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万古江河》序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假如用河流为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喇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太平洋的黄海与东海。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因此，本书封面以黄河为象征。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采，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喇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历程。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凡此阶段，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说也有自己的认知，而毋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既然本书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其不同于一般中国通史的内容在于不以政治体为界定中国文化圈的断代标杆。因此，本书完全与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理念脱钩，是以公元纪年划分为几个大段落。公元纪年，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方便。这些大段落的起讫，也只是取其年代的整数。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为此，本书的前半（第一章至第五章），以公元1500年为断代下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后面三章，叙述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五百年。这五百年间，中国体验了没顶的惊险，也学习着弄潮儿冲浪的功夫。这是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族群，以数千年积蓄的能量，投身演出的五百年悲喜剧！本书既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应当同时论列文化内容及文化外延。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中国的正史，一向是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近世新出版的通史，仍不能摆脱以政治史为纲之旧习，日常生活部分少见着墨。本书转移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轻视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凡此项目，史学界前辈均已有过叙述。本书之另有着重，其实也是为了补苴一般通史的空白。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在此等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学不能自外于这一潮流。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为此，本书将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象。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老子说，知人为之智，自知为之明。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该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时代所谓的“中原”，也常有不同的定义。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到近古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本书第四章以下，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较，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代背景。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最后，撰成此书，许多观念得自一生师友与学生的启发，一并致谢，恕不能列举了。撰写过程中，汉声同人，尤其吴美云、汤世铸两位费力最多，甚感。曼丽时加鼓励，本书书名，即是她想到的！**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在“中国”这个观念还未形成时，人类早已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活动。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渐渐懂得栽种、畜牧，自己生产食物，也开始群居，发展出多元的地区文化。经过分分合合，这些地区文化逐渐聚合为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成了日后中国文明建构的基础。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当我们谈文化史上的中国地理时，指涉的不是一个有清楚边界的行政版图，而是那个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因为文化系统的范围和行政单位的版图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确的边界以表示主权的所属，而前者不可能有显然可见的界限。中国核心文化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整体看来，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高山、高原这两大屏障，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传说中，女娲造天，天塌后地倾东南。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看向一个方向，而是四方八面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这一情形，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这些地区从北算起有：1.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2.以森林、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3.以黄土高原、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4.湖泊、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5.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岛屿；6.有高山、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7.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区。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草原文化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维生。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他们都靠牧、猎维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两条大河，两个文化区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起源地相差不过几十里，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南一向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海洋外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列岛，以及从台湾岛开始往下的一串岛屿。这串岛屿和大陆沿海的陆地，封起了一条内海。内海的两岸，不论是沿海陆地居民还是岛屿居民，实际上是不断地在移动，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沿海陆地上的居民，无数次移向海岛；海岛上的居民，则借着洋流和季风，不断地南来北往。内海两岸的居民，同样的跟着洋流追逐鱼群，同样的在沿海的小丘陵、小河沿岸过着一区一区的农村生活。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所谓“海洋型蒙古种”和“陆型蒙古种”的差别。海洋文化，是以芋头、水产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和大陆以稻米、小米维生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岸处处可见，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的融合。还有，东南沿海地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也多岩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从这些东南出入口，长期汲取了亚太地区的财富；近百余年来，从同一个出入口进入的欧美工业产品却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近代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大而又深刻。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地区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接界面。西南的高山文化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区。云南有50多种习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往往高山顶住一种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种人，而谷地里又居住着另一种人。这三种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他们翻山越岭，不避辛苦，靠着芦笙高音和对面山谷的邻居彼此唱和。各处山腰沿着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断有马帮和盐客来往，将各地的特产和讯息带来带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或河流，将中原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再将此地的物产带回中原。西北的丝路文化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寒，平坦处是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岛似的绿洲。这些绿洲本身即是一个个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牧人有两种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区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千里驼铃，渡过沙碛，翻过山隘。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是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到西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到北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的南北交通。这个现象，可和中东地区做一比较：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距离其实相当近，中间有海东地区作为过渡地带，但由于两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绝，终于孕育出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的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融合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但是，不要低估各地区那些小异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适应当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一种猎鹰），射鹿刺鱼，猎取他们的食物。在黄土地区，居民以高亢的歌声唱着西北风花儿，秦腔、燕歌永远是激昂慷慨。相对而言，东南一带的水磨腔昆曲，表达的则是曲折的柔情，和北方的慷慨北歌相比，呈现出阳刚与阴柔两种不同的格调。总而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似乎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这个交响乐是这个地区“人类喜剧”的一幕，这一台戏在这个舞台上已演出一万年了。接下来，谈的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他们最早的活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人类的传承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而言，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ofAfrica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数据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了原有的另一人种。中国旧石器的传统特色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的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Movius，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于手斧的定义尚多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一致的东亚特色。“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100多万年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最著名的“北京人”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断，北京人当是从50多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30多万年。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元谋人和蓝田人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是人工用火的遗迹。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也有一些数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湖北的郧县、石龙头，贵州黔西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县的金牛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用火的痕迹。旧石器中期的遗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其个别特征之处。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著，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所以河套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14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1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三层，上层以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14测定，是10770±360年，是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艺水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了必要的基础。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农业与聚落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不安定，也不能组织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构成小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类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文化基础上，再迈进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时候。本节叙述的，则是文明未开展，尚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阶段。上一世纪的考古学，以石器的形制作为史前文化分期的标准。“新石器”与“旧石器”是两个相对的名词，这一分期方法至今还在沿用。不过，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Childe，1892-1957）提出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观念以来，划分上述两个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已落实在人类是如何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上面。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这一发展过程，是逐渐的，不是实时而全面的转变。生产食物，农业自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生长农作物的自然条件不足的地区，畜养牲口作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生产食物的途径。因此，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于农业及畜牧。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活相应的也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最可注意的变化，当是人类开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时，人类必须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一个地区的资源用尽了，就必须到别处觅食。经常不断游走觅食，不遑寄居，壮年的人辛苦，而老弱幼小则难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数字不会多，也未必稳定。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斯，终老于斯。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人类的食物资源是会走动的牲口，牧人似乎不须如农夫一样的定居于农田附近。但是，所谓逐水草而居，其实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牲口的食物来源是有范围的，再说经常迁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此，本节的叙述将以中国地区史前的农业及聚落为两大主题。山西怀仁的鹅毛口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史前人类以当地的凝灰岩石料，经过砸击与摔击，制作工具。在这些石器之中，出现了石锄、石斧、石镰，其形制已与新石器时代同类的工具相近。锄、镰都是农具，是以鹅毛口遗址时代，可能已有农业生产。不过，锄是翻土工具，也可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镰是收割的工具，也可用于割取果实及枝叶；两者都可以是采集食物的工具，其出现未必即是农业生产的证据。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农业农业在中国地区初现，当以发现栽培的作物为据。在中国北方，至今最早的农业遗迹，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遗址范围8万平方米，是一个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下穴，穴壁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撑芦苇涂泥的屋顶。房屋与窖穴大都是几座聚集一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级同居单元，也许即是家族。房屋内部，往往留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都是农业生产及粮食加工的用具。遗址中有数百处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贮存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粮食堆积厚达2米，储粮总量可达10多万斤之多，其食物供应之规模，相当可观。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新密莪沟的两处遗址，也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扇形尖端，也都出土磨盘、磨棒、石镰、石铲，及储存于灰坑中的粮食。这三处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与裴李岗遗址都在高于邻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当时黄河冲积平原仍有沼泽及湿地，遂在离水不远的台地上种植粟类（小米）。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时代是距今9000到7800年之间，这里的农业生产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其他诸遗址却颇不相同，虽也种植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老官台的农业遗存今日陕、甘渭水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在属于老官台文化（由陕西华县的老官台遗址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台遗址不见磨棒、磨盘，却有石杵，则食物加工的方法当系使用杵臼；也不见石镰，而有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与磁山、裴李岗的农业不同。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同时以磁山为例，从食用后遗弃的动物骨骸，除了家猪、家犬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及水产物来判断，显示他们仍有相当程度的渔猎活动。南方的稻作遗存秦岭、淮河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先民发展了稻作农业。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在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的年代是距今1.4万多年。地质学工作者在东海大陆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万至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体。中、美两国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采集到数量可观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14测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其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彭头山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间。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700至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英德市牛澜河遗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万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籼稻的植硅石。这些遗存的痕迹，或是于抹墙涂泥中，拌杂稻壳，或是陶土中掺和稻壳碎末。在汉水流域，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年代在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也有稻谷遗存。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群之中，有一座古城，城内有水稻田的遗存，邻近则有祭坛，这片仅有的古代稻田，可能即是祭田。这片稻田的时代，甚至比城头山更早一些。稍晚时期，东南沿海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了有明确的稻谷遗存，更有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例如骨耜及戽水器。稻谷、稻秆的堆积，最厚处超过１米。这些稻种，经鉴定为栽培的籼稻。凡此稻作文化，不仅出现了栽培稻，而且已从籼稻育成今日中国人食用的粳稻。中国野生稻是籼稻的祖先，其在中国地区的广西、海南湿热之地，分布甚广。然而，至今最早栽培稻作的地点在长江中游，其中原故，或因南方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食物易得，而两湖与浙江均是温带气候区，有万物凋残的冬季，使先民有了生产食物及储备食粮的动机。这些稻作农业的遗址，出土了不少猪、狗、水牛的遗骨，以及陶塑的猪和鸡，是以家畜、家禽均已驯养。水产品仍是食物，显示采集活动与农业共同存在。稻作农业地区，在石家河及良渚文化时代，北方栽培的粟黍传入南方，似是补充作物。北方的羊，也传入南方，引为家畜。同时，长江流域中游、东南沿海，及华南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农具都有地方性的差异。例如，良渚文化遗址有三角形的石犁，广东石峡文化遗址有石镰与石铲，均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歧异。南方与北方的原始建筑南方气候与地形土壤均与北方不同。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房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撑起的涂泥屋顶。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则是以半地穴或平地为基址，房屋或圆形或方形，四壁立柱，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为编竹夹泥的建筑。屋内地面，以烧土垫实加厚，这种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今仍可在长江流域的乡间见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木结构建筑的祖源。河姆渡遗址有一处长屋，是一座有高足的干栏式建筑，长达23米，进深7米，并有宽达1.3米的前廊通道。河姆渡遗址，有一口水井，以木架排桩建成。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凡此设施，均可见当时居住是长居久安之计。总之，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农业及黄土房屋，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除了栽培的谷类食物外，人类也已发展了相当种类的蔬菜及家禽家畜。拥有稳定的生活资源，古代人类遂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社会组织及心智活动方面，都可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力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及聚合过程在自序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这些小文化正如许多小河流，会一区一区地合并成较大的文化系统，而较大的文化系统又会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不断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为了探讨各种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考古学家观察陶器的质地、花纹、形状，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个文化的特色，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这些特色的交换、转变与融合，建构一套全盘的文化分区理论。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分区，到了青铜时代或更晚的时期，会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系统，终要融合成为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退。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的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竞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１）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２）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３）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４）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５）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