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这位智慧大师从来未放弃过赢得尊敬的希望。自《金融炼金术》一书出版以来，7年已经过去，尽管索罗斯乐意看到他的观点以书的形式流传，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读者中出于学术上的兴趣而购买此书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问题是，”他告诉《泰晤士报》的经济版编辑阿纳托利·卡内茨基，“每个人买这本书只是为了发现赚钱的秘诀。我想我理应预见到这点。 1994年5月，该书的平装本出版了，索罗斯又一次燃起了这般期望：读者们会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而不仅仅是搜寻赚钱的窍门。　　与此同时，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也正力图在1994年东山再起，虽然他们在2月份吃了大亏。不过量子基金在春季将Gch这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卖空之举未能有助于这个目标，《今日美国报》认为这是一件虽小但影响不可低估的失误。索罗斯的损失只有大约1000万美元，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笔零花钱，但其他的投资者却付出了重大代价。为此，记者丹·多夫曼写道：“给投资者们的一个教训是：仅仅因为听说索罗斯玩起了某种股票就投身于其中是愚不可及的。”　　到了1994年6月22日，量子基金的资产只比这一年的开始之际少了l％。当然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表明还存在着索罗斯遭遇其基金会历史上第二个亏损年的可能。但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相比，索罗斯的业绩已经够夺目的了。泰戈的“美洲虎基金”同期亏损了11．5% ，莱昂·库琅曼的“欧米前基金”损失了23％，而迈克尔·斯但因哈特的基金会则为30% 。　　反映了索罗斯所感到的压力的一件事情是，他在6月透露他已改变了自己的一项神圣原则。在过去十年中，索罗斯从不允许自己的基金在他有着慈善基金会的地区一一一东欧和前苏联一一·进行投资。迟至1993年1月，当《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问他是否这项禁令意味着他不会购买东欧的巴士工厂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绝不会。实际上，我把这视作一种利益的冲突。”　　可现在情形改变了。　　在1994年中，索罗斯让他的投资基金的经理们明白，他们如今可以投资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了。索罗斯的发言人在6月透露了，在过去的6个月中。1．39亿美元业己被投到了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的项目中，而且还会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商业活动的正常进程”的一部分。　　索罗斯近来的投资包括给布达佩斯的“第一匈牙利基金”新增4500万美元资本。这是一家主要由英、美的机构投资者支持的基金。它在食品加工、制药和服装领域有着投资。当它于1991年成立时，索罗斯曾位列董事会之中，但很快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认为，这样做是和他的布达佩斯慈善基金会的工作相冲突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时，索罗斯解释了他的转向。他说，他的慈善基金会己是相当地强固和具有独立性，足以承受他在该地区的投资所造成的任何压力。这个地区投资机会，他的基金应该加以利用。他还说：“我在过去奉行这么一项简单不过的准则：我们不在有着慈善基金的地方进行投资。原因是我不想让这些基金会被抵押在我的金融利益上或者相反。不过，由于这一地区的市场正处于实际的发展之中，情形已经变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基金或者我的股票持有人享有在那儿进行投资的可能。或者不让那些国家有机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基金。”但是，索罗斯明确表示，尽管量子基金现在有着在这些地区投资的自由，但他自己不会在自己的账户中掏钱来这么做。　　也许这位慈善家试图引发新一轮“随大流“行为。在被问及是否索罗斯基金会的攻势会诱使其他的投资者转向东欧时，索罗斯说这对他无甚害处。　　第二节　多事之秋　　6月底传来的一个消息是《金融世界》将索罗斯列为了1993年华尔街第一号的赢家。根据这家杂志，索罗斯在1993年挣了11亿美元。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在一年中挣了这么多，而且其数量比位列第二的赢利者朱利安·罗伯逊多了一倍。　　索罗斯又一次上了这家杂志的封面，这一次他是坐在一张棋盘前，看起来好象正为下一步如何走而苦苦思索。在杂志的中间，有着他的不少姿势各异的照片：或在打电话，或赤脚着双便鞋、穿着红色运动衫躺在7张沙发椅上读着一本艺术书。　　《金融世界》还并非开玩笑地对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作了如下评价：“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排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和像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那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3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这家杂志还提到，在1993年，索罗斯一个人所挣的就和拥有169600名雇员的麦当劳公司的当年利润一样多。恐怕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家杂志列出的当年赚得最多的前l00人中，有9人是索罗斯的金融帝国的成员。　　在评论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时，《卫报》说道：“我们对亿万富翁已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总是那些拥有像油田、船队这类来钱的资产的人士。这些财产我们中也许没有谁曾拥有过，我们可以借此来为自己开脱或说那些人很走运。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把大把的钱当成薪水来挣的人，于是我们都不禁幻想能在今年成为一个像索罗斯那么富的人。”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索罗斯再次出现在了一家杂志的封面上时，他和基金机构正在和不利的处境相对抗。　　1994年秋天，索罗斯比往常更多地忙于他的慈善基金的事务，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所在。对于这些机构是否能比他恬得还长，他并元把握，它们身上尚存有不少问题和麻烦。尽管索罗斯试图将大部分的决策事务交给这些基金会在当地的领导机构，但不言而喻的是，索罗斯和他的金钱才是使它们保持活力与前进方向的动力。不过；索罗斯对于他的投资基金会是否能一直顺利地运转下去更有信心。他相信，凭着优秀的人才和管理制度，他业已将它们充分地组织化了，它们正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在1994年全年中，促使乔治·索罗斯继续呆在金融业的峰巅上的压力依然在上升。许多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对他亦步亦趋。期望自己能够学习到他的一些天才技巧并成为另一个索罗斯。另外，在1994年秋天，在华尔街的内外还传送着这么一个故事：在拉什摩尔（该山山崖上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一一一译注）对面的那座山上还有着可雕塑四尊头像的位置，而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华尔街另一位大金融家一一一译注）的头像已经开始被凿进山石中·了。一位和该故事相关的高级投资经理说道：“山脚下还有许多家伙等着被凿上去呢广　　传媒也给索罗斯增添了负担。他们“发掘”出了索罗斯，可不愿让他轻易离去。如果说两年半之前索罗斯还只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绅士的话，如今他已经被剖析、丈量、评判得仔仔细细。索罗斯在1992年还是一位升起的新星，可两年过后，一些金融传媒目睹了他在1994年的灰暗表现，便宣布他已淹死于水中了。他们开始舞动铁锹来为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的领导人们挖掘坟墓，虽然套头基金的时代看来只是刚刚开始。　　在早些时候，索罗斯也许不会因受到那么多的注意而厌烦，可现在他不同了。他上升得如此迅猛，他希望好好品尝位于金融世界之巅的快乐。假如1994年对他来说顺顺当当，他或许会抽回身于去照看他的慈善基金会，使自己远离他的投资事业。可是，由于1994年的挫折，索罗斯觉得自己还必须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投资方面。他周围的人声称，他需做的只是成为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顾问：可事实是，索罗斯依旧觉得一走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他还受到如此频繁的注意之时。在整个1994年中，索罗斯一直在寻求上演一出大手笔，他不相信他在1992年 9月针对英镑的行动只是一时的偶然。他干出一回这样的事，就能干第二回，这对他来说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在过去几年中，索罗斯一直认为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十分兴旺。他的观点没有大错特错，不过他从房地产交易中并未大赚一把，收益率只有17％。于是，在1994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索罗斯宣布，他将撤出不景气的英国房地产市场。而在18个月之前，他还答应和“不列颠大地”联手向这个市场投资7．75亿美元。如今，索罗斯宣布量子基金会将把他所拥有的英国地产基金的一半股份卖给“不列颠大地”。后者根据原先协议，享有优先购买权。　　索罗斯也会在投资方面犯错误，对此他反而骄做地从不避讳。他愿意昭示于人的是，他的成功的秘决所在就是他比大多数人更善于在较早的时候就将失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他从英国房地产市场上抽身是否就是该种意义上的行动呢？　　索罗斯在1994年中对美元一直持有毫不动摇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使他在年初时损失了一大笔，但他认为美国经济正渐显活力，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以防止美元地位恶化。索罗斯还颇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相互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促使美元对日元升值。不过，实际情形是，美元看起来并未因各种强化措施而反弹。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的若干次干涉努力也未见效果。　　甚至索罗斯个人针对于此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也归于的败。8月2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索罗斯为美元进行辨护，断言绝不应允许美元的大幅度下跌，因为这会使美国经济趋于不稳定。他说：“如果你愿意这种货币贬值过多，那会使局势极为动荡，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当被问到他是否正买进美元时，索罗斯却含糊其词，他说：“我不打算告诉你。我眼下既可能买进也可能卖出，这我并不能事先确定”。索罗斯在1994年的失败并未使其他交易者们不再跟随他的脚步，不再倾听他的每句话。因此，他们都注意到了10月4 日索罗斯对路透社的谈话。他说他觉得日元对美元很可能要更大幅回落，从99．55日元变动至115至120日元换一美元。　　两天之后，在纽约的一次大型金融机构经理们的晚餐会上，索罗斯的美元将大幅升值的预言成了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宾客们让索罗斯的话弄得惴惴不安，他们期望索罗斯清楚地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索罗斯在那么多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当人以领袖自居并发布公开谈话时，他的观点看起来都会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得到证明。自然，索罗斯以前曾栽在美元上，但他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么？　　索罗斯的这次公开评论暴露出了他对于1994年中的通货投机所抱的一种失望之情。10月3日的《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对索罗斯的采访及报道。在其中，当被问及年初的挫折使他吸取了关于通货市场的什么教训时，他说：“目前不是一个对进行通货投机来说特别有利可图的时机。如今，过去两三年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导致通货的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就收支平衡盈余展开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它将被解决，因为解决它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自年初以来就出错的根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得很快而不是很馒。非常可笑，我们依然还丝毫不差地这般认为。”　　不过，死抱着美元将升值的希望不放看来是一项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战略。到1994年上旬，美元跌至了战后时代的一个低点。　　无论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努力要让人感到他们对1994年是如何地乐观，《金融世界》<华尔街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却持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　　“交易者们说，索罗斯再次在日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是11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的大字标题。根据这家报纸，索罗斯基金管理处因为像在2月份那样再次将赌注押在美元对日元的升值上，又赔了4亿至6亿美元。　　如果说对于2月的挫折，索罗斯的金融机器业已流露出了某种腻烦的话，这一次一1994年11月一一一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更具守势、更显怒气、也更加含糊的调子。德鲁肯米勒再次出现在了记者们面前，不过此时他所谈的要泛泛得多。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发表评论。但目前的流言纯属可笑。”在声称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在今年并来减少”的同时，他补充道，“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乐于公布我们的损失。不过，说我们在通货方面还有其他某种程度上的损失是令人可笑和毫无根据的，基金会在通货上依然保持着边际收益”。但是，德鲁米勒不愿就所拥有的日元和美元的规模透露任何细节。　　对外人来说，索罗斯的经营状况比他在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同行好得多元甚意义。在1994年，量子基金会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最糟糕的年头，资产额仅比去年上升了32．9％。可是，其他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却下降了20--30％，并且失去了主顾：另外一些套头基金只能关门了事。但这些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金融传媒仍相当地聚焦在索罗斯身上。它依旧觉得索罗斯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依旧试图渗透进他的投资帝国的内部密室。其结果常常令索罗斯极为不快。　　例如，曾在1994年的7月将索罗斯列为1993年度美国头号赚钱能手的《金融世界》杂志到了11月又将他在1994年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这家杂志的11月8日这期的封面标题是：“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点金术大师失去了触觉。”在封面照片上，索罗斯用右手撑着前额，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在说：“怎么弄得这么一塌糊涂?　　索罗斯曾声称，在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当时其资产是50亿美元——的人获得了63％的收益。《金融世界》对此提出质疑，说这个数字只有50% 。它还对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1994年前6个月中增值了1.6％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说实际上是损失了9％。这家杂志还提到了另一件也许会让索罗斯觉得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截止到1993年底，量子基金拖欠未付给索罗斯的咨询和操作费用连同利息达到15.5亿美元，相当于该基金净资产的25％。不过，只要量子基金表现良好，同时索罗斯不打算讨回欠债以弥补个人亏空，这笔“债务”并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传媒对索罗斯的攻击还在继续。11月底，报纸上又报道，尽管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值在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却比过去大为减少。它的股票的净资产值从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场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资产值之上的溢价，而量子基金的溢价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16%。其中的含义很清楚：投资者们不再乐意付出许多额外费用以成为索罗斯的金融机器的一部分。　　索罗斯的辨护者们力图给这种下跌一个说法。他们声称，在1994年中，套头基金组织普遍来说都遇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索罗斯比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们干得要好。只是由于传媒都围着索罗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才人为地被弄得那么显眼。　　到了1994年底，越来越少的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乔治·索罗斯还是那么无比地强大么？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表现远不如以往的年份辉煌，但问题的答案看来还是很清楚的。1994年中的事件并未使索罗斯的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之王的名声黯淡下去。由于他的多年投资业绩、长延不衰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和在该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他依然被视作一位帝王。　　事实就是，尽管有着1994年的风风雨雨，索罗斯的影响仍旧巨大。虽然自宣布不再掌管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慈善事业起，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但他仍被看成在华尔街和伦敦城最具影响的一股力量。若间纽约或伦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资者是否他们仍要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回答总是肯定的。　　索绕于人们心头依然是这种感觉：索罗斯以及其他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是如此地具有影响，以致于单是他们的“块头”和不论协调得如何的集体活动就能对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产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当套头基金组织掌握的美元数量是如此之巨，他们逃出险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时，在交易者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正是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组织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们强调道，他们总是在美元开始止跌的时候出卖美元。这就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第三节　理解万岁　　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怀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仅凭着分析一下各公司的报告，和其他投资者聊聊天，读读报纸和作些猜测就能聚敛大笔钱财。　　索罗斯是如何做的？他怎么挣了这么多钱？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为看起来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竟然可以绕开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之路去变成大富翁。不过，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积累大笔财富根本不是简单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以，其他人毫无理由去对其胡乱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罗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经意地——也确实促升了我们对他的疑问。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赚钱比花钱还轻松；他爱摆一副神秘感；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投资“秘决”的一本书，那么多的解释却又支支吾吾；他宣布找到了一种解释金融市场的理论，接下来却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形。有些时候，似乎索罗斯乐意让人向他内心的金融之道投进一瞥，以便我们能得到一点满足井同意让他一个人呆会儿；另此时候，索罗斯令人听起来好像他真诚地希望我们能领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论索罗斯是多么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公众观察他的运筹帷幄。并对他的成功惊羡不已。当关注于索罗斯的运作时，人们也力图把他们的怀疑搁在一边。他们愿意相信，索罗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创造，他能够被模仿，他们也可以成为赚钱机器。在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句结束语是：促使其他人梦想达到索罗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权力。　　第五节　1997年前后　　在1997年中，乔治·索罗斯将他的大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将他的慈善基金会转交给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他的商业事务所做的那样。他还依然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声称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钱大王更能让他得意。“我愿意通过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改变世界，”1995年9月21日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罗斯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如今他的“旗舰”量子基金（投资额是49。3亿美元）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属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索罗斯骄做地向人夸耀说，在量子基金27年的历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认为是投资基金中业绩最显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杂志认为索罗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在他肠岁的时候，索罗斯一年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由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于25个国家之间，包括南非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决定将其慈善事务扩展至美国。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在帮助东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他非常失望。这种不满使他转而思考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开始对我所居住的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相对开放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在1997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不过，他承认他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不会像在东欧那么引人注目，“我觉得我在前共产党国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动纪要》中讲道，“在美国，我就不处于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活动也不是那么独一元二。在东欧我们是开风气之先，在这儿我们只是加入一大群人之中。”　　索罗斯向一系列帮助犯人们重铸生活的计划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中的一个计划是资助女犯在出狱后找到住房，另一个是协助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在出狱后找到工作。他的一项颇具争议的主张是要求实行一种“更明智”的美国毒品政策，他说在那些业已登记过的吸毒者的治疗处方上应该有海洛因和某些其他非法药品。他在《邮报》上写道：“将滥用毒品作为犯罪来打击弊大于利，这不利于进行有效的治疗并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监狱。”由于这项激进的的改革建议，索罗斯受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家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批评。但他并未退缩，“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他在《邮报》上写道：“这个国家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在《慈善活动纪要》上的那篇文章中，索罗斯预言他的慈善基金会在他逝世后只会继续存在10年时间。他还希望自己很快地从对这些基金会的日常监督中解脱出来。他说：“我已不再介人我生意上的实际决策了，我也想从基金会的决策中摆脱出来。我要创建的是一个没有我也能运转的组织。在生意上，我已做到这点。在慈眷基金会方面，我还有路要走。　　另外，在1997年2月，索罗斯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攻击，指责它未来和穷国分享财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时，他陈言道，西方总是把像东欧人民那样的穷人们抛下不管。“认为市场制度是完美的观念是危险的，”他告诉CNN，“因为实际上市场很不稳定。而且，它也不会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它倾向于使富者更富。　　还是在2月份，在于《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索罗斯对西方进行了更多的指责，宣称：“我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资本主义威胁。”他认为，在消除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开放的社会如今正面临着一个来自内部的威胁一一一他称之为“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　　针对索罗斯的上述言论，批评家们称他是个虚伪的家伙，因为他攻击的是那些他在其中借助于西方金融市场而赚了几十亿美元的国家。但是，索罗斯对此不屑一顾。“说这只是个已发家致富的家伙，因必不必将其放在眼里当然很容易，”他对CNN评论道，“可是，我赚了这么多钱的事实正证明了市场的不完美。我察觉到了并利用了这点，这就是我的致富之道。”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二十九章　索罗斯谈论索罗斯　　第一节　如何成为明智的投资人　　一一一成功之道（一）　　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　　问这些日子以来，在华尔街有一个故事正在广为流传，就在举世闻名的拉西莫尔峰的对面，又出现了另外一座丰碑，以献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金融大亨。有两个人物已被雕塑进了那种丰碑的正面，一个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了。　　答你不可能再去找到两个如此不相同的人物了。　　问你认为你值得被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家之一吗？　　答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一一呆在那上面。然而。在那儿我会呆多久却是另外一回事。　　问如今，你在金融管理方面已不如过去那样生龙活虎，底气十足。　　答这恐怕就是我有幸呆在那儿的原因吧。　　问量子基金会已成为了有史以来足为成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者实体之一，如果其中的红利被加以重复投资的话，那么，在1996年投入的l000美元如今就已经升值超过200万美元。对于量子基金会来说，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吗？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出类效率，这在具体架构上是否有众多的与众不同呢？　　答是的，量子基金会的结构的确不同一般，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杠杆装置。我们将基金会定位于把握更大的潮流与趋势的位置上——我们称之为宏观投入（Macro～investing）——在那些令人限花眩乱的市场行情中，我们也还先择股票和股票组群，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在众多的层面上施展自己的身手。如果你把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看作是某种平面或二维的东西，就如其名称本身所提示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是最为快捷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有价证券一览表更像一座建筑物，它有其结构，还有其龙骨，将我们的证券资本作为基础，我们就会构造出一座三维的高校大厦，主要证券的各种附加值就足以便它稳如磐石。我不能肯定它是否已让我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清晰可辨。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掏腰包去购置股票，其中50％我们用现金支付，另外50％我们则赊帐。相对于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借贷更多，用l000美元我们可以购买至少价值50000 美元的长期有价证券。我们也能将股票或证券卖空：“我们借用证券，然后再将它们抛售出去，并不指望过一阵子再以更便宜的价格将它买回来。于是，我们就能在货币或金融指教的交易中据有一席之地面无论其时期之长短。这些形形色色的阵地彼此配合，相互强化，以创造这一利润风险井存的三维立体构架。通常只需两天的时间一一，一天在上，一天在下一一一就足以明示我们这笔基金究竟位居何处。　　问这样看来在你的基金与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之间存在有一些差别，其一就是你使用了所谓的杠杆（leverage）；其二，是你在众多不同的资产层面上进行了投入，比如，除了金融资产以外，你还在货币领域不惜血本；其三，除了买空卖空以外，你在那些各不相同的资产行当上还打算进行持久的作战，对不对？　　答是这样的。　　问你坚信，你所处的各种各样的阵地赋予了你的有价证券表以一付准备承担风险的轮廓，它能够反映出你所指出所谓“宏观”看法。　　答正是这么回事。　　问各种派生物也起作用吗？你怎么看？　　答，实际上，其作用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强，我们的确采纳了交易指数的方式，有时是出于套头交易的目的（所谓套头交易，即在交易所中买进现货卖出期货或反之以避免损失），有时则是要么在长期方要么就在短期方赢得市场曝光率。我们并不玩命地耍弄选择买卖的特权，因为我们不清楚如何将它们融合进为我们所甘愿承当的风险之中，当你赢得了选择买卖的特权，你就在向那些行家里手支付高昂的奖励基金，因为他们向你提供了一种杠杆，使自己能够从中获益菲浅。应当承认的是，在股票交易中立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将股票交换回来，其中所承担的风险比起去赢得选择买卖的特权来，要大得多，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风险时，比起用有买卖的主动权来。我们还是可以更好地克服掉这些麻烦。当你转手出买卖的特权时，你会为承担风险而得到补偿。这可是一件有利可目的事情。只是它通常与一份可加以操纵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中的内在风险并不相容，因此我们很少有机会认同各种买卖特权，它还无法适应我们那座三维架构的建筑——类似于一根伸出窗户，危及整个房屋的大梁柱，这恐怕就是我们相对较少过问买卖特权的缘由了。　　问在量子基金会仍处在成长阶段时，你承担的金融风险是否比现在要小？　　答不，我得说现在从本质上看，我们承担的风险要小些，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却常常得为生存而战。　　问那是什么意思？比如，为了获取一亿美元，平均起来你得借纳多少？　　答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在财政证券上的一亿美元，比起投在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上的一亿美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可以试着把事情绪弄简单点。在我们手中并没有一套度量风险的实用或科学的方法。那些置身于各种派生行当的人们通常都有微妙精细的风险考虑，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在度量投资帐目的风险方面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为什么你没有采纳这些量化的科学手段呢？　　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它们通常是构筑在市场充足理论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本身与我的不完全理解论和自反律（ref1exivity）背道而驰，我想，在99%的时间里，这些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然而，在剩下的1％的时间里却会狗屁不通。我就是更为关注那l％的时间。我发现了某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并不能为那些假设市场是连续的理论所节略。对于非连续性，我尤其感到兴趣，于是，我发现那些被捧为至宝的度量方式对我毫无用处。　　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努力把问题加以简化而非复杂化。例如，当我们处理利润率的事情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都等同于一张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因此我们甚至还把一张时间表兑换成为一张等同于为期30年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我们心甘情愿地沿着三大轴心投入我们的资金，即股票、利率与货币。沿着每一轴心，我们的身影在正负100％之间闪动。然而，其中某些风险彼此兴风作浪，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几乎不愿沿着任何一条轴线，将我们证券的100％置于风雨飘摇之中。　　偶尔，还会出现第四根轴心，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在商品交易中抛头露面。最近，我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名日：“量子实业保股基金会( QuantumindustriaI Holdings），目的在于进行产业投资。该基金会将其资产的20％保留作与量子基金会相同种类的宏观投资，并且那20％的资产已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会的宏观构架提供支撑或购买力，其余的则保留作为工业资本。至于该基金会非动用的部分，换而言之，那笔被保留作为工业投资但是却并不实际花费的钱，暂时被投放在量子集团的股份当中，这是全新的概念，有可能导致比量子基金本身更能充足有效地使用金钱的结局。　　问很显然，某种杠杆装置对于你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你不曾动用这种杠杆，l000美元会变成多少呢？换句话来说，这些年来，量子基金会有多大的收益已彼归功于这种杠杆装置呢？　　答（神秘的一笑）这是又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基金会本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经济动物，因为我们之所以采取许多行动只是在于我们动用了某种杠杆，才变得实际可行。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杠杆加以调节，我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某种特定投资的。比起只拥有一份二维的股票一览表就自行其事来，杠杆装置赋予我们大得多的灵活性。如果证券商们对利率持积极态度的话，他们是可能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期限延长至——最大可到一15年的。然而，当他们持有的是消极态度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使得股票平均期限非常之短。我们则有大得多的自由度可以纵横掸阎，游刃有余。当我们身处熊市时，我们就能清仓卖空：当我们身处牛市时，我们倒也不必购置长期证券；我们可以购进短期证券，但是却手中又不闲着，可以使用众多的手段。　　问那会更为有效吗？　　答可能是这样的吧。我给你举新近的一个事例：在1995年年初，如果你在利率上面看涨，牛气十足，就如同我们一样，或者说，如果你相信联邦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蓄署）会停止紧缩银根的政策，你就可以在短期证券上大发横财，而在长期证券上收获就会相对较少，因为短期证券要运作得比长期证券出色得多。　　问因为产出曲线发生了变故。　　答是的，我们的确时常进行这种所谓“产出曲线式的交易”（a yieldcarvetrade），即使得长期证券与短期证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已为众多力图缩小其风险的华尔街因内高手所做到。但是，我们并不从事过多的产出曲线式的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利率的大方向，倘样于其中的证券市场的目的只是一道配莱。相比之下，许多大内高手无所事事，只是以一类证券去与另一类相交易。　　问在分析金融管理家的成功之道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确定的是，资产分配管理至少可以对股票证券结果的80％加以解释，股票选择和其他因素仅占大约20％，你对资产分配有何看法吗？　　答没有，我想你所说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宏观”中挣得了我们大部分资产的，而“宏观”就是资产分配的三维等同物。它能够更为有效，因为在一纸有价证览表上，你只能分配出符合某种特定投资理念的一部分证券，而按照我们的宏观观点，我们通常能分配超出我们资产的证券。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且使其鹏程万里，还有其他方面吗？　　答噢，我们对于投资者的理解与其他的金融管理业者并不敢苛同。我们可是一个多劳多得、论功行赏的基金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按照利润比例的大小而获益的，而非依据我们运作的资金的数量。绝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旨在吸纳尽可能多的资金，然后，再对这些资金进行体面的管理，以使得投资者不会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其资金规模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所能掌握的资金的总量而图谋生计的。我们则试图让基金会的利润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我们能够从利润当中获取某种份额的收益。而且，这种利润是以绝对条件来度量的，而非相对于某种指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在基金会，我们拥有自己的资金，而我则是该基金会中一个重要的股东。由于我们能将论功行赏所挣资金重新投入基金会里，那么，基金会存在得赵长久，其业绩越是成功，管理阶层所拥有的资金份额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务必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因此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的投资者的理解应该是，他们是由我们驾驶的汽车里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契约关系的本质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下是一种托付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得履行我们的信用义务。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鹤立鸡群的明显特征是什么呢？现在有大量的基金会都在群起效尤，纷纷模仿，然而，你依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　　答真有意思，实际上，并没有哪家基金会的的确类似于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不过，眼下倒冒出了一个所谓的“套头交易基金”（Hedge Flind旬的基金会族群。就“套头基金”这一名称而言，确实包揽了多种多样的运作活动。我觉得，将所有的套头基金都放进同一蓝子总会是一个错吧，别的咱们勿论，众多的套基金组织不屑于采用宏观投资方略，或在采取这些技巧时，其方法与我们大相径庭，而仅仅只是采取宏观手段。但是却不愿意面对某种特定股票的套头基金会，还是为数不少的。相比之下，运用三维的方法，我们就能在名种层次上一展身手，游刃有余，使我们能在千变万化的商机面前，从容不迫地做出决策。当然，这是一种宏观决策，是本基金采取的某种姿态。在那种宏观举措中，包括有买进或卖出股票的终极裁断，也还有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的战略部署。一般而言。如果能用一种宏观手段去执行某项宏观决策，我们就会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通过更为具体的投资举措来达到目的。　　问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个事例，假如某一股票基金会证券行情看涨，当时，它或许就会套进公益股票。我们则不会这样做。当然，我们也可能买进公益股票，但是这只会是在我们热衷于某种特定的公益股票的情况下，否则我们买进股票，只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市场曝光率。　　问你提到过存在着一个宏观套头基金组织的族群，那么，使得量子基金组织有别于其他宏观基金组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答啊……，这都是一些更为隐秘的特征，并且还是特定的态度和方式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问你又如何来描述你特定的投资风格呢？　　答我的爱好就在于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一陈不变的投资风格，更准确他说，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资方式随机应便。如果你查阅一下该基金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特征己技改变了许多次。在创业初始的前10年，基金会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宏观手段。后来，宏观投资才成为压倒性的主旋律。最近，我们又开始在工业资产方面倾泄资本。或许，我应该这样说我并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规则来施展拳脚，相反，我要在这种游戏的规则中寻找某种富有活力的变通。　　问你曾经说过，在你那辉煌耀眼的投资业绩中，直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不妨来讨论一下这种直觉，当你说你将直觉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时，你所指的又是什么呢？　　答我做啥事都得有某种假设，我会对事件的预期结果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我会将事件的实际过程与我的理论进行全方位比较，这样，我就能获得某种标准，用它我就可以评估我们的假设了。　　这自然包含有一定的直觉的成分，然而，却无法肯定直觉的作用能非常之大。因为我也还怀揣着一套理论上的框架。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倾向于挑选那种能与这套框架相兼容的局面。我会寻找不均衡的状况。它们能够发出某种激活我的动力的信号。实际上，我的决策就是理论与直觉的混合体，如果你愿意，你干脆就称之为直觉好了。　　问通常，人们认为金融管理家兼具想像力和分析力，如果将所有的投资技巧归纳为这样两类，那么，哪一类你特别在行呢一想像力还是分析力？　　答，哈哈哈，我党得自己的分析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但是，我又的确具有很大的钻牛角尖以及吹毛求疵的本事。唉，我倒并不是一个专业级的证券分析高手。我宁愿将我自己称为不安份的分析家。　　问这是一番挑逗性的陈辞，你是指什么呢？　　答我意识到或许我会出锗，这就让我有点不自在。我的不安全感促使我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去纠正我的错误。我能在两个层面上做到这一点。在抽象深奥的层面上，我已将自己易于犯锗的念头转变成了一整套深恩熟虑的思维皙学的奠基之磐石：在个人微妙的层面上，我就成了一只苛刻、不留情面的动物，专好自寻麻烦，就如同于眷长给别人挑刺一样。嗅，尽管我十分热衷于盘根究底，但是，我也相当宽大为怀、饶人之处且饶人吧。如果我不能原谅自己，恐怕我就会无从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于我，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了。只要我认识到有缺陷的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就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倍感伤心丢脸，然而，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这恐怕就有点叫人难为清了。　　问你曾这样评述过自己，你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这听起来似乎是投资生旅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优秀品性。那么，如果你出了差错，你指望的又是什么呢？　　答正如前面我告过你的那样，我干活得凭借一些投资假设，我得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与我的期望值不谋而合。如果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就得承认自己肯定撞见厉鬼了。　　间但是，有时候事情只是暂时出现了一点乱子，随后又能恢复到正轨上去。你怎样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恐怕就得依靠天才了。　　答（扮作了一个鬼脸）在我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轨迹有所出入时，并不意味我就得一古脑儿地将手中的股票抛售一空。我会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试图弄明白什么玩意儿出错了。我会修正我的看法，或者我会去冈箱倒柜地找出某种闯入其中的外来因素。我会实际上卷上重来，东山再起，我要去强化我的地位而不是拂袖而去，临阵脱逃。我肯定不会呆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我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通常，我对见风识舵、人云亦云，抱有重重顾虑，尽管我并不能完全拒绝。　　问你曾提及过“逆潮流而动的乐趣”，那么，你要遇到什么样的讯号才能确定反潮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　　答咳——，由于我这个人有点好钻牛角尖，通常都要彼此上一顶社会叛逆者的帽子。但是，实际上，与社会大潮流分庭抗礼时，我总是十分谨慎小心，要知道，我可易于被众人踩倒在地。依照我对最初尚能修养生息，最终却落个弄巧成拙的结局的看法，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大潮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那些赶大潮的人只是在转折关头才会落身遭创，而正是在这种转折关头，潮流发生了逆转。至于我，大多时间里都是一个潮流追随者，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会意识到自己浪迹于姜姜草民之中，我要时刻提防转折关头的不期而至。　　眼下有一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谚语，说什么市场总是对的。我就持相对立的观点，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我的假设偶尔也会误人歧途。我还是将它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前提来加以使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永远与流行的趋势力敌，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大行情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错误能得以纠正只是偶尔才会有的情况。也只是在那些具体的情形中，一个人才应该逆潮流而为。这种推理的方式使得我惯于在各种投资理论中专门找岔。当我将这些弊端一一刨将出来，那种不安全感才会稍稍有所平息。这并不会使得我抛弃这些理论，相反，运用起来我还会信心倍增，因为我知道这些理论出了什么问题而市场却没有。这样，我就能站在市场变化的前面。我会警觉地搜寻某种市场行情行将但旗息鼓的蛛丝马迹，随后，设法逃离苔姜众生，重新寻找不同的投资方略。或者，如果我认为市场上的行情已处于被弄得十分过份的境地，我就会起而与之相抗争。如果我们选择了与市场为敌的道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将遭受到惩罚，只有在转折关头。我们才会侥幸收获颇丰。　　问除了逆潮流而动以外，你曾提过，常常抚玩于手中的一个技巧就是让自己脱身于具体过程之外。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挤身圈外呢？　　答我就置身于圈外。我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参与者。我的头脑整天都在盘算着逃离你在加以思考着的主题之外的手段。相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对于我这或许会来得轻松点，原因就在于我善长抽象思维，确实乐于看到各种从外界舶来的事物，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问你以善长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脱而闻名于世，你认为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吗？　　答自我超脱，嗅，的确是一种条件；自我控制却不是的。在钱场之上损失修重时，它使得我伤心落泪：而大发横财，时来运转时，我又变得其乐无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忽视你的情感更具自我毁灭力的了。一旦你感知到了你的情感的存在，或许你会觉得无需将它们公之与众。然而有时，特别是在你处于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形之中时，有意隐藏这类情绪就会使得你所面临的压力将无法容忍。我还记得在我早期的运作生涯中，当我的个人帐户实际上已被席卷一空时，我却仍在继续手中的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压力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午餐后，我几乎不能使自己挣扎着回到办公室里去。这就是我要鼓励同事们有难同担的缘由吧；如果这帮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遇到了各种麻烦的话，我本来是十分乐于助人的。　　问 乔治，在你目前的运作方式中，辨析有所帮助的人士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当你选拔金融管理人员时都是如此。你能对在分辨那些有可能在投资活动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既能做为你会将资金投入其中的某个基金会的管理者，又能成为你的班子中的一员——就你所要期盼的某类特征，发表任何意见吗？　　答令人惊异的是，最重要的方面居然是人的性格特征。我可能会相信某种人，他们应该是我想要与之成为合作伙伴的那类人。有些人在挣钱方面简直就是天才，然而，他们太不可思议了，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要他们作为我的合作伙伴，我才不愿意呢！当米切尔·米尔肯洗手退出商界时，在旧货股票的行当中就徒然出现了一个真空。这几乎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弄得我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就能将那一真空填补掉，在那里可以大大地发一笔呢！我与好几个曾在米尔肯集团里干过事的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应该都是些潜在的外围管理者或合作伙伴。然而，我却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持有某种不道德的态度，——当然，这是米尔肯集团交易机构（明显有别于投资银行机构）的明显胎记。很显然，他们都是一些勤奋上进，聪慧能干，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人。然而，就是这种不道德的工作态度提醒借贷者务必多加小心，我可不屈意充当这帮人的借贷者，我就是感到忐忑不安。　　问一次，J．P。摩根的儿子被要求描述一下在借钱给某个人之前，他所期待的这个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在他看来，性格特征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那么，我连一分钱都不愿借给他，既使他能搬出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担保物品。”　　答啊，我可没有他那么虔诚与纯洁，然而另一方面，我却并没有从事借贷这一行当。　　问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要求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不妨谈论一下在非道德的方式与负责任的、富有进取意识的且极具高风险的方式之间的差异。　　答（满脸的苦笑）可以说什么呢？承担风险自然是令人痛苦不安的。要么你愿意亲自忍受这种苦楚，要么你就试图将它转嫁给其他的人。任何人冒险从事金融活动，然而却又不能面对结局，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问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素质良好的投资者？智力因素怎么样？它在塑遗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　　答具有相同智力的人在性格方面恐怕会相去甚远。某些人来到山崖边，但却永远也跨不过去；其他的人面对悬崖时，只是偶尔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是十分难以确认的事情了。但是，我却不想让任何替我卖命的人去跨越那道崖悬。　　问你想要驱使人们走向悬崖吗？　　答我是一个过去偶尔也去悬崖边光顾一番的人。但是，我将所有经年累月积蓄下的财富都放置在火山的边缘。我可不愿让其他的人由于我的那堆钱而去出生人死，赴汤蹈火。从前，我曾有一个天才的金融交易人，然而，他却瞒着我去承担了一起巨大的金融货币冒险活动。尽管这笔交易利润丰厚，但是我却立即与他分道扬镳了，因为上帝在警告我：如果遭遇不同，除了自己以外，我将无人可以拿去开刀问罪。　　问有些人认为，干金融这一行当的人恐怕是太聪明了，而最聪明的人绝少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投资家的。　　答（笑）我希望是你错了。　　问这使我想起了在你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妨牵强附会地用在这里；即你对于自己的看法。曾几何时，你曾说过你怀有一种救世主式的憎绪，这能成为你大获全胜的缘由吗？它是不是一种由性格、智力以及某种我们未曹涉及的事物，再加上某种你先前提及且与悬崖边缘概念直接相关的某种无所畏惧，相互混合而成的产物？　　答（哈哈哈!在投资方面，我肯定没有救世主式的念头。我将自己救世主式的奇恩异想只是沉溺于施舍我已挣得的钱财之中，但是，我却不敢在挣钱方面怀揣这种危险的悬念。我会试图控制自己莫名奇妙的异想天开。在挣钱上不会有任何善施的事情。然而，诉诸于边缘战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还是蛮管用的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危机局势那样能够挑战人的心召了。我的确需要那种与承担风险相关的激越之憎，以使得我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这是我的思维能力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了。对于我来说，承担风险是思维敏锐不可或缺的成分。　　问你是由于对这种游戏憎有独钟，还是由于其惊心动魄，从而获得你所需要的刺激的呢？　　答是由于其独有的危险性，正是它刺激得我心里直痒痒的。冈，请千万不要对我刚才所言有任何误解：我不喜欢任何危机四伏，我希望能敬而远之，永不沾身，这就能使我财运亨通，扶摇直上。　　问你又是如何在这种游戏里飞黄腾达的呢？　　答正如我所述叙的那样，我惯于在每一种投资理论中寻找任何细小错误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了这些毛病，我就会感到获取了某种保证，如果我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事物的积极面，我就会六神元主、忐忑不安。再说一次，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人，我惯于居安思危，我不会拒绝某种投资策略，正因为我没有发现其消极面，我仍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我又特别关注那些不为市场所接纳的投资学说，如果不出意外，它们通常都是最具说服力的，有这样一句谚语：“无市不优”（Themarketclimbs on awall of worry)　　问OK，精益求精的思考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你以为十分重要的事项又是什么呢？　　答有关投资令人眼花燎乱事情就是做某种事的门道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这类人可以被称为冲击型的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s），但是，也还有出类拔革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s）。在我们这一行当，价值型投资者做得并不那么出色，因为他们没有谈得开的人。我与我的一个投资顾问P。c。查特约就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经历。他的基本理念是把技术公司视为资产雄厚的公司，在那里，顾客就被认为一笔资产。如果某家公司在顾客当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使其管理无方，缺乏产出，它也可能价值不菲。查特约觉得，只需稍作努力，这些价值就能开启。这被证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想法，例如，他在巴拉岱套进了一笔大买卖。我与他一道前往视察这家公司，而当我得知他们问题成堆，举步维艰时，我大失所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弄不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弄这种股票，届时又将如何得以脱身。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AT＆T以我们双倍价钱买走了这家公司，他对于在顾客中打下坚实基础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看待公司的方式却与我的不同。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市场跌宕起伏，紊乱异常的时期屡见不鲜，而我的投资手段已坏得不能再坏。在套进市场之前，我坚持要求形成某种前提假设。但是，为了替市场上一种显而易见的动向寻找一条论据却要劳神耗时。有时，就在我们努力规划出某种看好市场行情的理论时，市场却突然逆转，如果反反复复地捣腾几阵，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所善长的是拨弄市场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畸。20世纪80年代之初，曾经一度，市场上风平浪静，只有少许涟清浮过。我发现了一名商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维克多·李那得赫夫（Victor Niedethoffer），他就有一套追赶涟崎的手段，以随机步行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方法有根有据，他把市场看成一个大赌场，市场上的人都是赌棍，他们的行为可通过研究赌徒来加以诠释。例如，赌徒们在星期一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他们在星期五的行为方式，在上午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下午的行为方式，如此等等。依靠这种理论，他能有规律地赚上一小笔钱。于是，我将一部分资金交由他去运作，他则回敬以良好的回报率。尽管如此，他的方法始终存在着一个缺陷，只有在莫衷一是、风平浪静的市场中，他的方法才会奏效，如果出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涌动，某种动向，那么这些纯粹由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小波小浪转瞬之间就会无形元踪，他将遭受可怕的重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套合适的自我拯救的机制，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的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当然，也还有他的方法大行其道的时机，对待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会了心胸开阔，坦荡无私。只要我还能依赖于他们的正直与诚实，我就心甘情愿地使用不同类型的人，采纳不同类型的手段，这就叫博百家之长，攻一家之短嘛。　　问维克多·李那得赫夫怎样了？　　答在整个市场像一只元头苍蝇囚处乱擅的时期，他大发板财，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是，后来他却不断地开始流血。我们站在市场上引人注目，几乎没有几个商品交易商能做到这一点。　　问最近一段时间他又进展如何？　　答他干得还不赖。　　间你现在还拨付资金给他吗？　　答不了。　　问当你与某个人交谈时，你还期盼有其他的特征吗？　　答我对人的性格特征一向捉摸不准。我在股票方面是一个狐吼叫的行家里手，对于历史的见地也非同一般，但是，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方面却一直在心里发毛。要知道，我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搜拢这帮管理队伍耗费了我5年的时间，其中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令人兴慰的是，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无论如何，我现在不能夸口说，我在选拔我们工作班子方面与我实际处理金融事物一样大获全胜。　　我在想，作为一个高级合作伙伴，或者说作为一个老板，我是十分称职的，因为我对那帮基金管理人员所面对的毫无头绪的重重困难深有所悟，过去我就是这样干出来的，毕竟是同病相伶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就会跳将出来，拔刀相助。我就觉得，这会有助于在公司上下创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但是，唉，我却并不那么扛长于扰选他们。　　问在你的诸多能力中，有多大的份额来源于选准市场而不是投资活动？　　答这可说不准，其中既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特定股票中的经历。也有我瞄准市场或市场板块的经历。上面我就说过，我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来玩这种游戏，我要在游戏的规则中寻找蛛丝马达的变化。　　问如果你要在游戏的规则当中寻找任何一类的细微变化，那么，在你职业生涯的漫漫长河中肯定就会冷不防地出现生死存亡的关头。若是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某一持续的基础，恐怕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你与我的一个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你似乎能够明察秋毫，及时辨认出这些特殊的时机。　　答在我职业生涯之初，当我还是在与位于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交易房中的办事员的时候，我有一个老板，柯乐尔·波葛茨基，他就是一个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躬身亲问的人。他每天一大早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早早地抛头露面，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用小刀将他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曾训导过我，如果元事可做，那么，当你离开时，铅笔尖就应当与刚进来时一样尖尖的。我不会忘记他给我的这一善意的指教。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运作一份有价证券一览表并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文字活。它是另有所指的，它不要承担风险，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与你的成功保持一种反比关系的。这就是说。如果你干的是一份寻常恬，你是一位推销员或手艺人，那么，你的成功就与投入的工作总量保持正比关系。你越是工作勤奋，你的付出也就越多；你造访的顾答赵多，你所收到的订单可能也就越多；其中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在你承担风险时，如果你判断准确，深思远虑，明察秋毫，你倒无需役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地干活，若是你出了差错，在你的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有了出入，你就需要真正地劳神费心一番，刨根究底地查出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越是干得不成功，你就越得有必要扭转局势。如果一览表的活干得不差，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这其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哩！　　问嗅，事情果真如此吗？难道你会自我取笑吗？·有时，当一切都看起来风调雨顺的时候，实际上，事情却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灾难的边缘。当看起来万事大吉时，难道你不会时不时地干些前期性的工作，以防止发生可能出现的意外？　　答当然啦，应该怎样就怎样，但是我却不屑于拼死拼活的傻干。要做出一项决策，我只做必需的绝对意义上的最少的活。许多人对于活可谓一往情深，他们惯于汇集一大堆杂乱元章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为做出某项决策所必需的量。他们对于某些投资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对这些项目太了解了。我就不同，我会专心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当非得由我亲自出马时，我也会发疯似地大干一场，因为我害怕我还会揽上更多的事：当我役必要工作时。我就不去于，悠哉游哉，好不快活。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中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如果我弄明白了会出什么样的差错，我就会拿出两手来，阻止它！但是，事情的发展可就不是这样，我们得面对它；在单个的股票管理者的业绩中，既有走大运的记录，也有倒霉运的结局，他们将事情弄得条理顺畅，他们就会干得相当不坏，随后他们或许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结果该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就到了。这些事情我也并不例外，真可谓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生意一切顺畅无阻时，我就感到恰然自得，但随后就开始出乱子。生意场上的事情转瞬即变，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要么我去控制局势，要么就让局势控制我。这恐怕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要丧失不安全感的缘由了。经验教导我，通常我能将损失控制在20%的限度内。回过头去看看我的兴衰成败史，在一年里，有关某一特定运作我能损失到20,随后我能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结果，一年到头结果依旧菲然，这种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问你是否采纳了一套正式的程序去减少各种损失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我又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会认为起初的看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损失则是由外界不可知的缘由造成的，我会宁愿选择买进而不是抛空的方式，我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被放了一次血。　　问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又是如何找到罪魁祸首的呢？　　答我会感觉到痛（哈哈哈)。我太依赖于动物的直觉了。当我窜上窜下地运作量子基金会时，我的背会让我痛不堪言，我会将这种钻心似的疼痛的最初发作看成一种信号，暗示我的股票行当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当然，背痛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出了差错——你知道的。后背是短期股，左肩是货币，哈哈哈！——然而，当我舍此就元他法之时，它却在极力怂恿我打着灯笼就寻找那些走迷的乱子，这可不是运作股票证券最为科学的方法，对吧？哈哈哈！　　问然而，你已不再接手量子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了。　　答如果我还弄那事，恐怕我已元暇与你在此谈天说地。长期以来，我单枪匹马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基金会，我是这艘大船的头儿，同时又是铲着煤往火里扔的司炉。当我爬上舰桥，摇响了铃，大喊：“左满舵”，随后我就立即钻进机房，实际执行命令。在此期间，我会稍作停顿，气喘嘘嘘，我算一下要买进何种股票，等等，这些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有了一个组织，甚至我已将船长一职托付给了别人，我只是扮作董事会的主席，处理些战略性的大问题。　　问你能告诉我，你只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吗？　　答啊，我得说我还不仅仅于此吧，我像是这条船的主人。　　问你会闯进驾驶室，然后接管控制权吗？　　答我会去拜访船长，但我却不会去夺权。因为这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如果我妨碍了那种责任，那就将是十分有害的。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的金融管理事务中退出来的？　　答1989年我已经深深地卷人到东欧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了。你知道，东欧正是我期盼早日恢复其昔时之光彩的第一故乡，我无法继续料理我的日常事务，不可能再继续守候在电话机旁，我已有点心猿意马。于是，我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由斯但菜·德鲁肯米勒牵头的一组年轻有力的金融家。　　问然而，你仍然在1992年对英镑挣下了10亿美元的战役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还是在你将金融控制权移交给了斯但莱之后。他应当由此而名声显赫吗？　　答是的，我从未为此而过功请赏，我参与了那一事件的过程，作为一名督查者，我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承担风险就会财源滚滚，无限风光在险境嘛，我们应当比平常的规模还要大一点，来一次真格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问你对量子基金集团杠杆作用的程度负有全责。然而，在英镑上走短期的最初想法却是他的，对不对？　　答是的，他专门槽询过我，但是，最终是由他作出的决定。　　问如果没有你的谆谆教诲，他恐怕将永元出头之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公正？你难道没有驱使他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吗？　　答我曾建议他打蛇就要打七寸，如果没有我，他倒也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段并非 总是那样神奇，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只有一些证券在担当风险，或者稍稍多出一些什么吧。　　间这就是你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量子基金会也对货币的走势做出过某些判断，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答与我在英镑大战中的角色并无出入。1994年我们在日元问题上碰了一同大钉子，当时我们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被极大暄染了一番，外界纷纷扬扬地散播谣言，说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事实却并非 如此。1994年2月，我们损失了6亿美元，但是到年末岁初，我们也将本捞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走霉运，我是整个决策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我得承担起责任，就如同我在英镑大战中那样。在确定我们在何处弄糟了事情方面，我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关注于美国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徐徐拉开的序幕。当时，支持日元强劲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点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　　问你现在在纽约花的时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你主要潜形于东欧，从事你的基金活动。　　答再也不那样了，我现在耗在东欧的时间就比过去的5年要少。　　问当你浪迹天涯，你又如何频繁地就商务上的事情与在纽约的办公机构进行沟通的呢？　　答只要电话联系畅通无阻，我就每天与办公室聊聊天。　　问你会与斯但莱说几句吗？　　答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问斯但莱还向你征询意见吗？你与他进行沟通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还是你们之间的交谈只是就事论事？　　答他负责全盘运作基金会，我不会将任何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在许多方面，斯但莱在40岁时比起我在那个年纪要强一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