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没劝说他什么。　　“我不要开刀。我什么也不要了。”　　她望着他，一声不吭。　　“您让我出院好了！”　　她望着他那棕红色的、他经忧患和恐惧反而无所畏惧的眼睛，也在想：何必呢？既然手术刀追不上转移，何必再让他受折磨呢？　　“到星期一那天，波杜耶夫，咱们解开纱布瞧瞧。好吗？”　　（他嘴上说要出院，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说：“你发疯啦，波杜耶夫？出院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要给你治呢！我们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然而她没有表示反对。那就是说，只有等死了。）　　他以整个身躯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动作。要知道他已无法做到单单点一点头。　　于是她向普罗什卡那边走去。普罗什卡起来迎接她，满脸带着微笑。她没给他做任何诊视，只是问：　　“咯，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挺好，”普罗什卡更是笑脸绽开。“那些药片对我很起作用。”　　他把一只盛着复合维生素片的小瓶指给她看。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更讨她好？怎样才能说服她打消给他开刀的念头！　　她朝药片那儿点了点头。接着，把手伸向他的左胸：　　“这儿怎么样？有刺痛感吗？”　　“稍稍有一点儿。”　　她又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就让您出院。”　　普罗什卡从本这么高兴过！他那两道黑眉简直是翘了起来：　　“您说的是真的吗？！那么就不用开刀啦？”　　她淡然地笑着摇摇头。　　整整一星期，医生们对他反复触诊，4次爱克斯光透视，一会儿让他坐着，一会让他躺下，一会儿又叫他起来，还把他带去给一些穿白长衫的老头子们瞧，他本以为自己的病十分严重，可是突然，不用动手术就可以出院了！　　“这么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还没完全好。”　　“那些药片对我的病很起作用，是吗？”他那漆黑的瞳仁闪烁着会意和感激的光芒。他十分愉快润为他看到自己平安无事的这种结果使她也感到高兴。　　“那几种药片您可以到药房里去买。而我这里再给您开一种，您也要服用。”她扭过头去对护士说：“抗坏血酸。”　　玛丽亚严肃地低下头去记在本子上。　　“你一定要每天服三次，按时眼！这很重要！”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劝慰他。（劝慰比药还重要。）“您还很多多保重！走路不要匆匆忙忙。别举重的东西。如果弯腰，那就要极其当心。”　　普罗什卡得意地笑了起来，笑她世上的事不是样样都懂。　　“怎能不举重的东西呢？我是拖拉机手。”　　“您暂时不用去工作。”　　“怎么？凭病假条吗？”　　“不是。您此刻可以领到我们开的残疾证书。”　　“残疾？”普罗什卡惊愕地望着她。“难道我当真是残疾了吗？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　　他摊开一双粗壮有力、要求干活的大手。　　但这未能说服叶夫根尼哑·乌斯季诺夫娜。　　“过半小时您到楼下换药室去一趟。证明会给您开好，那时我再跟您解释。”　　她走出去了，瘦瘦的玛丽亚腰板笔直地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　　病房里一下子七嘴八舌地开了腔。普罗什卡在说，为什么要给残疾证明书，这件事得跟小伙子们商量商量，但其余的人都在议论费德拉乌。这事儿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白白的、光溜溜的脖子好端端的，哪儿也不疼，偏偏要开刀！　　波杜耶夫在床上用两手撑着将蟋着腿的躯体转了过来（这看上去就像没有腿的人转身一样），气冲冲地嚷着，甚至睑都涨红了：　　“别答应，亭里希！别上当！要是让他们开刀，就会像我一样，迟早会被他们宰了。”　　但是艾哈迈占却有不同的看法：　　“应当开刀，费德拉乌！他们不会没有根据地瞎说。”　　“既然不疼，干吗要开刀？”焦姆卡为之愤慨。　　“你那是怎么啦，老弟？”科斯托格洛托夫瓮声瓮气地说。“让好端端的脖子上挨刀，岂不是发疯。”　　鲁萨诺夫被这些叫嚷声吵得直皱眉头，但他没责备任何人。昨天打了一针，他心情一度很好，因为没引起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整个夜间和早晨，脖子底下的肿瘤依然妨碍他的脑袋动弹，今天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肿瘤一点儿也没见小。　　诚然，汉加尔特医生来过。她非常详细地问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了解他昨天晚上和夜里以及今天都有什么感觉，了解他感觉虚弱的程度，并向他解释，不一定第一针就能把肿瘤打退，一时打不退也是完全正常的。这使他稍稍安下了心。鲁萨诺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汉加尔特——她的脸长得不合。归根到底，这所医院里的医生还不是最次的，他们有经验，只是得善于向他们提出要求才行。　　但他安下心来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医生走了，可肿瘤还在颌下耷拉着，压迫着他，病人们则议论纷纷，说那个人一点毛病也没有的脖子却偏要开刀，而鲁萨诺夫的瘤子这么大，反倒不开！而且也不准备开。难道情况真有那么严重？　　前天，刚走进病房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不能想像，自己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同这些人的某种联系。　　要知道，话题是关于脖子。他们三个人都是脖子方面的问题。　　亭里希·雅各博维奇的心绪非常不好。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他都听着，无所适从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劝他，告诉他该怎么办，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却看法模糊。（正如他们各自对自己的事情看法模糊一样。）开刀有危险，不开刀也有危险。还是上一次在这所医院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得不少了，打听得够了，当时用爱克斯光给他照射下唇，就像现在给叶根别尔季耶夫治疗那样。从那时以来，嘴唇上的痴先是膨胀，后来干缩，再后来就脱落了，但他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切除颈腺：防止癌细胞扩散。　　然而你瞧，给波杜耶夫开过两次刀了，又管什么用呢？……　　要是癌并不打算爬到别处去吧？要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听听女儿亨里埃塔的意见，她是他们家里最有学问、办事最果断的人。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况且从火车站到他们草原腹地每周只送两次邮件，这还得道路没问题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难，比医生们和那么轻易就给他出主意的病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管理处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章，注销临时居留登记，然后坐车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迹皮鞋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来的时候交给不相识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边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边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再坐150千米汽车，颠簸到自己那儿的拖拉机站，路上说不定不是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货舱里；一到家里，马上就得给州里的管理处打报告，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两三个乃至四个星期；州里批下来之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这且不说，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每次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还得向一个又一个列车员烧香磕头才上得了车；来到这里，又得去本市管理处办临时居留登记，然后还得在医院里待上那么几天等候床位。　　与此同时，大家又在讨论普罗什卡的事儿。瞧，怎能相信什么不祥之兆！他岂不刚刚换到这张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贺，劝他接受临时发给的残疾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那就是说应该给。现在他们给，以后你就甭想要。”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大伙劝他：你这傻瓜，日子长着呢，活儿够你干的！　　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了。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夫列姆又把那本书打开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却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这他很快就意识到了。　　他不明白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坐卧不宁，心神不定，时不时看房间里和走廊上在干什么。要看明白书中的意思，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说服不了任何人。他自己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能够对自己本身作一番分析了。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看懂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书虽然是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纸上，但要读懂它，光靠认得字还不行。　　普罗什卡已经办完了手续，兴冲冲地上楼来，在二楼的穿堂里他遇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把手中的一份份证明拿给他看：　　“瞧，上面都盖有圆圆的图章！”　　其中一张证明是要求火车站让刚动过手术的这个病人买票时不用排队。（如果不写明动过手术，车站上照样让病人排队，那就有可能两三天也走不成。）　　另一张证明是写给当地居民医疗单位的，上面写着：　　（tumorcordls，casusInoperabilis．索尔位尼巴文集·癌症达）至终记得自己亲爱的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的人甘当学生。”甚至在部队里的那几年，他也经常吸收一些有益的知识，倾听富有智慧的话语，不管说话的是其他团的军官，还是自己排里的士兵。诚然，为了不伤自尊心，他听的时候总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能记就拼命往脑子里记。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与人结识的时候，从不急于炫耀自己，而是首先设法了解对方是何许人物，来自哪儿，为人怎样。这大大有助于他增长见闻。要说在什么地方吸收的知识最多，那要算战后在拥挤不堪的布特尔监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在自发地宣讲——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关于遗传学、伦理学、养蜂学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所有这些宣讲最热心的听众。还有，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的板床下，在取暖货红色普列斯尼亚系莫斯科的一个区，此处指设在该区的监狱。车的粗糙板铺上，在押解途中席地休息时，在劳改营的列队过程中，他无时不按爷爷的那句口头禅去努力弥补大学课堂里没能学到的东西。　　就这样，在劳改营里，他曾求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一个上了年纪的怯生生的小老头儿，他在卫生所抄抄写写，而有时也被派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有时只好在警戒区内冒着严寒来回地走，身边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这位医务统计员偶尔脱去手套，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什么。（老头儿授课毫无私心，他只是为了短时间之内感到自己是个人罢了。再说，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没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代价，他把他们分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是在策划逃跑，而在雪地上画的就是地形图。他怎么也不相信写的是拉丁文。从此，授课也就中断了。）　　根据所学过的几课，科斯托格洛托夫脑子里还记得，casus是“病例”的意思；in是否定性前缀。or和cordis他也是从那里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猜测出来，因为“心电图”这个员便来自同一个词根。而tumor一词，他在向卓妞借来的《病理解剖学》的每一页上都能见到。　　因此，这会儿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明白了医生对普罗什卡的诊断：　　“心脏肿瘤，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　　既然给他开的药是抗坏血酸，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开刀，而且任何疗法都不能用。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口，脑子里想的不是拉丁文的翻译，而是自己昨天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　　而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没提什么，他东西不多。送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艾哈迈占。3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　　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烟用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那么，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普罗什卡一边将证明收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鬼知道写的是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他的疤痕也随之扭动了一下。“医生们变得那么狡猾，写得让你看不懂。”　　“躇，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小伙子们，愿你们大家都恢复健康！都能很快回家！跟爱妻相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告别，从楼梯上还高兴地不时回过头来，向大家连连挥手。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第十章　孩子们　　她只用手指摸了摸焦姆卡的肿瘤，还轻轻抱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就走往别处。但焦姆卡感到，似乎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这他不是一下子感觉到的，病房里先是在议论普罗什卡的事并送他出院，后来是他打算搬到他那靠窗的、现在来说是挺吉利的床上去，那儿看书光线好些，跟科斯托格洛托夫学立体几何也方便些，可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新病号。　　这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人，漆黑齐整的头发略略卷曲。论年岁，他大概已有20多了。他左边腋下夹着3本书，右边腋下也夹着3本书。　　“你们好，朋友们！”他一进门就打招呼，那么大方而又诚恳，使焦姆卡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该睡哪儿？”　　可不知为什么他不是看床位，而是看墙壁。　　“您看书的时间多不多？”焦姆卡问。　　“整天都看！”　　焦姆卡想了想。　　“是看专业书还是消遣书？”　　“专业书！”　　“那好吧，你就睡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被褥很快就会给您铺好的。您的书是关于哪方面的？”　　“地质学，老弟，”新来的病号说。　　焦姆卡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地质化学探矿》。　　“睡在靠窗那儿好了。您什么地方疼？”　　“腿。”　　“我也是腿疼。”　　是的，新来的病员迈步时有一条腿特别小心，可他的体态简直可以跟冰上舞蹈演员媲美。　　新来病员的床已经铺好了，真的，他好像是为了读书专程而来的，他立刻把5本书摆在窗台上，而第六本他埋头看了起来。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讲，看了有一个小时的书，随后被叫到医生那里去了。　　焦姆卡也在用功看书。先是读立体几何，还用铅笔搭图形。可是定理怎么也进不了他的头脑。而各种图形，无论是直线的截距还是锯齿状的截面，都总是提醒和暗示焦姆卡那件事。　　这时他便拿起一本比较容易读的书——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活水》。各种书出得很多，谁也来不及将它们都读完，而哪一本你读了，却又觉得不如不读。不过焦姆卡还是有一个宏伟蓝图，至少要把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书都读一遍。这样的书每年都有近40本，焦姆卡还是来不及读完。在焦姆卡的头脑里，甚至书名也混淆在一起。概念也搞糊涂了。他刚刚掌握了一条——对事物要进行客观分析，就是说要看到事物在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可是随即读到有人骂一位女作家的文章，说她“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愈来愈不能自拔的客观主义泥淖之中”。读着《活水》，焦姆卡总也闹不清楚，怎么自己的心也像书中那么乏味和烦闷。　　他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渐渐增强。莫不是他想找人商量商量？还是向谁诉诉苦衷？只要有人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谈，哪怕对他表示一点同情，也是好的。　　当然，他从书本上读到过，也听人家说过，怜悯是一种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然而，他仍然希望别人对他表示同情。　　在这医院的病房里，听听别人的谈话，或者自己跟人谈谈，都很有意思，但此时他所渴望的并不是那种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跟男人们在一起，得保持男子汉的气派。　　医院里女人很多，可以说多得很，但焦姆卡是不会愿意跨进她们那喧闹的大病房的。如果凑在那里的都是健康的女人，经过门口时顺便往里面看一眼倒是会挺有意思，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但在这么一大窝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视，惟恐看到什么。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在楼梯上和穿堂里，焦姆卡经常会遇见这些女病人中的几个，她们颓丧得连病号长衫也不好好系，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在这里结识女人可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焦法大婶自己注意到他，主动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也就跟她结识了。斯焦法大婶不仅是一位母亲，而且还当上了奶奶，她脸上已经带有老太太们那种共同的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只是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他和斯焦法大婶有时会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聊好长时间。别的人从来没像她那样满怀同情地听焦姆卡倾诉，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谈谈自己，甚至谈谈他不愿向任何人透露的关于母亲的事，他会感到轻松些。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焦姆卡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对他并不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对斯焦法大婶，他没说出这个词来，可是心里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那时起，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而她和焦姆卡住的只有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就必然一起喝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可他总是不肯），而男人们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隔板，也并不太暗，因为路灯的光亮从街上映照了进来。这简直使焦姆卡厌恶和感到恶心，这种事情他的同龄人想起来就会打冷颤的。　　就这样，他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七年级的时候焦姆卡走了，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学校每天供他吃两顿饭。母亲也不怎么上劲要他回去——她倒是觉得松了口气，反而高兴。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恶狠狠的，心情不能平静。斯焦法大婶听着，连连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从去年开始，焦姆卡搬到工厂区去，那里有夜校，给了他宿舍。焦姆卡起初当学徒，后来成为二级车工。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很卖劲，但为了跟母亲的放荡生活对抗，他一点酒也不喝，也不扯着嗓子唱歌，而是拼命学习。他以很好的成绩念完了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前半年。　　他只是偶尔才跟同伴们踢踢足球。就为了这点小小的乐趣，命运惩罚了他：有人脚穿足球鞋在抢球的混乱中并非故意地踢了焦姆卡的小腿，焦姆卡一点也没在意，走路瘸了一阵子，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秋天的时候，这条腿就愈来愈疼，他又拖了很久，没到医生那儿去看，后来用热敷的办法，结果更糟，于是就逐级转诊，转到了州中心，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现在，焦姆卡问斯焦法大婶，命运到底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有的人则总是离不开苦难。人们都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取决于上帝，”斯焦法大婶对他说。“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焦姆沙。”　　‘慨然取决于上帝，既然上帝什么都看得见，那就更对了——为什么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总该设法分摊一下才是啊……”　　然而，必须顺从——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不顺从，又有什么办法呢？　　斯焦法大婶是本地人，她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常来看望她，送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斯焦法大婶那里留不多久，她都拿来请周围的女病人和女工友吃，有时也把焦姆卡从病房里叫出来，塞给他一只鸡蛋或一个包子。　　焦姆卡老是不觉得饱，他一辈子也没吃饱过。由于经常抑制吃东西这种念头，结果饥饿的感觉比事实上更甚。但老是吃斯焦法大婶给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要是他收下了鸡蛋，就不想再留包子。　　“拿去，拿去！”她连连摇手。“包子是肉馅儿的。趁现在是可以吃荤的日子，就吃吧。”　　“怎么，以后就不能吃了吗？”　　“当然，莫非你不知道？”　　“开斋期之后是什么日子呢？”　　“谢肉节呗，能是什么！”　　“那就更好，斯焦法大婶！谢肉节来了岂不更好？！”　　“任何事情都有自己好的地方。不过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不能吃肉。”　　“那么，要是谢肉节过个没完呢？”　　“怎么会没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以后我们还该做什么？”焦姆卡兴致勃勃地问，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手工做的包子，他自己家里从来没烤过这种包子。　　“瞧，现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不信上帝，什么也不懂。而接下来就是大帝期。”　　“可为什么要来上个大斋期呢？斋期，而且还是个大的！”　　“这是因为，焦姆卡，你若把肚子填得太饱，它就老想往地上耷拉。不能总是那样，间歇也是需要的。”　　“要间歇干吗？”焦姆卡所体会到的全是间歇。　　“安排间歇是为了净心。肚子空才头脑清，难道你没注意到吗？”　　“没有，斯焦法大婶，这我可从来没有注意。”　　从一年级开始，当焦姆卡还不会读不会写的时候，他就由于学校里的灌输而牢牢地记住并明确地懂得：宗教是麻醉剂，是反动透顶的学说，只对骗子们有利。由于宗教的影响，有的地方劳动者至今未能摆脱剥削。一旦清除掉宗教障碍，那就可以拿起武器，就会有自由。　　斯焦法大婶有她自己可笑的习惯，每句话都离不开上帝，即使在这令人沮丧的医院里她也常常带着无忧无虑的微笑，还请他吃这包子，然而，这个斯焦法大婶也可说并非是个反动人物。　　尽管如此，现在，星期六的下午，医生们都走了，每个病人在想自己的心事，阴沉的天还把某种程度上的光亮映进病房，而穿堂里已经亮起了灯，焦姆卡微微瘸着腿走来走去，到处寻找的正是这个除了劝他顺从而不可能提出什么切实忠告的斯焦法大婶。　　但愿不要失去腿。但愿不需要截肢。但愿不是非截不可。　　同意截还是不同意截？同意截还是不同意截？……　　虽然比起这种啃咽似的疼痛来，也许还是截去好些。　　但是斯焦法大婶不在平时待的几个地方。不过焦姆卡却在楼下走廊变宽而形成一个小小穿堂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摆着楼下值班护土的一张桌子和一橱药品，但被认为是医院的阅览室）看到了一位姑娘，甚至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位女郎，她虽然也穿着洗得变成了灰色的病号长衫，却像电影里的人物：她那黄颜色的头发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的，况且这一头黄发还梳成一种颤巍巍的式样。　　还是在昨天，焦姆卡就已经头一次瞥见过她，而且，还由于这一把颤巍巍的黄发而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觉得那姑娘很美，简直使他不敢多看上一会儿，所以瞥了一眼便走过去了。虽然按年龄来说整个医院里她与他是最接近的（还有被截去一条腿的苏尔罕），但这样的姑娘在他看来总是高不可攀的。　　今天早晨他又见到过她一次背影。即使她穿着病号长衫，也与众不同，一下子就能认出来。她那黄色的发朵一耸一耸地抖动。　　毫无疑问，焦姆卡这时并不是找她，因为他还不可能下决；已去跟她认识，因为他知道，他的嘴会像是被面团粘住了似的，哼哼卿卿说些不清不楚而又十分愚蠢的话。但看见了她，他的心猛然缩紧了。他竭力不现出腿瘸，竭力平稳地走过去，拐进阅览室，开始翻阅合订本的共和国《真理报》，这合订本里的好多页已被病号剪去包东西或作他用了。　　铺着红布的那张桌子被斯大林半身铜像占去了一半，那铜像的头和肩头都比普通人大些。旁边，似乎与斯大林并排站着一个身量高大、嘴巴也大的女护理员。星期六这天她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所以就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铺了一张报纸，放了一把葵花籽儿，津津有味地嗑了起来，壳儿直接吐在报纸上。也许，她本打算来这里呆一会儿，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这些葵花籽儿。　　墙上的广播匣子声音沙哑地放送着轻音乐。还有两个病员在一张小桌上下跳棋。　　而那个姑娘，如焦姆卡眼角所见，就那么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什么也不干，但是坐得端端正正，一只手神着病号长衫的领口，那儿一向是没有招扣的，除非病员自己给钉上。这位黄发女郎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娇嫩的安棋儿，碰是碰不得的。要是能跟她随便聊会儿该有多好！……当然，也谈谈他的腿。　　焦姆卡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生自己的气。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为了节省时间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发型，推成光头了事。可此刻在她面前就像个笨蛋。　　忽然，安淇儿主动说：　　“你怎么这样腼腆呀？已经是第二天了，见了也不打招呼。”　　焦姆卡哆咦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啊！——能是跟谁说话呢？这是在跟他说话！　　那花冠似的发朵在她头上微微颤动。　　“你怎么，有点害怕，是吗？去找把椅子，拖过来，让咱们认识一下。”　　“我，并不害怕。”但某种东西使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妨碍他响亮地回答。　　“那就搬把椅子过来坐下好了。”　　他抄起一把椅子，加倍小心不现出腿瘸，一只手将它挪到姑娘旁边，跟她的椅子并排靠着墙壁。接着，他伸出手：　　“我叫焦姆卡。”　　“我叫阿霞，”对方把自己那柔软的手放在他手中，随后又抽了出来。　　他坐了下来，结果弄得十分可笑：两个人并排坐着，像新郎新娘似的。再说，这样看她也不方便。他站了起来，移动了一下椅子，显得随便一些。　　“你干吗呆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吗？”焦姆卡问。　　“为什么要做呢？再说，我是在做呀。”　　“那你是在做什么？”　　“我在听音乐。在想像中跳舞。而你，恐怕不会吧？”　　“在想像中跳舞？”　　“哪怕真的跳也行！”　　焦姆卡否定地咂了随嘴。　　“我一下子就看出，这方面你不报在行。否则这会儿咱们可以转几圈呢，”阿霞环视了一下四周，“况且也没有地方。再说，这算得上什么舞曲呢？只不过那么听听罢了，因为沉默总是使我感到压抑。”　　“那你喜欢什么舞呢？”焦姆卡兴致勃勃地跟她交谈。“探戈吗？”　　阿霞叹了口气：　　“什么探戈，那是奶奶辈跳的舞！现在真正的舞是摇摆舞。我们这儿还没有人跳。莫斯科有，而且是行家在跳。”焦姆卡并不是注意听她所有的话，只不过跟她聊天感到愉快，并且有机会瞧她而已。她的眼睛有点奇特——略带绿色。要知道，眼睛是没法染的，原来就是那样。不过它们还是很讨人喜欢。“那才叫跳舞呢！”阿霞打了个板子。“究竟怎么个跳法，我也不会，没亲眼见过。说说看，你是怎么消磨时间的？是唱歌！吗？”“不，不是。我不会唱歌。”“为什么，我们只要觉得闷得慌，就唱歌。那你做些什么呢？拉手风琴吗？”“不……”焦姆卡感到惭愧。他哪儿也不如她。他总不能直接对她说，他对社会生活有浓厚的兴趣…”阿霞简直感到不可思议：瞧，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典型！　　“你大概喜欢田径运动吧？而我，五项运动的成绩还不错。　　我跳高能跳三．4米，铅球能推13．2米。”　　“我——不行……”焦姆卡痛切地意识到，在她面前，自己是个多么无能的人。瞧，人家会为自己创造多么轻松的生活气氛！　　而焦姆卡从来都不会……“只是偶尔踢踢足球……”　　连这也甭想再玩了。　　“那么，烟你总会抽吧？酒喝不喝？”阿霞问道，还抱着希望。　　“还是只会喝啤酒？”　　“啤酒能喝，”焦姆卡叹了口气。（其实他连啤酒也没沾过嘴边，但总不能让自己彻底丢脸。）　　“哎哟哟！”阿霞拖长了声音，像腰下面挨了拳头似的。“你们怎么还是没出娘窝的宝贝儿子哟！什么体育成绩也没有！我们学校里的男生也是这样。9月份我们被并到男校了，校长给自己留下的都是些被整得服服贴贴的和功课好的学生。而所有的棒小伙子都被赶到女校去了。”　　她不是想侮辱他，而是怜悯他，可他毕竟对“被整得服服贴贴”这种说法感到生气。　　“你上几年级？”他问。　　“10年级。”　　“谁允许你们梳这种发式？”　　“哪会允许呢！一个劲儿地反对…不消说，我们也跟他们斗！”　　倒也是，她说话很直爽。焦姆卡即使被她取笑，即使被她拳头打，也不要紧，只要她不停地说下去就好。　　轻首乐结束了，播音员开始报告关于各国人民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这个协定对法国来说是危险的，因为法国被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而对德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德国被置于法国统治之下。　　“那么，总的来说你是做什么的呢？”阿霞还在探问。　　“总的来说，我是个车工，”焦姆卡漫不经心而又庄重地说。　　但即使是车工，阿霞也没感到惊奇。　　“那你的工资是多少？”　　焦姆卡很珍视自己的工资，因为那是血汗钱，而且又是刚刚挣来的。但此时他感觉到，说工资是多少，他张不开口。　　“当然微不足道！”他终于挤出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