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明夫妇还养猫——那是一些被娇惯、被宠坏了的动物，是被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但奥列格此刻望着医疗中心的小径，想像中看到的正是茹克，正是茹克那善良的大脑袋，而且，不是就那么在街上走的茹克，而是突然出现在他窗外的茹克——它用后腿支起身子，像人似的往窗内张望。这意味着，托比克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随即就到。　　深深为之感动的奥列格，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对于自己被流放也完全认了命，他只求老天赐给他健康，并不祈求更多的奇迹。　　像卡德明夫妇那样生活就行了——知足常乐！略有所得便知足者才是聪明人。　　谁是乐观者呢？乐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不好，比较差，我们这里还不错，我们运气好。乐观者常常是有一点东西便知足，没有苦恼。　　谁是悲观者呢？悲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挺好，叭叭叫，只有我们这儿最糟糕。　　现在但求能把这一疗程好歹熬过去！趁着自己还没完全变成一个废物，设法从这爱克斯光疗法、激素疗法的虎口中逃出去。要设法保留里比多，这样人在那边还会有用！因为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去。再也不打光棍了！结婚！　　卓娅未必会去那边。即使会去，也要一年半以后。又得等待，又得等待，一辈子都是等啊等！　　可以娶克桑娜当老婆。她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主人！瞧她擦起盘子来，毛巾往肩上一搭——简直像个女王！能让你看得出神。跟她一起过，生活准有保障——好房子也能盖起来，孩子会有一大群。　　也可以娶英娜·施特廖姆。不过，这多少有点可怕，因为她才18岁。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还有，她的微笑似乎流露出心不在焉但却好强的神态，若有所思却又带有挑战的意味。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　　不要相信什么预兆和先声，不要相信什么贝多芬式的叩门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泡影。横下一条心，不存任何幻想！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不抱美好未来的幻想！　　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　　永久——那就永久好了。　　第二十一章　阴影消散　　奥列格有幸碰见她恰恰是在医院的门口。他为她把门打开，自己门到一旁；要不是他手把着门、身子闪到一旁，她走路的冲劲那么大，且身子又微微前倾，恐怕会被她撞倒的。　　他一眼就看清了：巧克力色的头发上压着一项浅蓝色的无檐软帽；头微微低着，仿佛在顶风行路；大衣的款式十分别致排调节松紧的扣带长得很，钮子直扣到喉头。　　要是他知道这就是鲁萨诺夫的女儿，那他就会返回来。现在他还是到那冷僻的小径上散步去了。　　阿维叶塔没费任何力气就获准了上楼，因为她父亲病体十分虚弱，这一天又是星期四——可以探望病人的日子。她脱去了大衣，可是递给她披在深红色毛衣外面的一件白长衫是那么小，两只油管大概只有在她小的时候才能伸得进去。　　昨天打了第三针以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确实虚软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的脚已经不伸出被窝了。他甚至很少翻身，眼镜也不戴，别人谈话他也不插嘴。他一贯拥有的毅力动摇了，开始向自己的虚弱屈服。他起初是讨厌、尔后是害怕的肿瘤，现在倒是大权在握——已经不是他说了算，而是肿瘤决定命运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阿维叶塔要从莫斯科飞来，今天上午一直在等她。他像往常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等着她，不过今天他有点儿担心，因为他和妻子商量好了，由卡芭把米纳伊舅舅的来信以及关于罗季切夫和古宗的事原原本本告诉她。在这之前没有必要让她了解这些事情，但现在却需要她动动脑筋出出主意。阿维叶塔极其聪明，不论在什么事情上考虑问题都不比父母差，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有点担心：她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她能不能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能不能理解？她会不会斥责父母咎由自取？　　阿维叶塔进病房也像是顶风走路那样向前直冲，虽然她一只手拎着沉甸甸的提包，另一只手还要拉住技在肩上的白长衫。她那嫩光光的脸蛋儿容光焕发，没有一般探望者走到重病号床前时那种深表同情的愁苦表情，那种表情要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女儿脸上看到，肯定会十分难过。　　“赌，爸爸！喀，怎么样，爸爸！”她十分活跃地打着招呼，坐到他的床上，由衷地、并不是勉强地吻了吻他那已经有点胡子拉碴的左颊和右颊。“暗，你今天觉得怎么样？洋详细细告诉我！来，告诉我！”　　她那如盛开的花儿似的容颜和富有朝气的迫切态度给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点力量，他的精神稍稍振作了些。　　“怎么对你说呢？”他慢慢吞吞、声音微弱地说，似乎自己在向自己解释。“大概，那瘤子并没有缩小，没有缩小。不过倒是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头部活动稍微自由了些。自由那么一点点。莫不是压迫得轻了一点儿。”　　女儿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但又丝毫不让他感到疼痛，就给他把领子敞开，从正中观察起肿瘤来，那神态仿佛她就是医生，有可能逐日对病情进行比较。　　“我看没什么可怕的！”她下断语说。“不过是甲状腺肿大罢了。妈妈在给我的信上写得那么严重，我还以为这里——天哪！瞧，你刚才说活动已经自由些了。这就是说，打针起了作用。看来，打针有好处。以后肯定还会缩小。等缩小到一半，它对你没有多大妨碍的时候，你出院也行。”　　“是的，的确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要是能缩小一半，那也就能凑合了。”　　“那时可以在家里治疗！”　　“你是说，那时我可以在家里打针？”　　“为什么不可以？你对这种外会习惯的，会适应的，那时在家里你可以继续治疗。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商量，以后再考虑考虑！”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情有些轻松了。且不说是否允许在家里打针，光是女儿这种强攻和进取的决心本身就已使他充满自豪感了。阿维叶塔上身俯向他，他没戴眼镜也看清了女儿那诚实开朗的面孔，它是那么坚毅，那么富有活力，遇到任何不公正的事，鼻翼和眉毛都会颤动起来。好像是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孩子不比你强，那你算是白白生了他们，你也是白活了一辈子。然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并没有白活。　　不过他毕竟有点不安：那事她是否已经知道了，此刻她会说什么。　　但她并没急于转到那件事情上，而是又问了些治疗的情况，问起这里的医生怎么样，还打开他的床头柜检查了一下，看他吃了什么，什么食物变质了，她就换上新鲜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瓶补酒，每次喝一小杯。红鱼子酱也带来了，你不是喜欢吃吗？还有一些柑子，是从莫斯科带来的。”　　“好的。”　　与此同时，她环视了一下整个病房，看病房里都有些什么人，并通过额头灵活的一动向他表示：这鬼地方简直没法忍受，但必须以幽默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　　尽管似乎没有人在听他们的谈话，她还是更凑近了父亲，他们这样交谈只有对方听得见。　　“是啊，爸爸，这太可怕了，”阿维叶塔马上谈到主要问题。“在莫斯科这已不是新闻，人们议论很多。对过去的案子几乎普遍开始复查了。”　　“普遍复查？！”　　“是的，—一复查。现在这简直跟流行病一样。这股风刮得很厉害！好像历史的车轮可以倒转似的！可谁能做到这一点！谁有这样的胆量！好吧，当初对他们的判刑错也罢，对也罢，可如今为什么要让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呢？再说，现在要让他们在原来的生活中重新扎根，岂不是一个难堪而又痛苦的过程，这首先对他们本人来说是残酷的！有些人已经死了，何苦要惊动他们的阴魂？为什么要刺激他们的亲属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报复情绪？……再说，‘恢复名誉’这个词儿本身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错！问题必定是有的，不过没那么严重罢了。”　　啊，多聪明的女儿！她说得多么理直气壮！虽然还没有谈到自己家里的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看出，他随时都能从女儿那里得到支持。阿拉是不会嫌弃他的。　　“连你也知道有人回来了吗？甚至回到了莫斯科？”　　“是的，甚至回到了莫斯科！事情正是这样。现在他们都拼命往莫斯科爬，似乎那里有的是蜜糖。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性的事件！你怎么能够想像，一个人日子过得很安稳，突然被叫到那边去。叫他去对质！你能想像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很不是滋味，像吃了一个酸果。阿拉注意到这一点，但她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统统说出来，不能中途刹车。　　“…他们要他把20年前都讲过些什么再重复一遍，你能想像吗？这谁能记得住呢？再说，这对谁有好处？既然你们如此急于求成，那就恢复名誉好了，用不着搞什么对质！用不着去刺激人家的神经！那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差点儿没上吊自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床上直冒冷汗。这一层他可还没有想到——他们会要他去跟罗季切夫、叶利昌斯基或其他什么人当面对质！　　“谁逼着这些傻瓜蛋在瞎交待的供词上签了字？他们可以不签字嘛！”阿拉的灵活思想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包括了过去。“总而言之，怎么可以不为当时做工作的那些人想一想，而把乱七八糟的旧账统统翻出来呢！也该为当事人想想嘛！他们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些突然的变化！”　　“妈妈告诉你了？……”　　“是的，爸爸！她告诉我了。这件事你一点也不要烦心！”她以坚定有力的双手握住父亲的双肩。“要是你愿意，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勇往直前并能发出信号的人，是先进的、有觉悟的人！他是凭着自己对社会的良好意愿行事的，所以人民理解和珍视这一点。在个别情况下，这样的人也可能出差错。但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会不犯错误。通常，人总是遵循自己的阶级嗅觉办事的，而这种嗅觉永远不会使他搞错问题。”　　“好，谢谢你，阿拉！谢谢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感觉到眼泪几乎流到了喉头，但这是松快、吉兆的眼泪。“你说得好：人民理解，人民珍视。”　　只是流行着一种愚昧的习惯，似乎非要到什么底层去寻找人民不可。　　他用汗浑浑的手抚磨着女儿那凉丝丝的手。　　“年轻人能够理解我们，不责备我们，这非常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看的……法律上能不能找出这样的一条，现在可用来对我们……比方说，对我……追究……就是说追究责任……因为证词不确实？”　　“你想像一下，”阿拉当即做出了回答，“在莫斯科我偶然听到一席谈话，人家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和忧虑。在场的有一位法学家，他解释说，针对所谓伪证罪的法律条文，规定判刑两年以下，可是从那时以来已经颁布过两次大赦了，所以完全不存在追究某某人的伪证责任问题！由此看来，罗季切夫即使有苦也说不出来，你放心好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觉得，肿瘤的压迫又轻了些。　　“啊，我的好孩子，你真聪明！”他幸福地舒了一口气，说道。“你总是什么都知道！你总是来得非常及时。你使我恢复了多少力量啊！”　　他双手抓住女儿的一只手，虔诚地吻了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无私的人。他总是把孩子们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他知道自己除了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坚持不懈这几个优点，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他的精神可说是在女儿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也就沐浴在女儿的光辉之中。　　阿拉讨厌披在肩上的那件象征性的白长衫，它老是往下滑，得一直抓着它，现在她索性笑着把它扔在床架上，让它盖住记载父亲体温的那张曲线图。反正这时候医生、护士都不会进来。　　阿拉现在身穿那件深红色的毛衣——新的，父亲还没有见过。　　一道醒目的、白色的、宽宽的曲折线，从袖口到袖口连接着毛衣的两只衣袖和前胸，这道富有弹性的曲折线与阿拉那精力充沛的动作十分相称。　　只要钱花在使女儿穿戴漂亮方面，做父亲的从来都不埋怨。他们从私人手中买时髦货，其中包括进口的，所以阿拉的穿戴具有大胆、豪放的特点，充分显示出自己那大方、明朗的较力，这与她那坚定、明晰的思想是完全协调的。　　“听我说，阿拉，”父亲悄声问，“你可记得我让你了解的那件事：就是某人在讲话或文章中隐隐约约提到的那个怪名词……个人崇拜卜…难道说，这里暗指的是…”　　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往下再说出一个词儿来，他会觉得透不过气来。　　“恐怕是的，爸爸……恐怕是的……比如说，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有好几次就那么提过。问题在于谁也不明说，可都做出心里明白的样子。”　　“要知道，这可是亵读神圣的行为卜…他们怎么敢于这样，嗯？”　　“可耻而又丢脸！有人撒下了种，如今也就枝蔓到处爬，到处缠……诚然，他们一面讲‘个人崇拜’，但同时又讲‘伟大的继承者’。可见，无论朝哪个方向都不应当走得太远……总而言之，爸爸，看问题应当灵活一些。必须跟上时代的要求。我也许会使你不快，爸爸，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反正得跟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步调一致！我刚刚在那边作了一些观察！我在作家因子里转了一阵子，你以为这两年来作家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是容易的吗？很复杂呀！不过，你家毕竟是有经验、识时务的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阿维叶塔坐在他面前，以明快、准确的语言无情地抨击了往昔的妖魔鬼怪，点出了广阔的光明前景，在这一刻钟之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他的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此时他根本不想谈自己的那个讨厌的肿瘤，而且觉得已没有必要张罗转院的事，他只想听女儿讲令人愉快的事情，吸几口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　　“赌，你继续说，继续说，”他要女儿接着讲。“莫斯科那里怎么样？你去了一趟，有什么感想？”　　“啊！”阿拉直摇晃脑袋，像马摆脱虹蝇似的。“难道莫斯科的印象能讲得完？莫斯科这地方得亲自去住才行！莫斯科真是另一个世界！到莫斯科去一趟，就好比往前看50年！首先说吧，在莫斯科人们都坐着看电视……”　　“我们这里很快也会有的。”　　“很快卜…即使有了也不是莫斯科的那种节目，那是什么电视啊！简直像威尔斯笔下的那种生活：人们坐在那里，看电视！我可以跟你说得广泛些，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是我瞬间捕捉到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日常生活的全面革命即将来临！且不说电冰箱或者洗衣机，一切都将发生更剧烈的变化。在莫斯科，这里或那里可以看到全部是玻璃材料的前厅。旅馆里放的是矮矮的小桌子——很矮很矮，跟美国人那里的一样，你瞧，就是这么回事。一开始你会觉得无所适从。像我们家里的那种绸布灯罩，现在可真是俗气，见不得人，只有玻璃的才行！两头有架子的那种床，现在最使人丢脸了，一般都只用矮而宽的沙发或软榻……　　房间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总之，整个生活格调都在变……　　这是你无法想像的。不过，我已经跟妈妈说过了，我们得下决心把很多东西换掉。可是这里是买不到的，得从莫斯科往这儿运……当然，也有一些有害的时髦，应当受到谴责。例如那狮子头式的发型，简直是故意搞得披头散发，好像人刚从被窝里爬起来似的。”　　“这都是西方传过来的！想要腐蚀我们。”　　“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文化领域里，这反映得更为明显，诗歌界就是如此。”　　随着谈话的内容从秘密问题转向一般问题，阿维叶塔说话的声音提消了，已不受拘束，病房里人人都能听得见。但所有的病人当中只有焦姆卡一个人放下自己要做的事情，不顾愈来愈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拖上手术台的疼痛，专心致志地在听阿维叶塔说话。其余的人有的心不在焉，有的不在自己的床上，只有瓦季姆对L齐尔科偶尔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看着阿维叶塔的背影。她的整个背脊弯成了一座牢固的桥，紧绷在身上的那件弹性尚未充分展开的毛衣，呈现出均匀的深红色，惟独一只肩头上落上了一团折射的日影——某个地方开着的一扇窗的反光，泛出一种饱和的绿色。　　“你多谈谈自己的事！”父亲说。　　“好吧，我去这一趟很成功，爸爸。他们答应要把我的一本诗集列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当然，是明年的计划。但这是最快的了。再快是不可想像的了！”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阿拉？一年以后我们真的能拿到诗集吗？…·”　　女儿今天给他带来的喜悦像雪崩一样散落下来。他知道女儿把自己写的诗带到莫斯科去了，但原来以为从一页页的打字稿到封面上印着“阿拉·鲁萨诺娃”字样的书，路途还相当遥远，几乎走不到头。　　“你这是怎么搞成功的？”　　阿拉感到十分得意，露出了微笑。　　“当然，如果就那么直接到出版社去，呈上自己的诗，那里谁会理你？但是安娜·叶夫根尼耶夫娜把我介绍给M，又介绍给C，我给他们朗诵了两三首诗，他们都非常喜欢，接下来就是由他们给什么人打了电话，给什么人写了条子，事情也就妥了，一切都很简单。”　　“这真是太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辉。他在床头柜上摸到了眼镜戴上，仿佛马上就要看一眼摆在他面前的那本珍贵的书。　　焦姆卡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一位活生生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女诗人。他惊讶得合不拢嘴。　　“总的来说，我对他们的生活做了深入的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纯朴！奖金获得者都相互直呼其名。他们都毫无架子，非常直爽。我们往往想像作家坐在云端里，前额苍白，高不可攀！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对生活中的各种乐趣，他们也敞开着大门，他们喜欢吃喝玩乐，而且总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他们总是喜欢逗趣儿，笑得那么开心！可以说，他们过的才是真正快活的生活。可是到了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便躲到别墅里呆上两三个月，于是作品也就写出来了！我呢，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加入作家协会！”　　“怎么，你不打算按自己所学的专业工作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多少有点不安。　　“爸爸！”阿维叶塔压低了声音。“当一名记者能有什么生活可谈？反正那是奴仆的差使人家给你任务，你这样干那样干，自己没有一点发挥的余地，无非是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名流。这难道能跟作家生活相比！……”　　“阿拉，不管怎么说，我总有点儿担心：万一你落空了怎么办？”　　“怎么会落空呢？你可真是天真。高尔基说过：‘任何人都能成为作家！’只要下功夫，任何目的都能达到！退一万步说，我也能成为一个儿童作家。”　　“总的来说这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沉思了一会儿。“总的来说这好极了。毫无疑问，文学应当由道德上十分健全的人去搞。”　　“我的姓氏也很美，我不打算用笔名。是的，就连我的外表也具有独特的文学家风度呢！”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危险，是女儿心血来潮时所估计不足的。　　“可是你想像一下，要是批评界骂起你来，你该怎么办？要知道，这在我国等于是全社会都在谴责，那是很可怕的！”　　仅是阿维叶塔把巧克力色的头发朝后一甩，毫无畏惧地展望未来：　　“老实说，他们决不会十分认真地骂我，因为在思想性方面我不会出大的漏子！至于艺术性方面，那就让他们骂好了。而最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生活中所充满了的种种转折。比如，过去说：‘不应该出现冲突’！而现在有人说：‘虚假的无冲突论’。这就是说，既然一部分还是老调子，而另一部分则是新调子，那就不难看出情况的变化。可要是大家一下子都操起了新调子，没有变化过程，那也就看不出转折了。这会儿可不能误了时机！最主要的是，要识时务，跟上时代的脉搏。这样也就不会挨批…对了！爸爸，你说要看书，我给你带来几本。现在正好你可以看看书，否则你哪有工夫？”　　她从提包里往外取书。　　“啼，这儿有《我们这里已是黎明兆光明普照大地》《和平缔造者》《山花烂漫》……”　　“等一等，《山花烂漫》我好像读过……”　　“你看的是《大地花开》，而这是《山花烂漫》。还有这本《青春常在》，必须看看，就先从这本开始着吧。这些书的书名本身就振奋人心，我特意为你挑了这样几本。”　　“这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不过，带感伤情调的书你一本也没拿来吧？”　　“带感伤情调的？没有，爸爸。我考虑到……你所处的这种精神状态……”　　“这一类的书我都熟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两个指头指了指那堆书。“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别的，好吗？”　　阿维叶塔已经准备要走了。　　焦姆卡在自己的角落里愁眉苦脸地憋了很久，不知是由于那条腿疼痛不止，还是由于不好意思开口跟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青年女诗人讲话，这时终于鼓起勇气发问了。由于事先没有清一清嗓子，一句话说到半截还咳嗽了一阵：　　“请问……您对文学创作需要真诚这个问题怎么看？”　　“什么，什么？”阿维叶塔即刻向他转过身来，但表情是恩赐式的半笑不笑，因为焦姆卡那嘶哑的嗓音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腼腆。“这种真诚论①难道也钻到这里来了？为了这真诚论，整个编委会都被赶下了台，可它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　　阿维叶塔打量了一下焦姆卡的脸，看来他没受过多少教育，还满脸孩子气。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但听任这孩子受到不良影响似乎又不应该。　　“听我说，小朋友！”她像是从讲台上讲话似的，声音那么响亮、有力。“真诚决不能作为衡量一本书的主要标准。如果思想不正确或者情绪不对头，真诚就只会加强作品的有害影响，因而真诚是有害的！主观上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这个辩证法您懂吗？”　　这种思想很难使焦姆卡领会，他蹩紧了额头。　　“不大懂，”他说。　　“那好吧，我来给您解释解释。”阿维叶塔伸开两只胳膊，那白色的曲折线像一道闪电，从一只胳膊经过胸部通到另一只胳膊。‘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实照原样描写下来，是再省劲不过了。但应该做的是往深处翻耕，让暂时还看不见的未来的萌芽露出来。”　　“既然是萌芽……”　　“什么？？”　　“萌芽应当自己成长，”焦姆卡急忙插话，“要是用翻耕的办法让它们露出来，那就长不成啦。”　　“好吧，我们不谈农业。小朋友！把真相告诉人民——这不等于光讲坏的，光找缺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好的，使好的变得更好！要求写所谓‘严峻的真实’这种谬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真实忽然必须是严峻的？为什么它不能是闪闪发光男！人入胜和乐观主义的呢？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如果把生活写得十分晦暗，归根到底是对人们的侮辱。人们喜欢经过美化而写出来的生活。”　　“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同意的，”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人声音。“的确，何苦让人灰心丧气呢？”　　阿维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自己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必定对她有利。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曲折线迎着日影一闪。只见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富有表情的年轻人在用一支多边形黑杆自动铅笔的末端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他是想说给焦姆卡听，还是想说给阿拉听。“文学的目的在于，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解闷儿。”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前咕道，但随即为自己这句话说得很不适宜而涨红了脸。　　瓦季姆把头往后一仰：　　“什么导师不导师，你说什么呀！没有文学我们也能设法弄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就观点来说，他们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年纪相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中去寻找奇遇的开端。　　“总之，人们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瓦季姆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把作品捧到不应有的高度。比如，相人传卜书就是例子。没读之前，你会以为那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可是读过之后，你会发现通篇都是下流话，白白浪费了时间。”　　“色情的成分在现代作家的书里也有。那不是多余的，”阿维叶塔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它可以同最先进的思想性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余的，”瓦季姆深信不疑地加以驳斥。“把话印在书上并不是为了刺激情欲。春药可以到药房里去买。”　　于是他低下头去继续读自己的书，再也不看她那深红色的毛衣了，也不指望她来说服自己改变观点。　　阿维叶塔一向恼恨人们的思想不能分成正确与错误界限分明的两组，而是按其各种意想不到的色调向四处蔓延，那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比如说现在就无法弄清：这个年轻人是赞成她还是反对她？她应当同他辩论，还是就这样算了？　　她决定就这样算了，最后又对焦姆卡说：　　“你要明白，小朋友，描写现在就有的事物比描写现在还没有、但你知道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物要容易得多。今天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应该有的事物，是指明天会有的事物。应当描写的是我们美好的‘明天’！　　“那么明天人们描写什么呢？”反应迟钝的少年皱起了额头。　　“明天卜…暗，明天人们就描写后天呗。”　　阿维叶塔已经离开床沿站到通道上了。她结实、匀称，是鲁萨诺夫家族名门出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喜悦的心情听完了她给焦姆卡上的这一课。　　阿拉已经吻过父亲了，现在她还是举起了五指伸开的手：　　“暗，爸爸，为健康而奋斗吧！努力奋斗，继续治疗，甩掉肿瘤——什么也不用担心！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非常如意！”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