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但全心全意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热情景仰。格雷夫既激励不了我，也教育不了我。奥斯卡也不是他那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决心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库尔特——他现在大约十三岁了——就他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虽说他酷似玛丽亚，像我的地方不多，但是同马策拉特则毫无相像之处。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是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由于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时当十二月中旬。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我的情人的肚子越大，奥斯卡的仇恨越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仅仅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有朝一日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企图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那是在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在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常稳稳当当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摇摇晃晃地靠在柜台上。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奥斯卡在下面梯子腿旁边。我利用鼓棒作杠杆，借助我的肩膀和我的坚定决心，将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在纸蛇和小丑面具中间的玛丽亚失声惊呼，但声音微弱。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奥斯卡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拽着彩纸、香肠和面具摔倒在他的身边。实际情况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必须卧床休息，别处都没受伤。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有告诉过马策拉特是谁使她扭伤了脚。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在预产期前大约三个星期，我才企图第二次给她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说出全部真情。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在孩子出世以前，咱们让他跟我妈去住吧！她那儿有空房间。”马策拉特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事实是，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跟她所说的情形完全不同。午休时，她躺在沙发榻上。马策拉特洗完午餐用的餐具以后，在店铺里装饰橱窗。起居室里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注]。当他们让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讲话时，我才竖起耳朵去听。就我听懂的而言，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扭伤了脚，现在不得不卧床休养；同玛丽亚一模一样，她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也不得不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心平气和，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奥斯卡不再听下去：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玛丽亚的肚子。她呼吸相当困难，两眼紧闭。我闷闷不乐地间或敲几下铁皮鼓。但是她没有动静，并且强迫我不得不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不错，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你现在应该最后下定决心了，奥斯卡，要不然，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继续盯着玛丽亚微微颤抖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右手，这右手准备有所动作，当玛丽亚用右手拧走奥斯卡握在手中的剪刀时，我也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我也许还举着掌中无物的空拳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下一个节目——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前，离开了我们的起居室，面对一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过于狭窄了。两天以后，玛丽亚给我买了一面新的鼓，并把我带到三层楼上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那儿，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煎土豆味。起初，我睡在沙发上，因为奥斯卡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我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味。一个星期以后，老海兰德把我的小木床扛到了楼上。我同意把它放在那张床旁边，那张床曾经窝藏过我、玛丽亚以及我们共有的汽水粉。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奥斯卡冷静了下来，或者说，变得无所谓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肚子，因为玛丽亚怕爬楼梯。我也不到底层的房间里去，不到店铺里去，不上街，甚至连公寓的院子也不去，由于食物供应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院子里又养起兔子来了。奥斯卡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来的明信片。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象。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研究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开始擂鼓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弥赛特曲[注]，虽说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弥赛特曲。六月十二日（根据我的推算早了十四天），在双子宫这个时辰（并非如我所估算的在巨蟹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父亲受处在室女官的水星所主宰，这使他生性多疑，富于想象力；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身上的某些素质，被我的命宫里的天秤宫的金星所减弱，但在我的儿子身上，却被他的命宫里的白羊座所恶化；我将来会感受到他命里的火星所带来的后果。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像老鼠那样吱吱喳喳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你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鹳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注]。我已经想过了，只要不是个姑娘就好，要是个姑娘啊，往后会带来苦恼的！”我几乎没有中断击鼓来再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休想指望得到我的道贺。虽然今天不是星期日，但她打定主意要抹上点红颜色，便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用它搓着面颊，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楼去，到底层给那个所谓的父亲马策拉特帮忙。方才已经讲过，时当六月。一个骗人的月份。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胜利[注]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注]，可望得到更大的胜利。那儿，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心旷神怡。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待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已经出世了。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注]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尝试。洗礼以后，便是聚餐。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鱼汤。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吸饮起来。格雷夫翘起小拇指。格蕾欣·舍夫勒连喝带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含汤匙仍在说话。文岑特手发颤，寻找着杨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两位老太太，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头扎在汤匙里。奥斯卡呢，这么说吧，从汤匙里掉了出来。他溜了，而别人还在喝汤，他到卧室里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摇篮，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考虑，而那些端着匙子的人，虽然一匙匙地往肚里灌汤，头脑却被掏空了，思想越来越干瘪。带轮子的摇篮上方笼罩着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睡着，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啊，父亲的骄傲，它始终在寻找伟大的字眼！眼望着婴儿，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有那简短的一句话：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再三再四地向他许下诺言，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面铁皮鼓，随后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又去同起居室里的成人们凑热闹。那边，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温柔得失常的面孔，以至于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别处。蔬菜商格雷夫得到特殊供应。给他的是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萝卜，因为素食者不吃肉。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而是浇上热黄油享用，热黄油盛在一个还在咝咝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别人都喝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机灵，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又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下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谈腻了，舍夫勒便讲起戈滕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蔬菜商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为什么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他想让人一听就明白，便一边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摹仿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潜艇时，却碰翻了他的啤酒杯。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桌布明天反正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有油迹污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鲁钦斯基大娘拿来一块大抹布，擦掉那一大滩啤酒。她左手端着一个大水晶碗，里面盛的是杏仁屑巧克力布丁。唉，巧克力布丁如果根本不加调味计或者加上别的调味汁该多好啊！可是偏偏加了香草调味汁。黄色的、默而稠的香草调味汁。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然而又极独特的香草调味汁。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因为她是一切香草味的发源地，而她却坐在马策拉特身边，手握着他的手，我再也不能看下去，再也忍不住了。奥斯卡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正吃着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难闻气味，这股气味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尽管我闻到一股酸味，但我仍然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向我袭来，缓慢地，既不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几乎是完整无损的罐头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昏厥了。我在昏厥中游泳，奥斯卡的昏厥扩展到莉娜·格雷夫的脚下——于是，我打定主意，从今以后我每天都要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注]。七十五公斤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注]；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注]。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注]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注]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注]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这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尽管显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态，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道，格雷夫瞧不上柔软的床铺，他宁肯睡行军床或者硬板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这个蔬菜商束缚在床上。我来到门窗紧锁的蔬菜店前，回头望了望我们家的店，见到马策拉特正在店堂里，随后我才在我的铁皮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灵敏的耳朵。用不了多少声响，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户已经打开了。格雷夫太太身穿睡衣，一脑袋卷头发夹子，胸前抱着个枕头，在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上方露出脸来。“快进来呀，小奥斯卡！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我举起一根鼓棒，敲了敲橱窗前的铁皮铺板说明原因。“阿尔布雷希特！”她喊道，“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啊？”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户。房门打开了，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响，紧接着她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不知她为何喊叫，因为地窖的窗洞也封着；在进货的日子里，便由这个窗洞倒进土豆去，在打仗的年头里，进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把一只眼睛贴在窗洞前涂焦油的厚木板缝上，于是我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可以看到地窖楼梯上面那一段，有个白东西横在那里，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头。想必她把枕头丢在楼梯上了，因为她已经不在地窖里了。她又在店堂里叫喊，紧接着又跑到卧室里去叫喊。她摘下电话听筒，叫喊着，找着号码，接着又冲着电话叫喊；但是奥斯卡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紧接着，她身穿睡衣，没了枕头，却依旧是满脑袋卷头发夹子，叫喊声灌满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个双料肥躯浇铸到窗槛花箱里的冰花上，两手捂住粉红色的肉瘤，在楼上大声叫嚷，嚷得街道都变狭窄了。奥斯卡以为格雷夫太太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过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掉。窗户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露面了，妇女们大声问出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洞里冲出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臂只有一半伸进外套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缝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罗布斯特，不是那个理发师，而是煤店的那个，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了。马策拉特身穿白色工作服，像一阵风似的刮来了，抱着小库尔特的玛丽亚，则站在殖民地商品店的门洞里。我轻而易举地隐没在这些慌慌张张的大人丛中，躲过了正在找我的马策拉特。马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想爬窗户进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让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说进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叫喊，喊声越来越大，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用不着再去打电话，她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大家应当去照管各自的店铺。这儿的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好奇，无非是好奇，这一回又看清楚了，当不幸的事故临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因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把赤裸的胳臂向我伸来。有人——奥斯卡今天还相信，那是钟表匠劳布沙德——把我举了起来，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把我送进窗户去，刚到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前，马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时候，莉娜·格雷夫已经抱住了我，把我紧贴在她那温暖的睡衣前。这时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声呜咽着，在假声呜咽的空隙间大口地吸气。方才，格雷夫太太的喊叫驱策邻人们做出了激动、无礼的动作。这时，她那细细的假声呜咽以同样的效果使拥挤在冰花下的人们变成了无声而窘迫地聚集着的人群。他们几乎不敢看她一脸的哭相，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好奇和关注都转移到了有指望到来的急救车上去了。格雷夫太太的呜咽也使奥斯卡感到不舒服。我设法往下滑一点，使我不至于离她那充满悲痛的声音那么近。我松开了搂住她脖子的手，半个屁股坐在了窗台花箱上。奥斯卡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因为玛丽亚正怀抱孩子站在店铺门洞里。就这样，我又放弃了我坐的地方，意识到我的处境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