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但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而是给照相机的镜头看。仅仅用一个手势，仅仅亮出了一张牌——红心皇后，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有谁不愿对红心皇后起誓呢？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注]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他身边站着一个少年，一样的装束，金发，眼睛大得有点过头，大约十三岁，格雷夫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表示疼爱。我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日后通过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并且对他有所了解。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迷失了方向。我赶紧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的肖像。我是个俊美的婴孩。照片摄于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注]。当时我才八个月，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下一页便是他的照片，尺寸同我的那张一样，相貌粗俗，非笔墨所能形容。一张明信片，四边切成波浪形，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是专为家庭用的。在这张长方形的明信片上，贴着我的照片，剪成过分对称的蛋形。我，赤身裸体，象征着蛋黄，肚皮朝下，趴在一张白毛皮上，这必定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同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种暖色，不易混淆的棕色，我想称之为合乎人性的，因为它跟当代不合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截然不同。黯淡模糊的、可能是画好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以平稳的姿势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感受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使劲高高抬起滚圆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读者会说，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不过是一张婴儿照片罢了。且慢，请看看这双手吧！诸君就会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各式各样的照相簿上多不胜数的、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的花朵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我捏着拳头。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产生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音响。什么音响？鼓的音响！还没有鼓，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曾有人答应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不必修版来改动我的身体的位置。只需要把那头蠢极了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它本来就引不起我的注意。拿走了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这张照片就是成功的创作。它的主题便是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我大约一岁半时，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栅栏前，栅栏的尖齿和横档被一层积雪清楚地勾勒出来。我可以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六年。栅栏式样粗笨，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郊区霍赫施特里斯，那里有个占地面积很大的营房，以前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但我回忆不起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可能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什么人时拍摄的，但这些人后来再没有见过面，或者只是匆匆露过面。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尽管在寒冬季节，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长袖短上装，上装的刺绣图案是一幅冬景图。它唤起这样的想象：在俄罗斯腹地，沙皇全家在照相，拉斯普庭[注]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埋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不过，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孕育着未来的（这一点日后将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服饰，缓和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是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别人的愿望做出滑稽样子瞧着的小奥斯卡拍一张照，接着马上回到屋里去享用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掼奶油。还有十几张快照，有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奥斯卡。照片有好有差，合起来构成了人家在我三岁生日时给我拍摄的那张全身照的准备阶段。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它，鼓。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我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我身穿条纹毛线衣，脚登锃亮漆皮鞋。头发直竖在脑袋上，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我的蓝眼睛里反映出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注]。当时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说了，我下了决心，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当政客[注]，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画上一个句号，就这样保持不变，保持现有的身高，保持这副装束，就这样许多年内不予改变。小人和大人，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小汉斯和卡尔大帝，大卫和歌利亚，能击败强手的小人和巨人；而我呢，我是三岁孩子，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注]，再也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这样一来，就无需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自称是我父亲的人，也就得不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的所谓的成年人去接管他的店铺了。根据马策拉特的愿望，这爿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奥斯卡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抱住了这面鼓。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所有的成年人身材都比他高，而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他无论内部外部均已完善，而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而他已经证明自己统统掌握。他没有必要逐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在这里，奥斯卡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东西在成长——但并不总是对我有利的——并且最终获得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有哪个成年人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玻璃，玻璃，小酒杯我方才把奥斯卡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奥斯卡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在拍照的时候，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照相簿已经合上，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九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三岁生日。晚夏的气氛，催人遗想，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我妈妈坐在钢琴旁，哼着《吉普赛男爵》[注]里的一支歌，扬站在她和琴凳背后，用手抚摩她的肩头，像是在仔细看乐谱。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因为格雷夫总有故事可讲，当然是那些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还有一个落地钟，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只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目的便是不使它受损坏。随后我又上去，走到第八级，不，第七级吧，第五级也可以。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我就向自己证实这次试验必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覆盆子果汁瓶乒乓乱响，足以引诱马策拉特从厨房里，我妈妈从钢琴旁，其余的祝寿宾客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跑下台阶来。在他们到来之前，我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考虑了一下——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奥斯卡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味道这么甜，催人入睡。我非常高兴，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想得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我想，可能是格雷夫把我抱上去的。到了起居室里，奥斯卡才从半是覆盆子果汁半是他那幼儿鲜血组成的云彩里露出脸来。医生还没有到，妈妈尖声惨叫，马策拉特想去安慰她，她用手掌、手背一连打了他几个嘴巴，把他骂作凶手。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不能说不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这样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医生们也一再证实是这么回事，而且使没有害人之心的、善良的马策拉特成了有罪的人，不过，这是额外产生的后果，并非我的本意。他忘了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他承担这一罪责达多年之久，虽说我妈妈并不经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这一跤让我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出院后，较少去麻烦医生，过了一段时期，才每逢星期三去霍拉茨博士那里诊断一次。我在自己成为鼓手的第一天，就成功地给了世界一个信号，在成年人根据我一手制造的所谓事实真相去作说明之前，我自己先把病因讲清楚了。从此以后，他们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虽说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他不再长个儿了。我开始敲鼓。我们的公寓有五层。我从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马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我就这样不停地敲着，我的鼓经受得住，成年人却受不了，他们想要打断我的鼓声，不让我敲，还想掰断我的鼓棒——但是，老天爷关照我，使他们不能得逞。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本领，那便是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因为只要他们拿走我的鼓，我就叫喊，而我一叫，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没过多久，我们整条街，也就是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谁都知道我这种能耐了。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炸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瞧见我，就一齐怪声怪气地唱起合唱来：玻璃，玻璃，小酒杯，没啤酒，有白糖，霍勒太太打开窗，弹钢琴，叮咯当。这不过是一首无聊的、毫无内容的童谣罢了。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照旧背着鼓，踏着有力的脚步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从“小酒杯”和“霍勒太太”的歌声中间穿过去，采用了对我不无吸引力的单纯节奏：玻璃，玻璃，小酒杯，在鼓上敲出来，可是并不去充当捕鼠者[注]，引诱孩子们跟我走。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倒也罢了，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乃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被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的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起先，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被人用弹弓打碎的），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她就瞪着她的讲究实际的、冷灰色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而邻居们也确实冤枉了我。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莫名其妙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一如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爱玩耍的孩子，由于调皮捣蛋，才会干出破坏的事来。我从来不玩耍，只是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至于我的声音，仅仅在需要自卫时，我才运用它。唯有当我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我才有的放矢地运用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声音和手段把格蕾欣·舍夫勒想入非非地设计的、图案错综复杂的、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颜色黯淡的油漆刮下来，而宁愿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剪碎桌布，也不能刮掉油漆。我既不能用不倦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打燧石那样，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生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把起居室两扇窗前干燥得像火绒、被烟草熏出味儿来的窗帘点着，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折断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我宁愿要一种不起破坏作用又不太神秘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任何不起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此外，又只有玻璃听从我的吩咐，这样就不得不为它赔钱。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唯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倒人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马齿和大金牙。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坐着，双手搁在怀里，在烛光下，她的母牛眼睛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但又不太近。格雷夫没有喝酒，然而他却在唱歌，歌声很甜，却又忧郁感伤。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童子军歌曲，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注]。他们已经把我丢在脑后了。奥斯卡背着鼓的残骸坐在桌子底下，还从铁皮上敲出一些节奏来。那些配错了对、神魂颠倒、在房间里或躺或坐的男女们，可能听到了我那微弱而均匀的鼓声感到很悦耳，因为我的鼓声像一层清漆，蒙住了他们在狂热而紧张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卖力时所发出的咂嘴声和吮吸声。外祖母进来时，我还在桌子底下。她擎着蜡烛，像是一位天使长，借着烛光，见到了索多玛，看到了葛莫拉[注]。她勃然大怒，全身颤抖，连蜡烛也跟着抖动。她说，这是一场下流的恶作剧，从而结束了这出田园戏以及吕贝察尔在巨人山脉的漫游。她把蜡烛竖在碟子上，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一边从碗橱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祝寿活动第二部分现在开始。紧接着，马策拉特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拧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开始在我头顶上玩施卡特，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我妈妈一上来就提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仍旧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除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我呆在桌子下面，坐在下垂的桌布的阴影里，觉得很自在。我的漫不经心的鼓声合着头顶上出牌的声音，跟随着牌局的进行，在他们玩了整整一小时施卡特以后，宣布扬·布朗斯基输了。他的牌挺不错，尽管如此，还是输了。这毫不奇怪，因为他心不在焉。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他该拿够的二十七点的牌，而是别的事情。牌局一开始，他一边同他的姑妈说话，告诉她，对刚才黑暗里小小的秘密宗教仪式不值得大惊小怪，一边脱下左脚的黑便鞋，把这只穿黑短袜的脚从我脑袋边上伸过去，去探坐在他对面的我妈妈的膝头。他刚一碰到，我妈妈就往桌子靠拢，这样，扬——他听马策拉特叫完牌后，就随便说了声“不要”——先用脚尖撩起她的裙边，随后，整只脚——幸亏袜子是今天刚换上去的——伸到她的两腿中间去。我妈妈真使我惊叹不已。尽管在桌子底下受到穿羊毛袜的脚的挑衅，在结实的桌布上面，她却在进行十分冒险的赌博。她叫到六十点，把握十足，谈笑风生，终于获胜。相反，扬在桌子底下那么果断，在桌面上则一输再输，这样好的牌，如果让奥斯卡来打，即使在梦游的时候，也保证会赢的。后来，困得要命的小斯特凡也爬到桌子底下来了，他不明白他爸爸那条穿着袜子的腿在我妈妈的裙子底下找什么，没过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晴转多云。午后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把它换了一面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点湿，他带来了那面鼓，白底红火焰，是我熟悉的图案。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旧鼓，上面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了。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当口，扬、妈妈和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盯着奥斯卡；我差一点微笑了，难道他们在想，我不愿弃旧就新，我会坚持什么原则吗？出乎他们所料，我并没有大声尖叫，没有唱出震碎玻璃的歌声，而是交出已成废铁的旧鼓，立即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一门心思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诀窍。可是，我周围的成年人并不是个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样有见识。一九二九年（当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注]，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个儿，大为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检查没完没了，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了眼睛舒服，还使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集中注意力观看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因此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咆哮、时而使劲加强语调、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讲的话。做完检查，霍拉茨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若有所思地摇头，眼镜片上反射出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猴胎。他一再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而当她破口大骂马策拉特，说他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时，霍拉茨便又转而安慰她。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自己，或许也给护士英格证明他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要拿走我的鼓。于是，我大吼一声，捣毁了他收集起来的大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奥斯卡还是头一回破坏这么多盛满东西、小心保存、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无与伦比，不仅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而且使知道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我发出的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弄得我妈妈恶心要吐，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善于逢凶化吉，消灾为福。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他在专业杂志《医生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本人，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寻常的人。据说，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专业圈子内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文，或反对或赞同。他送了好几本杂志给我妈妈，她竟因这篇文章而感到自豪，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不厌其烦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特听。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也得听她朗读，并恰如其分地赞赏我的妈妈。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虽然读错了重音，但却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首次在报刊上出现，这个事实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当时就已持有的警觉的怀疑态度，使我懂得如何去评价霍拉茨这篇文章：它篇幅不小，行文也不能说不老练，但仔细一读，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话。今天，奥斯卡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他的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类似那个霍拉茨的医生们，却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给他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注]、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想给他的强制送人[注]找出一个响当当的定语来。今天，奥斯卡仍然乐于回忆起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古时代。当时，他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彻底唱碎玻璃制品。到了后来，在他的艺术繁荣和没落时期，他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他的能力。他纯粹出于游戏的欲望，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作风，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奥斯卡把唱碎玻璃当做自我表现的手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年岁也逐渐增大了。课程表克勒普有时用安排时间表来消磨时间。他总是一边排表，一边大嚼血肠和问扁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它断然宣称：梦想家都是贪食者。克勒普总要花不少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在这一年里，克勒普也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他先是神秘地干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昨天才来找我，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了九次的纸来递给我。他容光焕发，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我把这张纸条粗粗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十点吃早饭；午饭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喝咖啡——尽可能在床上喝；坐在床上练一小时长笛；吹着风笛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随后的两小时，或喝啤酒、吃血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注]做半小时宣传，但不夸张。一周三个晚上在“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因为这段时间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三刻钟卫生术，再带着这同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去刮脸，必要时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喝啤酒，吃血肠，替德共做宣传以及娱乐。我称赞克勒普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请他复写一份给我，并问他，准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说：“睡觉，或者想德共的事。”我是否要告诉他，奥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幼儿（有几个老是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直到呕吐为止。幸亏我的鼓可以当玩具，他们无法强迫我去玩积木，至于让我坐摇木马，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的擂鼓骑士的时候。我的鼓谱是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我可以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