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应道。“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日子不见得好过些。”　　“正是这样。”舒卢宾喘了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缓和些。“您倒说说，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怎么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一落千丈，勇敢的冲动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怯懦的冲动。要知道，我从1917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样奋勇地去驱散益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电哨算是发出了冲锋的号令。我还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后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再说，主要是向什么低头？是向恐惧低头吗？是向市场偶像？向剧院偶像？赌，我是个小人物，不必说了，可是娜杰日达惊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妮呢？难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见吗？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甚至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会对我们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我哪能给您解释呢，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我可不行……　　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　　舒卢宾叹了口气，试着改变一下坐在长凳上的姿势。可是他这样坐也疼，那样坐也疼。　　“使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就说您吧，您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竟被关进了监狱。那您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了吗？还是没有！”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舒卢宾腾出按在长凳上的那只已经疲软无力的手，将它搭在奥列格的肩头上。　　“年轻人！千万别犯这样的错误！千万别从自己的遭遇和这些残酷的岁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要不得。这就是说，不管您怎么想，反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永远抛弃了。”　　“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常常这样议论：私人企业有很多好处。生活比较轻松，您说是不是？任何时候什么都有。任何时候都知道要什么可以到哪儿去找。”　　“喂，您可要知道，那是庸人之见！私人企业非常灵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显示好处。如果不把私人企业像用铁错那样夹紧，它就会产生出野兽一般的人，产生出交易所的人物，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　　“不过，您知道，”奥列格晃了晃额头，“欲望和贪婪都无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且，根本不是在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中间。”　　“对！”舒卢宾放在奥列格肩上的那只手愈压愈沉重。“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岂知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要经过千年万年人才会变！”　　“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呼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的这样一首诗：　　Wir haben fang genug gellebt’　　奥列格接下去念道：　　“‘Und wollen endllchhassen！’——这怎会不知道呢。我们在中学里就学过。”　　“对，对，你们在学校里学过！不过这实在太可怕！在学校里老师这样教你们，其实完全应当颠倒过来：　　Wir haben fang genug gehasst，Und wollen endlich lieben！去他妈的仇恨，我们终于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奥列格猜道。　　“‘基督教式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无法想像。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一心要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却原来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久，他的说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在我看来：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　　“不过，这种‘道德社会主义’该怎样理解，怎样设想？”　　“这并不难设想！’将卢宾又兴奋了起来，但并没有刚才那凶鸦磨坊主式的惊恐表情。这一回他处于比较明朗的兴奋状态，显然，他很想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信服。他像上课似地说得字句分明：“应当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源出于道德，而且，道德是惟一的源泉！一切考虑，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孩子的培养方向，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呢？那也只能搞无损于道德的研究项目，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任何边界问题也是如此：不应当考虑，这一步骤将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提高我们的威望，而只应当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这可未必行得通！还得过两百年！不过请您等一等，”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有一点我不明白：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经济么，应该说，是先于其他的……不是这样吗？”　　“无于其他？这也各有各的说法。例如，弗拉基米尔僚洛维约夫就相当令人信服地阐述过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怎么…充道德，后经济？”科斯托格洛托夫呆呆地望着他。　　“是的！听着，您这俄罗斯人，想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您根本没读过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努着嘴唇摇了摇头。　　“至少他的名字听说过吧？”　　“在班房里听说过。”　　“那末，克鲁泡特金的书至少读过一页半页吧？像《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　　科斯托格洛托夫做了个跟刚才一样的动作。　　“是啊，既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又何必去读呢……那末，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书呢？瞰，不消说，没有读过，因为他的学说已被推翻，此后他的书就被禁止读了，被抽掉了。”　　“再说，什么时候读呢！读谁的书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愤激地说。“我一辈子弯腰卖命，可是到处都这么问我：某某的著作读过没有？某一本书读过没有？在部队里的时候，我手不离铁锹，在劳改营里也是这样，如今在流放地，手里换上了锄头，我哪有时间读书？”　　但是，舒卢宾圆眼浓眉的脸上泛起了惶恐不安和准备发起进攻的表情：　　“这正好说明什么是道德社会主义：它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悻福’也是市场偶像！道德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野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不，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奥列格当即坚持自己的想法。“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哪怕让我在咽气之前享受几个月也好！否则岂不早就可以见鬼去啦…”　　“幸福——这是幻影！”舒卢宾使出最后的精力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而他们却往我心头上华唾沫。为了这点幸福，我曾把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书籍扔到炉子里去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那就更靠不住了。谁能领略那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了解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化太大了，使人简直不敢奢望幸福。将来，即使白面包多得一抬脚就会被踩上，牛奶足以让人喝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得不到什么幸福。如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不足者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是幸福的！如果一心扑在‘幸福’上，为繁殖后代而忙活，我们只会使整个地球人满为患，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俄好像觉得不大好受，您知道…我得去躺躺……”　　奥列格没有注意到，舒卢宾那本来就泥泞不堪的面容怎样变得毫无血色，像断气之前那样呈死灰色。　　“来，让我扶您，阿列克谢唯利波维奇，让我扶您回去…”　　舒卢宾从刚才保持的坐态中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们拖着艰难的步子，走得极其缓慢。春天轻盈的气息笼罩着他们，但他俩只觉得周身沉重，只觉得自己的骨头和仅剩的肉、衣裳、鞋子乃至落到他们身上的光束，无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　　他们默默地走着，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只是到了癌症楼门口台阶前，已处在楼的阴影里时，舒卢宾才倚着奥列格的扶持，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几棵白杨，望了望那一小块艳阳天，说道：　　“但愿我不会死在手术刀下。真可怕……不管活了多久，不管过的是不是跟狗过的日子一样，总还是想……”　　然后他们走进前厅，顿时觉得空气窒闷，有一股臭味。他们一步一级、一步一级慢慢地往医院那宽大的楼梯上走。　　这时奥列格问道：　　“怎么，这一切都是您在低头折腰、背弃信仰的25年里所思考过的问题吗？”　　“是的。我背弃了信仰，也在不断地思考问题，”舒卢宾机械地回答，没有任何表情，声音愈来愈微弱。“即使把书往炉子里塞的时候，也在思考。怎么？我付出了痛苦和背叛的代价，难道还不该得出哪怕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吗？……”　　第三十二章　从反面来看　　东佐娃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熟悉到这等程度的事情，可谓正反里外彻头彻尾都了如指掌的事情，竟会如此倒转过来，变成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事情。她跟别人的病已经打了30年的交道，其中足有20年坐在爱克斯光屏幕前，看荧光屏上的映像，看底片上的摄影，看失神、哀告的眼睛里的表情，对照化验单和文献资料，撰写文章，跟同行辩论，与病人争执——这只会使她自己的经验和逐步形成的观点愈益明确，医学理论愈益连贯。她考虑的是病原和病理、症状、诊断、病程、治疗、预防和预后，至于病人的抵抗、疑虑和恐惧，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弱点，也能引起医生的同情，但在衡量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时就完全等于零，在逻辑的平方中根本没有它们的位置。　　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体结构都完全相同，跟标准解剖挂图所显示的一样。生命过程的生理学和感觉的生理学也完全相同。正常的以及偏离正常的一切，都可以从权威的著作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忽然，在仅仅几天的时间里，她自己的身体竟从这个协调的系统中跃了出来，掉在坚硬的地上，变成一只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口袋，里边盛满了随时都有可能疼得叫喊起来的器官。　　在几天的时间里，一切都倒了过个儿，她那依然是由充分了解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机体，变得不可知而又令人害怕了。　　在她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她曾同他一起看过图画：一些最普通的家用器具，如茶壶、汤匙、椅子，要是画的角度比较特别，就会认不出来。　　现在，她自己的病情以及她在治疗中所处的新地位，对她来说正显得这样难以辨认。现在，在治疗中她已不能成为明理的指导力量，而是成为百般抗拒的不明智的阻力。她在承认自己得病的一开始，就像一只被轧死了的青蛙。与疾病相处的最初阶段，她简直无法忍受：世界来了个底朝天，世间事物的整个序列都颠倒了。人还没有死，却已不得不撇下丈夫、儿子、女儿沙｝孙和工作，而正是她在工作中所使用过的器械今后将接连用到她自己身上。她不得不在一天之内放弃构成她生活内容的一切，然后还得像一个苍白的幽灵似的忍受若干时间的折磨，对自己将是彻底完蛋还是重返人间，久久不得而知。　　在她的一生中，似乎不曾有过任何欢乐和喜庆日子，有的只是工作和焦虑；然而，回顾起来，这段生活竟是如此美好，如今简直难以同它分离，甚至想痛哭一场！　　这个星期日对于她已不成其为星期日了，她整天都在使自己的内心为第二天的爱克斯光检查作好准备。　　星期一，根据事先的约定，9点3刻的时候，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同毅拉·汉加尔特以及一位住院医师一起在爱克斯光室内熄了灯，开始让自己在黑暗中先适应一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脱去了外衣，走到屏幕后面去。从女护理员手中接过第一杯钡餐时，她没有接稳，洒了一些出来：原来，她那曾经戴着胶皮手套在这里坚毅有力地按过不知多少病人腹部的手，竟在发颤。　　她所知道的一切方法都在她自己身上被重复使用接触，按压，转侧，举手，呼吸。接着，他们把支架放低，叫她躺下，从不同的角度给她拍了片子。然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让造影剂沿着食道继续扩散，而爱克斯光设备不应空等，所以住院医师就让自己的几名定期照光的病人进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甚至还坐起来想帮她一下，但由于思想无法集中，也就没能帮成。随后，又轮到她到屏幕后面去，喝钡餐和躺下拍片子。　　检查并不是在通常那种肃静的工作气氛中进行，间或由医生发出简短的指示。其间，奥列先科夫不断地说着笑话，时而跟两个年轻的助手，时而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打趣，时而拿自己开心。他谈到自己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怎样因闹事而被撵出剧院。当时，年轻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在首次公演《黑暗势力》，扮演阿基姆的那个演员柳鼻涕以及倒开包脚布的动作做得如此逼真，以致多尔米东特和他的一位朋友嘘了起来。他说，从那时起，每次到莫斯科艺术剧院，总担心被认出来而再次被撵走。大家也都尽量多说话，免得在这种无声的透视检查之间的空隙出现令人压抑的场面。不过，东佐娃能清楚地听出，汉加尔特说话有点勉强、干巴，对薇加她可是十分了解的！　　然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岂不正是希望这样！她抹了抹喝过钡餐乳酪的嘴，再次宣称：　　“不，病人不应当了解全部情况！我一向这样认为，现在也是如此。等你们需要讨论的时候，我就离开这个房间。”　　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于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了出去，试图找点事情做。她一会儿给放射科实验员当帮手，一会儿又帮助整理病历，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今天她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一会儿，里边又叫她了，于是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去，希望他们以令人高兴的消息迎接她，希望感技·汉加尔特会如释重负地拥抱她和祝贺她。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只是又按照指示转动身体，接受检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在对每一项这样的指示照办的同时，又不能不加以思考，不能不试图作出解释。　　“根据你们的检查方法我就知道你们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她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怀疑她的肿瘤不是在胃本身上，也不在幽门，而是在责门那里，——这是最麻烦的部位，因为动起手术来需要部分打开胸腔。　　“噶，柳多奇卡，”黑暗中响起了奥列先科夫浑厚的低音，“是您自己要求作早期诊断的，现在您又觉得我们的检查方法不对头！要是您愿意的话，咱们就等上3个月，那时我们很快就会把结果告诉您，您说好不好？”　　“不必等啦，谢谢您提出的等3个月的建议！”　　下班前，主要的爱克斯光大片子已冲洗了出来，她也不愿看。她失去了平时那种男子汉式的果断动作，软瘫在椅子上，处在一盏明亮的灯下，等着听奥列先科夫的总结发言——听他的发言、决定，而不是听诊断！　　“好吧，是这么回事，尊敬的同行，您听着，”奥列先科夫善意地拖长了声调，“几位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而他的眼睛却从紧准着的眉毛下面注视着东佐娃惶惑不安的神情。他本以为，意志坚定的东佐娃会在这场考验中显示出更大的毅力。岂知她的软弱出乎意料，这就再一次证明奥列先科夫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现代人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武器去对付死亡。　　‘那末谁的意见最为悲观？’东佐娃勉强微微一笑。　　（她心里希望不是他！）　　奥列先科夫两手一摊：　　“持悲观的看法是您的女儿们！瞧，您是怎么培养她们的。而我对您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过这是一种充满了善意的表情。　　汉加尔特坐在那里，面色苍白，仿佛在等候决定她自己命运的结论。　　“好吧，那就谢谢了，”东佐娃觉得稍微轻松了些。“而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们在稍事喘息之后等着听她的结论，而这结论始终建立在理智、数据的基础之上，这是按逻辑推断出来。经过反复验证的结论。然而，这片刻的喘息实际上掩藏着多少恐惧啊！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柳多奇卡，”奥列先科夫声音浑厚地说，给人以安慰。“须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无疑问，我们马上会把您连同可供参考的诊断意见书转给外科医生去处理，他们就会把您身上某个地方切开，顺便带走点什么。有那么一些蠢才，他们不从腹腔里带走什么纪念品是不肯罢休的。不过，切开以后，谁的意见正确倒也就清楚了。但您毕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爱克斯光放射学研究所里有我们的连带奇卡，还有谢廖沙。因此，我们才这样决定：您去那里一趟，怎么样？……嗯？让他们看看我们所提供的书面意见，他们自己再给您检查一下。这样也就可以集思广益。如果需要开刀，在那里开刀也比较好。总的来说，那里的一切条件都比较好，您说呢？”　　（他说的是：“如果需要开刀”。这意思是不是也许不必开刀…还是相反，更糟些……连开刀也…用不着了……）　　“这么说，”东佐娃明白了，“手术很复杂，你们不敢在这里做，对吗？”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奥列先科夫脸色沉了下来，一口否认。“请不要在我的话里寻找别的意思。我们无非是想为您…该该怎么说呢？…为您找找门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摆脑袋，“拿爱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这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过来进行分析。　　“不，不，”东佐娃坚持不去接触爱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征求了院长的意见。东佐娃到共和国卫生部去了一趟。不知为什么那里一点也没有耽搁，马上就批准了，给她开了介绍信。这样一来，在她工作了20年的这个城市里，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东佐技明确知道：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会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会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小时之内就断裂了。作为医院里和家里的顶梁柱，她现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们是如此依恋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稳…　　现在还有什么好磨蹭的？就在那一个星期三，她跟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汉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临近吃午饭的时候。尽管东佐娃很信得过该罗奇卡·汉加尔特，汉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也像东佐娃一样熟悉，但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的时候，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看他们，说不定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头脑清醒，也变得坚强了些。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材料，然后就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一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习惯于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亲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看病情将会怎样发展，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哪些新的方法，会不会出现采取异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的床前离开的。她几乎跟先前一样从这个病房巡诊到那个病房——这是她最近几天身处旋涡以来怀着轻松的心情所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她对自己的不幸已经习惯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种眼神观察病人，其实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她再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了，因为再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仪容，一心等着听资格更老而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还会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会懊悔住进了那所医院，也有可能会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那么对头。而且，还会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向往那种脱去病号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权利。　　这一切涌上了心头，毕竟有碍于她像平时那样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忧心忡忡地接过这副担子，她实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的，她根本不愿意这样。　　对薇加来说，“妈妈”这个称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薇加是3人当中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这位“妈妈”将不得不接受一次大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东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加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自己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巡诊好多年，每天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医生的人。　　这时，她用一个指头把泪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50条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压到了她的肩上，今后也就唯她是问了。　　就这样，她们的巡诊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看过。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静的按超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只赢得几个月的拖延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能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两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态；他惟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的病房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都是从老远的一扇通风小窗里透过来的；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个天空。　　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护理员们吵嘴、哈医院里的病号饭以及玩多米诺骨牌外，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内容，然而，哪怕就因为能过上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医生来巡诊时，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还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这时东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通常的尺度，而采用西市加托夫的标准，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们默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犹如即将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两个已被打败、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　　“你是知道的，沙拉夫，”东佐娃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要倒下了。”　　“这我知道，母亲，”拨按人的眼睛在回答，“对我来说，即使是生我的人也没有你的恩情大。可是我却无法搭救你。”　　对艾哈迈占的治疗取得了出色的成功：他的病没有被耽误，一切都是准确遵循理论办的，结果也同理论完全吻合。统计了他接受照射的剂量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他宣布：　　“你可以出院了！”　　这事应该一早通知，好让护士长早点知道，他的衣服也就来得及从存放处取出来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丢掉拐杖的艾哈迈占也急匆匆地跑下楼去找米塔。现在，要他在这里多留一个晚上，他是受不了的——这个晚上朋友们在老城等他。　　瓦季姆也知道，东佐娃在移交放射科的工作，即将到莫斯科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妈妈拍来两封电报——一封拍给他，另一封拍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告诉他俩，胶体金已发往他们医院。瓦季姆立刻一瘸一拐地到楼下去；东佐娃到卫生部去了，但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已经看到电报，她向瓦季姆表示祝贺，并当即介绍他认识放射技师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这位技师将负责瓦季姆的治疗过程，只等胶体金送到他们的放射治疗室了。就在这个时候，神色沮丧的东佐娃回来了，她看了电报，透过自己那茫然的表情也尽力打起精神来向瓦季姆点头致意。　　昨天瓦季姆无比高兴，连觉都睡不着，但是今天早晨他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这肢体金究竟什么时候能送到？要是东西直接交到妈妈手里的话，它今天上午就已经会在这里了。可在运输途中要不要3天时间？还是要一星期？当医生们走到他床前时，瓦季姆一开始就向他们提这个问题。　　“要不了几天，当然要不了几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他说。　　（但她心中明白，这所谓几天真是天晓得。她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莫斯科一研究所要把另一种制剂寄给梁赞肿瘤医院，可是粗心的姑娘把地址错写成“喀山”肿瘤医院，而部里（这种事不经部里审批是绝对不行的）又错看成“哈萨克”肿瘤医院，于是那东西就被发到阿拉木图去了。〕　　一条值得高兴的消息可以使一个人发生怎样的变化啊！同样一双黑眼睛，最近一个时期一直那么忧郁，现在却闪现出希望的光芒；同样两片厚嘴唇，本来已被刻上不可磨灭的歪斜皱纹，如今又展平了，并变得年轻了些；瓦季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洁净、彬彬有利，简直像过命名日那天一清早就收到各种各样礼物似的洋溢着微笑。　　最近两个星期他怎么会如此灰心丧气，如此意志消沉呢！要知道，惟有意志坚定，得救才有保证！现在是在赛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使肢体金走完3，000千米路程的速度比癌肿转移30厘米的速度更快！那时肢体金就能把他腹股沟的癌细胞清除干净，也能保护住身体的其余部分。至于那条腿，有什么办法呢，保不住也只好牺牲掉了。说不定放射性胶体金还会发挥后劲，把那条腿也治好呢——说到底，有哪一种科学能够绝对禁止我们相信奇迹？　　正是他得以活下来才是公平合理的，明智的！而向死神屈服，听任那黑豹把自己吞噬——这个念头才是荒唐、消极、不值得的。凭着自己闪光的才华，他愈来愈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活下去！由于兴奋过度，他半夜未能入睡，老是想像那只盛着胶体金的铅制称瓶此刻怎样了，是不是在列车的行李车上正向他这里运？还是正在往飞机场那里送？要么已经装上了飞机？他的眼睛穿过3000千米晦暗的夜空，心里在一个劲儿地催人们快往这里运，而且，倘若真有天使的话，他甚至会呼唤天使来帮忙。　　此刻，医生们来巡诊的时候，他带着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医生们的动作。她们没有说一句不好的话，甚至脸上也竭力不动声色，而只是不停地作们诊。不消说，她们不仅们触肝脏，而是各处都摸，并且互相交换一些无关紧要的看法。瓦季姆在估量，她们们触肝脏的时间是不是比摸别处的时间长些。　　（她们注意到，这是一个多么细心和警觉的病人，所以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甚至故意们触了脾脏，但她们那熟练的手指的真正目标，是检查肝脏发生了多大变化。）　　在鲁萨诺夫床前要很快地走过去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他照例等着接受对他的那份特殊关注。近来他对这几位医生很有好感，虽然她们不是功勋科学家，也不是什么教授、副教授，但她们治好了他的病，这是事实。脖子上的肿瘤现已大大缩小，呈扁平状，可以微微活动了。是的，也许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危险，只是被夸大了罢了。　　“是这么回事，同志，”他对医生们宣称。“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种针剂可受够了。已经打了20多针了。也许差不多了吧？剩下的我回家去打完好不好？”　　事实上，他的血液情况一点也不妙，尽管先后给他输过四次血。他面黄肌瘦，形容佑槁。就连头上的小圆帽似乎也显得大了些。　　“总之，谢谢您，大夫！最初的时候是我不对，”鲁萨诺夫向东佐娃坦诚地宣称。他善于承认自己的过错。“您治好了我的病，我表示感谢。”　　东佐娃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这倒不是由于谦虚或窘迫，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所谈的问题还一点也不明白。她们估计，肿瘤还会在他的许多腺内发作。病变的速度将决定他能不能再活上一年。　　其实，她自己的情况也是如此。　　她跟汉加尔特都用力们触他的腋窝和锁骨上方。她们按得如此之重，鲁萨诺夫甚至给缩了起来。　　“真的，那里什么也没有！”他想使她们相信。现在已很清楚，人们无非是拿这种病来吓唬他。但他很刚强，瞧，岂不轻而易举地顶了过来。他对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种刚毅尤为自豪。　　“那就更好。但自己必须十分注意，鲁萨诺夫同志，”东佐娃叮嘱他。“我们再给您打一两针，大概就可以让您出院了。不过，您每个月得来作一次检查。您自己要是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那就提前来。”　　然而，变得高兴起来的鲁萨诺夫凭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规定到医院来检查纯粹是例行公事，无非出于填写统计表格的需要。所以，他马上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这一可喜消息。　　巡诊的对象轮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候她们：就是她们，似乎是救了他，又似乎是害了他。桶里是蜜糖和焦油掺半，从此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来润滑车轮。　　每当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一个人走到他床前的时候，她便是激加，而且，无论她为了履行职责问他什么，给他规定什么，奥列格看着她总是感到高兴。最近一个星期，不知怎的他完全原谅了她固执地施加于他身体的那种破坏作用。他开始承认薇加似乎有权对他的身体进行处置，而这甚至使他感到温暖。所以，每当巡诊时激加走到他床前，他总是想抚摩一下她的小手，或者像狗那样把自己的嘴脸在她手上偎倚一会儿。　　但是现在她们是两个人一起走过来的，而且，她们是受规章制度约束的医生。所以奥列格无法摆脱不理解和受委屈的感觉。　　“暗，怎么样？’东佐娃问道，一边在他床沿上坐下。　　而薇加站在她背后，对奥列格微微露出笑意。这种友好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表情——每次见面她都对他嫣然一笑（哪怕是极不明显的），又回到了她身上。然而今天她的笑容却好像隔着一层膜。　　“不见好，”科斯托格洛托夫没精打采地应道，一边使倒悬状态的脑袋搁到枕头上。“还是那样，不小心一动，这里……纵隔里面似乎就换痛。反正我感到自己被治得够苦了，我请你们就此住手得了。”　　他并不像过去那样热切要求，而是冷漠地说出这番话，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而且知道显然医生们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可是东佐娃似乎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她也有点累了：　　“随您的便，主意您自己拿。不过疗程还没有结束。”　　她开始察看他照射区的皮肤。看来皮肤已在呼吁停止照射了。到疗程结束时，浅层反应也许还会加剧。　　“现在已不是每天给他照两次了吧？”东佐娃问汉加尔特。　　“已经改为一次，”汉加尔特回答。　　（她说出的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已经改为一次”，同时稍稍伸了伸自己那纤细的脖颈，可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说了什么温存的话，当会动人心弦！）　　一些奇异的、有活力的线，像女人那长长的发丝把她同这个病员挂住并紧紧地缠在了一起。拉紧或扯断这些青丝的时候，只有她会感到疼痛，对方却感觉不到，周围任何人也看不出来。那天，薇加听到人们在说他夜间跟卓妞鬼混的事，她就像被扯去了一把头发。也许，事情就那么了结了会更好。这一扯提醒了她一条规律：男人需要的不是同他们年纪相仿的女人，而是比他们年轻的女子。她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妙龄已经过去了。　　可是后来他却千方百计在走廊里和她相遇，抓住一切机会跟她搭腔，而且说话又是那么自然，目光那么亲切。于是，这青丝线团又开始一根根地挣脱出来，重新将他们缠紧。　　这些线究竟是什么？这是无法解释的，任何解释都不适宜。现在，眼看他就要离去了，往后他在那里将被一只铁腕抓住不放。除非病情恶化，除非死神逼他折腰，否则他是不会再到这里来的。他身体愈好，来的机会愈少，甚至永远也不会回来。　　“我们给他注射了多少人造雌酚？”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问。　　“量，大大超过了需要，”还没等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开口，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没有好感地说，目光迟钝地望着她们。“够我一辈子受用的了。”　　要是在通常情况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就不会放过他这句无理的答话，一定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此刻她的整个意志力都颓萎了，她也勉强在使巡诊收场。如果撇开自己正在与之告别的医生职责，说实在的，她也无法反驳科斯托格洛托夫。毫无疑问，这种治疗手段是非常野蛮的。　　“我奉劝您，”她用和解的口气说，而且不使病房里的其他人听见。“无不要急于追求家庭幸福。您还得在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度过好多年。”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垂下了眼睛。　　“因为您的病被耽误的时间很长，这一点您要记住。您到我们医院里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知道事情不妙，但听东佐娃这样坦率地说出来，仍不免张口结舌。　　“是——是啊，”他闷声闷气地说。但他找到了聊以自慰的念头：“不过我想，领导上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好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请继续让他服用有助于白血球生成的药物。不过，总的说来，还是得放他出去休息一下。这么办吧，科斯托格洛托夫，我们给您开3个月用的人造雌酚，这药目前药房里有发，您可以去买，带回家去以后一定要按时打针。要是你们那里没有人打针，那您可以带片剂去。”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动了动嘴唇，想提醒她：第一，他根本没有什么家；第二，他没有钱；第三，他还不是那样一个傻瓜，会去从事慢性自杀。　　但他看到东佐娃面色苍白，疲惫不堪，也就改变了主意，没有说出来。　　巡诊到此结束了。　　艾哈迈占跑来说：事情都已经办妥，他的衣物也有人去取了。今天他要跟好朋友喝上几杯！有关的证明和单据他明天来取。他的情绪是那么激动，说话是那么快和响，别人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这个样子。他脚步稳健有力，仿佛根本没有跟他们一起在这里病了两个月。剪成平头的浓密黑发和两道漆黑的眉毛下，一对眼睛像醉汉眼睛那样发亮，由于感到外面的生活正等待着他，他的整个背部都在颤抖。他急忙去收拾东西，把该扔的也扔了，还跑去请求让他和一楼的病号们一起吃一顿午饭。　　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叫去照爱克斯光。他在那里等了一会，接着就躺在器械下面。照完之后，他出来还在台阶上看了看，天色怎么这样晦暗。　　整个天空布满了迅速浮动的灰暗云团，灰暗浮云的后面是缓缓移动的深紫色的云层，预示着大雨将临。但空气十分暖和，所以这雨只能是一场春天的需雨。　　散步是散不成了，他重又上楼回病房去。在走廊里他就听到激动异常的艾哈迈占在大声讲述：　　“让那些混蛋吃得比士兵还要好！至少不比士兵吃得差！每天的口粮是1，200克。其实应当让他们吃大粪！干活他们尽偷懒！我们刚把他们带到工区，他们马上就东奔西走，躲起来，整天睡大觉。”　　科斯托格洛托夫悄悄走进门去。此时，已经打好了包裹的艾哈迈占，站在剥去了被单、枕套的床前，挥动胳膊，露出白牙，深信不疑地向全病房的人讲完他最后要讲的一个故事。　　而整个病房已经大变样了——费德拉乌已经离开，哲学家和舒卢宾也都不在。不知为什么奥列格从未听到艾哈迈占当着病房里原来那些病号讲过这个故事。　　“这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建造，是吗？”科斯托格洛托夫轻声问道。“工区里看不见任何建筑物？”　　“造倒是造的，”艾哈迈占有点乱了方阵。“不过，造得不好。”　　“你们该帮帮他们呀……”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得更轻了，仿佛越来越没有气力。　　“我们的任务是持枪站岗，他们的事情是挥锹干活！”艾哈迈占爽朗地回答。　　奥列格望着自己的这个同病房病友的脸，仿佛是头一回看见它。不，这样的脸在好多年以前他就见过，那是裹在羊皮袄翻领里的，手里还端着自动步枪。艾哈迈占的智力不超过玩多米诺骨牌那个水平，可他为人直率。　　如果一连几十年不许把事实真相讲出来，人们的头脑势必陷入迷津，那时，要了解自己同胞的思想就比了解火星人还难。　　“可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就此罢休。“怎么能让人吃大粪？你是开开玩笑而已，对吧？”　　“决不是开什么玩笑！他们可谈不上是人！他们不是人！”艾哈迈占十分激动，深信不疑地坚持己见。　　他希望能说服科斯托格洛托夫，让科斯托格洛托夫像在场的其他听众一样也相信他说的话。虽然他知道奥列格是流放者，然而他不知道奥列格在一些劳改营里待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心里纳闷，为什么鲁萨诺夫不插进来支持艾哈迈占，于是他朝鲁萨诺夫的床上斜瞅了一眼，原来鲁萨诺夫根本不在病房里。　　“我原先把你看成一个战士。原来你是在这样的军队里当兵，”科斯托格洛托夫拖长了声调。“这么说，你是为贝利亚服务的噗？”　　“我不知道什么贝利亚不贝利亚！”艾哈迈占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上边谁掌权——与我没什么关系。我宣过誓，所以也就执行任务。要是强迫你干，那你也得干……”　　第三十三章　顺利的结局　　那一天果然下起大雨来。整整一夜大雨如注，还刮风，风愈刮愈冷，到星期四早晨，下的已是雨夹雪了；医院里那些一再说春天已经来临困而把双层窗扇都打开过的人，其中包括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也都不吭声了。不过，从星期四午后起，雪和雨都不下了，风也小了，窗外是一片晦暗、阴冷、沉寂的景象。　　黄昏时分，西边的天际透过晚霞闪出一道细长的金色缝隙。　　而到了鲁萨诺夫准备出院的星期五早晨，已是碧空如洗，没有一丝云彩，朝阳甚至开始晒干沥青路上的团团水洼以及叙贯草地的土径。　　大家也都感到，这下才是真正春天的开始，而且不会再反复了。于是，糊住窗缝的纸条被划开了，插销被拔起来了，双层玻璃窗被打开了，而干硬的油灰落到地板上由护理员进行打扫。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把自己的衣物交到存放处，也没有领用医院的东西，所以任何时候出院都可以。早晨，刚吃过早饭，家里的人就来接他。　　你道是谁来的！是拉夫里克开着汽车来了，他昨天刚领到驾驶执照！学校里也正好昨天开始放假，拉夫里克将有机会常去参加晚会，而玛伊卡将去郊游，所以这两个最小的孩子特别高兴。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就是同他们俩一起来的，两个大孩子没来。拉夫里克已取得母亲的同意，接父亲出院后他将开车载朋友们去兜风，同时也借机显示一下，即使尤拉不在，他开车也一点不含糊。　　就像完全倒过来放映一卷胶片似的，一切都朝相反方向进行，但与鲁萨诺夫前来住院的那天相比，今天的气氛愉快多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病号服走进护士长的小房间，出来时已换上了一套灰色的西服。身穿一套蓝色新西服的拉夫里克无忧无虑，这小伙子机灵而又漂亮，若不是在前厅里老是跟玛伊卡疼戏打闹，已经完全像一个大人了。他不停地让系在小皮条上的汽车钥匙绕着食指转，一派神气的样子。　　“你把车上所有的门把都锁了吗？”玛伊卡问。　　“都锁了。”　　“窗玻璃都摇上了吗？”　　“你可以去检查。”　　玛伊卡晃着一头深色的模发跑去看了一下，回来说：　　“一切都正常。”可她随即又显得很吃惊。“车后库锁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