗，光线倾泻进来；她的思想神秘地变得非常紧张，仿佛一个调琴师，把调弦的家伙插进她的脊背，然后旋紧神经；与此同时，她的听力变得非常敏锐，可以听到屋里一切细微的动静，座钟的滴答声好似击锤声。几秒钟的光景，光线愈发明亮，她看到一切愈来愈清晰，座钟的滴答声也愈来愈响亮，直至在她耳中发出可怕的爆炸声。奥兰多跳起来，仿佛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她被击了十下。事实上，这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也就是现时。奥兰多跳起来，手按心口，脸色灰白，这也并不足怪。还有什么能比现时这一启示更可怕呢?我们能够抵挡住这一惊吓，完全在于前有往昔、后有未来的庇护。不过眼下，我们可没有时间思考这一问题，奥兰多已经晚了。她跑下楼，跳上汽车，推下离合器，汽车嗖地向前冲去。庞大的蓝色建筑物高耸入云；红色的烟囱帽七零八落地散布在空中；马路似银头钉子闪闪发光；面色苍白的公共汽车司机，呆板地驾驶着双层车，居高临下地向她逼来；她注意到海绵、鸟笼、成箱的彩色防水布。但在驶过当下走一独木桥时，她不允许这些景象渗入她的脑海，哪怕只有微小的一丁点儿，惟恐落人桥下汹涌的急流。“你就不能眼睛看着你要去的地方?……手伸出来行不行?”她厉声说，好像这些话猛地脱口而出。街上人山人海，人们过马路时，根本不看要去的方向。他们围着商店的平板玻璃窗嘁嘁嚓嚓，窗里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奥兰多觉得这些人好似蜜蜂，但这想法立即被剪断，她眨了眨眼睛，恢复了透视感，看到他们是人。“你就不能眼睛看着你要去的地方?”她厉声喊道。她终于来到马歇尔和斯奈尔格罗夫百货商店，走了进去，各种色彩和气味扑面而来。现时如沸腾的水珠，从她的身上洒落。摇曳的灯光如夏日微风吹拂起的轻软衣料，上下飘荡。她从手袋中拿出一张单子念起来，声音古怪又拘谨，仿佛她正在一个流出五彩水的水龙头下捧着这些字：男孩靴子、浴盐、沙丁鱼。她看见灯光照在上面，这些字词不断变化。浴盐和靴子变得迟钝；沙丁鱼变成锯齿形，像把锯子。她站在一楼的男装部，东张西望，用力嗅着各种气味，耽误了几秒钟，然后走进电梯，只因为电梯门开着。电梯平稳地向上行驶，她想，如今的生活结构本身就是魔术。十八世纪时，我们知道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但现在，我腾起在空中，听见人们从美国发出的声音，看见人们飞上天空，但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无从猜测。我又开始相信魔术了。这时电梯咯吱一声停在二楼，她看到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微风中飘扬，传来奇特的气味；电梯每停一次，电梯门每开一次，都会有另一个小世界展现在你眼前，那个世界的各种气味扑面而来。她忆起伊丽莎白时代泰晤士河畔的外坪，运珍宝的船和商船停靠在那里。它们的气味是多么丰富、多么奇特啊!她把手指头探进装珍宝的麻袋，粗糙的红宝石漏过她的手指，那感觉她至今记忆犹新。然后与苏姬——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吧——躺在一起，坎伯兰的灯笼一闪一闪照在他们身上!坎伯兰家族现在有栋房子在波特兰街，前两天她与他们共进午餐，还冒昧地拿希思路的救济院跟那老头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听后直眨眼睛。但此时电梯已经上到顶层，她不得不下来，进了天知道他们所谓的什么“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查看自己的购物单，但哪儿那么容易就找到单子上吩咐的浴盐或男孩靴子呢。她什么也没有买，就打算下楼去了，幸好她并没有鲁莽行事，因为她不由自主大声念出单子上的最后一项，而它凑巧是“双人床单”。“双人床单，”她对柜台前站着的一个男人说，感谢老天的安排，那男人恰巧是卖床单的。因为格里姆斯迪奇，不对，格里姆斯迪奇已经死了；巴特洛莫，不对，巴特洛莫也死了；那么是路易丝，路易丝前两天气急败坏地来找她，因为在君王卧榻的床单上发现了一个洞。许多国王和女王都在铺了这床单的卧榻上睡过——伊丽莎白、詹姆斯、查理、乔治、维多利亚、爱德华，难怪床单上有个洞呢。但路易丝断言她知道是谁干的。是康索尔特王子。“讨厌的德国佬!”她说(因为又发生过一次战争，这一次是与德国人开仗)。“双人床单，”奥兰多迷迷糊糊地重复了一遍，因为一张铺着银色床罩的双人床，她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房间的格调有点儿俗，全是银色的，但她当年装饰这房间时，正格外青睐这种金属。那男人去拿双人床单了，她掏出小镜子和粉扑，一边漫不经心地补妆，一边想，女人现在的举止再没有那般含蓄，可不像当年她变成女人、躺在“痴情女郎”号甲板上时那样了。她不慌不忙，在自己的鼻子上浅浅扑了几下。她从不碰面颊，老实说，虽然已经三十六岁，她看上去一点不老，依旧是那样噘着嘴，那样郁郁寡欢，那样英俊，那样肤色红润(像一棵装饰了无数蜡烛的圣诞树，萨莎曾说)，恰似那天在冰上，泰晤士河封冻，他们去溜冰——“最上乘的爱尔兰亚麻制品，夫人，”那店员说，在柜台上摊开床单。她心不在焉地摸着床单，就在此刻，分隔两个营业部的弹簧门打开了，或许是从装饰品部那边，飘来一股蜡烛的香气，仿佛是粉红色的蜡烛，那香气曲曲弯弯，如贝壳包着一个人形儿，年轻、苗条、诱人。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是个姑娘，上帝!毛皮、珍珠、俄罗斯裤子；但无情无义，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奥兰多喊起来(那男人已走开了)，整个商店似乎上下翻腾着滚滚黄水，她看到远方出海口处那条俄罗斯大船的桅杆。那香气生出的海螺壳奇迹般地(或许门又开了)变成一个台子，从那高台上走下一个臃肿的女人，身着裘皮衣，保养得很好，妖冶冷艳，头戴冠冕，她是一位大公的情妇，正靠在伏尔加河畔吃三明治，一边看人们溺水而死；她开始穿过商店，向她走来。“啊，萨莎!”奥兰多喊了起来。她真的很震惊，没想到她会变成这样，那么臃肿，那么无精打采。她赶紧低下头看床单，好让那幽灵，那穿裘皮衣的半老徐娘和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的幽灵，以及它所带来的蜡烛、白花和旧船气味从她身后过去，别注意到她。“夫人，今天要不要再买些餐巾、毛巾、尘拂?”店员追问。幸亏有张购物单子，奥兰多举起来看看，才能镇定自若地回答，现在这世上她惟一需要的，就是浴盐；而它在另一个商品部才能找到。再次乘坐电梯——任何景象的重复都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她再次下沉，远离当下；当电梯砰的一声降到地面上时，她觉得自己听到一只罐子摔碎在河岸上。至于找到她所要去的商品部，无论是哪一个，她若有所思地站在各式手提包中间，对所有店员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店员个个彬彬有礼、身穿黑衣、头发梳得齐整，显得生气勃勃。他们一概是什么人的后裔，可能有些人也像她一样，自豪地来自久远的过去，但他们选择降下现时这道防护屏，于是今天他们不过是百货商店的店员。奥兰多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牛津街上的车流。双层汽车似乎堆到了一起又分开。那天泰晤士河里的冰块也这样翻腾。一位老绅士穿着皮拖鞋骑在一块冰上。他沉下去了——她现在可以看到他——嘴里诅咒着爱尔兰叛乱者。他沉下去了，就在她的汽车所停之处。“时光弃我而去，”她想，试图打点精神，“这就是中年的来临。多奇怪啊!一切都不再简单。我拎起手袋，想到的是冰上冻僵的老妇。有人点燃一支粉红色蜡烛，我看到的却是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走出门外，就像我现在这样，”她踏上牛津街的人行道，“我闻到了什么?草药。我听到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我看到崇山峻岭。土耳其?印度?波斯?”泪水溢满她的眼眶。读者或许会觉得，奥兰多离现时有点儿太远了，他们看到她正准备钻进自己的汽车，满眼都是泪水和波斯高原的幻象。的确，善于把握生活的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往往是些无名之辈，不能否认，这些人有时设法把六、七十个时间协同起来，让它们在正常的人体内同时跳动，因此当十一点的钟声敲响，所有其他时间齐鸣，当下即非剧烈的断裂，亦非全然沉溺于往昔。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不多不少地活了墓碑上分配给他们的六十八年或七十二年。其他人虽然走在我们中间，我们却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有些人尽管经历了生命的形式，但他们还没有出生；另一些人虽然自称三十六岁，却已经活了几百岁。无论《英国名人传记辞典》上怎么说，人生的真正长度，永远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这种计时十分棘手；转眼就能扰乱它的，莫过于接触任何艺术。或许因为迷恋诗歌，奥兰多丢了购物单，没有买沙丁鱼、浴盐和靴子，就开始往家走。现在，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车门上，站在那里，现时开始狠狠敲击她的脑袋。她挨了结结实实的十一下。“讨厌死了!”她大叫。因为钟声对神经系统震动巨大，所以关于奥兰多，我们这会儿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除了她眉头微蹙，令人钦佩地换挡，又像以前那样脱口喊道：“看着你要去的方向!”“你糊涂了还是怎么的?”“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同时驾了汽车嗖一下冲出去，东拐西拐，钻来钻去，因为她驾车是把好手。她驶过摄政王街、干草市场、诺塔姆伯兰德大道，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左拐，直行，右拐，再直行……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四，老肯特路上行人络绎不绝，已蔓延到了人行道外。女人们拎着购物袋。孩子们东跑西窜。布店大减价。街道窄了又宽，宽了又窄。长条的远景缩挤到一起。这边叫卖，那边发丧。一会儿一队人打了旗子，上面写着“集——失”，但其他的字是什么呢?肉的颜色鲜红。屠夫们站在门口。女人们的鞋跟几乎削平了。有个门廊上写着“爱战——”。一个女人从卧室窗口向外凝望，一动不动，若有所思。艾珀尔约翰和艾珀尔伯德，殡仪——。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头到尾看到完整的全部。永远是只看到开头——譬如两个朋友过街时遇上了——看不到结尾。二十分钟后，人的身心如撕碎的纸片，从麻袋中颠了出来。的确，驾车疾驶出伦敦的过程，恰似在失去知觉、或许在死去之前，个性被剁成小块，以至从何种意义上可以说奥兰多存在于现时，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确，我们差点儿以为她已经完全解体，但此时，终于从右侧伸出一道绿色的帷帐，衬托出缓缓下落的小纸片；然后左侧又伸出另一道帷帐，可以看到不同的纸片在空中打旋儿；绿色帷帐在两侧不断伸展，她的头脑恢复了聚合事物的魔术手法，她看到了一座农舍、一个晒谷场、四头牛，都与实物一样大小。奥兰多这才松了口气，默默点燃一支烟，一口一口地吸了一两分钟。然后，她迟疑地叫了一声“奥兰多?”，仿佛她想见的人可能不在那里。因为如果七十六个不同的时间(碰巧)一起在脑子里滴答滴答走起来，老天啊，得有多少不同的人同时停留在人的内心?有些人说是两千零五十二。那么此人现在正好独自一人，她唤“奥兰多?”(倘若这是此人的名字)，意思是说，得了，得了!我烦死这个自我了，我想要另一个自我，这真是天下最稀松平常的事。因此我们才在朋友身上看到那些惊人的变化。但这也并非就会一帆风顺，因为人们虽然可以像奥兰多那样(假定出城来到乡村，需要另一个自我)唤一声“奥兰多?”，但她需要的奥兰多，可能并不肯前来；我们建立起的这些自我，一个叠一个，好似侍者手中一摞盘子，它们在其他地方有自己的事业、自己意气相投的朋友，自己小小的宪法和权利，随便你怎么称呼(这些事大多没有名称)，因此一个只肯下雨时来，一个要房间里有绿窗帘才来，另一个得等琼斯先生不在时，还有一个要你允诺给它一杯酒等等，等等；因为每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经历，成倍地增加与不同自我达成的不同妥协，有些荒唐透顶，根本无法在书中提及。就这样，在谷仓近旁的拐弯处，奥兰多呼唤“奥兰多?”有点质问的口气。她等了一会儿，但那个奥兰多没有来。“那好吧，”奥兰多随和地说，这种时候人们往往如此。她又来试另一个，因为她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自我可以召唤，远远超出我们的篇幅所能允许。传记只须叙述六七个自我，就可以认为是完整的了，而一个人完全可能有上千个自我。那么，选择那些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奥兰多现在召唤的，可能是那个砍断套在黑鬼骷髅头上绳索的少年；也可能是又把骷髅头拴好吊起的少年、坐在山坡上的少年、看到诗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或者她在召唤那个爱上萨莎的青年、廷臣、大使、军人、旅行者；或许是那女子、吉卜赛人、娴雅的贵妇、隐修士、热爱生活的少女、文人的女恩主、那个称马尔(意为热水澡和傍晚的炉火)或谢尔默丁(意为秋天树林中的番红花)或邦斯洛普(意为我们每天死过一遍)或三个称呼联在一起的女人，这后一个意思更多，篇幅所限，容不得我们把它写出来。所有这些自我都不相同，她可以召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许如此；然而似乎可以肯定(因为我们现在身处“或许”和“似乎”的领域之内)，她最需要的那个自我却游离在外，从她的讲话中可以听出，她在不断变换自我，速度之快，就像她驾驶的汽车，每拐一次弯，都有一个新的自我出现。而知觉中的自我才是最重要的，有产生欲望的能力，此时，碰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它仅仅希望保持自我。这即是某些人所谓的真我，人们说，它集中了人身所有的自我，由它作为船长来加以指挥，它把它们锁起来，它就是钥匙，它还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加以控制。奥兰多肯定是在寻找这一自我，因为读者可以根据无意中听到她驾车时说的话，判断出这一点(倘若这些话听起来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琐碎又枯燥，有时根本不知所云，那就是读者的错了，谁让你听一位女士自言自语呢；我们只管照搬她的话，在括号中加上我们认为哪一个自我在说话，但我们的猜想很可能并不正确)。“那么是什么?是谁呢?”她说。一个女人，三十六岁，坐在汽车里。这点不错，但还有无数其他。势利眼，我是那样吗?府邸里悬挂嘉德勋章?豹子纹章?祖先?因他们感到自豪?是的!贪婪、奢侈、堕落?我是那样吗?(此时一个新的自我出现)。是又如何?我才不在乎呢。忠诚?我想是的。慷慨?啊，那不算数(此时又一个新的自我出现)。一上午不起床，听鸽子叫，床上铺得都是精致的亚麻织物；银碟、美酒、男女仆人。娇惯坏了?可能。拥有的太多，却一事无成。于是有了我的书(此处她提到五十种经典作品；我们觉得，这代表了她撕掉的那些早期浪漫作品)。敏捷、善辩、浪漫。但(此时另一个自我出现)笨手笨脚。我真是再笨拙不过了。还有——还有——(此处她在迟疑是否该说那个词，如果我们建议用“爱情”，有可能不对，但她确实笑了，而且脸红，然后喊出声来)翡翠蟾蜍!哈里大公!天花板上的青蝇!(此时另一自我出现)。但是奈尔、基特、萨莎呢?(她陷入阴郁之中：实际上是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眶中打转，因为她早就不再哭泣)。树木，她说。(此时另一个自我出现。)我喜欢在这里生长了二千年的古树(她经过树丛)。还有谷仓(她经过路边一个摇摇欲坠的谷仓)。还有牧羊犬(这边来了一只，颠颠儿地跑过公路。她小心翼翼地避开它。)还有夜晚。但是人(此处另一个自我出现)。人嘛?(她作为问题又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饶舌、恶毒、不说实话(此时她拐进家乡小镇的主要街道。)这天正是集日，街上挤满了农夫、牧人、挎着篮子的老妇，篮子里装着老母鸡。我喜欢农民。我知道庄稼是怎么回事。但(此时另一个自我犹如灯塔射出的光束，跃过她的思维的顶部出现了。)名望!(她大笑。)七版。获奖。晚报上登出照片(此处她指的是《大橡树》和她所获的伯德特·库茨纪念奖；此处我们必须占用一点儿篇幅，略微交待一下，作为她的传记作者，我们的确深感不安，因为她漫不经心地一笑，就带过了全书的高潮和尾声。但谁让传主是女人，高潮和尾声——一切都乱套了，她要强调的，永远都与男人不同)。名望!她重复了一遍。诗人——骗子；两者都像每日清晨的邮件一样定时出现。宴请，聚会；聚会，宴请；名望——名望!(此时她不得不放慢车速，穿过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人注意到她。一位获奖女士吸引的注意力，远不及鱼贩店里的鼠海豚，即使她还可以一个叠一个，戴上三重冠冕。)现在她把车开得很慢，嘴里哼着一首老歌，“我有几块金币，拿来做什么。买了几棵树儿，长满花骨朵。花开了，花开了，走进花花树丛，听我把话说。告诉我的儿子，名望值几何。”她这样哼着，所有的词开始这里瘪进一块，那里瘪进一块，好似用沉甸甸的珠子串起来的野蛮人的项链。“走进花花树丛，”她唱道，使劲强调这些词，“看月亮缓缓升起，大车离去了……”她突然住嘴，使劲盯着汽车的引擎罩，陷入冥想之中。“他坐在特薇琪的桌旁，”她沉思着，“皱领有点脏……是老贝克先生来量木材尺寸?还是莎——比——亚?”(我们在自言自语地说崇拜的人名时，从来不说完整。)她凝视前方十分钟，车几乎停住不动了。“萦回梦绕!”她喊到，忽然推下加速器。“萦回梦绕!我还是孩童时即如此。野鹅飞过。野鹅从窗前飞过，飞向大海。我跳起来(她更紧地握住方向盘)，伸出胳膊想抓住它。但野鹅飞得太快。我看到过它，在这里——那里——那里一—英格兰、波斯、意大利。它总是飞得很快，飞向大海，而我，总在它身后撒出网一般的文字(她把手撒出去)，它们皱缩成一团，就像收回的网，我在码头上看到过的，网中只有水草；有时，网底有一英寸的银子——六个字。但从来没有捕到珊瑚丛中的那条大鱼。”她垂下头，苦苦思索。她不再召唤“奥兰多”，一心想着别的事情，就在此刻，她刚才呼唤的奥兰多自动出现了；现在她身上开始发生的变化(她已驶过看门人的小屋，进入庭园)仿佛就证明了这一点。她全身沉静下来，就好似添了一个衬托物，于是有了外表的浑圆和结实，于是由浅变深，由近变远，一切都似井中之水，只能在深井四壁之内回旋。她沉默不语，在增加了这个奥兰多之后，不论是与非，她成为所谓惟一的自我、真实的自我。她不再言语。因为或许人们在大声言语时，那些自我(可能多达两千余个)知道它们是相互割裂的，于是试图彼此交流，而真的有了交流之后，它们反而沉默不语了。她技术娴熟地驶在弯弯曲曲的车道上，车速很快。车道穿越庭园内起伏的草坪，两旁是榆树和橡树。那起伏十分平缓，仿佛碧绿平滑的潮水漫上河滩。这里齐整地种植了一丛丛山毛榉和橡树，牡鹿倘佯其间，一只颜色雪白，另一只歪着头，因为铁丝网挂住了它的角。她心满意足地注视着这一切，树、鹿和草坪，仿佛她的心化为水，在它们四周流淌，紧紧围住它们。片刻，车驶近庭院，几百年来，她骑马或乘六轮马车到这里来，鞍前马后都有男人随从。这里曾经羽饰飞舞，火把通明，满树盛开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抖动。如今，这里只有她一人，秋叶萧萧下落。看门人打开大门。“早安，詹姆斯，”她说，“车里有些东西。你把它们拿进来好吗?”人们将承认，这几个字本来既无美感，也毫无意义，一点儿都不重要，现在却鼓鼓胀胀，充满了含义，仿佛熟透的坚果从树上坠落，这证明，如果平凡瘪缩的表皮因意义而鼓胀，它可以奇特地使人的感官得到满足。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每一动作举止都平凡依旧。因此，看奥兰多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脱下裙子，换上马裤呢马裤和皮夹克，人们会陶醉在运动的美感之中，仿佛鲁波科娃夫人在表演她那炉火纯青的艺术。之后，奥兰多大步走进餐厅，她的老友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艾迪生正在那里装模作样地看着她，仿佛在说，嘿，获奖者来啦!但是他们认识到涉及的是两百几尼（几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常用于规定费用、价格等。），就点头表示赞成。两百几尼，他们似乎在说，对两百几尼可不能嗤之以鼻。她给自己切了一片面包和火腿，把它们夹在一起，吃了起来，一边来回在屋里踱步，不知不觉中放下了陪客的架式。踱了五六个来回之后，她端起一杯西班牙红酒，一饮而尽，又倒满一杯，拿在手上，漫步走过长长的走廊，穿过十几间起居室，开始巡视大宅，挪威猎犬和长毛小犬殷勤地跟在她身后。这同样是这天的例行公事之一。归来却不巡视大宅，就好似探家离去时不与祖母吻别一样不可能。她想象，只有她一进来，这些房间就会活跃起来。它们苏醒了，睁开眼睛，似乎她不在时，它们一直在打盹儿。她还想象，她看到它们千百次，从未有一次它们看上去是相同的，仿佛在如此漫长的寿命中，它们体内贮存了无数种心境，随春夏秋冬、天气阴晴、她本人的运气和来访客人的性格而变化。对陌生人，它们永远彬彬有礼，又有点儿小心翼翼；对她，它们却是敞开心扉，无拘无束。确实，为什么不呢?迄今他们相识已近四百年，一切都无须掩饰。她知道它们的喜怒哀乐，了解它们各自的年龄和小小的秘密——一只秘密的抽屉，一只隐蔽的碗柜，它们也有缺点，例如有些部分是后添的。它们同样了解她的全部心思和变化。她对它们毫无隐瞒，无论是身为少年还是女人，她来到它们的怀抱，哭过，笑过，歌舞过，沉思过。在这一窗台上，她写下自己最早的诗歌；在那一小教堂，她举行自己的婚礼。她也将葬在这里，她沉思着，跪在长廊的窗台上，小口抿着西班牙红酒。尽管难以想象，有一天她会长眠于祖先中间，纹章上的豹身映在地板上，留下黄色的斑点。不相信永生的她，不禁觉得，她的灵魂将与护墙板的红色和沙发的绿色一样永存。此时她漫步走进大使卧房，这房间犹如躺在海底几百年的一只贝壳，已被硬壳覆盖，海水给它涂上了千万种色调；它是玫瑰色、黄色、绿色和浅棕色的。这卧房如贝壳一般脆弱，一般灿灿发光，一般空虚。再不会有大使睡在里面。啊，但她知道这宅子的心脏还在跳动。她轻轻打开一扇门，站在门槛上，不想让房间看到她(这是她的想象)。她看着壁毯在永不停息的轻风中起伏，猎人仍在策马奔驰，达弗涅仍在奔逃。那颗心仍在跳动，她想，无论多么微弱，多么与世隔绝，这大宅的那颗脆弱而不屈的心仍在跳动。她呼唤狗群和她一起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地板都是用整棵橡树刨开铺成的。一排排椅子倚墙排列，天鹅绒椅面已经褪色。它们伸出臂膀，仿佛在等待迎接伊丽莎白、詹姆斯，或者是莎士比亚，或者是从未光临的西塞罗。这情景让她忧伤，她解开围栏它们的挂钩，坐到女王的椅子上，翻开平放在贵妇白蒂桌上的手抄本。她用手指搅动年代久远的玫瑰叶，用詹姆斯王的银发刷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又在他的床上蹦了几下(尽管路易丝换上了新床单，也不会再有国王睡在上面)，然后把面颊紧紧贴在那古旧的银色床罩上。处处是防虫的小薰香袋，处处是印刷体的告示“请勿触摸”，虽然是她亲手所放，它们却似乎是在阻止她。这宅子已不再完全属于她，她叹了一口气。现在它属于时代，属于历史，活人触摸和控制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再不会有啤酒在这里漫溢(她来到老尼克·格林住过的卧室)，地毯上再不会烧出洞来。再不会有两百仆人端着热气腾腾的盘子，吵吵嚷嚷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或拽着大树枝给壁炉添柴。再不会有人在宅子外的作坊酿大麦酒，制蜡烛，打造马鞍和打磨石料，榔头和大头锤的声音都已消失。椅子和床上空无一人，金制和银制的大啤酒杯锁进了玻璃橱。寂静在空旷的大宅里上下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她坐在走廊尽头，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坐过的硬木扶手椅上，几只狗伏卧在她的四周。走廊长长的，向前伸展，直到光线几乎消失的那一点。它犹如一条隧道，深深钻入以往的岁月。她的视线循着它向前窥视，可以看到人们有说有笑，那些她所认识的大人物，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伯，口若悬河的政治家，坐在窗台上调情的恋人。人们围长桌而坐，狂啖豪饮，燃烧的木头冒出袅袅青烟，在他们的头上缭绕，他们咳嗽，还打喷嚏。再远处，她看到一组组的人排成方阵，准备跳方阵舞。一阵悠远、飘忽而庄严的音乐传来。风琴发出的低吟四处回荡。一只棺材抬进了小教堂。从里面走出来的是婚礼的队伍。头戴盔甲的武士奔赴战场。他们把从弗劳顿（弗劳顿，英格兰地名。151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在此大战，以苏格兰人战败告终）和普瓦捷（普瓦捷，法国地名。1356年的昔瓦捷战役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著名战役），带回的旗帜插在墙上。长长的走廊渐渐有了这些东西，而再往前看，她觉得在走廊的尽头，在伊丽莎白时代和都铎王朝那些人之前，依稀可以辨认出一个更老、更远、更暗的人影，一个穿蒙头斗篷、面色严峻的隐修土，双手紧握一本书，口中喁喁低语——大座钟雷霆般敲了四下。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地震，将整个镇子夷为平地。长廊和长廊里的一切，霎时间灰飞烟灭。在窥视长廊时，她的面色本是阴沉、严肃的，此时却好似被火药的爆炸所照亮。在同一光亮的照耀下，她四周的一切都极其清晰地显露出来。她看到两只苍蝇在盘旋，而且注意到它们身上的蓝色光泽；她看到脚下的地板有个木瘤，狗的耳朵微微抽动。同时，她听到花园里有粗树枝折断的声音，一只羊在庭院中咳嗽，一只褐雨燕尖叫着从窗前掠过。她的身体开始战栗、颤抖，仿佛倏忽间赤身裸体站在冰天雪地之中。但她没有像伦敦大钟敲响十下时那样，而是保持了完全的镇静(因为她现在是完整的一体，或许承受时间震动的面积也更大)。她不慌不忙地起身，唤了她的狗，坚定但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来到花园。此处植物的阴影异常清晰。她注意到花圃中不同的土质，仿佛眼睛上附了一个显微镜。她看到每一棵树上嫩枝盘绕。草的叶片清晰可见，叶脉和花蕊上的斑纹也是同样。她看到花匠斯塔布斯沿小径向她走来，绑腿上的每一粒扣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看到拉车的两匹高头大马白蒂和王子，她从未如此清晰地注意到白蒂脑门上有块白色的星痣，而王子的尾巴上有三根鬃毛长过其他的鬃毛。屋外的方庭中，房屋年久失修的灰墙，看上去好似表面刮磨了的新照片；她听到平台上的扬声器放了一段舞曲，是人们在维也纳铺着猩红天鹅绒的歌剧院欣赏的舞曲片断。她因现时而兴奋和紧张，但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只要时间的深渊张开大口，只要让一秒钟滑过，某种未知的危险就会接踵而来。这种精神上的持续紧张，强烈到了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地步，无法长时间忍耐下去。她开始走得飞快，穿过花园，来到庭园，腿脚好像不听使唤似的。她花了好大力气，逼迫自己停在木匠房旁，一动不动地盯着乔·斯塔布斯制作马车轮子。她站在那里，眼睛死死盯住他的手，这时一刻钟的钟声敲响了。这钟声如流星穿透她的身体，炙热灼人。她清清楚楚看到乔的右手大拇指没有指甲，在应该长着指甲的地方，是一块粉红色凸起的肉。这景象让人恶心，有一刻，她觉得自己昏了过去。但就在那片刻的昏黑之中，她的眼睑眨动了几下，她摆脱了现时的重压。在她的眼睑眨动留下的阴影中，有某种奇特的东西，某种现时永不拥有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看天空来验证)——它令人恐怖即是由此而来，它那无以诉说的性质也是由此而来——某种人们急于要用某个名称把它的实体固定下来、称之为美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个实体，而像个影子，没有自己的实质或特性，但它的力量却足以令它所依附的任何物体改观。她在木匠房旁感到眩晕、眨动眼睑时，这影子溜了出去，附着于她一直在观看的数不清的景象，使它们成为可以容忍、可以领悟的东西。她的头脑开始大海般上下起伏。她离开木匠房，开始爬山，并如释重负地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想，我又可以开始生活了，我在蟒湖旁，小舟正跃上那夹裹了成千上万毁灭的白色波峰……以上都是她的话，说得很清晰，但我们不能隐瞒以下事实：她现在只是非常冷漠地目睹眼前的真实情况，很容易把羊当成牛，把一个名叫史密斯的老头儿当成一个与他毫无干系的琼斯。因为没有指甲的拇指投下的眩晕的影子，此时在她的脑后部(距视线最远的部位)加深了，进入了事物栖息的一潭池水，那里是如此黝黯，以至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此刻，她俯视这倒映出一切的池水或海水。的确，有人说，人的所有最炽烈的情感、艺术和宗教，都是在可见世界变得模糊时，我们从大脑后部那个黑洞中看到的映像。现在她久久地、意味深长地凝视那里，瞬间，她上山走过的长满羊齿草的小路不再是一条完整的小路，而有一部分变成了蟒湖；荆棘丛有一部分变成了指夹名片盒的女士和手拿金头手杖的先生；羊群有一部分变成梅费尔的高宅。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部分地变成了别的东西，仿佛她的意识变成了丛林，不时分隔出一些林中空地。物体时远时近，交叠又分开，于是在光和影的无数交叉中，构成奇特无比的连接与组合。她忘却了时间，除了挪威猎犬卡努特追逐一只兔子，使她想起一定已经到四点半了，实际上已是五点三十七分。长满羊齿草的小路，曲曲弯弯，不断向上，直通山顶的那棵大橡树。比起当年他们相识之时，那大概是一五八八年，它长得更粗大、更健壮了，也生出了更多的树瘤，但它仍然风华正茂。那小小的叶子生出尖褶，仍在树杈上刷刷颤动。她扑倒在地，感受树的筋骨像脊椎伸出的肋条，在她身下四处伸展。她喜爱想象自己骑在世界的脊背上。她喜爱附着于某个坚实的东西。她在扑向大地时，皮夹克的前胸口袋里掉出一本红布装订的小书，四四方方，是她的诗作《大橡树》。“我应带把小铲来，”她沉思道。树根上覆盖的土层很浅，她能否如愿以偿，把这本书葬在这里，似乎很值得怀疑。此外，它还有可能被狗刨出来。运气从不光顾这些象征性的庆祝仪式，她想。那么，或许没有这些仪式会更好。她差一点就要发表一个小小的演讲，她原打算一边下葬一边演讲。(这本书是初版中的一本，有作者兼艺术家的签名。)“我把它作为贡品葬在这里，”她本准备说，“回报这片土地给予我的一切。”但是，天啊!这些话一旦大声说出口，听起来是多么愚蠢!她想起老格林，前两天他走上讲台，拿她与弥尔顿相比(除了他是盲人这一点)，并递给她一张二百几尼的支票。她当时就想到山上的这棵大橡树，那与这些有何相干?赞美和名望与诗有何相干?出了七版(这本书的版次已绝对不低于此)，又与它的价值有何相干?难道写诗不是一种秘密的交流，即一个声音对另一声音回应?那么，这一切的喋喋不休，这一切的赞美与指摘，以及会见那些对你大加赞美和未加赞美的人，与这件事本身，即一个声音回应另一个声音相比，都是再荒唐不过了。她想，所有这些年，对树林古老的低吟，对农庄和门边交颈而立的枣红马，对铁匠铺、厨房、辛辛苦苦孕育出麦子、芜菁和青草的田野，对鸢尾和贝母花怒放的花园，她作出了踟蹰的回应，还有什么能比这些回应更神秘、更舒缓、更似恋人之间的交媾呢?她让自己的书凌乱地摊在地上，并没有把它下葬。这个傍晚，她面前那广阔无垠的风景，在阳光和阴影下时明时暗，一如变幻多端的海底。远方的村庄，露出榆树掩映的教堂尖塔；庭园中有一座灰色拱顶的庄园大屋；一座灯塔在眨眼睛；农家场院里堆着黄色的玉米秸垛。田野上星星点点遍布黑色的树丛，在田野的另一端，伸展出长长的林区，那里还有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然后又是山地了，遥远的斯诺登峰从云中露出白色的危崖。目穷之处，是苏格兰的山峦和赫布里底群岛周遭漩涡密布的汹涌海潮。她竖起耳朵听海上的炮声。没有炮声，只有风声，如今已没有战争。德雷克不在了，纳尔逊不在了。“这里，”她想，一直凝望远方的视线再次落到身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是我的领地：丘陵之间的那个古堡曾属我所有；几乎蔓延到海边的那片沼泽也曾属我所有。”此时四周的风景(必定是渐渐黯淡的光线耍的把戏)扭动着、聚积着，于是所有房屋、古堡和树林，所有这些累赘都从帐篷状的四壁上滑了下去。土耳其光秃秃的山脉展现在她眼前。正是阳光灼灼的正午。她两眼紧盯焦炙的山坡，山羊群在她脚边啃食沙地上的草丛，头顶上有只鹰在翱翔。吉卜赛老人拉斯多姆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与此相比，你的祖先，你的宗族，还有你的财产，算得上什么?你要四百间卧房，所有的盘子上都有银盖碗，还有掸灰的女仆，又有什么用处?”峡谷中某个教堂的钟声响起，帐篷状的风景坍塌了，现时再次兜头倾泻下来。但此时，光线已渐渐黯淡下来，比先前柔和了许多，不再映出栩栩如生的细小景象，而只有雾霭蒙蒙的田野、灯光闪烁的农舍、昏昏欲睡的树林，以及一束扇形的灯光，沿着小路推移着前面的黑暗。她不知敲响的是九点、十点还是十一点的钟声。黑夜已降临。她一向喜爱黑夜，黑夜里，意识如一潭黝黯的池水，倒映出的景象总比白昼时清晰。现在不必再觉得眩晕才能窥视到黑暗中形成的事物，看到意识的池水中，时而现出莎士比亚，时而现出穿俄罗斯裤子的少女，时而是蟒湖中的模型船，时而是真正的大西洋，那里暴风雨掀起的冲天巨浪正席卷合恩角。她窥视黑暗之中，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正升上高高的浪尖!向上，它向上，再向上。千百次毁灭的白色波峰在它面前升起。啊，快啊，荒唐的男人，总是如此枉然地顶风绕合恩角航行!但那双桅帆船穿透波峰，出现在它的另一侧；终于安全了!“妙极了!”她喊道，“妙极了!”之后，风渐渐止息，海水平静下来；她看到海浪在月光下平静地泛着涟漪。“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她站在大橡树旁喊道。那美妙、绚烂的名字，犹如一根铁青色的翎毛，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她看它飘落，好似一支缓缓坠落的箭，翻动，旋转，穿透厚厚的空气，徐徐而行，无比优美。他就要来了，一如既往，在死寂的时刻。当风平浪静、秋日树林里斑点相间的树叶飘落到她的脚边时，当豹子一动不动，月儿映在水中，天地之间万籁俱寂之时，他来了。此时已近午夜，万物归于沉寂。原野上缓缓升起一轮明月。月光下，大地上耸起一座幻影般的古堡。那大宅巍然屹立，所有的窗户都沐浴在银光之中。没有城垣，没有实体。一切均为幻影。一切归于沉寂。沐浴在光亮之中的万物似乎都在等待一位逝去的女王的驾临。奥兰多俯视脚下，看到暗色的羽毛在庭院里飞舞，火炬闪烁着点点光亮，人影跪在地上。一位女王再度跨出銮舆。“恭迎圣驾，夫人，”她喊道，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一切都没有变。我的父亲，逝去的勋爵，将为您引路。”她正说着，午夜的第一声钟声敲响了。现时的丝丝凉风轻拂她的面颊，带来一丝忧虑。她焦急地仰望天空。天很黑，阴沉沉的，风在她耳边咆哮。但在风的咆哮中，她听到一架飞机行行渐近的轰鸣声。“这里!谢尔!这里!”她喊道，向月亮(它已现出明媚的身姿)亮出她的胸脯，她的珍珠闪闪发光，犹如一只硕大的月蜘蛛的卵。飞机冲出云层，悬在她头顶上空。她的珍珠在黑暗中闪烁着灼灼磷光。现在已是一名优秀海船长的谢尔默丁，容光焕发，敏捷地跳到地面，就在此时，一只野鹅腾起，掠过他的头顶。“是那只鹅!”奥兰多惊叫起来。“那只野鹅……”午夜的第十二声钟声敲响；午夜十二点，星期四，十月十一日，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全文完）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