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萨诺夫同志！您指责说，明个小时没有对您进行治疗。怎么，拖延72个小时您反倒愿意呢？”（她已经取得了胜利，把他当作落水狗打，而他却毫无办法卜·，…）“您要么接受我们的治疗，要么不接受。如果接受，今天上午11点钟就给您打第一针。如果不接受，那就请您签字，表明您拒绝我们的治疗，我今天就可以让您出院。至于等上3天，不采取治疗措施，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在我结束对这间病房的巡诊之前，您考虑好了就告诉我。”　　鲁萨诺夫两手捂住了脸。　　喉咙以下几乎全被白长衫裹严了的汉加尔特，悄然无声地从他身旁走过。奥林皮阿达·弗拉基斯拉沃夫娜则像一艘船似的一驶而过。　　东佐娃由于这番争执已经累了，指望能在下一张床边高兴起来。　　“赌，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觉得怎么样？”　　科斯托格洛托夫掠了掠翘起的头发，以健康人的声音响亮而又充满信心地回答：　　“非常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好极了！”　　两位医生互相看了一眼。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嘴角只是微露笑意，而眼睛却闪烁着喜悦的光彩。　　“不过，’东佐娃在他床治上坐下。“还是说说——您究竟有什么感觉？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变化？”　　“好吧！”科斯托格洛托夫欣然从命。“第二次照射之后，我的疼痛就减轻了。第四次以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也不发烧了。现在我睡得非常好，一觉能睡10个小时，任何姿势都不感到疼。可过去，这种不疼的姿势我怎么也找不到。饭来了，看也不想看，可现在全都能吃下去，而且还要求添点。就这样，不疼了。”　　“不疼了？”汉加尔特笑出声来了。　　“可是，给添点吗？”东佐娃也笑了。　　“有时候给添。总之，这叫我说什么呢？我的世界观起了变化啦。我来的时候完全像具死尸，而现在却活蹦乱跳。”　　“也没有恶心的感觉吗？”　　“没有。　　望着科斯托格洛托夫，东佐娃和汉加尔特的脸上都泛起了喜悦的光彩，正像老师望着出类拔率的优秀生一样：与其说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荣，毋宁说是为他的出色回答而感到骄傲。这样的学生必然会为老师所喜欢。　　“还感觉得到肿瘤吗？”　　“对我来说，它现在已经不碍事了。”　　“可是还感觉得到吗？”　　“只是在我躺下的时候，才感觉有个多余的东西，似乎还在滚动。但并不碍事！”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　　“好吧，您躺下。”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习惯的动作（最近一个月里，他的肿瘤被好几所医院里的许多医生、甚至实习生摸过，还叫邻近诊室的医生来摸，大家都十分惊讶）把腿搁到床上，屈起两膝，不枕枕头仰面躺下，并使腹部袒露。这时他立刻就感觉到腹内一直伴随着他的那只蛤蟆在里边很深的一个地方趴了下来，压迫着他。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坐在旁边，以轻柔的触摸从外围渐渐逼近肿瘤。　　“别紧张，肌肉放松，”她提醒他，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这护卫性的紧张，妨碍了触诊。后来，她终于使他信任地放松了腹肌，在胃后深处明显摸到他的肿瘤的边缘，接着她就顺着整个外缘摸了一遍，起初触摸轻柔，第二次比较重些，第三次再重些。　　汉加尔特隔着她的肩头在观察。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望着汉加尔特。她非常讨人喜欢。她想显得严厉些，但总也严厉不起来，因为她很快就跟病人们搞得很熟。她想显得老成些，仍然没有结果润为她身上总有一股女孩子气。　　“还像先前那样，可以清楚地摸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变启了些，这是毫无疑问的。退到里面去了，不挨着胃，所以他不觉得疼。也变软了些。但是边缘差不多还是那样。您——摸摸看！”　　“不必，我每天都摸，其实应该有间隔。血沉——HS，白血球——5，800……您自己看吧……”　　鲁萨诺夫脱开捂着脸的双手，把头抬了起来问护士：　　“就是说，需要打针，是吗？很疼吧？”　　此时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打听：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还得照射多少次？”　　“这——现在还无法确定。”　　“赌，大概说说。您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　　“什么？？？”她本来在看病历，此时突然抬起头来。“您是在问我什么？？”　　“问您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很有信心地重复了一遍。他双手抱膝，一副自主的神气。　　在东佐娃的眼神里，欣赏优秀生似的那种喜悦已经完全消逝了。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号，面部表情就显示出他那倔强、固执的性格。　　“我对您还是刚刚着手治疗呢！”她要让他清醒一下。“从明天起才算是正式开始。在这之前还只不过是试探试探。”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有屈服。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想稍稍解释一下。我知道，我的病还没有治好，但我并不打算完全治好。”　　唉，这些病人可真古怪！一个比一个厉害。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脸一沉，这下她真的生气了：　　“您到底是在说什么？您是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平心静气地摊开一只大手，“讨论起现代人精神正常与不正常来，我们的话题就会扯得很远……您使我恢复到这种状况，是值得高兴的，我由衷地感谢您。现在，我想在这种状况下过上那么几天正常的生活。再治下去，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在他说这话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由于不耐烦和气愤，下嘴唇渐渐离开了上嘴唇。汉加尔特的眉头抖动，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想插话，缓和一下气氛。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傲慢地望着反叛者。“总之，我不愿现在就付出太大的代价以换取未来什么时候能过正常生活的期望。我寄希望于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您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是爬进我们医院的呀广东佐娃厉声驳斥，随即从她床上站起身来。“您甚至不明白自己是在拿什么当儿戏！我不想再跟您谈下去了！”　　她像男人那样一甩手就转向阿佐夫金了，但是在被子上屈起两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像条黑狗，虎视眈眈地望着她：　　“可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请求您，再谈谈！也许，您感兴趣的是这项试验的结果，而我所渴望的是安安静静地过上一阵子。哪怕只过上一年也好。就这些。”　　“好，”东佐娃转过脸去干脆地说，“会有人来招呼您的。”　　她情绪激愤，面对着阿佐夫金，暂时怎么也无法换一种新的语气和新的面孔。　　阿佐夫金没有起来。他捂着肚子坐在床上，只是迎着医生抬起了头。他的上下嘴唇没有合拢，而是反映出各自的痛楚。除了那种同聋子哀求帮助的神色以外，他的眼睛没有其他任何表情。　　“喂，怎么样，科利亚？究竟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搂了搂他的肩膀。　　“不——好，”他尽量不用肺部呼气，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声音极轻地回答，因为肺部的任何一点震动都会即刻影响到腹部的肿瘤。　　半年前，他肩扛铁锹走在共青团星期回义务劳动队伍的最前头，还一路引吭高歌，可现在，他连诉说自己的疼痛也无法使声音比耳语高些。　　“来，科利亚，让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东佐娃说，声音也是那么低。“也许，是治疗把你折腾累了？也许，是医院的环境使你厌倦？是不是厌倦了？”　　“是的。”　　“你么，是本地人。要不要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要不要？……　　我们让你回家休养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好吗？”　　“那么以后呢……你们还收我吗？……”　　“当然收，我们一定收。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打了这么多针，你需要休息一下。针停了，你可以到药房里买点药，每天3次含在舌头底下。”　　“是合成雌酚吗？……”　　“是的。”　　东佐娃和汉加尔特不知道：在这几个月里，阿佐夫金除了按规定打针吃药以外，还总是苦苦哀求每一个接班的护士和每一个值夜班的医生另给他一点安眠、止痛的药粉、药片。阿佐夫金把这些药物储存了起来，塞满了一只小布袋，就是准备在医生对他绝望的这一天，为自己留下一条解脱之路。　　“你应当休息一下，科连尼卡……休息……”　　病房里非常静，所以鲁萨诺夫这样叹了口气就格外听得清楚，他放下捂着脸的双手，抬起头来说道：　　“我让步，大夫。打针好了！”　　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再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原来她是在为妈妈担心。放射科的3个主治医生私下里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妈妈。就年龄来说，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因为她们都还不满月岁，而她已接近50。此外，还由于她在工作上对她们的热心培养：她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的程度，并希望3个“女儿”也都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的精神；她是精通爱克斯光片诊断和爱克斯光放射治疗的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范围的精细分划，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医生也能把握两者。她没有留一手，没有什么不传授给她们的秘密。当薇拉·汉加尔特时而在这一方面时而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妈妈”尤为高兴。薇拉从离开医学院校门到现在，已在她指导下工作8年了。她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从死神的怀抱里夺回来的力量，统统来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鲁萨诺夫这个人会给“妈妈”招来极大的麻烦。得动动脑子，豁出脑袋可不行。　　咳，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倒也没什么！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乌云虽然已经飘走，但这里那里还残留着团团疑云。就在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她们医院里。他属于外科的病人，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本来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间巡诊的时候，此人诉说他睡不着觉。她给他开了淇梦拉，可是，当她从护士那里得知，这种药只有小包了，就说：“一次给他两包好了！”病人把药收下了，毅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他那异样的眼神。这事她本来是不会知道的，但医院里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邻居，到病房里去探望过他。神情紧张的化验员跑来告诉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司机没把那药粉服下去（为什么一次开两包？），他一夜没睡。而现在他又盘问化验员：“为什么她姓汉加尔特？你把她的情况详细谈谈。她想毒死我。对这个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客研奔。在这几个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开出药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　　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不知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可恰恰是他向“妈妈”提出了那样的问题，怀疑她存心不良，拿他作试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叶·沃奇科娃有关。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可她陪着儿子住院。给她儿子做了手术，切除一个体内肿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缠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不定她真的会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　　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此时，巡诊结束之后，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并作出会诊决定。　　13号楼的房子不够用，为放射科医生们连一间小房间也腾不出来。她们既不能待在“伽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12万和对万伏特的长焦距爱克斯光照射室。爱克斯光片诊断室里虽然有地方，但那里太暗。因此，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爱克斯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　　她们来到这里，在这张没有抽屉、做工粗糙的长桌子旁并排坐了下来。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包括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够处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闷闷不乐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撅出，手中的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终没下决心去谈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医生们的共同遭遇，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没有必要多说，而要说的话倒有可能说得不太中肯、不够婉转，不仅不能给人以安慰，反而会触到痛处。　　终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道：　　“最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吗？！”（这可能指今天察看过的许多病人。）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而事实上哪儿也没出差错。”（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尔萨利莫夫）“诊断时我们曾有过动摇，但治疗是对头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较小的剂量。我们的事都被那只桶给毁了。　　原来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3倍创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爱克斯光片子显示出整个骰骨几乎都已彻底破坏了。之所以难以确诊，是因为最初认为是骨瘤，甚至清教过一位教授，而后来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细胞肿瘤，骨头里已出现液化现象，整个能骨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取代。然而，治疗是对头的。　　能骨不能抽出，不能锯掉——这是牢记在脑子里最根本的一条。只能用爱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须一开始就照射量大——小了无济于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能骨巩固了。他的病虽已痊愈，但由于射线量大的原因，周围的组织都变得极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恶性肿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后，身上就突然出现营养性溃疡。如今，他的血液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而新的肿瘤来势凶猛，又没有办法消灭它，只能加以抑制。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普通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的周转，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一律让他们出院。对此，东佐娃也是同意的，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在原则上她表示同意，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别人，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她怎么也做不到。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能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为了西布加托夫，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也许，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　　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病历，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粗糙的土黄色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上面写着许多紫色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律选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2．6万个照射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5．2万个，合成雌酚50针；7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红血漆……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隔，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两位医生继续在翻阅病历，把积压下来的几份接着填写，而那位护士——爱克斯光技术员此时仍在给门诊病人做放射治疗。这会儿她把一个穿蓝色连彩裙的4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它们还很小，还不是恶性的，但应当进行照射治疗，以免它们继续发展和转化。这小姑娘自己没当回事儿，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许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已经不害怕了，像小鸟儿似的卿卿喳喳，喜欢去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对那个亮晶晶的世界很感兴趣。给她照射一次的时间总共只有3分钟，可这3分钟她怎么也不肯一动不动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转来转去，偏离方向，爱克斯光技术员不耐烦地关掉电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对准她。母亲拿着一个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还答应给她许多其他礼物，只要她这会儿乖乖地坐着。随后进来一个满面愁容的老妇人，她好半天才解下头巾，脱去上衣。接着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病号服的女人，她脚掌上长着一个小球似的有色肿瘤——这东西只不过是由于被鞋里的钉子扎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护士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厘米的区区小球，竟是恶性肿瘤之王——恶性黑色素瘤，不知为什么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　　两位医生难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们的病情，给护士出出主意，就这样，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该去给鲁萨诺夫注射恩比兴的时间已经过了，她马上把有意压下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历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　　“在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下，居然取得这样大有希望的良好开端，”她说。“可惜这个人太固执。但愿他不会真的拒绝治疗。”　　“那就让他试试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种病是一样的，但是疗效明显，变得大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拒绝治疗！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汉加尔特当即表示同意。“可我没有把握能拗得过他。要么，把他叫来跟您谈谈？”她在剔除指甲缝里粘着的一点尘垢。“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5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当道！说什么直到给他床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逼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射的病人等候时坐。　　颓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对病人则说：　　“起来吧，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时不太相信。然后忍着难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动从地上爬起来。看得出，每一个动作和躯干的转动都使他感到困难。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把行李袋抓在手里，而现在要弯腰去取他又疼痛难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白净的手提起他那湿透了的不干净的行李袋递给他。　　“谢谢，”他露出一丝苦笑。“我竟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水迹。　　“您淋过雨吧？”她注视着他，愈来愈同情。“那边走廊里暖＿和，您把大衣脱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发烧吗？”他的额头整个被那顶拉得很低、聋拉着两只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盖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额上，而是贴向了他的脸腮。　　一摸就会知道，他发烧了。　　“您通常吃什么药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不再那么极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还有吗？”　　“没有。”　　“要不要给您拿点安眠药来？”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唇。　　“没有那张纸——就得淋雨？”　　他解开军大衣的钮子，从露出来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管，属于放射科的。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　　“我马上就会拿来。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过来。“把那张纸还给我！我们了解这些手段广　　“可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她回过头来，委屈地问道。“难道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地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　　“凭什么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　　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气了，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交给他，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让。”字样，还划了一道杠，打了惊叹号。　　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身旁走过。他睡着了。长椅微微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浅槽，对这个人来说，睡在上面很方便，不会摔下来。他已把淋湿的军大衣脱了，但还是把它盖在身上：一侧衣襟盖着两腿，另一侧盖着肩膀。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3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号刚刚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8点钟开始，用支架吊起来的一支18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通风窗口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甜腻腻的、有点儿难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涂刷了一阵。她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来一下。”　　说完她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她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铅毯，用它们盖住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接部位。这些有弹性的小毯子压在身上，给人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这时护士也走出去了，关上了门，现在只能通过厚厚的墙壁上的小窗口看见他。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些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无坚不摧的爱克斯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像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尔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模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人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谢穿。　　这种重量子的野蛮轰击是悄然无声进行的，被轰击的组织没有任何感觉，经过12场轰击之后，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有了生的愿望和生活的乐趣，吃饭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复了愉快的情绪。照射了两三次就使他解除了活着便是活受罪的疼痛，从此他就一心想了解和弄懂，这些穿透力极强的小炮弹何以能轰击肿瘤而又不触及其余的肉体。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这种疗法的原理并相信其正确性之前，是无法毫无保留地接受治疗的。　　于是他就设法从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那里了解爱克斯射线疗法的原理，当初，就是这个亲切可爱的女人从他们在楼梯脚下初次见面时起，也就是在他横下一条心，哪怕让消防队员和民警来把他拖走也不在乎、也不自愿离开的时候，便解除了他的成见和戒心。　　“您别怕，给我解释解释，”他让她宽心。“我就像一名自觉的战士，应当明确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否则就无法作战。怎么可能让射线杀伤肿瘤而不损害其他组织？”　　该技·科尔尼利耶夫娜的一切感受在眼神里尚未流露出来之前，总是首先反映在她那极其敏感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此时，她内心的犹豫正是在嘴唇上反映了出来。　　（关于这种不分敌我盲目轰击的炮火，关于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射线，她能向他说什么呢？）　　“哦，那是不可能的……好吧，我简单地说说。爱克斯射线，毫无疑问，对什么都破坏。不过，正常的组织恢复得快，而肿瘤组织便不是这样。”　　不管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却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