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八位之多，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至于在“中条山会战”中团、营、连长等军官殉难者就更难以计数了。反观整个“百团大战”，却仅有谢家庆和李林两位团长级军官阵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如何强化呢？其实，所谓治安强化便是恶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便是烧光、抢光、杀光的意思。日本军人为了“维护”占领区的“安全”，在他们占领的点和线的周围制造一个无人的真空地带以为安全区，是凡原本生活在被他们核定为安全区内的房屋、人畜、作物，一律烧光、抢光、杀光。日军执行这一项灭绝人性的行动十分彻底，在可怕的“安全区”内很难留下活口，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只有执行“三光”的日本军人对他们六十年前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59师团）小山一郎：“当时的命令是将村落全部烧毁，如果有人抗拒就枪杀，至于有用的东西就系数搜刮，这就是所谓的包围歼灭战，其目的就是将那里制造成一个无人地带，东西都不准留剩下来，全部要焚毁殆尽，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三光作战’。”（影像资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这是命令，是军队的命令，也是国家的命令。”小山一郎：“更正式地来说是天皇的命令，而我们身为日本军人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在中国山东省那一带山区的房舍并不是砖瓦盖的，而是用茅草铺成的，因此火一点马上就会燃烧起来，我们一间接一间地点，有20间烧20间，有50间烧50间，一下子就全部烧完了。”（59师团）铃木良雄：“我和其他少年兵奉命一起去烧毁一些残留下来的房子，那里边有几位刚生过小孩的妇女住着，突然间有一位老婆婆跑进来苦苦哀求：‘求求你们不要放火烧这里’，我一脚向那个老婆婆踢了过去，后来就把她还有一对夫妻和小孩子一起关到屋子里面，再放一把火把他们统统烧死。”（59师团）矢崎新二：“部队一进去就去强夺老百姓的小麦，虽然说名称上是叫做收买，但实际上并没有付钱，更过份的是我们到了村庄去宿营的时候会将牛的脚砍下来一只来煮了吃，从老百姓们立场来看这是农耕用的牛，是多么的贵重，但是我们照吃不误。”小山一郎：“我在中国前后待了5年，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战场’，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可怜，但是后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做战争是绝对打不赢的，所以能够毫不在乎的就把人杀死，渐渐地改变从人性转化成魔鬼，就像中国人说的‘日本鬼子’一般，而事实上正是如此。”（59师团）高桥哲郎：“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许多难以尽数的残暴行为，可是在表面上日本的队伍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军队，我们是非常有礼貌，很会为老百姓着想的军队，像这样的宣传不断在进行着。”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戕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两百万人以上，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径，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面对此一滩滩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寸河山一寸血（30）日本军人以仇恨为动力的杀人爆发力是惊人的，其杀人的方法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悲惨过程，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过翔实的纪录和血淋淋的报导，但是，您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更惨绝人寰的杀人阴谋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悄悄地进行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其危害人类之大将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其实当这个计划还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所受到的戕害就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第三十集 死亡工厂 731“731”是日本一个以研究细菌、制造瘟疫来杀人的部队番号，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方20多公里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1945年日本战败，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包括150几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被工兵部队用了3天时间夷为平地。（“平房居民”）靖福和：“1945年8月15号的前几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销赃灭迹，就把这座细菌工厂呢全部的炸毁了，这炸的时候这个炮声在我们那个地方看得听得清清楚楚，火光呢冲天，同时呢把这个大量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为了湮灭所有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最后离开平房的日本员工两千余人被迫宣誓：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至今，绝大多数731员工信守了他们的誓言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挺身而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作证。今天，有关“731”的研究报告、文献便是靠他们的证言和一些文字档案拼凑而成的，但这些人所知道的充其量仅只整个故事的百分之一，而真正了解、感受“731”恐怖的是3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少数的蒙古人和苏联人，只是他们都已在无尽的煎熬和凌迟中死去，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平房”。“731”事件丧尽天良之处不仅止于“平房”等地的一切残忍过程，战后，更因为强权介入的丑陋交易而使整个事件被刻意地遮掩、模糊、扭曲了30多年，直到近十几年来才逐渐地剥茧抽丝公诸于世。在铁证如山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相信以下不忍卒读的记载：为了测验人类对瓦斯浓度的承受能力，一对白俄母女被送进毒气室，医生在玻璃窗外观察她们的反应过程，直到母亲趴在孩子身上企图挽救的努力中痉挛、抽搐、死亡。为了研究冻疮，测试者被迫光脚站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直到双脚敲起来锵锵作响为止。这是唯一曝光的一张冻疮实验照片。他们也把病菌感染者和正常人同囚一室，观察、记录健康人如何感染的全部过程。“活体实验”是“731”一切“研究”的基本手段，由于注射麻药会造成体内“生态”的变化而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许多人是被活生生的开肠破肚的。“731”事件牵涉的层面十分广泛。战后，美、俄、日各国对这个案子的研究与追踪的报告可谓盈眶满颊。也许，我们很难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您勾绘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来，但无论如何您都要认识石井四郎这个人，因为他是日本细菌战的原始策划者、推动者以及执行者。石井出身于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望族，这个老幺据说自幼聪颖，读书每能过目不忘，这可能是他后来考进京都帝大和逐渐形成傲慢刚愎性格的原因。1922年大学毕业后，身高180cm的石井在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驱使之下投身了军旅，成为一名军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25年，29个国家在日内瓦集会，基于人道精神，决定废止使用瓦斯与细菌武器，但美国与日本并没有参与这一项公约的签署。石井的思维模式是“既然可怕，必然管用”，于是他更醉心于这项领域的“科学钻研”。1927年，他终于拿到了帝大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娶了校长荒木的女儿敏子。此后，石井自费考察了欧美近30个国家，当他目睹先进列强在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更坚定了发展“独门生意”的决心，回国后便大力推销他的计划，并诿称西方列强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对日本而言，这更是穷人的原子弹。研究战时中日关系和“731”专案的学者吴天威说：“因为细菌战它因为效力最大同时最这个···省钱，最适合日本的国情。”不久，他（石井）得到了陆军部军务局长永田和荒木贞夫的支持，在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小规模的研究，地点就在今天的东京新宿地区。1992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早稻田人骨事件”，经过鉴定后，有人疑是石井早期人体实验的遗物，但他本人墓木已拱死无对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九一八”以后，石井在哈尔滨东北方背阴河设厂发展细菌武器的事，可是陆军部正式下的命令。在这段时间里，石井部队的对外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单位曾发明“石井式滤水器”，解决了部队的饮水问题，因此还得过“皇上”的褒奖。事实上石井终其一生“努力”的课题只有两个，那便是“疫”和“水”，其泯灭人性之处在于把正面的结果留给自己，而将负面的用于别人。石井极力攀附权贵推销自己，到了1936年，也就是战前一年终于有了结果。吴天威说：“到1936年，那个天皇，日本的天皇下命令，那么给那两个细菌部队改啦，一个是100部队，就在长春孟家屯，另外就是给扩大，在哈尔滨附近背阴河这个。”其实，裕仁给的是25万日元，再后来曝光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拨发这笔经费时关关卡卡所留下的公文旅行的痕迹。踩在这些殷红印鉴之上，石井展开了他的杀人事业。这个对外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赋有“731”番号的时候，员工已达3000人。我们在东京访问到了原731部队队员筱冢良雄，他回忆说：“我过去是731部队的队员，在那一年的5月12日来到了哈尔滨，地点是哈尔滨以南25公里处的‘平房’，那里被设为特别军事区，我们这个部队一般通称为‘石井部队’，后来又改称为‘加茂部队’、‘731部队’，虽然改成这样的名称，但对外一致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可是事实上‘平房’是在不断大量制造病原菌，以及为了发动细菌战而进行病原菌繁殖的研究，后来更进一步实施的‘活体实验’。”“平房”确实称得上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尖端科技”工业城，这里包括了庞大的R&D机构、制造工厂以及陆空运输设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四部“生产”和第一部。筱冢良雄：“第一部主要是负责‘研究’的部门，如同我所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助教这样的人，将这些人集中组织起来。在那个部门曾进行过许多次的重大实验，这是绝对错不了的。”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石井以军令征召了日本国内各知名大学的优秀科学家一千余人参与这项杀人计划。即使如此，石井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因为“细菌可以致人于死命”是一回事，利用细菌杀人却是另一回事，他必须了解：哪一种细菌最为“有效”？如何培养？怎么包装、运送以及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这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石井都从活体实验中“有效率”地得到了解答。他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平房”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筱冢良雄：“那里面有两栋‘7号栋’和‘8号栋’两层楼的建筑物，中间有走廊，这个‘7号栋’和‘8号栋’就是我们所指的‘特别班’，那些被送到731部队的人连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去问这些人的名字，来到731部队的人只有号码而已。”筱冢的话在我们后来得到的“研究”记录中得到证实。画面左上方就是这个人的编号，图形在于说明细菌扩散的过程与状况，至于这些被编号的人呢？日本人称之为“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MARUTA”也就是“原木”的意思，换句话说，“731”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切割的素材而已。开始，“马路大”的处理是在十分机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姜树学说：（沈阳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姜树学：“1941年冬的一天，解剖实验室的一个技术员，（有个）日本人叫西村，叫他去焚烧尸体，他把这尸体就拖到焚烧炉去烧，回来以后他就问这个西村，就是‘尸体哪儿来的啊？’后来西村说是‘从宪兵队来的’，他说宪兵队来的，后来他又问‘宪兵队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啊？’他说这些人都是迷迷糊糊的。”但是在1941年以后，“马路大”需求量大增，日本宪兵几乎可以任意抓人了，田中庆孝说：“我是关东军的宪兵，1943年到大连宪兵队本部时，逮捕了中国的间谍和地下电台人员，总共逮捕了20多个人，被判‘特别输送’送到731部队。”不幸被抓的人先送到“HOGOIN”保护院，这一“ＨＯＧＯ”就表示凶多吉少了，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口供都不问就被送去“平房”了。（关东军大连宪兵队）三尾丰：“在哈尔滨火车站有专属７３１部队宪兵队使用的车子，那个车子是非常大的车子，是铁制的没有窗子。”这里就是从哈尔滨到“平房”“死亡列车”的终点。“马路大”一旦进入这条通往四方楼的地下道，就表示将永远的消失了。在“ＨＯＧＯＩＮ”被移送“平房”的名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刘万会的中国人，他的后裔证实了“731”残杀无辜的暴行：（刘万会之子）刘忠勋：“4月5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刘万会之孙）刘兴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我的祖父这个历史搞清。”四方楼是“平房”一切罪行的核心地带，而“特别班”更是核心的核心，即连“731”一般成员也不许进入，这里的“狱长”是石井的二哥刚男，三哥三男则负责动物的饲养。“特别班”的警卫几乎全是来自加茂村的同乡，由此我们当可想象四方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15种之多，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筱冢良雄：“那些被采集来的细菌利用石井制造的培养罐来培养，一个培养罐可以繁殖出10公克以上的细菌，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大约要30小时，当时有300个培养罐在‘生产’，每30个小时就可以产出3公斤的细菌了。”细菌竟然以公斤论计，确实骇人听闻。据专家统计，假如“731”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为害的话，那么，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但是当时石井还不能解决装运与施放的技术问题，这便是1939年石井第一次参与“诺门坎之役”（此役中石井第一次使用细菌战）未能“奏功”的原因所在。后来，他终于“研发”成功一种用陶瓷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大致解决了细菌装载与扩散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已经把细菌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三种最有“价值”的死亡媒介上，那便是伤寒、霍乱和鼠疫。有一次疫菌被送到了杭州，但却发生了意外，石桥说：（731少年队）石桥直方：“到杭州的时候，开始搬运带鼠疫菌的跳蚤，这都是从哈尔滨运来的，可是在装机的时候不小心让那些跳蚤跳走了，因此赶快喷洒杀虫剂。”由此可见，石井的“武器”还十分的简陋，不过为了省得麻烦，他们有的时候干脆把老鼠直接从飞机上扔了出去。筱冢良雄：“这些被繁殖出来的老鼠身上都有跳蚤，被丢出飞机那些老鼠就摔死了，而跳蚤这种动物有个习性，就是会从死掉的动物身上逃离，这么一来，那些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就会转附到人类身上或其他动物的身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31”的“业务”发展更为神速，除了孙吴、大连支部以及长春的100部队之外，在北平有1855部队，南京有1644部队，甚至东南亚也遍布爪牙，“731”山西支部的成员汤浅回忆说：（“731”太原支部军医）汤浅谦：“那些部队的军医为了学习盲肠、截肢、腹部解剖等手术的技能，就抓中国的俘虏来当实验品，我也很认真地教他们，在7次活体解剖中一共杀掉了14个人。”汤浅的话证明“活体实验”已被广泛地用于训练，这么说，战后日本外科医术手艺精进就不无道理了。残酷的实验显然不限于四方楼，在离“平房”5小时车程的安达就是个户外实验场。为了了解瓦斯在零下20度的低温中是否仍然有效，“马路大”被绑在木柱上围成距离不等的一个圆圈，并戴上了护具，以防他们被炸死而失去了研究价值，那瓦斯爆破点正是这个圆的中心。有一次正要引爆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目击者越定男回忆说：（“731”第三部）越定男：“正好在要点火的前一瞬间，有一个人的结解开了，他就去解开别人一个个的结，一下子40个人就都被解开了，他们往四处零散逃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开车过去将40个人全部压死。”“731”的残忍实在难以尽述，但石井的“伟大计划”才刚开始，他一心一意，想以个人的“才华”创造奇迹，赢取战胜的光荣。1944年，塞班岛之役，他的“部队”正式参战了，可是细菌还没上岸，船却被老美打沉了，他也曾空飘过200多个细菌气球到美国本土，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缺失，使细菌战跨出理论的门槛，落实于战场，1945年，石井在“平房”日以继夜跟时间赛跑，还好，老天有眼，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投降了，这是石井万万料想不到的事，但参谋本部作战课朝枝繁春的电话却不容他迟疑，（朝枝繁春访问原音）：“请贵部队永久地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并请完美地将所有的证据湮灭掉。”（“731”第四部）森下清人：“我奉了部队长命令，将‘马路大’用BAR-B-Q的方法烧死。”吴天威：“很多的老鼠，感染的老鼠放出来了，造成鼠疫啊！造成这个22县所谓鼠疫这个灾区，一共因鼠疫而死的在东北这22个县总共有4万多人。”在同一个时间里，石井的女儿春海曾经听到她父亲电告“731”新加坡支部增田知贞的一段话，春海说：（石井春海访问原音）“队长！请你自杀，也把你家人杀掉，并把所有的证据湮灭。”从这两段录音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731”事件时的惊慌与彻底，不过，石井虽然下令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悄悄地假道朝鲜溜回日本，从此又呈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龌龊。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5月，同盟军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国际法庭，提审战争中日本甲级战犯28人，但石井不在其中。石井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当时太平洋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在一个比四方楼更黑暗的交易中完成的。负责这项交易的“中人”是美国细菌学者桑德士。其实桑德士也受骗了，因为统帅部派给他的翻译官内藤正是石井的好友，因此大部分对石井不利的证据都被隐瞒了，相继而来的“调查员”汤普逊虽然使石井走上了法庭，但石井对自己的罪行一概否认，最后美国总统决定“放弃”调查，因为“得到这份资料比继续追查来得重要”。说的也是，有人送命、有人出钱、有人犯罪，你却捡到个便宜，还查什么查呢？但苏联可不这么想，他们在东北也逮到了一干战犯，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在内。1949年12月，“731”的真相终于在伯利城连续六天的审讯中真相大白了。当时，苏联把全案结果的报告译成12国语言公诸于世，这对老美而言可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还好”当时在自由世界中苏俄早已被塑造成“撒谎者”形象，所以这一次“放羊孩子”的呼喊不久便趋于沉静了。那么，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在哪里呢？中国人利用“731”本部原址的一角成立了个纪念馆，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些当时的遗物和遗址，参观一次门票并不贵。还有的话，大概只剩下那些“马路大”的家属永远流不完的泪和千呼万唤也得不到正义回应的无奈了。至于“731”部队的那些人下场又如何呢？那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社会上的名流。至于石井，自从拿了美国陆军部“赞助”的4万5千美元退休金之后，日子过得很好，直到1959年因喉癌逝世，享年67岁。也许您有兴趣知道，那些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的科学资料下落如何呢？这一点您可别担心，因为它被妥善地保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研究中心的某一座大楼中，这栋楼的编号正是“731”。一寸河山一寸血（31）历史学者汤恩比（A·J·TOYNBEE）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去庚子拳乱才不过三十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显然，蒋百里所指的致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七七”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一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克洛塞维茨说：“真正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须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政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政略。”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政略”。严格地说起来，他们几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天皇、五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战略学者）徐培根说：“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政略之指导，而政略始终追随战略······吾人由此可见其政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日方这种异常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日本人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上一层分裂了，天皇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有法子掌握了，他们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在抗战时期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陆军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就主张弄垮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他这个最后的归属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中日双方在政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最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并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它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以攻势而言，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我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民国）30年3月更提高到47%，快扯平了。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民国）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出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的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计筹码，进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第三十一集 苦撑待变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自从1939欧战爆发开打之始，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便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五年为期运出桐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胡适字），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作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当时，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显然，美国磨刀霍霍，准备“进场”了。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屏息观望静待其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也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沼，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4月，苏联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乘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迄黑海，这一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斯大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了。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相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席间，主张“北进”最力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相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它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亟需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忠坊、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震第4军以及孙度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八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政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是役的过程说：（第4军102师）刘才喜：“你那个冲锋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上了刺刀端着枪的，你冲锋号一冲就‘杀···’一口气喊‘杀’那就冲过去了，你冲的过去就冲，冲不过你就退回来。”（58军新41师）陆国保：“我当代理排长好几次，今天补充明天补充，都没有···没有人了，死太多了补给不到一个来。”（第4军90师）杨国清：“守新墙河啊，我们一个师，两个师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过来了，那就一个劲跟他打，他全部都退却了，他退却了就是战术了，让你，你进，你进，你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师啊完全退到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啦，我们占了便宜。”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10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象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10军是从衡山来的，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79军是从湖北六战区来的，邹洪的暂编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击”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以期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在我们步兵中队中，大约配给了30名左右的苦力民夫，主要作用是代替马、车用。”9月16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宜向东入山再伺机尾击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阜山。9月17日，阿南兵分六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两个军是杨汉域的20军和欧震的第4军，他们边挡变闪，慢慢地向东转移，到了幕阜山旁又转过头来在杨林街和洪源洞侧击神田和天谷师团。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吃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9月20日，日军分从黄棠、浯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金井、福临铺、三姐桥等线和我守军陈沛的37军、李玉堂的第10军、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仲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藤冈：“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到天亮的时候对方阵地死了很多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脸，大多15、16、17岁左右的少年兵，当时他们正在煮早餐，汤都还在滚着。”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显示了当时国军兵源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我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99师99团）林伟年：“在二次会战的时候，我们99师295团第1营守湘阴城，日本人从这个···营田···汨罗江这边过江之后就开始攻击这个湘阴县城，打了2、3天啊，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被俘，日军要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第4军102师）雷定康：“一个排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排上去，硬是一波一波上去，后面有督战，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头呢，好了，师长差一点就被俘虏了，师长被一个人，被我们一个同事给他背走了，背出来了。”（99军99师）孔庆云：“他部队一下被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飞机就来了。”（26军32师）黄道清：“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那个飞机炸，晚上就在那里偷袭，那真是死的可怜。”9月26日，敌军丰嶋的第3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4师团还配合了伞兵部队，连越捞刀河、浏河两道防线直逼长沙。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连长）蒋荣森：“长沙对面有个岳麓山，长沙的部队，守的部队，这个敌人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断地到来。”（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岳麓山那个时间有6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地就受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