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出来的一切、将进炉子的一切。消毒员马里乌什·法国戈德喷洒来苏儿水。他向我列举了许多人的姓名，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姓名。他讲到了比劳尔。在八月最热的一天，比劳尔建议这位消毒员，不用来苏儿水而用煤油喷洒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道路上。法因戈德先生这么干了。比劳尔有火柴。犹太人战斗组织[注]的年迈的策夫·库兰德让大家宣誓。工程师加列夫斯基撬开武器室。比劳尔一枪打死冲锋队大队长库特纳。什图尔巴赫和瓦伦斯基打倒了齐塞尼斯。其余的人对付从特拉夫尼基营来的守卫。另一些人推倒栅栏。但是，平日带领人们去淋浴时总要开玩笑的小队长台普克，这时守住营门射击。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把他打倒。他们是阿德克·卡韦、莫特尔·莱维特、海诺克·莱勒尔、梅尔什·罗特布拉特、莱泰克·扎贾尔、托西阿斯·巴兰以及他的德博拉。洛莱克·贝格尔曼喊道：“法因戈德是怎么回事？飞机来以前，他也得一起走！”可是，法国戈德先生还是等他的妻子卢芭。可是她当时已不会来了，尽管他在喊她。他们从左右两边抓住他。左边是雅库布·格莱恩特，右边是莫德哈伊·什瓦茨巴德[注]。跑在他前面的是小个子医生阿特拉斯，此人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已经推荐勤酒来苏儿水，后来到了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里还继续推荐。他断言：来苏儿比生命更重要！法国戈德先生只好证实他所说有理，因为他曾经用来苏儿喷洒过死人，不是一个死人，而是许多死人，何必讲数目呢，反正是死去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姓名他都知道，多得会让人厌烦的，也会使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我觉得，几十万有名有姓的人的生死问题反倒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却是用法因戈德先生的消毒剂，能否及时而充分地给生命，如果不是生命，那就是给死亡消毒。之后，我的寒热减退，时间已到四月。之后，我的体温又上升，旋转木马又转动了。法因戈德先生又给死人和活人喷洒来苏儿。之后，我的寒热又减退，四月过完了。五月初，我的脖子变短了，胸腔变宽，渐渐地向上隆起。末了，我不用低头便能用下巴颏儿擦奥斯卡的锁骨了。有一回，又有了点烧，又给喷了点来苏儿。我听到了玛丽亚低声说出的、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话：“他可别长成畸形儿。他可别变成个驼背，他可别落个脑积水呀！”法因戈德先生安慰玛丽亚，告诉她，他知道有一些人，尽管驼背与脑水肿，仍然干出些名堂来。他说有一个叫罗曼·弗里德里希的人，驼着背到了阿根廷，在那儿开了一爿缝纫机店，后来买卖做大，而且有了名气。驼背弗里德里希功成名就的故事安慰不了玛丽亚，却使讲故事的法因戈德先生自己听了欢欣鼓舞。他决心使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大大改观。五月中旬，战争刚结束，店堂里摆出了新货物。第一批缝纫机和缝纫机零部件出现了，但生活用品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使这种过渡变得更容易些。天堂般的时期！支付几乎不用现金了。交换，再交换，人造蜂蜜、麦片、最后几口袋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糖、面粉和人造黄油变成了自行车，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变成了电动机，电动机变成工具，工具变成皮货，法因戈德先生又把皮货变成了缝纫机。在变这种换换换的戏法的时候，小库尔特帮了大忙。他带来顾客，介绍生意，比玛丽亚更快地熟悉了新行业。几乎跟在马策拉特时期一样，玛丽亚站在柜台后面接待还留在本地的老主顾，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话问新迁来的主顾想要什么。小库尔特有语言天才。小库尔特无处不在。法因戈德先生完全信赖小库尔特。小库尔特还不满五岁却有了专长，在车站街黑市上陈列的数百件蹩脚和中档样品中，他能一下子挑出一流的辛格尔牌和普法夫牌缝纫机来。法因戈德先生很赏识小库尔特的知识。五月底，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从比绍步行经布伦陶到朗富尔来看望我们。她气喘吁吁地躺到沙发榻上。这时，法国戈德先生大大夸奖了小库尔特一番，也说了几句赞许玛丽亚的话。他给我的外祖母原原本本地讲了我的病史，一再指出他的消毒剂如何有效。他也认为奥斯卡值得夸奖，因为我老实听话，生病期间没有喊过一声。我的外祖母开口要煤油，说比绍没有电了。法因戈德先生便向她讲述自己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使用煤油的种种经验，以及他身为营地消毒员的多种任务，让玛丽亚灌了两瓶煤油，每瓶一公升，外加一袋人造蜂蜜和各种消毒剂。他心不在焉却又连连点头地听我的外祖母讲打仗时比绍和比绍采石场如何被烧了个精光。她还讲了菲尔埃克遭到的破坏，这个地方现在又叫菲罗加了。比绍也像战前一样又叫作比塞沃。埃勒斯，那个当过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的，他真有本事，娶了她哥哥的儿子的妻子，也就是待在邮局没走的那个扬的妻子黑德维希，他被农业工人吊死在他的办事处前。黑德维希差点儿也被吊死，因为她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妻子，却嫁给了一个农民协会地方负责人，也因为斯特凡当上了少尉，玛尔加又是德国少女同盟的人。“可是，”我的外祖母说，“他们再也抓不到斯特凡了。他已经在北极海丧了命，在天上。但他们要把玛尔加带走，关进什么营里去。这当口，文岑特开口了，讲了许多，他这一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就这样，黑德维希和玛尔加现在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可是文岑特不行了，他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长久了。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心、脑袋都痛，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非这样不可哩！”安娜·科尔雅切克这样诉着苦，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考虑了一番，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奥斯卡。他们的脑袋一直有人敲打。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卡舒口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必须一直待下去，伸出脑袋，让别人来敲打。我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波兰人。一个卡舒口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尽管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子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色。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干。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子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她已经到了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把我带走。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玛丽亚不露声色，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接着，他向她求婚。奥斯卡早已看出要来这种事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夏天的一个晚上，满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头数月，她已经不烫头发了，而以前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到她是一个多少有点严肃的、可能是精神苦恼的姑娘。此刻，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国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壁炉。法因戈德和我听到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完了，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姐姐古丝特那儿。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他名叫克斯特，愿意暂时收留我们，我们三个。”第二天她就递交了申请。三天后我们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了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阴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天平旁边，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直到玛丽亚要跟他告别时，他才从柜台上滑下来，推出他的带拖斗的自行车，陪我们去火车站。奥斯卡和行李——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被装上两个胶皮轮子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搀小库尔特，当我们向左拐进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身来。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身去，转身使我疼痛。奥斯卡的脑袋也就静静待在两肩之间。我唯有用尚能转动的眼睛招呼马利亚街、施特里斯小溪、小锤公园、滴着的水越来越叫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朗富尔区火车站，现在叫做弗热什奇，很难发音。我们都得等候。后来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许多许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朝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下雨。晴转多云，刮着东风。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皮。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薄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车皮，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告列车开动，这时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来苏儿比生命更加重要！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拂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终于不再存在。本书来自 免费txt小说下载站更多 更新免 费电子书请关 注www.a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今天，疼痛还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奥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个手指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奥斯卡的手指不单单有点肿，而且眼下已经不能用来从事这种职业，连鼓棒都捏不住了。连自来水笔也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铅笔和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他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方。现在他转过头来，我见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朝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定他确实在等待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奥斯卡的任务正相反，他要借助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布鲁诺现在动笔写了：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未婚，无子女，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余。我还护理着别的病人，这里就不谈他们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无危险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为能体谅他操劳过度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然而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里，在他讲述的同时，用下肢开始编结一个形象，并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至今为止，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我用线绳编结了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我编结了一对形象，叫做“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用线绳编结出来，称这个模型为“不平坦地段”；个别的建筑物，如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大西洋壁垒的许多地堡、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兰斯大教堂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个结一个结地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图案。我一线一线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如此这般产生的田野，我称之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殖民地商品商。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兰骑兵。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倒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东方难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我的病人称她为他从前的情人）和小库尔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在这节货运车皮里据说还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一个系头巾的年轻姑娘，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认作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马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子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马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皮。在多亏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马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庭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动，驶过道岔和交轨处，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皮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进他长个儿。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宽里长，而是往高里长了。虽肿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如我所听到的，也在货运车皮撞击轨缝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马策拉特先生显然不感觉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镇痛照相薄来对付。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青年强盗和一个年岁较大的游击队员对照相簿发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照片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踪照片丰富的家庭的兴旺，直到玛丽亚·马策拉特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子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观赏几张家庭田园生活照片时甚至微笑了。只有几张照片，已故马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于明显，触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就在这位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的眼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使他感到满意。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论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根据我的病人的要求，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也不会满意。我右手编结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半数旅客在什未林下车，其中有死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以及雷吉娜小姐。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非常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同时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拼命呼唤卢齐，自称怪兽和独角兽，表示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有跳下来的乐趣。到了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到一家医院。他处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接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被压下去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见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可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没有住房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每天得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跟难民营就是离得这么远。医生们尽管很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也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领班，她将把她的两间半套房的一个房问提供给马策拉特大大使用，因为领班不需要住处，他现在待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寓所地点很好。只需搭乘由比尔克火车站开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的所有的有轨电车，不必转车，便可方便地到达医院。马策拉特先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一直待在那里。在方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同时向我讲述了那家医院里许多位护士的事情。她们是：莫尼卡姆姆，黑尔姆特鲁德姆姆，瓦尔布加姆姆，伊尔泽姆姆，格特露德姆姆。他回忆着医院里广为扩散的流言蜚语，赋予护士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她们的职业服装一种夸大了的意义。就我的记忆所及，他从未讲到过那时候医院里糟糕的伙食和暖气设备蹩脚的病房。他只谈护士、护士的轶事、护士极其无聊乏味的环境。他秘密地小声报道说，那里有过这样的传闻：伊尔泽姆姆向护士长打小报告，护士长在午休过后不久便去检查见习护士的宿舍，因为有什么东西被偷了。一个从多特蒙德来的护士——我想他说的是格特露德——被怀疑，但冤枉了她。他琐碎地讲了护士跟年轻医生的故事，可他们只想从护士那里得到香烟商标。一个药剂师女助理，不是护士，自己给自己打胎，或者得到了一个助理医生的帮助，于是进行了调查，这种事情他也认为有叙述的价值。我不理解我的病人，他竟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这些陈腐平庸的事情上。此刻，马策拉特先生请我描绘他。我快活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跳过了那些故事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都同护士有关，反正他自己已经形象而生动地描写过了，又添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语。我的病人身高一米二十一。两肩之间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他的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机灵地滴溜转动，有时睁得大大的，狂热痴情。他的微望的深褐色头发长得很密。他喜欢露出他的同其他肢体相比显得健壮的臂膀以及——如他自己所说——漂亮的手。尤其在奥斯卡先生击鼓时——疗养院管理处允许他每天敲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他的手指运用自如，仿佛是长在另一个肢体比例正常的人身上似的。马策拉特先生靠灌唱片变得非常富有，今天还靠灌唱片挣钱。想要谋利的人都在探望日来拜访他。还在他的那场官司开始之前，在他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之前，我已经久闻其名，因为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我个人相信他是无罪的，因此，我说不好他是否会在我们这里待下去，抑或有朝一日会出院，重操旧业，蜚声艺坛。现在，我又该替他量身高了，虽说两天前刚刚量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不想再去复审。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布鲁诺刚用折尺给我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边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他在我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落在了地上。我想，我要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奥斯卡先对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向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赢得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整整两厘米的身高。就这样，奥斯卡从今天起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人家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人家让他出院时也始终这样设想——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犹豫地写着、勤奋地读着、虽然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究竟境况如何。打火石与墓碑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眬，菩萨心肠。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实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之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休假两周，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里。库尔兰的军队投降后，虽然没有传来过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注]的战俘营里。只要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指的是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会去看她们，便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楼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楼，发现这里已成了玛丽亚和我的儿子所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小库尔特六岁，也扳着手指在计算。玛丽亚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能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装进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面，像是坐在柜台后面，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但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却盯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他在人头挤挤、暖气设备不佳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架势。古丝特·克斯特在喝咖啡。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真咖啡。我忙于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难以做到。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来说，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改变一切。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这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克斯特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你们可以相信此话，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古丝特谴责黑市交易，却又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穿着拖鞋进厨房，在那里弄出格格的声响以示抗议。顾客很多。九点刚过，早饭刚吃完，门铃就开始响了：短——长——短。入夜，将近十点时，古丝特关掉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他因为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上门的人说：“有人造蜂蜜吗？”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上门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说：“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从他的数字纵队里钻出来，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把数字送进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您最好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就来，我还可以只要您二十一”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这个来源，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说，代替做晚祷。我身为父亲，有权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他从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紧接着便问：“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快些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玛丽亚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