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象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这位蔡同志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象是血一样的液体。他解释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贷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困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冻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象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旗，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杜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缓了我们的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木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象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第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宫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棒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由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当她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身穿破军装，踏进家门时，她母亲惊喜交集，喃哺半天才进出一句话，‘“儿呀，你也该找个婆家啦!“那时邯郸已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任琪动员她妈把地分给贫农。妈妈听了不对味，回答说：“穷人有穷人的命，我怎么可以违抗天意？“但是任琪非常坚决，一连劝说两夜，做娘的流了不少泪，最后屈服了，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任琪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决心参加反蒋战争。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很显然她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她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一个女英雄。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接过吻，她觉得这很没意思，不懂得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喜欢这一套。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里的女人花了很多时间梳装打扮，还坐在一种古怪的机器里不断摇晃她们的屁股。她觉得这些美国女子太无聊、太愚蠢。她常问我：“她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她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关于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我问她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有何感想，她说她不喜欢女主角安娜(她弄混了，误以为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她太“软弱”。任琪现在到总部去，希望找到办法去东北寻她的情人。所以，尽管她满嘴豪言壮语，对美国妇女表示鄙夷，可是她自己不也是害了相思病吗?我们相处三个星期后就分手了，她骑着一头毛驴，直奔一千英里外的哈尔滨去了。我祝她一路顺风，希望她安全通过封锁线，找到她的情人。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的吉普车越往前走，石子路越崎呕不平。后来根本没有路了，车子开进一条于涸河床，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树木稀疏的山谷里。这一带的村子都有石墙，象碉堡一样，外表比山下平原村庄的土坯房屋深沉一些。傍晚时我们到达冶陶。这是晋冀鲁豫军区总部所在地。刘伯承将军这时不在家，上鲁西视察部队去了。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将军带着他的能讲英语的秘书李棣华先生来迎接我。寒喧几句后，他问我对解放区有何观感。我对他说，一路上不许我拍照，这位我很恼火。他请我原谅。“地方干部不懂得新闻记者的任务。你放心好了，在我们解放区，你要照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欢迎任何记者来解放区参观。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到任何东西部可以写。“我对这种痛快表示有些半信半疑，但是后来共产党真的让我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向我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讲，很使我出乎意料。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不过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倒霉事。我被安排在一所石屋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住，自己睡一个炕，室里生着一盆炭火，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里俘虏过来的战土当我的勤务兵。室里还有一面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幅杜鲁门的画像。第三章．一支军队的创建九．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千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位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共产党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何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北平失陷之后，我曾偷越日军防线，经历一段相当冒险的旅程，来到当时正在华北集结待命的蒋介石军队的驻地。一九三七年整个夏季，我跟着蒋介石军队一路后撤，退出华北平原，越过了山西的崇山峻岭。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抵挡不住了，整个华北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堰旗息鼓。然而，正当我跟随着蒋军逃离华北之际，共产党人已开始插入敌后。当时我还曾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敌后活动的。共产死人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我觉得，这不仅是绝好的新闻报道题材，而且必有一番可歌可泣的人类业绩。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共产主义今天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答案。从华北人民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预料谁将赢得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呢还是蒋介石。我还认为，从这几年的历史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政治和军事的，以及人情上的和哲学上的。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薄一波政委。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到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组织了这一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薄一波不仅在这一地区战斗了十年之久。而且他本人就是山西省人，因此，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一提起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立刻会浮现一个执掌了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判官的形象。一个俄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委员是怎样一副尊容，我不得而知，也许确如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类可怕的人物。但薄一波却是一位面颊红润，态度和蔼，不到四十岁的青年，总是面带笑容，头脑十分冷静。我在冶陶期间，与他相处很熟。我曾向他提过几个很笼统的问题，如：“什么是边区？　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请谈谈它的历史情况。“以这些简单的问题为梗概，他侃侃而谈，谈了三天，内容十分广阔，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以及政府的组成等等。他滔滔不绝，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而喝一口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及他的私生活，因为在我抵达冶陶后不久，一场更为激烈的内战迫在眉睫，他和我都无暇深谈个人的私事。不过我从道听途说中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过去是个作家，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有不少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对他十分器重。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说，他待人热情周到，思想清晰，度量非常宽宏。在边区政府一些较急性子的官员当中，他确是一位杰出入物。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坐在薄政委住宅中的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上。这座房屋易用石头砌成的，地板也是用石块铺的，房间里有窗帘和西式桌椅，大概是一座被征用的地主的宅邱。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李棣华的中年人，他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秘书，在我与薄一波正式谈话时，由他担任译员。李棣华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跑到解放区来了。我猜想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就此问他时，他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我还不是；如果你问我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但愿我够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来到解放区以后，在物色译员方面，我本会遇到许多麻烦。但李先生的确是担任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山西人，能听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而对我来说，薄的口音简直太难懂了。这一点的好处非同小可，因为从外省来的译员都听不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一连几天，我们三人围坐在薄一波房间里的一小盆炭火旁。我写着写着，就困倦得简直要睡着了，而薄一波却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意。我对薄提的主要问题，都是有关他们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并没有试图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的“魔法”。“你该知道，”当我们坐定之后，他说，“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边区位于华北的中心，面积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看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一地区是个很有利的战略整体。它的形态象一个四方盒子，下边是黄河，上边是正太铁路和石德公路，左边是同蒲铁路，右边是津浦铁路。“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把这一区域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下辖二十四个专区，每个专区都有平行的军事和行政机关。下面又分一百二十六个(这个数字常有变动)县政府和自卫大队。“边区一半是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或称黄河平原，另一半是太行和太岳山区。“这些山区地处要冲，虎视华北平原。不论是对本地军阀还是入侵的外寇，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脉蜿蜒三干多公里，横亘中国直至西藏。正如谚语所说：‘重门叠户，里山外山‘。“在此我想冒昧地打断一下薄的谈话，仅就这些山脉补充几句。美国那些干涉主义者以为，只需为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就能征服共产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山脉的险峻。我和薄一波身处其中的山岭，属于雄伟的昆仑山脉的一系，源起印度边境，跨越整个中国，直抵日本群岛。这些山脉在军事上意义极为重大。不妨设想一个旅行者从接近苏联边境处入山，可以沿着山路穿越数省，渡过黄河、长江，跨过西藏这个世界屋脊，最后到达印度，在漫长的四千八百多公里的旅程中，几乎不涉平地。山里自成局面，对于一支穷困之师，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只要守住险关隘道，便可纵横来去，更能随时下山袭击不备之敌。要想完全控制这一片祟山峻岭，远非人世间的军队力所能及，这倒是值得那些以为出动几师美军就能替蒋介石征服中国的美国议员们好好想一想；可是只要控制这些山脉的一小部分，就往往能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继续记述薄一波政委的话：“刚才我所讲的，只是我们边区的大致情况。华北人民和八路军，就是在这里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二十年。‘至于我们是怎样求得生存的，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其次，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梁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边区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有十四万人口。此外还有八、九个四、五万人口的城市。“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也就是山西人，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二千年来，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好斗。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流血斗争、起义反抗的历史。二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刻画他们是十分贴切的。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木棒、石块以及其它任何武器起来造反，推翻官府。“过去他们起来造反，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义气，而缺乏远大的目标。由于他们天性勇猛，并具有争取独立的精神，要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并不困难，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却远非易事。所以我们还得教导他们，光会杀敌是不够的。在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这一点他们并不外行，并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的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由于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地处战略要冲、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三千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整个内战的胜败就将取决于我们这个边区及其侧翼鲁东地区的形势变化。“如果我们能阻止蒋介石入侵这一地区，那么我们就能在内蒙和东北建立根据地，从而具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即使蒋介石象日本人那样打进来，我们澈入坚不可催的太行和太岳山区，照样能维护晋冀鲁豫边区的独立。““谢天谢地。”我瞟了薄一波一眼。他又重复了一遍：“谢天谢地，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十．建立根据地要创建晋冀鲁豫边区，仅仅具备了山岭平川的自然条件还是不够的。最初，这里尚未建立政府。三千万人口只有一支六千人的军队。经过八年抗日战争，边区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也扩充成为拥有三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这不仅是一部丰功伟绩的史篇，而且是前所末闻的艰难困苦和雄心壮志的记实。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却指挥的状况下，如乌合之众仓惶溃逃。国民党的将领们一心只想尽快撤到黄河以南。在所有的大小城市中，一时汉奸蜂起。中国处于危亡之中。到一九三八年，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几乎荡平了所有正规部队的抵抗。薄一波继续讲道：“过去，蒋介石诬蔑八路军为‘匪军’；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年月，唯一留在华北坚持抗日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匪军’。“除了八路军以外，当时在华北也还有其他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黄河撤退时，那些隐藏多年并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们，捡起败兵遗弃的武器，站出来进行公开活动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党员拿起武器，脱掉长衫，短装上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律不准撤过黄河。“党中央与地下工作者之间，平时很少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党中央使分派联络人员到各大城市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全力以赴，尽快地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工人、学生以及农民团结起来，立即撤离城市，开展游击战争。“通过这种传达方式，有一部分党员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那些没有接到指示的也自行采取独立行动。早在八路军出现于华北之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就以各种名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如河北民军(或称敢死队)等等。这些队伍的前身，都是一些爱国团体，它们现在的领导人那是共产党员。“另外还有一些开展游击活动的学生组织，有的在抗战以前就成立了，因为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对蒋介石一味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有所不满。“正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阎锡山把我从延安请来帮他训练这批学生。“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山西时，阎锡山企图引诱学生们跟随他撤往晋南。我向学生们发出了与阎对抗的号召：‘跟我上山去！‘“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跟我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率领五个学生纵队上了太行山和太岳山。每一个纵队都由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些党员都是刚从蒋介石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除了这支学生队伍之外，还有少数自发组织起来抗日的铁路工人和劳工自卫队也随我上了山。“这些队伍实在不成其为军队，倒是有点统一战线的色彩。他们都是不愿跟随蒋介石军队撤过黄河的人们。我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宁可死在山西，决不逃难！’除了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阎锡山政府之外，多数群众都志愿留下来抗日。“当这一运动在山区开始展开之时，在平原上也同样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例如在河北省，由华北的教授和教师们发起组织了民军。不久，一个包括学生、少数地下共产党员以及民主人士组成的地方政府，在杨秀峰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杨教授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主席。在河南和鲁西也成立了类似的政府。“此外，近百个自卫大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或多或少带点自发的性质。当时，所有这些组织的发起，那是出于爱国之心，或是对日寇暴行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国民党毫不抵抗、望风溃散的愤慨。这些队伍总共约有十万人。“这些队伍与共产党并无多大关系，与八路军也毫无联系。其优点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缺点是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也没有多少军事经验。这些队伍是由一枪末放过的学生和对战术一窍不通的教授，以及不懂军事和政治的农民组成的。它们面临着因无人指挥、领导而溃散，以及因不懂军事而被消灭的危险。“这就是当时华北抗日运动的基本状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个团，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出发，东渡黄河，来到了太行山区。刘将军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军事领导者。“虽然刘伯承部队只有六千人，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战士。他们全都参加过长征，骁勇善战，训练有秦，尤其擅长游击战，并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以往的国内战争时期，这三个团曾在鄂豫皖三省作战，在长江以北一带打过蒋介石。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为数不乡的地下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开始时只有两条步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目前拥有三十万众、占据了边区这一战略要地的八路军，就是靠这两条步枪起家的。这是我们常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例证。“刘伯承的这支正规部队，与我领导的五个学生纵队进行了合并改编，后来又分派到各地的民军中。这次合编在华北建立了一条对日作战的阵线。“薄一波最后引用了彭德怀军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力量好比是水，刘伯承将军的队伍如同是鱼，鱼儿只有在水里才能游动自如。“十一．组织抗战建立抗日阵线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以区区六千人的部队，面对不论兵力和火力都比自己大十五倍的强敌，看来刘伯承几乎处于绝境。从理论上讲，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但倘若刘伯承贸然向日军发动进攻，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他退守山区，保存实力，那么敌军就可在平原巩固所占地盘，招募伪军充当守备部队，然后从容不迫地进山追剿。又假如他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路民军中去，那他必然丧失手中唯一的攻击力量，破坏他所指挥的队伍中唯一的主力部队的统一。把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土与普通老百姓的乌合之众混为一体，等于把血稀释在水里，他就得冒降低土气和破坏老红军优良传统的风险。刘伯承还是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我想把这一点再强调一下。刘伯承违背了军事常规，并没有把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而是将他们分而散之。刘将军自毁一二九师(不是自毁又是什么呢？)正是揭示了共产党兵法的奇特之处。不仅是刘将军，而且共产党其他军事指挥员也都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无数人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先例，然而，本来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的司令员，竞故意拆散自己的军队，这在历史上倒是罕见的。倘若刘伯承将军，或者共军其他将领，因此打了败仗，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很可能被视为是疯狂的行为。但刘伯承将军的这一决策，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作出的。他将他的军队的成败，抗战的前途，乃至个人的生命，都系于分兵以发动群众这一决策之上。他深知必须用这种办法把抗战散播开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他所采取的策略大大增加了胜利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从正面迎战日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将部队分散开来，就使敌人根本找不着大的目标打。如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象这样分散于敌后，就根可能会丧失士气，归于瓦解。但刘伯承的部下却不是一般的兵。多年以前，当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举行暴动，反抗地主的压迫之时，这些以往的贫雇农便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从此，他们逐渐习惯于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他们虽然容貌粗陋，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在那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曾身经百战。现在，又把他们撒出去，远离上级的指导，让他们独立工作。如果刘伯承的队伍想在高山峻岭中寻找藏身之所，太行山本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下了太行山，开进华北平原。平原地区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开展游击战。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绕过邯郸向东行进。他们跨过冀南尘土飞扬的原野，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象岗哨一样座落在铁路沿线的城镇。晚上留宿在荒村茅舍，甚至露宿荒野。队伍行进缓慢，沿途困难重重，多次被迫改变方向。内心的焦虑使他们无暇顾及外界的干扰，好在他们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愿意打日本的中国军队都很惊讶，他们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军队每每一遇日本侵略军就逃之夭夭。穿过遍地沙尘的河北原野，途经山东人口稠密的村庄和青翠的山峦，刘伯承部队的指战员们继续向前挺进。行军多日，来到了太平洋之滨，这里离开他们出发的地点，已有千里之遥。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土在当地组织游击战。每一个班都抽出一、二名战士，加入由农民、教员甚至爱国的地主组成的地方抗日武装。当地民众热情欢迎正规部队的战友们，并推举刘伯承的这些部下当他们的参谋。在这些抗日队伍中，老红军的伙夫、骡夫都当了连长。薄一波的学生们也相继被派到那些由红军战士领导的队伍中去，不久就担任了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通过分兵以扩大抗日战线，刘伯承获得的战果，远比直接击败日军一支劲旅要可观得多。因为即使他在正面交战中击败了日军，削弱了对方的战斗力，自己的队伍难免也会减员。而由于采取了上述策赂，刘伯承的力量才能扩充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吧。这样的扩充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错误所致。他仅以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兵力来衡量中国的抗日力量，他藐视游击战，认为那些小股地方武装，在既无外援又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在他的后方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然而在此期间，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扩大了十五到二十倍，从区区六千人发展成为十万野战军。同时，地方武装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正规部队好比是骨干，游击队如同筋络，民兵就象是皮肉。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他们军事力量的整体。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广大的华北农村。从山西省的同蒲铁路，到山东省的津浦铁路，如果乘马车或者步行，在历时一月之久的长途跋涉中，绕过日军占领的三大城市，只需三个半小时。位于华北的三条南北向的铁路，与两条东西向的铁路相互交织成十字妆而日军只能据守铁路沿线，因此共产党人风趣地说，日本鬼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日本兵轻易不敢出城下乡，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敢出动打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大部已撤退到黄河以南，剩下的残部这时都当了伪军。在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政权机构也在华北地区建立起来。正如许多地方武装产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政权机构也都是通过普选，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政权机构曾经一度隶属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有自己的一套税收和财政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但并未没收地主的土地，故仍然维持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的政府。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华北这一带建立一个更为统一集中的政府。一九四一年，从四个省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聚会于太行山区，成立了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货币、税收制度，还设立了管辖一百多个县的行政机构。边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高峰。上面这些平淡的字句所包含的业绩，足可惊天动地。刘伯承率领为数不多的小部队，居然敢于深入到已经沦陷于民族大敌手中的地区，剿灭了危害乡里的土匪，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了政府。他们非但未被消灭，反而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十至十五倍。最后，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除城市以外的几乎全部农村。他们的对手并非一些没落的昏庸军阀，而是胜利在握、骄横不可一世、几乎把整个中国踩在脚下的外来侵略者。而他们自身，只不过是靠两条步枪起家的一小股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正由于共产党势力如此惊人地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对日军交通线的勇敢袭击，不久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因难。日军在自己所占领的后方地区，出乎意科地遭到抵抗，大为震惊，于是立即掉过头来，以三十六个师的兵力杀回华北，决心拔除自己后方的心腹之息。十二．杀光，烧光，抢光！日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刘伯承的正规部队，或者使其无法立足，同时消灭各地方抗日武装，并在农村实行恐怖政策，迫使人民群众放弃武装抵抗。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中国人的战术。现在他们又采取了一套新的战术以对付来自曾经一度是其后方，而如今已变成其主要前线的威胁：日本人的战术可谓五花入门，在此我略举一例—“铁壁合围战术“。对于西方军界，这个名称听起来颇有点离奇古怪；对于日本人，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进攻手段；而对于中国人，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所谓。“铁壁合围”，就是把中国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日军可随时进行纵横扫荡，围歼抗日武装。日军以城市作为“铁壁。的门锁，并沿铁道和公路修筑互相连通的封锁沟，沟宽两丈，深如护城河。在他们准备进攻的区域周围，还横越公路和田野垒起封锁墙。据薄一波估计，若把这些土墙首尾相连，可环绕地球一圈半。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我可以用亲眼所见来证实这一点。当我穿越冀中平原时，看见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中国抗日武装还能立足其中。封锁墙筑好之后，日军又在铁路之间修筑了公路，沿公路建了许多碉堡，然后进行分片合围，把封锁区象切豆腐一般分割成小块。到最后，简直就找不到一块超过二十里长，可供抗日武装活动的地方。尽管如此，日本军队仍然消灭不了抗日武装。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他们提出“杀光，烧光，抢光”的口号，开始了见人就杀，见物便烧的大扫荡。每扫荡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把青年人统统杀光，还宰掉或掠走所有的牲畜，农具和粮食也被洗劫一空。其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生命绝迹的无人区。另一方面又加紧施行经济封锁严禁向游击区输运食盐和布匹，妄图以饥荒来破坏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国人又如何对付这种战术呢？正如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去对付游击队一样，中国人也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对付日本人的“三光”战术。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末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当时，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也可称之为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撤离这一地区。日军到来时，就连一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如果故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因。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抱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著。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铣、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这种名为“坚壁清野”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下面略举一例。在山西省太岳山区，有个六万人口的沁源县。县城也叫沁源，周围原来有城墙，后来日本人入侵时，人们把它拆除了。这里的居民天性独立不羁，在抗战期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县没有一个人投靠日寇当汉奸。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沁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订、肉中刺。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人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调遣了一个团的兵力沿公路进犯沁源县城，另派一个团部署于县城以南。沁源人民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召开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誓死不向敌人屈服。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粮食、牲畜和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很快撤离一空。同时，居住在日军必经的百里公路沿线的二万群众，也都撤离了家园，躲进山里。不仅仅是地方民兵，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拿起了武器。他们以一万支枪的火力，在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山区群众把自己的土地、棉花、家畜与那些逃进山里的难民合用，虽然住房很紧张，但孩子们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钱。日本人大摇大摆地通过公路往城里运送给养，每隔一天运送一次。民兵就在一处叫生福岭的狭隘山口设下埋伏，开始埋伏了五百人，后来又增援至一千人。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艰难地通过山口时，民兵们鸟枪齐放，子弹象瀑布一样向敌人倾泻下来。从二月到五月，民兵们一直采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五个日本兵。这个山口使当地的日本驻军丧胆，以至每个被派去执行押运任务的日本兵，都要在头天晚上给妻子写一封诀别的家书。后来，日本人就把生福岭称为“鬼门关”。在撤离沁源之前，群众把所有的水井都用泥土给填死了，占领县城的日军饮水只好到附近的沁河去取。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山绝壁，山上埋伏着民兵的神枪手，日本人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兵力来回护送运水队，于是运水也成了一场战斗。另外，城里没柴烧，日本兵不得不出城去打柴，山上的民兵了望哨一发现他们砍柴，就放冷枪干掉他们。日军甚至出来大小便，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游击队还常常在夜里下山来摸哨。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在边区的平原地带坚持抗战，比在山区还要困难。例如在冀南，二、三十里之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算是“根据地”了。由于到处都有日军，中国人无法保持较大的机动部队，因此就把队伍分散，最大的编制也不超过一个营。在平原上，有些家家户户都用泥灰砌房屋的大村庄里，往往是村西头驻有日军，而东头却住着游击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击队也很少被发现，日本人竟打不着他们。所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还把儿童、孕妇以及伤员送进城里，交给伪军的家属和医务人员照料。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游击队还在公路上到处挖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行，只好绕道田野，迂回行进。游击队在沟里却能够行动自如，撤退也很方便。平原的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地下工作者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一遇紧急情况，就把队伍带进地道，领导机关也进入地道继续工作。地道口都经过巧妙伪装，往往就开在干部住房的墙壁里或地板下。地道长约五至十五里，不仅户户相通，而且村村相连。地下通道纵横，多处开有进出口，而且还有不少拐弯抹角的地方，一遇紧急情况，就在那里布置武装岗哨，以对付进入地道的敌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抗日政权的干部能泰然安居，即使故人进了衬，他们也能处变不惊。假如敌人逼近家门，游击队就先应付它几招，然后纷纷钻进地道。倘若日军闯进屋里，也只有徒然四壁，空空如也。有时也许只见一个老妇人安坐在椅子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但是，尽管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根据地还是日渐缩小，正规部队也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员到七万人。但民兵的力量却发展到五十多万人。十三．饥荒，蝗害，破除迷信华北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在此实难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在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山西的“牛皮灯笼”以及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是在日本投降后爆发的激烈内战的序幕。但是，尽管共产党灵活机动，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日本人的大扫荡也并非一败涂地。虽然日军未能消灭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却迫使刘的部队完全处于守势。同时，日军在华北造成的艰难局面，也使抗日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除了日寇所执行的“三光“政策造成严重的摧残之外，华北人民还经受了更大的灾难。“老天爷不保佑我们，我们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人也这么说。那几年，华北平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和歉收。旱灾给人们的打击比日本人的大扫荡还要严重，因为天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饥慌、旱灾、蝗害以及瘟疫，再加上蒋介石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竟也是相当有限的。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象赤身裸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杯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旱象未有稍减。人们仰望炎炎赤日如火悬空，俯看脚下龟裂的土地，不禁悲叹：“老天爷不让咱们活下去了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罪孽深重，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将一部分人接回天堂。连一般的人都在猜疑，是不是每隔几年上苍就要降一次灾祸于人间?于是全村的人都蜂涌到寺庙里，向佛祖如来、太上老君、城煌土地爷叩头求雨。有不少人身穿囚衣，还有许多人装束成苦行僧，脖子上套着枷板，匍匐在地。另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颈上刺几个洞，再穿上几条长绳，走动时绳子拖在身后，表示忏悔赎罪之意。尽管宗教狂热在农村风靡一时，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求神拜佛，搞那些古老的迷信。有一些年轻人就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人认为“自助者天助”。也有人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就在咱们这里，请他来救咱们吧！“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政府，期待它来援助和救济他们。老天爷仍然滴雨未降，人们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在村干部当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起初，干部们跟村里所有人一样，也到庙里去祈神求雨。这一切都无济子事，旱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他们目睹了老年人搞的那一套摧残身体的野蛮仪式，那种对木雕泥塑偶像的顶礼膜拜。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这些干部在八路军那里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看到达样的情景，心里反感极了。后来有几个年轻人说道：“菩萨不会对咱发善心，干脆砸烂它！“这伙年轻人心血来潮，急不可耐，不顾那些比较谨慎一些的同志的劝阻，也忘记了有关的政策规定。这伙年轻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们冲进庙里，把那些木雕泥塑的菩萨从神座上拉下来，用石头砸烂它们的脑袋。这些奇形怪状的偶像所象征的意义，早已被大多数人所忘却，年轻人就更不会为其所感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迷信的残余。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些遍体鳞伤的菩萨们从庙里拖到街上，然后再往它们身上抹黑，最后当众把它们彻底砸烂。这种行动使村里的老人们感到大为担忧。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人们看到，自己一度如此崇拜的神灵，竟然无力阻止和惩罚这种渎亵行为，因而断定菩萨的神威还不及村干部的凡力。只有少数老人认为，把神像砸了会更激怒上天，但他们对大祸的行将来临只能暗暗叫苦。村子里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靠老天爷还不如靠自己，不如靠毛泽东。当初，他们也并没有以毛泽东来取代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后来，当他们终于渡过了饥荒，又有了好年景时，不少农家在过去供奉泥菩萨的小神龛里，挂上了毛泽东的小像。蝗虫的入侵使饥荒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在饥荒的头两年，蝗群一来，有如乌云压境，遮天蔽日，席卷边区四省，数日不散，经过之地，庄稼片叶无存。共产党立印发起了灾蝗运动。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也动员了上十万人到地里去消灭虫害，保护庄稼。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群，人们手拿棍棒，严阵以待。他们就象与敌人作战一战摆开队形，挖掘壕沟，阻止煌群向前推进。蝗虫有个特性，飞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就好比飞机在加油基地着陆一样。蝗虫一落进沟里，人们便挥舞棍棒，奋力扑杀。另一部分人把蝗虫装进麻袋，然后倒入熊熊烈火中烧死。也有人兴致勃勃地大把大把地捉蝗虫然后带回家去佐餐。在冬春季节，还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地里去挖蝗卵，前后总共挖出了二、三百万斤蝗卵。在灭蝗运动期间，共计动用了几亿个劳动日。最后，人们终于战胜了蝗灾。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边区以至于整个华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边区人民之所以能胜利地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没有垮掉，完全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都下到农村去领导生产。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能手“。战士们和党员干部们与群众一起，积极投入了修渠挖井、耕田浇地等农活，以及灭蝗抗灾的斗争。同时，还把党员干部、战土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口粮削减了一半。党政工作人员的口粮每天还不到一斤小米，而原来的定量是一斤半。他们就想办法上山去挖呀菜、打树叶，掺点小米对付着吃。天长日久，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头昏眼花，一爬山就晕倒。现在许多干部患有心脏病，就是由于当时在力衰体弱的情况下劳累过度引起的。八年抗战期间，在共产党所建树的所有业绩之中，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大概就是胜利地渡过了这三年艰苦的岁月。今天他们常说：“一个好党员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耕田种地、挖井浇园、灭蝗抗灾，乃至忍饥挨饿。“共产党人士坦率地对我承认，在三年因难时期，不仅在政府和军队里，甚至在党内，都有人当逃兵。华北闹饥荒的第二年，正是国际形势对盟国最为不利的时刻。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被德国人攻陷。从在山区发行的报纸所登载的点滴消息中，少数干部认为俄国人坚持不下去了。有个在十车前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团长，竟然开小差叛变投敌了。他是一个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考验的老党员，谁能料到现在也当了叛徒，这件事使边区的领导大为震惊。倘若其他人也步其后尘，那么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士气势必瓦解。党的领导并没有对大家隐瞒时局的险恶。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新政策。从部队复员的战士、从政府机关精简的干部，可以在生产劳动和抗旱斗争小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的道理很简单：通过反抗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党人认识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党、政府和军队部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唯一的出路。除制定了这些经济政策以外，党组织还在广大干部中做了大量工作，使大家对最后的胜利保持坚定的信念。党中央提出的基本口号很快传到了各地农村，并在报纸上、黑板报上以及剧场各处，广为宣传。这些口号的主要内容是：“民主必胜，法西斯必败！“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又提出一条新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党的全体领导干部，要对局势的发展作最坏的准备。尽管当时还很难看出形势将恶化到何种地步，党还是作好了应变的准备，以对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如：再次发生饥荒；在今后三年内仍然得不到国际援助；日本鬼子从太平洋方面杀回马枪；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在军内党内再次发生叛逃事件，等等。党一方面大力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严肃地告诉党员干部要克服因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然而形势并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到一九四四年，尽管党中央提出的打败希待勒的口号未能实现，但国际形势开始好转，华北时局亦相应有了转机。饥荒终于被战胜了，日寇的大扫荡也不如以前那样猖獗了。边区军民开始向日军据点发起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期，他们学会了许多对付敌人的新策略。一些乡镇和小城市相继被收复。同时，全面大反攻的准备工作业已着手进行。边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规部队的化整为零开始的，这样做使故人失去了重大的攻击目标，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当前的第三阶段，则是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开始，旨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此外，还把平原地区游击队的领导干部送进深山去集训，学习运用正规部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术。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运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就是整风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四省的党员还对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还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研究，”薄一波告诉我说，“这样我们就可避免重陷他们的覆辙。““你是说，你们对导致白劳德被开除出党的法国共产党人杜克洛对美共的攻击进行了研究吗？“我问道。薄一波笑着说：“是的，我们正是研究的这个问题。从中我们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薄一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与他以及边区其他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当时举国上下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共产党很可能受这种普遍厌战情绪的推动而放下武器，使自己陷于与中国其他民主人士一样的处境，即丧失自由，随时都有被监禁的危险在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俘虏。这样一来，所有的农会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都将随之而土崩瓦解。至于被马歇尔所“欺编”的说法，我从边区共产党人士那里，一直未能得到什么确凿的事实根据，说明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我只能这样去理解，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薄一波接着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发展到成年的时期。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和愚昧无知。它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敢不敢去夺取胜利?““你的意思是说，“我问道，“敢不敢夺取政权？”“不，这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目前还未到夺取政权的阶段。当前的问题是，由我们来领导中国，还是由蒋介石来领导我们。经过整风，我们懂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方针，并不一定非得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不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原不属本章所叙述的范围之内，但就此略加评论，也井非离题。显然，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共产党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他们能够在旗鼓相当的基础上，与蒋介石争夺域中天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还因为蒋管区经济几乎已经完全崩溃，蒋介石参加抗战之初的那点政治资本也已所剩无几。这场斗争并不完全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人与人的斗争，而且还包括双方政策之间的斗争。蒋介石始终维护地主豪绅在农村的统治，而共产党却提倡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既没有实行任何有效的改革，也从未进行过普选。而共产党不仅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改革，而且在所有农村都进行了普选。蒋介石靠滥印纸币维持的经济，日益依赖于美元，使民族工商业遭受到严重破坏。与此相反，共产党则有一个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工业的纲领。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正在把中国引入穷途末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将会看清这一点，并将起来反抗这个独夫民贱。但由于蒋介石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沦陷区，仍然拥有一定的声望，因而立即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所能做到的，只是组织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与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不同。在当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而如果现在还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无疑只会使人民泄气，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因此，虽然他们愿意与蒋介石举行和谈，但绝不屈从于蒋介石的政策。一句话，他们决心“敢于胜利”。至于谈到苏联，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早已得出结论，中国在现阶段尚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缺乏足以组成一支政治上的打击力量的庞大工人队伍。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未确定，他们是否要遵循苏联的农村政策。我在解放区常听到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土议论说，苏联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尖锐批评苏联在土地改革中的过激做法。“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问题还不仅是俄国人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且他们的基本纲领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半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在加紧进行大反攻的推备工作。正规部队从原来的七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民兵也增加到八十万人，原计划是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发展五个民兵，边区的党组织也如军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五十万人(全国总计约三百万党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边区军民发起了准备已久的大反攻。八路军司令部的部署是，收复华北所有的重要城市，并夺回同蒲、正太、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刘伯承将军的初步目标，只限于攻克太原、开封、运城和石家庄，以控制山西全境以及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在“向日寇进攻！”的口号下，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开始攻取城镇，游击队则殿后扫尾。在短期之内，他们共收复了一百二十七个中小城市。日本人终于在原子弹的威慑之下投降了。蒋介石一面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一面与华北日军总司令官冈村达成协议，规定日军不得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一夜之间，大批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部下。山西老牌军阀阎锡山，也由日军用装甲列车偷偷地送回他的老巢太原。还有大批伪军固守城镇，等待蒋军前来接收。与此同时，苏联背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与蒋介石签订了同盟条约。本来蒋介石还忧心仲仲，唯恐德国投降后，苏联在不与他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日军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苏军开入东北后，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看来克里姆林宫对毛泽东在战后的作用是一直持杯疑态度的，因此选择与蒋介石签订条约，应允在东北只承认蒋介石的统治权。直至日本投降一星期之后，当八路军已经开始攻取城市的时候，这项条约才予正式公布。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斯大林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时，在日本的麦克阿瑟总部也下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只许向蒋介石投降。美国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已开始把蒋介石的军队往华中、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运送。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除了暂作让步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立即断定，暂时不能收复华北各大城市。毛泽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后需要和平并命令八路军各战区部队停止前进。接着，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一时难以收复城市的看法，在晋冀鲁豫边区受到广泛拥护。不论重庆谈判进展如何，边区军民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准备对敢于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迎头痛击。无论如何，即使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他们也决不把边区的主权拱手交给国民党。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所有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尤其是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都一致表示，不管毛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决心击退来犯的蒋军。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一段军事停战时期，逐渐又转入了内战。回顾过去八年抗战的斗争历程，边区的于部对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感到自豪。薄一波说道：“我们白手起家，建立了新政府，它包括了进步的民主人土、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有时还得对付一下蒋介石军队，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六千人发展到三十万人。民兵则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八十万人。“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在三千万农民之中，近二千万群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百分之八十的人巳摆脱了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边区，共产党成为广大农民唯一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一支无敌的力量。“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边区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水平并末下降，这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超过了自慈僖太后在北京执政以来的任何时期。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但工商业受到扶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民族资本不是在缩减而是在增长。“我们决心不借任何代价去保卫这些巨大的胜利成果，那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第四章．一个政府的诞生十四．一位教授的自述我回到美国后，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一般都以为，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搏斗。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当然，要美国人民不这样看中国内战也不容易。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士，如众议员周以德、前大使蒲立特、陈纳德将军以及共和党的某些显赫人物，就是那样看的。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朋友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一个共产党士兵在中国的一个村庄里出现，那里的农民就会立刻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真是可笑之至。在这两派人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承认中国的农民支持共产党，可是又说这是共产党骑在农民头上用枪逼出来的。在我临离开北平之前，有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向我发表了这种观点，他曾经去过共产党管辖的满洲地区。“你们这些记者真叫人讨厌”，他说，“你们说边区人民喜欢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是因为共产党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政府。可是，要是他们胸前对着刺刀，他们怎么敢说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呢?用军队把政府强加给人民，还谈得上自由、民主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随便用几句“无产阶级民主”的话就能搪塞过去的。不过，我在解放区后方游历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八路军的军人。与蒋管区不同，这里没有卫兵在衙门口站岗，警卫县政府。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一支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在保卫这里的政府，使它免遭假想的愤怒的人民所推翻。使我获得深刻印象的第二点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地带都没有土匪和民团而这在国民党区域是经常遇到的。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这些情况如果不足以说明这里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至少也能说明它足一个稳定的政府。最后，我惊讶地得知，我所访问过的那一、二十个区长，几乎全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小学教员。日本人侵占华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逃之夭夭了，于是这些教员就把学生、朋友和当地的农民组成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就成了地方政权。各区的政权又逐渐联合成县政权、专区政权、边区政权。笔者在写此书时，看来很可能将要以这些当初很原始的团体为核心而组成中国新的全国政权。共产党、八路军对这些政权的影响胜过国民党，这件事与其说是武力的原因，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了解到，有不少的地方政权的领导人曾经一度追随过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后来倒向共产党了，因为他们感到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无法有效地抗日。地方上民选的领导人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武力或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向共产党一方，这是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又爆发一场全面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蒋介石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蒋介石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共产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杨主席。他的政府设在一个小村子里，离我在部队上所住的那个村子大约有十二里远，中间要翻过一座小山。有时候，我无事可做，就逛到那里去，盼望他请我吃饭—他经常请我吃饭。他有一位厨师，是从蒋介石的某省长那里俘虏来的。我不敢说这位厨师政治上的可靠性如何，但是我敢说他的烹调技术是非常出色的。他在一间农民的茅舍里，随时就能做出五六道菜的宴席来。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其味道和款式远远胜过在上海和北平的高级馆子。这位厨师尤其擅长做蛋，其中一种是把蛋煮了以后裹上面粉烘烤。他做蛋做鸡的花样多极了，我记得我每次去吃饭他都没有重过样。杨秀峰一般只是为了陪我才吃一点点这样的佳肴，因为他的口味极简单。他和此地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棉制服，不过他的鞋子已磨坏了大半，补着皮子。他身体枯瘦而矮小年龄五十岁上下，耳朵有些聋，问他话很费劲，不过他是北平人，操一口清晰的京音，因此听他说话还是很愉快的。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象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共产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助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蒋介石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国民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蒋介石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个叫鹿钟麟的国民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国民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蒋介石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末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国民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最后，蒋介石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有时我也想，对蒋介石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蒋介石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要是一两年前我从蒋介石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国民党给枪毙了。蒋介石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国民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再幻想国民党能领导抗战。经过三年的敌后抗战，我认清了国民党反人民的面目。我原先要是个政治家的话，也许还不会有这点觉悟呢。正因为我是个教授，有普通人的感情，所以不齿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决心寻找新的盟友一起抗日。“国民党跑了以后，我找到了八路军这个盟友。我认识到，西面山西省的丛山对于我在平原上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有人提出把这两个地区联合起来，我非常赞成。“我知道在太行山薄一波那里有不少我的学生，从阎锡山政府里跑出来的戎伍胜也在那儿。我决定去找他们谈一谈。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太行山里的总部，我们开始筹划在黄河以北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瞎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经过一番磨练，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当教授的故我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这个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哎，没什么……“十五．边区的官员杨教授来到山西不久，华北各地五百名代表会聚于太行山。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游击队，大家几乎那是穿过日军重重防线，经过几个星期的艰险旅程而来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参议会，杨秀峰当选为参议会主席，戎伍胜为副主席。关于戎伍胜，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会议开了四十天，代表们在会上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基本纲领。在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纲领仍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根本法。其主要之点是对于土地改革、按收入征税、武装民众、通过新婚姻法、发展生产以及制定雇工法作了规定。按照杨秀峰的说法，这个纲领在当时的意义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充分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杨主席说，武装民众是为旧法所禁止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民主的最高发展”。“实行男女婚姻平等，我们就打碎了在家庭生活上的封建桎梏。“通过减租，我们吸引了农民来参加抗日，但是不同意他们分土地的要求，这样也就避免了地主富农的叛离。“最后，我们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同时又鼓励发展贸易，发展工商业，于是，抗战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现在打仗还是依靠这个基础。“我认为对扬主席的话需要作几点修正。共产党改善了其所辖地区人民的生活，我对此没有什么怀疑；他们使妇女在婚姻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杨秀峰声称不分土地是边区的根本法，然而在一九四六年年中，共产党发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指示，这个纲领就被完全废除了。显然，边区政府是服从共产党的政策的，并不代表地主。这样，本来是为进行民族战争而组成的政府，现在却开始进行阶级战争了。不过，这个纲领的关键之处在于武装民众。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在今日的内战中仍然掌握着武器。可以说，这是他们民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将来打败蒋介石以后，是否还允许民众拥有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我在那里的时候，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政治机关，边区政府官员就是由参议会选出的，而参议会又是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参议会的政治成份和其他边区一样，是由法律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三分之一，“进步分子”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中间阶级”占三分之一。这种制度称为“三三制”。在这种制度中，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代表，“进步分子”代表小商人、中农、自由职业考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代表小地主、商人和民族资本家。别以为这样的政府有点象美国式的政府，请听杨主席是怎么说的：“我们的政府里没有反共分子、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位置。倒不是说法律不许他们参政、不许他们投票，而是人民根本就不选他们。国民党员的席位还是有的，我们五十一个常委里就有十个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员有十六、七个席位。如果人民选出的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就得向其他党派让出所超过的席位。“这种政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制约政府的机构。不过参议会可以弹劾主席、副主席或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员，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将他罢免。“三三制”还存在一些问题。边区官员承认，有些人退了党以便参加政府。显然，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秘密党员选入政府。最后，从根本上说，这个政府在边区并没有控制权，权力是在一个叫“救国会”的组织的手里，“群众”是由这个组织来控制和动员的。关于这个组织，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只须指出，边区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政府有权利，救国会有权力。“边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十二万五千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根据我所看到的统计数字，这些政府职员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农民和工人，百分之四十来自如识分子和商人，百分之十来自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这种比例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大致相当。这些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做行政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治安司法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教育工作，百分之十五做生产建设工作，百分之十做群众工作(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百分之五做党务工作。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边区政府的精简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臃肿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边区政府的财政局只有十六个人，而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厅却有二百五十个人。边区政府本部的全体干部(他们不愿被称为官员)只有一百六十人。我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住在我周围的村庄里，其余都外出到各个专区，检查土地改革和税收，并进行调查研究。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杨主席在六个月之内就下乡三次。其中一次他骑着骡子在太岳区的穷山沟里转了两个月。他外出期间慰问部队，与农民谈话，研究土地改革，总之是想了解政府的法令是否对头，该不该改变。这种出行与美国政客为拉选票而作的巡游大不相同。不过，也包含向人民宣示政府的善意这种目的。“我们不能让人民把我们看成外人，”杨秀峰说。美国的政客可能会觉得他和善得有些过分，但是传教士一定会赞成的。“我们出门上路，要带上粮票，自己做饭。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吃得比最苦的农民还差。政府官员外出，要自己背行李。人民看到这种情景，或者看到场主席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就觉得边区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到底有些不同。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二十五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三分美金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政府职员住房是不交房租的，一般是三四个人同住在农民的一间房里。虽然许多高级官员与妻子住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当地官员很少带家属，因为粮食有定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结果，妻子儿女就呆在老家。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在通常情况下，这样是不能吸引社会才俊之士为政府工作的。但是，这些原本是为了抗日而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士，对他们菲薄的薪金和艰苦的生活并不介意，因为他们希望，在战胜蒋介石之后，能够担任负责职务。我发现有少数政府职员，尤其是厨师和饲养员，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情绪低落。高级官员就让他们学文化，开阔眼界，以克服这种情绪。虽然边区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政府的高级职务并不由工人和农民担任，而是往往被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杨教授着意向我说明，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出路要比无产阶级广的多。政府一直想从外面获得技术人员，以每年一千三百磅粮食的津贴招聘任何愿意摈弃蒋介石的人。从北平跑来的大学教授每月可以得到两百美元左右的薪金，这比国民党给的多，不必说，比一个普通边区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的薪金更是多出许多倍。对知识分子如此优待，足以说明共产党是多么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象我这样的外界人土过去常常不理解，一个大部由毫无经验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何以能治理边区呢？一直到四十一岁时还是教授的杨秀峰为例，他过去毫无经验，他的同僚们对行政艺术也同样是一窍不通，他如何能管理三千万人民呢?杨秀峰在这个问题上给我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理论家的回答。这些理论家宣称，对于人民，必须把民主教给他们，至于谁来教导先生，则绝口不谈。“我不过是个学生啊，”杨秀蜂对我说，“可能还是中学一年级生呢。我们不懂做官的那一套，大概难学得很哪。国民党一开始还笑话我们行署的公文太简单，可是后来，他们也觉得还是简单一些好。我们的法院办事也是如此。法官就在纸条上书写简明扼要的判决词。“我觉得我在领导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是接近人民不够，我有时还犯官僚主义哩。“举个例子说吧。一九四二年我们禁止缠足，当时我们下了一道命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解放小脚’，凡是缠足的女人都罚款；但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后来我们撤消了那道命令，改用宣传教育的办法，结果群众就自动把小脚解放了。一九四一年，我们推行强迫教育，但这是一种书生气的、官僚主义的办法。家长都太穷了，无法送孩子上学，而且还要孩子在地里干活呢。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命令也撤消了，一方面设法改善家长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取消了学费。“近十年来，杨秀峰不但学会了行政管理，而且他的整个人生观也改变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新社会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呀。“他对我说。“我打游击那阵子，还以为政府最好是设在大衙门里。现在我感到，住在这座简陋的房子里办事更便当，因为这样更接近人民。“抗战前，我不愿搞政治。现在我认识到，没有政治工作，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早年留学法国的时候，很喜欢去卢浮宫欣赏油画。现在我变了，我不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了。“这话听起来有些马克思学说的味道，于是我就问杨秀峰为什么还不加入共产党。“如果你要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我无话可说；可是你要问我想不想入党，我只能说我要争取。你可以把我看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吧。““那么，”我问杨秀峰，“你的政府真是共产党的傀儡吗？”扬秀峰面有怒色。“谁要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傀儡，那就请他亲自来看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各个主要问题上在实行共产党的纲领，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欢迎资本家，支持土地改革，相信民主，那还讲得过去。“但是，看问题应当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好处。判断任何一个纲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如果要正确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杨秀蜂最后说，“那么就说我们是人民的傀儡吧。”十六．农村中的民主在共产党区域，有两个革命事件对农村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改革把地主逐出村政权，从而消除了农民自古以来对官府的畏惧。农民不再象过去那样坏着惊恐的心理看待政府。他们亲眼看到村子的统治者从宝座上滚下来，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势力，不再是高踞于上的、遥远的、不可驾驭的东西。另一事件是游击战。由于打游击，共产党干部常常要在农民家里寻求掩护，这样，农民便渐渐对政府产生了亲近的感情。政府成了在地上的东西，农民伸手就能摸着，能与它握手，甚至能打它的耳光。政府堂皇的外表，官员身上唬人的制服和绸面皮袍，以及在威严的衙门口持枪站岗的卫兵统统都不见了。在农村里，官员们象农民一样穿着棉布衣裤，象农民一样说话，象农民一样生活。他们基本上就是农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他们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不称作“长官”、“老爷”，甚至也不称作“先生“。干么要称他们这些?他们都是农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嘛。可是，“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一个村庄的时候，并不马上举行选举，一般也不触动村里的头目。可是土改结束不久，局面安定之后，就对所有的村民进行登记，审查选举资格。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只要没有神经病，抗日时没有当过汉奸，都有资格参加选举。全部登记名单就张贴在村里街道旁的布告牌上。有选举资格者，名字用黑笔写出；无选举资格者，名字用红笔写出。选举委员会把村子按方位分成几片，每一片推举出一组候选人和一两个预备候选人。选举前的一星期用于竞选活动。候选人一级不以党派纲领进行竞选，而是以个人政见进行竞选。在抗日战争中，一个典型的竞选纲领大致如下：一、我保证带头抗日，为全村报仇。二、我要带头生产，让大家丰衣足食。三、我保证搞好儿童保健。四、我要组织民兵，维护治安。今天，在内战时期，竞选诺言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一、我要保卫翻身果实。二、我要带领大家狠狠地打蒋介石。三、我要办好冬学。选举前的演说常常反映了村子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咱们的人要是选上了，”山东农村的一个老大娘说，“咱村纳粮出公差就会公平啦。治安也能好，孩子也能念上书，大伙儿生产也能搞好。“支持一位旧日地主的人却这样说：“咱的候选人虽说是地主，可是个好人哪。过去他借给大伙儿钱，利息都少要。他要是选上了，还能好呢。“竞选演说家们拿着话筒招来听众，他们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他们在村里的布告牌上张贴赞扬自己候选人的宣传词。街头演说家倒不太多，村民们有时站在场院的石碾子上，这样，谁都能看清演说家，也能听见他的演说。竞选大会并不激烈，不过在辩论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候选人不好”，“你是地主的走狗“，“你是二流子”，等等。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许私带自家的豆子。还有一种用碗的投票方式保密性更强。用这种方式投票，发给投票人几粒颜色不同的豆子，每一个候选人面前都倒扣着一只碗，投票人在每只碗下都塞进‘一粒豆子。只有一粒豆子是代表赞成票的，比如红豆子代表赞成票，那么谁得到红豆子最多，谁就当选。还有这样一种投票方式：把几张大纸贴在墙上，每一大张纸上写着一个候选人的名字。投票人举着一根点着了的香，要选谁就把香头往谁的纸上戳，那姿势简直有点象瞄靶投标，一戳就把纸烧出一个洞。这样，谁的香洞多，谁就当选。还有一种投票方式是用一张大纸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写上，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下画一个圆圈。也有用选票选举的。有一种选票只是一张盖着村公所公章的空白纸。投票人把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投进票箱。还有一种选票是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旁画一个记号。投票一结束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把当选者的名单贴在墙上。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给他献上一朵红纸花，人们还到他家门口敲锣打鼓。当村长走出门向庆贺的人群致意肘，人们常常用一根竹杠子把他抬起来，到街上游行一周。这棍竹杠子叫做“独龙杠”，意味着当选者是村里的独龙，是头头了。在农村中建立民主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由于交通不便，到各村开展普选就得花费一些时间。让老百姓去投票倒不费什么周折，因为在中国农民单调的生活中这是件新鲜事。起先，大家对选举都很感兴趣，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投票；后来，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农民们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因而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言，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而且，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是进行地方行政工作的一个障碍，边区的行政人员中，多数都没有工作经验，他们只能在干中学习。在山西的一个专区，有个县长想要发动人民搞土改，又不知道如何着手。他就把部属召集在一起，命令几个人分别扮作地主、中农、放债的和贫农等等。然后这几个人就演了一场假戏，以试验如何同人民联系。新官员也不太懂怎么书写公文函件。例如，按照中国官场的旧例，行文中对上司的称谓和对下属的称谓是不同的，有些官员就弄颠倒了，给下属去函时写“敬启”，给上司呈文却写“此示”。这些只是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建立民主时遇到的一些日常小困难，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解放区的农村和美国的城市一样，有时也有恶霸为害。这些恶霸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实行分田，地主在农村中保留了经济势力，也保留了政治势力。这样，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子里，当村长的往往仍是地主，而一个一千人的大村子，村长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代理人。乡村里初次实行选举的时候，地主只须威胁退佃或不准赎回典押于他的土地，就能让人把他选上台。随着农民觉悟的提高，地主就多费些心机。他们雇佣地痞对选民进行恐吓，把心腹安插到点票的关键岗位上，或是往自家候选人的碗里多塞些豆子。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把这种舞弊现象描写得很详细。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老羊倌。多年来，他把村里的人和事编成快板，给自己和老伙计们解闷。八路军来到了李有才那个村里，告诉老乡们，现在民主了，大家应当自己选举村长，于是地主阎恒元就马上当选为村长。年年选举一次，年年阎伍元当选。对于达件事，李羊倌编了下面一段快板进行讽刺：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地主被李有才的快板弄得狼狈不堪，就不再当村长了，但却设法让自己的一名亲信被选为村长。一切还是老样子，因为新村长对老村长唯命是从。为了揭露这一情况，李有才给地主及其傀儡村长又编了一段快板。村里的穷人开心地传唱着李有才的快板。地主害怕这这羊倌的影响，就指使村长把他赶出了村子。李有才被迫避居山中，但他的歌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最后，人民终于把地主赶下了台，选上了自己的人。李有才返回了村子，又编了一段快板庆祝选举的胜利故事简单么?是的。宣传么？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制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如果认为解放区农村政权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那未免有些虚妄。如果以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化水平低，经济原始，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缺乏经验并不能为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的许多做法开脱。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操纵选举，很少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也就可能给怀有野心的不良分子以掌权之机。在一些村庄，各候选人的政纲都包含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极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用意并不在建立乌托邦式的民主，而是在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如果指望他们不这么行事，也是可笑的。我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大都很坦白地承认，他们需要建立巩固的拥护自己的基础。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所谓“开明人土”，却竭力向我说明，每个村子都是由人民所拥护的人管理。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发现，在不少村庄里，老百姓对当地官员是怨恨的。我见过一位农村姑奴，她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是这位姑娘与许多追求新贵的女人不同，她对我说，“我不愿意嫁给干部，他们都是些想升宫发财、不管老百姓的家伙。“当然，观点相反的姑娘也有的是。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在施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十七．赵树理严格地说，本书这部分章节是写政府的，不该写他。不过，他是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的房间的，那么，也就顺便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象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但是走进我屋里烤火的其貌不扬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就叫赵树理，是个作家，我在上一章里引用了他的作品。我同赵树理愉快地渡过了两天，可是我不认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杨教授不同。杨教授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比起杨教授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位贫农的次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湖口，他不得不拼命地于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时代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房。他告诉我；“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赵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一个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渐地有些颓丧。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湖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赵树理说，“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展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墙声。他想，谁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见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象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饼很好吃，可是有股怪昧。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在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土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他说得很和气，用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土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一九四O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象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也许，”他说，“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趣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于、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他的第四部书名为《福贵》，写一个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变成了好人。这是托尔斯泰式的赎罪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赵树理早年宗教教育的痕迹。不过己不是上帝改造人，而是革命改造人了。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不过，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尤其是这位作家不仅进行写作，而且还当编辑，干农活，参加土改以及形形色色的运动。我想，等战争结束后，赵树理有了更多的时间，就能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第五章．边区的社会十八．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侯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掺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我回到重庆后履行诺言，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写了一篇报道，叙述我所目睹的惨状，希望引起外界注意，迫使蒋介石或是出于差愧或是出于策略考虑而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点好事。但蒋介石的国际宣传局局长声称，这与他从内地传教土(他们当然没有挨饿)那里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这位我十分气恼，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这次据说是我所捏造出来的饥荒中，有好几百万农民死去了。这么多人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由于旱灾和歉收。可是蒋介石的官员、地主、税交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华北解放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河南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太贪婪了。应当说，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1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有位北平教授也许心中想到这个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蒋介石说，路易十六是因为实施腐败和暴虐的税制而被赶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税制，”这位教授预言说，“否则法国大革命就会在中国重演。“教授的话里只有一点错误：革命不是将要在中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发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杂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只要有推出来帮他们甩掉背上的重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那么他们就会跟着谁走。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宜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达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祖。也就是说，佃户在稻田里于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象。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那么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绩如何呢?十九．解放区的税制共产党处于敌对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贸易被隔断，几乎没有工业和商业的收益。与蒋介石相比，他们更是迫切需要筹款以进行战争。他们的经济必须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供应军队粮秣装备，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开支。他们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财，不进行比蒋介石还厉害的横征暴敛，能维持下去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特地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戎伍胜。他是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最可亲近的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军阀阎锡山属下的一个县长。当时，县政府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阎锡山的鸦片专卖收入。抗日战争开始大约一年以后，阎锡山的许多大烟兵败逃，沦为土匪。另有一小部分部队躲到晋南去了。在那里，阎锡山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戎伍胜在里面当政治指导员，向部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为阎锡山没有多少要抗日的意思，这支新军就哗变而投奔了太行山的刘伯承将军。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戎伍胜也弃家跟着部队跑了。他父亲对此表示鼓励，而贪图享受的妻子则拒绝跟他上山，把他大骂了一顿。在游击区，戎伍胜遇见了一位也走上同样的“革命道路”的姑娘，他便与原配妻子离了婚，而娶了这位姑娘。这时，华北的五百名代表选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戎伍胜变得严峻、不可亲近。相反，他具有一种逗人的幽默感。他丝毫没有新来的北平学生那种令人讨厌的偏激，这些学生只要听到对解放区的情况有半点批评，就怒发冲冠。也许是因为他的胸怀宽广，他能够以完全超脱的态度谈论共产党干部与政府干部之间的争执，并且津津有味地讲述“土包子”干部在新解放的城市初次见到机器和抽水马桶一类西方文明时所闹的笑话。不过，令人惊叹的还是他的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同他谈论各式各样的题目，如银行业务、农业生产、手工业、婚姻、鸦片，以及从骡车夫的生活到妻室同革命的关系等许许多多的话题。戎伍胜的言谈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六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同各行各业的人有直接的联系。这样的人未必只是他一个。解放区的干部似乎都能担任不止一样的工作。我认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任前线一个团的政委；一星期以后，当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使山东被淹的时侯，我看见他在洪泛区指挥救灾工作；再过两个星期，他出现在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而一个月后，他成了一个新解放城市的市长。尽管这种多面手并不少，我还是感到惊异，因为这种人才在美国不可多得，他们主要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而不是产生于实行按专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时代。看来八路军干部几乎什么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