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娃娃。关你什么屁事。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看样子都很规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赫伯特背脊上的伤愈合后，是允许我看的。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慢慢地脱下羊毛衫，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脊背圆滚滚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播满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个脊背满是一道道的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注]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并且一览无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一样敏感、一样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以及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叼来给我的那截无名指。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它，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注]。因此，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逢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脊背上的伤疤时，我便敲着鼓，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逢我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由于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一种说法，我也能讲清楚的：当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宽背脊上那些隆起的伤疤时，它们就已经答应我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当时就答应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许愿以前，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可是，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是胎儿时，当奥斯卡根本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玩自己脐带的游戏，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自己的这件东西，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变幻莫测的纪念碑。今天，我已经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如今只还是偶尔充实的装备。为能再度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不得不跨进三十周岁。读者自会猜到，奥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如此，他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在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强壮的、毋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除去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一处咬伤而外，再无别的伤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只能从背后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注]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伤痕。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注]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啰，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注]、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注]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尼俄柏[注]一九三八年，关税提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我的外祖母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好似一只母鸡，坐在蛋上，无心孵化。自由港内，鲱鱼臭气熏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一致意见。唯独我的朋友赫伯特躺在沙发上，内心矛盾，没有工作，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在那里苦思冥索。到海关工作，有薪水，有饭吃，还发绿色制服，因为那条绿色边界需要人去把守。赫伯特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苦思冥索。不过人总得要有工作做才行。不仅特鲁钦斯基大娘这样想。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说服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可是她同意设法诱使他从沙发上爬起来。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腻味，他的苦思冥索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非常勉强地翻起《前哨报》[注]来，翻阅前还微微打了一阵寒颤。我要是能帮他忙就好了。像赫伯特这样的人，有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活干吗？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去埋烂鲱鱼？我可不愿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份，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想出一个念头，我可以同赫伯特合伙。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集中精力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的奥斯卡，可以用他那种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同时站在那里望风，而赫伯特马上就可以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注]和手枪。囚车同我们无缘，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丘利庇护着我们，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的印章，有时把它盖在坚硬的物体上。这段插曲，略而不谈倒也不必。我简单提一笔吧！但是，读者诸君切莫当做是本人的坦白交代。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不大不小的盗窃，还对皮货店干过一次，油水挺大，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可也不是贵得了不起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喜欢穿的。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非由于那种毫无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而是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因为只有在这个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可是，那个地方总使他想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所以，他哪儿都去就是不去新航道，而偏偏在那儿皮货像黄油一样地容易脱手。他宁可在席哈乌巷，在哈克尔工厂旁，在比格尔维森兜售。因此，我们的赃物久久卖不出去。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他也送给了她，说得确切点，赫伯特企图送给她。特鲁钦斯基大娘一见暖手筒，脸上顿时收起了笑容。熟食店的东西，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也许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但是，暖手简意味着奢侈，奢侈即轻率，轻率就要蹲班房。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眯成缝，活像耗子眼，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那意思是说：你去找个职业吧！我说的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否则我就不再给你做饭了。赫伯特又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非常难受，既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由来，也不愿去光顾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谅解这个朋友，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消磨时光，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可是他不再饮酒，只是照着党卫军骑兵队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而他的四只猫——这是他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由于没有好好喂养，奄奄一息，快要完蛋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目光呆滞；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只是逢到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翻看照相簿，就像我今天那样，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四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复活。他哀泣直至午夜，随后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来越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亲切地用“你”来相称，似乎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主张绝对禁酒的元首却缄默不语，因为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部领导人不配领受天意。在一个星期二（全仗我的鼓，我才能记得这样确切），赫伯特打定了主意，盛装打扮，也就是说，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硬挤进他那双轻便鞋，穿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这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我出去找找工作看。”赫伯特说着，把帽子往左边一推，露出点冒险的劲头。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松手，报纸就掉到桌上。次日，赫伯特有了工作和制服。他穿的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他当上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正如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航海博物馆的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进博物馆的贵族宅第里。这座宅第，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是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这里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分门别类，甚是精细。该城能引以自豪的，始终在于它能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越来越富，并且保持下去。瞧这些烦琐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瞧这些彩色雕刻，它们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瞧那城墙里站着的不走运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注]，他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从油画上可以确切地看到，他是何等惊魂未定。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围了该城。这些画面，都附有确切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鸯尾花形纹章旗[注]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一条船，是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打输的战争甚少，更何况吃了败仗是不会给博物馆留下什么战利品的。收藏品中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注]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航海博物馆里的。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注]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注]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在替他担心。“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管呢！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赫伯特倒不反对。”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注]，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注]，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根本就是视而不见。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