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叫韦迪希，别名是：狮堡。在售票处就听到吃吃的笑声。我们入场，许多脑袋转了过来。穿普通衣服的格特露德姆姆心慌意乱，险些被一把折叠椅绊了个跟头，幸亏侍者和我把她扶住。侍者请我们在舞池近处的一张桌子就坐。我要了两份冰镇饮料，又小声添了一句，只让侍者一人听到：“请加烧酒。”狮堡的主要场地是个大厅，过去可能是一所骑术学校的场地。大厅上方有多处损坏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最近举行的狂欢节留下的纸蛇和彩带。周围一圈半暗的彩灯，把光线反射到年轻的、部分是时髦的黑市商贩平平整整向后梳的头发上，反射到姑娘们的塔夫绸上装上，看来他们相互都认识。加烧酒的冰镇饮料端上来后，我又从侍者手里弄来十支美军香烟，递给格特露德一支，侍者一支，他把香烟夹在耳朵上。我给我的女士点了火，便掏出奥斯卡的琥珀烟嘴，把一支骆驼牌抽了半支。我们旁边几张桌子的人屏息而坐。格特露德姆姆这才敢抬起头来。我把足有半支长的骆驼牌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扔下，格特露德姆姆却讲究实际地伸手拣起烟蒂，装在她的防水布小手提包的侧袋里。“留给多特蒙德我的未婚夫，”她说，“他抽起烟来像发疯。”我很快活，我不是她的未婚夫，再说，奏起音乐来了。一个五人乐队演奏《别把我围住》。穿皱胶底鞋的男人们匆匆在舞池上走了个对角线，互不相撞，钓姑娘们上钩。姑娘们站起身来时，都把手提包交给女友们保管。有几对跳得相当熟练，像上过跳舞学校似的。口香糖在嘴里咀嚼。几个小伙子停了好几小节，想找出可以替代莱茵话“败类”这个词儿的美国俚语。他们让舞伴的手举着，那些姑娘像是在原地带球，好不耐烦。在这些舞伴们继续跳以前，又交换了一些小物件。真正的黑市商贩不懂得什么叫下班。这一场舞我们没有跳，下一场狐步舞也没有跳。奥斯卡偶或看看男人们的腿。当乐队奏起《罗莎蒙德》时，我便请不知所措的格特露德姆姆跳一场。我比格特露德姆姆几乎矮两个脑袋，也知道我们两个搭档一定稀奇古怪，而且还想加强这种古怪特色。我回忆着扬·布朗斯基的舞艺，壮胆充当黑市商，搂住像顺从上帝似的听任我带领的格特露德姆姆，左手手心朝外搭在她的臀部，接触着含百分之三十的羊毛的裤料，脸颊贴近她的上装，把这位强健的小姐整个地往后推，滑步到她的两脚之间，摇晃着朝左外侧探出的我们两个僵直的前臂，要人让道，从舞池的一角跳到另一角。跳得比我敢于指望的要好得多。我还跳花步，面颊贴近她的上装，左手时左时右托住她的臀部使她保持平衡，以她为轴心旋转，丝毫不放弃那种黑市商的标准姿势，这种姿势给人的印象是：那位女士眼看要往后摔倒了，那位想要摔倒她的先生自己也快从她头顶上摔出去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摔倒，他们是出色的黑市商舞客。我们随即有了观众。我听到了惊呼声：“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他是吉米！瞧着吉米。哈罗，吉米！来吧，吉米！一起来吧，吉米！”遗憾的是我看不见格特露德姆姆的脸，我只好自得其乐，希望她把喝彩声当做青年人的捧场，高傲而镇定地接受它。作为护士，她能够忍受病人们往往是笨拙的马屁功夫，对这种喝彩声，她自然能泰然处之。我们回到座位上时，还始终有人在鼓掌。五人乐队响亮吹奏致敬，打击乐演奏员尤其卖力，乐队第二次、第三次响亮吹奏致敬。“吉米！”人们喊道，“看到那两个了吗？”这时，格特露德姆姆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要上盥洗室，拿起装有留给多特蒙德未婚夫的烟屁股的小手提包，涨红了脸，东磕西碰，在桌椅之间挤出去，朝售票处旁边的盥洗室方向走去。她一去不回。她走前一口气喝光了冰镇饮料，我由此推断出，干杯意味着告别。格特露德姆姆把我给甩了。奥斯卡呢？琥珀烟嘴里插上美军香烟，在领班过来悄悄收走护士喝了个底朝天的杯子时，又向他要了一杯烧酒不加冰镇饮料。不惜任何代价，奥斯卡要微笑。虽说痛苦，但他在微笑，双臂交叉，翘起二郎腿，晃动着三十五号小巧玲珑的黑色系带靴，独享被抛弃者的优越感。那些年轻人，狮堡的常客，都挺好，跳着舞经过时，都向我眨眨眼睛。“哈罗！”小伙子们喊道：“别在乎！”姑娘们喊道。我晃了晃烟嘴，感激这些真正的人道的代表，宽厚地完尔一笑。这时，打击乐演奏员一通急擂，敲起小鼓、定音鼓、钹和三角铁，独奏了一段，使我回想起演讲台下美好的往日。他宣告，又开始了一场舞，邀请女伴吧！小乐队激动热烈，演奏《老虎吉米》。这可能是为我演奏的，虽说狮堡舞厅里没人知道演讲台下我那段鼓手生涯。不管怎么说，一个活泼好动、一头散沫花红色鬈发的年轻姑娘，选中我当她的男舞伴，口嚼口香糖，用吸烟过多而沙哑的声音向我耳语道：“老虎吉米！”我们快速地跳着吉米舞，施魔法显现了热带丛林和林中险情，老虎来了，张牙舞爪，大约持续了十分钟。小乐队响亮吹奏致敬，鼓掌，再次响亮吹奏，因为我有个服装讲究的驼背，腿脚利索自不待言，扮演老虎吉米形象不凡。我请器重我的那位女士到我的桌子就座，黑尔玛——这是她的名字——请我允许她把她的女友汉内洛蕾也带来。汉内洛蕾沉默寡言，坐得住，喝得多。黑尔玛则抽烟抽得多，我只得再向领班买美军烟。成功的夜晚。我跳了《黑巴贝里巴》、《心境》和《擦皮鞋的男孩》，间歇时聊天，款待两位很难满意的小姐。她们告诉我说，她们两个在阿道夫伯爵广场的长途电话局工作，长途电话局还有更多的姑娘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来韦迪希的狮堡。不管怎么说，她们每个周末都在这里，除非遇上周末值班。我也答应以后常来此地，因为黑尔玛和汉内洛蕾是那么可爱，因为可以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挨得很近地坐在一起，融洽地相处。我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她们两个也当即明白了。我有较长的时间不再去医院。后来，我时而又去时，格特露德姆姆已经被调到妇科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或者只匆匆地见一面，远远地打个招呼。我成了狮堡受欢迎的常客。姑娘们都来骗我款待她们，但骗得不算过分。通过她们，我又认识了一些英国占领军人员，学到了上百个英语单词，也结下了友谊，甚至同狮堡乐队的几个队员结下了以“你”相称的兄弟友情，不过，一涉及到击鼓，我就克制自己，也就是说，我从不去摆弄打击乐器，而是满足于在科涅夫的石匠铺里刻字的小小幸福。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我仍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保持联系，也从沉默寡言又坐得住的汉内洛蕾那里得到了一些花费不算太大的温暖。我们紧挨着，却又保持距离，只限于做些不受义务约束的小动作。在冬天，石匠要整顿内部。工具送去重铸。一些旧石块刻字的一面要修饰，缺了角需磨成斜边或刻成凹弧形。在秋天的销售季节里，存放场上墓碑石日见稀疏，科涅夫和我又重新放满，还用壳灰岩充填料夯成若干人造石。在做简易的雕刻工作时，我试着使用点刻机，刻出表现天使脑袋、基督戴荆冠的脑袋和圣灵之鸽的浮雕来。下雪时，我铲雪；不下雪时，我化开冻住的自来水管给砂磨机供水。一九四八年的嘉年华会[注]使我消瘦了。很可能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因为在狮堡，一些姑娘把我叫做“博士”。二月末，刚过圣灰星期三[注]，莱茵河左岸来了头一批农民，到我们的墓碑存放场看货。科涅夫不在。他去做每年一次的风湿病治疗，在杜伊斯堡一座高炉前工作。当他于十四天之后回来时，人烤干了，疖子也没了，而我已经以好价钱卖出了三块石碑，其中一块是用于三穴墓的。科涅夫还廉价出售了两块基尔希海姆壳灰岩碑。三月中旬，我们开始搬运和立碑。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运到了格雷芬布罗伊希；两块基尔希海姆一米碑立在瑙伊斯附近的一座乡村公墓里；一块由我刻上天使小脑袋的美因河砂石，今天还竖立在施托姆勒公墓可以供人观赏。刻有头戴荆棘冠的基督的辉绿石三穴墓碑，我们在三月底装车，由于超载，三轮摩托只能缓慢地朝卡佩斯哈姆方向驶去，在诺伊斯过了莱茵桥，经格雷芬布罗伊希到罗默尔基尔欣，随后向右拐上去贝格海姆·埃尔夫特的公路，过了赖特和下奥森姆，连碑带基座运到了上奥森姆公墓，连灰都没有碰掉一点[注]。公墓设在一座小丘靠村子的那面坡上。瞧这远景！我们脚下是埃尔夫特兰的褐煤矿区。幸福女神工厂八座烟囱朝天喷烟。新建的、咝咝作响的、总想爆炸的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矸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方有钢丝缆和自动倾卸货车。每三分钟过一辆装满焦煤的电动车或者空车。从发电厂来，到发电厂去，小如玩具，巨人的玩具。公墓左角凌空而过的是三根为一路的几路高压线，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科隆。另外几路，贴近地平线，通往比利时与荷兰。世界，枢纽——我们为弗利斯一家竖起了辉绿石碑——电产生了，如果……掘墓人和助手，这助手顶替了舒格尔·莱奥，他们带着工具来了。我们站在紧张地区，我们下方隔三排墓的地方，掘墓人动手迁葬——这里在为战争赔款输送高压电流——风向我们刮来了过早迁葬的典型气味——不，没有恶心，这是三月，焦煤山中间的三月的耕地。掘墓人戴着一副线绳吊着的眼镜，同他的舒格尔·莱奥低声争吵，直到幸运女神的气笛呼出气来，一口气长达一分钟。我们屏住呼吸，被迁葬的女人根本谈不上呼吸，唯独高压坚持着。随后，气笛倒了，落到地上，淹死了——村里灰色石板瓦屋顶上中午的炊烟缭绕，教堂钟声接着响起：祈祷，劳动——工业和宗教手挽手。幸运女神那边在换班，我们吃黄油面包加板肉，但是迁葬不容休息，不休息的高压电流匆匆奔向战胜国，照亮荷兰，此地则不断停电——可是，被迁葬的女人见到了光明！当科涅夫为打地基挖掘一米五深的洞时，被迁葬的女人也被抬到新鲜空气里来了。她在底下躺的时间还不很长，去年秋天才处身黑暗之中，可她已经取得了进展，如同各处都在进行的改进那样，莱茵和鲁尔的拆卸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冬天，我在狮堡浪费光阴，那个女人却在褐煤矿区封冻的地壳下面认真地分解自己。现在，当我们夯水泥、安基座时，她被人说服，一块一块地把她迁葬。不过，现在有一个锌制的箱子来盛她，所以什么也不会丢失——幸运女神分发煤块[注]时，孩子们跟在装载过满的卡车后面奔跑，拣掉下来的煤块，因为红衣主教弗林斯从布道坛上对会众讲过：我当真告诉你们，偷煤不是罪孽。被迁葬的女人不需要生火取暖。我不相信，她在谚语中所说的新鲜的三月的空气里会受冻，再说她还有足够的皮肤，尽管有渗漏和残缺，但还有残存的衣服和头发护着，头发始终是电烫的耐久波浪——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那口薄皮棺材也值得搬迁，连小木条也都得搬到另一个公墓去。那儿没有农民和幸运女神的矿工，那里是个大城市，总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而且十九家电影院同时营业。那个女人将要返回家乡，她是当时疏散到此地来的[注]，不是本地人。掘墓人告诉我们：“她是从科隆来的，现在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迁葬到米尔海姆去，在莱茵河彼岸。”要不是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我利用汽笛响的时间，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后来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我带着它不是为了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的手里，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我至今还相信——无名指，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没有感情的掘墓人给刨断的。这从前是或者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曾经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它才得以保持某种匀称，因此可以谈得上美，尽管是失效的美。此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可能是这样的：我享受工业区洋溢着的激情，就如同过去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面对外表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仅仅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这女人的手指却触动了我的心，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拿定一个主意，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我变成约里克，把那个女人——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特是个男人的话。我，约里克，第五幕[注]，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注]”，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脑袋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注]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得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我的义务劳动局铁铲上面的格林德根斯扮演的哈姆莱特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站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之间，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把这座乡村公墓变成了世界中心，把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变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令人钦佩的半神半人的中心，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在此地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在我的头顶上方，高压，电流，咝咝响，在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然而，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以及旁边的哥特式怪兽[注]。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与该剧无关的其余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如同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于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它过去之前，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着，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又屏弃这种愚蠢的提问，而把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吮血的邮件篮，美国——同驶往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我让时而还清晰可辨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国戈德先生去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主意，然而又感到有必要在拿定主意之前按照戏剧的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怀疑哈姆莱特，颂扬我，约里克，是个真正的市民——我对科涅夫说，因为他在叫我，因为我们必须把辉绿石碑同基座接合起来。我被最终成为一个市民的愿望所打动，小声地说——也许是模仿格林德根斯，虽然他不大可能扮演约里克——我隔着铁铲对科涅夫说：“结婚呢，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注]。”自从发生了北方幸运女神对面的公墓上那次转变以后，我不再去韦迪希的狮堡舞厅，中断了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的一切联系。她们的优势就在于迅速地、令人满意地接通电话，建立联系。五月，我给玛丽亚和我买了电影票。看完电影，我们去餐馆，吃得比较好，我跟玛丽亚聊天。她心事重重，小库尔特的打火石来源断了，人造蜂蜜的生意也不行了。几个月来，我，如她所说，一个弱者，承担着养活全家的责任。我安慰玛丽亚，说奥斯卡愿意做这些，奥斯卡喜爱承担重大的责任胜过其他一切，恭维她的容貌，末了，我壮起胆子，向她求婚。她希望有段时间考虑考虑。我提出的约里克的问题几个星期得不到答复，或是她避而不答，最后却由币制改革[注]作了回答。玛丽亚向我摆了一大堆理由，说话时摸着我的衣袖，叫我“亲爱的奥斯卡”，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实在是太善良了，请我谅解，请我今后继续保持纯正的友谊，祝愿我成为石匠后万事如意。在我再次追问之下，她拒绝了同我结为夫妻。就这样，约里克没有成为体面的市民，却变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一个傻瓜。四九年圣母币制改革来得太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迫使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无可奈何，即使不让我的驼背生出资本来，也得赖以餬口了。我本来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币制改革以后的时期，如我们今天之所见，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注]带来了各种前提。这个时期本来也会促使奥斯卡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好丈夫，正派人，参加重新建设，现在也该有一爿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我本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正派人和好丈夫的，但是，玛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这时，奥斯卡想到了他的驼背，把这份财产转到了艺术的名下。科涅夫的生活是靠墓碑维持的，如今由于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在他解雇我之前，我先辞了职。如果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便会流落街头。我那身定做的时髦的西服也渐渐地穿旧了，变得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仅伯争吵，因此多半上午就离开比尔克的寓所，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随后到宫廷花园去看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愤世嫉俗。对面是劳动局和艺术学院，在杜塞尔多夫，这两家是邻居。一个人，坐着，坐在这样一张公园凳子上，直至自己变成了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来不来公园要看天气。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当时的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情侣，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他们如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扔掉废纸。废纸飞了一阵，翻起跟头，末了被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戳走。奥斯卡有坐功，会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在一个身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戴眼镜的胖姑娘同我搭话之前，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她和两个瘦小伙子。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然而却羞于跟我，一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他们说服了穿皮大衣的胖姑娘。她走过来，双腿粗似立柱，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由于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甚至是雾气，她的眼镜片模糊不清。她说呀说的，直到我请她先擦一擦眼镜，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得我能够听明白。她便挥手把那两个瘦小伙子叫过来。不用我开口，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不无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几个快速动作，他们也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每小时两个德意志马克。不过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为什么奥斯卡答应了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奥斯卡答应下来。我于是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昂首阔步的戴眼镜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仿佛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库亨教授，黑胡子，黑煤眼睛，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使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认为我，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绝妙的模特儿，他本人也认为如此。他绕着我走了许久，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随后一边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边说：“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艺术就是在白纸上消耗自身的黑炭笔！”我为这种消耗性艺术提供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的学生的画室，亲手把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为了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奥斯卡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移近奥斯卡的侧面。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奥斯卡，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冲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画他，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宰割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这是动手的信号，十六支炭笔在画架后面沙沙响，叫喊着拚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库亨教授的学生全都给我的驼背加上浓厚的黑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夸张，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比一张更大的纸，却仍旧画不下我的驼背。这时，库亨教授给那十六名炭笔消耗者出了个好主意，要他们别从我的驼背的轮廓着手，因为我的驼背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而应抹黑那个弧形上方的五分之一，尽可能往左先抹黑我的头。我的秀发的光泽是深棕色的。他们却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吉普赛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注意到奥斯卡有双蓝眼睛。休息的时候——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那左上方的五分之一。在每一个画架上，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道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刺人。考虑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虽说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可是，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打瞌睡的那位歌德，愿意唤醒他，淡淡地，少些表现，宁可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十六个学生，虽说如此有才华，库亨教授，虽说他的炭笔画人称一绝，却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唯有我，挣钱不少，颇受尊重，每天在转盘上站立六小时，时而脸冲着老是堵塞的洗水池，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有时则被转向一面西班牙墙，献出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过了几个星期，学生们已经能画出一些可爱的小画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的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边无际，他们偶或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界定我的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在许多张画纸上甚至有了画背景的地位。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年轻人仍然表现出始终还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为炸裂的树桩间无望的、面有菜色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勤快地用黑炭在我背后铺展开一道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咄咄逼人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送来版画的魅力。是啊，他们把奥斯卡塞进了囚犯服里，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不过，人家把我抹成了黑发吉普赛人奥斯卡，人家不是让我用蓝眼睛而是用黑炭眼睛去看这种种惨象，而我也知道，炭笔画不出真铁丝网，所以我也就放心当模特儿，静止不动。然而，当雕塑家们——人所共知，他们不用与特定时代有关的背景也能行——让我当模特儿，当裸体模特儿时，我也还是很高兴的。这一次不是学生来跟我谈，而是师傅本人来请我。马鲁恩教授是我那位黑炭教授、库亨师傅的朋友。一天，在库亨昏黑的、挂满镶框黑炭痕迹的私人画室里，我正保持静止不动的姿态，好让大胡子库亨用他的别具一格的线条把我画到纸上去。这时，马鲁恩教授来拜访他。马鲁恩五十开外，矮小结实，如果没有他那顶巴斯克帽证明他的艺术家的身份，那件最时新的白外套会让人把他当成一个外科医生的。我马上看出，马鲁恩是个古典形式的爱好者，由于我的身体的各种比例，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他一边嘲讽他的朋友，说，他，库亨，一直在抹黑吉普赛模特儿，因此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已经得了个“吉普赛库亨”的诨名，难道他还没有画腻吗？他眼下是不是想画出些怪胎来？是否有意继富有成果、有好销路的吉普赛时期之后，再用黑炭抹出一个更富有成果、更有销路的侏儒时期来呢？库亨教授把他朋友的嘲讽化为愤怒的、夜一般黑的炭笔痕迹。他画出了至今所画的奥斯卡肖像中最黑的一幅，当真一团漆黑，仅仅在我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手上有少许光亮，至于我的手，库亨总让手指叉开得太大，还添上风痛结节以加强表现力，放在他的放荡无度的炭痕的中景。可是，这幅画后来在许多画展上展出时，画上的我却有了一双蓝色的，也就是说，明亮而非昏黑的眼睛。奥斯卡认为这是受了雕塑家马鲁恩的影响。他不是个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而是个古典派，我的眼睛以歌德式的明亮照亮了他的道路。雕塑家马鲁恩本来只喜爱匀称，所以，能够诱使他选择我去当雕塑模特儿，当他的雕塑的模特儿的，也只能是我的目光了。马鲁恩的工作室明亮、多尘，几乎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件成品。可是，到处放着计划好的作品的模型骨架。它们的构思是如此完美，因此，铁丝、铁、弯好的铅管，虽未上黏土也已经预示出了未来成型后的和谐。我每天给这位雕塑家当五小时裸体模特儿，每小时得两马克。他用粉笔在转盘上标一个点，指出作为支撑腿的我的右腿应该在哪里扎根。由支撑腿的里踝骨向上画一根直线恰好到达两根锁骨之间的颈窝。左腿是游动腿。不过，这个名称是骗人的。虽说我让它略微弯曲，懒洋洋地伸向一侧，却不准移动它，或者让它游动。这条游动腿也得扎根在转盘上的粉笔圈里。我给雕塑家马鲁恩当模特儿的数周内，他却未能替我的胳膊找到相应的、同腿一样不可移动的姿势。他让我作了种种尝试：左臂下垂，右臂在头上构成角度；两臂交叉在胸前；两臂交叉在驼背下面；双手叉腰。可能的姿势有上千种。马鲁恩先在我身上试验，随后再拿铁骨架和可弯曲的铅管四肢做试验。在辛勤地寻找了一个月的姿势以后，他终于决定，或者把交叉双手托着后脑勺的我变成黏土，或者把我塑成无臂躯干釉土像。但这时，由于做骨架和改做骨架，他已经筋疲力尽，故而他虽说从黏土箱里抓起了一把黏土，摆好甩的架势，却又啪的一声把散发霉味的、未成形的黏土扔回到箱子里去，蹲到骨架前，凝视着我和我的骨架，手指颤抖不已：这个骨架实在太完美了！他无可奈何地叹着气，佯称头痛，却没有对奥斯卡发火，便放弃了它，把驼背骨架连同支撑腿和游动腿，抬起的铅管胳臂，交叉在铁后颈上的铁丝手指，放到堆着以前完成的所有别的骨架的角落里。我的空空的驼背骨架当中，有若干块木板，叫做蝴蝶，本来是要承受粘土的，这时，全都轻轻地晃动着。它们不是在嘲讽，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了自己是毫无用处的。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也算作当模特儿的时间，雕塑家照样付给我钱。他谈到了过去，那时候他还像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一样默默无闻，曾把以半公担计的黏土甩到骨架上，完成了许多塑像，大部分在战时被毁了。我向他讲述了奥斯卡当石匠和刻字匠时的活动。我们扯了一点儿业务，他便带我到他的学生那里去，让他们也相中我当雕塑模特儿，按照奥斯卡制作骨架。马鲁恩教授有十名学生，如果长头发是性别的标记的话，那么，其中六人可以标明为姑娘。六个中间四个长得丑却有才华，两个是漂亮、饶舌的真正的姑娘。我当裸体模特儿从不害羞。不错，奥斯卡甚至欣赏那两个漂亮而又饶舌的雕塑姑娘的惊讶表情。她们第一次打量站在转盘上的我时，轻易地被激怒了，并且断定，奥斯卡虽说是个驼背，身材矮小，却也有个生殖器官，必要时，它还能同任何所谓正常的男性的象征比一下高低。跟马鲁恩师傅的学生相处，其情况与跟师傅本人相处稍有不同。过了两天，他们已经做好了骨架。真是天才，他们追求天才的快速，朝匆匆忙忙、不按操作规程固定的铅管之间甩黏土。但他们显然在我的驼背骨架里少挂了木蝴蝶，冒潮气的黏土几乎挂不住，使奥斯卡全身布满裂纹。十个新制成的奥斯卡全都歪歪斜斜，脑袋搭拉到两脚间，铅管上的黏土啪地掉下来，驼背滑到了膝窝里。这时，我才懂得去敬重马鲁恩师傅了。他是一个杰出的骨架构筑者，他做的骨架是如此完美，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甩上便宜的粘土了。当粘土奥斯卡跟骨架奥斯卡分家时，相貌虽丑但有才华的雕塑姑娘们甚至流下了眼泪。那个漂亮而饶舌的雕塑姑娘见到肉象征性地从骨头上快速剥落时却哈哈大笑。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这些雕塑艺徒还是做成了几个像样的骨架，先塑成黏土的，后又塑成石膏的和仿大理石的，在学期结束时展出。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获得机会一再在丑陋而有天赋的姑娘跟漂亮而饶舌的姑娘之间作新的比较。难看但有艺术才干的童贞女们相当细心地仿制我的头、四肢和驼背，可是出于奇怪的羞怯心，忽略了我的阳具，或者按传统线条风格马虎了事。可爱的、大眼睛的、手指美却不灵巧的童贞女们却很少注意我的肢体的分段比例，但十分用心地精确仿制我的美观的生殖器官。在这方面，那四个学雕塑的男青年也不该忘了报道。他们把我抽象化，用扁平的、表面有条纹的小木条把我敲成四方形，难看的童贞女们所忽略的而漂亮的童贞女们做得很逼真的东西，他们则本着于巴巴的男人的理解力，做成了架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方木块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块，像积木搭成的国王犯了生育狂的器官，竖在空间。或许由于我的蓝眼睛的缘故，或许由于雕塑家们放在赤裸裸的奥斯卡周围的供热器的缘故，前来走访惹人喜爱的雕塑姑娘的年轻画家们发现，我的蓝色眼睛或者被照射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随即在他们的调色板上调起颜色来。起先，画家们对我的蓝色目光的印象太深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也要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奥斯卡健康的肉，他的波浪式的棕发，他的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还加上了垂死的绿色、令人作呕的黄色，这就更加速了我的肉体的腐烂。狂欢节到了，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奥斯卡发现了乌拉。奥斯卡把她当做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他才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吗？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去参加庆祝活动，化装好了去，化装好的奥斯卡将挤到人群中去。玛丽亚看到我站在镜子前，便说：“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边饶舌，一边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起先，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我也愿意看到自己扮作统师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我最后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变了点形，但这件花花绿绿、鼓鼓囊囊、挂有铃铛的开襟服仍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的儿子看了捧腹大笑，笑得咳嗽不止。这时，我并不愉快地低声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小丑约里克了，奥斯卡。可是，你能去愚弄的国王又在哪里呢？已经上了有轨电车，它将带我去学院附近的拉亭门。我注意到，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反倒大吃一惊。他们都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而不是化装用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已经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便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奥斯卡让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说话，分开人群。一名警察，由于职业的缘故一眼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何贵干，随后挥动橡皮棍，领我到庆祝场所地下室。那里在煮鱼，还没有煮熟。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艺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面孔虽然上了油彩，却仍旧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但有些摇晃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快。在艺术家庆祝会上真正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似的狂欢欢庆。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一双双情侣。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血管里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注]。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注]，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我的两位女士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我一看的东西时，她们哭了。泪水在化装成的中国人脸上留下痕迹，露出她们的本相。我站起身来，开襟服鼓鼓囊囊，铃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