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Katz)的一部很有思想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卡茨展示出，美国人近年来的社会福利观念已经变得过分狭隘。[34]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向穷人提供官方援助上，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分配形式：社会保险计划和税务政策。然而在规模和范围上，社会保险计划，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都会缩小贫困家庭需要支付的款额。而且，这些计划都很有效地在老年人中减少了穷人需支付保险金的百分比。州政府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减少美国家250 不平等的童年庭之间的不平等。要减少本书中所描述的社会不平等，州政府的干预很可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例如，一种与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类似的儿童津贴就很有可能会有效地削减贫困儿童并减小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上的差距。【35】正如大卫·卡伦(David Karen)指出的，为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增织一张“安全网竹会很有帮助：任何能为穷人（和工人阶级）提供安全网的措施都会增加……儿童的资源，并因此使得他们有可能去参加现在还无法参加的各种活动。他们被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不仅因为他们没有钱参加，还因为家长没有时间接送他们。如果家长有了更多的时间（比如，工作时间减少了），孩子们有可能会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口在这样的目的下，我会支持像全民医疗保健、州政府出资的日托、（和）落实最低工资这样的条款。【36]此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增加娱乐经费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我在对斯旺小学和下里士满小学周围娱乐项目负责人的采访中清楚地发现，镇区变得越富有，他们能提供的娱乐活动也就变得愈加丰富。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课外活动和交通运输的优惠券（例如，音乐课、美术课、运动项目和特别夏令营）o ．个问题是，各住宅区在社会地位上都较为草一化。如果能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合并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设施。然而，更难做到的是，出台支持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决策。相反，如同其习惯势力，美国人更有可能仍然把精力放在更多孤立的解决方法上。但是，由于问题依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下面我将讨论一些可能性。放慢速度：为中产阶级家庭做的政策性建议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忙乱的日程安排在媒体报道中日趋增多。因此，一种社会运动潮流正在逐渐形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家长开始抵制如此安排孩子的生活。包括像《过分忙碌的孩子》(7he Over-Scheduled Child)这样的书籍坚持说，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已经失控了：星期二早上6：45分，7岁的贝琳达还在睡觉。学校上午9：00才开始上课，而她妈妈通常也会让她睡到7：300但是星期二却不行。贝琳达星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薏和局限性 251期二有钢琴课。她要在钢琴课后直接赶往学校，到下午3:00才放学。然后，临时来看管贝琳达的人开车把她送到从4：00上到6：00的体操课上。虽然星期二最忙，但是一周中其他几天也都排得满满的，有教会学校和唱诗班、芭蕾舞和（贝琳达最喜欢的）马术。“一天下来她就很累了一，她妈妈难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忙）到底好不好。但是我想给她我不曾有过的那些优势。竹【37]作者们对这种日程安排十分恼火：我感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已经紊乱了，但是我们却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为孩子做得太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应该少做点儿——……我们每次……回【转】过来……就会看到又有一些人在我们该为孩子茁壮成长而做的事情上多加了点东西o (38J抵制在不断地蔓延。在集体层面，像以明尼苏达韦扎塔为基地的“家庭生活第一竹这样的基层组织正在给教练和其他有组织活动的成年领导人施压，确保全家在一起的时间获得优先权（例如，通过不在星期天安排活动，或不惩罚因和全家人一起出去度假而错过活动的孩子）o新泽西州的里奇伍德镇区宣布全社区成立（自愿参加的）“家庭之夜一，并在这一晚安排取消孩子的有组织潘动（和家庭作业），这个社区也因此而获得了全国的关注。这些初生的运动都明确承认孩子过满的日程安排十分荒谬，承认家庭生活被狂乱的“超级过度日程一所奴役。【39]在谴责过度安排孩子日程的同时，专业人士号召家长给孩子更多随意玩耍的时间。[40]在个人层面，他们鼓励家长对孩子参加的活动要严明限度。有些家长很骄傲地在自己的网站上宣布，他们要求孩子一次只能参加一项活动。一个关于家长如何监督和干预公共机构的系统性审评还没有出现。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都积极主动地培训并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对于家长广泛对孩子使用讲道理的方法有多少价值，人们的怀疑也正在不断增加。专业人士和媒体对家长与孩子之间界限模糊所带来的问题也作出了很多相应的反应。以（（家长是主管：为您和您的孩子制定健康而充满爱的界限》和<我是家长，你是孩子》为题，专业人士发出了家长需要给孩子提供指令的信号。这些书都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讲述了一些无礼，讨厌又不领情的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252 不平等的童年拒绝对客人讲礼貌，认为作孩子的可以决定是否与家人一起吃晚餐，还能在接到了礼物之后不对送礼的人表示感谢。作者们把这些孩子形容得极其失控，渴望成年人的干涉[原文如此，虽然译者认为此处“干涉(intenrention)∞应作“关注(attention)"】，因此他们号召家长要“制定界限并作出决断竹o这些专家提供的解决方法大都提倡个人去采取行动：鼓励每位家长去找回自身固有的力量来自己做主；给孩子明确的指令；顶住诱惑，不去寻求孩子的赞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产阶级家长的这个新议程，不论是以集体形式还是以个体形式表达出来的，汇总起来就是又回到了成就自然成长策略的许多要素上。对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家长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限定界限：减少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时间，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的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遵从权威的标准：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作出的建议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要在公共机构的场景中为孩子获取更多的优势。有些课程强调给孩子读书的重要性，增加词汇量，并防止“暑假退步竹（summer setback．署假退步指的是，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在假期里大都会学习退步，而中产阶级孩子的学业却在假期里大有长进）o【41]在此，重要的是要记住公共机构的标准永远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看字读音教学法这一年很“流行竹，下一年就换作了整体语言教学法．电脑先是得到了推广，而后又遭遇了挑战）o为孩子提供遵从权威标准所需的资源固然可能有帮助，但是这样做也并没有对基于阶级地位之上的儿童教养方法其本身固有的问题去进行仔细审视。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帮助专业人士学会如何对文化惯行的不同更加敏感，如何“语码转换竹，在互动中因人而异，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进而，他们也可能能够教孩子们如何在家庭和公共机构之间进行“语码转换霄o一种很有前途的发展项目就是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提供那些中产阶级孩子在家里能得到的协作培养的成功计划。这样的例子包括高中的深度干预，以及学校和家庭教师通过“我有一个梦想竹的慈善事业承担起中产阶级家长（和他们雇的家庭教师）通常会扮演的角色。这些课程项目提高‘厂孩子的学习成绩，减少了停学、纪律问题和少女妊娠的出现频率，还增加了大学的入学率。很多项目还把高中毕业率翻了一番。【42]其他干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正面效用。【43]侧如，在有些课程中，高中老师为低第f。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253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大学校园游，提醒他们关键性的截止日期，帮助他们填好大学申请表。像这样的课程项目，以及像“大哥哥，大姐姐竹这样比较传统的项目，都改善了孩子的在校经历。【44]总之，与给中产阶级家长的建议不同，在政策上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的建议不涉及忙乱的日程安排或需要家长去进行更多的管控。相反，这些建议都集中在为孩子获得在公共机构巾的优势上，鼓励家长更多地使用说理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词汇量，并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通常家中有新的成员出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家里人会在日历上圈出与即将出生的侄女、侄子、女儿或孙子有关的各种日子，在出生前会举行像宝宝送礼会这样的庆祝活动，为宝宝的到来庆祝并赠送礼物，到医院去做检查并详细谈论宝宝会长得像谁，以及有像洗礼仪式或在各个教派的教堂里举行“献堂典礼_这样正式的祝福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庆祝新生命带来的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以白己独特的方式展开的。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的脾气和喜好以及不同的基因排列。弗恩·马歇尔每周花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时间打篮球，斯泰西则痴迷于体搡。加勒特·塔林格个性很沉静，斯宾塞却总是说个没完没了，他爸爸假装很绝望地说：“你简直无法让他闭嘴。竹梅勒妮·汉德隆的哥哥又高又瘦，梅勒妮却又矮又结实。甚至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教子经历。家庭结构会随着时间变化，家长的生活状况和教子方式也会随之变化。兄弟姐妹们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也各自得到不同的人生结局，这当中的变异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每个人生命中的独特性格，以及每个个体带给家庭的独特天赋，都不应该蒙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在制造不平等的过程中，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十分重要。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构成了人生的各种机遇。每个家庭都会欢庆新生儿降生，而有机会获得至关重要又为人普遍追求的目标，对于所有这些新牛儿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例如，在像学术能力测验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中拿高分，从大学里顺利毕业，拥有专业性强的工作和持续受到雇用。我们丝毫也不能主宰自己能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而我们出生的家庭却相当重要。其中部分原因254 不平等的童年在于，公共机构系统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更多还是建立在某些文化模式之上，而对另一些文化模式则少予采用。事实上，在社会上走上坡路和走下坡路的都大有人在。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有些人，尤其是某些移民群体，克服了人们预想的种种困难，生活越来越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在这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承认的社会地位系统中，卡蒂·布林德尔、温迪。德赖弗和泰雷克·泰勒在生活中的很多重要元素．E有相同点，就像加勒特·塔林格、亚历山大·威廉斯和斯泰西·马歇尔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有共同点一样。这就意味着有时候阶级地位比种族更重要。这也暗示了，虽然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男孩和女孩在生活中有重要的性别差异，但是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45]美国人大都不会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这一观念。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是中产阶级。当有人问起社会分歧时，很多人都很愿意谈论种族的影响，但是社会地位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会系统性地谈论的事情。【46]现在也不像早些年那样，人们已不再就消除贫困或缩小不平等的社会差距等观点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公共机构的标准中审视社会地位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丫言词来理解不平等的现象。它强调了公共机构的标准是如何给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同时也突出了家中的文化惯行在家庭以外是如何以不平等的方式来获取酬劳的。这一关注焦点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削弱rti产阶级对自己在道德水准上比穷人和工人阶级要高尚的主观臆断。而一套建立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七的词汇也要远远胜过．一套道德说教的词汇，因为后者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状况来从道德上加以指责并把最苛严的批评留给了那些“不劳而获的穷人”o f47】这样做也比只依据种族类别进行研究要更精准。一个人所在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成败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的社会系统所制造并维持的不平等却因其无形而不予承认。如果我们扩大宣讲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会变得更好。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开始更有系统性地认可我们当中的阶级区分。附录一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到人们家里进行观察，用“自然主义的方法竹来研究家庭成员的互动是非常少见的。很多人对研究过程都特别好奇。由于篇幅关系，本书无法提供详细的描述，但是我将在这篇附录中描写一些在调研中出现的困难和进退两难的局面。取样虽然对家庭的观察组成了本书的核心，但它却只是一次多维性调研的一个方面．这次调研还包括了在小学里听课做观察和对很多家I乏进行访谈。项目最早的阶段在1990年就展开了，当时我（在一位非裔本科女生的帮助下）对劳伦斯威尔（假名）-‘所公立小学三年级的31位家长进行了访谈；劳伦斯威尔是中西部一个小型大学社区（人口有2.5万人）o其余53个孩子都是从东北部一座大都市里的小学中选取的。我决定把调研的焦点放在三年级孩子身上，是因为我想要选年龄足够小的孩子，这样他们的家长就仍然会在很多方面深层次地参与管理他们的生活（并因此向他们传输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年龄又足以给他们一些掌控自己业余时间的自由。我还希望能抓住机会，在同龄人的影响开始对他们的生活起决定性作用之前观察这些孩子。起初我曾希望能对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做访谈，结果发现平时很能说的孩子，一旦面对录青机就会一言不发，所以就作罢了。【1】之所以决定包括白人和非裔两组儿童，并且用家长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结合的方法来定义社会地位，是根据我在劳伦斯威尔遇到的现实经验而形成的。虽然我最初的计划是去研究不同社会地位的白人，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而且，近几年那里还出现了黑人家长联合抵制学区无视黑人儿童需求的抗议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研究家长的参与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却把黑人256 不平等的童年家长排斥在外，是毫无道理的。附录三的表Cl显示了全部取样(88个儿童)以种族为参数的分配情况。在取样规模小的情况下测度社会地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测量“不平等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人采取分级渐进的方法：根据不平等的关键性元素——特别是职业声誉、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他们把个体或家庭按等级分成一个相对连贯的层级。但是，各种职业之间的差别很大，尤其是在员工享受的自主权上、在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保住工作的程度上、在工作的清洁度上，以及在工作的声誉上。我把这些差异看做是非分级渐进的。在如何界定各个阶级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即，是否要使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界定方法）o【2】然而，不论使用谁的方法，大多数当前流行的建构方法都运用了大量的阶级类别以得到细致人微的经济地位差别。在这次调研中，我不可能模拟这样的界定方法。由于我的目的是要展现一幅透彻而真实的家庭生活画卷，我只能分析很少的几个家庭。事实上，由于取样少，又由于我的愿望是要跨性别跨种族来比较孩子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以区分细致为特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合理的。起初，根据我观寮的市镇所代表的人口分布，我定位在两个阶级类别上。由于从整体人口来看，自己做老板或自己经营某个工作的人并不多见，我决定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是一般职员而并非是老板或自己开业的家长。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去在这个参差各异的群体中再做区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标准，但是工作场合的权威力和_文凭屏障一是两个最普遍使用的标准。前者需要把那些拥有监督管理权威的人与没有这些权威的人区别开。后者需要把要求雇员受过严格教育的工作与那些不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区分开。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对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方法的实用性评估，我把阶级划分定位在了一个很宽泛的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区分上。我原计划与每个有工作的成年人进行讨论，并让他们提供自己工作的详细情况、他们所在单位的类型（如果有的话）和他们在单位的职位，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把调研中的家庭分别分配到这两大类中。如果一个家庭里两个人都有全职工作，并且两人的工作处于不同的地位类型，我附录一 研究疗法：寓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257就会把这个家庭分配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类别（即“中产阶级竹），无论家中哪个人的工作起决定作用。当我了解到劳伦斯威尔的几所学校中有很多孩子家里都在接受政府救济的时候，就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修改。如果忽略了这些家庭，调研的范围就会被无根据地任意缩小。因此，我又加入了一组没有工作的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在传统上都是被排斥在各社会地位组别之外的。最终，我研究了三个类别：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归人标准见表Cl）o这些社会地位的类别中隐藏着重要的内部差异。威廉斯家（黑人）和塔林格家（白人）都是高收入家庭（即，年收入在17.5万美元以上）o在我这些为数不多的取样中，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别虽然是真实的，却没有造成他们在儿童教养方法上的差别（包括更富有的家庭）o而且，也没有其他数据显示出引入注目的阶级内部差异。因此，使用“中产阶级”这一个术语看起来就可以很合理地涵盖各种不同富有程度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一条略有不同的脉络上，表C3清楚地显示了，这些社会地位的差异是与不同的家庭结构紧密交织在…起的，这种分布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存在。【31因此，我们观察昀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孩子都与他们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虽然一些贫困儿童也与他们的父亲保持着联系，但是在我们的密切观察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黑人或白人贫困儿童的父亲和他们一起住在家里。工人阶级家庭界于这两者之间。这种分布模式令人怀疑：协作培养是否会以父母是否离异而定呢？本项调研的范围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答复。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虽然家庭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但却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31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取样中，就有三个单亲家庭。这三个单亲家庭很明显是使用了协作培养的文化逻辑。然而，这三位家长也的确在访谈中抱怨说，一个人教养孩子确实力不从心，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够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给孩子在很多有组织的活动上报名。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表明，双亲家庭的孩子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比单亲家庭的孩子要更多。【4l学校的选定在理想化的世界里，我会去寻找具备各种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学校和住宅区。258 不平等的童年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儿童却是住在种族趋向于单一化的地方，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社会地位也比较单一．他们所在的学校也是同样的单一化。最终，我选择了种族多样但社会地位单一的学校【5lo在选好了达到我的基本要求的学校之后，我用自己的非官方网络与相关学区的管理层人员见了面【6】o这些管理层的官员从我提供的名单上选出了最终参加调研的学校，他们还代表我向相关的校长做了序幕性的介绍。对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详细描述（本书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这两个学校）见第二章。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6月，我每周至少到下里士满小学的一个三年级教室观察两次（经常是更多次）0 1994年4月，我开始在斯旺小学的一个三年级教室做同样的观察。一名研究助理每周都到斯旺小学去，在9月到12月间观察现在已经是四年级的这些学生。此外，孩子们上四年级的时候，我有时还会回到每个学校去看他们。我和我的助手们在他们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毕业典礼。下里士满的三年级老师格林女士慷慨地欢迎我到她的班里，并协助我和我的黑人本科女助理融入她的班级里。在教室里，我有时只是在一旁观察，但有时我也会在美工课和电脑课程上帮一下忙．并在孩子们从学校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搭一把手。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我都带来了吃的东西，包括情人节那天带饼干到班里。【7】我开始对学生有了很好的了解，我到学校去时女孩子们会拥抱我。一旦和孩子们建立起温暖和睦的关系，下一步就是与家长做访谈。根据任课老师对孩子们的了解，我把他们按种族和阶级分组，并每隔“n竹个名字选择了一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家长写了一封信（学校给了我孩子们的地址），在信中解释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孩子们如何度过课余时光的书，而且还会在书中更普遍地考察家长是如何帮助孩子度过每一天的。我在三年级结束时（下里士满小学）和四年级的秋季学期（斯旺小学）把这些访谈邀请信发了出去。【8】然后我给所有的家长都打了电话，和他们谈了我的项目，并与他们定下了访谈的时间。在这两个观察点中，只有一位母亲马上拒绝了参加访谈（有一些父亲最终谢绝了邀请）o此外，有三四个家长起初同意参加，后来则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困难而没能接受访谈。总的来说，同意参加的家长所占比倒为90Ų然而，我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取样。虽然这些家庭在种族上都很多样化，但是这两个学校还是没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黑人孩子和贫困的白人孩子。找通过在斯旺加人附录一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259三年级学生扩大了取样范围，并用广告传单和非官方的关系网招募了更多的人。【9】大部分与家长的访谈都是在1993和1994年之间做的，但是有一些到了1997年才完成。我们还额外对60位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与儿童工作相关的成年人也进行了采访。例如，几所学校（包括劳伦斯威尔）里的三年级和四年级老师都接受了采访，还有其他的学校职工（即，阅读专家、音乐和美术老师、学校的护士、校车司机和执勤老师），以及孩子们业余活动的很多提供者。只要有可能，这些访谈的焦点都是参加我们调研的这些孩子o（附录C的表C9提供了调研的时间流程总览o）招募参加调研的家庭听课和采访家长对在家访阶段进入到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下里士满区格林女士的三年级班里就出丫12名儿童中的7位：布林德尔、泰勒、欧文、德赖弗、卡罗尔、扬内利和麦卡利斯特。斯旺区的四年级班里又出了2名：塔林格和汉德隆。选取这些家庭是一个有意识的、复杂的运算过程。采访的阶段帮助我们确定了某种类型的经历和家庭特征（尤其是有组织的活动的数量，亲戚纽带的强度，家一校之间关系的深度），这些特征就作为了每种社会地位的显著特征。我想让大乡数我们访察的家庭都能尽可能地在这些特征上有代表性。我们力图避免选择那些或是在学校超常活跃或是在与老师的互动中超常沉闷的家长。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我们还进一步把人选限制在了那些双亲家庭上。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每个类别里，我和我的助理们只能从三到四个家庭中去选。[IOJ在为访察阶段作出最后选择当中，我想要平衡一下取样中的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我还想要去看孩子们共有的关键性特征，尽管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地位。例如，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是一些孩子都一样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到附近的亲戚家串门，或是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总之，为了减少未知因素与孩子的行为差异相关联的机会（比如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程度），我和研究小组试图在选取目标儿童的时候进行“混合匹配一o我还寻找了_异常个案竹o尤其是，我特别想包括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活动的中产阶级孩子。从我们采访的家庭中我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家庭，斯旺小学的老师们也想不出一个可能存在的候选人。在儿童教养策略和家庭住址方面，260不平等的童年我寻找异常个案的努力更加成功，比如，有的家庭有很多中产阶级的特征，却住在工人阶级或贫困的住宅区。有两个家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对比。欧文家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是种族混血的家庭（白入母亲，黑人父亲），他们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把他们置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但他们却住在工人阶级住宅区。他们的儿童教养策略以成就自然成长为主，但我们也观察到了协作培养的迹象。格里利家是另一个异常个案。格里利女士是一位白人单身母亲，她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现在和自己的非裔男友住在一起。她出了一个吸毒的问题，并曾一度严重到让她暂时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在调研期间，格里利一家正生活在贫困线下，住在一个白人工人阶级住宅区里。尽管她在童年时代享有特权，但是格里利女士的大多数儿童教养策略都反映了她当前的社会地位：她遵循着成就自然成长的方案。这两个异常个案提示我们，社会地位可能比住宅区更有影响力，但是只有大量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为解开这些重要的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我和研究助理们最初拟定的名单中，12个家庭里有9个家庭同意参加：两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全部四个工人阶级家庭，以及四个贫困家庭中的三个。【II]罴人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分类还是空缺的。我在斯旺小学邀请的母亲因隐私问题而谢绝了。虽然我不愿在斯旺和下里士满以外再招募人选，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转向了一个多种族的私立学校，一个熟人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在那里，我联系到了威廉斯一家。到1995年春，我只缺一个白人贫困男孩和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女孩了。为了找到那个男孩，我又回到了下里士满学区。在那里，一位社会福利处的主管（我是从公共电话簿上找到的）把我引荐给了格里利一家。【12]为找到黑人中产阶级女孩，我调动了各种各样非正式联系人，然后才找到了一个愿意参加并符合我最关注的标准的家庭。女孩的名字叫斯泰西·马歇尔，她的年龄虽然合适（IO岁），但是她已经上完了五年级，在秋季学期时就要上六年级了（到时候她就11岁了）o我觉得在孩子的年级上而不是她家的种族和社会地位上伸缩性强一点会比较好，所以我就招募了马歇尔一家。[13]因此，最后的家庭取样包括从下里士满和斯旺来的9家，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3家。鉴于在别人家里做观察是一件很打扰他人的事情，我对总体上能有6396的回应率感到十分满意（我邀请了19家，得到了12家）o我发觉招募家庭的过程压力特别大。很多人都杯疑我能否真的进入别人家里去实地观察。他们告诉我，家庭——尤其是从学校选的家庭，而不是朋友的朋附录一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261友——是从来都不会同意参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招募方式都是先送出一封信然后再打电话追踪一下。在打电话之前，我会在地板上来回焦虑地踱步，我的心也会怦怦直跳。即使在我清除了第一道障碍之后，我还会觉得第一次见面签书面应允书以及安排家访都很可怕。但在和每个家庭的谈话中，我都会尽力表现得积极向上，舒服自在，并心情愉快。我强调说，不像电视节目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家庭生活是很有难度的，照顾孩子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我解释说，我和研究助理们都习惯了大声嚷嚷和乱七八糟的房间。我还强调，我想描画出一幅真实的家庭生活图景，我还讲了自己长大成人的经历和与兄弟姐妹打架的事情。当然了，不管我的话多么的有说服力，有些家庭还是没有参加。有些在拒绝我的时候解释道：“我们家并不完美。竹那些确实同意参加的人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采访中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想“帮助我们竹，而且我们出了350美元来弥补家访给他们带来的不便，这也使参加调研显得更有吸引力。【14]我相信，这笔钱对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家庭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两个接受政府援助的家庭就拒绝参加。我个人估计，尤萁是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孩子们是我的强大同盟。在采访阶段，我相信，孩子们熟悉我并似乎很喜欢我，这对获得他们家长的合作有极大的帮助。【15]此外，在我们请他们参加家访观察之前，家长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了解我们。招募家长参加采访然后再进行访谈的过程使我们有了很多次的接触，包括在访谈前一天的晚上打电话确认。访谈时间要持续90-120分钟，几乎所有的访谈都是在参加调研家庭的家里。我们带了从糕点铺新烤的酥皮馅饼作为对他们的答谢，在访谈结束后再寄给他们一张手书的感谢短柬。由于我们对两位家长是分别采访的，所以我们在与孩子的父亲做访谈时又重复了整个过程。【16)有可能是这样的：在那些同意被观察的家庭中，母亲们都对自己的角色有超常的安全感，没有吸毒的问题，通常也不担心会因为自己q坏一或_虐待一了孩子而有可能被“交给竹政府。虽然有些家庭（尤其是布林德尔～家）比别的家庭有更多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属于我们在这些学校观察到的各种家庭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由于并非随机取样，这些结果并不能推广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262 不平等的童年调研人员虽然我更愿意自己做所有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需要有人帮助。第·一年的时候，有四个学生帮我做调研——三个白人女生和一个非裔女生。这些学生和我一起采访了调研中的88位家长并对超过半数的家庭进行了观察：布林德尔、卡罗尔、德赖弗、汉德隆、欧文、塔林格和扬内利。在学年末，当这些学生走了以后，我雇用了两个研究生，一个非裔男生和一个白人女生0 1994年夏，他们观察了泰勒、麦卡利斯特和威廉斯家0 1995年夏，有四名研究生帮我做调研：一个来自人类学系的非裔女生，两个来自社会学系的白人女生（其中一个头，一年夏天在此做过助研），一个来自心理学系的白人男生。这些研究助理观察了格里利和马歇尔家，并完成了对威廉斯家的观察（见表C9）o作为人种学研究公认的真理，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决定研究这个课题的原因上和我们眼界所能看到的东西上。在调研期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孩子。坦率地说，我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动力就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家庭内部的运作6我小时候很渴望生活在一个“正常的_家庭里。我父母不同寻常的、甚至是古怪的性格让我遁应了多变的家庭生活。【17]虽然我对世上存在着正常家庭的幻想已经从此淡去，但是我童年时代的经历却塑造了现在的这项研究。我父母在他们的每个孩子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对读书的热爱、一种幽默感、一种不墨守成规的灵气和一种坚持不懈的人格。没有这些品质，我就不可能这样顽强地坚持下去，努力为我的自然主义观察招募参加的家庭。然而，最重要的童年馈赠就是，我不会因为在那些孩子家里会听到大声叫嚷，能看到酗酒，情感动荡和体罚惩戒而感到不舒服。我发现，这种对多种多样的家庭互动都感到舒适自如的性格对这项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同样，对研究助理们来说，个人经历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例如，这些学生小时候家里对他们的惩戒方法就影响了他们对什么事情值得记录的看法，这些也从关于他们的实地笔录中反映了出来。有些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实地调研员对某些家长威胁要“打竹孩子而感到难过。一个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实地调研员对此就没有感到惊讶，但是他却对中产阶级孩子在每天与家长的互动中有多么的不尊重父母而感到震惊。和一个吭吭叽叽闹个不停的中产阶级4岁孩子在一起坐二十分钟车就让这位助研头都痛了，而且还让他感到很厌恶（“我真想踢他妈妈附录一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263的屁股，因为她就这么让这孩子闹下去……到底谁是家长啊？竹）o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调研人员找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升家庭，有些家庭也发现了他们_最喜欢的一调研人员。然而，总的来说，不同调研人员记录下来的实地笔录还是很相似的。我相信，这是因为有些事请对研究小组里的所有人来说都很“鲜明”o而我在调研人员之间达成理智整体性这方面也是有意特别严格要求的。每个星期全组都要开会．正在家访观察的小队，每个人每周也都要再开会。在很多次实地访察之后，我都会和研究助理们在电话上谈很长时间来讨论他们当时应该把什么信息写入实地笔录。实地调研员们都觉得这项研究很不同寻常而且也（通常都）很有趣。和我一样，他们喜欢了解那些家庭。而在实地进行观察又总是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需要真实可信，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中立。有时候一些小策略是有帮助的。比如，在家访有婴儿的人家时（布林德尔、德赖弗、麦卡利斯特和扬内利），我通常都会请求他们让我抱孩子。我本身喜欢抱着婴儿，这样做也可以帮助我融人情景中。其他实地调研员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或谈论音乐。尽管如此，实地调研的某些方面又确实需要我佃抑制自己的想法和喜好。例如，我没有表达自己对一些家长的政治观点所感到的愤怒．我还假装喜欢他们给我吃的所有食品，甚至是我极其不喜欢吃的东西。研究助理们也同样严格地监控自己的言行。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实地调研让我们心力憔悴。一个研究生是这样总结实地观察有多么令人疲累的：“我记得有一天真的是糟糕极了。那天我上午去了麦卡利斯特家，下午去了塔林格家。我的头痛得很厉害，有很多天都精神恍惚，我忽然意识