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窗户，镶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杯的绿色。一扇朱红漆铁门，在糟糕的岁月里也许曾用于关闭某个防空洞。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身穿乡下式样的羊皮大衣。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洋葱地窖的。尤其在星期五，一周的工资将化作啤酒的时候，旧城的兄弟们就被拒之于门外，对他们来说，洋葱地窖的价钱也太贵了。允许入内的人，会在朱红门后面发现五级台阶，走下去，便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平台，一张毕加索画展的海报把平台装点得体面而独特，再下台阶，这回是四级，对面就是衣帽间。“请取时付款！”一块硬纸板小牌子上这样写道，衣帽间里的小伙子——多半是由艺术学院蓄胡子的学员干这差事——在接待时决不事先收钱。洋葱地窖虽然价钱贵，但同样也是可靠的、货真价实的。老板亲自迎接每一位来客，眉飞色舞，手势活得很，似乎每来一位客人他就得来一套宗教接客礼节。如我们所知，老板名叫费迪南·施穆，有时去打麻雀，但独具慧眼，摸透了币制改革后在杜塞尔多夫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社交界。而在其他地方，它发展得比较缓慢。洋葱地窖本来是一个真正的、甚至有点潮湿的地窖，这也表明这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让人冻脚的长条房间，面积大约四乘十八，由两个小圆铁炉供暖，它们也是地窖里原有之物。自然啰，这个地窖从根本上讲已不再是个地窖了。天花板已被拆掉，向上扩展到了底层住房。所以，洋葱地窖唯一的窗户不是原有的地窖窗户，而是底层住房原先的窗户。这略微损害了这个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信实可靠的面貌，使它有点名不副实了。如果可以让人由窗户向外望去，那也就不必镶牛眼形玻璃了。在地窖向上扩展的部分还修了回廊，可以由一道鸡棚梯子上去，这梯子确是真正的原件。也许可以称洋葱地窖为信实可靠的夜总会，尽管地窖已不再是真正的地窖了。不过，为什么非得是真正的地窖不可呢？奥斯卡忘了讲，通往回廊的鸡棚梯子并非真正的鸡棚梯子，而是一种舷梯，因为可以用真正的晾衣绳系住这个非常陡的梯子的左右两头。梯子有点摇晃不定，使人联想到乘船旅行，这也抬高了洋葱地窖的价钱。矿工用的电石灯给洋葱地窖照明，放出碳化物气味。这又提高了价钱，并使洋葱地窖付钱的来容置身于譬如说某个钾盐矿在地下九百五十米处的一个坑道里：采掘工赤裸上身在岩石前干活，钻着一条矿脉，电耙铲盐，卷扬机吼叫，填满了排沟。后面远处，在坑道拐向弗里德里希哈尔二号升降机的地方，一盏灯在摇晃。而这是工头，他来了，说：“平安上井！”摇晃着一只电石灯。这盏灯同洋葱地窖没有抹灰泥便匆匆粉刷的墙壁上挂着的那些电石灯一模一样。这些灯用于照明，散发臭味，提高价钱，制造一种独特的气氛。座位不舒服，普通的木箱，蒙上装洋葱的口袋，木桌桌面擦洗得一干二净，好似引诱矿山来客入内的平和的农家，类似的情景有时也可以在影片里看到。就是这些！酒柜呢？没有酒柜。领班先生，给一份菜单！既没有领班，也没有菜单。还能提到的，就只有我们这个“莱茵河三人团”了。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坐在鸡棚梯子下方，这本来是一个舷梯。他们九点到，取出乐器，十点左右，开始奏乐。不过，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刚过十五分，待一会儿再谈到我们也不迟。现在，施穆还得看看那些手指，那些施穆有时借以握住小口径步枪的手指。洋葱地窖客人一满——半满也就算是满座——施穆，老板，便围上方巾。方巾，绸的，钻蓝色，印染着图案，特别的图案。提及此事，是因为围上方巾自有含义。印染的图案可称之为金黄色洋葱。只有当施穆围上这块方巾时，才可以说，洋葱地窖开始营业。客人有：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舞台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级官员，简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携带夫人、女友、女秘书、女工艺美术师以及男性女友。只要施穆还没有把金黄色洋葱图案的方巾围上，他们便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闲聊，压低嗓子，吃力地聊着，近乎压抑地聊着。他们想交谈，但谈不起来，想得好好的，一讲就离题；他们全都愿意把话讲出来，打算真正把什么话都掏出来，把憋在肝里的、悬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不通过大脑，让人看看事实真相，看看一丝不挂的真人，可是办不到。这里那里有人大概地暗示失败的生涯、被破坏的婚姻。这位先生，长着一颗聪明的大脑袋和一双柔软的、几乎是纤细的手，看来同他的儿子有隔阂，儿子讨厌父亲的过去。两位女士，身穿貂皮大衣，电石灯下犹显出丰姿，谈到她们失去了信仰，只是不谈她们失去了对什么的信仰。我们对那位大头先生的过去也一无所知，由于这段往事儿子给父亲制造了哪些困难，他们也没有谈到。这好似在下蛋之前，请读者原谅奥斯卡的这番比喻，挤啊，挤啊……他们在洋葱地窖里下蛋，但挤不出来，直到老板施穆围上特制方巾露面，迎来一声发自四座的欢乐的“啊”。他道了谢，旋即又隐没在洋葱地窖尽头的帷慢后面，那里是盥洗间和贮藏室。几分钟后，他才回来。老板再度站在客人面前时，为什么又迎来了一声更欢乐的、获得半解救的“啊”呢？一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老板隐没在帷幄后面，从贮藏室里取出什么东西，小声骂了坐在那里看画报的管盥洗室的女工几句，又来到帷慢前，像救世主，像创造奇迹的叔叔那样受到欢迎。施穆臂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他的客人中间。小篮子上盖一块黄蓝方格布。布上放着许多猪形或鱼形小木板。老板施穆把这些擦洗干净的小木板分发给来客。他低头哈腰，恭维话一套套，这透露了施穆年轻时曾经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待过。施穆的微笑，就像按照猜想是真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画的复制品上的微笑。客人们却严肃地接过小木板。有的还要求换一块。这位先生喜欢猪形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却不要普通家猪形的，宁要更加神秘的鱼形的。他们闻了闻小木板，把它推来推去。老板施穆给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后，便静候着，直到每一块小木板都静止不动为止。这时，众心期待着他，而他便像魔术师那样掀开盖布，下面是第二块布，布上放着的，第一眼看去，认不清是什么，再看才知道是厨房用刀。像方才分发小木板那样，施穆现在转圈分发刀子。这一回他加快了速度，提高了紧张度，这也使他能够提高价格。他不再讲恭维话，也不让人换刀子，他的动作像配药似的匆忙。“好了，当心，走！”他喊着，掀掉篮子上的布，伸手到篮子里，分发，分光，在民众之间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洋葱，同从他的方巾上看到的金黄色的、略显程式化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男农民、女农民或女雇农种植和收获的洋葱。荷兰小画师的静物画上可以看到的逼真程度不一的洋葱。老板施穆把这样的或类似的洋葱分发给他的客人，直到人人都有了洋葱，直到只还听见小圆火炉隆隆响，听见电石灯的歌唱声。洋葱分完后，一片寂静。于是，费迪南·施穆喊道：“诸位，请吧！”说罢，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围巾往后一甩那样，他以此发出一个信号。客人们动手剥洋葱皮。据说洋葱有七层皮。女士们先生们用厨房刀子剥洋葱皮。他们剥去第一层、第三层、金色、金黄色、锈棕色、或者不如说洋葱色的洋葱皮，直到洋葱变成透明、葱绿、洁白、潮湿、黏而多汁，气味也出来了，洋葱味。接着，就像通常切洋葱那样，他们在猪形和鱼形小木板上切洋葱，有的手笨，有的手巧，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切，洋葱汁四溅，散布到空气里。年长的先生们，不知如何摆弄厨房刀子，必须小心，别切了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经划破了手指，却没有察觉。女士们手巧些，但并非人人如此。在家里当主妇的那些女士，知道通常该如何切洋葱，譬如给煎土豆或肝配上苹果片和洋葱圈。可是，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既没有这种也没有那种，什么吃的都没有，谁想吃点什么，就得到别处去，去“鱼馆”而别上洋葱地窖来，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就叫洋葱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为洋葱，被切的洋葱，倘若仔细看一看的话……不，施穆的客人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说，有一些客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泪水盈眶，但并不因为他们的心是充满的[注]。心充满时，必定热泪盈眶，话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尤其在最近的或者说已流逝的几十年间。因此，我们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这么多的苦痛。正由于没有眼泪的缘故，能够花得起这份钱的人就到洋葱地窖来，花八十芬尼让老板给一块猪形或鱼形小木板和一把厨房用刀，花十二马克买一个普通的地里或菜园里长的厨房用洋葱，把它切成小块，小小块，直到汁创造出了它……创造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不创造的东西：滚圆的人的泪珠。这里在哭泣。这里终于又在哭泣了。体面地哭泣，无碍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奥斯卡关上打开的闸门。决堤了，春潮汹涌。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河叫什么？用十二马克八十芬尼买来的自然现象发生过后，哭够的人开始说话了。他们还犹犹豫豫，对自己所说的话丝毫不加掩饰而大为惊讶，然而，洋葱地窖的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以后终于对坐在不舒适的、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他们的邻座推心置腹了，让人家刨根问底，像翻新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个身。可是，同克勒普和朔勒无泪地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奥斯卡却要保守秘密，从所有的自白、自责、忏悔、揭发、承认中，他只想讲一讲皮奥赫小姐的轶事。她一再失去她的福尔默先生，因此变成了铁石心肠、无泪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价的洋葱地窖来。皮奥赫小姐哭够以后说，我们在有轨电车上相遇。我从店里来——她是一爿一流书店的老板和经理——电车上挤满了人。维利，也就是福尔默先生，狠狠地踩了我的右脚。我站不住了，但我们两人却一见钟情。我走不了路，他便伸出手来搀扶我，陪我，确切地说，抱我回到我家，从那天起，他体贴地护理被他踩成蓝黑色的那只脚趾甲。除此以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爱的表示，直到右脚大趾的趾甲脱落，再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新趾甲生长的时候。死趾甲脱落的那天，他的爱也冷却了。我们两人都为他的爱的萎缩而苦恼。他始终还依恋于我，而我们两人又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于是维利提出了那个可怕的建议：让我踩你的左脚的大脚趾，踩到趾甲变成红蓝色，随后变成蓝黑色吧！我让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充分地享受到他的爱，一直享受到左脚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叶似的脱落为止。我们的爱情再度经历它的秋天。在此期间，我的右脚大趾的趾甲已经长好。维利为了重新在爱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脚。可是我不允许他这么干。我说，倘若你的爱是真正伟大而真诚的，它的生命必定比脚趾的趾甲长久。他不理解我，离开了我。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在音乐厅相遇。休息后，他不问一声就坐到我的身边来，我旁边的座位正好空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合唱队开始唱的时候，我把右脚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经把鞋子脱掉了。他踩上去，我没有失声叫喊干扰音乐会。七个星期以后，维利再次离我而去。我们还相处了一两次，每次几周，因为我又两次把脚伸给他，一次是左脚，一次是右脚。现在，我的两只大脚趾都残了。趾甲不再生长。维利有时来看我，坐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充满着对我和对他自己的同情，但没有爱也没有眼泪，激动地凝视着我们的爱的牺牲品，两只没有趾甲的脚趾。我有时对他说：维利，来吧，我们一起到施穆的洋葱地客去，让我们哭个痛快。可是，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一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懂得眼泪是伟大的安慰者。后来——为满足诸君之中的好奇者，奥斯卡只透露这一点——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啰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在洋葱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在洋葱地窖里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阴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在我的玛丽亚背后，他们，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需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找到了眼泪，不好不坏，恰同洋葱地窖昂贵的眼泪一样。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树篱和灌木丛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这十二个有时还温和的羽毛团上。当他把乌饲料撒向莱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在洋葱地窖里，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例如：娼妓，野鸡，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大声尖叫了，“从我眼皮底下滚开，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过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们也愿意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施穆的骂人话有一大部分她们听不懂，而且，这里钱挣得多。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泪痕满面“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洋葱图案手帕，手帕的对角线上印有“在洋葱地窖里”字样。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拭干眼泪，而且可以当头巾用。洋葱地窖的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巴黎、蓝色海岸、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往西班牙。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些时候，尤其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施穆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我所知道的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奥斯卡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爱寻欢作乐。她不常来地窖，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即引起他们的巨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葱地窖里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玻璃，玻璃，小酒杯，没啤酒，有白糖，霍勒太太打开窗，弹钢琴，叮咚当……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我，奥斯卡，则留在洋葱地窖里，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在大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我这样做，本想帮洋葱地窖老板施穆的忙。可是，他却不能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因为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哭哭啼啼的孩子。奥斯卡设法理解他。莫非他害怕我的竞争了不成？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我的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任何一位客人——不论他有多大年纪——的童年。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我们——他的音乐师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注]，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当做吉普赛人看待。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包括最大方的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妥协。那个站立提琴手每周来三次，我们也每周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奥斯卡便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为能吃利息而高兴。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处于困境中的我的帮手，因为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前面我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一起去，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尽管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一边的克勒普和朔勒也因此会受罪，不过，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如上所述，死神降临。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过去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奥斯卡和朔勒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有时还抚弄几下。我们一直驱车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留在汽车里，打开一张报纸。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定的间歇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最富诗意的一面，除了载着普通的驳船外，尽管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朝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缄默无语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克勒普吃完葡萄于，用青草擦手指头。这时，施穆也打完了。他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如他所说，还在抽搐的麻雀。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因为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原因不详。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那么引人注目，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这样标准的麻雀标本使施穆难以抗拒，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施穆真不该干这件事！他把这第十三只同那十二只放到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后上车，坐在后座。我本该上车的，但我没有上去，而是说，我还想散散步，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车上没有奥斯卡，他出于谨慎，没有上去。我慢慢地随后走去。我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轮子朝天横着一辆黑色梅赛德斯。采砂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事故急救车已在途中。我爬下坑去，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他们尽管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却找不到第十三只，事故急救车开进采砂砾场时，我还在寻找。施穆的妻子、克勒普和朔勒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我后来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则令人惊异的故事：他们的车子在有车辙的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一百只——如果不说数以百计的话——麻雀，从树篱、灌木丛、果树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单凭麻雀的力量造成了事故和施穆的死亡。信不信克勒普的说法，悉听尊便。奥斯卡反正持怀疑态度。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杂在送葬队伍中，跟在棺材后面。在九区，我看见了石匠科涅夫，他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盛老板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他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出，他的疖子不是熟了就是熟透了。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诸君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什么地方还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因此，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我不想不告诉诸君，葬礼结束后——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先生跟我搭话，他自称丢施博士。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但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丢施博士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口齿不清、无牵无挂的小孩子时，他却在场。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讲，是啊，在我的铁皮鼓的影响下，丢施本人也回到了幸福的童年。现在，他要让我和我的——如他所说——“绝招”大出风头。他握有全权同我签订合同，一项高薪合同，而我可以当场签字。在火葬场前，舒格尔·莱奥，在杜塞尔多夫他叫做萨贝尔·威廉，戴着白手套，正等待着送葬的人。丢施博士却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规定以巨额报酬换取我承担义务，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在大剧院承担全部独奏节目，在面对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