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却使奥斯卡变得嫉妒，变得像糊墙纸的图案一样错乱。我要学医，尽快地去学。我要成为医生，而且就在马利亚医院从业。我要赶走韦尔纳博士，揭露他工作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头手术时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实将会证明，那位韦尔纳先生从未上过大学，更非医学博士。战争期间，他在一个野战医院工作，学到了一点知识。骗子滚蛋！奥斯卡将成为主任医师，如此年轻，然而身居负责的岗位。一位新任教授绍尔布鲁赫来到那里，由手术室护士道罗泰娅姆姆陪同，在一群白衣随从的簇拥下，走过回声四起的过道，给病人作了诊断，在最后一刻决定动手术。多妙啊，这样一部影片过去还从未拍摄过哩！衣柜里别以为奥斯卡只想着同护士们亲近。我毕竟有我的职业生活嘛！艺术学院的夏季学期已经开始，我只得放弃假期里临时的刻字工作，因为奥斯卡该去摆姿势换取较好的报酬了。他们在我身上运用的旧的风格手段必须经受考验，同时他们又开始在我和缪斯乌拉身上试验新风格了。他们扬弃了我们两个作为对象的具体性质，放弃、否认我们的具体存在，在画布和画纸上画上各种线条、四方形、螺旋形以及画在糊墙纸上也许还凑合的、纯粹是外在的东西。在这些日用品造型设计般的画上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奥斯卡和乌拉的形象，没有深奥的紧张度。他们还加上了市场上小贩叫卖腔似的标题，例如：《向上编织》、《歌唱时间》和《新空间里的红色》之类[注]。干这些的主要是年轻学生，他们连正正经经的素描都不会哩。库亨和马鲁恩周围我的老朋友们，还有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这两位高才生，他们有丰富的黑色和彩色，所以不必用苍白的小圆圈和贫血的线条来为贫乏唱赞歌。缪斯乌拉呢？她却下凡随俗，暴露出她的艺术趣味不过是工艺美术的趣味而已。她热中于新派的糊墙纸，很快遗忘了已经离开她的画师兰克斯，却认为一个姓麦特尔的中年画家各式各样的大幅装饰画是漂亮的、欢快的、滑稽的、离奇的、绝妙的，甚至是时髦的。麦特尔尤其喜爱像甜过头的复活节鸡蛋这种形式，乌拉不久就同他订了婚，这里就不多说了。她后来还经常找到订婚的机会。前天她来探望我，给我和布鲁诺带了糖果。她向我透露，眼下她离认真的结合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她以前也老说这样的话。学期刚开始时，乌拉只想当新派的缪斯，对这个盲目的——她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流派青眼相加。是她的复活节鸡蛋画家麦特尔把这只跳蚤塞进她的耳朵里的[注]，他还传授给她一套词汇作为订婚礼物，而她就试用这套词汇同我进行艺术对话。她大谈什么相互关系、布局、重音、透视、落差结构、溶化过程、侵蚀现象之类。她，白天只吃香蕉喝番茄汁的她，谈论着原细胞、色原子，说在其力场的平直动力轨道上的色原子不仅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而且，在此之外……在模特儿休息的时间里，乌拉就跟我谈这些。我们有时去拉亭街喝咖啡时，她也谈这一套。甚至在她同动力性复活节鸡蛋画家的婚约不复存在之后，在她经历了同一个勒斯波斯岛女子[注]的短暂插曲后，又跟库亨的一个男学生相好并重又归于客体世界，她还是保留着那套词汇。这使她那张小脸显得疲惫，在她的缪斯之嘴两侧刻下了两道深深的、略显狂热的皱纹。必须承认，让缪斯乌拉扮作护士站在奥斯卡身边供人作画，这并非拉斯科尼科夫的独家主意。继《四九年圣母》之后，他又把我们画进《诱拐欧罗巴》中去，白公牛便是我[注]。紧接着这幅有争议的诱拐图之后产生的画是《傻瓜治愈女护士》。是我的一番话点燃了拉斯科尼科夫的想象之火。他，红发，阴沉，诡谲，正在苦思冥索，洗净画笔，疲惫地凝视乌拉，口念罪过，赎罪。这时，我建议他，把我画作罪过，把乌拉画成赎罪；我的罪过是显而易见的，赎罪，可以让乌拉身穿护士服来象征。那幅杰出的画后来加上了另一个标题，一个迷惑人的标题，这全怪拉斯科尼科夫。我本来要把这幅油画起名为《试探》，因为画中的我右手握住门把，往下压，正打开房门，房间里站着女护士。拉斯科尼科夫的这幅画本来也可以题作《门把》，因为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个新名堂来代替“试探”这个词儿，便推荐“门把”这个词儿，因为门上伸出的这个可供人握住的把手总愿意让人家来试一试，因为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色玻璃门上的那个门把手天天在被我试着。我知道，这时候刺猬蔡德勒出差在外，护士在医院，蔡德勒大太在曼内斯曼公司的办公室里。奥斯卡离开他那个带没有排水管的浴缸的房间，走到蔡德勒的套间的走廊里，站在护士的小间前，捏住门把。直到六月中旬左右，我几乎每天试探，房门却不愿让步。我开始以为，这位护士由于她的工作要求责任心强，便把她培养成一个凡事都有条有理的人，所以，看来我还是别再指望她会疏忽大意，不锁房门就离开。因此，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她的房门没锁时，我的愚蠢而机械的反应让我随即把房门又关上了。奥斯卡肯定在走廊里站了好几分钟，全身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许许多多的想法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上心头。他的心好不容易才向蜂拥而来的各种念头推荐一个类似计划那样的东西。我先把自己的想法同别的事情硬凑到一起去。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我想着，玛丽亚有一位追求者，追求者送给玛丽亚一把咖啡壶，追求者和玛丽亚星期六去阿波罗，玛丽亚只在休假日用“你”称呼她的追求者，在店里玛丽亚用“您”称呼她的追求者，因为这爿店铺是属于他的……我从这个和那个角度考虑了一番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之后，我才在自己可怜的脑袋瓜里理出个头绪来——我打开了乳白玻璃门。我以前就已想象到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房门半透明的上半部从未透出过一道日光。同我的房间一样，我伸手到左边，摸到了电灯开关。这个小间实在太窄，不能叫做房间，所以，一个四十瓦的灯泡足够照亮全室。我一抬头就看到对面镜子里我的上半身，这真叫我难堪。他的反转的映像无话可说，所以奥斯卡也不避开它，加之，镜中以同样大小倒映出的梳妆台上的东西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奥斯卡踮起了脚尖。盥洗盆的白搪瓷上有几处蓝黑色疵斑。盥洗盆一头的上方是大理石梳妆台面，同样也有破损。石板缺左角，缺角处尽头是镜子，倒映出大理石的纹理。缺损处有撕去的胶布的痕迹，透露了曾有人想用笨拙的办法来补合。我这个当石匠的一见就手痒了。我想到了科涅夫自制的大理石粘合剂，可以用它把大理石碎片粘合成耐久的石板，贴在大肉铺房屋的正面。我同自己所熟悉的石灰岩打了一会儿交道之后，也就忘掉了讨厌的镜子恶意画出的我的肖像。这时，我想出了我一进门就觉得特别的那股气味究竟叫什么。唔，那是醋味儿。后来，直到几星期前，我还在用下面的假设来原谅这股冲鼻子的气味。我假设护士前一天洗过头发，冲头发时，她在水里掺进了酷，虽说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同样，在其他贴标签的容器里，我也没有发现盛着酷。可我心里还一再说，如果道罗泰娅姆姆在马利亚医院找到现代化的洗澡间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先征得蔡德勒的同意，再到蔡德勒的厨房里去烧热水，再回她的小间来洗头发。护士长或者医院管理处一概禁止女护士使用医院的某些医疗设备，所以，道罗泰娅姆姆不得不在那个搪瓷盆里，对着那面不平的镜子洗她的头发，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尽管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在湿冷的大理石上却有不少小瓶小罐。一包药棉、半包卫生带使得奥斯卡不敢再去查看小罐里盛的是什么。可我至今还认为，罐里的内容不过是化妆品，至多是无害的药膏。护士把梳子插在头发刷子上。我克服了若干障碍才从鬃毛间拔下梳子，看个清楚。我这件事干得真棒，因为在同一瞬间奥斯卡作出了最重要的发现：护士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也许是灰金色的。不过，根据梳下来的死头发下结论可要小心，因此，我们不妨断定：道罗泰娅姆姆有金黄色的头发。梳子上多得可疑的存货还说明：护士患有头发脱落症。我立即认为，之所以患这种不愉快的、使妇女心情苦恼的病，罪在护士帽，但我并没有控告护士帽，因为在一家管理有方的医院里，不戴护士帽是不行的。尽管醋味使奥斯卡觉得难受，但道罗泰娅姆姆脱落头发的事实却使我心中萌生了由于同情而变得高尚的、关怀的爱。说明我的为人和我的处境之特点的是，我当即想起许多标明有效的生发剂，一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就会交给护士的。我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次会面——奥斯卡想象，那是在温暖、无风的夏日天空之下，在麦浪起伏的田间——我一边从梳子上持下不受拘束的头发，理成一束，打上一个结，吹掉上面的尘土和头皮屑，掏出我的皮夹子，匆匆清出一层，小心翼翼地把这束头发放进去。奥斯卡为了更方便地摆弄他的皮夹子，便把梳子放到大理石板上，这时又把它拿起来，因为我已经把钱包和战利品放进上装口袋里去了。我举起梳子对准无罩的灯泡，让灯光透过它，观察两组硬度不同的梳齿，确定较软的一组缺了两根齿，又禁不往用左手食指的指甲刮响那组硬齿的圆头。在耍弄时，一些头发在闪亮，奥斯卡见了心中高兴，这些头发是我为了不引起怀疑而故意不捋掉的。梳子终于插到了头发刷子上。我离开梳妆台，总觉得它不平。在向护士的床走去时，我撞上一把厨房椅子，椅子上挂着一个胸罩。奥斯卡手里没有别的东西，便用双拳去填满那个四边已经洗破和褪色的支撑物的两个穴，但填不满。不，我的拳头太硬，太神经质，陌生地、不幸地在这两只碗里活动，我不知道里面盛的是什么，却真想每天都能从这两只碗里用勺舀出东西来吃；有时会呕吐，因为奶糕糊有时会让人呕吐的，接着又甜了，太甜了，或者甜到连恶心都得有一定的味道才能刺激出来，从而检验着真正的爱情。我突然想起了韦尔纳博士，便从胸罩里抽出拳头。韦尔纳博士立即消失，而我也能站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床前。护士的床啊！奥斯卡经常想象它，可如今看到的却同给我的睡眠和偶尔的失眠界定一个棕漆框框的那张丑陋的床架一模一样。我曾希望她有一张白漆金属床，带黄铜头的最轻型的床栏杆，而不是这种粗笨的、没有情爱的家具。这是一个睡觉祭坛，连羽绒被都是由花岗岩雕成的。我在它前面站立良久，静止不动，脑袋沉重，毫无激情，甚至丧失了嫉妒的能力。随后我转过身去，避免看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景象。奥斯卡从来不会想象出道罗泰娅姆姆竟然住在睡在这种他厌恶透顶的洞穴里。我又向梳妆台走去，也许是想去打开假设盛着某种油膏的小罐。这时，衣柜吩咐我去注意它的体积，说出它上的油漆是黑棕色，跟随它的装饰线的凸出部走去，最后把它打开，因为每个衣柜都愿意被人打开。代替锁封住了两扇门的钉子被我弯直了，柜门立即叹息一声，自动打开了。可看的东西真不少，我只好后退几步，两臂交抱，冷静地进行观察。奥斯卡不愿像看梳妆台时那样拘泥于细节，不愿像面对护士的床时那样，由于事先已有想法而评判一通，他要像上帝创世第一天那样怀着十二分的新鲜感迎向衣柜，因为衣柜也是张开双臂欢迎他的。然而，奥斯卡是位本性难移的美学家，要他完全放弃批评是不行的。瞧，柜子的腿被一个野蛮人匆匆锯掉了，留下许多毛茬儿，平放在地板上，变了形。柜子内部，井井有条，无可挑剔。右边三格，摞着内衣和衬衫。白色、粉红色和浅蓝色相交，这蓝色肯定是耐洗的，右柜门里侧放内衣的三个格子旁挂着两个连在一起的红绿格子防水布口袋，口袋里上面是补过的、下面是因抽丝而破了的长统女袜。同玛丽亚穿的、由她的老板和追求者送的袜子相比，我觉得这些袜子不是更粗糙，倒是更厚、更耐用。衣柜内无格的空间里，左边衣架上挂着暗白色的上过浆的护士服。上方放帽子的格子里排列着简朴美观的护士帽，敏感，承受不了外行的手的触摸。我仅仅扫了一眼放在内衣格子左边的普通服装。全都是些随便挑选的便宜货，这证实我心中的希望：道罗泰娅姆姆对这部分服装的兴趣很一般。放帽子的那一格里，在护士帽边上随便地重叠地挂着三四顶盆形帽子，滑稽可笑的仿花图案也一个压着一个，整个儿看上去像一个没做好的蛋糕。同样在放帽子的格子里，有不到一打的书靠在一个盛剩毛线的鞋盒上，书脊五颜六色的。奥斯卡把脑袋歪向一侧，非得走近些才能看清书的标题。我露出宽恕的微笑，又让脑袋回到垂直的位置，原来这位善良的道罗泰娅姆姆读的是侦探小说。可是，衣柜里普通的衣物我已经看够了。这些书诱使我更靠近衣柜，我所处的位置颇为有利。我进而探身到衣柜里，再也抗拒不住想属于这衣柜的愿望。我要成为衣柜的一部分，好让道罗泰娅姆姆把她的不算少的一部分服装保存在那里。衣柜底板上放着实用的运动鞋，仔细刷过，只等待被穿出去，可我却不必挪动它们。衣柜里的物件盛放的地位，几乎是有意请我入内似的，因为奥斯卡可以蜷起膝盖，脚跟着地，不会压着任何一件衣服地待在这所小屋子的正中央，有足够的地盘，也有屋顶。就这样，我走了进去，抱着许多的期望。然而我没有马上集中心思。奥斯卡感觉到小间里的家具什物和电灯泡都在观看他。为使我在衣柜里的逗留更加亲切，我试着拉上柜门。困难不少，由于门框上的簧舌槽坏了，门的上部还漏着缝，灯光射进柜里来，不过这还不足以妨害我。门一关，气味增多了。旧东西的气味，干净东西的气味，不再有醋味，而是不呛人的防蛀剂气味，一种好气味。奥斯卡坐在衣柜里干些什么呢？他把额头贴在道罗泰娅姆姆的职业服上，一件颈前系扣的带袖围裙，他随即发现通往医院各病区科室的门全都打开了。我的右手，也许想寻找支撑点，便从普通衣服旁向后伸去，乱摸着，失去重心，一把抓住一样光滑的、能屈伸的东西，捏着它，最后找到一根立柱，把身体沿着钉在上面的横条滑去，靠在柜子的后壁上。奥斯卡不必再用右手去支撑，便把它伸到前面来，看看在背后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一条黑色漆皮腰带，但随即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柜里灰暗一片，漆皮腰带就不再仅仅是它本身。它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一种同样光滑和延伸着的东西，当我还是坚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鼓手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见到过：我可怜的妈妈身穿深红色翻领的海军蓝春季大衣，马策拉特穿一件双排扣大衣，扬·布朗斯基的大衣有天鹅绒翻领，奥斯卡的水手帽上绣着金字“皇家海军赛德利茨号”的飘带也属于这次结伴郊游的组成部分。双排扣大衣和天鹅绒翻领在我和妈妈前面跳跃，妈妈穿着高跟鞋不能跳，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跳到灯塔。灯塔下坐着一个钓鱼的人，他拿着一根晾衣服绳子，旁边有一个土豆口袋，满满的口袋里有盐，还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我们看着口袋和绳子，想知道灯塔下的这个男人为什么用晾衣服绳子钓鱼，这个从新航道或者布勒森来的家伙，管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放声大笑，朝水里吐出一团棕色东西，这东西在防波堤旁边的水面上摇曳，不进不退，末了被一只海鸥啄走。海鸥什么都叼走，它不是敏感的鸽子，更不是女护士——若要把一切白色披戴的东西都集中保管，塞进一个柜子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还可以指白为黑，因为我当时还不害怕黑厨娘，毫无惧色地坐在衣柜里却又不在衣柜里，而是同样毫无惧色地在无风的天气下站在新航道的防波堤上。在衣柜里，我手执漆皮腰带。在防波堤，我寻找着别的，虽说也是黑色的和滑溜的，但不是漆皮腰带。由于我此刻坐在衣柜里，而衣柜都会强迫人去作比较，我于是也进行比较，称之为黑厨娘。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了解得更多的是白色事物，却几乎无法区分海鸥和道罗泰娅姆姆。我不去想鸽子和类似的无谓之物，加之，我们去布勒森然后又去防波堤那天，不是复活节，而是耶稣受难节，灯塔上空也无白鸽，灯塔下坐着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小子，手执晾衣服绳子，坐着，啐着。或许是从布勒森来的那个小子收绳子，绳子拽到了头，随后让别人明白，为什么从同海水相混的莫特劳河水里拽绳子时会那么费力。这当口，我可怜的妈妈把双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天鹅绒衣领和双肩上，因为她脸色煞白好似乳酪。她要走开，却又不得不目睹那个家伙把马头朝石上拍打，较小的海水绿的鳗鱼从马鬃上纷纷落下。他又像起螺丝钉似的从这死尸里拽出较大的、颜色更深的鳗鱼来。此刻，有人扯碎了一条羽绒被，我是说，海鸥来了，俯冲过来，因为海鸥如果有三只或三只以上在一起时，捉一条小鳗鱼是不费力的，若要抓较大的就困难了。这时，那个男人掰开黑马的嘴巴，用一根木头撑在牙齿间，让这匹老马张嘴大笑，把他的毛茸茸的胳臂伸进去，抓住、捏牢，同我在衣柜里住、捏牢一样。他也往外拽，同我拽出漆皮腰带一样。他一次拽两条，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石头上。这时，吃下去的早餐又从我可怜的妈妈嘴里吐出来，牛奶咖啡、蛋白、蛋黄，还有一点果酱和白面包碎渣儿，丰盛得很。海鸥一见，立即倾斜身子，降下一层楼的高度，展翅俯冲，叫声就更不用提了。海鸥的眼睛凶光毕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决不让别人赶走。扬·布朗斯基赶不走它们，他自己就怕海鸥，双手捂住了蓝色的稚气的大眼睛。它们也不理睬我的鼓声，当我狂怒而又激动地在我的铁皮上找到一些新型节奏的时候，它们长驱直入。但我可怜的妈妈什么都顾不上了，她手忙脚乱，用手抠呀抠呀，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了，因为她吃得并不太多。因为妈妈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每周两次去妇女协会练体操，但这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她偷偷地吃，而且总能找到摆脱自己的决心的小小出路，就像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家伙，不管任何理论上的推断，不管在场的人都认为再也掏不出什么来时，他却从马耳朵里拉出一条鳗鱼来，作为压轴戏。鳗鱼满身白糊糊，因为它在马脑子里翻腾。它被那人长久地甩着，直到白糊糊全数脱落，露出了鳗鱼的漆皮，同漆皮腰带一样闪闪发光。我要顺带说一句，道罗泰娅姆姆不别红十字饰针、穿普通服装外出时，系是就是这样一根漆皮腰带。我们转身回家去，尽管马策拉特还想留下，因为一艘大约一千八百吨的芬兰船入港，掀起了波浪。那个家伙把马头留在防波堤上。紧接着，马头一片白，并且大喊大叫。但不像众马嘶鸣似的喊叫，倒像一片云在喊叫，一片白云，大声叫喊，嘴馋贪食，笼罩住一个马头。当时，这景象让人看了觉得宽松许多，因为再也看不见马头了，即使可以去想象这疯狂的一群下面隐藏着什么。那艘芬兰船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船上装载着木材，船身像萨斯佩公墓的铁栏杆一样生锈了。我可怜的妈妈却既不回头看芬兰船，也不去看海鸥。她受够了。尽管她以前在我家的钢琴上不仅弹过而且唱过《小海鸥飞往赫尔戈兰》，但自那以后她却不再唱这首歌，不再唱任何一首歌。起初她不再吃鱼，但从一个美好的日子起，她又开始吃许多肥鱼，直到她不能再吃。不，她有意弄到自己腻烦的地步，不仅对鳗鱼，也对生活，尤其对男人，也许也对奥斯卡，她都腻烦了。不管怎么说，她以往是什么也不能放弃的，却突然知足了，有节制了，让人把她埋葬在布伦陶。而我呢，一方面什么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什么都没有我也能活下去，这一点可能是得自于她。不过，唯独缺了熏鳗鱼，我无法活下去，即使眼下是那么贵。缺了道罗泰娅姆姆也一样，只是我从未见过她，她的漆皮腰带我也觉得平平常常，然而我再也摆脱不了这条腰带。它没完没了，甚至变出许多条来。于是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裤子扣子，使被许多条漆皮鳗鱼和进港的芬兰船弄得模模糊糊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像旧病复发似的一再被带回到港口防波堤去的奥斯卡，终于借助海鸥的帮助，逐渐回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世界中去，至少回到衣柜的那一半中来，在这里有她的空空的然而吸引人的职业服装。我终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她并以为看清了她脸上的细部时，簧舌从损坏的糟里滑出，吱呀一声柜门大开。突如其来的光亮想要激怒我。奥斯卡手忙脚乱，生怕弄脏了旁边挂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带袖围裙。仅仅为了造成一个必要的过渡，也为了缓解在衣柜里逗留时那种始料未及的紧张与疲劳，我做了多年来不再做的游戏，在衣柜干燥的后壁上多少灵巧地敲出若干松弛的节拍，随后离开柜子，再次检查衣柜有没有被弄脏，丝毫未发现需要自责的地方，甚至连漆皮腰带也还是光洁的。唔不，有几处发暗，必须擦一擦，甚至呵口气擦得它恢复原状，可以让人联想到鳗鱼，就是我少年时代人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捉到的那些鳗鱼。我，奥斯卡，离开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随手关掉那个四十瓦灯泡。我来访期间，从头到尾注视着我的就是它。克勒普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何，而要讲一讲我的事。蔡德勒寓所里静悄悄。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还躺在床上。我立刻去看邮件，没有我的——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信封，系在本市投寄，韦尔纳博士的笔迹我也不会认错。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出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他的信，接着进厨房，末了回卧室。十分钟后，她离开套间和楼房，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为保险起见，奥斯卡再等一等，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外表镇静，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即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小心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集中在正要做的事情上，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直到我可以拆开它而不造成损坏。奥斯卡壮起胆子把埃·韦尔纳博士的信举到锅上去之前，他自然已经关掉了煤气。我读医生的信息，但不是在厨房里，而是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差点失望了，因为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问究竟是何种关系。“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信末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在读信的正文时，也不见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未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她看见医生在同贝亚特姆姆——也就是道罗泰娅的女友——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原因何在。韦尔纳博士仅仅请求澄清此事，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过去一直、今后仍将尽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亚特姆姆保持距离。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一点，好在她是知道口亚特的，贝亚特经常毫无约束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然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任何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尽管那几行字是客套话，冷冰冰的，甚至狂妄自大，我仍然毫无困难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信的文风，并且认为这封信无论如何也是一纸热情的情书。我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再也顾不上什么谨慎细心了。韦尔纳可能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奥斯卡的舌头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交替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右手终于离开奥斯卡的前额放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我还蹲着时，我的一个或两个手指还搭在信上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他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我站起身来，心想，这个人也许病了，但同时又认识到，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奥斯卡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好找个理由给他送水去，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我先想把帮我拆开医生的信的铝锅里的还温和的水给他送去。可随后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给锅里放进新的水，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带水去，或者仅仅是要水。奥斯卡敲门，进门，克勒普特有的气味立即扑鼻而来。倘若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里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实例可以用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说它是酸甜的，那也不对。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我今天这样叫他），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爱出汗的、迷信的、不洗澡的、却又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他不停地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当时就已经散发着这种气味，今天也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总要预告下次再来。他走后，布鲁诺总是不得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一下。今天，奥斯卡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我是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见到克勒普的。他散发着臭味，心情却极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罗克式样的酒精炉，十二包面条，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瓶装啤酒，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温热的。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的，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确实盛碑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这位卧床者想喝啤酒时，就不至于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虽说他的房间里有水——如果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说得更确切些，他是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由于克勒普，即闵策尔先生，始终用同一锅水煮面条，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多次滗掉水、越来越稠的汤，此外，还靠着储存的空啤酒瓶，他可以保持水平姿势，经常连续卧床四天以上。然而，当面条汤煮成威浆糊时，他就处在紧急情况之下。虽说克勒普可以让自己挨饿，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前提；看来他的苦行从一开始就规定为四到五天一个周期，要不然的话，给他送信的蔡德勒大太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面条锅以及跟他储存的面条相应的储存水，使他更加不依赖于他的环境。奥斯卡侵犯别人通信秘密的那天，克勒普已经不依赖周围环境卧床五天了。残剩的面条汤已经可以用来贴广告了。这时他听到走廊上我的不坚定的、为道罗泰娅姆姆和她的信而迈出的脚步声。在他了解到奥斯卡对于为招呼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咳嗽声不予理睬之后，在我读到韦尔纳博士冷漠之中含有激情的情书的那一天，他只好辛苦一下自己的嗓子了：“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我于是拿起锅，倒掉温水，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盛满半锅，又添了一点，把新鲜水送去给他。我当真是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作了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他，同样有礼貌，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自称埃贡·闵策尔，爵士乐演奏家，但请我叫他克勒普，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望了。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因此，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对我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我估计他有三十岁，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他叫我奥斯卡，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我们聊起天来，起初很难无拘无束。我们聊那些最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奥斯卡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认为所有的人最后肯定是要死的，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否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本不该生的错误地出生的人，奥斯卡感到自己同他相似。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