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也有可能发生转移。”　　“不见得吧。”　　“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　　“给你照爱克斯光吗？”　　“用小车推我去照。”　　“我的朋友，现在你面前的道路很清楚：养好身体，学会使用拐棍。”　　“不是一根，而是两根拐杖。两根。”　　这可怜的孤儿什么都考虑过了。他本来就像大人那样沉着脸，现在更像个大人样了。　　“哪儿给你做拐杖？是这里吗？”　　“矫形科。”　　“总该免费吧？”　　“我写了申请书。我哪里付得起钱呢？”　　他俩都叹了口气，有点像年复一年没有一丝欢乐的那种人的叹息。　　“明年你怎么把十年级念完毕业？”　　“豁出命去也要念完。”　　“往后依靠什么维持生活？你又不能再站到机床前去。”　　“答应给残疾津贴。我不知道，算二等还是三等。”　　“要是三等，能发多少？”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各种等级的残疾津贴同各种民法一样搞不清楚。　　“就那么回事罢了。只够买面包的，要买食糖就不够了。”　　焦姆卡像个男子汉，什么都想到了。肿瘤非要把他的生命之船凿沉不可，而他依然掌着自己的舵。　　“还想上大学吗？”　　“得努力争取。”　　“学文学？”　　“哎！”　　“听我说，焦姆卡，我正经地告诫你：那样你会毁了自己的，你还是搞搞收音机维修为好——生活既安定，还可以额外赚点钱。”　　“我才不会搞那收音机呢，”焦姆卡吭晓了一声。“我喜欢的是真理。”　　“唉，傻瓜，你修你的收音机，也不会影响你讲真理！”　　对这事儿他俩意见不一致。他们还谈了些这样那样的事。也谈了奥列格的情况。这也是焦姆卡身上完全不同于孩子的一个特征：关心别人。年轻人往往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身上。奥列格也像对大人一样对他讲了自己的处境。　　“噢，太糟糕了……”焦姆卡闷声闷气地说道。　　“你大概不愿意跟我对调吧，是不是？”　　“鬼才知道呢……”　　在一般情况下，焦姆卡在这里照爱克斯光加上做拐棍还得待上一个半月左右，大概五一节前可以出院。　　“出院后你最先想到哪儿去？”　　“立刻去动物园！”焦姆卡兴奋了起来。关于这座动物园，他对奥列格不知讲过多少次了。他们曾并排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焦姆卡确信不疑地指给他看，动物园就在河对岸茂密树木后面的什么地方。多少年来，焦姆卡从书本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过关于各种动物的故事，可是从未亲眼见过狐狸和狗熊，更不用说老虎和大象了。他所住过的地方既没有动物园，也没有马戏团或树林子。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想去见识见识各种动物；这个愿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他期待着这次去动物园将给他带来某种特别的感受。当他拖着一条疼痛的腿来到此地住院的那一天，第一件事便是到动物园去，不巧那里正好是休息日，不开放。“听我说，奥列格！您想必不久就要出院了，对吗？”　　奥列格驼着个背坐在那里。　　“想必是这样。血的情况不好。恶心难受。”　　“难道你不到动物园去？！”这是焦姆卡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奥列格不去，就会使焦姆卡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　　“我大概会去。”　　“不，你一定得去！我请求你：去吧！你去了以后，我希望你写张明信片给我，好吗？暗，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我在这里将会多少高兴！你把那里现在有些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最有意思，都写在明信片上，啊？我可以提前一个月知道！你去吗？给不给我写？据说那里有鳄鱼，还有狮子！”　　奥列格答应了。　　他走了（他也要去躺一下），而焦姆卡一个人关在这小小的病房里，时而望望天花板，时而看看窗户，独自寻思，隔了好久也没重新拿起书来。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窗子上装有辐射状的窗栅，而且朝向医院围墙的死角。现在那围墙上连一道直射的阳光也没有，但外面并不显得晦暗，而是不明不暗，因为太阳蒙着一层薄薄的云辍，并没完全被遮住。这大概是一个没有生气的春日，不太热，不太亮，春神正在悄然勤恳地做着她该做的一切。　　焦姆卡一动不动地躺着，往好的方面想像日后的情况：他对截短的腿怎样逐渐适应下来；怎样学会拄着拐杖走路，走得又快又灵活；“五一”节的前一天将会完全像夏天一样，焦姆卡在乘晚间火车之前，从早上开始就可以逛动物园；从今以后他将会怎样有足够的时间把全部中学课程又快又好地学完，还要把好多应该读而从前没来得及读的书都读了。今后决不会再浪费这样的晚上时间，比如别的小伙子跳舞去了，你则为自己要不要去而苦恼不已，再说，去了你也不会跳。这样的事不会再出现了。一定要在灯下用功。　　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焦姆卡说。（他说“请进”这个词儿的时候心中很得意。要来见他还得先敲敲门——这他从来没经历过。）　　门被逮然打开，阿霞进来了。　　阿霞仿佛是冲进来的，匆匆忙忙，好像后面有人追赶似的，但她把门拉上后，就在门框旁站住了，一只手还是握着门把，另一只手摸着病号长衫的翻领。　　这已经完全不是来“住3无检查一下”的那个阿霞了，当时冬季运动场的跑道上还等着她回去呢。现在她已变得憔籽、苍白，甚至不可能那么快起变化的一头黄发此时也可怜巴巴地轻轻晃动着。　　而病号长衫还是那一件——肮脏不堪，钮扣脱落，不知被多少人穿过，也不知在什么样的锅里煮过。现在，这件衣服对她来说倒比先前较为适宜。　　阿霞望着焦姆卡，她的眉毛微微颤动：她是要跑到这里来吗？要不要还往前跑？　　但是这样一副狼狈相使人觉得，她不像是比焦姆卡高一年级、多作过3次远途旅行、多懂得不少生活知识的女孩了；在焦姆卡看来，她还是原来的阿霞，丝毫没变。他高兴地说：　　“阿霞！坐下…你怎么啦？……”　　在住院的这一期间他们曾闲聊过不止一次，也讨论过腿的问题（阿霞坚决主张不截）；手术后她也来看过他两回，带来了苹果和饼干。他们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就一见如故，从那以后两人就愈来愈熟了。她也坦率地把自己的病告诉了他，尽管不是一下子就谈出来的：她的右乳疼痛，检查出硬块，正在用爱克斯光治疗，还给她一种药片放在舌头底下。　　“坐下，阿霞！坐下广　　她离开门那儿，用那只背在身后的手摸着墙壁，仿佛以此支撑自己或摸索路径，慢慢地挨到焦姆卡床头旁边的一张方凳跟。　　她坐了下来。　　坐下之后她不是正面看焦姆卡，而是使视线从他面前掠过，投在被子上。她并不转脸对着焦姆卡，而焦姆卡也不能转身。　　“暗，你到底怎么啦？”他倒像个老大哥似的！他把枕得高高的头侧向阿霞——只是把头转向她，身子仍然朝天仰卧。　　她的一片嘴唇开始发颤，眼睑也在霸动。　　“阿仙卡！”焦姆卡刚刚来得及这么叫她（实在看她太可怜了，否则他是不敢称她阿仙卡的），她就立刻扑到他枕头上，头挨着头，一小束头发触到他的耳朵，使他怪痒痒的。　　“告诉我，阿仙卡！’驰叫她说话，手则在被子上摸索，他想找她的手，但没有找到，也看不见她的手放在哪儿。　　而阿霞却伏在枕头上嚎陶大哭。　　“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怎么啦？”　　其实他已差不多猜到了。　　“要——割——掉！……”　　她哭啊哭个不停。后来哭声变成了呻吟：　　“我一我一我！”　　焦姆卡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还听到过像这样哀怨的可怕哭声！　　“也许这事儿还不一定，’他劝慰她。“说不定可以避免。”　　但他感觉到，这哭声里的悲痛不是他几句话所能劝慰得了的。　　她的脸埋在他枕头里，哭泣不止。焦姆卡感觉到自己头旁已经湿了。　　焦姆卡找到了她的手，抚摩着说：　　“阿仙卡！也许可以避免吧？”　　‘坏…我是星期五动手术”　　她的呻吟拖得很长，仿佛要把焦姆卡的心给揪出来似的。　　焦姆卡看不见她布满泪痕的面孔，只有一绝给头发映入他的眼睛。那柔软的头发触得他脸上发痒。　　焦姆卡想找些话说，但怎么也想不出来。他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希望她不要再哭了。他可怜她，超过对自己的怜悯。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哭着说。“还——有什么——意思？l…，，　　对这个问题，焦姆卡虽然从自身的模糊经验中得出了点看法，但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即使能够讲得清楚，根据阿霞的呻吟判断，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人、别的什么理由，都无法说服她。从她的经验中所能得出的只是：如今活着毫无意思！　　“现在——还有——谁会——要我？……”她结结巴巴地说，十分伤心。“谁会——要——我？……”　　她又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把焦姆卡的一边面颊也给沾湿了。　　“不能这么说，”焦姆卡安慰她，还是那样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你当然知道，结婚主要在于……情投意合……性格一致　　“哪有那样的傻瓜光爱一个人的性格？！”她大声嚷了起来，怒气冲冲，像一匹马前蹄腾空直竖起来，把焦姆卡握着的那只手抽了回去；只在这时，焦姆卡才看到她那湿滚涌的、红红的、长着斑点的、气呼呼而又让人可怜的脸。“谁会要只有一只乳房的姑娘？！谁会要？17岁的时候就被割去！”她冲着焦姆卡叫嚷，什么都怪他。　　焦姆卡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她得到安慰。　　“叫我怎么能上游泳场呢？！”这一新的闪念像针刺似的疼得她直喊。“怎么上游泳场！！怎么去游泳？？！”她两手捧住脑袋，身体成螺旋状扭曲，仿佛要把腰神断，最后竟偏离焦姆卡倒向了地板。　　各种款式的时髦泳装浮现在阿霞的眼前，使她心痛难忍——带背带的和不带背带的，相连的和两截的，今天的和明天的种种时髦式样，橘黄的和蔚蓝的，深红的和谈青的，素色的和条纹的，镶环形迹的，还没有试穿过、还没有在镜子面前照过的，一所有这些游泳衣她永远也不会去买，永远也不会去穿了！正是她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游泳场这一事实，此时在她想像中是最痛心、最丢脸的！正因为如此，活着已失去任何意义　　而焦姆卡这时却从高高的枕头上喃喃地说些傻乎乎的不合时宜的话：　　“你知道，要是以后谁也不娶你……赌，我当然明白如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否则我随时愿意跟你结婚，这一点你要相信…”　　“听我说，焦姆卡！”阿霞爬起来转向焦姆卡，睁大了眼睛望着他；她已不再流泪，一个新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心头。“你好好听着：你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还能吻吻它的人！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吻它了！焦姆卡！躇，哪怕让你吻吻也好！哪怕让你吻吻它！”　　她把病号长衫敞开（其实它本来就没掩严实），一边好像又开始哭泣或呻吟，一边把宽松的内衣领口往下拉，于是里边露出她那注定要被割去的右乳。　　这真像是直接送到这里来的一颗太阳，光芒四射！整个病房顿时融烂辉煌！嫩红色的乳头（比焦姆卡想像中的大些！）浮现在他面前，眼睛简直顶不住这嫩红色的冲击！　　阿霞俯身向他的脑袋挨得很近很近，就这样托着那只乳房。　　“吻吧！你吻吧！”她等待着，敦促他。　　焦姆卡吸着从她怀里送来的暖香，怀着感激和狂喜的心情，像一头猪息似的，用急切的嘴唇拱向悬在他脸上这轮廓弯曲而丰满的整个乳房——它保持着固有的形状，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创造不出比这更柔和、更美的线条来。　　“你能记住吗…你能记住它曾经存在过吗？也能记住它是什么样吗？……”　　阿霞的泪水落到了他那头发剪短了的脑袋上。　　她并没把乳房收起来，并没挪开去，于是他又回到那一片嫩红中去，嘴唇轻柔地做着她未来的孩子永远不会对这只乳房做的那种动作。没有人进来，所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奇宝。　　今天是奇宝，可明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里去。　　第二十九章　硬话与软话　　薇拉出差刚回来，就到医院来看父亲，一待就是两个小时。在这之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打电话让薇拉把棉皮鞋、大衣和帽子带来，因为这间可恶的病房以及躺在床上的那些木头脑袋乃至他们愚蠢的谈话，已经使他感到腻烦透项，穿堂也同样使他感到讨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尽管身体虚弱，却渴望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用围巾把肿瘤轻轻裹了起来。在医疗中心的小径上谁也不会遇见鲁萨诺夫，即使遇见了，他穿着混合式的衣服也不会被认出来，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散起步来没有任何拘束。薇拉扶着父亲的胳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使劲倚在他身上。在整洁、干燥的沥青路面上一步步挪动腿脚是那么不寻常，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感觉到不久即可回去——先回到心爱的家里去休养，然后再回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上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只是被各种治疗折腾得疲惫不堪，还由于在死气沉沉的医院里无所事事，由于在一台巨大的机器中不再成为人们需要的重要纽带，而变得虚弱无力，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力量和意义。他盼望尽快回到人们爱他而且少不了他的地方去。　　这一个星期里有寒流经过，阴雨连绵，但从今天开始又回暖了。建筑物的背阴处还比较冷，地上潮湿；然而在阳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如此暖和，以致连夹大衣似乎都穿不住了，他把钮扣—一解开。　　这是可以跟儿子好好谈谈的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今天是星期六，是他出差期的最后一天，他也不用急于去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更无须匆忙。而儿子的情况有些不妙，甚至是近乎危险的，这一点做父亲的心里能感觉到。即使现在，从儿子来到这里以后，他显然问心有愧，老是把视线移向一边，不敢正眼看父亲。薇拉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他一直是个性格直爽的孩子，到了大学时代才出现这种举止，而且只表现在同父亲接触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躲躲闪闪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非常恼火，有时他直截了当地对儿子喝道：“喂，把头抬高些！”　　然而，他今天决心要克制住自己，同他谈话态度不要生硬，要用关心人的口气。他要薇拉详细讲讲，作为共和国检察监督机构派出的代表出差到那些遥远的城市去，用什么方法显露自己并给自己扬名增光。　　薇拉开始讲述，叙述了一桩案子，又叙述了一例，眼睛始终瞧着旁边。　　“你讲下去，讲下去！”　　他们在太阳下一张晒干了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薇拉穿的是皮茄克，戴的是绒线帽（他就是不肯戴细毡礼帽），样子似乎严肃而又刚毅，然而内心的虚弱把什么都破坏了。　　“还有一个案件，跟汽车司机有关……”薇拉眼睛盯着地面说。　　“什么事跟司机有关？”　　“一个司机冬天开车运送供销社的食品。路程有对千米，可半路上遇到了暴风雪。路被雪盖没，轮子转不动，天寒地冻，四野无人。暴风雪持续了一昼夜还不停。他在驾驶室里待不住了，便扔下满载着食品的汽车去找过夜的地方。早晨，暴风雪平息了，他开来一台拖拉机，可是发现少了一箱通心粉。”　　“发货员呢？”　　“司机兼发货员，车上就他一个人。”　　“制度不严，不像话！”　　“当然。”　　“所以他肥了自己。”　　“爸爸，为了这箱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可太高了！”薇拉到底抬起了眼睛。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固执己见的表情。“为了这箱东西他给自己赚来了5年徒刑。可当时车上还有好多箱伏特加，都完好无损。”　　“不能那么轻信，薇拉，不能那么天真。在那暴风雪中，还会有谁干那种事情？”　　‘脱不定有人骑马路过，谁知道呢！到早晨什么足迹都没了。”　　“即使不是他自己干的，至少是擅离职守！怎么可以把国家财产扔下不管就这样走了？！”　　事情是没有疑问的，判决也一清二楚，就这样还便宜了他呢！引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警惕的是儿子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他得开导开导他。在一般情况下，薇拉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可是一旦要证明某一种愚蠢的观点时，却又变得十分固执，简直像头驴子。　　“爸爸，你不妨想一想：那里是暴风雪，零下十几度，叫他怎么在驾驶室里过夜？要知道这样会冻死的。”　　“死又怎么样？哨兵不是都要坚守岗位吗？”　　“站岗放哨，每过两个小时就会换班。”　　“万一不来换呢？要是在前线呢？不管什么天气，人们都坚守岗位，即使死在那里也不离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伸出一个指头指了指人们宁死不离岗位的那个方向。“你该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如果宽恕了这一个，那末所有的司机也会像他那样扔下汽车不管，也会擅离职守，把国家财产统统渝光，难道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不懂，薇拉不懂！根据他的沉默，看得出这个道理他不懂。　　“好吧，你的这种看法说明你还十分幼稚，说明你还年轻；你可以对别人说自己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你总不至于通过文件的形式表达这种意见吧？”　　儿子那干裂的嘴唇牵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我……写了一份抗议书。已制止了判决的执行。”　　“你制止了？！这案件将重新复查？哎——呀——呀！哎——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捂住了半个脸。这正是他所担心的！薇拉既坏了事，又害了自己，还使父亲脸上无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恼火，想到不能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灌输给这个大大咧咧的儿子，气得头发晕。　　他站了起来，儿子也随着站起来了。他们一路走去，薇拉又竭力扶住父亲的臂肘，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即使两只手都用上，也无法使儿子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他先向儿子阐释法律、法制及其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如果打算在检察监督部门工作的话，则尤其不能轻率地去动摇这种基础。说到这里，他随即表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因此法律归法律，可还得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情况，考虑到某一特定时刻应予考虑的因素。他还特别试图使儿子明白，国家机器的各级机构和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即使是受共和国全权委派到某个偏僻地区，他也不应当目中无人，相反，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条件，没有必要同当地从事具体工作的干部背道而驰，他们对这些条件和要求了解得更为清楚；既然他们判了那个司机5年徒刑，那就是说，在该地区这样做是必要的。　　就这样，他们走进一排楼房的背阴处，再从那里走出来，沿着笔直的和曲折的小径走，接着又顺着河岸走，薇拉始终默默地听着，仅仅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不累吗，爸爸？要么咱们再坐一会？”　　不消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累了，穿着大衣已觉得热燥燥的，于是他们在稠密的灌木丛中一张长椅上再次坐下——灌木只是枝条稠密，本身还是光秃秃的，因为第一批叶芽儿还刚刚从叶蕾中伸出来。阳光和煦。在整个散步过程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始终不戴眼镜，让面部得到休息，让眼睛得到休息。他眯缝起眼睛，就那么默默地坐在阳光下。陡岸下边河水哗哗地流，犹如山涧喧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着水声，晒着太阳在想：重新回到生活中去毕竟是十分愉快的，你会确信，到大地回春的这一时节，你还将活着，而且到下一个春天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是必须了解薇拉思想的全貌。必须沉住气，不发怒，以免吓得他不敢讲。休息了一会以后，父亲要儿子继续讲，再谈一些案例。　　薇拉即使反应比较迟钝，心里也明明白白：说了哪件事父亲会夸，说了哪件事父亲会骂。所以接下来他讲的那个案例，不能不博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赞赏。但他的眼睛老是往旁边看，以致父亲感觉到，儿子还有什么案例瞒着他。　　“你把一切都谈出来，统统谈出来！要知道，我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别的东西，除了明智的忠告。要知道，我是希望你好。我是希望你不犯错误。”　　薇拉叹了口气，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检查过程中，必须翻阅大量过去的司法档案文件，有的甚至已事隔5年之久。他发现，在许多应当贴一卢布和3卢布印花的地方却没有印花。就是说，痕迹留下了，表明本来贴过，可是被揭掉了。这些印花哪里去了呢？薇拉开始寻思、研究，结果在一些最近的文件上发现所贴的印花似乎已有点破损。这就使他料想到，保管所有这些档案的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卡佳或尼娜——把用过的印花贴上去充新的，而钱向当事人照收。　　“竟有这样的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干咳了一声，两手一拍。“有多少漏洞啊！有多少盗窃国家财产的漏洞！你简直一下子都想不出来！”　　但是这事薇拉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而是悄悄地进行调查。他决心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看两个人当中是谁在舞弊；为了避人耳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是追求卡佳，尔后又向尼娜献殷勤。他带每一个都去看过电影，也到每一个家里去过：要是发现谁家的陈设富丽，有地毯，那她必定是盗窃犯。　　“这个主意想得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两手一拍，笑了起来。“真聪明！表面上是逢场作戏，实际上是在干正事。好样的！”　　可是薇拉发现，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很清苦：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另一个带着妹妹过，家里都没有地毯，甚至好多东西都没有，按薇拉的观念那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缺的，他简直感到惊奇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反复考虑，最后才把一切告诉了领导她们的法官，但当即要求不就此事依法起诉，而只是把她们开导开导算了。法官非常感激薇拉不公开处理此事的主张，因为张扬出去也有损于法官的威信。他俩一起先后把两个姑娘叫来分别训了几个小时。两个姑娘都承认了。总的来说，她们每人每月从中捞取百把卢布。　　“应该立案，唉，应该立案！’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惋惜，仿佛是他自己考虑错了。诚然，使法官难堪也没有必要，就这方面来说，薇拉做得倒也策略。“至少她们应当全部退赔片　　讲到最后薇拉的语调已变得没精打采。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他去找法官建议不要把事情公开处理时，他知道也感觉到自己做得宽宏大度，心中对自己的决定也感到自豪。他想像那两个姑娘是怎样喜出望外，因为她们在被迫交待和承认之后，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不料竟得到宽恕。他跟法官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她们，指出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多么卑劣，他在自己严厉声音的感染下，从自己23年的生活经历中对她们举出他所知道的一些诚实人的例子，他们有一切条件和机会盗窃，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薇拉用毫不留情的言辞鞭挞她们，心里知道这些激烈的话将会随着她们被宽大处理而淡化。两个姑娘获得宽恕后走了，但在这之后的好些日子，她们碰见薇拉时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仅不走到跟前对他的高尚举动表示感谢，反而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这使他非常惊讶而又大惑不解！说她们不懂得自己幸免于什么样的命运吧，可也说不通，因为她们是在法院里工作，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他忍不住走到尼娜跟前，主动问她是否高兴。尼娜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现在非换工作不可。光靠那点工资我是没法生活的。”而长得比较讨人喜欢的卡佳呢，薇拉又一次请她去看电影，她回答说：“不，我只会光明正大地出去散步，不会鬼鬼祟祟地去看电影！”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从出差的地方回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姑娘们的忘恩负义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头脑简单的、直爽的父亲所想的那样，但哪知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薇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什么也不说，装做没察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印花？要是这样，他的全部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没有再问，薇拉也宁愿不再说什么。　　父亲根据这一又被笨拙的手化为乌有的事件，彻底得出了结论：一个人要是小时候没有主心骨，将来也不会有。很难生自己亲生儿子的气，而只是为他非常惋惜、懊恼罢了。　　他们在外面似乎坐得太久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两腿有点儿冷，很想躺下。他让薇拉吻了吻他。放儿子走后，他向病房走去。　　病房里大伙正谈得热闹。诚然，主要讲演者的嗓门没有声音：他就是先前经常到他们这里来的那位部长派头的哲学讲师，后来他的喉咙开了刀，日前刚从外科病房转到二楼放射科病房。　　他喉咙前部最显著的地方插着一个金属的玩意儿，样子像少先队红领巾的卡头。这位讲师颇有教养，是一个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竭力不伤害他的自尊心，看到他喉头这个夹子怎样使他抽动也不动声色。这位哲学家，为了使大伙多少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每次说话都把一个指头按在夹子上。他一向喜欢讲话，习惯于发议论，动了手术以后他也充分发挥失而复得的功能。　　他站在病房中间的地方，用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嘶哑声音在讲故事：一个过去的军需官把全套家具。雕像、花瓶、镜子都拖到自己家中，起初所有这些东西是从欧洲运来的，后来又从旧货店露了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承认了错误，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机构，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没有判刑。”　　“同志们！”鲁萨诺夫解释说。“既然他海过了，认识了，还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单位，何必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笑倒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慢慢吞吞地说，“不过，请问，这一切您从哲学上如何解释呢？”　　讲师摊开了一只手臂，另一只手按在喉咙上：　　“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为什么偏偏是资产阶级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说。　　“那还能是什么阶级的？”瓦季姆留神起来。今天他恰恰有看书的情绪，整个病房却偏偏不得安静。　　苏联南方的休养胜地。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状态中抬起头来，脑袋挨到枕头上，以便使自己能看清瓦季姆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我看这是人类的贪心，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贪婪的人在资产阶级之前就有，在资产阶级之后还会有！”鲁萨诺夫尚未躺下。他居高临下地教训科斯托格洛托夫：“这类情况，如果好好挖掘一下，总是可以找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摇了摇头，仿佛阵了一口：“什么社会根源不根源，全是胡说八道！”“怎么是胡说八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按住腰部，仿佛那里被扎了一刀。如此放肆无礼的论调即使出自啃骨者之口也使他感到意外。“怎么是胡说八道呢？”瓦季姆困惑不解地扬起了两道黑眉。“这是明摆着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着把身于又抬高了些，现在已经是半坐半靠了。“你们的头脑里塞满了这种货色。”“‘塞满货色’是什么意思？您对自己的话负不负责任？”鲁萨诺夫尖声叫道，一下子来劲了。“‘你们’指的是谁？”瓦季姆挺直了腰板，但书本还那么搁在他腿上。“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并不盲目接受任何信条。”“你们都包括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呲牙咧嘴地问。一绺额发耷拉着。“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什——么？！”鲁萨诺夫几乎是吼叫了起来。“就是那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以吼叫回敬他。　　“大家听听！大家都听听！”鲁萨诺夫甚至身子歪了一下，他挥动着两手呼吁全病房的人到这边来。“我要求大家作证！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霍地把两腿从床上放下来，晃着两只胳膊肘对鲁萨诺夫做了一个极其下流的动作，还用写在围墙上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脏话骂了起来：　　“……是说给你他妈的听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你们他妈的…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这种强盗式的厚颜无耻、下流动作和谩骂的脏话使鲁萨诺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侮辱，他气急败坏，力图把滑下来的眼镜戴好。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朝着整个病房，甚至朝着走廊吼叫（以致连早妞也探头进来看看）：　　“你们干吗老是像巫医念咒似地念叨‘社会根源，社会根源’？你们知道20年代人们是怎么说吗？‘把您手Y的去黄伸出来瞻准！’而你们的手为什么那么苍白和肿胖？”　　“我做过工，我干过活！”鲁萨诺夫喊道，但他看不清那个侮辱他的人，因为老是不能把眼镜架好。　　“这我相信！’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厌恶的口吻瓮声瓮气地说。“我相信！您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甚至还亲自抬过一根木头呢，只是您站在中间罢了！而我可能属于商人的儿子，是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都拼命地干活，瞧瞧我手上的老茧！难道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另一种红血球？是另一种白血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　　受到侮辱和委屈的鲁萨诺夫尖声高叫；感到气愤的瓦季姆匆匆地说着什么，但没有站起来；哲学家带着责备的神态直摇那头发梳得十分精心的大脑袋，可他那微弱的声音谁还能听得见！　　不过，这位哲学家紧凑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趁他换气的机会向他嘶哑地说：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广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45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汉口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他挥动两只长胳膊，几乎碰到鲁萨诺夫。他骤然怒不可遏，加人到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去，就像从前在监狱里参加那几十次争论一样，此时也还记得当初所听到的话语和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在火头上他甚至发生了想像中的移位，把这间塞满了床铺和病人的窄小而又窒闷的病房当成了牢房，因此他才信口骂娘，还作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手打架。　　鲁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是惹不得的，打个耳刮子也是一抬手的事儿，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之下低头不语。但鲁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要冒火星。　　“可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所顾忌地喊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也不想要什么高工资，我蔑视那玩意儿！”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他大喊大叫，但叫嚷引起他胃的上都疼痛，这就抑制了他的声音。　　瓦季姆几次试图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像击木游戏的木棒似的接连抛来，速度之快使瓦季姆来不及招架。　　“奥列格广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40岁，甚至还不到。”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哲学家打了一个手势让他稍停，并为自己喉咙有病请求原谅，接着便声音嘶哑地讲了一些关于医院里刷地板的和领导卫生事业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不同的道理。　　对此，科斯托格络托夫本来也想胡乱地叫嚷一通，但是被大家遗忘了的舒卢宾突然从老远的门旁角落里走过来。他笨拙地挪动着两腿蹒跚地挨近他们，还是那么邋里邋遢，病号长衫拖拉着，仿佛半夜被突然叫醒似的。大伙见了都一愣。他却站到了哲学家面前，举起一个指头，在一片肃静中问：　　“《四月提纲》许了什么愿，您还记得吗？州卫生局长的所得，不应当比那个内利妞的工资高。”　　于是他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哈哈！哈哈！”科斯托格洛托夫得到这意外的支持，十分高兴，老头儿真是帮了他的大忙！　　鲁萨诺夫坐下来转过身去，他再也无法看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而对于角落里那只令人反感的猫头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就不喜欢他，此人说不出任何中听的话，居然把州卫生局长同擦洗地板的女工扯在一起拉平工资！　　大家立刻散去，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失去了继续辩论的对象。　　这时，一直躺着没起床的瓦季姆向他招手示意。让他过去坐在床沿上，开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　　“奥列格，您使用的尺度有问题。您的错误在于把现实同未来的理想混为一谈，你应当把今天同1917年以前俄国历史上的那些疮瘦相比。”　　“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打了个呵欠。　　“用不着在那个时代生活，这不难了解。只要您读一读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作品就行了，别的参考书用不着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打了个呵欠，不想再辩论下去了。肺部的运动使他的胃或肿瘤感到剧痛，这就是说他不能大声说话。　　“您在部队服过役没有，瓦季姆？”　　“没有，您问这干吗？”　　“怎么会免了的呢？”　　“在大学里受过高等军事训练。”　　“啊，是这样……而我在部队里待过7年。是一名军士。当时我们的军队叫做‘工农红军’。一个班长的津贴是20卢布，而一个排长可拿600卢布，您明白吗？在前线，军官可以得到补充军响——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的时候躲开我们，您明白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连掩蔽部我们也是先给他们造，然后才是给自己造。我再说一遍，我当过军士。”　　瓦季姆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