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呼吸外面的空气。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体[注]，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注]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注]，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如果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每周周末没有在格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走到邮局前，按门房的铃，并把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人在码沙袋。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波兰邮局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要脱胎而出。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声。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呢？我睡得太死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便同所有沉睡的人们一样，一下子确切地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起来了！奥斯卡刚从篮子里爬出来，穿上凉鞋，还没有站稳，就即刻为他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的安全操起心来。他用双手在他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层层叠叠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不过，他的动作并不粗鲁，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情理齐，细心地拿起每一封信（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注意不使信封开封，因为尽管面临这不可逆转并将改变一切的事件，通信秘密还是应当始终得到保障的。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奄奄一息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三层，不，不止三层，足有十层至二十层信封，并且是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使我的鼓挨不着弹片和子弹。我刚干完，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大约同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爆炸了。波兰邮局是一座坚实的砖墙大楼，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大到足以让民军像平时经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我离开了那间安全的、没有窗户的、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信件存放室，去寻找扬·布朗斯基。当我寻找我假想的父亲扬时，我自然也在找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更为急切的心情。昨天晚上，为了修鼓，我没吃晚饭，乘电车进城，来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波兰邮局（要不是为了修鼓，邮局同我是不相干的）。因此，如果我不能及时地，也就是说，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休想再能修复了。因此，奥斯卡找的虽然是扬，脑子里想的却是科比埃拉。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他能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必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但仍然一下一下像盖邮戳似的使用这种工具。过道里没有一个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只有奥斯卡在巡逻，没有武器，没有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创造历史的登坛经[注]，但它带来的是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注]。在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我心想，他们真是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非有人防守不同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真是只有在连环画上才能找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我逐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射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子弹。我匆匆看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乱开花但又始终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子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乱。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器[注]。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奥斯卡并没有出这份力。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腿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身，所以情有可原。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流逝，安之若素，我不知道这种兆头是好还是坏。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强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干草袋上，呼吸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部中了子弹。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滑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呻吟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干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丧失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么，难道我的鼓也非得染上鲜血不可，使它有足够的波兰味儿，从而跟着一道丧失吗？我慢慢地才把自己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睡在可以滚动的信件篮里时（篮子没有滚动，我也没有做梦），那些醒着的波兰人低声耳语，像是在传一道口令：一面奄奄一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必须保护它。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证条约。正当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因而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时，邮局院子里首次响起了机枪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随即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了个粉碎。他们随即进入包裹室，又到了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一下子冲了出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根据声响断定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随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不得不撤退了。奥斯卡先是犹豫、后又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里。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闭上的眼皮底下眼珠在转动。血丝从嘴里挂下来。他的头耷拉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被血浸透的危险并不大。奥斯卡不得不踮起脚尖才够到了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碰到那个男人和不撕坏信件，接着便使劲地抽，末了连撕带扯地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掏出数十封信来。今天我想说，当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他们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笑。我躲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面等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先是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后又低声咒骂，一边给那个伤员包扎。两颗反坦克炮弹接连在营业厅上方爆炸，随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的齐射很有规律，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这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我没让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发现，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扔下鼓不管了，又去找扬，我的假想的父亲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三层楼是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他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我先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来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这是一间明亮而宜人的房间，糊墙纸的颜色叫人看了高兴，可惜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有两扇窗户，天下太平时，可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那样想必有一番乐趣。一具未损坏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不少玩偶，破烂的程序不一，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而言之，这一大堆玩具说明，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是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父亲，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走运，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也省得他们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深有体会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注]的儿童乐园告别时，一定很伤心。我想到这里，颇有点幸灾乐祸。或许那孩子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好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关于铅士兵，奥斯卡讲得太多了。然而，他仍不能绕过一件事实不谈。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无声地摆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投入战斗，也就是说，随着炮弹爆炸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手风琴，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做父母的准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小提琴，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一样，也是四根弦。小提琴旁边，有一件回东西，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真叫人没法相信，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我起初根本没想靠自己把鼓从架子上取下来。奥斯卡明知自己是够不着的，由于他的身材像侏儒，所以每当他束手无策时，便只好请成年人帮忙。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沙袋后面，沙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扬在左边那扇窗下。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即醒悟到，这位看房人现在不会有工夫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因为科比埃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开枪射击，那儿在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了一门反坦克炮。扬缩成一团，趴在那儿，脑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我只是凭他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才认出他来，而他的这身衣服上，现在也满是灰膏和沙土。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我正系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凝视着我，水汪汪的，蓝得不可理解。奥斯卡粗粗一瞧，断定他没有受伤，然而，他却在无声地哭泣。扬·布朗斯基心里害怕。我只当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利用儿童室的死角，去到架子前，替我把鼓取下来。我的表舅不懂我的意思。我假想的父亲不理解我。我可怜的妈妈的情夫心里害怕，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奥斯卡真想向他大喊大叫，但又担心被似乎一心只听着自己的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于是，我趴到沙袋后面扬的左边并紧挨着他，把我沉着镇静的心情传给我不幸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没多久，我觉得他镇静了一些。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大致均匀了。我再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慢慢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直到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我又操之过急了，扬仍旧没懂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从头顶钻到脚心，也许由于鞋垫和鞋底的缘故，被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占据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蓝眼珠快要夺眶而出了，眼自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以前，奥斯卡从未有机会看到过他假想的父亲这对眼珠。我花了一点工夫，费了一点劲，才让表舅将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也跳得略为均匀一些。我按照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全都白费了。民军首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想轰平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他们把砖柱一根接一根地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度令人赞叹，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颇高的水平。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和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仿佛炸毁的不仅是柱基，还有住基上的虚构的神像，那是我表舅所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